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败后的屈辱

这是 19 世纪末震惊世界的一幕。

1895 年 3 月 24 日，日本广岛马关春帆楼附近。

这天下午 4 时 15 分，中国的全权议和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结束第三次谈判，自春帆楼乘轿返回寓所途中，亦即 4 时

30 分，一名暴徒突然冲到轿前，乘轿夫卫士尚未反应过来，“砰”一声，一粒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李顿时血流满面，一度不醒人事。受害者虽然没有死，但不得不通知日方“不能出席定于次日开的会议”。

一个外国使臣被所在国的国民刺伤，实在是一件丑闻，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政府也极为狼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担心发生意想不到的危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动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假如“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按理说，清廷和李鸿章本人应充分利用这一事件压制日本争取外援，以

“酿成国际异变”。可悲的是，中方没有这样做。

在李鸿章受伤前，日本的策略是，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对清使进行恫吓和要挟，一方面仍然派兵攻打中国的澎湖，以加重谈判桌上的筹码。清廷恰恰最怕的是战争继续打下去，因此，迫切希望早日停战，一切回到谈判桌上来， 行刺李鸿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顾及其他列强干涉，以退为进。伊藤、陆奥亲临病榻慰问李鸿章于前，天皇降诏严惩凶手于后。尽管李鸿章看出日本“上下礼谊周至，不过敷衍外面”而已，自己却压根儿没打算中途退出谈判，以示抗议。3 月 28 日，当陆奥再次亲至李鸿章寓所，通知日方已允诺停战时， “绷带外面仅露一眼”的李鸿章，竟“露出了十分高兴的神情”。

就这样，日本担心的一场风波，化险为夷了。谈判继续进行。

4 月 1 日，伊藤拿出了和约的底稿。李鸿章看后为之愕然。他没想到日方的贪欲竟这么苛刻：要求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要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要求中国赔偿日本军费银 3 万万两；要求缔结新的

通商行船条约，开放北京等 7 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造，并能输入机器等等。

尽管是全权大臣，李鸿章也不敢作主吞下这个苦果。他明白，签字后的条约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为了让每一个字都让皇帝知道， 李鸿章在即日傍晚就将约稿电达北京。

伊藤等得不耐烦了。4 月 6 日，他发出照会，催促李鸿章、勿再延缓”， 尽快对日方约稿作出明确答复。

李鸿章又电告北京：“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 其时，清廷决策层人士对日方约稿仍态度不一。

皇室要员，当时的外交机构——各国总理事务衙门的主管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主张割台保奉，尽快议和。

帝师翁同龢力言“宁以款偿，不可割地”，与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 发生龃龉。

光绪皇帝从感情上是倾向翁同龢的，但究竟采纳谁的意见，一时作不出

抉择。4 月 7 日，只好让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奉天和台湾，“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

明眼人看出，这封语意含糊的电旨，暗寓“极尽驳论尚不能”时，可以弃地。

日方截获了这份密电，完全摸清了中国的底牌。4 月 9 日，李鸿章将和约修正案交给日方。

4 月 10 日下午 4 时 15 分，中日全权代表又在春帆楼开始第五次谈判。闲谈片刻后，伊藤拿出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澎湖，赔款 2 万万两，并蛮横地告诉李鸿章：日本“已让至尽头”， 中国“只有同意不同意这两句话！”

李鸿章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伊藤“悍然不顾”，进而威胁说，中国若不同意，日本决意再战，眼下广岛已有六十只船舰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中国全权大臣一旦离去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不能保证。”

会谈到 6 时 30 分结束。

回到寓所，李鸿章马上急电北京，说自己已“力竭计穷”切盼皇帝降旨明示。

次日，伊藤又致函李鸿章，声称昨日所交和约条款，“实为尽头”，“中国或允或否，务于四日内告明。其四日限期，系从昨日算起”。

4 月 12 日，焦急中的李鸿章盼来了北京的回电。光绪指示他继续与伊藤“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台之半”，但辽东半岛的“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若实在无法商改，同意“即与定约”。

