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世界上有两部非常杰出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古典文学作品。一部是俄国的《战争与和平》，一部是我国的《三国演义》。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是以宏伟的 1812 年俄法战争为描写中心，通过 4 个豪族的生

活和斗争，展示了 19 世纪初俄国社会历史生活的画卷。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是描写东汉末年，大小军阀在镇压黄巾起义之后，乘机发展势力，扩充地盘，为争夺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作者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客观历史，并且对我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了初步的感性描述。作者对封建统治者贪婪、残忍、阴险狡猾的狰狞面目也进行了有力的暴露。作者还用浓墨重彩把历史上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描绘得有声有色，并塑造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部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作为我国古典小说名著，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及其籍贯与生活年代，历来有不同意见。有的说罗贯中，贯中是字，名卿是别号；有的说名字或称罗本，或称罗道本，通常则称之为罗贯中；有的说，他号湖海散人；又有的说他叫罗贯，字本中。作者哪里人呢？有的说是太原人，有的说是东原人（有的说他是中原人，而“中原”可能是“东原”之误），有的说他是钱塘人。

作者生活在什么时候呢？有说宋，有说元，有说元末明初，又有说明代。他做过些什么？有人说他是位戏曲作家，写过《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fēi 非）虎子》和《忠正孝子连环谏》等杂剧；有的说他是小说家，除写了《三国》、《水浒》而外，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平妖传》；又有的没有提到他写戏曲或小说，只说他好做谜语；有的怀疑他只是一个书林主人，即是一个小说的出版家。还有的说他是“有志图王者”，即要谋反起义的人。

这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一般认为，作者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生活在元末明初之际。

作者生活过的元末社会，是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实现了一个少数民族对于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经历了一百零几年，最终为明朝朱元璋所取代，这样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严重的剥削、掠夺和压迫，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

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代的反动统治，最高的政治权力为朱元璋所掌握。这个由贫苦农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做了明代的开国皇帝，建立了又一个封建王朝。尽管他汲取了以往一些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但是，从政治到经济所实行的那一套措施，还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曾经用过的。广大人民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的桎梏之下。

《三国演义》的作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既动荡又可悲的历史时代。是什么原因激发了他去写这部长篇小说？我们虽然所知甚少，然而，时代召唤文学的原理是毋庸置疑的。

动乱的时代，才会产生反映时代动乱的伟大作家。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可能是导致作家对纷纭复杂的三国历史产生特殊兴趣的诱因之一。

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东奔西走，南北漂泊的生活，又使作家耳濡目染了

异族统治的专横暴虐，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或许就是他从事“稗史”

（指闾巷风俗、轶闻旧事的记录，也可泛指“野史”和小说。）编写工作的重要触媒。

《三国演义》中对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对军阀董卓等杀人不眨眼的魔君的批判和揭露，对无辜百姓一次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的摹画，自有其现实生活的影子。同时，从各种传说材料来看，作者罗贯中又不是一个一般的封建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从事过反元活动的“有图王者”。他在《三国演义》中，不但肯定蜀汉的正统地位，而且更把刘备写成一个平生不做利己妨人之事的仁君，把诸葛亮美化成为一个对封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贤相，而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这些蜀汉的精英，不仅一个个武艺超群，万夫莫敌，而且他们与封建君主之间又能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形成兄弟手足的君臣关系，这与生灵涂炭、贤能埋没、忠良枉死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十分鲜明强烈的对比，这里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成分。毋庸讳言，这种理想还是封建知识分子向往清明政治的社会理想，但它既然植根于“一团混乱”的社会现实土壤之中，就有与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有某些相通之处。

《三国演义》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写作于元末明初，开始是抄写本。最早刊行而与广大读者见面，是在嘉靖年间了，离开作者写书，已历 100 多年了。自明代中叶以至明末崇祯年间，书坊的刻版印刷大盛，《三

国演义》的刻本很多，现在能见到的也有 10 来种。他们基本上都保持了嘉靖本的面貌，文字的改动很少。

解放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就是以毛宗岗评点过的《三国演义》为根据，删去了一些“后人有诗赞曰”之类的诗，和毛评本的序言、凡例、读法、点评、回评、夹评。

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了《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实即嘉靖本），使我们有可能把两种本子加以比较。为广大读者研究欣赏这部伟大作品提供了方便。

那么，这部不朽的历史巨作，到底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仔细考察这部历史小说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有三个流传系统。

