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闽吏第一

1815 年初，姚莹从广东回到久违的故乡，与家人团聚。转年春，一度去

杭州访友，路过南京时，拜谒了正在那里任教的叔祖姚鼐。秋天，便起程去北京参加吏部的铨选。

到 1816 年春，铨选有了结果。姚莹被授任福建平和县知县。依例办理手续后，告别京中师友，赶赴福建报到。夏末到达福建省会福州，秋初到平和任职。他的“经世”理想与抱负，第一次有了直接实践的机会，时年 32 岁。

平和，地处闽东南，时为漳州府所属县。今仍有平和县，属漳州市，但县治已迁移，不在旧地。关于这个与广东邻界的山区县，姚莹曾在《复汪尚书》中分析其民情说：“其地溪岭深阻⋯⋯无三里、五里之平远⋯⋯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 好斗、健讼，相沿成风。对此，姚莹认为应“因其俗宜”，以恩、威、信相结合而治之。姑息，并不是恩，而是软弱无力，不负责任；暴虐，并不是威， 只会失去民心，激化矛盾；贪诈，无从取信于民，必然难有作为，说话全无力量。过去的官员或姑息，或暴虐，或贪诈，因而失败。他坚信凭恩、威、信三字，不难成功。

于是，他以满腔热忱和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天将亮，便升堂理事；事无巨细，都亲行决定；民间投诉，迅即审理决不耽搁，而且当众进行，令民共见，以示劝惩；访闻盗贼，即便是半夜得讯，也亲率员役，前往督捕，而且外出决不扰民，食用皆自备；每月朔望，亲至四乡，择适中之地进行劝谕， 召集缙绅民庶来听，至者予赏；诛锄强暴，雷厉风行，决不含糊。这些，都令百姓耳目一新，叹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心眼里敬佩和服从这位廉、正、清、明的姚知县。

挑词架讼者被严惩，捏词诬陷者被当堂揭穿，谁还敢自投罗网来告歪状？ 鼓动斗殴者被追究，借以讹诈者遭严办，有冤者知县自然为之作主，无理者骗不过知县，必遭申斥或令赔偿对方损失。确如知县宣谕的斗殴有百害而无一利，有理的变成无理，无理的错上加罪，谁还愿意小题大作、自讨苦吃地斗殴？于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平和的风气便有了明显的改观。正当姚莹依既定设想，准备陆续开展倡文教、劝农耕，俗将平和治理出个样子的时候， 上司却于次年冬决定调他为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知县。尽管姚莹本人不愿意，平和士民百计挽留，皆无效果，只好遵命，到首县任官。

首县，一向由所属最得力的官员出任知县。姚莹被调的原因，就是由于他在平和的政绩甚著，官声颇佳。依例，首县皆与府治同城，但因漳州地位十分重要，故漳州镇总兵、省里所派的分巡汀（州）、漳（州）、龙（岩直隶州）海防兵备道，均驻漳州。因此，漳州一城中而聚集总兵、道台、知府、知县四个衙门。今漳州市仍有龙溪县，但已不辖市区。

别看漳州府城中衙门众多，但直接理民的龙溪知县却很不好当。姚莹在

《谢周漳州书》中，述当时龙溪难治的症结说：“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 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文武、兵役通夜巡访，如临大敌；至于各乡， 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刼为故常，一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形凶惨，四郊近地， 皆为战场，⋯⋯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为儿戏，上下隔绝，胥役缘以为奸。”

针对这种实际，姚莹认定不能以常规来治理。刚到任，便出其不意地亲率员役，夜入强社，逮捕著名积恶者数人，审明其劫掠、械斗、杀人之事甚

多，便悬榜城门，公布其罪状，分别于其为害之各当地，召万人环观而杀之。立即正法，可免“迁延岁月，株累无穷”；正法于当地，召众环观，影响远大于“正法省中”的“不足以警当地”。一番“下马威”立竿见影，“四境凶徒，闻风股溧”，发挥了法律的威慑作用。

接着，于各地张贴《召乡民入城告示》宣布：“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 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小侄，静侯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务使尔等无不达之隐，无不通之情”。以便彻底解决上下隔绝，官莫察民之情，民“视兵役如仇仇，望城市如陷井，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更得以任意舞文” 害民之积弊。对入城面陈者均接之以礼，许以自新，派其素所信重之绅耆相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皆予辨白，知县又亲至各社见其头领，晓之以理，约之以法，“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 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卹；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使兵役妄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

通过这一系列细致工作和亲加抚辑，“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 “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然后，“择其强有力者使为家长，给与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悍桀骜之徒，平时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 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于是，械斗与盗贼之积患， 初步得到解决，龙溪的治安大为好转。

经如此雷厉风行地大加整顿之后，姚莹又大力课农劝学，推行教化，倡导礼义，龙溪百姓因而大悦。姚莹的魄力、识见与干练，大为漳州知府所推重，不时向姚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相处极为融洽，结成深厚的友谊。当时的闽浙总督董教增，亲见龙溪局面迅速改观，也高度评价姚莹的治绩，推他为“闽吏第一”，多次接见姚莹，就大政征询意见，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指示他们：“究应如何为官施政，可去问龙溪姚令！”

姚莹的成功，正如他所说的是当时文武上下，“合力同心，彼此信任， 毫不间言”的结果。当然也是他“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卧”，倾注全部精力，实心任事，“心神况瘁，气血为之虚耗”的结果。“闽吏第一”， 是用他“头发已白”换来的。两年后省里决定调姚莹为台湾县知县，漳州士民不肯放他走，纷纷要求留下姚知县。最后，省里略作妥协，答应留待转年春再赴新任，聊慰民望，但台湾还是得去，因为那里更需要这样有本事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