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血染旅顺口

果然，1894 年初夏，中国落入了日本预谋的所谓“代为戡乱”的圈套。此前，朝鲜当局向清政府乞援，要求派兵镇压东学党人领导的农民起义。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浚按照东京指示，诱劝请朝驻朝鲜通商大臣袁

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声言日本无意干预此事。

值时，负责中国外交的李鸿章信以为真，遂于 6 月初派兵东渡赴朝。日本获悉北京的情报后，马上以书面形式通过了出兵朝鲜保护使馆和侨

民的决定。6 月 5 日，又正式成立了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司令部长等参加的战时最高指挥机关——大本营。因此，当清军协助朝鲜当局扑灭东学党起义时，已有 8000 名日本兵出现在朝鲜土地上。

7 月 23 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昰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

7 月 25 日，亲日的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

同日拂晓，中国军舰“广乙”、“济远”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遭到日舰突袭。中国租用运兵的英商轮“高升”号被击沉，遇难的中国士兵达700 余人。

月 29 日，日军再次袭击驻扎在牙山东北成欢驿的中国军队。
月 1 日，清廷被迫下诏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也下诏宣战。至此，

日本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便由不宣而战转为正式开战。由于这一年按中国旧历年是甲午年，这场战争就以甲午战争之名载入史册。在日本，则被称为日清战争。

双方宣战后，尽管清政府频频调兵遣将，但日军仍按其既定方针，光是平壤冒险成功，接着挑起黄海大战，遂后便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相继攻陷全州、大连湾、旅顺口、九连城、海城、威海卫，直至 1895 年 2 月全歼北洋海军，4 月 17 日威迫清廷议和代表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

战争结束时，日本侵略者像屠夫似的带着中国的血和肉狂笑着去了。清朝统治者，尤其是慈禧一伙似乎只觉得虚惊了一场。而中国人民，特

别是那些饱经战火摧残的人们，则永远记下了日军犯下的暴行。血染旅顺口，可谓日军滥杀无辜的一个缩影。

那是 1894 年 11 月 21 日，日军攻陷了旅顺市区。面对上自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嗷嗷待哺的婴儿，这些丧心病狂的入侵者，竟兽性大发，进行了四天三夜的野蛮大屠杀。

许多目击者记下了当时的一幕幕惨景——

有位叫艾伦的英国海员在《旅顺落难记》一书中这样描述道： “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

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日军很快地遍布了各街，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而且遇见成群的杀人凶手的危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我一再地目击日本兵的残杀行径，并屡次看见他们用排枪向胡同里扫射。”

“在一家钱铺柜台的木栅栏尖上，插着无数人头。地板上的血有三寸厚，尸体重重叠叠。更残忍的是，日军将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活活钉死在墙上。那零零星星的手、脚、头，到处都是，日军还把许多逃难的中国人逼到大坞后面的水泡子里，然后用洋枪打，刺刀捅，尸体一层层，水湾子变成一片血

海。”

“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尸体堵住了。死者大部是城里人。”

艾伦的这段记载，今天读来仍令人发指！

一批西方新闻记者，如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等也是日军屠杀的目击者。克里曼在 11 月 24 日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颇为著名的通讯中写道：

“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日人谓枪弹由窗及门放出，尽是虚语。日兵并不欲生擒。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此虽谓之战，惟不过野人之战而已。⋯⋯日本统师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

除新闻记者外，还有一些欧美的武官也记下了屠杀的场面。美国海军上尉欧伯也在给该国政府驻日公使谭恩的报告中写道：

“我亲眼看见一些人被屠杀的情形。这些人本来是可以作俘虏的，他们不但没有抵抗，而且显然是没有武装的，⋯⋯我又看见一些尸体，双手是绑在背后的。我也看见一些被大加屠割的尸体上有伤，从创伤可以知道他们是被刺刀杀死的；从尸体的所在地去看，可以确定地知道这些死的人未曾抵抗，我看到了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专为到各处看可怖的情况才发现的，而是我观察战事的⋯⋯途中所看到的。”

英国《泰晤士报》也根据其本国武官的报告和记者的报道，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

就是包括某些日本人也留下了本国军队大屠杀的自供。一个名叫向野竖一的日谍在 11 月 19 日的日记中记述到：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十兵路过民家，见“有士人二”，“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山地元治）见此景⋯⋯表示今后不许轻易对外泄漏”。旅顺大屠杀后不久，向野还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他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剪除之命令。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旅顺口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

那些旅顺大屠杀的幸存者，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有位叫苏万君的幸存者在数十年后悲愤地回忆道：

“甲午战争时，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把中国同胞抓到后，用绳索捆绑起来，逼到大医院前砍头后，把尸体推到大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了一片血海。当时西大街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尸体，⋯⋯日本帝国

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一个参加过抬尸的水师营老人王宏照描述说： “一天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走。看见旅顺家家户户

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上，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都铺满了。”另一个被日军强迫收埋过死尸的老人鲍绍武也说：

“日本兵侵入市内，到处都是哭叫和惊呼声。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当时我躲在天棚里，听到屋里一片惨叫声，全家被杀了好几口。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

日军在旅顺四天三夜的野蛮大屠杀，当时就遭到世人的谴责。《世界》杂志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就连起初支持日本的英国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也在其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书中抨击道：“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国际舆论的压力，确使日本政府有点惊慌。为了欺骗世人，陆奥宗光曾就旅顺大屠杀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一方面为日军的暴行辩护，说什么外国记者关于旅顺惨案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一面又谎称“旅顺陷落时，中国士兵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把自己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化装的兵士。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在所见的尸体上，差不多里衣全都有一些军服上的东西。”陆奥宗光的这个声明当然是不能掩盖其罪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