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

明朝自从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激烈的矛盾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到了万历朝，各派官僚集团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利害冲突发展到了高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他们联帮结派，势同水火，激烈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覆亡时为止。

大约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前后起，朝臣中的两派斗争进一步激烈，逐渐各自形成了不同名目的党。另外，角斗的参加者中，还有越来越多的被罢免的官吏，这也是当时双方斗争较前更为激烈的一个反映。两派斗争一般分为东林党和邪党。

东林党是正直派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取得与顾宪成有密切关系。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生。万历八年考中进士，进入吏部当官。他一进入仕途，即对朝政极为关心。顾宪成不仅关心朝政，而且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对于权贵超出规范任意行事作恶多端的做法不肯容忍。万历九年（1581 年）六月，首辅张居正生病，朝廷亲自出面为他到泰山祈神保佑，顾宪成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国家规定，坚决不同意，当面向张居正陈述反对态度。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京察，吏部尚书孙■把有关系的官统统裁去，顾宪成当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顾宪成不阿权贵，因而仕途很不顺利。万历十五年（1587 年），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回京重新到吏部任职。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更由吏部文选郎中降杂职，很快又被革职为民。他第二次被降谪，是因推举阁臣得罪了明神宗。当时首辅王锡爵将要退政，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越参鲁、盛讷等将明神宗讨厌的王家屏推举为首辅候选人。加之明神宗对名单中的其他一些人也有看法，因而对顾宪成很不满意，下令重新推选。于是吏部另将有关人员写入名单推上。明神宗看后仍不满意，特别是发现王家屏仍然列名其中，更为生气。顾宪成又被降为杂职，接着又被削职为民。

顾宪成罢官后家居。家乡原有东林书院，乃宋朝理学家杨时讲学的地方。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了东林书院，并与高攀龙等人一起在这儿讲学。他们都是为人正直、遭打击排挤而被罢官的人。顾宪成与其共同“讲学”者，都是虽处逆境，但不忘关心朝政大事的人，这个书院里的一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评论朝政、评价政治人物。这样一来，使东林书院形成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许多当朝官员都听从他们的意见。由此，东林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朝廷内外的正直的一派士大夫，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为了与东林党相抗衡，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这是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逐步扩大成员而形成的。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字嘉宾，万历二十二年（ 1594 年）中举，万历二十三年（ 1595 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善于写作，许多重要诏令都是他起草的。昆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万历二十年（ 1592 年）中进士，授编

修的官职。汤宾尹和顾于峻都爱议论“天下安危大计”，他们各自拉拢党羽爪牙，干预时政，被分别称为宣党和昆党。另外的齐、楚、浙三党是科道官按籍贯形成的集团。宣、昆、齐、楚、浙这些政治小集团虽然彼此之间时常也有些矛盾斗争，但他们在对待东林党的态度上都是一致的，都卖力地攻击东林党人，把东林党看成自己的大敌。

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集团之后，相互间以空前的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其中重要的包括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韩敬科场案、李朴事件等。之后还有三案之争。到明末，魏忠贤专政以后，邪党投靠魏忠贤，继续打击东林党。

李三才，宇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1574 年）进士，曾任山东司道，当官的时候很有政绩。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当时矿监税使横行霸道。李三才与之作斗争。官衔屡加至户部尚书。另外，当沈一贯当权之时，他还经常上疏攻击沈一贯的错误，因此，朝中的邪派官僚对他“恨之刺骨”，而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多起好感。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与李三才交往颇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8 月，顾宪成曾专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讨政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七月，李三才曾上疏建议朝廷重新启用那些曾被罢免的官员。其意图就是为了给顾宪成等人创造东山再起的机会。李三才为什么能得到顾宪成的信任呢？其原因之一即在于他善于玩弄手腕。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发生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至三十八年（1610 年）。当时李三才在淮任职已久，屡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不久又建议他入内阁掌握朝政。这使邪恶派的官僚甚为不快，而且他们推测倘对李三才加以攻击，那么东林党肯定会救他，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于是便上疏弹劾李三才，挑起了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浙江定海人、沈一贯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十二月，他参论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是个贪婪而虚伪的小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正月，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续攻击李三才。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辩。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经呆在家里等着发落，为漕政计，应速走去留。对于上述奏疏，明神宗一概不作答。不久，邪恶派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相对立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针锋相对地为李三才辩护。在朝中争论不下的时候，身居家乡的顾宪成也参加了进来。他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可惜顾宪成这回帮了个倒忙，邪派官员认为朝政不能由罢了官的顾宪成所左右，李三才只好自己辞职。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加深了士大夫中两派党争的对立情绪，从此南北党争，更加难以解决了。

