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明朝宣德十年（1435 年），38 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死。他 9 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正统。他就是英宗皇帝。他在位的时期，是明朝几个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伴他读书，即位后，他便把王振提为司礼监太监。

当初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曾禁止宦官干预朝政；后来明成祖违犯了这一规定，开设内廷二十四衙门，都由宦官把持。司礼监是 24 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等杂役，更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复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 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根据皇帝的旨意交内阁撰写诏书，然后颁布下去。司礼监的宦官成天在皇帝周围，往往善于迎合皇帝的旨意，取得皇帝的宠任，利用皇帝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弱点，蒙蔽和驾空一些昏庸的皇帝。他们在代皇帝批复奏章和传达皇帝的命令时，常常是私下加以歪曲篡改，以此来控制、威慑百官，造成皇权旁落，宦官专权。王振掌握了这样重要的机构，他便利用来为自己夺权争利，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自从明代建国以后，直到宣宗时期，宦官都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作用。王振是明代第一个专权的大宦官。他是山西蔚州（今山西省蔚县）人，早年是个流氓，后来自己净身之后就进宫当宦官，认识不少字，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所以得到了明宣宗的赏识。明宣宗的儿子朱祁镇被立为太子后，王振被派去侍奉，并教太子读书认字。王振平常十分严肃，朱祁镇有点怕他。王振又很会逗朱祁镇玩，所以朱祁镇又有点离不开他。

明英家当皇帝的时候，才 9 岁。皇帝年幼无知，贴身宦官王振因为教他识字，身份突然显赫起来，权势也就不断地膨胀，小皇帝称他为先生，对他非常尊重。

王振虽受宠任，权势很大，但在开始的几年还不敢过于放肆，因为这时的太皇太后张氏还掌管着朝政，她把政事委托于“三杨”等元老重臣，三杨即杨土奇、杨荣、杨溥，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她见王振为人奸诈险僻，就派人把王振召来，令他跪在地上，严厉地训斥他：“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 应当赐死。”王振吓得直打哆嗦。这时，英宗和诸大臣都跪下为他求情。张太后才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少，不懂得宦官掌权后造成的危害。我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此后不许他干预国事。”每隔几天，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办了些什么事情，如果发现有不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决定办的事情，她就把王振叫来，痛责一番。王振虽然受到这样的制约，但由于他的地位重要，大权在握，一些阿谀谄媚、趋炎附势的官员争着投靠到他门下，因而，权势日重。渐渐地，连张太后也约束不了他了。

正统七年（1442 年），张太后病故。“三杨”中，杨士奇、杨荣先后病故，仅杨溥在朝，但年老多病，其他阁臣恰又是一些资历较浅的官员。于是， 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朝中的大臣们谁要不买他的帐，王振就千方百计地整他。侍讲刘球在奏章中得罪了他，王振怂恿明英宗把刘球关进监狱， 派心腹把他杀了；御史李铎遇见王振不下跪，便被降职并调到铁岭卫（今辽宁省铁岭县）；驸马都尉石璟骂了王振家的阉宦，王振认为这样辱骂宦官就是轻视他，被王振逮捕下狱，几乎送掉性命。凡是对王振不礼貌的大臣，都

遭到了他的陷害和打击。而那些对王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官员，却步步高升。例如工部侍郎王佑，不长胡须，王振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胡子？” 王佑讨好地说：“爷不长胡须，儿怎么敢长呢！”王佑因此得到了王振的欢心，从此官运亨通。像王佑这样堂堂的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竟然这样不知羞耻地讨好王振，可见王振的权势有多么大！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昏庸的英宗却反以为忠诚，即使是后来长大成人了， 也仍然执迷不悟。正统十一年（1446 年），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等物，并特赐敕一道，内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由此可见英宗是昏庸透顶的， 像他这样的昏君不出大乱子就怪了。

