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唐朝初年，由于多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土地大量荒芜，各地灾害频繁，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突厥等不断犯境，唐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此太宗继位时，战争创伤仍到处可见。当时全国人口不到 300 万户，仅相当隋朝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黄河两岸到处荒草茫茫，千里不闻鸡犬之声。因此，唐太宗即位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民心，医治战争创伤就成了当务之急。

唐太宗亲眼看到，强大富足的隋朝，仅在短短的几年就大厦倾倒了，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唐朝基业牢靠久远，成了唐太宗时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了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公元 626 年 10 月，唐太宗亲自主持了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面对百废待兴、千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能否“大治”？群臣纷纷发表意见。许多人表示疑议，认为大乱之后，恐怕老百姓不易教化，太宗本人也没有信心。只有魏征对此充满信心，他说：“长期安定，百姓安逸骄奢，不易教化。如果经过多年战乱，老百姓生活困苦，反而容易教化。这就像饥不择食，渴不择水一样。”

大臣封德彝反驳说，上古人心淳朴，自夏商以来，世风日下，不可教化，因此才有秦的严刑酷法，汉的重用霸道。他骂魏征是小小书生，不识时务，空谈误国。

魏征据理力争说：“上古黄帝诛蚩尤、颛顼灭九黎、商汤放暴桀、武王伐酷纣，天下都曾大乱，但后来不都出现太平盛世了嘛！如果说古人品德高尚，后世逐渐堕落，那么今天的人们岂不都成了鬼魅，国君还如何治理呢？” 封德彝被说得哑口无言。

太宗觉得魏征说得有理，便决定教化治国。

唐太宗亲历隋亡的经过，经常以秦、隋速亡为鉴，讨论思考如何才能不重蹈亡隋的复辙。他曾对大臣说：“隋文帝时，一年天下大旱，收成很坏，但文帝却吝惜钱财，不赈济百姓。到了隋末，仓库里积储的粮食足用 50 年。结果炀帝看到天下富足，便奢侈无度，结果导致了亡国。由此可见，积蓄太多岂不成了坏事？”因此，他总结说：“治理国家，重要的是积德重民心，而不在于大力搜刮。粮食储备只要够预防天灾就可以了。如果子孙后代贤明，自然可以保天下；如果子孙不肖，富足反而可以使他奢华，亡国灭家。”“当初平定长安时，宫中美女珍宝到处都是，但隋炀帝却仍不满足，依旧广造行宫，四处搜刮；依仗富强而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徭役无时，因此弄得民不聊生，结果激起百姓反抗，最终亡了国，自己也遭到杀身之祸。看来福善祸淫，皆由人定。‘国君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作为天子的，只要仁慈道义，能够约束自己，不扰乱百姓，就不会被百姓抛弃了。”

“治国好比栽树，只有不触伤根须，枝叶才能丰茂。为君之道，一定要让老百姓能够生存。如果为了自己而损害百姓，那就像割大腿上的肉去喂肚子，肚子饱了，人也死了。”

正因为唐太宗认识到了这些道理，所以他登基初期一直兢兢业业，小心治国，体察民情，严于律己。

贞观初年，关中、关东连续三年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荒，卖儿卖女。唐太宗吸取隋亡之教训，唯恐由于灾害而激起民变，就下令开仓赈民。有些

州县把赈粮一户户送到灾民家中。饥荒过后，家家都有余粮。太宗还命令皇家府库开支金银，赎回灾民卖掉的儿女，送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而且他还命令朝廷紧缩开支，裁减冗员。

唐太宗非常注重农业生产，时时注意不违农时。他说：“凡事都须务本。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而从事衣食生产则以不失时节为本，作为国君，切不可贪婪而误了农时。”

一年，河东万泉县喜降春雨，县狱中被关押的几十名犯人，也被临时放回家及时播种。

一次，太子要举行加冠礼，礼仪官说二月有黄道吉日，建议二月举行。太宗考虑到二月是农忙季节，便决定改到秋后农闲的十月举行。

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后，出现了大片无主荒地，人口流散严重，这不仅影响农业的复苏，而且直接影响朝廷的收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高祖曾颁布均田令。但由于皇室内争激烈，均田制未得到认真贯彻。贞观年间，太宗继续推行均田制，即按人分给一定数额的口分田和永业田。为了解决有些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地荒地较多的地区，并规定在那些地区占田超过定额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者，还可减免租税，免除徭役。为了保障均田令的顺利执行，唐太宗严惩阻碍均田的官员。

