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蓄谋已久的野心

1895 年 4 月 20 日，当北方的春天仍被黄尘风沙笼罩着的时候，李鸿章回到了中国。他自大沽乘马车返回行辕天津途中，望着身后滚滚的黄尘和路旁被呼啸的北风吹得摇摇摆摆的柳树的刹那间，不禁百感交集。“卖国贼！” 一想到这个不光彩的字眼，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他甚至不敢进京述职， 只得让随员杨福同星夜赴北京送约本至总理衙门，并代他请了 20 天假。

按照国际惯例，李鸿章虽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但正式生效，还须由清廷最后批准施行换约手续。对于要不要批准换约，清政府内部几位决策人士在御前会议上又争论了一番，因实无良策，遂派伍廷芳和联芳赴烟台完成这一手续。5 月 8 日晚，当时钟指向 10 点时，伍廷芳与日方代表伊东在顺德饭店互换了条约文本。至此，一场生与死的搏斗以中国的屈辱降下了帷幕。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自 1840 年以来，中国先败于英国，继又屈服于法国、俄国和美国，如今“弹丸岛国”日本也迫使中国吞下这一苦果。如果说， 有感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部分国人以为中国败于英、法还情由可原的话， 那么，同种、同文、同洲的日本——昔日向为我鄙视的“岛夷”、“弹丸岛国”竟让我华夏大丢其脸，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了。

不过，感到突然也罢，难以理解和接受也罢，这毕竟是事实。而对日本来说，则是实现了蓄谋已久的野心。

本来，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状况差不多，而且准确地说，中国在不少方面领先于日本，一直扮演着老师角色。但自近代以来， 中国逐渐堕入半殖民地深渊，日本却经过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成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

明治维新虽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但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存在，使资本赖以生存的国内市场变得狭小；政府想大力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又苦于缺乏雄厚的资本。另一方面，新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使濒于破产的下级武士陷于绝境。他们的不满与日俱增。倘若找不到妥善的安抚办法，武士们有可能发生叛乱。为解决这些难题，明治政府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究竟向哪儿扩张好呢？还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个叫吉田松荫的就曾向幕府建议：在对外方面“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用朝鲜和中国的土地作为补偿”。胜海舟和山田方谷也向幕府建议：“转内讧为外征，把士气转对外。”这些人的扩张言论，给刚刚诞生的明治政府以很大影响。其实，说穿了，

这些建议，也正中维新政府的下怀。明治天皇在继位时的《御笔信》中就明确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更何况，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开国元勋又都是吉田松荫的门徒。伊藤博文在吉田讲学的村塾中曾题诗道：“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 多是松门受教人。”

就在这一年——明治初年，日本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明目张胆地宣称“为了征服中国，我们必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必先征服中国。”随后又将这一构想具体化，强调在实战中以夺取朝鲜作为“渡满洲的桥梁”，以占领台湾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基地。

打这以后，明治政府对中国、对朝鲜这盘棋的着法，都是围绕着这一野心投子的。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人也懂得这个道理。1872 年 9 月，日本当局派遣池上四郎、武市正干等人到中国来从事间谍

活动。他们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往奉天“旅行”。当时清政府地方当局对他们的行踪感到可疑，始终派人尾随加以监视，并一再盘问他们来华的目的。他们总是以“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贸易，参观来了” 来搪塞。涉及政治问题时，就以“我们是商人，什么也不懂”来遮掩。尽管清朝地方当局对他们进行监视，但他们还是获得了不少重要情报，如辽河几月几日开始封冻，何时人马可以从河上往来，何时解冻等等。在他们回国后写的报告书中还有这样的内容：“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 “常备军几乎徒具虚名”，“经过几年支那肯定土崩瓦解”。

第二年，海军少佐桦山资纪和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也来到华南，企图对台湾进行侦察。只是由于清朝地方当局警戒甚严而未得手。不久，福岛摇身一变，成为驻福建厦门的领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日本画家安田老山。安田正在向中国名画家胡公寿学画，漫游于闽浙山水间。在安田的掩护下， 福岛潜入台湾，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进行了实地勘测。

1886 年日本参谋本部又派遣服役中的陆军中尉荒尾精来到中国。荒尾脱去军装，化装成平民，乘轮船混入上海。在上海他首先拜访了经营眼药水和杂货的乐善堂上海分店主人、著名日本商人——岸田吟香。岸田侨居中国 30 年，结交了一大批朋友，成为沪上名人。在岸田的帮助下，荒尾在汉口开办了一处间谍机关——乐善堂分店。表面上，那是一家中西风格二层建筑的百货商店，内部却紧张地干着搜集中国情报的勾当。