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朱常洵。明神宗喜欢朱常洵想立他为太子。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这个问题争了 15 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神宗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

国本”。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的手段。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 6 年考核 1 次。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被罢官的境地。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

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浙党官员钱梦■、钟兆斗等受贬谪。浙党首领，首辅沈一贯大怒，搬出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秦党孙丕扬主待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主持京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时被驱逐得几乎一干二净。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大事报复。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万历末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东林党首领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翰林院检讨姚希孟，也是东林党人，反对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一样的危险。明神宗贪婪成性，为了搜刮财赋，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万一天下大乱，到那时，陛下凄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愦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象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上面所说的争“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案都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开展的。是朱常洵为争得太子地位进行的最后努力。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进大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内侍擒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是个疯子，后来又经两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按疯颠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怀疑是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差谋害太子，为朱常洵夺取太子地位。而且浙党魁首方从哲向来交通外戚以

巩固地位，因而对浙党官员的两次审讯均表怀疑。

刑部主事王之采私下探询张差的口气，查出张差系受人指使，从蓟州来到京城，被一太监带进宫作案的。王之采把这些情况报告明神宗，并说，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举行朝审或会审。浙党攻击王之采胡说，坚持张差是疯颠，要求把张差立即处决。后来，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举行会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他打进慈庆宫，并对他说：“打死‘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有吃有穿”。庞、刘二人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至此，真相大白。神宗恐怕进一步追查会牵涉到郑贵妃，下令把张差凌迟处死，把宠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这一案件便草草结案，这就是所谓“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承帝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经有妃子、宫女多人，朱常洛当皇帝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以此来讨好他。这下子，美女们便要了他的命。光宗溺于女色，即位没几天便得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日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觉得较为舒服。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把它服了，睡到第二天凌晨死去，只当 29 天的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而首辅方从哲却用光宗遗诏的名义，赞扬李可灼为光宗治病有功，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于是，群情大哗，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才把赏银改为罚俸一年。但是纠弹的奏章还是接二连三地送上来，指责内医崔文升系郑贵妃心腹，故意给光宗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进红丸致光宗死亡，罪不容诛；而这些罪行都是方从哲指使干的，认为方从哲有十大罪、三可杀。方从哲在众官员的指责下，只好辞官。天启二年（1622），东林党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追论李可灼和方从哲，指斥方从哲是谋杀皇上的千古罪人。大多数官员都要求办方从哲的罪。方从哲上疏力辩，同党官员也极力为他辩护。争了好长一阵子，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还是无法官复原职。光宗生前宠爱的一位选侍西李，在光宗未死时曾谋取皇后的地位，光宗死后，又企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仅 16 岁）之便，掌握大权。她要下面的官员把奏章先交给她看，然后才转给皇长子。而且，光宗死后，她还住在乾清宫里，无意搬出。本来，按照封建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配住乾清宫。光宗死后，照规矩她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因此，一些大臣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九月初二日）就合疏请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的言论最为激烈，他说，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而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则天专权的灾难将复见于今日。奏疏上去后，西李还是没有移宫的意思。初五日，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在群臣的催促下，西李不得不搬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宫案”。

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书责备力促移宫的杨、左，说西李系光宗遗爱，光宗尸骨未寒，就对她限时驱逼，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两派官员又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激烈争吵。后来，新登基的熹宗（即皇长子朱由校）传出一道谕旨，痛数西李的几条罪状，包括威挟邀封，控制臣下上奏的文书，企图垂帘听政，凌虐、逼害嘉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搬出仁寿

殿，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争吵才稍为缓和。 “国本”以及“三案”的争议，其斗争的实质，乃是不同派系的官僚集