首先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为中心的历史系统。

三国故事在历史系统的流传过程较长，是以褒贬人物纪鉴史实为主要目的。

隋唐以后，三国故事进入文学的范围广泛流传，出现了在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并行发展的局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却与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较大。唐宋之际是中国的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商品生产，造成了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一批新兴的商业都市出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集四方商旅，聚富贵荣华，无比繁荣。当时的北方重镇边城北京，南北店铺林立，行货钱财丰盛。南宋的首都杭州，万物所聚，客贩往来。在繁华的商业都市里，市民的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为了适应城市市民们文化娱乐活动的需要，在勾栏瓦市里说话人讲说三国故事和艺人们搬演三国故事的杂剧，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这就是三国故事得以在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广泛流传、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三国”故事，从三国混一于西晋到隋统一以前的 300 多年之间、是在

历史系统流传的。

在陈寿的《三国志》未问世以前，魏国和吴国两个国家已经分别有史。王沈的《魏书》和韦昭的《吴书》都还是官修史书，私撰的史书有鱼豢的《魏略》和陈寿所撰的《益部耆旧传》10 篇，后者后来成为《三国志》中蜀史的部分内容。

陈寿的《三国志》，把他所能够见到的、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三国历史记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经过取精去芜，去伪存真，写成《魏书》30 卷，《蜀书》15 卷，《吴书》20 卷，三书合称《三国志》一共有 65 卷。它与《史记》、

《汉书》、《后汉书》曾被合称为“四史”。南朝宋裴松之称赞陈寿之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是陈寿终因囿于自己的见闻，许多历史记述他都不曾见到，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失之于简略和脱漏。为了补正《三国志》的这些缺陷和不足，习凿齿曾经写有《汉晋春秋》，他补充了一些《三国志》中所没有的历史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晋春秋》明确地尊蜀汉为封建正统，自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后，大都是习而非陈，端倪即由此而开。

到了东晋以后，发现的历史资料逐渐增加。

南朝宋的中书侍郎裴松之起而为《三国志》作注解。他广泛地搜辑史册多达 210 多种，以用来补充陈寿的《三国志》。这可以说是一位集流传的“三国”故事之大成者。

裴松之所采辑的三国史料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 121 种，其中对《三国志

通俗演义》的形成影响较大的有 22 种，它们分别是孙盛所著的《异同杂语》和《异同评》、司马彪的《续汉书》、无名氏的《曹瞒传》、无名氏的《英雄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袁献的《献帝春秋》、无名氏的《魏武故事》、皇甫谧的《逸士传》、张华的《博物志》、华峤的《汉书》、谢承的

《后汉书》、干宝的《晋纪》、徐众的《三国译》、无名氏的《晋阳秋》、虞溥的《江表传》、王隐的《蜀记》、虞预的《晋书》、张隐的《文士传》、胡冲的《吴历》、无名氏的《华阳国志》、无名氏的《襄阳记》。

这些历史著述，对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 60 年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三国历史人物，都是以史学家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的，虽然其中不少事件和人物都富有故事性，而且有些颇富文学意味，但它们仍然被纳入“史学”的轨道，“三国”故事的流传还局限于历史系统，这就构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例如，《商芸小说》中的“蔡邕”条，便属于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说王允诛杀董卓以后，因他忌恨蔡邕，也将蔡邕收而杀之。当时太尉马日■ 对王允说，蔡邕系海内人望，是旷世奇才，当定十志。王允就曾毫不客气地说：“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因此最后遂将蔡邕杀掉了。这件事可见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四，它可能就是裴松之《三国志·董卓传》注中，所引谢承《后汉书》和张璠的《汉纪》中有关董卓事件的演绎，是紧紧围绕着历史事件而出现的故事。

远在魏晋时期，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就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了。南朝宋刘义庆在他的《世说新语》中，就开始采撷（Xié 音斜）了许多三国故事和佳话。

“三国”故事在历史系统流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魏晋时期在士大夫中清谈的风气风靡一时，除了崇尚老庄，高谈

