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 玛 窦 在 中 国

在中国文化史上，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国和西方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徐光启和利玛窦。

利玛窦，全名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利”字，是他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Ri 音译，“玛窦”，这是他的圣名 Matteo 的音节。到中国后， 他为自己取的号叫“西泰”，也就是把“泰西”倒过来读（明代称欧洲为“泰西”，“泰”是“极”的意思，由于欧洲在西域之西，故称为“泰西”）， 因此又称他“利西泰”，或干脆尊称“利子”。他是意大利人，出身贵族家庭，1552 年生，16 岁时奉父命到罗马神学院学习法律，1571 年加人耶稣会。曾跟当时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学者克拉维学习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历法等， 自然科学知识非常丰富。那么，利玛窦为什么千里迢迢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及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

明朝自英宗（朱祁镇 1436—1449 年）以后，开始由盛转衰，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官场贪污成风， 吏治更趋腐败。正统以后，宦官开始插手政治，干预司法、军政，甚至发展杀戮朝臣、废立皇帝。到明神宗时，明代宦官专权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宦官专权的结果，使明代的政治更加黑暗，人民的苦难加深，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明中叶以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官僚和缙绅、皇族及勋贵等通过各种手段大肆地兼并土地，农民则赋税负担日益加重，沉重的赋役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流民几乎遍布全国。

自明中叶以后，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全国各地农民不断地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斗争形式多样，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地主阶级当权派中已有人意识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下去了。他们呼吁作某些改革，以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样，在万历年间， 张居正发起了社会改革运动。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解决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巩固明朝的统治。所以农民的赋役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而且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1582 年（万历 10 年） 张居正病死后，他们立即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改革措施逐渐被破坏，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

从 14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也就是明朝初期与中期时，中西方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一度比较沉寂。可是这段时间双方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化， 待到 16 世纪中期再度恢复接触时，形势就和 200 年前的元朝大不相同了。就中国而言，蒙古的统治已由汉族的明朝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大的重视与恢复，中国文化界和外人的接触不再存在以前的民族壁障。就意大利与欧洲而言，这两百年正是文艺复兴由萌生而繁荣之时，西方已有较高文化水平， 不但在吸收和恢复古典文化方面有了青出于蓝的成就，而且在科学发展方面已开始形成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就比起中国来前进了一大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当然会为新恢复的中意文化交流促成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我国明朝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发展阶段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相仿，正需要

提高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走向近代社会的发展并不顺利，日后终于形成中国落后的局面，然而这些新的发展情况却为明末清初的中意文化交流添了异彩。

1. 世纪以前的东西方经济交流多系地方产品的小规模交换，而文化交流往往具有某种贵族的宗教的性质。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归根到底只是与极少数特权阶层有关的事。可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等，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后盾，强制地进入美洲大陆和亚非腹地，剥削和奴役那里的土著居民， 强制传播欧洲的宗教，推行欧洲的文化，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16 世纪，西方历史上掀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为了对抗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发动了一场反改革运动。1534 年成立的耶稣会，就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中坚，后来又是远东传教士的主要派遣者。自从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当时， 传教士与商人是相辅而行的。最早派人东来的葡萄牙，在罗马教皇支持下， 实行一种派遣传教士随着船队航行的制度。对中国，他们最初也想采用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曾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手拿《圣经》，一手握剑打进中国。

从 16 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1511 年（正德 6 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刺加（今马六甲）后，随即

到中国沿海骚扰，剽劫行旅，抄掠人口，贩运违禁物品。1517 年（正德 12 年）9 月，葡萄牙舰队炮轰广州。对于这种海盗行为，中国军民给予了有力的回击。1521 年（正德 16 年），明军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驱逐了葡萄牙殖民者。随后，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打退了葡萄牙殖民者，并缴获了它的佛郎机大炮。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在中国沿海建立侵略据点的企图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葡萄牙海盗商人在广东失败后，窜犯浙江、福建，侵占宁波的双屿、漳州的月港和泉州的浯屿，继续在沿海地方骚扰，先后被中国军民击败。1553 年（嘉靖 32 年），葡萄牙人又贿赂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

