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统一

刘秀重建的汉朝即东汉一直延续了近 200 年。到东汉末年，大军阀董卓

起兵发动叛乱，从那时起，全国分裂了近 400 年之久。其中发生许许多多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著名的三国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期。到了南北朝末期，经过长期的分裂之后，全国人民，包括各个边疆少数民族，都强烈要求重新统一，结束长期战乱不休、征战不断的混乱局面。

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也越来越具备重新统一的条件了。

首先，在长达 400 年的分裂战争之中，士族门阀的势力渐渐地衰落下去了。这些士族门阀曾经显赫一时，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到了南朝刘宋政权时期，由于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本人就出生于寒门，即中小地主家庭，他也感到士族门阀大多是一些好吃懒做只知游乐没有任何真才实学的寄生虫，开始限制他们的势力，而更多地任用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做各级官员，即所谓的“寒人掌机要”。

至于北朝，由于少数民族掌权，士族地主的势力始终不如南方那样强大。西魏能够实行选拔贤良人才的政策，从反面反映士族门阀无力左右国家政治。

其次南北朝数百年间，由于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他们不仅共同生产，而且和汉族人民一道进行斗争。在经济生活方面、语言方面、风俗习惯方面，基本上和汉族合流。后来的历史家只能从他们后裔的姓氏郡望上来考知他们族姓的渊源。到了隋唐时期，氏、羌、鲜卑、匈奴、羌、羯等族的名称，终于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第三，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原来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在汉族较高的文化影响下，进行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实行改制以后，北方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当时著名的农书《齐民要术》中所反映的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当时就有人在书中记载说“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地区，老百姓的日子很富足，粮食基本上每年都能取得丰收。就连那些过去总是饥寒交迫的孤儿和年老体弱的人也不再吃那狗猪食，要饭为生的人也不再穿那牛马衣。”这段话说明，当时的北方确实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确实是比以前大大发展了。有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加上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其他一些显著的变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经过 400 年的长期分裂之后，国家重新统一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另外，在南北朝末年，北强南弱的形势早已成定局，建德六年（公元 577 年），北周出兵灭齐，很快统一长江以北各地。当周武帝伐齐的时候，陈朝大将吴明彻进兵夺取北齐的淮南。周灭北齐以后，立即伐陈，收复了淮南一带。这样，当时北周的疆土，不仅据有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而且包括长江上游各地（今湖北、四川）。在北周末年，周武帝已经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正由于这样，周武帝在世时，曾准备“平突厥，定江南”。很遗憾的是周武帝不久病死，完成全国统一的任务便落在隋文帝的肩上。

隋文帝杨坚的祖先是汉族人杨元寿，曾当过北魏武川镇的司马，住在武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部下，当年跟随魏孝武帝进了关中，尽心尽力辅佐宇文泰，当上了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任大宰相，掌握军政大权。杨坚的妻子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杨坚的女儿又是周宣帝宇

文赞的皇后，所以他又是周静帝的外祖父。杨坚不仅是关陇集团上层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且是皇亲国戚，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周静帝宇文阐 8 岁称帝，杨坚在汉族大官僚的支持下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从此便开始为夺取帝位创造条件。

正当杨坚准备夺取帝位的时候，支持北周皇族的势力，便纷纷起兵，反对杨坚。首先起兵的是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与此同时，郧州（今湖北安乐）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成都）总管王谦也先后起兵。杨坚针锋相对，派韦孝宽等反击尉迟迥，梁睿反击王谦，王谊等攻打司马消难，一举消灭了这三股反杨势力。然后，杨坚便大杀北周皇族。赵王招、陈王纯、秦王贽、曹王久、越王盛、代王达、滕王迪、毕王贤、汉王赞等，相继被斩首。北周宗室子孙死亡殆尽，周静帝彻底孤立。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杨坚自称隋王。第二年二月，杨坚迫使宇文阐让位，杨坚即位，这就是隋文帝。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

在北方进行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南方的陈朝却越来越弱。陈朝宫廷里也在上演一场争权夺位的混乱闹剧。