玄理外，品评历史人物特别是三国人物，褒贬人物行为之得失，也是清谈的主要内容之一。王隐的《蜀记》记叙西晋初年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曾与其僚属刘宝、桓隰等人共论蜀相诸葛亮，在坐的多数人讥讽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而当时参与清谈的郭冲却独排众议，认为诸葛亮权智英略，当今无双，远逾管晏，只是最终因功业未济，才使论者产生了惑乱。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他列举了 5 件事：其一，诸葛亮实行严刑峻法正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他认为诸葛亮之“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确为当时现实之所需。其二，曹操遣刺客欲杀刘备，刺客与刘备相对谈论伐魏，十分亲近，既而诸葛亮入，一见而知其为刺客，其明察如此。其三，诸葛亮遣诸军东下，惟留万人守阳平，其时魏司马懿 20 万大军逼近，蜀军将士失色，莫知所措，而诸葛亮镇静自若，从容设空城之妙计，使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军而北去。可证诸葛之智略。其四，诸葛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而降，围天水，拔翼城，收姜维，得百姓数千人还蜀，人以为喜，亮以为忧，认为“以此相智，得不为愧？”可见其志远虑深。其五，魏明帝以 30 万大军征蜀，诸葛亮以 8 万兵士守祁山，按蜀汉军事制度，适该轮换；亮以“大信为本”，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咸悦，留者愤踊，思致死命。临战之日，乃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懿，战而胜之，此信之由也。

对三国故事和人物的这种品评和褒贬，是三国历史故事得以流传的主要原因。上述诸葛亮的五件事，与其说它们是历史事件，不如说它们是历史故事更确切些。因为这些事件更具有文学的趣味，裴松之则对这五件事大加非难，认为未必有之，不承认这是信史，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其次，在汉魏六朝时期，轻视和贬低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这种情形依然十分严重。

人们视小说为“稗官”和“小道”，认为它是“街谈巷语”，“不本经传”和“背于儒术”，不登大雅之堂。这就使本来附着于历史之中的小说，更加难于存在和发展，人们也往往将小说当成历史来看待。

特别是三国历史又有《三国志》、《汉晋春秋》等影响极大的史书存在，所以三国故事在当时不可能脱离历史的轨道而单独流传。《三国志·诸葛恪传》曾记述诸葛恪少时四件事，颇具小说的韵味。一云孙权大会群臣，使之牵一驴，面上题曰诸葛子瑜，因恪父诸葛瑾（字子瑜）面长似驴，故而戏之。恪请补“之驴”二字，举坐欢笑，以驴赐恪。二云孙权问恪“卿父与叔父（指诸葛亮）孰贤？：恪对“臣父为优”。权问其故，恪云“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三云孙权命恪行酒，而张昭以“此非养老之礼”为由，拒而不饮，恪以为“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难之，使张昭竟无辞以对，只好一饮而尽。四云孙权戏谓蜀汉使者说诸葛恪雅好骑乘，请他叔父诸葛亮为致好马，恪即下谢，孙权感到十分诧异，问他：“马还没有送来，你却为什么马上就谢我呢？”恪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其才捷敏辩如此。这四件事既有人物又有故事情节，是小说家们的绝好材料，陈寿却把它写入了诸葛恪的传记之中，可见三国故事依附史传的情形。

到了隋唐时期，三国故事已开始逐渐地脱离了史传的轨迹，进入了流传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文学的阶段，并且通过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得到不断

丰富和完善。

我们先来看看在话本系统的流传情形。

说话人运用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讲说三国故事，很早便已经存在。

隋炀帝时，有人将三国故事编成傀儡戏，如曹操谯（qiáO 瞧）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节目，在水上作杂戏表演。

唐人刘知己（661—721 年）的《史通》卷五“采撰”中就有“诸葛犹存” 一目，云“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中唐以后，三国故事已变成了说书艺术的重要素材，而且说得极其生动。晚唐有名的诗人李商隐在《骄儿诗》中描述了他的儿子摹仿说书人形容张飞和邓艾的神情、语态。

在唐代“说话人”口中，三国历史人物张飞的形象是个黑面孔，邓艾的形象特点是说话结巴。张、邓二人的形象，在史传中仅有点滴记叙，说张飞“雄壮威猛”，在当阳长坂之战中“据水断桥，嗔目横矛”，这或许就是“张飞胡”的由来。说邓艾“以口吃，不得作干佐”，这也是“邓艾吃”的由来。

但是唐代说话人对三国人物的艺术创造并不直接来源于历史，而是继承前代说话人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作的。

《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四引《语林》中《邓艾》条说：“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这段妙趣横生的简洁对白，是塑造邓艾形象的生动之笔。