果然，在王振这帮奸党的扰乱下，大明帝国北面的边防受到严重削弱。首先是军屯制度开始破坏。当时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将官，往往侵占军士的屯田为私家庄田，并役使士兵替他们耕种。军士失去屯田后，官吏照样逼取额粮和税收，军士受不了这样的剥削和虐待，只好逃亡。王振为了满足其贪婪的欲望，还不惜勾结蒙古贵族，进行大量走私。王振叫他的私党、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镞数十瓮送给蒙古族的瓦刺部落，瓦刺就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边防力量日益衰弱，而瓦刺又对明朝虎视眈眈。鉴于这种形势，有的官员建议在要害处增筑城堡，整饬边防，防御瓦刺入侵。但是宦官专权，朝廷黑暗，没有人敢积极主张，这个正确的建议也就被束之高阁，从此边防力量更加薄弱。

与腐败透顶的明朝正相反，当时蒙古族的瓦刺部落十分强盛，它的首领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继了王位，总想和内地多做一些买卖，以满足本族人的需要，但常常遭到守边将领的限制。也先对此十分不满。正统 14 年的春天，也先派两千多人向朝廷贡马（实际是交易的一种形式），为了多得赏赐， 谎报是 300O 人。王振因此恼怒，说是欺骗朝廷，仅给马价的五分之二，并叫礼部不要给多余的人饭吃，这一来就伤了和气。也先还想与明朝通婚，也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也先策划率兵内侵。

紧急的边报接二连三地飞向北京，王振想乘机挟持英宗亲征，自己趁机立一大功，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发出英宗亲征的命令，限令两天后出发。举朝上下听说皇帝要亲征，而且又如此仓猝，都非常震惊，纷纷谏止。但英宗听信王振的话，一定要亲征，命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他于 7 月

16 日和王振率 50 万军队匆匆从北京出发。

当时，也先的兵马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是早就有所准备。王振却轻视敌人，他以为大兵一出，即可马到成功，待到凯旋的时候，邀皇帝路过他的家乡，自己也可炫耀权势，光宗耀祖，这番如意算盘竟害得全国上下不得安宁。

由于是临时决定出发，军队上下都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许多士兵连武器和军装都未带齐。王振不管这些，只顾命令士兵们日夜兼程。这样仓促的出发，接着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刺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冻饿而死的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王振派出的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刺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王振感到情况危急，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根本不懂军事常识，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

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故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英宗迂回周折， 13 日才逃到士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 20 里，正确的指挥应当是进城驻守。但王振因为自己装载财物的车辆千余部未到，不愿进城，就留英宗驻扎在土木堡。兵部尚书邝埜见形势十分危急，力请英宗迅速入关，留重兵殿后。王振拒不采纳，而且斥骂说：“腐儒哪里懂得军事，再胡说就砍你的脑袋！” 喝令士兵把邝埜拉出去。14 日，敌军追至土木堡被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 挖井二丈多深还取不到水，而南面的河流又被瓦刺军占领，人马已经两天没喝到水，饥渴难耐。士兵们更加惊慌，士气非常低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本来不想讲和，准备硬攻进明军阵营里去。可派兵事先一打听，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也先看得清楚，单等明军阵营一拉长，便两面夹攻，瓦刺士兵手执长刀， 奋力砍杀，士气非常旺盛，大喊“解甲投戈者不杀！”呼声震天动地，一下子就把饥饿、干渴、疲惫不堪的数十万明军打垮了。随军的大小官员数百人也死于乱军之中。

明英宗也真侥幸，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士兵们死伤惨重，他却安然无恙，一点都没伤着。他见败局已定，实在无法脱逃，便绝望地下马，盘腿坐在草丛之中，瓦刺军队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明英宗被带到一个叫雷家站

（即当时的保安州，今河北省怀来县西北）的地方。也先叫了两个曾经见过明英宗的瓦刺人去辨认，证明确实是明朝当今皇帝。也先高兴极了，没想到这一仗战果这么辉煌，竟然俘虏了大明帝国的皇帝！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把怒火都集中在王振身上，冲上去一铁锤把他捶死，痛骂说：“我为天下诛此贼。”