早先，南陈开国皇帝陈霸先死后，传位给侄儿陈文帝，陈文帝死后，传位给弟弟陈宣帝，陈宣帝当了 14 年皇帝，他死掉之后，他的九个儿子都想当皇帝，但皇帝只能由一人当，于是这场争夺皇位的斗争就开始了。

陈宣帝在位的时候，已经立长子陈叔宝为太子。他的二儿子叔陵，四儿子叔坚都很不服气。叔陵是个伪君子，白天在别人面前装模作样地拿一本书看，晚上就又叫又闹，他被封为始兴郡王，负责江州、郢州、晋州的军政大事，他早就有篡位当皇帝的野心了。

四儿子叔坚的野心也很大。他被封为长沙王，掌管着一大片土地，在那里拉党结派，准备叛乱。

叔陵和叔坚的手下都有一帮亲信，每次上朝，他们两人争着摆阔气，讲排场，各不相让。在他们的唆使下，两家的家丁家将常常寻衅打架，危害百姓，闹得很历害。

就在陈宣帝去世前一天，叔陵见父亲即将咽气，就对管理医药的人说： “切草药用的刀太钝了，你把它磨得锋利些吧！”第二天，陈宣帝一断气，叔陵就大声叫嚷：“快拿剑来！”他手下的人以为他要给皇帝举行送终的仪式，就赶快送进来一柄木剑。正巧木剑杀不了人，叔陵这才没能在那一天动手。

第三天，太子叔宝正扶着陈宣帝的棺材哭得很悲伤，叔陵突然操起已经磨快了的切药刀，向叔宝猛砍过去。叔宝的脖子上挨了一刀，马上昏倒在地。宣帝的柳皇后见叔陵行凶，赶快过来阻拦，也被叔陵砍了几刀，昏倒在地，叔宝的奶娘吴氏绕到叔陵背后死命地揪住他的胳膊，才使苏醒过来的叔宝得以逃掉。叔坚见叔陵杀叔宝，赶快冲上去，奋力夺下他手中的刀，仗着自己力气大，把叔陵一把揪住，拉到柱子跟前，用他自己的长袖子把他捆绑在柱子上。然后叔坚就去向太子叔宝请功，想乘机攫取大权，没想到等他一走叔陵用力挣断袖子逃走了。

叔陵逃到东府城，马上派人封锁了东府城和台城之间的通道，把监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发给他们武器，发动了政变。他自己披铠甲，登上东府城西门的城楼，招募百姓替他去争夺皇位，但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都不支持他，只有一千多士兵听从他的命令，愿意跟着他叛乱，寻找机会进攻皇宫。

这时候，叔宝因伤得太重无法指挥军队，于是叔坚就成了最有权力的人。叔坚派大将萧摩诃去带兵平定叔陵的叛乱。萧摩诃很聪明，先用计杀掉叔陵的两个大将，然后又带兵杀掉了妄图逃跑的叔陵。这样，一场激烈的争皇位的斗争才算最后平息下来。

至德元年（公元 583 年），陈叔宝登上皇位，他就是陈后主。陈后主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无道的昏君，他在位期间，陈朝一天不如一天，亡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陈后主特别喜欢饮酒，而且每饮必醉；他不但自己饮，还要求大臣们同他一起大饮特饮，结果搞得朝廷上下一片混乱，大家都只顾享乐，根本不问政事；甚至连北方的杨坚准备打过长江消灭陈朝这样的大事也不愿意去考虑。

当陈后主君臣喝得烂醉的时候，杨坚已经准备灭陈。在陈后主即位的前一年，他就派大将韩擒虎任广州总管，进驻庐江（今安徽庐江）；贺若弼任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隔江钳制了陈朝首都为灭陈作准备。开皇八年（公元 588 年）年末，隋朝设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体负责平陈的战役，并以杨广、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从六合出兵，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今江西上饶），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省蕲春县），韩擒虎出庐州（今安徽合肥），贺若弼出广陵（今扬州市），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八路军队共计