物，以每年纳租银 2 万两作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后，他们便在澳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据点。

跟随在葡萄牙后面来到中国的是西班牙人。1571 年（隆庆 5 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吕宋（菲律宾），并盗用吕宋的名义，对中国进行掠夺财货的欺骗贸易，阻碍中国和吕宋的正常经济文化交流。1626 年（天启 6 年），西班牙殖民者又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与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陆续来华从事宗教活动。1511 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满刺加（今马六甲）后就把中国作为下一个战

略目标。1514 年，他们曾经一度占领了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1521 年（正德十六年）明朝将领汪鋐率水师大败葡萄牙入侵者，缴获佛郎机铳大小 20 余枝，并把他们从屯门岛驱逐出境。在被击毙的入侵者中，就有一名叫梅尔古劳的传教士。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 16 世纪最早来华的传教士的名字。

1. 世纪初，葡萄牙人经新航道至印度，继而至马六甲，1517 年开始有葡人商船至广州，1557 年葡人霸占澳门，西方与中国接触渐趋频繁。与此同时，

在意大利、西班牙与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大力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 认为和东方恢复接触是传教扩张的好机会，尤其是当时新建立的耶稣会雄心勃勃，极想使地大物博而又兼古代文明大国的中国“皈依圣教”，因而促成了一批又一批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士来到中国。耶稣会虽然为西班牙人罗耀拉所创，可是其中心仍在罗马，会规且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会士多为意大利人，来华者亦以意人贡献为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些意大利传教士客观上仍起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作用。《明史·意大里亚传》总结这些传教士带来的影响说：“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看来这还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1552 年 10 月，由罗马教皇派遣的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到达广东省南部沿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试图偷渡进入中国传教，然而没有成功， 不久因病在该岛上去世。1557 年葡萄牙殖民者又通过行贿，取得在澳门居留和贸易的合法地位，同时在澳门传教，招收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可是规定中国入教者，必须取葡萄牙的姓名，学讲葡萄牙的语言，连生活方式也要模仿西方。所以直到 16 世纪 70 年代，传教活动毫无进展。耶稣会士范礼安在

1578 年被派到澳门，主持耶稣会远东传教事务。他提出，既然对中国不可能用武力征服，在传教过程中，也不能采取强迫东方民族改变信仰的办法，主张去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应该首先中国化，学习中国的语言风俗，进入中国后先争取站住脚，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然后再求发展教务。从此，天主教组织开始在中国展开活动。范礼安本人未进入中国内地。

最早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是罗明坚（MichelRuggieri，1543—1607 年）。他于 1579 年抵达澳门，先在澳门学习了两年中文，然后于 1581 年到广州，第二年得到广东政府的许可，在肇庆一带从事传教活动。

紧随罗明坚之后的就是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 年），他是意大利马塞拉塔城人，先在印度居留数年，后来决心来华传教。

罗明坚感到一个人势孤力单，要求范礼安派正在印度的利玛窦，来中国协助传教。

利玛窦在 26 岁时，与罗明坚一起，过去曾到印度传教。当时，亚洲的传教中心在印度的果阿（葡萄牙殖民地）。1582 年，31 岁的利玛窦应罗明坚的请求，到了澳门。这时的利玛窦，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传教士。他和罗明坚两人，起初学沙勿略当年在日本的作法，剃光头，穿僧服，自称是来自印度之西的僧人，声称一向钦慕中国，申请在中国内地定居。1583 年（万历11 年），他与罗明坚一起，获得了地方官批准，在肇庆定居。从此，利玛窦

和罗明坚一起在这里活动了将近 10 年时间。

他在这段时间充分掌握了中文、汉语以及有关学识，这一切为他进一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打下基础。利玛窦明确认识到，要在中国站住脚必须和明朝中央政府接触，在上层人士中传教。这样，经过多次努力，并通过在韶州、南昌和南京的广泛活动，他最后终于得以获准进入北京，并在北京活动了 10

