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志在“经世”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晚年又号晚和，别署幸翁。清中叶时安徽省桐城县人。

桐城姚家的先祖居在麻溪，后世迁居县城，仍称麻溪姚家，自明朝时便已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清朝以来，姚家以政绩、儒学、文艺、义行等而闻名者有很多人。就近亲说，官至刑部尚书的名臣姚文然，是姚莹的七世祖；以“经学”名世、官至翰林院编修的姚范，是姚莹的曾祖；以学术文章称师表、被目为“桐城文派”主将的姚鼐，是姚莹的叔祖。

1785 年 11 月 8 日，姚莹诞生于桐城县内北后街的这样一个名门世家之中，兄弟排行居三。先世的声名显赫，虽然对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留下深刻的影响，但到他出世时，家境已趋没落。他祖父姚斟元，秀才出身，并未发达，终生在外教书或当幕僚（就是今天所说的秘书）。他父亲姚骙，虽自幼读书，却连秀才也未考上，只好继续教书为业。

姚莹家自祖父辈分居，所承祖产本来有限，祖父两代又无什么作为，家境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姚莹生时，家中尚有仆妇四人供差役；到他七岁时，便不得不将旧宅售出，租房居住，父辈再行分居；到他九岁时，连最后保留的一名女仆也只好裁减，家务都由他母亲操作；他十岁时，正赶上夏天发大水，屋内水深三尺，他母亲拖带孩子借浮板于水才幸免于不死，断炊之苦，更不在话下。

所幸他母亲张氏也出身桐城名门，为清初大学士名臣张英的曾孙女，虽也家道衰落，但自幼知书明理，志当贤妻良母，特别注重教育后辈成人，家境再艰难，也要培养孩子读书向上，即令为此而典衣卖物也在所不惜。姚莹自六岁开始从师读书以后，张氏不顾日间劳累，每晚必亲自检查他兄弟的课业，见有所长进则喜，若有所赖惰，必加体罚，即使老师原谅他们，她也都丝毫不放过。有时，姚莹兄弟没有机会读书时，张氏便亲任教师，不让孩子学业荒废。姚莹兄弟的《周礼》、《诗经》二书，便得自母亲的口授。等孩子开始学作文时，张氏又亲抄范文数十篇、唐诗百首为课本，督促学习。当姚莹苦读至深夜，伏案而睡觉时，张氏怜爱不已，常常故意借冬夜脚冷唤醒孩子，姚莹惊醒忙上床为母“捂脚”，“抱母足而眠”。真是母督子严，子爱母慈。

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先世的光荣，家境的衰落，生活的困苦和贤母的督教，深刻激励着幼小的姚莹，使他暗下决心：刻苦读书，发扬先德，重振家声，报效国家与社会，不负贤母的殷切期望。早年的生活坎坷，也使他对中下层社会的实际，具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养成了他后来为官时关心民间疾苦的宗旨与作风。同时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实心实意办事、不向困难低头的性格与志向。

21 岁那年，姚莹赴安庆参加府学考试（当时桐城县属安庆府）。因为盘费有限，只好借住在亲戚家。这位亲戚势力眼，对待姚莹十分不好。姚莹不堪羞辱，一气之下，便拔脚回家，待另作经济准备，再参加下期考试。科举时代，应试是读书人的关键时刻。姚莹竟宁可放弃，而不受窝囊气。从这里不难看到他个性的一个侧面。

他回家后，正逢叔祖姚鼐在家，见他提前回来，十分奇怪，便问他何故如此。姚莹只好实说。叔祖闻言，既赞许这个侄孙的志气，又不忍他失去这

次考试的机会，便拿出银两资助姚莹赶去应试。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补为府学附生，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他父亲，成了秀才。回家后娶妻方氏，也是桐城名门之后。隔年，也就是 1807 年秋，姚莹又去南京应“丁卯科”江南

乡试，考中第十八名，成为举人。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了他祖父。时年 23 岁。次年春天，又到北京参加“戊辰科”会试，考中第三十二名，成为贡士。继经殿试，考中三甲第十名，成为进士。在科举道路上，追上了他叔祖和曾祖。

喜报到家，知者无不称赞姚家继起有人，贤母心血没有白费。依当时制度，考取三甲的进士，即可等待有官位时授官。由于官位有限，一时难于轮上，久留北京，又开销甚大，非家境所允许，姚莹只好于当年秋请假回家省亲，及早结束了有生以来的首次北游。

无论是去南京参加乡试，还是去北京参加会试，都使姚莹开阔了心胸与视野，并因同年（同科考中者称同年）、师生（主考官为考中者的座师，分科试官为考中者的房师，考中者则为座师、房师的门生）、同乡（同省者为大同乡，同府、同县者为小同乡）、世谊（上辈有交往，后辈继之，为世谊）等关系，结识了许多新交，有的成为姚莹的终生知友，有的是令他终身不忘的知遇。在这些交往中，姚莹的器识与才能，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官场与知识界由此知道桐城姚家有个后起之秀姚莹。

考中进士，在当时固然是很风光的事，但那只不过是取得了任官的资格。在姚莹看来，距离实现他的抱负与理想甚远，并没有什么值得风光之处。他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呢？姚莹后来在《复李观察书》中，自称：“自束发读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虚。”这便是先儒极力倡导和知者推重姚莹的所谓“志在经世”，即以治理世事，利国济民为职志。

当时的风气是：一些人只为求作官而读书，因而对于官定的经义和“八股文”程式，用尽功夫，认为除此而外，再无学问，作官便是人生的终极价值；另一些人虽不为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所限，但受了清初“文字狱” 的影响而脱离现实，不问时事，一意考究古书、古物、古事、古义、竭其专深，号为“朴学”。姚莹正逢“八股”泛滥、“朴学”盛行，读书人奉为时髦的时代。当此之际，而“志在经世”，便是难得的“越俗”。由此出发，虽因科举考试而不能不留心于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但他却不为所囿，更博览群书，求其大义，着眼于有用，不斤斤于细琐，凡涉及治国安民的知识与学问，无不悉心讲求，反之，则不费精力去钻牛角尖。秉承家学，掌握要领；关心时局，不为空谈。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正确和坚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