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和食物增加的比率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增加比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此而使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经常发生摆动——这种摆动为何不象预期的那么明显——本书基本论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根据这三个命题来考察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

我在第一章说过，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至少就有记载的国家来说）的风俗如此淳朴，生活资料如此充裕，以致早婚可以不受任何抑制

——下层阶级不必为此担心家用不足，上层阶级也不必为此担心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在我们所知道的无论哪一个国家，人口增殖力从未完全自由地发挥过作用。

无论有没有婚姻法，在天性与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总是倾向于及早爱上一个女子。即使择偶不成功而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毫无限制而极其不道德的，就不会对人口产生影响。况且在我们现在假设的社会中，人们几乎不知道罪恶为何物。

所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人享有平等权利，道德风气良好，风俗淳朴，生活资料非常充足，无人为家人的生活担忧，人口增殖力可以不受抑制地发挥作用，那么，该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大大超过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长速度。

同欧洲任何近代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一直比较充裕，风俗较为淳朴，从而对早婚的抑制也较少。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每 25 年翻一番。

这种增长率虽说还未达到最高的人口增殖力，却是实际观察到的结果，因而我将把它看作一条规则，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将会每 25 年增加一倍，或者说将以几何比率增加。

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部分，比如这个岛国，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加。我们且先观察该岛国在现耕作状态下的情形。

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通过大规模鼓励农业，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在第一个 25 年里增加一倍，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作的最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 25 年，决不能假设产量会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我们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个 25 年的增加额或许会与原产量相等。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

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本岛国每 25 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即便是最富于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要不了几百年，就会把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耕种得象菜园一样。

可是这种增加比率显然是算术比率。

所以，完全可以说，生活资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现在让我们把这种增加比率所带来的结果放在一起来看一看。

据计算，我国的人口约为 700 万。我们假设现有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么多

人口。在第一个 25 年，人口将增加到 1400 万，食物也将增加一倍，生活资

料与人口的增加相等。在第二个 25 年，人口增加到 2800 万，而生活资料仅

能养活 2100 万人口。在第三个 25 年，人口将增加到 5600 万，而生活资料只

能养活一半人口。在第一个 100 年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 11 200 万，而生

活资料只能养活 3500 万人口，剩下的 7700 万人口将得不到任何生活资料。若有大量人口从一国移居国外，则可以肯定，该国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

情。因为，除非原居住国使人实在不能安居乐业，或移住国有可能给人带来巨大好处，否则，很少有人会离弃他们的家族、亲戚、朋友和故土，去异国他乡定居。

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具普遍性，较少受移居现象的影响，让我们来考察整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情况。假设人口增长所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假设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 25 年增加一定数量，增加额等于目前整个世界的产量。这一假设无异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是绝对无限的，而且这种增长率要远远大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

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口将按 1、2、4、8、16、32、64、128、256、512 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 1、2、3、4、5、6、7、

8、9、10 这样的比率增加。225 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 512 比 10，

300 年后，人口与生洁资料之比将为 4096 比 13，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若不对土地的产量施加任何限制，则土地产量会不断增加，超过人们所能指出的任何数量；然而人口增殖力仍然占据着优势，要使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平衡，只能依靠强有力的自然法则不断发挥作用，抑制较强大的人口增殖力。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种抑制所起的作用。

就植物和动物来说，情况很简单。它们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种，这种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碍，或者说不会因为担心其后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碍。因此，由于不受妨碍，繁殖力便得以充分发挥，随后其所造成的过分结果又因空间与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这在动物和植物中是共同的；而在动物中述要受到相互残食的抑制。

这种抑制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较为复杂。人受同样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但理性却出面加以干预，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若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状态下，问题也许就是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还会考虑另外一些问题。若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会降低？生活是否会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是否要更卖力地干活？若家庭人口很多，尽最大努力能否养活他们？是否会眼看着子女受冻挨饿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是否会陷于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境地而不得不依靠他人施舍过活？

据认为，在所有文明国家，正是这些考虑会阻止而且也确实阻止了许许多多人遵从及早爱上一个女子的自然命令。这种限制即使不是绝对会、也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不过，在所有社会，甚至在最放纵邪恶的社会，合乎道德地爱慕一个女子的倾向总是十分强烈，以致人口会不断增加。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他们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

假设某个国家的生产资料，刚好足以使该国居民过安乐生活。在即使是最放纵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断努力，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以前养活 700 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 750 万或

800 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在这种艰苦时期，结婚会受到严重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以致人口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劳动价格低廉，劳动者人数充裕，劳动者不得不更勤勉地工作，这些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鼓励他们开垦新土地，对已耕种的土地施用更多的肥料，进行更全面的改良，直到生活资料和人口恢复最初的比例。此时劳动者的境况会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会有所放松。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好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重演的。

这种摆动不会被肤浅的观察者注意到，而且即便是眼光最为锐利的观察家也很难估计出这种摆动的周期。然而，凡是善于思考而又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怀疑，在所有古老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相反因素的作用，摆动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不规则得多。

这种摆动之所以不象预期的那么明显，之所以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原因很多。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为人类历史，仅仅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面所说的那种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些人的风俗习惯，几乎没有可靠的记载。最令人满意地记录下一个民族在一段时期内的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很长一段时间，作不间断的细致观察与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成年人数与结婚人数具有什么样的比例；限制结婚会使邪恶的风气盛行到什么程度；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与生活较优裕的阶级相比较，具有怎样的儿童死亡率；劳动的实际价格是如何变动的；在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与幸福会发生怎样可以观察到的变化。

这样一部历史非常有助于说明经常性的抑制是如何影响人口的，并有可能证明上述那种摆动的存在，尽管由于有许多因素起干扰作用，摆动的节奏也许是不规则的。这些因素包括：某些制造业兴起或衰落，农业企业精神增强或减弱，年成好或坏，爆发战争，流行时疫，实施济贫法，发明出减少劳动的方法而劳动市场却并未相应扩大，特别是劳动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容易掩盖劳动者生活境况的变动。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经常看到，当食物的名义价格

逐渐上升时，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往往保持不变。这实际上就使劳动的价格降低了，在此期间，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必然趋于恶化。但劳动价格的实际降低，却使农场主和资本家愈来愈富。资本的增加使他们可以雇用更多的人手。所以工作机会增多，劳动价格因而会上升。但是，在所有社会中，劳动市场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这要么是教区法造成的，要么是富人容易联合而穷人不容易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这会阻止劳动价格上升，使其下降趋势保持较长时间；也许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时，才不得不提高劳动价格。

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就这样被掩盖了。富人们以为，他们提高劳动

价格乃是在荒年对穷人表示的同情和给予的恩惠。一旦年成转好，他们便竞相抱怨劳动价格来回落，尽管他们只需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若不是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劳动价格，劳动价格本来早就会上升的。

但是，虽说富人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却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在不平等的国度避免大部分人经常陷于贫困，或能在平等的国度避免所有的人经常陷于贫困。

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所依据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觉得无法否认该理论的任何组成部分。

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

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所有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

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和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起作用，这些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为了更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我想，只需粗略地加以考察，便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