土木堡一战，明英宗被俘，数十万军队被歼，数百名官员丧命。历史上把这次战役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明王朝元气大伤。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刺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土木堡大败的第二天，即正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8 月 16 日深夜， 前方将士便派快马把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告诉了皇太后和郕王。刹时间宫廷里一片慌乱，恐惧万分。满京城里的大小官员都惊呆了。天不亮，他们便不约而同地会聚到午门之外，面面相觑，谁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一位官员急得大哭起来，接着所有的官员都放声痛哭。皇太后急得哭哭啼啼，从宫里内库捡出大量金银珍宝、绫罗绸缎，偷偷派太监带着财宝去寻找瓦刺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结果，当然是毫无希望。

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 并且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瓦刺。大臣们议论纷纷，不知怎么办才好。大臣徐有贞说：“瓦刺兵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考察天象，京城将遭到大难， 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作打算。”

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的，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守城任务，他可以指挥京城内所有军民。

于谦，字廷益，是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1421 年）中进士，宣德朝任御史，巡按江西，为许多人平了反，申了冤。后由杨士奇举荐，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他每到一地都大力兴利除害。正统六年（1441 年），他向朝廷提出一个建议：“以河南、山西各积存的数百万谷子，在每年的 3 月借给缺粮的贫苦下户，待秋收后收还；那些老病和贫穷无力偿还者，官府就免收他们的借粮。”英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谦巡抚河南之时，黄河不时决堤，带来许多破坏。他组织民众筑堤治水，并命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在山西，他剥夺边镇军官私占的土地为官府屯田，充作边防费用。“三杨”掌权的时候，对他非常器重。他所提的建议，总是很及时地被采纳。王振专权时，一些无耻的官僚争相以搜刮来的民脂贿赂王振，以取得他的欢心，而于谦生性刚直，每次进京，都是两袖清风。因此，王振忌恨他，把他关了三个月的牢房，释放后又降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官民纷纷上书朝廷，请求留他在原任。朝廷批准了官民的要求，仍以于谦为山西、河南二省巡抚。正统十三年（1448 年），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英宗亲征前，他极力谏止，没被采纳。现在，他的反对南迁、力主坚守的意见得到郕王的赞许。郕王下定决心坚守北京。当时，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了，剩下的 10 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京城内人心惶惶。于谦经郕王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为便于指挥所有的军队，郕王把他提为兵部尚书。

于谦在国家危难之中接受任命，他一面命令各边关的镇守将领加强防备，一面奏请郕王批准，敕令工部从速修缮器甲、战具。同时派兵严守京城九门，把靠城的居民全部迁进城内；还选拔几名能干的文臣做巡抚，提升能战的石亨、杨洪做将帅。而他自己也以军国大事为己任，身先士卒，勇于负责，立下军令状：“不见成效，甘受处罚。”

为了进一步安定民心，于谦和其他几位大臣上疏要求清算王振罪状。朱祁钰不敢作主。有个宦官马顺，是王振的同党，一个大臣冲上去揪住马顺， 大伙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揍死了。

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

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便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 人心才渐渐安定下来。

接着，大臣们议论立皇帝的事。大家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人心惶惶，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另立一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于是，群起上书，劝郕王早登大位。九月初六，郕王正式登上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景帝的登基，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自己抓到了一个活宝贝，想利用来要挟明朝赔款割地，没料到明朝又立了一个皇帝，他手中的这张牌就失去了作用。只能

利用英宗到边镇去要挟一些粮草财物。

景泰皇帝给了于谦最大的信任，明令各营将士一律听从于谦的指挥，如果不服调用或失职犯禁，可以先斩后奏。当时，虽说各地入卫京师的军队已陆续到达，备战工作也基本就绪，但将领们都有些畏怯。在于谦召集各将领研究战守方案的时候，身为总帅京营兵马的石亨就竭力主张把军队全部撤进城内，以土壅闭城门，坚壁清野。他认为敌人无法破城，自己便会退却。不少将领同意他的说法。于谦指出这将使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只有打败他们， 才能得到和平。石亨最后同意了于谦的正确建议。于是重新调配 7 兵力，除守城兵以外，用二十多万人马，列阵在北京九门之外。他自己亲率石亨等人扎营在德胜门外，面对着敌来的方向。为了激励将士，于谦还下了一道严令： 凡临阵打仗时，将官不顾士兵先退缩的，斩将官；士兵不顾将官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同时，下令封闭了北京的所有城门，堵塞了退路，使将士增加了死战的决心。