年，直到 1601 年逝世为止。他的墓现犹存于阜成门外二里沟（今北京市委党校内）。

1588 年，罗明坚回罗马去了。不久，利玛窦在肇庆的西式住屋被新到任的地方官占居。1590 年，利玛窦从肇庆迁居韶州，在城外西市南安桥附近建筑了天主教堂。

到韶州建堂后，利玛窦就开始了传教活动。他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以“西方学者”的姿态，跻身于中国的儒林。与此同时，他也为基督教教义披上了儒家的外衣，写下了著名的《天学实义》。这就使士大夫阶层误以为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内容，乃至基督教所奉行的神，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早已有记载。因为，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改变了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形象，从此以后，利玛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把注意力放在士大夫阶层。利玛窦的成功之处是， 能利用西欧地理大发现以来实验科学的一些成就，为传教服务。耶稣会传教士的政治背景和传教目的，从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欧洲最新科学成就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科学，只是传教的敲门砖。然而应该承认，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方面，利玛窦比起其他传教士来，要热情得多。利玛窦从欧洲带来了大小钟表、天文算术仪器、三棱镜、西洋乐器及欧洲各大城市建筑的图画等， 在住处陈列展览。以此引起来访者的好奇心，然后再由这好奇心引发对天主教信仰的兴趣。利玛窦深信，如果求知心切的中国士大夫，接受了西欧近代科学知识，也将比较容易接受西方宗教观。这样，他就把介绍西方科学和中世纪的神学，结合起来了。

1595 年 4 月，利玛窦由韶州北上，去江西南昌，所以，徐光启到韶州时， 只见到郭居静而未遇到利玛窦。利玛窦的目标逐步向北发展，以便最后到达北京，然后就等待机会，请求明朝皇帝明令准予居留。当利玛窦第一次到达南京，试图再北上时，当时正值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中国派兵往救，中日之间进行着战争，南京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一个西洋人，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日本奸细”，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利玛窦不得不又退回南昌。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第一任会长。1599 年丰臣秀吉死， 明军在朝鲜大破日军，形势趋向缓和，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又活跃起来。从 1595

年到 1600 年，利玛窦除二次回南昌，一次赴北京，有过短期外出外，大部分时间住在南京。他利用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广泛结交社会名流， 如礼部尚书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以及焦竑、李贽等人。

利玛窦与焦竑、李贽的交往，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南京的领袖人物们交结利玛窦神父》一章中，有所记载：“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可是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 “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成一名拜偶象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 70 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所说的显贵公民，指的是状元焦竑，和尚，就是李贽。书中还记录了李贽赠给利玛窦折扇和短诗一事。

徐光启从焦竑、李贽处，得悉利玛窦正在南京。他在韶州已知道有利玛窦其人，但印象并不深。他是看到了由赵可怀和吴中明翻刻的世界地图，才知道利玛窦并决心要拜访他的。

徐光启见到的那张世界地图，原来，称为《山海舆地图》，是 1584 年（万历十二年）利玛窦在肇庆为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绘制的，后由王泮刊印，馈赠要人。这张地图以后收在明人编的《图书编》一书中，又称《舆地山海全图》，它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型世界地图。大约在 1594 年至

1598 年间，驻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将利玛窦的地图摹刻于石。1600 年，利

玛窦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将此图重新修订，并翻刻于南京。这张地图在南京出现后，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自然也使徐光启产生了极大兴趣。