51.8 万余人，都在杨广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大举攻陈。

当隋兵步步进逼的时候，陈朝边将上书告急，请求派兵防御，但陈后主却置之不理。陈后主说：“我有老天保佑，隋军即使来了，肯定也要被我打败。”大臣孔范自称文武双全，也说：“我们有长江作为屏障，隋军插翅也过不了长江，不许再说隋军的事了！”（《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陈后主照常饮酒赋诗，听乐观舞。朝臣正忙于筹备元旦大庆，陈后主的亲信施文庆，是个只知讨好皇帝的坏家伙，唯恐隋军进攻的消息干扰了元旦大庆的准备，不仅不作报告，把战备工作也推迟了。

除夕之夜，皇宫里灯火辉煌，满朝文武围绕着丰盛的酒席，正在那里狂欢，陈后主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紧急军事情报未拆封，便丢在床下。守卫采石矶军事要地的将士，也喝得东倒西歪。韩擒虎乘机率 500 人夜渡采石矶，一举全部消灭喝得大醉的陈军。元旦之晨，大将贺若弼又乘漫天大雾，偷渡长江，陈朝守军毫不察觉，隋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京口（今江苏镇江），直奔建康（今南京）。

当时建康还有十几万军队，兵力不算太少。但有能力的将领却得不到重用，如那个平定叔陵叛乱的能征善战的萧摩诃，听说贺若弼从广陵渡江攻京口，曾请求领兵反击，陈后主不许。贺若弼进攻钟山，立营的时候，萧摩诃再一次请战，陈后主仍然不同意。直到隋军进攻首都时，陈后主才允许萧摩诃出战。这时，不学无术的孔范也领一支部队混在军中。隋军在建康城下第一仗没打好，贺若弼登山观察形势，发现孔范的部队阵地混乱不堪。隋军集中力量先攻孔范的阵地。建康守军招架不住，大将任忠投降韩擒虎，并引隋军进了朱雀门。陈军准备抵抗时，任忠对他们说：“连我都投降了，你们还等什么？”结果陈军一哄而散。其他各地陈军也都投降，躲在景阳宫的陈后主出来，投降了隋朝。

隋朝平定南陈，结束了 400 年长期分裂的局面，中国重新统一。

在南北朝时期，有许多象杨坚这样以臣子身份夺取大权的情况发生，在众多的开国皇帝中，杨坚最有政治才能，而且在臣民中的威信也最高，所以他不但能够顺利地从后周小皇帝手中夺取皇位，而且有能力在建国后不久就派出大军南下，一举消灭了陈叔宝当皇帝的陈朝，统一了中国。所以说，隋文帝杨坚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最大。

隋朝从公元 581 年到至 618 年，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 30 多年，但是我国封建盛世的基础从此奠定，许多封建政治制度，也是从隋朝正式确定下来的。这些在以后的各个朝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朝的统一是在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自从统一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加强，朝廷上确定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合并了一些州县，裁减了多余的官员；创立了科举制度，用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制定了新的比较简便的法律。

隋文帝能主动采取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主要是由于在他称帝以前，对后周的残暴统治很了解，他也知道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后周才亡了国。他当了皇帝之后，时刻告诫自己，要谨慎的处理各种政治事务，注意节俭。

他教训太子杨勇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有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你是太子，应当注意节俭。”他很注意皇亲国戚的行动，他们要是犯了法，也一律严惩。他的三儿子秦王杨俊，灭陈的时候立下战功，受到奖励。后来，杨俊生活越来越奢侈，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指使手下的人放高利贷，敲诈勒索，使许多小官吏和老百姓倾家荡产。隋文帝听说以后，把杨俊手下的人抓起来几十个，杨俊胆子反而越来越大。他模仿皇宫建造自己的宫殿，用外国进贡来的香料涂抹墙壁，宫殿的墙上到处镶着镜子，还搜罗许多美女，日夜寻欢作乐。隋文帝知道了这些情况，非常生气，下令罢免了杨俊的官职，把他禁闭起来。将军刘升以为隋文帝不过是一时气愤，就去说情，他对着隋文帝说：“秦王不过是多花了些钱，把房屋修得稍好一些，这算什么大错？我认为陛下处罚过重了。”隋文帝严肃地说：“法不可违，不论什么人都得遵守国家的法律。”

过了几天，大臣杨素又来劝隋文帝赦免杨俊。隋文帝说：“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们的说法，为什么不另立一个‘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依法制裁！”