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唐初实行新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租就是按人丁缴纳的田税。庸即徭役，不愿服徭役的，可交纳一定数量的布绢代替，叫做庸，也叫纳绢代役。调是户调，即按人丁缴纳一定数量织物和棉麻。这种新法，虽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对农民的剥削大大减轻了，“纳绢代役”还可以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农民得以生活下去，社会生产逐渐复苏了。

由于当时天灾不断，太宗一面奖励垦荒，一面安抚流亡，按灾情轻重来减免赋税徭役，防止滥用民力，劳役无时。

为了发展生产，太宗还采取赎回外流人口，奖励嫁婚生育、释放宫女、兴修水利等利农措施。

经过多年努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农业生产有很大恢复。国家安定，农民安康，粮价也由唐初的一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二三钱。

由于太宗体察民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误农时，在他统治时期， “海内康宁”，“国泰民安”，再次出现太平盛世。

唐太宗曾问魏征：“君主如何才能‘明’，如何才是‘暗’？”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听，就不至于被蒙敝，那样就能做到贤明。如果只信某一方面的意见则糊涂昏庸。魏征还举了例子说，秦二世只听赵高，隋炀帝只听虞世基，结果天下大乱了，自己还不知道，最终导致了灭亡。他说：“国君能够听到下面的声音，接受各方面的意见，就不会被蒙蔽，下面的情况就会及时反映到上面来。”太宗听了非常赞同。

为了鼓励各级官吏大胆进谏，每当有人奏事时，太宗便放下架子，非常和蔼，诚恳听取意见。即使大臣们的意见不合他的胃口。他也让他们认真陈述，即使明显错误的，他也让其讲完。

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小时候就喜欢弓箭，搜集了几十张好弓，以为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弓了。谁知拿给弓匠看，他们却说都不是好弓。尽管木质很硬，但纹理都不正，因此发箭都不直，我这才明白自己对弓的认识还

不够。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对它的认识还不透彻，何况天下事情繁多无比，我如何能样样明白呢？”

他对大臣说：“人要想知道自己的模样，要借助镜子，国君要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依靠忠臣。我深居宫中，天下的事情不能样样看到，所以委任百官做我的耳目，如果君主以为自己什么都好，臣下也不规劝，怎能不出差错呢？君主丢了国，大臣也自身难保，隋炀帝就是教训，你们一定要尽职尽责，经常提醒我。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之处，大家一定要直言不讳！”

他刚作皇帝不久，下令要杀一个人，司法官孙伏伽进谏说：“依据大唐法律，不应处此人死罪，既然定下律令，陛下就该带头执行，怎能滥用酷刑呢？”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而且重赏了孙伏伽。有人不满，认为孙作的事非常平常，不该重赏。太宗说：“我即位以来，还没人规劝过我，孙伏伽是第一个，理应重赏。”

公元 630 年，太宗下令修复洛阳宫殿，准备自己到洛阳游玩时使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说：“修复洛阳宫殿并不是最紧要的事情，当年隋炀帝修建洛阳，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如今战争刚结束，元气还没有恢复，财力还不如隋朝，却要先修洛阳宫殿，岂不是比隋炀帝还残暴吗？”太宗听了很生气，说：“你认为我还不如隋炀帝，那么我比夏桀、商纣如何？”张玄素说：“陛下如果不停止这项工程，一定会落得与隋炀帝、夏桀、商纣一样。”尽管这话听起来十分刺耳，但太宗经过认真考虑后，还是采纳了张玄素的意见，立即下令停工，并重赏张玄素。

有几次原来秦王府的老部下犯了罪，太宗想照顾他们，魏征知道后，坚决反对。他对太宗说：“过去秦王府的人，现在官在要职的很多，如果人人都仗着老关系为非作歹，那么把法律放在什么位置，以后的事情还怎么办？” 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对求情的人说：“我过去只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是天下君主，不能偏袒老朋友。”

根据唐朝的法律，18 岁以上的人才服兵役。但太宗登位不久，有人建议不满 18 岁的男子，个大身壮的也可以服兵役。但魏征坚决反对，扣下诏书不发。太宗多次促，魏征只是不理。太宗十分生气，把魏征叫来训斥道：“个大身壮的男子（不满 18 岁的），其实可能是奸民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兵役，叫他们当兵有什么不好，你为何扣住诏书不发？”