4 月 13 日，李鸿章连复三电，强调日方“词气极迫”，已没有回旋的余地，要是不按时定约，京师难保。

到此刻，清廷彻底打消了讨价还价的念头。4 月 14 日，光绪回电李鸿章， 说原希冀争得一分之益算一分，现在既然难以商改，就遵旨与之定约吧。

大概是出于履行皇帝能“争得一分有一分益”的指示的考虑吧，李鸿章在 15 日进行的第六次谈判中，又不惜费尽唇舌，向伊藤苦求将赔款从 2 万万

两减至 1.5 万两或 1.75 万两，并希望以“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作为一个外交官，李鸿章这种举动，不免有点失态。

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整，中日和议第七次会谈，亦即最后一次会谈又在春帆楼开始。实际上，这次会议“不过是举行一种签字仪式而已”（陆奥语）。 11 时 40 分，当李鸿章和伊藤分别代表本国在和约上签完字时，伊藤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根据这个和约，中国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银 2 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征得免征一切杂税⋯⋯

这就是割我沃土、索我巨款、毁我经济的《马关条约》（又名《春帆楼条约》）。仅赔款一项，就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收入的三倍，相当于北宋政府向辽、金缴纳的“岁币”的一千倍。它却大大滋养了日本。据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透露：“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 8 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 1.5 亿日元滚滚而来，

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它是一个罪恶的里程碑！

打这以后，中华民族就进一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事既至此，李鸿章作何感想呢？他会认为这一灾难是由他个人造成的吗？他会自责吗？

还在东渡日本之初，他就意识到这是一项屈辱的使命，是一项“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咒骂，也许还要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证明，这次交涉确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打地无余”。当画押的消息传到京都时，内至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至直省督抚、一般士大夫，“莫不交章谏阻”，把一腔怨愤倾洒在李鸿章一人身上，形成一种“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面。

人们的指责公平吗？李鸿章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李氏一个人——时人的意气显然多于冷静的分析。

要知道，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使臣。战败国在战场上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在谈判桌上挽回的。在谈判桌上，李鸿章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到头来还是饱尝了种种屈辱。他是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才被迫吞下这个苦果的。

其实，这个苦果早在李鸿章出使前，日方就给准备好了。签字画押的罪名不是由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吞下，就会由另一个使臣来吞下。可历史老人， 偏偏让李鸿章充当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不是么？

本来，清政府起初是派遣张荫桓和邵友濂赴日乞和的。那是 1894 年隆

冬，当清廷意识到打了五个月的中日战争已威胁到京都的安全时，遂于 12

月 20 日作出了这一决定。

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双方若开始和谈就应实行休战。清政府也满以为和谈一开始，双方即可停战。可日方却通知中方：停战时间“须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

对于日本这种违反国际惯例的做法，软弱的清政府竟屈辱地默认了。 紧接着，清政府要求日方提供谈判代表的名单，不料日本又我行我素，

一口加以拒绝。此事连从中调停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也感到未免过分。他说： “显而易见，日方的这种做法是想继续侮辱和打击中国，并以使中国丢脸而为乐”。

1895 年 1 月 26 日午夜，亦即旧历春节那天，张荫桓、邵友濂等一行怀着颓丧的心情乘船离开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漂泊，1 月 28 日到达日本长崎， 30 日转神户，次日来到谈判地点广岛。

日本把广岛定为谈判地点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想把中国的代表孤立起来。这是一座防御工事非常牢固，并且有重兵把守的城市。中国代表一到那里，“将被监禁起来”。

在张荫桓一行到来的前一天，亦即 1 月 27 日，日本大本营连忙召集当时在广岛的阁员及高级幕僚，就两国媾和问题举行对策会议。刚刚上任的参谋总氏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司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的媾和条约