杨俊听说隋文帝拒绝了杨素的请求，又担心又害怕，就病倒了。病中，他给隋文帝写信表示认罪、请求宽恕。隋文帝对送信的人说：“我艰苦创业，都是为了他们，希望大隋天下，子孙万代传下去，他是我的儿子，反倒要把杨家的天下给我断送掉，我不能视而不见，一定要对他严加惩罚！”

没过几天，杨俊又惊又怕，竟然病死了。他手下人请求给杨俊立个石碑，隋文帝不同意，说：“想要留名，在史书上记一笔足够了，何必立碑！”随后，吩咐把杨俊府中奢侈华丽的装饰全部毁掉，并用这件事告诫其他人不可学杨俊的样子。

隋文帝对皇亲国戚、王子、大臣比较严，对百姓却比较宽。他认为，法律太苛，百姓就会反抗，法律和缓，百姓就会受到感化，自己的统治才能巩固。他废除了前朝的许多残酷刑罚。百姓有冤枉可以越级上告，直到朝廷。各地判了死刑的罪犯，不能在当地处决，一定要送交大理寺（最高司法机关）复审，然后由皇帝批准执行。这样一来，全国各地官员在判处犯人死刑的时候就谨慎多了。

隋文帝是以节俭著称的皇帝。有一次，他配止痢药，要用一两胡粉，找遍宫中也没有找到；又有一次，他想找一条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他的车马用具坏了，派人去修补，不许做新的。他的节俭给其他人带了好头。平时，他留意民间疾苦，有一年，关中闹饥荒，他看到百姓吃糠拌豆粉，就拿来给大臣们看，责备自己没有治理好国家，下令饥荒期间不吃酒肉，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这样做就很不容易了。

为了巩固政治，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创立了一系列新制度，并把那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加以发扬光大。

首先，隋文帝改革了行政官制，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起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一种效率比较高的官制，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朝，基本上都是沿用隋朝的这种中央官制。接着，他又改革了地方官制。

隋文帝建国之初，曾经沿用一段时间北周的地方官制。这种官制把全国分成州、郡、县三级制度。三年以后他取消了郡，实行了州、县两制。这样一来，减少了一级地方政府，也撤去了许多无用的官吏；从而节约了大批政府开支，提高了管理效率。

自从西汉以来，州、郡、县的各级地方长官就有权自己选用自己手下的低级官员，不仅如此，而且当时许多地方官还掌握了兵权。隋文帝认为，这种地方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很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稳定，所以，他规定，不论是不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官员，任何官员都要由中央政府的吏部来任命。为了避免本地豪强地主把持地方政治大权，他又进一步作出规定：县佐不准任用本乡人士。这样一来，本地人更无法把持本地政务了。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吏治，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改革了官制之后，他又下令改革府兵制。府兵制是西魏建立的兵制。当时，宇文泰为了巩固自己地位，防止境内分裂，利用鲜卑族的血缘关系来维持他的部族混合体，于是便利用恢复鲜卑姓氏和赐鲜卑姓氏的方式拉拢各族将士。

到隋文帝掌权以后，正式下诏：“凡是改了姓的人，都要再改为原来的姓。”首先隋文帝自己废弃了普六如氏，复姓杨氏。接着，全国其他将领也跟着恢复自己原来的姓氏。隋文帝这样做，一方面争取了广大汉族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削弱军队统领方面的分散倾向。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颁布了关于军人编入户籍的诏令，这是府兵制度的重大改革。西魏北周的府兵，一般是家属随营，不属州县管理，军队南征北战时，家属也跟军队调动。因此当时的府兵都是缺吃少穿的穷人。隋朝把兵户编入民籍，改属州县管辖，从此不再有兵户的存在，这就是说，府兵可以按均田令保有自己的土地或领受一份田地。隋文帝这样做，实际扩大了府兵的兵源，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这一措施，比前朝的那些做法进步多了。

制定新律。开皇元年，隋文帝即位不久，便令高颖，郑译、杨素、常明、韩浚、李谔、柳雄亮等制定新律。两年后，又令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这就是开皇律。

开皇律的体例很完整，包括到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各个方面，以后历朝历代的法律，差不多都借鉴了隋朝开皇律的体例。其中，“十恶”之罪一直为以后的封建王朝引用。所谓的“十恶不赦”是指，凡是犯有以下十种罪行的人，永远不得赦免，即造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