到了北宋，讲说三国故事，已经被归入专门的名目之中，叫做“说古话”。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云：“王彭尝

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戚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徽宗崇宁、大观前后，“说话”这种文艺形式发展到了盛况空前的程度。说话艺人之众多，从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分工之细密，都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孟元老《东京梦华剥》卷五“京瓦伎艺”条记叙了当时汴京的“说话” 情形：“⋯⋯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式亨、贾九讲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洋、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浑话。⋯⋯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从这里关于“霍四究说三分”的记载看，说话人专说三国故事，已经成为一种专业，而且说“三分”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可能已将韩信、彭越、英布转世复仇的果报传说同三国故事联系在一起了。

元代至治（1321—1323 年）年间，建安虞氏书坊所刊印发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集三国故事的话本系统之大成者。《全相三国志平话》共分上、中、下 3 卷，每卷 23 个题目，开头有一个“头回”，似为后来章回小说的“楔子”的前身，叙司马仲相冥间断狱故事。略谓汉光武帝时秀才司马仲相受天公之命，在冥间为君，断刘邦、吕雉屈斩韩信、彭越、英布一案。断明之后表闻天公，玉皇勅：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分蜀川为刘备，交英布为江东长沙为吴王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此书将整个三国故事，用这段公案巧妙地串结起来，前半以张飞为主角，后半以诸葛亮为主角，组合情节和结构故事，显得布局缜密，繁

而不乱，而且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拥刘贬曹”倾向。

《三国志平话》是形成《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话本系统的最高成就，已经初步具备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布局、艺术造型和情节框架，它在

《三国演义》的孕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具备了如下特点：

（一）、《三国志平话》虽然是依照历史的顺序展开情节的，但却较少史传的成分，有着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整个三国故事以黄巾起义为社会背景，用刘、关、张“桃园结义”作为开端，其间将“孔明下山”当成转机，而结于孔明“秋风五丈原”，展现了从魏、蜀、吴的崛起到鼎足而立，止于三国混一于晋的历史进程。《三国志平话》的创作者和润色者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史传的约束，把三国故事和人物加工成了符合“说话人”和“听话人”愿望的艺术品，历久不衰，更显光辉。

《三国志平话》中的人名、官名和《三国志》中的记载，很多都不相符。例如把关羽的封爵汉寿亭侯变为寿亭侯，把司徒王允、刺史丁建阳、侍中蔡邕都变成丞相，刘表为荆王，袁绍为冀王，诸如此类官名与史传不相符者还有很多。从地名看与史传相左者也为数众多，如曹操迁汉献帝于许都，却弄成了曹操迁都长安，把“华容”写作“滑荣”，“新野”写作“辛冶”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人名写错或写成同音字的情况很多，大多是以易认易记的常见字来代替史传中生辟古奥的人名，这是三国故事在群众中流传的产物。说明人们注重的不是三国人物在历史上的真实可靠性，而是三国故事的趣味性。

就故事的来源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言，《三国志平话》采自民间流传者较多，有不少内容同史传大相径庭。如刘备太行山落草、庞统变狗、曹操斩太子，曹操拜蒋干为师等等故事情节，都来自说话人的艺术创造，显示出民间文学的浓重色彩。

（二）、《三国志平话》具有较为谨严和完整的长篇结构，这在我国小说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形成也具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的艺术结构的基本特点是链条式的复线结构，即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呈现出波连浪涌，一泻千里的壮观。

话本以汉末黄巾起义始，引出桃园结义，渐入群雄混战，赤壁一战，魏、蜀、吴三国鼎立，此后则有诸葛亮南征“七擒七纵”及“六出祁山”。这些大体上并未违背历史的真实。而这些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话本却是以人物之间的关系为契机，简洁然而巧妙地进行过渡和转折。话本的前 33 个题目以

张飞为主线，后 36 个题目则以诸葛亮为主线，把人物和事件进行链锁式的组合，层次比较清楚。

（三）、从思想内容看，《三国志平话》有鲜明的“拥刘贬曹”倾向。作者以蜀汉一方和张飞、诸葛亮作为描写的重心，同时用基本上符合人

民群众愿望的道德标准来塑造人物形象，褒贬人物，表现自己的好恶感情。

《三国志平话》以充沛的热情，描写了刘备、关羽、张飞“同生共死”的兄弟义气，渲染了刘备仁德爱民的圣君气度，赞颂了诸葛亮足智多谋和忠诚不渝的贤相品质，这些善和美的道德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会圣君贤相的某些本质特征和社会意义，具有自己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由于艺术结构的需要，作者是把曹操作为圣君贤相的对立人物加以描写的，并且份量也不占主导地位。将丑与恶的道德属性赋予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暴君奸相的某些本质特征和社会意义，同样也具有自己的

