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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受聘克莱斯勒
求生之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你向前冲刺。——艾柯卡
五十多岁临危受命
艾柯卡被解雇的事一公开，其他行业的许多公司，包括国际纸业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等都同他进行了接触。包括纽约大学在内的三四家大学的商学院，都希望他去任教务长。
其中有的工作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他没有去考虑。他大半生都在汽车行业工作，也只想待在这个行业。
54岁是个尴尬的年龄，退休还为时过早，换行另起炉灶又年龄太大。而且，汽车的一切已成为艾柯卡血液的一部分。
也有一家汽车公司请过艾柯卡。法国雷诺公司想聘他做全球汽车顾问。但艾柯卡觉得自己不是做顾问的料。他习惯于做实事，喜欢有具体的职责，在行业的前端创新干成是荣誉，失败了甘愿受惩罚。
艾柯卡被解雇以后，外界一直传他将要去克莱斯勒公司。他闲着没有事，而克莱斯勒公司正逢艰难，所以人们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必然的。艾柯卡的朋友、佛罗里达州前州长克劳德·柯克提议他和克莱斯勒公司的两位董事迪尔沃思和沃伦在纽约共进午餐。
迪尔沃思管理克莱斯勒家族的财政，沃伦是华尔街一名律师，同克莱斯勒公司有35年的来往。艾柯卡接受了邀请。
这只是一种非正式的相互认识的聚会，话题也较广泛。迪尔沃思和沃伦向艾柯卡说明，他们的谈话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谈话中他们对汽车业表示关切，特别是对克莱斯勒公司。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次谈话是试探性的，更多的是应酬而不是正式邀聘。
与此同时，艾柯卡保持了同乔治·贝内特的联系。他发现乔治是自己在福特公司董事会里唯一的真正朋友。乔治除了为福特公司服务以外，还是休莱特—帕卡德公司董事会成员。
富有才干的比尔·休莱特是休莱特—帕卡德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知道艾柯卡是乔治的朋友，他们在讨论艾柯卡时，乔治把艾柯卡在福特公司作出过的贡献都如实地告诉了他。
过了几天，艾柯卡接到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约翰·里卡多的电话。里卡多和迪尔沃思邀请他在离亨利的复兴中心不远的庞哈特雷恩饭店聚一次，讨论艾柯卡去克莱斯勒公司的可能性。
双方对这次聚会尽量保守秘密。艾柯卡开着车从饭店的边门进去。此事甚至连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吉恩·卡菲罗都不知道。里卡多和卡菲罗之间的不和全世界都知道。
迪尔沃思和里卡多两人在同艾柯卡见面中都含糊其词。“我们想改变一下局面。”里卡多说，“因为情况不妙。”
这就是他们要说的全部内容！他们想聘请艾柯卡，但又不把话说明白。这样含糊其词不行，艾柯卡就单刀直入：“我们今天来这儿到底要谈些什么？”
“关于聘你的事，”里卡多说，“你对回到汽车行业工作有兴趣吗？”
艾柯卡对里卡多说：“我不能糊里糊涂地去。我需要知道情况到底坏到何种程度，公司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流动资金有多少，明年的执行计划是什么，计划生产的产品如何，特别是你们自己是不是对完成计划有信心。”
后来的两次会议在底特律市郊的希尔顿饭店举行。里卡多描绘了一幅凄凉的图景，但艾柯卡认为这种局面一年之内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他发现，克莱斯勒公司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连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都不掌握公司的确切情况。他们只知道克莱斯勒公司在流血，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而艾柯卡很快就感觉到了，公司是在大出血。
那年秋天，克莱斯勒的邀请是一桩好事，但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艾柯卡同他们会面后回家和玛丽谈起此事。她激动地说：“除了汽车这一行，干别的你都不会愉快的。而且你又不太年轻，不能每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一定要给混账亨利一点颜色看看，让他永远忘不了。”
他还同两个女儿议论此事，她们的态度是：“只要能给你带来愉快，你就干吧！”
剩下的问题就是克莱斯勒公司是否雇得起艾柯卡——不单是指经济而言，艾柯卡要的是自主权。到了这般年龄，他再也不想在别人手下干活，他觉得第二把手已经当得太长了。如果要到克莱斯勒公司，他必须得在一两年内当上第一把手，否则就告吹！
这就是他去克莱斯勒公司的谈判条件。这不仅仅是从亨利那里得来的经验，他需要完全不受干扰地扭转公司的局面。艾柯卡知道他的办事方式和他们不一样，除非他有全权把自己的一套经营管理方法付诸实践，否则去克莱斯勒公司将给他带来极大的挫折。
艾柯卡原来以为，里卡多是想让他担任总经理兼首席业务官，他自己任董事长和首席行政官。当艾柯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他发现估计错了。
里卡多说：“注意，我在这个位置上不会待许久。这里只有一个头儿。如果你来，这个头儿将是你。否则，我们就不必费那么多事进行这些会面了。”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艾柯卡先担任总经理，1980年1月1日开始任董事长兼首席行政官。结果，里卡多没有等到商定的时间，提前几个月辞职了，于是艾柯卡在1979年9月成了克莱斯勒公司的老板。
里卡多为挽救公司而牺牲自己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无力左右公司的局面。虽然艾柯卡的就任意味着他那个时代的结束，他还是尽一切力量使接班工作顺利进行。
艾柯卡11月份去克莱斯勒公司工作的消息一经公布，震动了福特公司。一般情况下，谁要是被解雇，就拿着养老金不声不响地去佛罗里达州住，从此销声匿迹。而艾柯卡连底特律都未出，亨利肯定不会好受。
被亨利解雇后，艾柯卡本来可以从福特公司得到150万美元的离职金。但是按福特公司的合同规定，如果他在其他汽车公司找到了工作，福特公司就不能支付这笔钱。
“不要担心，”里卡多对艾柯卡说，“我们付给你。”
艾柯卡在福特公司的基本年薪为36万美元，加上不断增加的分红，每年总收入达到100多万美元。艾柯卡知道克莱斯勒公司的境况根本付不起这个数目的薪酬，因此他对公司的委员会说，他只要拿在福特公司时的年薪就行了。
不幸的是，里卡多当时的薪水才34万美元。这就有点难办了，因为艾柯卡是总经理，而里卡多是董事长啊！艾柯卡挣钱比他多看来不合适。公司董事会决定马上给里卡多增加2万美元年薪，把他们俩的工资拉平。
艾柯卡对得到一份高薪从来感到很泰然。他并不挥霍，但是他很重视高薪，因为它代表了一个人的成就。
艾柯卡在福特公司的时候，几乎没有注意到克莱斯勒公司的存在。他们所注视的，除了通用公司还是通用公司，从来不把克莱斯勒放在眼里。甚至在估价本公司和对手竞争成绩优劣的业务月报表上，也从来没有把克莱斯勒公司产品销售情况列上。
但艾柯卡清楚，克莱斯勒公司也有自己的优势以及辉煌的过去。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力量一直要比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强。他以为这是因为克莱斯勒公司有个工程技术学院的缘故。艾柯卡多次向亨利建议，福特公司也应建立一个工程技术学院，但亨利不同意。
在过去几年里，福特公司曾经挖走了克莱斯勒公司一些最棒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在福特公司进入了最高层。
汽车工业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沃尔特·克莱斯勒。他是发动机、变速器、机件的革新者，并白手起家创建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他1940年逝世的时候，克莱斯勒公司已超过了福特公司，仅次于通用汽车公司而名列第二，它占有25％的国内市场。
艾柯卡接受克莱斯勒公司时的心愿是希望再度实现那个目标：占有25％的国内市场并击败福特。
艾柯卡知道，虽然克莱斯勒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但它仍然保持了设计和工程技术革新上的优良传统，使人可以信赖。
他早就了解到，公司20世纪30年代期间首先找到了汽车防震的办法。公司的工程师还发明了高压发动机、化油器和空气过滤器。在汽车工业中克莱斯勒公司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是最先进的。
克莱斯勒公司无疑有着值得自豪的过去，艾柯卡也相信它会有一个自豪的未来。它有着一支稳固的汽车商队伍，工程技术人员更是首屈一指。问题只是他们缺少生产名牌汽车的资源。
艾柯卡对自己的能力也充满信心，他不仅熟悉而且精通汽车行业。他从心底里认为，在今后短短的一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会生机勃勃。
但是事与愿违，外面的形势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他们先是遭到伊朗危机，接着又是能源危机。
在1978年，还没有人想到第二年春天伊朗将会发生动乱，而汽油价格会成倍增长。接着，50年来最严重的大萧条来临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艾柯卡和克莱斯勒公司签约后的几个月。他怀疑是不是命运之神在跟他开玩笑。艾柯卡后来认为，也许福特公司开除他，就是对他的某种警告。那时他的离职正是时候，一切还没有崩溃，但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当艾柯卡为克莱斯勒这份新工作签约时，他想象不出汽车业的景况会如此糟糕，而且克莱斯勒公司的困难要比艾柯卡意料的多得多。他本该急流勇退，却不适时宜地出山了。艾柯卡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他一直是这样：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决不轻易放弃！
当然，这种做法未必是最好的。现在回想起来，艾柯卡不得不承认，在克莱斯勒公司，他有好几次就像站在悬崖的边缘。
登上将沉的大船
1978年11月2日，《底特律自由报》上有两条醒目大标题：《克莱斯勒公司出现历史上最大亏损》和《李·艾柯卡加入克莱斯勒公司》。
多么惊人的巧合啊！就在艾柯卡来到克莱斯勒公司那天，公司宣布连续3个季度的亏损达1.6亿美元。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亏损。
然而艾柯卡想：“从现在开始，事情一定会变得好起来的。”虽然出现巨额亏损，但公司的股票在那一天收盘时竟然还上涨了几毛钱，这可能是对艾柯卡接管克莱斯勒公司所投的信任票。
上任第一天，几件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引起了艾柯卡的注意。一件是公司总经理卡菲罗办公的地方像一间过堂屋似的。艾柯卡惊讶地看到，不时有些经理手里端着咖啡杯推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穿进穿出。另一件事是里卡多的秘书花好长时间用她的专线电话聊私事！
艾柯卡很快意识到克莱斯勒公司的无政府状态和松散的工作状态，这个公司需要立即整顿秩序和纪律。
他还发现克莱斯勒公司的35个副总经理各自为政；没有真正的委员会机构，没有统一的计划，也不按一定的制度召集会议交换看法。艾柯卡简直不敢相信，工程技术人员可以不与制造部门保持经常性的接触。
里卡多和管理公司财务的比尔·麦加格把许多时间花费在跑贷款的银行上，而不是设法整顿这个涣散的组织和制订长远计划。因为还不起银行的贷款，他们不断地从这家银行跑到那家银行去求情。也就是说，他们经常处理的是日常危机，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只考虑下个月该干些什么而不是明年应该怎么办。
慢慢地艾柯卡发现克莱斯勒公司缺少一套控制财务的完整制度。更为糟糕的是，当需要制订计划时，全公司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掌握公司目前的财务情况，甚至连你问的是什么问题都搞不清楚！
艾柯卡经常想：公司办成这样，那么董事会干什么去了呢？
对此，当他参加一次董事会会议之后，就全弄明白了。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们消息比福特公司的更闭塞，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这里既不放幻灯简报，也没有财务检查制度。只是里卡多念一遍写在一个旧信封背面的几句话算是一种通报。这根本不是经营全国第十大公司的办法！
所有的副总经理都不称职。谁要是在某个方面干得出色，汤森他们就任意晋升谁的职务。他们以为，一个人只要某个方面有能力，就什么都可以干得好。经过几年的调来调去，公司里的人都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
用人不当是公司存在的首要问题。在北美负责零件服务的一个人被调回来当副总经理主管财务，连他本人也很不满意。艾柯卡不得不请他回去时，他倒如释重负。一位过去一直负责欧洲业务的人被调到这里担任负责采购的副总经理，可他从未干过采购工作。
艾柯卡为这些人遗憾，因为他们要是在合适的位置上也许可以干一番事业。
艾柯卡不得已将原来的35名副总经理解雇了33名，开始时每个月至少有一位副总经理走人。
有几次，艾柯卡也曾设法让其中一些副总经理留任。艾柯卡把保尔·伯格莫泽请到公司来后，曾对他说：“尽量设法让这些人留任。”
伯格莫泽和这些经理们一起工作6个月后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已经习惯于克莱斯勒公司的一套经营管理办法和工作形态，他们永远适应不了新环境。”