利玛窦绘制的这幅世界地图，是根据意大利米兰安布洛兹图书馆所藏的世界地图为底本译绘的。这幅地图明确标明地球是圆的，图中刻有经纬度、赤道、五带，而且正式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轮廓，地名均汉译，还酌附有关地文、物产等方面的说明。这张图告诉了中国人这样一个全新的观念：地球是球形的，悬在空中，上下各方都有人。欧洲在西域之西，称为“泰西”。从欧洲向西渡过大西洋，是美洲。从美洲渡过太平洋也可到中国。当时，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 80 年，从欧洲绕地球一周的人，为数已不少。然而，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天圆地方”，中国是“天朝大国”，位于中央，尽管也有过一种传统说法，天体犹如蛋壳，大地如蛋黄，蛋黄当然也是圆的了。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朦胧的猜测，缺乏科学证明。《山海舆地图》用明确无误的事实，改变了人们关于大地是方形的传统观念。利玛窦绘制的这张地图，最初把中国放在地图的极东一角。王泮看了大怒。后来利玛窦把福岛零度经纬线移位，放在图中央，中国也移居图之中央。利玛窦改绘的这幅图特地把中国放在中央位置，这样就很能符合中国人的“老大”心理。同时，他还能用各种仪器，把这些观念解释得头头是道。在当时，拒不承认地球是圆的的顽固派还有不少，但许多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容易接受。看了这张图， 徐光启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对五大洲的分布有了清楚了解，从而激发了他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

徐光启特地去利玛窦处拜访。利玛窦当时已 49 岁，比徐光启大 10 岁， 两人却一见如故。

一般说来，到利玛窦处去的人，也是首先被他那五花八门的科学仪器所吸引的。他们两人从天文到地理，从日、月蚀到经纬度，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到绘制地图和测绘学，谈得十分投机。可是利玛窦则三句不离本行， 在不知不觉中又把话题转入传教的正题。利玛窦到中国来，目的是宣传天主教教义，科学只是他的进身之阶。第一次谈话，并未使徐光启立即下入教的决心。然而，天主教的教义，几年前已在韶州听郭居静说过，因而这次留给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3 年后，徐光启又一次到南京去拜访利玛窦，但此时利玛窦已上北京， 接待他的是罗如望。从罗如望处，他得到了利玛窦写的两本书：《天学实义》和《天学十诫》。《天学实义》是利玛窦平日讲道及与中国士大夫争论探讨的记录，用汉文写成。利玛窦从中国的《诗》、《书》、《礼》、《易》和

《中庸》等典籍中，找到了一些关于“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之类记载，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早已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与“天主” 是同义语。

利玛窦于 1601 年 1 月 24 日（万历 28 年 12 月 21 日）进京，向万历皇帝贡献了礼物。贡品中有绘制精美的耶稣像、圣母玛利亚像、《圣经》，还有珍珠镶嵌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一座，《万国图志》一册。

万历皇帝见了很高兴，把那座十字架放在案前；那架自鸣钟尤其受到皇帝的喜爱，看到钟的时分针能随着滴答的声音移动，准时叮当报鸣，视为天下奇物，就下令安置在殿内，还派了两名太监看管。刚开始，太监不懂定时要上发条，走了一段时间后，时钟停摆，以为是被弄坏了，引起了一场虚惊。

太监们怕自鸣钟坏了不会修，万一皇帝发怒，将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千方百计地要留住利玛窦。然而，礼部官员因利玛窦自称“大西洋国人”，而查

《会典》中没有大西洋国名，怀疑利玛窦的来历，而且又因他是通过走太监的内线送礼物给皇帝的，自然对利玛窦有反感，几次想把他打发回澳门，可是，没有成功。毕竟太监们神通广大，最后万历皇帝下令，每月给利玛窦一定数量俸钱，并可在京城居住。最初，利玛窦住在四夷馆，皇帝赐宅后，住在京城西南方向的宣武门内东边，不久以后在住宅旁又修筑了教堂。

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曾将拉丁文本加以注释说明，题为《欧几里得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时所用的本子，就是克拉维上课时所用的讲义。

利玛窦踏上中国国土后，不久就发现中国人对数学，特别是对几何学， 有兴趣者很多。假如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同介绍西方的各种科学仪器一样，容易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有利于传教。然而当时还没有汉文版，所以，在讲授时碰到了许多困难，影响有志学习者的深造。十几年前，还在广东韶州传教时，利玛窦就有过翻译此书的念头。一个名叫翟太素的文人，曾决心翻译此书，然而失败了。为翻译这部书，利玛窦曾三进三止，深知其中的甘苦。