审美价值，表现出人民群众的好恶感情和褒贬色彩。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在杂剧系统的流传情况。

把三国人物故事搬上舞台变成戏剧，早在隋朝就已经开始了。

据《大业拾遗记》中的《水饰图经》所述，隋炀帝敕学士杜修宝修《水饰图经》15 卷，书成之后，三月三日上已节在曲江池大会群臣观看“水饰”，共演“七十二”势，从戏的名目看，属于三国故事的共有五出，即《曹瞒沿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

唐代表演三国故事的戏剧更多，扮像已开始定型化。

宋金时代，无论宫廷和民间，戏剧已经是人们普遍喜爱的一种文艺形式，当时的“宋金杂剧院本”有不少是表演三国故事的。

陶宋仪《辍耕曲录》所记的剧目中，有《刺董卓》、《蔡伯喈》、《襄阳会》、《骂吕布》、《大刘备》、《赤壁鏖兵》等 6 种。

到了元代，杂剧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流，故事题材又相对集中，而三国故事也便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类别。

从《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元曲选》卷首剧目以及王国维的《曲录》等书中，记载着三国故事的杂剧大约 60 种，其中现

存的 21 种，已失散的有 39 种。

现存的 21 种为《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醉思乡王粲登楼》、《虎牢关三战吕布》、《刘玄德醉走黄鹤楼》、《诸葛亮火烧博望屯》、《锦云堂美女连环记》、《关云长千里独行》、

《两军隔江斗智》、《刘关张桃园结义》、《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三出小沛》、《莽张飞大闹石榴园》、《楚凤雏庞掠四郡》、《曹操夜走陈仓路》、《阳平关五马破曹》、《寿亭侯怒斩关平》、《周公瑾得志娶小乔》。

已佚失的为《诸葛亮军屯五丈原》、《七星坛诸葛祭风》、《徐夫人雪恨万花堂》、《终南山管宁割席》、《曹子建七步成章》、《作宾客陆债怀桔》、《相府院曹勘吉平》、《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周瑜谒鲁肃》、《虎牢关三战吕布》、《白门斩吕布》、《东吴小乔哭周瑜》、《受顾命诸葛亮论功》、《蔡琰还朝》、《卧龙岗》、《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关大王月下斩貂蝉》、《诸葛亮面伏陆逊》、《寿亭侯五关斩将》、《老陶谦三让徐州》、《关云长古城聚义》、《宋伯通衣锦还乡》、《斩蔡阳》、《关云长义勇辞金》、《十样锦诸葛论功》、《诸葛亮火烧战船》、《刘玄德私出东吴国》、《马孟起奋起大报仇》、《赵子龙大闹塔泥镇》、《范疆帐下斩张飞》、《张翼德力扶雷安天》、《董卓戏貂婵》、《左慈飞杯》、《破黄巾》。

从上列 60 种三国故事的剧目来看，除了《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寿亭侯怒斩关平》、《东吴小乔哭周瑜》、《关大王三捉红衣怪》、《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及《宋伯通衣锦还乡》等 7 个剧目与《三

国志通俗演义》的情节、人物无关外，其余 53 个剧目显示了从历史到长篇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转变，即创作方法的成熟，以及情节、人物的形象化。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一种历史演义小说，它有着特殊的渊远流长的成书过程。它的素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史籍，二是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戏曲，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罗贯中正是根据这些素材

进行长期的加工提炼，最后才写出这样一部令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长篇历史小说的。

总之，我国著名的古典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以丰富、浩瀚的三国历史资料为素材的史诗般的伟大作品。它的诞生，不仅是最后加工提炼创作成书的我国中世纪的艺术家罗贯中的辛勤建树，而且也是包括了三国以后历代创作三国故事的古小说作者、民间艺人、剧作家以及历史学家们共同创造的文学过程。它是作家的才华和人民群众的智慧相结合的典范。这样一部作品，几百年来，它差不多被整个民族一代接一代地不停阅读，这对于促进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塑造、民族精神的高涨，都起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