克莱斯勒公司管理不善和工人的士气低落都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上。这就是其他汽车公司都干得很出色，而偏偏它做得很糟糕的原因所在。
艾柯卡感觉，克莱斯勒公司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每个人都不关心这条船是否能修补好，而是惊慌失措地想着逃跑或是干一天算一天。人浮躁、散漫无序、杂乱无章，这些词形容克莱斯勒公司当时的状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78年，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宣布销售额和利润都创了纪录，通用公司售出汽车达540万辆，福特公司达260万辆。而克莱斯勒公司这年售出汽车不到120万辆，远远落在后面。而且，克莱斯勒在国内市场小轿车销售量仅在一年内就从12.2％下降到11.1％，卡车市场销售量从12.9％下降至11.8％。
影响销售额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已把克莱斯勒公司看成是生产老年人用车的公司。调查还表明，买克莱斯勒汽车的客户更多的是蓝领工人、上了年纪的人和文化程度低的人，他们较多地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区，这些地区的人不买竞争性强的汽车。
调查证实了艾柯卡的看法：人们感到克莱斯勒的产品缺少生气，已有些令人厌倦。克莱斯勒的汽车迫切需要有所创新。在汽车这个行业里，如果停滞不前，很快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在克莱斯勒公司，由制造部定期通知经销部他们将生产什么车型和多少数量的车子。至于车子是否卖得出去，那是经销部的事了。在艾柯卡看来，这简直是本末倒置。
大部分库存车停放在底特律地区的大片空地上。有一件事叫艾柯卡永远难忘，即有一天去参观密歇根州露天广场，他发现那里停满了几千辆没有卖出去的“克莱斯勒”、“道奇”、“普里茅斯”等型号的汽车。
这是公司市场了解薄弱的有力证明。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大销售容量他搞不清楚，但汽车的数量肯定远远超过预期的销售量。更糟的是，这些汽车被停放在露天，任风吹雨淋，日趋损坏。而且滞销的汽车停放在露天广场，众目睽睽之下，无疑是做着反面宣传。
库存的汽车总得处理吧，因此每个月的月底，各区负责管理存货的人就举行一次拍卖会来清仓。
就像巴甫洛夫试验的狗一样，汽车商于是越来越依赖这种拍卖会了。他们知道这一天总要到来的，他们耐心地等着。只要铃声一响，他们的心跳就会加快，因为他们马上就可以用低价买进车子了。
艾柯卡心里明白，除非克莱斯勒公司彻底摆脱这种拍卖制度，否则永远赚不了钱。当然也很清楚，要做到这点并非容易。公司里许多人对此已成习惯了，而且成为专业户，以此为生，甚至有点上瘾了。
当他下决心要扫除这一恶习时，他们以为艾柯卡是痴人说梦。克莱斯勒公司的仓库如此之大，已成了公司业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难以设想，一旦废除了降价拍卖销售，公司会如何生存。
艾柯卡很强硬地同汽车商谈这件事。他向他们解释，汽车仓库这种制度正在毁灭克莱斯勒公司。他告诉他们，在公司的业务中将不容许有汽车仓库的存在，它将从公司的词汇中被剔除出去。
艾柯卡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不是公司，而是经销商将承担库存的责任。他明确地指出，除非收到汽车商的订单，否则不生产任何汽车；只有公司和汽车商双方都以正当的、不投机取巧的方法行事，彼此才能都得到好处。
不过光这样说仍不足以解决和改进今后的程序性问题。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现有的库存问题，就像艾柯卡对汽车商们所解释的：“你们是我们唯一的客户。无论如何你们得买些车回去，而且就在现在。先不去考虑这种局面是怎样造成的，你们只要有选择性地订一点也许会在客户那里受欢迎的车子，其他的先别管。”
当然不能指望一夜奏效，但是汽车商们最后还是和公司一道承担了经济萧条的影响，共同清了仓。其间不知遇到了多少困难。汽车商的存货量已经够大的了，再加上当时利率仍然很高，因此步履维艰。然而汽车商们还是做了他们有必要做的事情。两年以后，克莱斯勒终于可以靠市场的订单来进行生产了。
有了新制度，公司主管经销的代表可以和汽车商们坐下来商量，共同讨论下个月汽车商的订购计划以及对未来两个月需求情况的估计了。一经从汽车商那里得到肯定的订单，公司的生产进度表上就可以安排了，这就保证了可以按市场需要及时把质量好的汽车送出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这种体制已经十分完善。他们可以通知某个汽车商，如果他想参加一项减价计划，他得先买100辆车。他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这项活动，但100辆车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告诉他月底没有拍卖的了。后来，除非一个顾客指定要买汽车商库存的车，否则都得先填订购单，公司根据订单生产，他在几个星期后方能提取车。
处理库存车已经是够头疼的事了，还有一件事让艾柯卡也非常头痛。他发现克莱斯勒公司居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租赁公司！这个公司向赫茨和阿维斯两家汽车出租公司提供的小汽车不是卖而是租给他们的。
每过半年，他们又毫无异议将这些车买回来，然后成了二手车商。而汽车商可不要这些旧车，所以他们不得不廉价拍卖。艾柯卡到克莱斯勒的第一年，就核销了8800万美元的旧车损失费。
艾柯卡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把现有60000辆旧车卖给出租公司，没什么利润也干，把包袱扔给他们，让他们去处理。
出租公司将汽车价格压得特别低，尤其对克莱斯勒这样的公司，但克莱斯勒最迫切的需要是将公司的车留在车队里，因为那样还有一个好处。出租公司平均一辆车在一周内租给两三人，也就是说在一个星期里有机会让一辆车给两三人开，而他们中的人也许从来没有开过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车。
他们一坐进车子就会问：“这是哪家生产的车？”许多租车顾客来信说：“你们为什么不推广这种车？怎么这种车汽车商那里看不到？我租了一辆从西雅图开到旧金山，感觉相当不错。”
出租汽车提高了克莱斯勒的知名度，吸引了年轻的、较富裕的、专业人员以及上层社会的买主。过去，这些人根本不考虑克莱斯勒公司的车。
积重难返，可是时间又那么少。艾柯卡觉得当务之急是要让公司有足够的凝聚力，让大家重新振作起来。
在摆脱了那些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明白的副总经理后，他开始寻找那些有经验的、又能快速行动起来的人，组织起一支战术高超、能够与他密切配合的队伍，争取在克莱斯勒公司彻底垮台以前重振雄风。
新组建管理团队
艾柯卡非常明白，当前他关键要做的是什么。办企业要的是人、产品和利润。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支好队伍，就谈不上产品和利润。
艾柯卡到克莱斯勒公司时，随身带来在福特公司时的笔记本，本上记载着福特公司几百名经理的种种业绩。
当艾柯卡了解到克莱斯勒公司十分缺少优秀财务管理人员后，马上查阅了这些笔记本。几个月以前当他还是福特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他曾要求被称为神童的高级财务官员爱德华·伦迪汇报公司有哪些优秀的财务管理人才。
他打开笔记本，开始往下念名字。伦迪把名字用ABC排列成优劣等级。A表上列出的是一些第一流的财务管理人员，但他需要的不仅于此。
艾柯卡注意到B表上杰拉尔德·格林沃尔德的名字。他年龄44岁，但已经成功处理过很多大问题，艾柯卡很欣赏他。
他曾任职于福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分公司。由于他精明强干，这家分公司在当地占有的小轿车和卡车市场比福特公司的任何分公司都要大。
1978年12月，艾柯卡打长途电话到委内瑞拉找格林沃尔德，恰好他们夫妇去参加一个晚会不在家，艾柯卡只好留话请他回电。
格林沃尔德回来后马上猜出了几分。妻子对他说：“不要回他电话！”夫妇俩现在生活得很自在，格林沃尔德正在那里大显身手，去底特律给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服务不会有多大吸引力。
可是格林沃尔德还是回电话了，他们商定在迈阿密会面。他当时脸上留着大胡子，自己也不清楚是不是想到克莱斯勒公司来。
格林沃尔德道出了他的忧虑。他说：“多年来我在福特公司一直在努力跳出财务管理这个圈子，到克莱斯勒公司又会回到这个圈子里去。”
艾柯卡对他说，准备让他建立一个财务控制机构，当这个机构建成后，他可以调换其他工作。在他离开艾柯卡的房间正要下楼梯的时候，艾柯卡又把他叫住了。
艾柯卡对他说：“格林沃尔德，请耐心等待。你会比你想象的更早一些当上总经理的。”格林沃尔德用怀疑的目光看了艾柯卡一眼，好像艾柯卡是骗他似的。然而艾柯卡是认真的。果然，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格林沃尔德成了克莱斯勒公司第二号人物。
格林沃尔德后来又把斯蒂夫·米勒拉了进来。米勒曾经是他在委内瑞拉时期的主要财经管理人员。作为一位主要财务官，米勒对克莱斯勒公司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0年至1981年期间在同几百家银行举行的无数次谈判中，米勒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无论他还是格林沃尔德，在公司的困难时期都表现出惊人的安宁与冷静。如果没有他们，克莱斯勒公司也许维持不到今天。
每当艾柯卡网罗一个新人到他的团队里，他都感到一阵良心上的不安。为了能够把他们招来，他不得不说谎话。
如果说实话的话，他应该对他们说：“不要到这里来，你想象不出这里的情况会有多糟糕！”但是他不能说实话。他只能把他自己梦寐以求的希望告诉他们：如果有了合适的人，我们可以挽救公司。
但是斯普里奇就没有这个问题。他比艾柯卡早两年到克莱斯勒，对于这里的情况他知道得比艾柯卡更清楚。艾柯卡曾不止一次地埋怨他：“你当初为什么不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你为什么让我来？”
但是艾柯卡原谅了斯普里奇，他在克莱斯勒的经历对艾柯卡招收人才提供了很大帮助，因为他熟悉公司的情况。他像是艾柯卡的先遣队员一样。里卡多只向艾柯卡介绍了公司的负债情况，而斯普里奇却了解公司的全盘。
因此，斯普里奇挖掘出许多被以前的经理部淘汰了的颇有能力的人。他们当中有的处在很低的底层，要发掘出来还得费一番功夫。他发现了一批被埋没的很有前途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才华，有热情，只是因为没遇到伯乐。
好在克莱斯勒公司的“癌症”还没有扩散到全身。虽然艾柯卡不得已撤换了几乎所有的官员，但同时发现了许多富有才干的年轻人。排除了那些平庸之辈，因此发现较优秀的人才就比较容易了，以前的经理部真的就没有注意到他们！
艾柯卡很快就把斯普里奇提升到副总经理，负责产品计划部。不久，又提升他任北美业务负责人。艾柯卡看出，斯普里奇掌握了一套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在福特公司行之有效的经验，现在在克莱斯勒公司又证明也是可行的。
格林沃尔德和斯普里奇从一开始就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毕竟两个人组不成一个管理队伍。他还急需帮助。他知道从哪里得到这种帮助。福特公司的一批退休的经理既有经验又有能力，但完全没有得到发挥。他要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应变能力来重整河山。
加尔·劳克斯在福特公司既干过销售，也做过推销工作。公司推出“野马”汽车的时候，他曾担任福特部销售经理，后来又担任林肯—默库里部的总经理。
使艾柯卡感兴趣的不光是加尔丰富的阅历，还有他的品格。大家都很信任他，愿意和他喝两杯，说说知心话。艾柯卡清楚，他就是帮助克莱斯勒公司与汽车商建立良好关系的最适当人选。
为了改进质量，艾柯卡把已经退职的汉斯·马赛厄斯请来担任顾问。汉斯曾是福特部的主要工程师，后来又负责过整个福特公司的汽车制造。他的专长是质量控制。
直至他1972年退职为止，在改进福特公司汽车质量方面他做的工作比谁都多。
汉斯曾经使福特公司在质量上大大提高。当艾柯卡请他来帮忙时，他就有点迫不及待了。他用了一年半时间整顿了克莱斯勒公司制造系统的纪律。而且，他是以一个顾问的身份完成这些工作的。
他每天早上去工厂巡视。他会突然从生产线上撤下5个人来，搞来一辆新的丰田汽车，要求大家进行比较。过一会儿，领班的那一位就会说：“呃，我们的车真差劲！”
乔治·巴茨比艾柯卡先到克莱斯勒公司。他在改进克莱斯勒公司汽车质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艾柯卡为乔治专门设立了一个监督质量的部门，他是艾柯卡的监督员和解决处理所有质量问题的高级经理。
还有迪克·多奇，他来克莱斯勒公司以前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工作过。他从以前工作过的两个公司带来15位精通质量问题的人才。这一点常常被那些对克莱斯勒公司起死回生感到迷惑不解的人所忽略。
艾柯卡从福特公司带来许多销售、财政和采购方面的人才，但是在造车质量方面，他需要从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获得人才。所以他既有新人又有老人，既有领导又有工作人员，还有退了休的，他们都拧成一股绳。就是靠了这个无可匹敌的大熔炉使他们的产品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
艾柯卡还请了福特公司已经退职的保尔·伯格莫塞来公司。伯格莫塞在福特公司当了30年副总经理负责采购工作。别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他有多种办法来完成。
伯格莫塞到克莱斯勒公司后，他所看到的情况令他惊讶。他常到艾柯卡这里来说：“我正在替你挖掘，但是翻开的大石块下面藏着的东西将会使你难以相信。”他们谈着，有时大笑起来，克莱斯勒公司过去实在毫无章法，这些都随着工作的深入而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克莱斯勒的采购部门因低效率而闻名，而做这份工作伯格莫塞是最好不过的了。
