五、台民“誓不服倭”

中日甲午战争是否到马关议和就该划上一个句号呢？不。因为在祖国的宝岛台湾，爱国的绅士、将士和民众继续在进行着英勇的反割台斗争。

如人所知，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福建省厦门市隔海相望。那里气候温暖，土地丰腴，物产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这一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居住在那里的高山族人和汉族人都是“龙”的传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古地理名著《禹贡》中就称台湾人为“岛夷”，后来遂称该岛为“夷州”。自三国始，大陆不断有人浮海东渡，特别是福建漳州、泉州的闽南人，广东潮州人和嘉应州的客家人屡屡来到这块丰腴的土地上。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诱人的宝岛。为了谋生，他们在这里开拓家园，并且与当地土著居民融汇在一起，把大陆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世代延袭下来。他们称大陆为“唐山”，丝毫不忘他们的祖籍在大陆，且引以为自豪，但可悲的是，对这一宝岛早已垂涎欲滴的日本侵略者在马关议和中要求清廷将其割让给它，而腐朽的清王朝竟以“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 “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满足了日本的贪欲。于是，《马关条约》中第二条载明：中国将台湾全岛所属各岛屿永远割让给日本。

这真是奇耻大辱！4 月 17 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割台的恶讯传到了台湾。全台民众，“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遍于四野。”这一坏消息恰似利剑一样刺进了台湾人民的心窝。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爱国之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第二天，亦即 4 月 18 日，台北市马上出现了“鸣锣罢市”，势将哗变的情势，丘逢甲等爱国绅士还联名致电清政府，哭诉“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共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死后，再言割地！”其时，在京的一些台吏、翰林、举人也纷纷联名向都察院递呈：今闻“有割弃全台与倭之说，不胜悲愤！⋯⋯数千百万生灵皆向北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又说：“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面对如此“哭声达于四野”的感人场景，任何一个有良知人都难以无动于衷。受当地爱国绅士及民众反割台情绪的影响，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也不得不多次致电恳请清廷：“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又说：“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

然而，无论是百姓哭于市，还是爱国绅士屡加痛陈，都不能使清廷回心转意。总理衙门的重臣们竟电告唐景崧：“割台系万不得已”，“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回答呀！

“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直。”尽管清政府出卖了台湾，愧对台民，但是，一种失去父母之邦的危机感，驱使丘逢甲等

爱国绅民挥毫写下血书，表示“誓不服倭”，并再次抨击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安心弃我台民！”由于台民意识到通过朝廷“事难挽回”，只好向总理衙门郑重声明：眼下台民犹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易极”，既然“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湾士民自发的抗日斗争就此轰轰烈烈展开。而日军也悍然开始实施割台的入侵。进犯的日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是总督府直属部队，由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海军大将亲自指挥，合计 12348 人；一路是

近卫师团，由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率领，合计 15769 人。

6 月 3 日下午 5 时左右，部分日军突入基隆市街。唐景崧闻此消息，犹为惊弓之鸟，遂于第二天竟弃前方将士于不顾，携巡抚印自台北逃往淡水，接着又乘德船鸭打号内渡厦门。丘逢甲闻讯后，痛斥唐景崧“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唐景崧一逃，台北一片混乱，日本军队乘虚而入，于 6 月 7 日拂晓占领台北。丘逢甲见势难支撑，遂与林朝栋离台内渡。临行前，丘逢甲曾写下满腔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其中“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卷士重来未可知⋯⋯海上谁来建义旗”等句，寄托了台湾回归祖国的无限热望。

就在台北官僚伸士们纷纷内渡潜避之际，台中、台南人民浴血奋战在抗日最前线。6 月 11 日，亦即日本近卫师团集结于台北城的同一天，台中义军首将吴汤兴在新竹城外誓师抗敌。吴本是苗栗秀才，早在日军来犯台湾前，他就曾写诗云：“闻道神龙片甲残，海天北望泪潸潸。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台北失陷前，他任台湾府义军关防。此次列营祭旗，他发誓“是吾等效命之秋也？”。各路义勇和清军诸营为他的献身精神和抗战决心所感奋，纷纷表示誓死御敌，因吴汤兴义军大都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故又称“新苗军”。誓师后，新苗军便在新竹城北 25 里的大湖口扎营，以狙击南侵日军。

