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守土抗英

就在姚莹会同达洪阿整顿台湾的同时，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的禁缴鸦片烟活动，也进入了高潮。1839 年秋，英国兵船开炮挑衅，林则徐下令反攻，毁其数船。接着，福建洋面出现英船，与防海水师互相炮击，然后退去。关乎中国民族命运的鸦片战争，已在酝酿之中。次年，正式爆发。

对于禁止鸦片一事，姚莹旗帜鲜明地加以拥护，认为是“夷人数十年诡计，一旦为天朝烛破”。对于“严定吸食贩卖鸦片科条”，姚莹同样旗帜鲜明地加以拥护，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溃也”。对于“因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姚莹更立场坚定地加以支持，不但认为“此亦事势之必然者”，而且主张：“非有以大创之”，其必“未肯帖然就我也”、基于这种认识和立场，故早在广东开始禁缴鸦片不久。姚莹便一面奉令在台积极查禁，“获、办之案不少”，一面主动下令水师及各地守口各省和厅、县严密巡防，查勘、修整炮台，以防“粤东夷船窜入台洋”。

1840 年初，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除依公事，札询姚莹“所属地方与现任各官才具”外，又因世谊致姚莹世侄以“几近千言”的手书，征询意见。姚即于《复邓制府言夷务书》中，“披沥胆肝，慷慨陈词”，表明立场。

关于全局，姚莹强调御外、清内为“目前要务”。关于台湾防务，姚莹据“惟大鸡笼、沪尾、树苓湖（三口）最为宽深”，“夷”船可入，余皆浅狭，“夷”船难于施展，而提出其策略：“果无勾引之人，纵使夷船停泊，惟有调集水师，严防口外，地方文武督率兵勇，防堵口内，断其接济，是为要着。”而由于“内地舟师方亟，恐难兼顾台洋，设（敌）有来者，少，则击之；众，则坚守，以计破之”。

关于台湾驻军，姚莹则据实指出：“达镇（指总兵达洪阿）练兵甚勤，能爱惜士卒。惟台、澎洋面二千余里，非陆营所能为力”，台防“必责成水师”，使“达镇专顾地方，以免顾此失彼。”为加强“不足以攻击，惟可守口而已”的台湾水师，“不得不起王提军用之”，“但必假以事权，界水师听其调度，乃能得力。此非奏明咨调不可”。

所谓王提军，指得禄。王字义峰，福建嘉义（今台湾嘉义）县人。家世富有，武举出身。因募勇助官兵镇压林爽文起义，授水师营守备。后以历年平盗功，升为金门营游击。1802—1806 年，随李长庚镇压海上蔡氏集团，首先冲击，最为勇敢，而升福宁镇总兵。次年，调南澳镇总兵。不久，李长庚战死，由王及另一总兵邱良功分领其众。1808 年王升为浙江提督。不久，又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继与浙江提督邱良功合兵，最终平定蔡氏。王在福建任上，屡疏陈缉捕事宜，改定水师船制，对海防多有贡献。1821 年告病归乡，

人皆惜其去任。王以名将退休家居，自然成为岛上最有声望的人。在张丙等多次起义时，王均以在籍绅士输粮、助守，因而于 1838 年被晋封太子太保。

姚莹一向尊重王得禄，此次重官台湾后，更多次亲至王家访问，深知王仍时刻关心海防安危，素具爱国热忱，故欲借重王，认为把台湾水师交他统领，最好不过。因而他向邓廷桢建议起用这位“年虽七十有一，（但）精力甚强”的“老成宿将”。

事实上，鸦片战争中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守土抗英的基本谋略，均定于复邓廷桢书中。而邓作为总督对姚莹的全力支持，“不为遥制”，更使姚莹得到了放手进行的方便。

果然，经邓转向宣宗皇帝建议，奉旨：“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著该督飞饬该镇、道等⋯⋯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然而，达洪阿一向与王得禄不和，少不得又须姚莹从中化解矛盾，终令二人“不念前嫌，仍寻旧好”，共担重任。