魏征说：“用兵在精而不在多。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使臣民都没有欺诈的。陛下岂不闻‘不能涸泽而渔，不能毁林而猎’？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 18 岁的男子都抓来当兵，以后从哪里征兵呢？陛下明明规定年满

18 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当兵，现在不满 18 岁的男子也要应征，岂不是言而无信吗？”太宗大惊，问“我何时失信了？”魏征说：“陛下刚即位时曾下诏说：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但官吏们还在催收，这是不是言而无信？关中免除两年租调，关外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还要应征，这是不是言而无信？陛下一向说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时会怀疑百姓作假？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太宗被问得哑口无言，半晌才转怒为喜说： “过去我总以为你太固执，不通达政理，现在听你议论国家大事，讲得如此符合情理，我才明白自己的过错有多大！号令失信，百姓无所是从，如何能治好天下呢？”

从此，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征，提升他为太子太师，并奖励一个金瓮。一次，太宗到洛阳，中途休息昭仁宫，因饭食不好，大发脾气。魏征当

面批评道：“炀帝就常困责怪百姓不献美食，结果大事铺张，以至亡国。陛下应吸取教训，克勤节俭才是。”太宗大惊，说：“若不是你，我如何能听到如此中肯的话！”

贞观中期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舞升平。只有魏征不忘过去的艰苦，给唐太宗上奏章，指出太宗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作风。唐太宗把这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以为戒。他对魏征说：“我如今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如果不改正，如何有脸再见你！”

由于魏征处处为国家着想，对太宗敢直言出谏，因此太宗也怕他几分。一次太宗正在玩鸟，见魏征进来，赶紧把它藏在怀里。魏征假装没看见，向太宗奏事时，故意拖延时间，等他离开时，鸟已经被活活闷死了。

公元 634 年魏征病死。太宗十分悲痛，亲自为他写了碑文。他伤心地说： “用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魏征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正因为唐太宗能虚怀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

唐太宗不但善于纳谏，而且善于用人。他当国君后，广延人才，贞观朝臣中，有隋炀帝的重臣，也有起义军的领袖，有王世充的将领，也有太子建成的谋臣。太宗用人不计前嫌，只要有贤德才能，都予以重用。

尉迟敬德是太宗最得力的干将。他先是隋朝大夫，后做刘武周的偏将。后来，刘武周被李世民打败后，他和寻相一起投降唐朝。不久寻相等叛唐。一些唐将怕敬德也叛变，主张把他杀了，以绝后患。太宗不同意，亲自释放了他，并把他请到家中安慰他说：“大丈夫意气相投，竭尽忠心，不必计较这些小事，我不会听信谗言冤枉好人的。”并送给他很多金银，敬德十分感动。

太宗登基前，李建成想拉拢敬德暗杀世民，遭到断然拒绝。无论建成威胁利诱，敬德始终没有屈服。后来，在玄武门事变中，敬德立了大功，被封为吴国公。

李靖，隋末在马邑作副长官，他发现李渊有谋反迹象，亲自到江都向炀帝告密。此人能文能武，很有军事天才，李世民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让他做了宰相。在平定突厥与群雄的战争中，李靖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太宗时期最有才能的军事统帅。

屈突通，先后在河东和潼关等地坚决抗击李渊。李渊占领长安后，他仍忠于隋朝。后来他成了唐太宗的重要将领，是二十四功臣之一。

马周，本来是“山东布衣”，出身低微，很不被人瞧起，因为替何常写了二十条建议，被太宗发现，交谈之后，发现他很有治国才能，非常高兴，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官至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魏征，原是太子建成部属，曾力劝太子早除秦王。李世民恨透了他。玄武门事变后，太宗把他召来，沉着脸问他：“你为什么挑拔我们兄弟关系？” 左右大臣都替魏征捏把汗，但魏征从容答道：“当时我在太子手下做事，自然忠于太子。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便不会有今日之祸。”大臣们都为魏征担心，没想到太宗重他的人品和才能，不但没杀他，反而委以重任。日后，魏征成了不可多得的重臣。

唐太宗反对靠亲戚关系、靠资格用人。他常对大臣们说：“君主一定要

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职务大小，都应选用贤才。不应该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公元 627 年，唐太宗论功行赏，把他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排的不很靠前，李神通很不服气，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时，我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劳苦，房玄龄、杜如晦无非舞文弄墨，从未冲锋陷阵，功劳却比我大，官职却比我高，这很不公平。”唐太宗认真分析了李神通的才能、功过，并且与其他功臣作了比较之后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能不信任您呢？但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一席话说得李神通满脸通红。