团为了在最高统治阶层寻找自己的靠山，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倚重和宠幸，借以捞取政治资本，谋求自身的权力和地位。“三案”发生的当时，东林党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到后来魏忠贤的阉党专政时，“三案”又被彻底翻过去，成了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口实。

正直派东林党围绕三案对邪恶派官僚的弹劾，从其基本内容讲，基本符合实际，但也有一些人将一些无法落实的罪状说成确凿事实。另外，其态度也显得过分激烈，许多人是抱着与对手誓不两立的严厉态度。正直派官吏的这些表现，无疑有些感情用事。双方几十年的角斗，相互间形成了严重的仇恨情绪，万历末年正直派官吏受到残酷打击的经历，更使之对此耿耿于怀；现在正直派官吏翻过身来了，他们便很易于怀着百倍的仇恨，向对方发泄胸中积存已久的怒火。然而权衡当时的大局，正直派官吏的这些作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如果这时他们不把自己的相当多的精力用在对历史问题的追究，而且态度宽恕一些，那么，他们就可有更多的精力去改良当时的政治，与对立面的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和，这将对巩固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极有帮助。但他们实际上却是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去追论三案，报复政敌。这便无精力在改良政治上较多地有所作为，也使邪恶派与之仇恨更深，门户之争不仅不能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当时腐朽的宦官魏忠贤集团恰好正在兴起，于是到天启四年（1624 年）后，它终于代替正直派官吏，而在朝廷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将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

东林党在万历朝不受重用，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和光宗在不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其命运才有了转机。光宗临终之时，李涟以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受顾命。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天启初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权势，盛极一时。

但是，当政后的东林党并没有什么建树，他们毕竟只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没有提出，也提不出一个救世良方。此时的东林党人只是忙于起用大批前期受贬的党人；再则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诸党。并且，这些被誉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偏侠傲慢，不能容人，凡是不合自己口味的都视为异党，加以排斥。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壮大东林党自己的势力，反而迫使一些本非死对头的官员投靠正在发迹的魏忠贤。

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他即位后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暖味关系的惜薪司太监李进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让他恢复魏姓，赐名忠贤。

原来，魏忠贤乃河北肃宁县人，是个二流子，因赌博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混入宫中充当太监。后来和客氏搭上关系，得到熹宗的宠幸和信任。

魏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能当秉笔太监，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和客氏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使唤。天启三年（1623 年），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客氏与魏忠贤之受重用和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不是由于立过战功，也不是因为具有治国才能，完全是由于宠幸所致。因此，当时的东林党正直派官吏对此不予支持，相反，一有机会即加反对，绝不与他们拉拢关系。

天启元年（162 年）四月，朱由校正式举行婚礼，立张氏为皇后，刘一燝即借机上言，请朱由校把客氏逐出皇宫。由于客氏出宫后，朱由校“思念流涕，茶饭不思，不久便重新接客氏进宫。赵南星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魏忠贤想与他拉关系。赵南星却拒绝接受。与正直派官吏不同，喜爱投机的邪恶派官僚对于客氏、魏忠贤的态度，则往往是尽量向之献媚，投其所好，以便寻求靠山，走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昆山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顾秉谦，与阴险狡猾的南乐人南京礼部侍郎魏广微，在这时巴结归附魏忠贤，遂于天启三年（1623 年）春当上了大学士。

由于正直派官吏及邪恶派官僚对客氏及魏忠贤的态度截然相反，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造成魏忠贤一开始就与邪恶派官僚结合在一起，而且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投奔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腐朽的政治集团。由于这个集团的首脑魏忠贤是个太监，所以投奔在他周围的邪恶派官僚被称为阉党。魏忠贤集团从其形成之日起，就不断找机会向正直派官吏发动或大或小的进攻。

由于朝中两派官僚争斗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断唆弄，熹宗渐渐由任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阉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勾结外廷官僚，操纵朝中一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

阉宦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 年）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一一遭罢黜。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控制整个内阁。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魏忠贤的党羽在内宫有王体乾、李永贞等 30 余人为左右拥

护；在外廷有崔呈秀等 5 个出谋划策的文臣，号称“五虎”；田尔耕等 5 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的武臣，号为“五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的大小爪牙。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无不遍置魏阉死党。