这时，形势发展甚快。

继英将伯麦封锁广东海口，被林则徐的部下焚其鸦片船，烧溺多人，其野心未能得逞，英船北上骚扰福建，又为邓廷桢的将士击走之后，英船继续北上，陷定海、犯乍浦，已令朝野震动，而其继续北上直抵大沽口等地，更使宣宗皇帝的态度大为软化，而以“办理不善”革林则徐、邓廷桢职。改派琦善至广东查办。琦善至粤，尽撤林则徐所布置的海防，年底，与英人开始谈判。

转年（1842 年）初，宣宗皇帝以琦善与英人所议条件，所求过苛，概不允许，严令琦善“整饬兵威，相机进剿”，态度又硬了起来，而琦善早无海防可恃，经英船进犯虎门、陷大角、沙角炮台，威胁广州，更吓破了胆，竟答应英人条件，而以“拒守实难”，再次建议与英定约。宣宗大怒，即革琦善职，命奕山为靖递将军，发兵赴粤攻剿。奕山未能“请逆”，却传来了虎门炮台失守，广州为英军占领的消息。继而，英军又北上连陷厦门、镇海、宁波、余姚、慈溪等县。宣宗急命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督师。一年之间，败报频传，人心震惊。

在此期间，姚莹眼见局势急转直下，更加倍警惕，他亲赴各海口了解情况，添设炮台巡墩，雇募乡勇水勇，加强防御。沿途传见地方乡绅，谕令各庄团练壮勇，保证治安而防奸人勾引外敌。姚莹深知：“台湾不同内地，他处但防夷耳，台则兼防内乱也”。故对防务尤其谨慎小心，“颇费经营”。从他这一时期的连续奏报，可知其竭尽智虑，时时提高警惕的实情。对于时局的发展，姚莹更心怀忧愤地在《复梅伯言书》中指出：“夷人大局，一误再误，人所共知。莹以为畏葸者固非，而轻敌者亦未为是。⋯⋯莹职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他深知，当此形势下，英船的扰犯台湾乃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英军对台湾的进犯，先后计有五次，第一次发生于 1840 年 7 月。

16 日发现一只双桅英国船，由西驶至虎耳门外马鬃隙深水外海面上行驶。姚莹、达洪阿知道后，立即商量封住港口，派兵加紧巡查附近海口，妥加防守策应。又传令指示，不许小船、竹筏出海，以切断奸民偷运水米接济敌船和偷运鸦片。又于 17 日早，派水师按左、右、中三路，攻击敌船。“又雇派渔船二十只往来接应，兼防奸民出海。沿岸多备旌旗，时放枪炮，以壮

声威”。三路出击之水师“奋力前进，枪炮兼施，该夷船放炮回拒，一面转蓬向西南大洋而逃”。水兵一直到天黑才停止追击。

姚莹在《夷船初犯台洋击退状》中认为：“此次夷船之来，或因内地严逐，飘窜来台，或因乏水米，或因图销鸦片，来台探取，均未可定。一见兵船攻击，随即逃窜，伎俩有限可知”。这“伎俩有限”的认识，无疑令姚莹信念更坚，就是台湾军民反侵略的士气，也必大受鼓舞。

第二次发生于 1841 年 9 月。

15 日及 19 日，北路之鸡笼（今基隆市）中港外洋、南路之小琉球外洋，先后发现有英船在海上行驶观测情况。后来又有“南路夷船一只，将近口门，见文武兵勇人多，防守严密，立即窜驶北去”。

第三次亦发生于同月。

27 日，“有夷船在鸡笼栈洋面停泊”。至 29 日，该夷船移泊近口之万人堆洋面。守军自岸上用“千里镜照（之），见一双桅大船拖带舢板多只，有夷人在桅顶张望”。30 日，该船驶进鸡笼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我军尚无损伤”。参将邱镇功即督率二沙湾炮台、三沙湾炮墩“紧对夷船轰击”。致其桅折索断，随水退出口外，而触礁船碎，“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袅水上岸，或上舢板驶窜”。邱即率士兵驾船前往擒捕、追拿。连同附近各营汛、地方截捕及搜获之乘舢板而逃者，共生擒英军 133 人，打死敌人 30 多人，捞获“夷”炮十门，搜获英军书图册多件。后来，从英方索俘时之说明，知该船名为“纳尔布达”号。