孝、不睦、不义、内乱。

隋朝是一个封建王国，所以它的法律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贵族和王公大臣犯罪之后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赦免。上文讲到的隋文帝严惩儿子杨俊的事例只是个特殊情况。贵族、皇亲、功臣、大官僚等犯罪都可以根据平时表现减刑或免刑。一般官员有权减一等治罪和以铜赎罪。

隋律与北魏律相比，刑罚多少有所减轻，取消了宫刑、辕刑、枭首、鞭刑和孥戮连坐等残酷刑罚。另一方面，开皇律又除去死罪 81 条，流罪 154

条，及徒杖若干条，只保留 500 条，孥戮见于殷朝，连坐兴自商鞅，这种野蛮的刑罚，至隋朝废除了。

在律文以外，在诉讼程序方面，隋朝又制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制度。如人民有冤枉上告，假若县官不理，允许越级向州官上诉，直到朝廷。穷人虽未必能到朝廷上诉，但这些规定客观上起了保护人民的作用。九年以后，又敕令死罪犯人要经过三次奏请才决定行刑。总之，隋朝新律注意“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精神，即重罪轻罚，轻易不判死刑，比秦汉南北朝法律确有很大改进。

建立一个新政权之后，势必需要大批的人才来帮助隋文帝治理好这个国家。而上文提到的那些只知享乐的士族门阀子弟根本不懂政治，所以建国不久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于开皇年间取消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用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当时的科举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当于唐朝的制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 等科。第二种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初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这些名目繁多的考试一直到清朝还在运用。

当时秀才科录取的标准非常高，每次考试及第人数极少，几乎成为虚悬的科目。所以，后来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录取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贴经或问经义，及第人数较多。隋朝的那些有名气的人，如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出身秀才，房玄龄、候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是明经出身。

以上这种种制度确立之后，隋文帝就把注意力放到贯彻落实上面去，他非常注意地方官的选拔，实施法治，严明赏罚。如开皇元年，他专门下诏表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表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县令房恭懿。开皇十一年，因临颖县令刘旷的考绩名列天下第一，被升为莒州刺史。五年以后，汴州刺史令狐熙，吏部考绩第一，赐帛 300 匹，布告天下进行表扬。齐州的官员王伽，执法认真，关心群众，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这件事感动了隋文帝，他立即敕令全国官员，学习王伽的榜样，叫各级官员以诚待民，努力工作。

隋文帝经过许多年坚持不懈的制度建设，终于稳定了政权，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使国家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更有保障，隋文帝还实行了均田制，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并组织农民大力兴修水利。其中，尤以均田制对发展农业的作用最大。

隋朝的经济发展和均田制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均田制度大抵沿袭北齐，农民所受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要归还，永业田不还。丁男受露田 80 亩，妇女受 40 亩，奴婢按成丁受田，一头牛受 60 亩。每丁受永业

田 20 亩，种植桑麻。官僚地主所受土地比农民多百倍，最高达一万亩永业田，少的也有两千亩。此外，他们还有职分田和公廨田。灭陈后，这个制度推行

到江南。

在“均田制”执行过程中，农民虽然不能得到规定的那么多田地，但是这种制度多少可使无地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受到一些限制，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耕地面积增加很快。

灭陈后，当时，全国垦田面积只有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经过 20 年的努力，到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增加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零四十顷。这个数字虽然不科学，但仍然能够反映耕地面积激增的趋势。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隋文帝也做了大量努力。首先，他缩短了农民服

兵役和徭役的年龄，从原来 18 岁开始服役推迟到 21 岁开始服役，并且规定

年满 50 岁的人可以只交钱不服役；其次，减少农民的服役时间，规定男子一

年只需为国家服役 20 天。这些措施，保证了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用于农业生产。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的财力也迅速增强，开皇 12 年，隋文帝看到国家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钱币和布帛，便下令减免农民三分之一的田租。这件事充分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的确是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隋文帝时期促进生产发展的另一个得力措施，是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开渠引杜阳水灌三畤原，使数十万亩土地得到灌溉。