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而喜欢木工作业。他经常自己动手、劈、锯、刨或者油漆木器，成年累月，不觉厌倦。魏忠贤这班阉党就利用他的这一特性，每逢熹宗正兴致勃勃地做他的木工活计时，就拿出一大堆奏章文件请他审批，或向他请示问题，故意惹得熹宗厌烦。这时，熹宗便随口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拿下去，自己好好地处理就行了。”就这样，大权便落在魏忠贤手里，使得他能在朝中擅作威福，为所欲为。

魏忠贤经常外出炫耀威风。每次出门，他身坐装饰华丽的车子，驾车的四匹马，飞一般的奔驰，那些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夹护左右飞驰，加上随从的优令、车夫，总共数万人。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朝中事无巨细，必须派人飞驰至魏忠贤面前请示，经他认可方能办理。熹宗虽然近在咫尺，却无人向他请示，真是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

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一个个平步青云，官高禄厚。他的侄儿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和少师。而这时的魏良栋、魏鹏翼却都是尚在襁褓

之中的婴孩。面对魏忠贤集团的日益强大，正直派官吏为了解除威胁，很需要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上了有名的二十四罪疏，对魏忠贤进行愤怒的弹劾。这个奏疏，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无情地揭露了魏忠贤 24 方面的“大罪”。杨涟此疏，可说火力相当猛烈，犹如连珠炮的一阵轰击，顿使魏忠贤被打得晕头转向，他所揭露的事实，句句刺痛其要害。魏阉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乾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昏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但是，朝中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 70 多个官员还是冒死上疏，交章弹劾。由于熹宗的昏暗和阉党权势之大，魏忠贤竟逍遥法外，毫毛无损，而为首揭发魏阔的杨涟、左光斗于这年十月被罢官。

杨涟的这次上疏，是正直派官吏对魏忠贤集团的一次决战，杨涟败下阵来之后，双方的斗争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直派官吏开始丧失自己在朝廷上的优势地位，而魏忠贤集团则开始进一步招收朝野的邪恶派人物，逐渐走上垄断朝政的阶段。在这次决战中，明熹宗站在了魏忠贤一边，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说明明熹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也说明了明代历史一再表明的一个问题：在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明代，在一定的范围内，君主的意旨及其昏庸或开明的品质，对历史的发展面貌，常常是决定的因素。

魏忠贤站稳了脚跟之后，正直派官吏想要动摇其地位，已是不再可能了。以前魏忠贤本来就对正直派官吏不满，一有机会便向之发动进攻；现在站稳了脚跟，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他对东林党人切齿痛恨，决心赶尽杀绝。其党羽也想借机报复，以泄旧恨。阉党崔呈秀等就在魏阉面前煽动说：“东林将害公”，怂恿他镇压异党官员。

权势极大的魏忠贤脾气相当大，不容许有任何异己势力并存于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一时期受魏忠贤及其帮凶迫害最多最重的，是正直的东林派官吏。这时投奔魏忠贤的新、老邪恶派官僚，都把攻击东林当成了讨好魏忠贤的重要手段；此外，新、老邪恶派官僚，特别是其中的老牌邪恶派官僚，与东林角斗几十年，积怨甚深，在东林势衰之时，他们不会放过机会不加报复。于是，新、老邪恶派官僚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派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邪恶派官僚还搞了许多黑名单，献给魏忠贤。如魏广微与顾秉谦编制的《缙绅便览》，将叶向高、韩■、越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60 余人为好人”崔呈秀向魏忠贤进《同志录》，所列皆“东林党人”，又进《天鉴录》，罗列反对过魏忠贤的人。王绍微“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零八人为《点将录》，献给魏忠贤。这些黑名单，有的编造和献出可能略早于天启五年，但它们都在天启末年发挥着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这场大围剿，魏忠贤虽是总指挥，而出主意、当打手的是邪恶派官僚，这使它在一定意义上讲，实为万历以来正直与邪恶两派官僚相互角斗的续篇，这也使其围剿的题目，往往是万历以来两派聚讼纷纭的老问题。这场围剿，出击频繁，而规模最大的事件有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及《三朝要典》之炮制。