艾柯卡了解被他请来的这些人，包括那些退了职又回来工作的人，他们都是敢于迎接挑战的人，也是愿意助人一臂之力的人。这些人具备一种十分重要的素质，那就是内在的意志力。
艾柯卡说：“我感激他们每一个人，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要建立一支完整的新队伍，艾柯卡还必须物色一些搞经销的人才。经销是他的专长，他发现克莱斯勒的销售工作不引人注目。他以一种不寻常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9年3月1日，艾柯卡在纽约的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决定由设在纽约的曾经为福特公司林肯—默库里部起过非常有效作用的克尼恩—埃克哈特广告公司取代当时负责克莱斯勒广告的扬—鲁比肯广告公司和BBDO广告公司。
就是在麦迪逊大街的人们看来，解雇这两家广告公司人员也是一种残酷无情的做法，在广告史上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等于告诉企业界，我们敢于采取一些对克莱斯勒公司的转变至关重要的大胆步骤。
当时，克尼恩—埃克哈特公司承担福特公司林肯—默库里部一个7500万美元广告业务。为了跟克莱斯勒公司合作，它不得不立即放弃这笔生意。艾柯卡相信，亨利决不会愿意听到这个消息的，这对他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被替换的两家广告公司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但艾柯卡的事情太多，早已下决心要简化一些。他赔不起时间同两家完全生疏的广告公司打交道，他没有时间把他的思想或者经营方式一一教给他们。因此他用所熟悉的人员来代替，他们对我很了解，我也对他们了解。只要艾柯卡说出上句话，他们就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了。
在艾柯卡看来，克尼恩—埃克哈特是最棒的一家广告公司了。他们曾有“福特有个好主意”这样的杰作，豹的标记就是他们搞的，“豹牌”系列汽车是林肯—默库里部十分关键的一部分。在该公司的协助下，林肯—默库里部1970年的汽车市场扩大了一倍。艾柯卡发现这家公司能够顶住压力，战胜危机。
后来他们成了艾柯卡销售和联络的左右手。
艾柯卡已有了一个完整的球队，他们可以上场了。遗憾的是赛球的季节过去了一半，他们远远垫底了。即使这样，艾柯卡还是坚定地认为他们重上赛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他没有认识到在他们成为可以与老练的纽约“洋基”棒球队匹敌以前，他们还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当以往老吃败仗的芝加哥“小熊”棒球队！
遭遇到经济危机
班子调整后，艾柯卡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复兴充满着信心，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他没想到经济萧条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也没想到这会给克莱斯勒带来那么沉重的打击。
随着销售量的急剧下滑和各公司纷纷让利销售，艾柯卡开始意识到，克莱斯勒公司的经济要恢复过来得要几年时间。
在福特公司工作期间，美满的家庭生活常使艾柯卡引以为自豪。无论工作上遇到多大麻烦，家庭可以使他忘掉一切。现在，他的心绪难以平静下来，常常在半夜里惊醒。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有时甚至怀疑自己能否保持心智健全，因为一个人冲刺时间太长了会喘不过气来。
虽然艾柯卡有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妻子，然而伴随着艾柯卡在汽车业度过25个春秋后，她也开始担忧了。
现在克莱斯勒问题之严重使公司的不稳定局面广为人知。艾柯卡意识到，对于传说公司很快就要倒闭的恶毒谣言必须设法制止。一个人花8000美元或10000美元买一辆新车，他当然要考虑这家公司能不能继续营业，在一两年内能否提供部件和其他维修服务。如果他总是听说克莱斯勒公司可能要破产的消息，那么他就不会匆匆忙忙来买这个公司的车了。
克莱斯勒公司很快成了大家说笑话的目标。全国的漫画家们都利用克莱斯勒这一题材大肆渲染。而这些都是次要的，更严重的是大批的加油站关门歇业，这对于汽车业来讲才是最大的灾难。
实际上，虽然没有预料到石油危机，但艾柯卡他们不是没有采取应变措施。他们在1979年设计1983年的汽车型号时曾合理地设想，到1983年汽车生产出来时，汽油价格将达到2.5美元一加仑。
但到了1983年又有人大喊：“这是傻瓜干的！汽油现在又便宜了，应该给我们大型汽车！”
艾柯卡说：“如果有人告诉我，1979年汽油价格会增长一倍，而4年以后尽管物价涨了，汽油还保持这个价格不变，那我一定说他是个疯子。对伊朗危机和危机所产生的影响都能未卜先知，这是不可能的。”
那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人们为买汽油排成长长的队伍，在纽约的一些加油站还发生了骚乱。人们惊恐不安，尽量想法子把油箱装得满满的。有的人甚至在行李箱里再安上一个5加仑的油桶，或者放进一只50加仑的油箱，以防万一。
美国国会开始讨论汽油定量供应问题。杂志上刊登着底特律市如何陷于窘境的封面文章。可以肯定的是，怕买不到汽油也好，怕汽油涨价也好，不管是V-8发动机汽车、轻型货车、大卡车还是家庭用车市场都大幅下滑。
这场大变动虽然伤害很大，但艾柯卡上任后，克莱斯勒公司的人相信他们能够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艾柯卡认为，只要能够在今后5年内对新工厂的投资增加一倍，大量生产那些适合市场的新车，并薄利多销，他们就有希望生存下去。
正当他们要开始采取重要步骤的时候，国家又陷入了经济衰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让艾柯卡有些招架不住。全国的年汽车销售率下降到只有过去的一半。投资需要加倍而收入只有往年一半的行业无论如何难以生存下去。
艾柯卡已经没有赌注可下。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又无规律可循，这才叫前途未卜。而自从他1946年开始从事汽车行业至1979年3月，艾柯卡还从来没有对成功地办好一家企业产生过任何怀疑。
艾柯卡这时觉得自己要做一名像表兄那样的战场上的军医了。他的表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战地医院的医生。他回国后跟艾柯卡讲过许多“分类”丑闻。他常常说，这里有个主次先后的问题。
如果医生接到40名重伤士兵，他们就必须迅速考虑：“一共只有3个小时，我们能够抢救几个？”他们只好选择救活的可能性最大的几名，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
现在克莱斯勒公司也是同样的情况。艾柯卡想，必须动外科手术，抢救可以抢救的部分。情况好的时候安心地对亏损或微利的工厂进行各种研究和诊断，但现在没有时间了。
同时，艾柯卡还得考虑，一旦危机过去，还得保留足够的部门迎接复苏的到来。这似乎挺简单，但说时容易做时难。这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有足够准的判断力。
克莱斯勒开始关闭一些工厂，其中包括密执安里昂的一个修配厂和一些很有历史的老厂。关闭这些工厂时引起了许多团体的强烈抗议，但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
同时，他们还得保证那些供应商能继续提供原料、部件，尽管他们支付这笔钱有困难。他们首先要使他们相信克莱斯勒公司不会倒闭。但供货商是骗不了的，他们对克莱斯勒公司的情况很了解。他们被邀请来参观公司今后的新产品，让他们明白克莱斯勒公司会生存下去，并且需要他们的支持。
为了省钱，他们建立了一种制度，就是零部件到要用的时候再运来。这个办法称作“准时运货法”，是一种节省开支的好办法。
另外改变的是加快机器部件和其他物资运抵有关工厂的速度。例如，从印第安纳的科科莫用火车运传动轴到伊利诺伊的贝尔维德，再用卡车运到工厂，只需要一天工夫，从而大大缩短了整个流程的周期。
几个月后，他们的“准时运货法”十分有效，如果底特律的发动机工厂罢工，他们在温泽的工厂4个小时以后就能把发动机生产出来！
他们尽可能地节省开支。在设计K型汽车的时候，为了让运输时车皮里能够容纳下更多的汽车，他们精心地把它的长度设计得不超过4.5米。在一般情况下，这类事没有人注意，然而现在是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能省就省。
到了该提交1979年度总结报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取消公司按传统习惯向其股东发送彩色画册的做法，而给了他们一本用白色再生纸印的简单而又明了的文件。这不仅节省了不少钱，而且带给股东们一个信息：公司困难，尽量节俭。
光是省钱还不行，必须弄到一笔现金应付日常开支。因为缺钱，他们把全部的汽车商不动产卖给了堪萨斯州一家公司，其中包括在市区的200处。在过去，正是这些不动产保证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汽车商能够分布在全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
为了在必要的地点再保留一些汽车商，后来他们不得不把卖出去的财产又买回来一半，其价格却是拍卖时的两倍了。卖掉汽车商不动产看来是个大错。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急需现金。在当时，那9000万美元在艾柯卡眼里就像是10亿美元。
约翰·里卡多在退职以前设法使公司避免了几次更为严重的错误。他同日本三菱汽车公司达成一笔交易，把在澳大利亚的几家分公司卖给了三菱公司。
他还把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卖给了通用汽车公司，把在巴西和阿根廷的分公司卖给了福特公司；还同标致公司做了一笔交易，把欧洲的分公司卖给它。经过这些变动以后，克莱斯勒公司只留下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处业务部门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不得不把生产坦克的工厂以3.48亿美元卖给通用动力公司。作这个决定很棘手，因为国防部加入了这个分公司，每年5000万美元的利润实际上得到美国政府的保证。
即使如此，他们必须把它和急需筹集资金渡过难关进行权衡。最后，艾柯卡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忍痛割爱。因为他们急需钱付给材料供应商一笔预备金，以便使他们同意延期付款，他们只能集中力量于小汽车和卡车生产上。
当时利率很高，如果他们不是为了生存而急需现金把通用动力公司付给的3.48亿美元投放资金市场的话，一年就可赚5000万美元。而50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坦克工厂一年的利润。就在那个时候艾柯卡产生了买银行的念头。用钱来赚钱比制造小汽车、卡车或坦克赚钱容易得多！
为了保证克莱斯勒公司继续生存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困难重重，但最困难的是裁减人员。1979年和1980年他们不得不解雇了几千名工人，有蓝领工人，也有白领工人。1980年4月他们又削减了7000名白领工人。这样一年可节省2亿美元的开支。
更早几个月，他们还解雇了8500名领薪水的工人。
这两次裁员可以使他们一年节省5亿美元的支出。裁员在整个公司里广泛进行，包括主管和印第安人在内。
解雇人是一种悲剧，谁也伪装不了。裁年龄大的人多数由艾柯卡亲自处理，这是不能推托的事，还要把实情告诉他们。艾柯卡自己也被人解雇过，因此他懂得哪些事不该做，哪些话不该说。他设法向他们解释，并且给他们尽可能优惠的养老金。有些情况下还尽量把规定放松一点。
被解雇当然不是愉快的事，因此对被解雇者要怀有同情心。要设身处地替他着想，而且应该承认，不管你作什么安排，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生中倒霉的日子。如果他认为不是他的过错所致，自己成了经营管理不善的牺牲品，或者他觉得公司领导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他的话，他在这种时候的情绪尤其不好。
因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人受到不公正的指责。艾柯卡承认负有责任，但这是一种紧急措施，他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大多数被解雇的人后来都慢慢找到了工作，有的还从事汽车这一行，有的做供应材料，有的当教师或做咨询员。艾柯卡不忍让他们离开。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比他在福特公司熟识的同事还要友好和亲切，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让他们走。
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撵走，艾柯卡震动很大。这使艾柯卡反复考虑社会责任问题，这是他在福特公司时从未认识到的。在福特公司，艾柯卡和其他高级经理一样从不关心这类事，而且也从没有发生过这种危机。
逼得他解雇许多工人这种事过去从未碰到过。并不是他突然良心发现，而是感到有必要说：“是不是所有依靠我谋生的人都觉得我做得对，我没有把握。”
由于克莱斯勒公司经济很困难，大多数参谋人员也被辞退了。艾柯卡从来都在干第一线工作，所以削减参谋班子人员感到不那么困难。他的想法很简单：需要有人造汽车和卖汽车。但是如果造了一辆车而有人指手画脚地说这辆车还可以造得更好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供养不起。即使他说得对，他们也来不及考虑了。
随着那些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的被解雇，他们减少了管理的层次。起初这样做纯粹出于生存的需要，但后来艾柯卡发现，用较少的人来办一家大公司实际上更省劲一些。