唐太宗当了皇帝后，早年的一些部下因为没有得到提升，很不满意，常发牢骚说：“我们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反倒不如太子、齐王的属下！”唐太宗对他们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如果新人贤明，旧人愚笨，难道能舍弃新人去用旧人吗？你们发牢骚，是因为没有为国家着想。”唐太宗还知人善任，注意舍短取长。大臣房玄龄不善于处理事情，但善

于出谋划策，杜如晦短于处理琐事，却善于“剖断如流”。唐太宗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分别委任他们合适的官职，使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长处，互相弥补，人称“房谋杜断”。

唐太宗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十分尊重。打败突厥后，少数民族首领归服的，他都封给适当的官职，一视同仁。唐太宗死后，在长安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官员，无不痛哭流涕。很多人按照自己民族的习俗，剪掉头发，割去耳朵，刺伤面孔，表示对唐太宗的哀悼和忠心。由此可见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和民族政策的正确。

此外，唐朝还采取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大批出身低下的读书人也都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更巩固了统治基础，有利于国家统一。贞观初年，一次科举发榜，太宗看到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队走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由于唐太宗“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各个阶层中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聚集到他的周围。在这些有才能有卓识的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唐太宗不但平定了中原，降服了夷狄，而且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这些人物各显其能，为唐朝的强大、繁荣作出了贡献。

唐太宗即位不久，一次在与大臣们讨论周朝为什么长达八百年，而秦朝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他说：“周朝注意行仁义，秦朝总是靠强力，所以长短不同。一般而言，打天下也许可以靠强力，守天下靠强力是不行的。”因此他主张把政治搞得稳定一些。

他强调官吏必须廉洁、清明。不仅注意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同时注意地方官员。他把官吏的名字都写在屏风上，谁做了好事、坏事，都注在下面，作为升降的依据。

唐太宗治国，非常注意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让他们各负其责。他曾说， “隋文帝因为不信任大臣，结果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裁决，尽管十分辛苦，但事情却未必能办好。四海之内，人多事繁，千头万绪，如果什么事都由皇帝一人裁决，那怎么行呢？怎能不出差错呢？日积月累，错误越积越多，能不亡国吗？信任有才能的人，把事情交给他们办，自己站得高高的，严格监督，岂不更好？”

设置不同机构，本来就是为了防止差错。人的意见自然会有所不同，只要是为了公事，都应该提出来。但有的人护短，别人一提意见就怀恨在心。

有的人顾惜面子，怕得罪人，明知事情不能那样办，但却不提出来。不愿得罪一个人，结果却害了百姓。这实在是亡国的大毛病，各位大臣一定要谨慎！一定要一心为公，知无不言，切不可众口一词，不负责任！”

唐太宗对大臣严格要求，同时也非常关心和尊重他们。君臣关系相对要融洽得多。一次李世■暴病，据说用皇帝的胡子灰可以治好，唐太宗就割下胡须，烧成灰给他作药。古时候，人们把头发和胡须看得像生命一般，十分贵重，至高无上的皇帝肯这样做，那是对臣下的无尚关怀。李世■感动得头都磕出了血。

魏征病重时，唐太宗多次派人到他家探问，送医送药，还派人住在他家，随时向他报告病情。并同太子一道去看望魏征，当面答应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征出殡那天，他望柩痛哭，还亲自给魏征写了碑文，大臣竭尽心力为他效力，与他关心、体贴臣下是有很大关系的。

唐朝刚建立的时候，社会秩序很乱，各地盗贼众多，严重威胁了唐政权。他心里清楚，出现盗贼，是由于赋役繁重，官吏贪污勒索，百姓饥寒交迫所致。因此，他听从魏征的建议“对百姓要讲仁义”，因为严酷的刑罚只会激起民变，隋炀帝就是前车之鉴！于是他下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与法官一起修订法律。

对于刑法，唐太宗主张不要过严，但必须公正。他说：“人死不能复生，因此刑法要宽一些。凡是死刑，一定要经过三次复核才能执行。”并让长孙无忌把这一条写进法律。

对于法令条文，唐太宗认为条文太多，太复杂，容易被钻空子。他说： “国家的法令，必须简明准确，不能一种罪有多种处理办法。条文多了，主管的人不能全部记熟，这样就会出漏洞，想判的轻些，就引用较轻的条款，想判的重些，就引用较重的条款，这样岂不就坏事了吗？”