当徐光启提出要翻译此书时，利玛窦详细陈述了翻译的困难和几次失败经过。他告诉徐光启：中国和西方语法不同，词汇不同，第一次翻译拉丁文的数学书，许多专用名词，汉语中都没有现成的，无成规可循。利玛窦的汉文底子虽不错，照本宣讲，了然于口，还可以做到，但是要逐字句地翻译， 就非常艰涩，他人也不易理解，因此认为恐难胜任。利玛窦对翻译此书的兴趣，不象过去那样浓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北京已站住了脚，因为， 博得了万历皇帝的欢心，而名闻京师。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往为荣，利玛窦也热衷于与政界和学术界的社会名流进行广泛接触，忙得不亦乐乎。本来， 利玛窦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教，科学只是他用来打进士大夫圈子的一块敲门砖，现在门已敲开，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便自然减退了。徐光启在中进士那一年写的《跋二十五言》中，称利玛窦“自来京师，论著复少。”徐光启劝他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书，做一件千古大快人心的好事。当问他是否愿意时，利玛窦既不拒绝，也未爽快答应，只是推托说：“现在忙得很，没有空闲，还是等一等吧！”

经过几次商讨、辩论，利玛窦最后同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西方科技书籍。

1606 年（万历 34 年）秋，他们正式合作译书，冬去春来，时光荏苒。

第二年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完了前 6 卷。后来由于利玛窦忙于传教， 而使余下部分未能译出。1608 年（万历 36 年）春，利玛窦将已刻成的《几何原本》作一次校正后寄给徐光启，并建议若南方有人有兴趣，可再版重刻。

1610 年 5 月 11 日（万历 38 年）这一天，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 59 岁。教徒们请了一位画家，替去世的利玛窦画了一幅像。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上疏，奏请万历皇帝赐茔地，让利玛窦在北京安葬。这时，几年前在南京与利玛窦有过交往的叶向高，已任东阁大学士，也从旁协助，最终促成万历皇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徐光启返京后，正赶上参加利玛窦的安葬仪式。对于利玛窦的逝世，徐光启十分悲痛。

利玛窦以掌握中文汉学，传播西方学识为手段，从而达到其传教的目的，

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受限制，这是因为传教活动和天主教世界观是与他带来的文艺复兴的科学文化背道而驰的。所以近人曾经假设，假设传入这些科学文化的，不是狂热的耶稣会士，而是“另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使中国文化界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近代科学体系直接接触，其后果当会积极得多。然而就事论事，我们仍应肯定他作为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于西方的第一位近代人的功绩。他在晚年曾写下扎记，准备向会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传教事迹，死后由另一来华教士金尼阁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一书，在 17 世纪初即风靡欧洲， 不胫而走，先后有法、德、西、意、英文译本（利氏扎记原用意大利文，金尼阁编译为拉丁文）。后来利玛窦的原稿也存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1910 年以《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之名刊布，近年来我国已将其中扎记部分译出。利氏总结他在中国活动和了解情况优于前人之处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 30 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有了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所以，他对中国情况的介绍，比起马可波罗等人，就更为真实、具体， 也更为全面。除了中国地大物博，繁荣昌盛，无与伦比这个总情况，他还较多地谈及工艺技术、汉字结构、人文科学等，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孔子和儒家学说介绍于西方的人。因为他在罗马已受过较高深的教育，在数理之学方面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基本学识，随身又带有天文仪器、自鸣钟表、地图眼镜以及洋书洋画之类，所以，他也确实以这些西学法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重视，尽管他以用基督教远征中国自命，然而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感谢他的， 却不是他的传教活动，而是他介绍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万国舆图》等书。据说他逝世后，对他是否应得到官赐墓地一事，朝廷曾经有过争论，而肯定他的功绩的一位中国官员说：“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这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利玛窦不仅博学多才，善于辞令，娴于交际，而且又对儒学孔教等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等表示尊重，所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很受欢迎。这固然为他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新局面，可是，也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尽管是不甚理想的窗口，通过和利玛窦的接触，中国知识界有不少先进人士“领洗入教”，同时也得以吸取西学中有用的部份，为我国学术的发展带来新鲜空气。这些人中知名之士有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冯应京、张焘等，尤以徐光启贡献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