事到如今他们认识到，克莱斯勒公司人员多，机构庞大对快速地适应市场变化极为不利。这也算是他们在这次行动中额外的收获了。
无奈向政府求援
早在危机开始时艾柯卡就很清楚，只有采取紧急措施才能挽救克莱斯勒公司。虽然他们采取了包括尽一切可能节省开支等措施，但是公司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坏，亏损越来越大。他们已没有能力自救，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得求援。
艾柯卡认为只有一个办法能摆脱困境，那就是向政府求援。
“有什么法子呢？”艾柯卡回答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们能尝试的别的办法都试过了。1979年至1980年期间，曾经举行过几百次投资者会议。但是大多数投资者到头来都是说空话的、骗人的，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凡是有可能给予他们帮助的人艾柯卡都找过，但是都没有希望。
还有就是去找那些声称能够代表富有的阿拉伯人的中间人。艾柯卡知道有许多阿拉伯人是很富有的，他们甚至不断查找150多位阿拉伯头面人物各种线索。
艾柯卡常问财政部：“从哪里还能找到富有的阿拉伯人？”他会晤过10多位同阿拉伯人有些关系看上去似乎有点希望的人，但多数被证明是骗子。他们都说自己可以接近某个将要来这里投资的阿拉伯王子，但都毫无结果。
艾柯卡同大众汽车公司的总裁托尼·施默克进行过更为严肃认真的讨论。自从20多年前托尼在福特公司德国分公司从事采购工作以来，艾柯卡和他一直是好朋友。
他们曾就大众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合并的“宏伟计划”进行过秘密谈判。他们计划两个公司联合生产一种汽车，克莱斯勒在美国国内销售，大众汽车公司在欧洲市场销售。
早些时候，克莱斯勒已经就每年向大众汽车公司购买30万台4缸发动机安装在“欧尼斯”车和“地平线”车上一事做了安排，这两种车都同大众汽车公司的“兔牌”汽车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双方已经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
实行这项计划显然是有好处的。克莱斯勒的汽车商网点将会大幅度增加，可以在固定开支下推销出更多的汽车。
艾柯卡和斯普里奇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克莱斯勒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合并将代表着“全球汽车公司”的一个开端，他们都对这个计划的可能性表示乐观。同大众汽车公司的合并一旦成功，可以毫不费力地再找一家日本公司进行合作。
这时，克莱斯勒公司同大众汽车公司的谈判已经进入到实质阶段，问题就出在大众汽车公司看到了目前克莱斯勒公司的收支情况后，就退出不干了。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太冒风险了，到最后也许不是他们把克莱斯勒拉上岸，而是克莱斯勒把他们拖下水。
想和克莱斯勒合并的还有其他公司，包括约翰·德洛里的公司。德洛里离开通用汽车公司后自己办起一家汽车公司。他找艾柯卡讨论关于他的公司同克莱斯勒合并的事。
他来访时，两家公司都处在危机之中。艾柯卡对他说：“我父亲对我说过，决不能把两个失败者放在一起，所以还是等我们两家当中的一家有起色后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最后，艾柯卡又和那些可能会给克莱斯勒帮助的人士举行过许多次会谈，但最终不得不向政府求援。但是他们一开始并不是以申请贷款保证的方式要求政府援助的。
约翰·里卡多和艾柯卡一样，变得一天比一天着急。虽然他即将离职，由艾柯卡管理公司，但从技术上讲他还是公司的董事长。里卡多认识到公司这条破船将很快下沉，除非立即找到一种补救办法。为此他前去华盛顿。
他首先争取国会支持对政府有关规定冻结两年的要求。这可以使他们把钱用在生产耗油率低的新汽车上，而不是全力以赴去榨取排气管里的最后一克碳氢化合物。
里卡多的做法是对的。虽然克莱斯勒公司的许多问题是管理不善直接造成的，但是政府对公司目前的局面至少负有部分责任。
政府制定了一些关于汽车安全和控制废气排放的既强硬又考虑欠周到的条例，接着他们对美国的汽车公司说：“不许你们联合起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和发展，必须由各家公司单独地进行。”可是他们忘了，日本采取的战略正相反。由于日本的汽车公司不需要遵守反托拉斯法，他们的才智能够得到集中使用。
由于反托拉斯法，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美国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无论如何都要分别设立有关机构，而研究的是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这给像克莱斯勒这样的小公司增加了许多额外的负担。
由于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石油价格增长了一倍，他们不得不转而生产前轮驱动和高度节油汽车。这样，单是应付日后汽车生产一项，克莱斯勒公司每月开支就得1亿美元。
另外，每个星期五他们还必须拿出2.5亿美元发工资和支付上周购买的零件费用。公司的趋向和前景如何已是不难预见的了。
1979年8月6日，威廉·米勒停止担任联邦储备局主席而充任财政部长。他在任联邦储备局主席时曾对里卡多说，克莱斯勒公司应当寻求政府的帮助，否则会遇到破产。
他一上任首先宣布，他赞成政府对克莱斯勒公司给予支持，因为这种支持符合民众的利益。但是他却不同意提供税赋优惠。不过他说，如果克莱斯勒向卡特政府提交一份如何继续生存的全面计划，政府会考虑提供贷款。
到这时候艾柯卡才决定申请贷款保证，即使这样，他们内部还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尤其是斯普里奇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政府插手会毁了公司，艾柯卡不敢说他的话错，又没有别的办法。
“行，”艾柯卡说，“你不愿意去找政府是吗？我也不愿意，那么你给我一个更好的办法吧！”
然而大家都没有其他法子，宣告破产根本不是他们的选择。就这样他们勉强决定向政府提出要求贷款的申请。
他发现要求政府贷款有过许多先例，甚至华盛顿的地下铁道也得到过。艾柯卡一次又一次地同编辑和记者们谈过，他们不过是步别人的后尘罢了。
“还是面对现实看一看吧！”艾柯卡说，“地下铁道不过是首都的一件展览品而已。”
“展览品？”他们说，“这是运输网。”
“那好，”艾柯卡说，“你们到底认为克莱斯勒是什么？”
对任何愿意听取意见的人，艾柯卡继续向他们强调，克莱斯勒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相反，他们是美国正在发生的不正常情况的一个缩影，汽车工业受到的打击比任何工业都要大。政府的条例、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使他们招架不住。
克莱斯勒公司值得一救吗？
对于政府可能向克莱斯勒公司提供贷款一事，从一开始就几乎人人反对。不出所料，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企业界。大多数企业领导人强烈反对贷款计划，许多人公开表明他们的观点，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的托姆·墨菲和花旗银行的沃尔特·里斯顿。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联邦政府向克莱斯勒公司提供贷款的做法背离了美国精神，是对这一精神的一种亵渎。各种忠告像流水一样向艾柯卡涌来，种种陈腔滥调死灰复燃。
例如，有人说：“贷款保证违反自由企业精神，它会鼓励失败，并且削弱市场纪律。应该像流水一样顺其自然，适者生存。不要在一场比赛的中途改变规则。失败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就像惩罚对于基督教徒那样自然，自由竞争精神永存。”还有其他各家说法，应有尽有。
全国制造业协会强烈反对政府提供贷款。在1979年11月13日的一次会议上，它下属的企业圆桌会议政策委员会就克莱斯勒公司的形势通过了以下声明：
办企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允许失败也允许成功，既可亏损也可盈利。不管失败给某些公司和个人带来了多大的困难，由于企业得到尽可能自由和充分经营的许可，因此作为国家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仍然得到最好的照顾。
按修改以后的法令看，失败和重新组织的后果，换句话说就是破产虽然严重，但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政府、企业和群众越来越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付出的高昂的代价和收到的低效率，因此建议政府进一步参与经济活动就尤其不妥当。现在是重申“不要政府帮助”的原则的时候了。
这项声明使艾柯卡十分恼火。他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
先生们：
就在我在华盛顿为克莱斯勒公司的贷款要求作证的同一天，克莱斯勒公司为其成员之一的企业圆桌会议发表了一项反对“联邦政府帮助”的新闻公报。得悉此消息，我极为不安。
为此，本人有几点保留意见：
你们圆桌会议的工作人员表示，你们在准备这个声明过程中没有同任何研究破产问题的专家商讨过这个问题。否则，我相信这个声明不会对破产的优越性怀有这么大的自信心。
受雇于克莱斯勒公司的全国几十万工人在这场关于他们前途的大辩论中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最后，请接受克莱斯勒公司退出企业圆桌会议的要求。
这就是艾柯卡要对企业圆桌会议说的话。艾柯卡想告诉他们：“也许你们是美国的企业名流，但你们却是一帮伪君子。你们的决定只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利益是否受到影响！”
克莱斯勒受到了孤立和围困，但艾柯卡的立场是明确的。他对那些人说：“主张自由办企业的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上最完美的经济体系，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但要事事平等，这才是它唯一的出路。”
当然，过去的管理不善要负大部分责任。克莱斯勒完全不应当以产品投机，不应当扩大海外市场，不应当生产式样陈旧的汽车，它应当多注意产品质量。
但是最终使克莱斯勒公司陷入困境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法规的无情束缚。艾柯卡用了一周的时间向国会说明情况。
他们不断地问：“你为什么老到这里来大叫大嚷法规？”
艾柯卡说：“因为是你们制定了这些法规，却把责任归咎于我们。”
他们接着又说：“那是愚蠢的经营管理所致。”
艾柯卡不想争论下去了。
“行，”艾柯卡对他们说，“我们不要再争论了。你们法规占50％的错，我们经营管理上占50％的错。你们想让我做什么？把那些过去做错事现在已不在这里的人绑到十字架上钉死？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问题上来吧！是你们致使我们陷入了困境！”
艾柯卡认为，反对者从来就没考虑过挽救克莱斯勒公司倒闭，将会造成包括公司的雇员、汽车商和材料供应商总共60万人失业的危险。
艾柯卡去找政府并且对他们说：“如果有必要保护个人，那么保护他们的公司同样有必要。有工作就可以使他们有饭吃。”
他们的争论涉及竞争问题、工人就业问题，但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经济问题的争论。艾柯卡不得不把不同选择的结果列出来，这让财政部意识到，如果克莱斯勒公司倒闭了，国家仅在第一年就要向公司的失业工人支付失业保险费和福利费27亿美元。
艾柯卡对国会说：“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愿意现在就付27亿美元呢，还是愿意提供以后有机会归还的只有27亿美元一半数目的保证贷款？前者现在就付，后者以后再付，供你们选择。”
艾柯卡一面在国会内外展开激烈的争论，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积累资金，包括把债券卖给其他公司。但是艾柯卡情绪低落，因为不管他走到哪儿，都没有人说这句话：“坚持下去吧，你会成功的！”
在国会辩论过程中，人们普遍赞成以宣告破产来解决克莱斯勒的问题。根据联邦政府的破产法令第十一章规定，在他们的内务整理完毕之前，归还债务方面将得到保护。几年以后，克莱斯勒也许成了一家规模不大而经济蓬勃发展的公司。
艾柯卡请教了多方面的专家。他们告诉说，正像艾柯卡已经知道的那样，按照他们的情况宣告破产将是一场大灾难。
不谈克莱斯勒公司本身，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破产对国家会有什么益处？据有关资料估计，克莱斯勒公司的倒闭将使美国公民增交失业、福利等税金160亿美元。
宣告破产将付出如此重大代价！在全国对克莱斯勒的未来展开争论的过程中，各种舆论都对克莱斯勒肆意抨击。
《华尔街日报》尤其冷酷无情。他们拿贷款保证大做文章，在一个使人难以忘却的社论标题下，他们把贷款保证称为“克莱斯勒的无能”。
在贷款危机期间，克莱斯勒借到的贷款还只有按法律所应借到的那部分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让他们体面地死掉吧》轰动一时。
艾柯卡气极了。他给那位报纸的主编写信说：“实际上你们是说，因为病人服下药方规定的一半药量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所以就应该把他弄死。幸好你不是我的家庭医生。”
“我们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施舍！”艾柯卡生气地对不明真相的人说：“许多人不理解。他们以为我们要求施舍，好像觉得卡特总统送了我一张祝贺克莱斯勒公司早日恢复生机的慰问卡，里面塞满了面额10美元、20美元崭新的钞票，总额高达10亿美元。许多好意的美国人显然认为，克莱斯勒公司已经得到了一纸袋现款，而且这10亿美元无须归还。要是真的该多好！”