公元 637 年，新的法律修订完成了。这就是有名的《唐律》，它共分十二篇五百条，内容周详、简明，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学遗产。

新法制定后，唐太宗要求官员们都要依法办事。他说：“法律不是为我一个人的，是天下人的法。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

高甑生是唐太宗的老部下，资格很老。一次李靖率军讨伐吐谷浑，高甑生误了行期，他不但不服罪，而且还诬告李靖谋反。太宗经过调查后，根据

《唐律》，判高甑生流刑。有人为高甑生求情，说他是秦王府老臣，即使犯再大的罪也应宽恕，何况是小过呢！唐太宗说：“他有罪依法理应处罚，如果赦免了他，那国家的法律还如何执行？自太原起兵以来，功臣多了，如果宽大了高甑生，那么别人犯法我如何处置，要法律还有何用？我并没有忘记故人和功臣，但不能因此赦免他。”

唐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犯了大罪，长广公主亲自向太宗磕头求情，恳求太宗宽大赵节。太宗边还礼边说：“仇人有功也要赏，亲戚有罪也须罚，这是天下的至公，我不敢违抗，不能宽大外甥，实在对不起姐姐。” 结果太宗还是依法处置了赵节。

唐太宗时期，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这是与唐太宗为政有道、赏罚分明分不开的。

唐太宗即位时，民族矛盾已十分尖锐，各族之间兵戎相见，战争时有发生。其中对唐朝政权威胁最大的就是突厥。

隋初，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他们趁隋末战乱之际，大肆扩张，成为雄

踞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大军事力量。李渊太原起兵时，为了消除后顾之忧，曾向东突厥称臣纳贡。

唐朝初年，突厥不断犯境，使唐朝统治者极为忧虑。因此，迅速解除突厥威胁，妥善处理民族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唐政权的存亡和国家的统一，而且也成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

唐太宗决心消除这块心腹之患。他即位不久，即加紧练兵，为反攻突厥创造条件。唐太宗亲自在显德殿指挥操练。有人向太宗进言：“法律规定，严禁带兵器出入皇宫，你这样做，万一出点差错，是非常危险的。”太宗说： “帝王视四海为一家，我与他们推心置腹，开诚相见，如何能无故猜忌身边的将士呢？”将士们听后都非常感动。在太宗的督导下，人人奋发，刻苦训练，数年之后，就训练出一支精锐部队。

这时，突厥内部发生内讧，加上天灾不断，实力大大削弱。唐太宗见时机成熟，于公元 629 年 11 月，派李靖为大将，率十几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东突厥。次年春天，大破突厥军，俘虏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从此，北部边境得到安宁，西北边境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日益密切，为唐朝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 635 年，唐太宗派李靖率军大破吐谷浑。公元 639 年，唐太宗派侯君集又打败了高昌，并把高昌划归唐朝版土。从此，完全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西方各国同唐朝的往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西人民间的友谊。

正当唐朝繁荣发展的时候，西部边境的吐蕃日益壮大起来。赞普（意思是雄壮强悍的男子）松赞干布非常羡慕唐朝的文化，要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公元 634 年，他第一次派使者到长安访问。唐太宗很快派使节回访。从此，

汉藏关系日益密切。公元 640 年，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太宗把文成公主送到西藏与松赞干布成婚。

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许多先进技术，对西藏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为汉藏两族人民所称颂。

唐太宗由于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因此在中国各民族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周边民族纷纷臣服，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由于四境平安，民族关系融洽，因此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不断交流和发展，对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盛唐文化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盛唐文化也对亚洲各国乃至世界的前进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中国的丝绸、茶叶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的造纸术对世界文化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唐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甚。强盛的大唐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获得了极高的威望。这一切都与唐太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皇帝，杰出的封建政治家，他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尽管他统治后期，不如早年那样谦虚谨慎，虚怀纳谏，而且也不太注意节俭和关心百姓疾苦。他晚年日益喜爱颂德之声，夸饰之誉，逐渐骄傲起来，甚至一意孤行，发兵辽东，对社会经济、人力物力造成极大损失。但纵观他一生而论，功著而过微。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治国措施。在他统治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各民族团结和睦，中外交流较为频繁。国内一派

繁荣景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中国已经发展成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最昌盛的封建国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盛世。因为，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