六君子之狱。这是以迫害 6 个正直派官吏（即所谓“六君子”）为主，同时迫害另一批正直派官吏的案件。六君子包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袁化中于泰昌元年（1620 年）擢御史，杨涟二十四罪疏写出后，他曾继之上疏；这是他遭魏忠贤集团忌恨的一个原因。另外，

高攀龙于天启四年（1624 年）揭发崔呈秀贪污罪状时，他参与其事，这也使他不能为魏忠贤集团所容忍。这次六君子之狱将他牵涉进去，乃是对他的进一步迫害。周朝瑞，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 1607 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 年），由于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在对后金的作战中主张不同，造成广宁失守时，邪派官僚徐大化请处死属于正直派官吏的熊廷弼，而当时周朝瑞担任礼科左给事中，他 4 次上疏为熊廷弼辩护。由上述看来，在这次六君子之狱中，周朝瑞之被牵入其中，也非偶然，是其与邪派官僚多次冲突的结果。顾大章，常熟人，万历 35 年（1607 年）进士，万历 46 年（1618 年）迁刑部主事，天启元年（1612 年）进员外郎。他之牵入此狱，也是邪恶派与其冲突的继续。

六君子之狱发生在天启五年（1625 年），而其酝酿早在天启四年（1624 年）十二月即已开始。天启五年（1625 年）三月五日这时魏忠贤让许显纯逮捕杨涟等六人。许显纯按魏忠贤的意图办事，进行严刑逼供。许显纯伪造的供状中，坐杨涟、左光斗各受杨镐、熊廷弼贿 2 万、周朝瑞 1 万、袁化中 6000、魏大中 3000、顾大章 4 万。狱辞上报之后，魏忠贤马上矫旨令将“六君子” 扭解来京，究问追脏。另外，狱辞中还罗织赵南星、邓渼、毛士龙、王之寀、钱士晋、熊明遇、黄正宾、卢化鳌等 15 个正直派人物有“受赃”等罪状。

五月，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先后被逮至北镇抚司。六月，魏大中、杨涟和左光斗先后继至。六月二十八日开始拷讯。

将杨涟等折磨多日之后，七月二十四日夜，狱卒奉令杀害了杨涟、左光斗和魏大中。八月十九日，袁化中被狱卒杀害；同月二十八日，周朝瑞继之。5 人既死，顾大章不肯再去那里受苦，饮药自杀，未遂，又找机会上吊自杀了，时在这年九月中旬。

七君子之狱。是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名义上疏的方式，将 7 个正直派官

吏加以迫害的一个事件。这 7 个正直派官吏有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黄尊素是一位正直的东林党人。天启四年

（1624 年）四月，汪文言下狱之案中，曾救助汪文言；同年六月，杨涟弹劾魏忠贤的 24 罪疏写出后，他又跟着上疏助威。这都使魏忠贤集团对之甚为仇恨。所谓的李实奏疏，上于天启六年（1626 年）二月。它将 7 个人一齐弹劾，乃是要进一步迫害这七个原已遭到其迫害的政敌。李实奏疏加给“七君子” 的罪名是：周宗元做巡抚时，曾贪污公款十余万，而他又是高攀龙的朋友，所以他们都有罪。李实的奏疏递上之后，魏忠贤马上下令逮捕七君子。时为天启六年（1626 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场大逮捕即杀气腾腾地进行起来。

同年三月十六日，高攀龙在无锡家中得到将被逮捕的消息，很从容地写了两份遗书，一为遗表，一为别友人书，而后赴水自杀。明熹宗是个地地道道的昏君，而高攀龙至死对其忠贞无二，这无疑是一种封建的愚忠表现，反映了高攀龙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局限性；但他宁死不肯受辱的行为，表现了坚决不与腐朽的邪恶势力妥协的鲜明立场和斗争意志。这不是高攀龙一个所独具的特点，而是当时所有的正直派官吏所共有的特征，相互间的差异，只是在具有这些特征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以及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相互有所区别而已。

“七君子”中除去高攀龙外，其余 6 人皆遭到逮捕，并死于狱中。

由于正直派官吏是地主阶级中比较进步的势力，因此，在他们与魏忠贤集团作斗争中，常常得到一般群众的支持。在这次魏忠贤集团迫害“七君子”