援助案获得通过
艾柯卡说，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作证的滋味，绝不是好受的。但是，只要存在着得到贷款保证的一丝希望，他还得亲自出马。这是无法请人代替的！
参众两院听证会场的设计很有特点，议员们居高临下，证人必须抬起头来才能看到提问者，从心理上就处于不利地位。当然，那些电视摄像机的强烈灯光会始终照看你的眼睛。
艾柯卡被称作证人，其实不甚确切，实际上他是被告。他得一小时一小时地坐着听国会和新闻界对他的审判，即所谓的克莱斯勒公司的管理错误，有真的也有凭空想象出来的。
在这些听证会上，艾柯卡全得靠自己。一切都是即席式的，问题突如其来，经常是多种含义。助手们经常给议员们递条子，只有他孤军作战，要应付一切。
克莱斯勒被指责为缺乏眼光，不能像聪明的日本人那样造出一加仑油能走50千米的小汽车。
艾柯卡反驳说，在这个问题上，消息比他灵通得多的美国国务院、洛克菲勒，甚至卡特总统、基辛格博士都不能先知，何况他这个不搞政治的人。
他们还受到谴责说，没有准备好与政府能源部制订的燃料分配方案相配合，以致在加油站发生种种事端。在国会和新闻界的眼中，克莱斯勒公司是有罪的，他们丢失了市场，他们理应受到惩罚。
克莱斯勒确实受到了惩罚。在国会听证会期间，他们成了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工业一无是处的活生生的典范。报刊社论版上经常出现文章，羞辱他们未能体面地关门了之。他们成了漫画家的讽刺目标。连艾柯卡的妻子儿女在商店中、在学校里都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
艾柯卡付出了比关门和一走了之更大的代价。这些指责和耻笑变成了个人间的恩怨，而且是有针对性的。
10月18日，艾柯卡第一次出席由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全体委员们都参加了，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因为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委员是不参加的，他们还有别的许多会议在同时进行，而听证会往往由国会的助理们承担任务。
艾柯卡一开始很简单地提出了他的证词：“我相信诸位都明白，我今天在这里绝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说话，我代表着成千上万靠克莱斯勒公司为生的人们。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有14万职工和他们的家属，4700家汽车商及所属的15万职工，19000家供应商和其他雇用的25万人，还有这些人的全部家属。
“对于克莱斯勒公司到底想向政府提出什么要求，人们含糊不清。所以我在听证会清楚地表明，我们绝不是要求施舍，也不是索取礼物。我提醒国会，克莱斯勒公司正在申请一项贷款的保证，我们将偿还每一元钱，而且都是有利息的。”
艾柯卡在开场白中，向委员会阐明了几个重点：
第一，形成克莱斯勒公司困难局面的因素有4个，即管理不良、政府过多的规定、能源危机和国家经济萧条。整套管理制度他们已彻底改革，而后3个因素不是他们公司所能左右得了的。
第二，克莱斯勒公司已经采取了迅速果断的措施。已将不赚钱的资产卖掉，并已筹集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一年内减少固定成本6亿美元；降低了公司1700位高级职员的薪水；取消了一切加薪制度；暂缓实施职工认股计划；减少股利。
还第七条，克莱斯勒公司在今后的5年计划里有健全规划，并且是基于保守的设想上的，将会改善市场占有率，很快会赚钱。
后来在听证会过程中，艾柯卡又将各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无休止的提问，无休止的非难。有些委员会的成员根本不相信克莱斯勒公司如今已推行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不足为奇的是，绝大部分人根本不想考虑联邦政府的种种法令和规定如何束缚人们的手脚。因此，他们继续指责克莱斯勒公司前任领导的错误，并要求艾柯卡作出解释。
每个人都在找替死鬼。可是艾柯卡不愿意把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推到前任身上。因此他在听证会上作证时把重点放在政府设置的障碍，即各种规章制度上。
他还提到，现在人们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克莱斯勒公司只生产耗油的大型车，不生产省油的小车。他指出就在他出庭作证的这段时间，全美各地有50多万辆克莱斯勒生产的新型号小型车行驶在公路上，远比其他汽车公司多。而且，新设计的K型车也将在年内推出。
他解释说，问题不是他们生产了太多的大型车；事实上，他们生产得还不够。只有大车才能盈大利，就像肉铺里只有靠卖牛排而不是做汉堡包用的肉馅才能更赚钱的道理一样。
参、众两院的听证会实际上只是整个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艾柯卡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小型的秘密会议上。他与参议院的唯一女议员堪萨斯州的南希·卡塞布恩谈了很多。艾柯卡以为她一定会支持克莱斯勒，结果她却投了反对票。
幸运的是，众议院的意大利裔议员支持了他。
一天，新泽西州的彼得·罗迪诺议员把艾柯卡带进一间会议室说：“我想请你跟我的伙伴们谈谈。”
房间里坐了31位议员，其中30人投票支持。他们中有的是民主党人，有的是共和党人。在这个案子里，他们是投支持票的。
由于时间不够，艾柯卡始终未能与议员中的黑人进行会晤。但他曾与他们中的领袖马里兰州的巴隆·密切尔见过面。
1979年，全美国黑人的工资里，有1％是由克莱斯勒公司发放的。在他们申请贷款保证的联盟中，黑人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使得克莱斯勒公司有成功的机会。
底特律市的黑人市长库尔曼·扬曾几次到华盛顿参加国会听证会，支持他们。这位市长指出，一旦克莱斯勒公司破产，对底特律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这位黑人市长曾是卡特总统的早期支持者，他就克莱斯勒公司的形势对卡特总统的进言是很有影响的。
在1979年的最后3个月里，艾柯卡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他一星期要去华盛顿两三次，还要维持克莱斯勒公司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玛丽又糖尿病发作。有几次艾柯卡不得不放下在华盛顿的工作，飞回底特律陪她。
每次艾柯卡去华盛顿，一天都要安排八九次会见。每到一处，他都要重复一次同样的讲话内容，提出同样的重点，面对同样的争论。
有一次他走在国会铺着大理石的走廊里时，突然感到有点不舒服，整个人好像走在棉花上，头晕目眩，差一点昏倒，视线所及都是双影的。
有人马上把他送进了医务室，然后送到众议院的卫生所。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头晕症，20年前他曾经犯过一次。
记得那次他和麦克纳马拉一起走在福特公司的走廊上，艾柯卡直往墙上撞。麦克纳马拉说：“怎么啦，李？你喝醉了，还是闹病了？”
“没有啊！”艾柯卡甚至没有发觉自己有毛病。
“那你怎么老往墙上撞？”他问。
头晕症是由于内耳失去平衡而致，这是旧病复发。检查出院后艾柯卡又犯过一次。紧张和压力使他觉得脑袋里装满了石头，不过他总算熬过来了。
在这段含辛茹苦的日子里，艾柯卡的首要问题是加强消费者对克莱斯勒公司的信心。在国会举行听证会期间，公司的销售情况大幅度下降。精神正常的人，谁还愿意向快要关门的公司买车呢？愿“考虑考虑”买克莱斯勒公司汽车的顾客的比例，一夜之间从30％降至13％。
如何对待这种危机，公司里有两种意见。大体上说来，负责公共关系的人员主张保持沉默，他们说：“只要稳定不慌，事情就会过去。最糟糕的就是引起人们对克莱斯勒困顿状态的注意。”
但是为克莱斯勒公司代办广告的埃克哈特公司的人却大为反对。他们的观点是：“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你是静静地躺着等死呢，还是大叫一声死去？我们建议大叫一声死去。这样，至少发出了响动，有人听到你要死了。”
这符合艾柯卡的性格，他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要求广告公司向顾客推出一系列未来服务保证的广告。他们希望大家弄清楚两件事：第一，克莱斯勒公司决不关门；第二，正在生产着美国真正需要的汽车。
除了通常那种介绍新产品的图文并茂的做法外，艾柯卡他们针对克莱斯勒公司本身对贷款保证的看法，以及公司的长远规划等，发表专论性文章。他们不仅在推销公司的产品，更在宣传公司的未来。他们利用广告这个正常渠道，宣传他们的事业而不仅仅是汽车。
在这些被称为“花钱的公共关系”广告里，做了许多有利于克莱斯勒的正面宣传，也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中包括克莱斯勒公司不仅仅制造耗油的大型车，他们并不要求政府的赠予，他们所申请的贷款保证绝不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等等。
这些广告非同一般地直率、坦诚。因为他们非常了解顾客的心理，所以在广告中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解决他们可能对公司产生的疑虑。对于那些不实的新闻报道，光是不理睬是不够的，不妨面对挑战，并以事实取代谣言。
他们在其中一则广告中用醒目的标题说出令许多消费者产生思考的话：“没有克莱斯勒的存在，难道美国人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吗？”
在另一些广告中，他们设想了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并给予回答。
例如，克莱斯勒改造小汽车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是不是克莱斯勒的问题没有人能解决得了？克莱斯勒公司的管理阶层真的无力转危为安了？克莱斯勒还有前途吗？
这些广告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每一张上都有艾柯卡的签名。他们希望公众了解，克莱斯勒公司已经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至少，一家行将破产的公司的负责人必须保证有信心。他会对大家说：“我就在这里，实实在在地在这里。我为这家公司负责。为了表示我说话是算数的，本人在横线上签着名。”
最后，他们终于使公众相信，克莱斯勒还是一家可靠的公司。在所有广告上签名的同时，艾柯卡也请大家给他写信，说出他们的不满和问题。他们向社会宣布，他们这家大公司现在由一位把自己的姓名和声誉全部投入其中的人在经营着。
这场广告运动十分成功。艾柯卡可以肯定，它在促使国会同意给予贷款保证这件事上，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当然，做广告的最大缺憾是，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广告的哪一点真正起到了作用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思想。
但是艾柯卡听到有消息说，卡特政府及国会里的人都手里拿着这些广告进进出出，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有的高兴，有的愤慨，当然要根据他们的立场而定。
毫无疑问，广告给公众灌入了深刻的印象。人们读到报纸头版时，有消息说克莱斯勒即将倒闭；然后他们翻到报纸的里页，又看到了不同的说法。
与此同时，公司的华盛顿分公司在另一条战线上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代销商宣传队。每天都有成群的克莱斯勒牌汽车和道奇牌汽车经销人来到华盛顿。负责公司公共事务部的副总经理温德尔·拉森向这些经销人吹风，告诉他们应该找哪位议员谈、谈些什么，等等。
汽车经销商往往给人以富有的感觉，他们在社会上一般很活跃，同代表他们的议员之间关系较密切。很多汽车商都是保守的、共和党的人，他们的出现对从意识形态上反对克莱斯勒的国会议员产生很大影响。很多汽车商在竞选活动中有过贡献，这点议员们是无法否认的。
一帮汽车商被派遣进驻华盛顿，他们取得的效果是惊人的。甚至其他公司有些经销商也帮助他们到华盛顿进行游说。他们认为，汽车业之间互相竞争是有必要的，应该给克莱斯勒以竞争的机会。
为了使申请获得批准，艾柯卡他们不得不对议员施加影响，让他们从人道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给每一位众议员送去一份在他的选区中同克莱斯勒公司有来往的供应商和推销商的名单。
艾柯卡明确指出，如果克莱斯勒公司倒闭，将会对这位议员的选区产生何种结果。因为全国535个选区中，只有两个选区里没有克莱斯勒公司的供应商或推销商。这份表格，可以说是对症下药，它产生了空前的效果。
再就是杜格·弗雷泽，他为艾柯卡做了许多工作。他在国会所作的证词很漂亮。他在国会侃侃而谈，阐述了如果克莱斯勒公司的申请不被批准的话，人们的生活将会面对多大的痛苦。他指出：“我到这里来不是为克莱斯勒公司辩护，我担心的是克莱斯勒公司一旦倒闭将给工人和他们的社会带来可怕影响。”
弗雷泽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演说家。他单独会见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他还是副总统蒙代尔的好朋友，他对白宫进行了两三次重要的访问。
艾柯卡也曾亲自去白宫找过总统。卡特本人并未卷入这场关于克莱斯勒的争论，但他基本上是支持他们的。在艾柯卡访问期间，总统告诉艾柯卡，他和他的妻子罗莎琳都很欣赏艾柯卡在电视上作的广告。卡特总统开玩笑说，艾柯卡已经变得和他一样出名了。
卡特授权财政部去处理克莱斯勒一案，但他本人公开表示支持克莱斯勒。没有最高行政机构的支持，这项法案是绝对不会通过的。
后来，在卡特离任以后，还来看过艾柯卡两次。他为克莱斯勒公司的兴旺感到骄傲。艾柯卡觉得卡特认为自己是养育了“这个孩子”的父亲。
卡特告诉艾柯卡：“我在执政期间所做的一切，回顾起来这一件显然是做得对的。”
