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境况——英国财富的增加，并未相应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在中国，即使制造业使财富增加，穷人的境况也不会得到改善。

据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写作《国富论》的目的，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不过，与此同时，他间或还进行了另一种也许更加今人感兴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有时还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下层阶级幸福与安乐的种种因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下层阶级都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我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这两者的关系看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未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有时社会财富（就他给财富下的定义而言）的增加，丝毫无助于增加劳动阶级的幸福。我并不想从哲学上考察构成人类幸福的各种要素，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得到公认的要素，即健康和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

穷苦劳动者的安乐取决于供养劳动的基金的增加，完全与这种基金的增加速度成比例，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增加引起的对劳动的需求，会在市场上引起竞争，从而必然提高劳动的价值。在生育扶养出所需的追加工人之前，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了，而分享这种基金的人数却保持不变，因而每个劳动者将比以前过得好。但是，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固然，这种剩余资本或收入，总是会被占有这种剩余的人看作是追加的基金，可用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但是，除非增加的全部资本或收入或至少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能转变为在数量上与此成比例的食物，否则，增加的收入就不会是真正有效的可用以供养追加劳动者的基金。而如果收入的增加仅仅是劳动产品的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产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的收入就不会转变为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与土地所能供养的工人人数显然就是有区别的。

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给国民财富所下的定义，一国的财富是由该国的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构成的。显而易见，根据这一定义，财富不仅包括土地产品，而且还包括制造品。现假设某一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把每年节省的年收入仅仅添加到制造业使用的资本上，而不增加用于土地的资本，那么很显然，根据上述定义，该国会变得更富，虽然它没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劳动者，因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丝毫没有增加。尽管如此，每个制造业者却有能力或至少他自认为有能力扩充其原有的营业资本或增添新业务，因此而会对劳动产生新的需求。这种需求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如果该国食物的年储存量未增加，劳动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仅仅是名义上的上涨，因为食物的价格必然也会随之上涨。诚然，对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增加，会诱使许多人脱离农业，从而会减少土地的年产品，但是，我们假设，农具的改进将完全抵消这种作用。从而食物产量将保持不变。当然，制造业使用的机器也会得到改进，这一因素，加上制造业雇用的工人增加，会使该国劳动的年产品从总体上说大大增加。因而，根据

上述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该国的财富每年会不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也许不会很慢。

问题是，由此而增加的财富是否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价格的普遍提高，只能是名义上的提高，因为食物价格必然也会很快跟着相应提高。所以，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提高，将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使穷苦劳动者拥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在这方面，他们的处境将几乎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处境会更糟。将有更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工作，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我认为，大家都会承认，职业的这种变换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健康对于人类幸福来说是一极其重要的因素，此外，由于人的爱好变化无常，由于战争的爆发或由于其他原因，制造业的劳动同农业劳动相比更加不稳定。

有人或许会说，我所假设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涨会立即使一部分增加的资本流入农业部门。但这是很缓慢的，因为劳动价格已先于粮食价格而上涨，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涨对农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另一些人或许会说，该国资本的增加，会使该国有能力进口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它所能雇用的人。象荷兰那样的小国，若拥有强大的海军，内陆交通运输发达，确实可以进口和销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方面条件较差的大国，食物价格必须非常高才能使进口和销售食物有利可图。

也许从未出现过与我的假设完全相同的情形，但我确信，不用费很大力气便可发现与其相类似的情形。我实际上特别认为，革命以来的英国就为我的论点提供了一非常明显的例证。

我国的商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上个世纪确实发展得很快。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无疑也有很大提高。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提高的主要是劳动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土地产品的价值，因而，虽然我国的财富迅速增加，但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增加得很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国财富的不断增加几乎没有或丝毫没有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我认为，他们现在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不比过去多，却有比革命时期多得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干活儿，拥挤在不通风的、对身体有害的屋子里。

普赖斯博士说，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那么很显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其他方面的财富增加时却在不断减少。因为我认为，一条一般性规律是，如果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不仅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而且土地也可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那么很快就会生养出较多的劳动者，即便发生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那一场场战争。所以，如果某一国家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减少，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论说，不论其制造业方面的财富有多大增长，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没有增加。

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这让人很难想象，可是所有证据都证明，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增加得很缓慢。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毫无疑问要比其对手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更精确。仅仅根据这场论战来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的观点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也许在这两种主张之间。我们认为，人

口的增长自革命以来同财富的增长相比一直是很缓慢的。

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有助于增加我国的食物，但有人一直深信，圈占公有田地常常有相反的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于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假如能确定无疑他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由于其价格不断上涨，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利益。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这是毋庸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多，但毫无疑问，现在上市的优质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家畜也许不等到上膘就被屠宰了。当前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从前，鲜肉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补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而且甚至能补偿在高产日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相对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而言，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要比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以前的饲养方法能够或者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提高，是农业全面进步所带来的一个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不能不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需求之大，因而每年用以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之多，加上当今用于娱乐的马匹之众，乃是致使我国的粮食数量不能与土地肥力的提高同步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习俗将会对我国的粮食数量从而对于我国的人口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大量最为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小农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证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象革命时期那样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几乎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需要更多的人手，仅仅是由于时尚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这些再加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利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

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如果改变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得多。但问题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陈基金也增长，从而有助于使中国的下层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由于其领土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会使其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来同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当前在食物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中国的人口过于稠密了，因而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也许是，土地在提供所能提供的最高食物产量。节省劳动的方法虽说也许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供应一定数量的食物，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对私人有利，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生产物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总产量。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不会增加，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拿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说法，穷人的生活境况正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将会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的生活会很富裕，人口会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