随着日本当局对中国情报的强烈要求，在华情报网也逐渐扩大。不久， 荒尾又在湖南、四川、北京设立支部。为了便于侦察，他们从装束、发辫到语言都仿照中国人，并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流窜到中国内地各省。

据说，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已通过在华间谍，对清军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他们还绘制了包括朝鲜、东三省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地形详图，上面标明着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有一个叫波纳尔的欧洲人曾经获得一份这样的地图，他后来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人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 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和派遣间谍相比，日本当局更注重在国内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1878 年12 月，政府撤销了受内阁统辖的“参谋局”，代之以不受内阁控制而只从属天皇的最高军事机关“参谋本部”。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表明日本已下了同中国和朝鲜开战的决心。

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调查中国的军备和地理。1880 年正式编成《邻邦兵备略表》六册。该部部长山县有朋在进呈时，竭力鼓吹以打败清政府为主要目标，并强调充实军备是当时“燃眉之急”。

1887 年参谋本部又拟定出《征讨清国策》。计划一旦战争爆发，以大部分兵力进攻北京，以部分兵力占领长江流域的战略要地来阻止江南清军北上救援。如能战胜中国，那么，包括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十里左右之地，均划归日本版图；另外还将中国的其余地方，分割为东北、江南、华北、青藏、内外蒙、甘肃、准噶尔等几个小国， 分别附属于日本。

就在这年 3 月，明治天皇还特颁了“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的

敕令，除发行 1700 万日元海军公债外，又拨内币 30 万，赠给海军，充作造船之用。伊藤博文也号召“爱国志士”以天皇为榜样，进行捐献。在他的鼓动下，半年内得到海防捐款 203 万日元。

1892 年 7 月，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率领“定远号”、“镇远号” 到日本横滨访问，并在舰上招待了一些日本议员。参加过当时招待会的法制局长尾崎三良后来这样写道：“‘定远号’放出小艇迎接，先登‘定远号’。丁（汝昌）、李（经方）两人在舰门迎接来宾，一一握手。随即由向导带领巡视舰内上下各室。巨炮四门，直径 1 尺，长 25 尺，当时尚为我国所未有。⋯⋯

舰内清洁，不亚于欧洲。中午 12 时进午餐，下午 1 时半离舰辞别。此时，鸣

礼炮 21 响送行登陆。同行观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看来，这件事对日本当局的刺激不小。这以后，日本进一步加速军备整顿。1891 年 11 月，陆军少将村田经芳把以前的单发枪改进为连发枪。1892 年，军费开支竟占国家总预算的 11％。1893 年 3 月，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发明了高性能火药。

据消息灵通人士观察，到 1893 年底，日本已完成了扩军备战的一切准备。海军包括松岛号等大型装甲舰和巡洋舰共计 28 艘（另有鱼雷艇 24 艘）， 6 万吨位。当役陆军和后备共达 22 万人。战时大本营也于 5 月 19 日正式成立。伊藤博文的密友、英国《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看出，日本在军事上一切准备就绪，单“就弹药而沦，它所储存的数量，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

有位美国外交官说过，和富绕广阔的中国相比，日本酷似一个囚笼。日本当局这头恶兽要跳出“囚笼”到广阔的大陆觅食，当然渴望得到本国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为此，当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在 1890 年隆冬所作的施政演说中公然抛出了“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侵略理论。他向议会说，日本必须在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再划一条“利益线”。所谓“主权线”就是指日本本土，所谓“利益线”就是指中国和朝鲜。他指出，“在当今纷争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由于他的煽动，东邦协会、东洋俱乐部、殖民协会等一批以向大陆扩张为职志的军国主义团体相继在日本出现。

本来，一般日本国民对中国“丝毫也不抱有憎恶之感”。但由于日本当局有意制造所谓“忠君爱国”、污蔑中国人的气氛，不少日本人开始鄙视中国。一位身临其境的日本国民后来回忆道：那时的学校到处喊忠君爱国，侮辱中国人的口号。“用金色的封皮刻有菊花纹章（象征着日本皇室）的小册子，原是赐给军人的敕谕”，从那时起“从小学开始就赠送给每个学生”。尤其是“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我们认识了日本人的价值。不，与从前相反，是把日本人看得过于高贵了吧。”

1894 年 3 月 27 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写信给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政府若不作出某种使人心为之一振的事， 则无法使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原来，伊藤首相与议会的关系陷入僵局， 议会将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伊藤内阁面临着总辞职或再度解散议会（已解

散过两次）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中转移出来”，一批执政的军国主义分子“宁愿欢迎对华战争”。陆奥宗光曾担心“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但恰在这年 5 月间， 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对伊藤、陆奥这些人来说，仿佛是“欲渡河而船来”，于是故意揪住不放，照陆奥宗光的话说，“索性使两国（中日） 关系破裂，一变阴天，使降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