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 300 里畅通无阻。

农业的发展必然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这两方面，隋文帝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为了理顺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加强对商业的管理，隋文帝时统一了货币。早在南北朝时期，钱币制度极端紊乱，南朝有五铢、六铢、鹅眼钱，岭南诸州利用盐米交易，不用货币。北齐用常平五铢，制造甚精，可是市场上流通私钱，种类也很繁杂。北周使用永通万国钱、五铢钱。隋文帝即位以后，逐渐废除以上各种旧钱，另行铸造一种五铢钱，作为标准货币，通行全国。不合标准的货币，禁止流通。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全国统一以后，便大规模铸钱。当时在扬州设五炉、鄂州设十炉、益州设五炉，由政府出面铸大量五铢钱。文帝时法治严厉，基本上统一了货币。

其次，文帝时期统一度量衡。南北分裂期间，度量衡紊乱不堪。开皇年间，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冀州刺史曾制定铜尺铁尺，放在市场作标准。后来隋文帝把冀州的度量衡在全国推广使用。

商业的发达必然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当时最繁荣的城市是西京长安。长安城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内置东西两市，东市名叫都会，西市名叫利人，这是长安的工商业区，这儿聚集了许多国内外商人。

除了首都以外，东都洛阳也很繁华。这个城市位于黄河和通济渠的汇合点，是全国水陆交通中心。洛阳设有三市，东市叫丰都市，南市叫大同市，北市叫通远市。通远市紧挨着通济渠，周围 6 里，商旅云集，停在这里的船

只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 8 里，市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洛阳不仅是国内著名商业城市，而且又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另外，四川的成都，也是相当繁荣的繁华都市。那儿各种货物云集在街市之中，拥挤得连行人走路都很困难。

隋文帝把国内的政治制度、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一件件地处理好之后，

又开始用心处理与少数民族突厥的关系。

突厥是北方的一个民族，他们的首领称为“可汗”，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皇帝。当时，共有四个可汗：沙钵略、阿波、达头和贪汗。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沙钵略。

过去，为了避免突厥入侵，齐、周两个王朝争着讨好突厥，把中原的大量财物送给他们，他们还是劫掠边境，杀害平民百姓。隋文帝即位以后，除了正常的往来，不再送礼物给突厥。沙钵略非常不满。沙钵略的妻子千金公主，是被隋朝灭亡的北周赵王招的女儿，她经常怂恿沙钵略为自己的娘家报仇。当隋朝的一个地方官高宝宁起兵叛乱的时候，沙钵略便和高宝宁合谋，攻占了临渝镇（今河北省山海关）。接着，又出动 40 万大军骚扰隋朝的北部边境。

隋朝刚刚建国，北周的旧臣心怀不满，南面的陈朝派兵攻掠江北。北面又受到威胁，形势十分紧张。怎样解除突厥的威胁？隋文帝冥思苦想，一筹莫展，很伤脑筋。

一个叫长孙晟的大臣乘机上书说：“达头和沙钵略力量不相上下，但是地位没有沙钵略高，他们之间有矛盾。只要稍稍鼓动一下达头，他们就会互相攻击起来。沙钵略有个弟弟叫处罗侯，因为势力小，没当上可汗，跟沙钵略不和。阿波也不是真心拥护沙钵略，只是看谁强就听谁的。我们应该联合弱的攻打强的，派使者和达头结交，联络阿波和处罗侯。这样，沙钵略势必左右分兵防守，势力肯定显得单薄。等他们互相怀疑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起兵把他们全都消灭掉。”

隋文帝听了长孙晟的话之后，大为赞赏，马上决定采纳了长孙晟的谋略，派遣使者联络达头，赠送绣有狼头的大纛，表示对达头的尊重。沙钵略得到这个消息，很不放心，派使者到隋朝探听虚实。正赶上达头使者也来访问，隋文帝故意让达头使者坐在上位，给他们制造矛盾。沙钵略听说达头和隋朝关系这样密切，更加疑心，连忙派出军队戒备达头，并准备进攻他。