当投票表决即将来临时，克莱斯勒在国会里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支持者。但议长蒂普·奥尼尔的支持仍是关键性的。投票前夕，他不是以议长而是以马萨诸塞州议员的身份为艾柯卡他们说了话。
奥尼尔议员充满感情地支持克莱斯勒的贷款保证，他回顾了波士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人们失了业，在家没事干，连争取一份去铲雪的工作也要到处求人的惨状。
他说：“我总为争取100个就业机会而拼命奋斗，今天晚上有100多万个家庭等着要知道国会的裁决，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论这个申请案，不是显得有点荒唐吗？”
奥尼尔以朴素的感情打动了众议员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是位主要的领导人。有了议长的支持，当然就会赢得许多议员了。表决结果，众议院以271票对136票，也就是赞同票是反对票的二倍，通过对克莱斯勒的援助案。
参议院的票数比较接近，50票对44票，但是一般在这种形势下都是这样。法案刚好在圣诞节前通过，许多家庭欢天喜地，隆重庆祝。
而艾柯卡已疲惫不堪。尽管松了一口气，但并不乐观。他自从到了克莱斯勒公司，经常看见黑暗的洞口射来一线亮光，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却是一辆火车头，仍然挡住了他的去路。在他们得到政府保证贷款之前，还有许多难关要过呢！
根据贷款保证法规定，克莱斯勒公司必须重新改组。用财政部长威廉·米勒的话来说，这将是美国商业历史上最错综复杂的一笔财政交易。
法案规定设立一个“贷款保证委员会”。在今后两年内，这个委员会有权拨给15亿美元的贷款保证。但这些贷款必须于1990年年底以前还请。其中还有不少附加条件，例如，克莱斯勒本身必须以变卖资产的办法另筹3亿美元资金；克莱斯勒公司必须发行价值5000万美元的新股票，等等。
另外，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拿走了克莱斯勒公司所有的资产作为抵押。他们拥有的汽车、不动产、工厂、机器及其他家当，账面上显示的价值为60亿美元，而政府只估价为25亿美元。如果遇到最坏的情况，政府有扣押权。假使他们失败了，在别的债权人提出要求以前，政府有权收回所有12亿美元的贷款。
哪怕政府所估计的25亿美元现值偏高，哪怕克莱斯勒的实际资产只值25亿美元的一半，政府仍然受到保护。即使克莱斯勒无法付清贷款，“贷款保证委员会”仍能清算公司全部资产而安然无恙告退。说穿了，政府根本不必担当任何财务上的风险。
这一贷款保证法案通过后几个星期，共和党执政了。他们的态度是：“这是卡特时期的事，我们将着重法律条文，但是仅此而已。这是违背我们的思想的。如果克莱斯勒成功了，我们会感到尴尬。我们也不希望任何别的公司存有同样的幻想。”
艾柯卡觉得还算幸运，在克莱斯勒公司急需帮助时，遇上了重视人而不是重视意识形态的民主党人在执政。
艾柯卡承认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当遇到顺境、赚到大钱时，他站在共和党一边。但自从来到克莱斯勒公司以后，他又倒向民主党了。
他说：“毕竟，我需要讲感情的政党，而当我需要帮助时，民主党人往往伸出援助之手。”
身先士卒的统帅
随着贷款保证法案的通过，克莱斯勒公司有了以拼搏求生存的机会。这真是背水一战！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经济战。尽管不会真的死人，但几十万名职工的经济生命却取决于他们能否对贷款保证法案要求他们做出的各种让步采取相应的措施。
艾柯卡是这场拯救克莱斯勒公司战役的统帅，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能把大家的力量联合起来。这向人们表明，困难时期互相间的合作会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力量。
艾柯卡带头把自己的年薪降低到1美元，他要以行动来表明态度，作为这一战役的开始。当他去找工会主席杜格·弗雷泽时，正视着他说：“我要你们也作些牺牲。”
他要使公司的雇员和公司的材料供应商们心里默默地说：“以身作则的人我可以跟他干。”
虽然艾柯卡减少薪水并没有达到需要节衣缩食的程度，但还是在底特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表明大家都要同甘共苦，表明只有人人勒紧裤腰带，公司才能得救。这是一个感人的举动，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
艾柯卡在克莱斯勒3年对人的了解比他在福特32年深刻得多。艰难时期，最能体现人的本质。他发现，如果人人同甘共苦，人们对痛苦的承受力会更大。
艾柯卡把这叫作“牺牲均等”。他做出牺牲了，其他人也纷纷仿效，这就是克莱斯勒公司能渡过难关的原因。不光是贷款救了他们，也是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使公司起死回生。就像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大家说：“我们向富有的叔叔借了一笔钱，现在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是还得起这笔债的。”
凝聚力发挥了神奇般的力量，它使克莱斯勒渡过难关。但是，为节省开支，他们不得不解雇一大批人。
艾柯卡说：“这真是像一场战争：我们打胜了，但我们的儿子没有从战场上回来。我们付出了伤痛的代价。许多人受到沉重打击，子女中途退学，酗酒、离婚，满目凄凉。为了拯救公司，为了多数人得以生存，不得不忍痛牺牲少数人。”
由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艾柯卡他们完成任务显得稍为轻松一点。他们不再被认为是领救济金的寄生虫了。随着国会听证会的结束，这方面的闲言碎语也过去了。这时候他们的广告攻势也奏效了。他们虽是失败者，却像英雄般地投入战斗，社会舆论开始支持他们了。
许多普通人给艾柯卡写信，纷纷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他们说，亨利·福特的损失将是克莱斯勒的收获。他们还提了许多对企业发展有好处的建议。
许多知名人士也帮助过他们。喜剧大师鲍勃·霍普来看艾柯卡。他说，他愿意助克莱斯勒一臂之力。
一天晚上，艾柯卡在拉斯维加斯找到了正在吃晚饭的比尔·科斯比。当天深夜1时他打电话到艾柯卡住的旅馆。
艾柯卡说：“嘿，伙计，你可把我吵醒了。”
科斯比说：“告诉你，我们正要出发。我们睡不着。不管怎么说，我很钦佩你们正在进行的战斗，我也敬佩你给予黑人兄弟的帮助。我愿为你们做点事情。我不能看着自己赚了大笔钱，而别人还在挨饿。”
他到底特律为20000多名工人举行了一场演出。然后他坐飞机走了，没有要一分钱，也从未向艾柯卡要求派一辆车，他用实际行动给他们支持。
有一天夜里，珀尔·贝利到底特律市中心的一个糖尿病研究所找到艾柯卡，说有要事谈。她感谢艾柯卡为挽救公司所作的努力，感谢他给了工人以希望。她不是举行音乐会，而是对杰斐逊大街的一座工厂的工人讲课，阐述了爱国主义和做出牺牲的必要性，讲话令人振奋。
弗兰克·西纳特拉也愿帮助艾柯卡。他说：“李，如果你只挣一元钱，我也向你学。”他替艾柯卡他们拍了一些广告片。
那段时间那些事让艾柯卡看到了人性的积极面，看到了人内心中的正能量。过去，他不了解人在紧要关头会如何做事。现在，他发现大多数人都会团结在一起。虽然舆论可能认为贪心是企业唯一的动力，但他们并不贪心。只要一声号令，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只要没有使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储存在人身体内的潜在的力量。
艾柯卡还看到，人们在危难中都很沉着。他们接受命运。他们知道前面的路程艰难，但还是咬紧牙关，知难而上。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欣慰，也许那个时期唯一令他欣慰的就在于此。他感谢这些人们，让他内心充满力量。
艾柯卡减薪以后，也开始对其他经理人员减薪。他们取消了股份红利，公司和股东们各减一半；减少经理人员10％的工资，这在汽车行业里是没有先例的。他们对每个层次的人员都减薪，但最底层的秘书例外，艾柯卡认为这些人的每分钱都是应得的。
经理们都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他们经常读报，因此他们很清楚，公司随时都可能倒闭。在这种时候谁也不能置之度外。你只能看到一点：求生之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你向前冲刺。
这一切都从艾柯卡开始，带动了整个队伍。为了他们的事业，艾柯卡可以要他们赴汤蹈火，他们也会在所不辞，因为大家都在同甘共苦。
工会给了艾柯卡莫大的支持，工会做出让步在那时是很难想象的事。工会一直认为公司管理人员都是些寄生虫，而工人们被榨干了血汗。
艾柯卡对工会说：“现在你们看到了几条皮包骨头的寄生虫，怎么样？你们准备怎么办？”
从那天开始，艾柯卡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很亲热地拥抱他，拥抱他这个皮包骨头的寄生虫。他们对工人们说：“这家伙说话算数，正带领我们向好的地方奔。”
艾柯卡跟他们坦诚相见，向他们严肃地指出：“伙计们，我已把枪瞄准了你们的脑袋。17美元一小时的工人我有几千名，20美元一小时的工人一个也没有，所以你们还是头脑清醒一些好。”
一年以后情况更恶化了，他不得不再次和工会谈判。在一个严冬的夜晚，大约22时，他对工会谈判委员会讲话。这是艾柯卡最简短的一次讲话。
他说：“明天早晨以前你们必须作出决定。如果你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就砸了你们的脑袋。我会明天早晨就宣布破产，让你们大家都失业。我给你们8个小时去拿主意，你们看着办吧！”
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有时候非得这样做不可。工会的弗雷泽说，这是他同意过的经济解决办法中最不满意的一次。他说，如果不同意，更糟糕的是会失业。
工人们作了很大的让步。他们的工资马上变成了每小时1.15美元。一年半以后，他们的工资才涨到每小时2美元。在总共19个月里，克莱斯勒公司的工人平均每人减少了10000美元的工资。
工会对艾柯卡一美元年薪逐渐习以为常。当他第二年取消了这个做法时，他们还因此取笑艾柯卡。
克莱斯勒公司工人的态度多少年来第一次开始改变了。当加拿大工会1982年举行罢工时，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毁坏汽车和机器。他们希望增加工资，但不做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事。
根据贷款条款的规定，工人享有股票所有权，公司每年要花费4000万美元，长达4年时间。但是它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如果工人们允许分享公司的利润，他们工作劲头就更大。
自由企业界人士又竭力反对这件事。艾柯卡也又一次做了对付他们的准备。艾柯卡指出，美国的一些庞大的养老金计划拥有大量股票，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开贸易的大公司里都占有很大一部分的股份。因此，允许就业工人有些股份有什么错？！
自由企业界人士认为，这种做法是导致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而艾柯卡却不认为工人拥有一些股份有什么不对，这当然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艾柯卡认为，与其让华尔街上的掮客持有公司的股份，还不如交给在装配线上干活的工人。
艾柯卡还在处罚缺勤者方面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有些人从来不上工但要照拿工资。在工会的协助下他们强制执行了一些处罚长期缺勤者的规定。
这个时期他们被迫停办了一些工厂，许多工人只得离开。这对在那些工厂干了二三十年的工人来说，是件十分痛苦的事。甚至有人的父母也在这些厂里干过活。然而现在他们突然发现工厂要关门了。
人们强烈反对有些工厂关门。但是工会十分理解他们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出于无奈。他们能接受这些做法是因为他们知道，艾柯卡这样做了可以要求材料供应者、公司的管理人员和银行做出同等让步。
1980年，艾柯卡到克莱斯勒公司所属的每一个工厂去直接向工人讲话。在群众大会上，他感谢工人在困难时期对公司的支持。艾柯卡对他们说，情况好转以后，将设法使他们享受到与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同样的待遇。艾柯卡给他们鼓劲，他们叫着喊着，有欢呼声，也有讥笑声。
艾柯卡也召开工厂基层管理人员的会议。艾柯卡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促膝谈心，他们每个人都能听到，这让他们把自己视为这个团体的一分子。
在福特公司时艾柯卡经常和群众进行这样的谈话，那时候他也有精力这样做，因为总经理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在克莱斯勒公司情况就不一样了，难题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使他筋疲力尽。
艾柯卡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有许多工人热情地拥抱他，有的送给他礼物，有的则要告诉他在为他祈祷。
这期间一位在底特律林奇路工厂当保养员的女工莉莲·泽沃斯在工厂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呼吁同伴们振作起来。她说：“现在，也许你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了，因为你已被解雇，再也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吊儿郎当应付工作，或者对次品熟视无睹了。”
艾柯卡给泽沃斯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很喜欢她的文章，并且邀她到他的办公室来。她来时带着一块她亲手制作的蛋糕。这块蛋糕里有啤酒，外面包着一层巧克力糖衣。艾柯卡觉得这是有生以来吃到过的最好吃的蛋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像泽沃斯那样。每小时工资减到2美元很难使人高兴得起来。新闻界一直认为克莱斯勒公司工人的工资比通用公司和福特公司每小时少2美元，但这样的说法并不确切。