由镇、道会衔的《鸡笼破获夷舟奏》到京，宣宗硃批：“览奏，嘉悦之至”，并于“斩首白夷五人”等句旁硃批：“可称一快，甚属可嘉！”立即奉旨：“达洪阿著赏换双眼花翎”，“姚莹著赏带花翎”，与台湾知府熊一本“均著交部优叙”，其余有功人员升赏不一，死伤者依例赐恤。当时，粤、闽、浙沿海连失重地，败报频传，独台湾打了胜仗，难怪皇帝格外惊喜，谓为“可称一快”，褒奖有加。

第四次发生于同年 10 月。

19 日，“有三桅夷船一只，在鸡笼口外停泊，初挂红旗，继挂白旗”， “驶至万人堆，先放舢板三只进口窥探，声言索还前获夷人，每名愿送洋银百元。该地居民咸受约束，不与回答。又见我兵勇不动，迟疑久之”而回船。至 27 日，“该夷船突进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大炮齐发，甚属猛烈，我兵亦开炮回击”。又有“夷”登岸于三沙湾，“其势甚凶”，三沙湾炮墩“立即开炮，击毖二人，众始退去，惟炮台石壁被其攻破。二沙湾及三沙湾两处兵勇住房，亦被炮火烧毁”。相持至次日，“夷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最后驶逃出口，“同口外夷船窜向外岸北去。风狂浪大，不便追击”。

第五次发生于 1842 年 3 月。

5 日，发现“有三桅夷船三只，在五汊港外洋向北驶去”。姚莹令严加防守，密切监视外，又设“以计诱其搁浅”之策，因五汊港地淡水、鹿港二厅接壤，距彰化县也不太远，故密令该二厅一县，各于当地“雇募渔船，假作汉奸，在北路一带港口侦探”，诱其搁浅。

至 11 日，“果有三桅夷船一只，随带舢板四只，在淡、彰交界之大安外洋，欲行入口”。当地文武官员即分领兵勇埋伏以待。“该夷见大安港口兵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后经“所募之渔船粤人周梓等，与夷船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其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瞧所搁，其船歪侧入

水，夷人十分惊慌。埋伏兵勇齐起”。北路副将关桂等“施放大炮，奋力攻击，逆夷危急不能回炮”，“其船遂破。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跳上舢板逃窜。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兵勇奋力围击，杀毙数十人，生擒数十人，抓到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枪一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后经英方说明，知该船名“阿纳” 号。

达洪阿、姚莹会衔的《逆夷复犯大安破舟拴俘奏》到京，宣宗硃批：“可嘉之至”！并于奏折内多处加以批点。于“以计诱其搁浅”旁批：“能有如此定见，其有不成功之理！”于“逆夷危急不能回炮”旁批：“果有何技能！” 于“夷人纷纷落水”旁批：“稍纾积忿！”于“兵勇奋力围击”旁批：“可称大快人心！”于杀擒人数旁批：“尤甚称快！”于“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旁批：“回思愤恨！由此观之，逆船是由浙而来也。”于“抑仗天威，计破其舟”旁批：“全赖尔等智勇兼施，为国宣威，朕嘉悦之怀，笔难罄述！”

显然，宣宗的喜悦和兴奋，较前次鸡笼告捷时尤甚。“嘉悦之怀，笔难罄述”八个字，实在包涵着丰富的潜台词。他派出的“靖逆将军”、“扬威将军”，既未“靖逆”，更未“扬威”，丢尽了天朝的脸面。不仅失地未能收复，而且英船已在窥伺长江口，江苏告急，长江防务是否可恃，毫无把握。对比孤悬海上的台湾，陆上这些误事的兵将官员真可说都是饭桶！哪怕能有几个像达洪阿、姚莹也好⋯⋯

于是，降旨：“达洪阿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

（之勇号）；姚莹著赏加二品顶带”，“均仍交部从优议叙。”其余有功者升赏不一，死伤者依例赐恤。

以上便是姚莹在《与光律原书》中所说的“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冀以上振国威，下雪众耻，不负所志。”台湾守土抗英，是鸦片战争中继广东“平英团”之后的辉煌篇章，代表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抗强暴的正气。尽管克敌致胜的主要力量是台湾的军队和人民群众，但姚莹在“结人心、安反侧”、“筹经费、缮守备、合文武、策群力”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也是明显可见的。作为一个杰出的抗战派、爱国者，姚莹不仅为时人所重，而且永为后世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