隋文帝又派长孙晟去联络处罗侯。处罗侯为人很聪明，也很有心计，他知道自己力量还很薄弱，不敢和哥哥沙钵略争夺汗位。他一面争取族人的拥护，一面和中原王朝拉关系，在这之前，早已和长孙晟秘密结成了联盟。这次长孙晟来访，正好联络隋朝求得支持。长孙晟表示隋朝支持他争夺汗位，希望他实践从前的誓言，与隋朝同心合力进攻沙钵略，处罗侯满口答应。

消息传到沙钵略那里，他更加怀疑处罗侯要篡夺他的权力，连夜派兵加强戒备。这样，沙钵略和达头、处罗侯之间互相猜忌，矛盾更加尖锐了。隋文帝的目的达到了。

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沙钵略和阿波可汗分兵八路进攻隋朝，阿波被隋朝打败。长孙晟对阿波说：“现在达头和隋朝友好，沙钵略就不敢欺侮他。可汗这回打了败仗，沙钵略一定要怪罪的。请可汗想一想，能打得过沙钵略吗？不如依附隋朝，联络达头，壮大自己的力量，何必受沙钵略的欺侮和杀戮呢？”阿波听从了长孙晟的劝告，派使者到隋朝订盟和好。

后来，沙钵略也被隋朝打败了，他听说阿波和隋朝和好，就去攻打阿波的住地，阿波向达头求救，达头和阿波联合攻打沙钵略。贪汗也出兵援助阿波，四个可汗打得不可开交。达头、阿波、贪汗等四部势力都宣布独立，从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更有利于隋朝分别解决他们了。

隋朝用远交近攻、扶弱抑强的策略，专门攻打沙钵略。沙钵略屡次被隋

军打败，力量渐渐衰弱下去。而阿波在不断的战争中，渐渐强大起来。沙钵略受达头、阿波的威胁，提防契丹攻击，又担心处罗侯夺他的大权。四面受敌，走投无路，只好派人去向隋朝求和。千金公主也不再想着报仇了，表示愿意做隋文帝的女儿。

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隋文帝派虞庆则、长孙晟出使东突厥。沙钵略听说虞庆则、长孙晟要来，他下令卫队在帐篷口的两侧列队，士兵个个刀出鞘，杀气腾腾，又在帐篷内摆上所有的珍奇珠宝，自己端坐在帐篷正中。虞庆则捧着隋文帝的诏书走进来，沙钵略动也不动，十分傲慢地说：“我们祖祖辈辈从来就没有向人家跪拜的习惯。”长孙晟非常严肃地说：“您与我们的皇帝都是大国的天子，您不肯给我们的天子跪拜，我们当然不能勉强。但是，您的妻子现在是隋朝皇帝的女儿，您就是隋朝的女婿，女婿能不拜岳父吗？”沙钵略见他讲得有理，没有办法，说：“应该拜，我尊命就是了。” 于是跪接诏书。从这以后，沙钵略向隋朝称臣，成为隋朝的附属国，年年定期向隋朝皇帝进贡。这样一来，西北边境也就安宁了。不久以后，还在与突厥交界的地方开展贸易活动，用中原的粮食布匹来换取突厥的马匹和皮毛。

总结隋朝的开国史，可以看出，隋文帝对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推行均田制，减轻租税徭役，使经济得到恢复，户口增加，耕地扩大，粮食连年丰收，粮仓里都装满了粮食。纺织、制瓷、造船业更是发达，能造高百余尺的五层楼船。营建洛阳和开凿大运河的宏伟工程，既说明隋朝国力充裕，也说明当时工程技术已相当发达。

隋朝的民族关系，有斗争，也有和好，总的情况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来往有了加强，特别在西北方更为明显。隋文帝对突厥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中外关系主要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经济文化交流都很频繁，东边与日本的来往比较密切。

隋朝文化以建筑艺术成就最大，赵州桥的修建，长安和洛阳的宫殿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雕板印刷出现于隋末，医学上出现了探讨病因病理的著作。其中赵州桥至今仍然存在着。

由于隋文帝和他的大臣们励精图治，加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从隋朝开国到开皇末年，只短短 20 年的时间内，社会经济和文化就发展起来了。隋

朝虽然是个短命的朝代，只存在了 37 年，但却开创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为不久以后出现的大唐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隋朝的统一，意义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