的过程中，甚至引发了支持被害者的民变。较大的一次发生在苏州。另一次规模较小，发生在常州。苏州民变是由逮捕周顺昌引起的。

1626 年，魏忠贤又一次捕东林党，兵士押解了一个东林党官员路过苏州，周顺昌替他摆酒席送行，在宴席上大骂魏忠贤。押送的兵士回去，报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大怒。命令南京巡抚毛一鹭带领东厂兵士，到苏州捉拿周顺昌。

东厂到苏州抓人的消息一传开，轰动了苏州市民。周顺昌为反对阉党遭到迫害，大家也都同情他。东厂兵士到苏州的那天，苏州成千上万市民拥上街头，声援周顺昌。

大家拦住毛一鹭的轿子，几名秀才向毛一鹭请愿，要求取消逮捕周顺昌的命令。毛一鹭见群众声势浩大，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旁边的兵士着急了，厉声吓唬说：“我们是东厂来的，谁敢阻挡！”

市民们被激怒了。群众都高叫起来：“原来是东厂来的奸贼！”大伙一面叫，一面向毛一鹭和兵士冲过去，愤怒的群众赶上去，把他们揪住，劈头盖脑地痛打。几个兵士被打死了。其余的兵士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市民们痛打了兵士，接着要找毛一鹭算帐。毛一鹭早钻出轿子，脱了官服，从一条小巷里溜出去，也顾不得体面，钻到臭气熏天的粪坑角落里。直到市民群众散去，随从们才从粪坑边把他拖了出来。

东厂特务逃回去后，立刻向魏忠贤哭诉。魏忠贤命令毛一鹭派兵到苏州镇压。他们把那天带领市民暴动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 5 人抓进监牢，加上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定了死罪。

当 5 个人被押到刑场就义的时候，他们神色自若，指着魏忠贤、毛一鹭的名字大骂。他们就义之后，当地人民出了钱，把他们安葬在虎丘东边的山塘上。碑上写着“五人之墓”。

支援周顺昌的民变发生在苏州城里，而同一天苏州城外也发生了民变，这是支援黄尊素的事件。

常州民变是由逮捕李应升引起的。它也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 年）三月，但比苏州民变略晚。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 三案，修了《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

《三朝要典》之炮制。这是投靠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在取得对正直派官吏的绝对优势后，通过编写史书，就他们与正直派斗争和争论最激烈的三案问题，按照自己的意图，纂改两派斗争史，美化自己，攻击正直派，以便巩固本派的优势地位，并为进一步迫害正直派提供依据的一个活动。

天启初年，正直派官吏在朝迁上占据优势，关于三案的官方结论，是依据正直派官吏的观点作出的。天启五年（1625 年）之后，随着邪恶派官僚的东山再起，他们不再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极力进行翻案。天启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邪恶派御史李维垣首先上疏翻梃击一案，此时审理张差的官员王之寀正任刑部侍郎之职，杨疏一上，即被“革职为民当差”。同年四月八日，邪恶派给事中霍维华又上疏全面地翻三案之案，系统评述三案。

在翻三案的同时，邪恶派官僚极力要将按照其观点新作的有关官方结论写进史书中去。这就是魏忠贤新修的《三朝要典》。

推翻了“三案”原来的官方结论之后，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王之寀被投入监狱，病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

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妃。

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魏忠贤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更加专权腐化。其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尧天帝德，至圣至神”。他们在奏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朕与厂臣”联名并称。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效仿，生祠几遍天下，每建一祠，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阉生祠，竟拆毁民房 2000 余间，建起九楹的宫殿，状如皇宫。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头礼。有个叫陆万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1627 年）秋八月，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振兴一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贤闻讯，畏罪自杀。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的兄弟、儿子都被处死。崇祯二年（1629 年），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罪：崔呈秀等 6 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田尔耕、许显纯等 19 人被定为交结近侍，

秋后处决；还有 180 多人被定为交结近侍，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复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崇祯政权复亡后，在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一直继续着，直至朱明残余势力彻底覆亡为止。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