当时，南侵日军分两路向前推进。一为东路，循山路行进，经大科崁（今大溪）至龙潭坡（今龙潭）；一为西路，循官道行，经桃仔园（今桃园）、中坜、安平镇（今平镇）、杨梅坜（今杨梅）至大湖口。为狙击日军，吴汤兴也将义军兵分两路。他亲率西路军截击西路敌人，手下强将徐骧率队狙击敌东路军，吴汤兴率领的西路军自大湖口出发后，探明了敌人的行进路线，在途中设下埋伏。6 月 14 日，“西路日军适至，相遇，各开炮火。日军恃众，惟发排枪，弹如雨下，鲜命中。吴军多山民，善狙击，弹无虚发，日军仆者相续，遂大败退”。

日军原以为义军不过是乌合之众，不难一举荡平，没想到在新竹城外遭到如此大的败绩，因此，再也不敢慢怠了。6 月 22 日上午 11 时，日军阪井支队又进至新竹城下，他们先以机关炮队发炮掩护，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吴汤兴义军“非素练，又苦饷械不继”，虽奋力抵抗，毙伤敌人 14 名，但终因

抵不住日军的猛烈轰击，牺牲 50 余人。为避免过多的伤亡，只好暂时撤出城外。11 时 45 分，日兵攀城墙而入，打开城门，大队拥进城内。

新竹虽然失陷了，但义军在狙击中的英勇表现，却使某些没有内渡的地方官员又看到了守土保国的希望。他们在台湾知府黎景嵩的召集下，召开了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官绅会议，筹款守御，并开设筹防局，招募土客兵勇 7000 人，取名“新楚”军，以当地守军分统杨载云（又作杨紫云或杨再云）为统领。于是，新苗与新楚两支义军顿时活跃在台湾中部抗日斗争的

战场上，使侵台日军被牵制在台北、新竹间达二个月之久。杨载云、姜绍祖等志士先后为祖国捐驱，在保卫台湾神圣领土的战斗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 8 月初到 9 月下旬，台湾义军的抗日斗争进入更艰苦的阶段——台中

地区保卫战。

在 8 月 13 日狙击日军进犯苗栗的战斗中，黑旗亲兵营管带袁锡清和帮带林鸿贵“身先士卒，屡冲敌锋”，不幸连中数弹，“鲜血洒鞍辔”，双双阵亡。

在 8 月 28 日彰化城东八卦山战斗中，吴汤兴手持短枪，足登草履，大呼杀贼，毫无惧色地血洒疆场。吴汤兴牺牲后，在他处督战的统领吴彭年见八卦山竖起日旗，马上勒马亲率黑旗军七星队 300 人回救。行至山下，山上敌弹击中吴彭年，他虽奋力向前，终不支而壮烈殉国。后来，有人作诗《哀季子歌》悼念他云：“巨炮雷轰力劈山，榴弹雨下响匉訇，身中数枪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樱。血溅衣襟溘然逝，凛凛面色犹如生。⋯人居世上谁无死？泰山鸿毛权重轻。”

日军在台中地区得手后，又马不停蹄地水陆并进，夹击台南，⋯⋯

10 月 19 日，日军对台南最后一道防线曾文溪发起攻击。义军首领徐骧协同黑旗军在此力战扼守。当敌炮击中徐骧时，他竟跃起而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徐骧殉国后，总兵柏正材也随之阵亡。

台南是 10 月 21 日失陷的。尽管一个星期后，也就是 10 月 27 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桦山资纪未免高兴的太早了。因为后来的史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台湾从未真正在日本占领军的铁蹄下“平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