方案。明治天皇阅览后，立刻加以批准。31 日，又任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为日方全权代表。

正像美国人预料的那样，张荫桓一行在广岛的处境，果真恰似囚徒一般。中国书信往来，日人“先拆阅而后送”。首席代表张荫桓想往北京寄密电， 日方不允许。清廷来旨，也扣压不送。中国使节提出交涉，日方竟蛮横地回答：中方代表要想给国内寄密电，必须先把密码“书送交译”日方看后，“方可接递”。中方头等参赞官伍廷芳看到中国使节蒙此耻辱，不禁感叹道：“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

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中日和谈拉开了序幕。

2 月 1 日上午 11 时，中日两国代表会晤于广岛县厅。双方交换全权证书时，伊藤和陆奥“发现”张荫桓、邵友濂的全权证书中有“妥商一切事件”， 须“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的限制，遂断言清使无全权，拒绝进行会谈。其实，这种发难是没有道理的。所谓“全权”，伊藤和陆奥的证书也不完全， 明治天皇颁给他们的证书中也有“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 即便批准”的限制。可是，日本乐于过分扮演战争胜利者这一角色。在他们看来，随之而签订的一切条约必将是强迫的结果，先侮辱一下清使有什么不可呢？

日方虽拒绝了中国使节，但没有清廷的命令，张荫桓一行是不敢擅自回国的。然而日本又以屯兵为由，不准他们在广岛置留。张荫桓一行只得于 2

月 4 日沮丧地离开广岛，到长崎静候清廷指示。

“战事屡败，使臣被逐”，“中国体面安在？”慈禧太后在 2 月 6 日对枢臣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但是这个对内说一不二的铁女人，对外却怎么也硬不起来。考虑到所谓社稷大业，祖宗江山不致毁掉，唯有逆来顺受，继续忍受“挫辱”。于是，当日改国书，授予张荫桓、邵友濂具有签字画押的全权，并将“批准”二字也轻笔点出。

尽管如此，日本仍将张、邵拒之门外。2 月 9 日，日方通过美国人谭恩转电北京：“虽允可再开商和议，总须中国派从前能办大事有名之员，给予十足全权责任，方可再行开办。”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只好下令召回张荫桓和邵友濂。那么，改派谁为新的全权使臣呢？

还在张荫桓离开广岛前，亦即 2 月 2 日，伊藤就对中方谈判随员伍廷芳

透露：贵国何不派恭亲王奕和李鸿章来日议会？！恰在 2 月 17 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刘公岛、中国北洋舰队覆没的当天，日方又毫不掩饰地告诉清廷： 中国所派亲大臣，必须有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割让土地及与日本日后办理交涉能画押的全权。

正是屈服于日方的这些压力，担心王朝覆灭的清廷重新起用刚被撤职的李鸿章出任全权议和大臣。

李鸿章等人 3 月 19 日抵达日本马关后，次日便进行了第一次谈判。3 月

21 日又进行了第二次谈判。3 月 24 日刚结束第三次会谈，就发生了李鸿章被刺事件。

日本人为什么要行刺中国的首席代表李鸿章呢？凶手小山丰太郎在供词中宣称：“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是意味着日本的耻辱，日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看来，他行刺李鸿章，是旨在阻止和谈，使战争继续打下去。

小山丰太郎的这种歇斯底里症在日本决非孤例。当时日本国内希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人是相当多的。尤其是在军队内部，主战的空气甚浓，有人狂言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在日本将领所写的诗中，多有“燕京从是几行程”、“何时轻骑入燕京”的侵占北京的诗句跃然纸上。 2 月 21 日，当李鸿章要日方停战的要求被拒绝后，日本报纸马上反映出继续扩大战争的调子。诗人山田松堂写道：“三军万里向天津，正是东风桃李辰。星使乞和和未就，燕京将属于中春！”

由此可见，即使在议和的日子里，日本仍被那种“须有瓜分四百余州的决心”的扩张主义流行病笼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