因为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不同，退休工人特别多。公司现在必须为所有退休在家的职工付退休金、医疗费用、人寿保险费等，而挣出钱来支付这笔开支的是公司的在职工人。
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不成问题的。每个退休的人至少有两个正在工作的员工来支持，他们的生产力足够支付退休者的退休金和其他费用。但是到1980年，克莱斯勒出现了史无前例的93名在业工人养100名退休工人的现象。
也就是说，现在待在家里的人比在公司上班的人还要多！
这是由克莱斯勒公司反映出来的一个社会问题。人们现在提早退休，而寿命在普遍延长，但是没有足够多的劳动生产力来支持他们。
虽然克莱斯勒公司的工人每小时减少到了2美元的工资，但是因为有大量的退休工人，他们的劳工费用并没有降低多少。有些工人却并不是这样看问题。
他们不认为应该负担退休工人的费用。他们的态度往往是：“这个问题么，与我没有关系。我自己并不是我兄弟的监护人。”
艾柯卡对他们说：“你们工会是建立在永远团结的基础上的。你们提出了这些养老金计划，而现在有大批的人退休在家，这太糟糕了。汽车工业前景不妙，克莱斯勒公司太大，所以我们进行了精简，缩小规模。但是必须有人负责退休工人的费用。我们不能不执行养老金计划。”
在工会做出让步以前，艾柯卡就邀请工会的弗雷泽参加了董事会。任命弗雷泽并不是公司和工会之间一揽子交易的内容，虽然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艾柯卡让弗雷泽参加董事会是因为知道他能作出特殊的贡献。他很精明，政治上有见识，并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作为董事会成员，弗雷泽从经营管理的角度直接了解到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情况。在他了解到许多情况和认识到许多新问题以后，他对工人们讲了实情：公司很脆弱，经不起罢工的打击。
弗雷泽发挥了巨大作用。当公司要关闭某个工厂时，他指导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混乱和损失。
当初艾柯卡让杜格进董事会时，引起企业界的一片哗然。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把狐狸带进鸡窝。你疯了！”
艾柯卡对他们说：“为什么在你们欠银行1亿美元的时候可以让银行家参加董事会，而工人就不行呢？为什么可以让供应商参加董事会呢？这两者的利益不是矛盾的吗？”
在此之前，美国的任何一个大公司的董事会都还没有劳工代表参加。但是劳工代表加入董事会在欧洲却很普遍。而美国公司的执行总裁仍然认为劳资双方总是势不两立。
艾柯卡觉得这种思想已经过时了，他希望工人能了解公司内部的运转情况。他指出，美国未来的经济取决于政府、工会和经理部门之间的合作，只有这三者协调起来才能占领世界市场。
反对弗雷泽参加董事会的不只是公司的经理人员，也有许多工会会员。他们担心弗雷泽加入董事会后会倾向与资方妥协而不为工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做资方的傀儡。
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除非付诸暴力或流血，资方绝对不会做任何有利于劳工的事，所以他们得尽力争取自己的权益。
艾柯卡让工会自己的人加入董事会，就是要改变他们的这种陈旧的观念，让他们知道只有公司赚了钱才能分享利润，只有生产力提高才能提高工资。
艾柯卡对弗雷泽参加董事会很高兴，因为他的水平是第一流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艾柯卡在董事会，都希望弗雷泽参加。
弗雷泽很适合在董事会工作，懂得如何进行谈判、如何妥协。他能够区分是好交易还是坏交易。艾柯卡甚至曾经把他推荐给里根总统当政府的谈判代表。
艾柯卡认为，如果弗雷泽早先就参加了董事会，也许克莱斯勒公司就不会买进那些欧洲最差劲的公司了。当时只要有一个人敢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样，那些可怕的做法也许就被制止了。
每当有人指责艾柯卡把弗雷泽拉进董事会时，他的标准答案总是：“你为什么这样不自在？不管怎样，这对你会有好处。如果结果证明我错了，你就知道这种事不能再做，你也可以在乡村俱乐部谈论这件事，就说：‘艾柯卡真是个饭桶！’但要是结果证明我对了，那我就成了开路先锋，你会感谢我指引了方向。说不一定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发达起来的！”
经受炼狱的考验
凡是与克莱斯勒公司有关系的团体没有一个情愿轻易做出让步。不过当他们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相信其他团体也要作同样的牺牲时，他们都很快地表示愿意合作来解决难题。
只有银行家例外。让贷款给他们的400家银行同意延期收回6.55亿美元，比让整个美国国会通过15亿美元的贷款保证所花费的时间还要长。国会听证会已够可怕的了，但是比起同银行打交道来，艾柯卡觉得国会听证会又好像是在融融的春日里换个漏气的车轮胎那么轻而易举了。
对于银行的态度，艾柯卡非常失望，但却不足为怪。在参、众两院听证期间，银行一直持否定态度。美国花旗银行的行长沃尔特·里斯顿、美国商业银行董事长汤姆·克劳森等，都在会上作证反对贷款保证法案。有人把克莱斯勒公司的现状比作越南，暗示人们说，这可能是个无底洞，一旦陷入，将不可脱身。
艾柯卡和花旗银行的代表彼得·菲茨和欧文银行的代表罗恩·德雷克有过几轮非常艰苦的会谈。菲茨和德雷克都是整顿财务的专家，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克莱斯勒公司的人都是废物，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而他们自己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就业和投资问题毫不关心，他们只知道还钱。
银行界所有的人都希望克莱斯勒宣告破产。但是艾柯卡拼命反对。他尽力说服他们，只要有难同当，同舟共济，加上公司的新领导来管理，克莱斯勒会成功的。
艾柯卡同罗恩·德雷克有过几次唇枪舌剑，彼此斗得很苦。但是后来他居然成了艾柯卡在美林证券公司的私人财政顾问。1980年他们相互仇视，但不打不相识，他们在斗争之中达到了相互了解，并彼此谅解。他们共同渡过了难关，后来成了好朋友。
1979年底贷款保证法案通过的时候，克莱斯勒公司和关系企业克莱斯勒金融公司一共欠400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47.5亿美元。这些贷款是几年累积下来的。那些年，银行家们大概都在睡觉，似乎没有人怀疑公司是否健康，尽管人人都可以看出许多不祥的征兆。
对于银行家来说，克莱斯勒公司一直是个富矿脉，没有人愿意对它横挑鼻子竖挑眼。50多年来，克莱斯勒公司经常向银行借钱，但从来都是及时还清本息的。
克莱斯勒公司一直是个很有影响的公司，慷慨地付红利，大笔大笔地向银行贷款。这对银行来说总是好事，但对公司却不尽然。一旦影响大了，实际情况也会被夸大，在顺利的时候会使你更顺利，但在倒霉时会让你更难堪。
克莱斯勒贷款的利率从来没有得到过像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那样的优惠。借了一笔钱之后，他们常常必须额外付给银行一笔钱。
在公司兴旺的那些年月里，银行家对他们有求必应。但如今克莱斯勒有了难处，他们都立刻变了卦。作为十分保守的共和党人，大多数银行家对贷款保证法案持怀疑态度。由于大多数银行贷款是借给克莱斯勒金融公司，而不是克莱斯勒公司本身，所以银行家们认为，即使克莱斯勒公司宣布破产，他们的债权仍可获得保障。
但是，当发现自己也无法逃脱灾难时，银行家们大吃一惊。后来银行才认识到，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是做出让步，使公司得以生存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即使如此，银行的让步还远不如材料供应商和公司的工人那样痛快。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生存并不取决于公司复兴与否；另一个原因是牵涉到的银行太多，现在牵涉到了50个州的大多数银行，甚至遍及世界，牵涉了伦敦、多伦多、渥太华、法兰克福、巴黎、东京甚至德黑兰的银行。
每家银行情况不尽相同。汉诺威银行，银行系统都叫它曼尼·汉尼银行，同克莱斯勒公司已有多年交往。林恩·汤森曾在这家银行董事会任职9年，该银行的两位董事长也曾在克莱斯勒公司董事会任职。他们曾不只一次地帮助克莱斯勒渡过难关。其现任董事长约翰·麦吉利卡迪曾同克莱斯勒公司签订了一项4.55亿美元的周转性贷款协议。
为了使公司获得贷款保证，他还在国会作证。“我认为克莱斯勒公司应当生存下去。”他对国会委员会说，“我不一概地反对政府援助，我也没有看到这种少量的援助将会给自由企业体系带来威胁。”
另一位给予克莱斯勒帮助的是财政部长威廉·米勒。他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克莱斯勒公司的情况是一种例外，提供贷款保证是个好办法。米勒对一些银行态度强硬，他认为，银行应当承担一些损失，自己治疗自己的伤口。
但是作为美国一位最有影响的银行家，花旗银行的沃尔特·里斯顿是坚决反对贷款保证的。
曼尼·汉尼银行和花旗银行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冰山的顶端而已。贷款给克莱斯勒的有大银行、乡镇小银行、美国银行、外国银行，还有几家保险公司。有给克莱斯勒公司本身的贷款，也有给加拿大的克莱斯勒分公司和克莱斯勒金融公司的贷款，还有给各个外国子公司的贷款以及信用状。
更糟糕的是，他们的贷款利率各不相同，有低利率，还有高利率和浮动利率；时间上有的需要几个月内就得偿还。
对于到底什么才是合理的解决办法，在各个银行之间存在许多严重的意见分歧。一般来说，银行家们都无意妥协。最大的矛盾不是他们和克莱斯勒，而是他们各个银行之间。大家都认为别人应该首当其冲做出让步。
与此同时，外国银行也在抱怨。一些日本银行说：“在日本，一旦有了问题由本国的银行来承担，首先要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这是美国的问题，应让美国银行来处理。”
一些加拿大银行说：“我们不允许美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已被摆布够了。”加拿大政府也支持这种立场，要求保证有一批固定数目的加拿大工人在克莱斯勒公司工作。
艾柯卡作了让步。虽然没有给加拿大人一个绝对肯定的数字，但保证在克莱斯勒公司工作的加拿大工人人数达到北美地区工人的11％。加拿大工人有段时间曾达到克莱斯勒公司北美工人总数的18％。
欧洲的一些银行说：“我们不准备和你们合作。还记得德律风根公司的事吗？”几年前，西德政府曾制订了一项拯救面临危机的德律风根公司的计划，但一些美国银行都撤了出来，只剩下几家德国银行支撑这项计划。因此德国人的态度和日本人一样：“这是美国的问题，你们美国自己的银行应该首当其冲。”
当美国银行看到自己的恶劣态度带来何种后果时，他们突然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立场变得和艾柯卡一样起来：“不，大家应当同舟共济。一旦破了产，法院对我们大家可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开始认识到，解决克莱斯勒公司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要求各家有关银行做出公平合理的让步，这样才能保住各自的最大利益。
但是还有问题。一些小银行说：“纽约的一些银行要负责任。我们给克莱斯勒公司的贷款在我们的全部资金中所占的百分比要比那些纽约的大银行高得多，所以做出多大让步要看银行的大小。”
为了鼓励银行做出必要的让步，艾柯卡他们被迫宣布一项优惠条件：克莱斯勒公司发给银行1200万股购买股票权利的证书，但必须在1990年前每股股票涨至13美元时方可兑现。
贷款保证委员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要求做出类似的安排，理由是他们也是借方，而且冒风险的钱数比银行实际上要高出50％，所以最后政府得到了1440万股股票的认购权。
当时，克莱斯勒公司一共让出了2640万股股票，大大地削弱了公司的实力。但他们顾不得考虑那么多，只想到需要银行的合作，更何况股票已经跌到每股3.5美元，每股13美元看来还是个遥远的梦。
克莱斯勒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制订出一项银行可以接受的计划。整个这件事由艾柯卡开了个头，参加了一些早期的会议，但大部分工作是杰里·格林沃尔德和史蒂夫·米勒做的。
同银行的谈判十分复杂，他们设立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特别工作组。这些人到处奔波，从纽约或华盛顿回来后，立即要去渥太华、巴黎、伦敦和其他许多城市。
起初，他们分别找一家家银行谈，后来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后来改成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谈，效果就好一些。时间紧迫，艾柯卡他们准备在4月1日，再召开一次会。有些银行代表威胁说他们将不到会，结果却都来了。
如果银行家们在这次会议上还达不成协议，那就完了。全国经济衰退形势已经很严重，克莱斯勒宣布破产，很可能意味着一个更为可怕的经济灾难即将来临。
当4月1日全体成员都到会后，米勒宣布会议开始。他的开场白实在让人震动：“先生们，昨天晚上，克莱斯勒公司董事会举行了紧急会议。鉴于目前的经济衰退，公司的严重亏损，利率的节节上升，更不要说银行家的不支持态度，公司决定今晨9时30分宣布破产。”
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空气异常沉闷。这时，格林沃尔德目瞪口呆。他是董事会成员之一，但今天才知道有这个会，怎么没有让他参加呢？接着米勒补充说：“也许我应提醒诸位，今天是4月1日。”
人们大大松了口气。不幸得很，欧洲人从来没听说过愚人节，他们仍然眼睛盯着墙上，搞不清4月1日到底与这件事有何相干。