10 月 13 日，瓦刺军攻北京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 然后派数骑诱敌。瓦刺一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圈后，一声炮响，伏兵四出，将士们奋勇向前拚杀，直杀得瓦刺军人仰马翻，大败而逃。瓦刺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在德胜门北面土城的战斗中，明朝军民配合作战，土城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以砖石为武器，铺天盖地般地投击敌人，喊杀声震天动地。两军相持了五天，瓦刺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也先本想挟持着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议和，捞取金银财物，没想到一个子儿也没捞到，反倒损失了许多人马。这时候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也先恐怕归路被切断，于是，又拥着明英宗匆匆撤围西去。于谦指挥军队乘胜追击， 夺回了瓦刺沿途掳获的许多百姓和财物。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明景帝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准备给他造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京师的守护，于谦除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北边防务之外，还在西面和南面的涿鹿（今河北省涿县）、真定、保定、易州等处设镇屯兵。他还改革军制，设立团营，从各营中挑选了马步骁勇者 15 万人，分为十营，每营委派一名都督；每五千人为一小营，委任一名指挥管带；以石亨、杨洪等人为总兵，自己兼任总督。将士们每天都得在营操练战阵。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也先退出后，心生一计，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的主和派因此又吵嚷着要与瓦刺议和，甚至许多主战派官员也认为必须迎回英宗，倾向于妥协。于谦识破也先的阴谋，他力排众议，指出这是敌人企图借此向我索取财

物，并说：“国家的利益最重要，不能因为一个皇帝牺牲全国的利益。”他派人提醒各边镇将帅，不要中敌人的奸计，要做好防御工作，并选派将领， 镇守边防重地。他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在于谦的整顿和指挥下，边防力量大大增强，各边镇的将帅也都主张抗战，也先在景泰元年（1450 年）的几次侵扰都受到严厉打击，阴谋未能得逞。

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更无隙可乘，而明朝又识破瓦刺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拒绝与他议和言好，逼使也先无计可施。明朝不再与他贸易，也先得不到必须的物品，也非常着急，为了恢复与明朝的边境贸易，也先在景泰元年 8 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个名

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于谦临危不惧，运筹策划，指挥若定，挽救了明王朝的一次危难，在惊涛狂澜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此后也先虽曾入寇大同，包围代州

（今山西省代县），但都一再受挫，始终没能长驱深入。明王朝和它的首都北京，在七八十年内再也没有受到敌骑的蹂躏，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于谦的努力分不开。

明英宗在瓦刺部落过了整整一年的游牧生活，送回北京进住南宫之后， 过着清闲的生活。但他并不死心，时刻想着复辟的事。

景帝自己虽已从亲王的地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其接班人仍然是英宗朱祁镇的儿子。为了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景帝在景泰三年（1452 年）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一年多后，朱见济夭折。景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再也没人可以继立为太子了。

这样一来，朝中就出现了争论。本来，在废朱见深时，有些官员出于维护封建礼法的目的，对这件事就不予赞成。现在朱见济一死，他们又纷纷请求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景帝无意传位给朱见深，对那些官员的请求不予理睬，他一直不露声色。他认为自己才 20 几岁，年纪尚轻，等又有了儿子后再立太子也不晚。

景泰八年（公元 1457 年）正月，正值新春佳节，宫廷里却阴云笼罩，年

纪轻轻的景泰皇帝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已经 20 多天没有接见朝臣了。这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和慌乱：要是景泰皇帝真的病逝了，谁来继承皇位呢？

当时，朝中各派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不停地活动。朝中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一些不得志的人，还有王振的余党宦官曹吉祥等，企图利用景帝和英宗兄弟间的矛盾，发动宫廷政变。他们一起密谋策划，要趁景帝正在病中，迎英宗朱祁镇复辟，事成之后，论起迎复之功，肯定都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赐， 并可以加官晋爵。阴谋制订之后，这帮野心家便单等着景泰皇帝一命呜呼了。正月 12 日，景泰皇帝躺在病塌上召见了石亨，叫他主持一下祭祀的事情。石亨从宫里出来告诉曹吉祥等人说：“皇帝有气无力，看样子是不行了，咱们应该马上行动，再晚就来不及了！”

正月十六日半夜之后，石亨等人以边官报警，应加强警备，以防万一为名，带兵千人进入皇宫，直奔软禁英宗的南宫，撞门毁墙，接出英宗，把他抬到奉天殿升座。当时文武百官正在朝堂等候景帝视朝，徐有贞对众人大呼： “上皇复辟了”，胁迫众官员进殿贺喜。事出仓猝，众官员一时摸不着头脑，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又见大殿上坐的果真是太上皇，只得列班朝贺。这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成功了。历史上称它为“南宫复辟”，因为是撞破宫门之后才把英宗抬出来复辟的，所以这次事变又叫“夺门之变”。

明英宗复辟成功之后，徐有贞、石亨等人，个个弹冠相庆。英宗重新当了皇帝，当然得好好奖赏有功人员。于是，徐有贞封了武功伯，升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管内阁大事；石亨被封为忠国公；张軏被封为太平侯； 曹吉祥升任宫中司礼监太监，并封他的侄儿曹钦为昭武伯。一时间经他们请功赐赏的不下四千余人，封官之滥达到了顶点。

他们爬上高官显位之后，首先就是排除异己，最先打击的就是于谦和王文。这两个人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秉公执正，不徇私情。徐有贞在北京保卫战的时候叫徐珵，他倡议南逃，遭到于谦的训斥。后来怕人笑话他， 改名为徐有贞。石亨是在保卫北京时立了战功的将领，但贪得无厌，屡次遭

于谦的抑制，心怀不满。王文是内阁大学士，是于谦得力的支持者。由于这两个人威望很高，因此遭到了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他们在拥立明英宗复辟之后，无中生有地说于谦、王文勾结太监张永等人“逢迎景泰篡位”， “紊乱朝政，擅夺兵权”，把军国大事都弄坏了，还说于谦等人见景泰皇帝有病，阴谋派人迎立襄王，“入继大统”。而不准备立英宗的儿子为皇帝。他们这样攻击于谦和王文，是为了让英宗恨于谦和王文，然后除掉。

英宗复辟后，废景帝仍为郕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被迁到西宫，没过几天就死了。有说是被害死的。景帝究竟是怎样死的，成了明史上的一个无法澄清的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英宗重新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徐有贞一伙对于谦的诬陷根本就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这种事情本来是容易弄清的，但是明英宗却深信不疑，下令对于谦、王文拷打审问。石亨的党羽肖维祯以都御史的身份主持会审。

肖维祯动用各种刑具折磨于谦和王文，但总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就以想要迎立外藩的罪名，判决凌迟处死于谦、王文。奏折到了皇帝跟前，明英宗犹豫说：“于谦保卫北京确实有功。”徐有贞说：“如果不杀于谦，陛下复位可就没理由了。”一句话使明英宗批发了杀死于谦、王文的旨令。后来由于大臣们奋力为于谦二人说情，才将凌迟处死改为斩首处死。

于谦本人被害，家属发配边地充军。抄家时，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在那多事的岁月，他常常是睡在朝房里没有回家。真是个诤诤汉子， 耿耿忠臣，就像他生前写下的一首《咏石灰》诗所表白的那样：“千锤万斧出深山，烈火烧身只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老百姓都为他难过，无不认为是天下的一大冤案。

在杀害于谦的同时，徐、石等官僚又把于谦平时举荐、重用的一些官员、将领加以杀害、谪戍、罢官。一些希图取宠上爬的卑鄙小人无不以攻击于谦为进身之阶。这样还不够，他们又大改于谦创立的一些制度，连团营也被罢废，恢复原来的三大营。这样一来，明朝的边防力量又削弱了许多。

他们还搞了一个“奸党录”，捏造了很多罪状，在全国范围内公布。朝廷中正直的官员差不多都被他们陷害光了。从此，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都以大功臣自居，公开纳贿，无所顾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小人希图升官发财，钻营奔走，拍马溜须，无所不至。明代政治秩序与社会风气，经过这场变乱，更加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