这是米勒在开会前5分钟想出来的一个鬼点子，有很大的冒险性，但结果证明很灵验。它使会场中的每一个人把焦点集中在一幅更大的图景中，想象不达成协议可能产生的后果。
米勒的让步计划为全体与会者所接受：6.6亿美元到期贷款延期收回；4年内以5.5％的低利率付40亿美元贷款的利息。
但是要使这个计划奏效，还得与所有借钱给他们的银行都合作才行。
到了6月间，差不多每一家银行都准备接受这个计划了。这样，艾柯卡终于有可能得到第一批5亿美元的贷款保证了。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手头没有现金付账单了。
1980年6月10日，他们不得不停止对供应商的付款了。公司再一次滑到破产的边缘。
眼看着5亿美元的保证贷款快到手了，但供应商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他们能等几天呢？尽管他们并没有迫使克莱斯勒立即破产，但他们可以随时决定停止供应材料，这等于是让克莱斯勒破产。因为本公司实行“准时送货法”，部件存货不多，只要一停止供应，就会变成灾难。幸好，在接近灾难的时候，供应商送货来了。
这时，90％以上的银行已经同意克莱斯勒公司的计划。他们代表95％的贷款。然而艾柯卡需要的是100％，否则，整个计划就要泡汤。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即使所有银行全都接受计划，还需要起草各种文件，要有正式签字。签好的文件要送上来汇总。
经过不懈努力，至6月底，所有银行的工作都做通了。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签字同意的文件都收拢来，并着手准备最后的仪式。通常情况下，这需要把大批律师集中在一起，审阅各种材料，然后宣布手续完备。
这次克莱斯勒公司的事则更复杂。一开始，就有10000个单独的文件。为了最后的协议而花费的印刷费竟高达200万美元！如果把这些文件堆起来，足有7层楼高。而且，这些文件都分散在纽约不同的法律公司里，有的还在别的城市。大部分文件则放在曼哈顿公园街299号西瓦科大楼里。
6月23日，星期一晚上，艾柯卡召开了一个会议，要求把所有的文件准备好，以便第二天签署最后协议。他们聘请了一大批律师处理这些文件，因为只要有一份丢了，整个交易就做不成。
晚上19时30分左右，米勒在西瓦科大楼第33层的自助餐厅里看到后窗冒进了浓烟。他以为是来自厨房的炊烟，但很快获悉大楼的20层起火了。
火越来越大，只听得砸到大街上的玻璃乒乓作响。万幸的是，大火只在20层以下蔓延，而他们的文件全部放在30层以上。火终于被控制住了。
凌晨2时，格林沃尔德、米勒和律师们在花旗银行中心集合。大家决定赶快把文件从大楼里抢出来，否则很危险。2时30分，他们和纠察线的警察们商量着要冲进去。
进去是很危险的，许多消防队员都受伤了。但最后警察还是同意他们进去了。因为他们坚持说，文件是否能拿出来，将关系到克莱斯勒公司的生死存亡。
这样，20个人挤进了电梯。他们到楼上把文件一一装进邮包。一个钟头后，这些文件开始转移到街上，然后集中到一家代表银行的法律公司。
9时至12时，所有文件被重新检查了一遍。艾柯卡他们奇迹般地发现，一件也不少。克莱斯勒公司可以重新开张了。
熬过艰难的岁月
在克莱斯勒公司最暗淡的日子里，唯有制造K型车的计划，像是无尽长夜中的一丝亮光，给人们以希望。K型车是那种可以引起轰动的产品，在艾柯卡来克莱斯勒之前就已经开始搞了。
多年来，美国消费市场希望能有一种本国制造的、省油的、前轮驱动的小汽车。在国会听证、银行谈判的漫长过程中，艾柯卡以K型车为寄托，熬过他们的艰难时光。
自从斯普里奇1977年加入克莱斯勒以来，K型车一直是他研究的重点。从许多方而来说，K型车早就是艾柯卡和斯普里奇想搞的项目，只是他们在福特公司时亨利太顽固，不让他们搞。否则，这种车早就面世了。
K型车是前轮驱动的4气缸的小型车，乘客坐在里面可以感到非常舒适。如果在市内驾驶，每加仑油可开40千米；要是到了高速公路，每加仑油可跑66千米。光看这些数字，就够有吸引力了。
但更重要的是，它比通用公司的X型小车还要好。底特律在过去曾经发展过小车，但K型车首创可坐6个人仍很舒服的纪录，且很省油。这种车设计得结构坚固，外观美丽，看起来很实在，不像市场上已有的小车那样单薄。K型车有“野马牌”汽车那样的优点，即体积小，线条美，但发动机比“野马牌”汽车要小。
他们在广告里宣称，K型车是美国人的一种选择。为了引人注目，许多广告都用上红、蓝、白三色。他们还强调，K型车宽敞舒适，足以装进6个美国人，这是针对日本车的提法。他们甚至在每部车装有6个人的安全带，虽然这样做稍稍增加了成本。
后来，K型车几乎已经成为克莱斯勒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基础。因为公司的其他车型差不多都是按K型车的蓝本演变出来的。
结果，K型车救了他们。但K型车上市的第一年刚好是公司遇到许多棘手问题的时候，直至1981年初，销售情况才有相当不错的表现。这年年底，K型车在小汽车市场占有率已超过20％。从此，销路不断扩大，他们卖出了100万辆车，收到的现金刚好用来发展其他型号的车。
由于K型车起步慢，克莱斯勒1981年的形势很困难。尽管艾柯卡他们一年来努力奋战，不使克莱斯勒的坏消息上报纸头版，但是很快他们又不得不去华盛顿申请另外的4亿美元保证贷款了。当他们真的要借这笔钱时，贷款保证委员会又对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比方说，他们不能一次性取得贷款，只能分期提取。1980年头两次的贷款，间隔倒是不长。
但那年晚些时候的第三次贷款，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简直是一场大灾难。大多数人不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看了电视报道后心里想：“怎么又来了？那些家伙已经得了15亿美元，为什么他们又来要钱了？”
艾柯卡根本不应该同意分3期接受贷款。每接受一次，就要受一次头条新闻的挖苦，那实在太可怕了。
当然，他不相信贷款保证委员会会一次性解决他们的贷款问题，但3次也实在太分散了，或许应该两次就解决，每次6亿美元，这样也就会好一些。
每一次他们去要钱时，公司的销售额马上下降。人们认为克莱斯勒是个无底洞，指不定哪天会倒闭。有了这个印象，许多原先考虑买他们公司产品的人，又转而去买别人的汽车了。
据艾柯卡估计，他们所得到的总共12亿美元的保证贷款，有1／3被用于公共关系方面的坏影响而降低了汽车销售量造成的损失所抵消了。
为了得到最后一笔4亿美元的贷款，克莱斯勒又要安排另一轮的让步，他们不得不把债务变成优先股。银行家们根本看不起克莱斯勒的股票。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乐观者知道，一旦克莱斯勒绝处逢生他们会大有好处的。
尽管有K型车，亏损仍然大得吓人，一年共亏损4.785亿美元。更为糟糕的是，贷款保证委员会又对克莱斯勒加上种种规定，致使士气十分低落。其中规定之一是，每个月得向他们付100万美元的行政费用。这让艾柯卡气愤不已，因为单是一月份付的100万美元就够委员会全年开销了。
根据条文规定，政府每年要向公司提取贷款总额5‰的年费来执行这项贷款。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克莱斯勒已经没有谈判的资格，根本没有机会说“这个数字太高了，我们不太乐意。”凭空又多出600万美元，这笔钱原可以用来为公司的长远计划派点用场。
贷款保证委员会甚至命令他们卖掉公司的一架喷气式飞机。对于华盛顿那帮心胸狭窄的官僚们来说，克莱斯勒的喷气式飞机意味着大公司的挥金如土。
然而克莱斯勒公司所属的一些工厂那里并没有民航飞机可抵达。如果聘请的高级管理人员年薪20万美元，艾柯卡不愿意让他把时间浪费在候机室里，他们的时间很宝贵。
艾柯卡原来以为，克莱斯勒公司至1981年年底就可以稳住阵脚。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居高不下的银行利率和萎靡不振的经济衰退接踵而至。至11月1日，克莱斯勒又碰上一次危机，整个公司只剩下100万美元了。
克莱斯勒一天的开支大约是50万美元。全公司剩下100万，就跟你活期存款的存折上只剩1.5美元一样。在汽车业，100万美元等于是一个人放在抽屉里的零用钱。
到了这种地步，每一个大供应商都可以置公司于死地。要知道，克莱斯勒公司每个月得付给供应商8亿美元的金额。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恳求所有的供应商宽限几天。但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他们去找供应商商量说：“这一期的钱可能要拖几天再付。”马上会产生连锁反应。他们是靠彼此的信任把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一旦破坏，供应商一定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会产生恐惧心理，而恐惧往往会导致灾祸。
付工资也是让艾柯卡头痛的事。但是他们从不拖欠，每周都按时发放。虽然有时给供应商迟付几天款，但都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而且事后一分钱也不少付。
有时候艾柯卡祷告：“上帝呀！我们需要多卖出1000辆车换回现金，否则就赶不上应该付清的2800万美元的欠款了，或是赶不上该付的5000万美元的工资了。”
日复一日，每天都面临财务危机，而且金额是那么大。
艾柯卡他们得像魔术师一样懂得变戏法，知道哪笔账可以晚几天付，哪笔钱是一点不能含糊的，而且每接到一个电话都心惊肉跳，总怕是催款的。
那时，他们多么希望银行的支持，但他们真是对那些银行无话可说。如果银行看到你在他那里有很多存款时，情况会截然不同，会很慷慨地给你自动延长付款期限60天，即使你不开口也可以给你办理延期。
只要你很富，只要你在银行里有存款，你就有信用。假如你手头没有现金，根本就甭想在银行里借到钱。
早在30年前，艾柯卡父亲就曾经把这种生活中的现实告诉他。至1981年7月，在事实面前，艾柯卡证实了父亲的看法。
实现了扭亏为盈
1982年，各种障碍最终得以清除，喜事总算开始出现了。
3年前，要想维持收支平衡，他们得卖出230万辆汽车和卡车，但是实际上他们充其量只卖出100万辆。用最简单的算术，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收支多么不平衡。
然而今天，在各种人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下，他们把收支平衡大大下降，只要卖出110万辆车就够了。公司很快又增加了新鲜血液，和许多新的汽车商签订了合约。也就是说，克莱斯勒公司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尽管整个美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不佳。
不过到1982年年底全国经济情况变得好转时，汽车业显然也有了转机。年底结算时，克莱斯勒公司已经有了盈余。艾柯卡总算熬到了这一天！接着在1983年，克莱斯勒公司有了9.25亿美元的利润。这是靠正正当当的经营得来的，是克莱斯勒公司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自国会听证会以来，克莱斯勒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他们曾经许下不少承诺。他们曾经保证使工厂现代化，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保证把所生产的汽车都改为前轮驱动，在节油方面达到领先水平；保证雇用50万名职工，并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等等。
他们许下的每一个诺言，在3年中都实现了。到了1983年春天，克莱斯勒又发行新股票了。原计划发放1250万股，结果由于供不应求，后来又增加了一倍以上。一共2600万股的股票，在一个小时内被排着长队的人们一抢而光。这些股票的市场价格高达4.32亿美元，创造了美国普通股票上市总金额第三位的纪录。
每当你大量发行普通股票的时候，原先股票的价值就要削弱，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这次却发生一起十分有意思的事。股票上市时，每股16.6美元。几个星期内，由于人们对克莱斯勒公司股票的需求大大增加，股价节节上升，涨到每股25美元，又进一步涨至35美元！
股票卖出去以后，克莱斯勒很快还了4亿美元的贷款，包括1／3的保证贷款。这代表了3次中最昂贵的一次还款，利率在当时高达15.9％。
几个星期之后，克莱斯勒公司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提前7年还清所有债务。当然，并不是公司里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一下子要拿出那么多现款，他们不得不考虑对公司今后几年里的情况是不是有把握。
此时此刻，艾柯卡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前途充满了乐观情绪。同时他也希望尽早远离政府的干涉。如果不迅速还清贷款，政府随时可以干涉他们的经营。
艾柯卡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提前还清贷款的声明。那是1983年7月13日，真是非常奇怪的巧合，正是5年前的这一天，亨利·福特宣布开除了他！
艾柯卡说：“我们在过去3年中的含辛茹苦，使得今天这个日子更加有意义。克莱斯勒公司用老办法借钱，今天我们还清了。”
他开玩笑说：“政府借钱给民间企业的经验很多，但是收回借款的经验恐怕很少。我希望事先派一个医生跟我们一块去，免得在我们交出这么一大笔钱的支票时有人昏倒。”
艾柯卡在纽约举行的一次隆重仪式中，把他生平唯一一次看到的面值高达8亿多美元的支票，交到跟他们往来的银行代表手里。他也收到了一筐苹果，作为对他以前烦恼的报偿。因为在国会听证会期间，纽约市长曾经以一筐苹果跟艾柯卡打赌，说纽约市会比克莱斯勒公司提前还清政府债务。但是当克莱斯勒与政府的账一笔结清时，纽约市还欠着10亿多美元呢！
如今克莱斯勒终于脱离险境，艾柯卡说要“考虑一些好玩的产品了”。
他很怀念敞篷跑车，这种车10年前底特律就不再生产了。美国唯一自己产的敞篷车卡迪拉克的埃尔多拉多，到1976年也停产了。1971年，克莱斯勒公司生产了最后一批巴拉库达型敞篷跑车。
艾柯卡决定重新推出敞篷车。作为一种试验，他把公司的“男爵牌”汽车改装成敞篷车。整个夏季，他都开着这辆车，就跟童话故事里带走小孩的那个吹笛手一样，他总是到处遇到人要他在路边停车，像警察一样一把将他从车里拉出来，迫不及待地问他：“你开的是什么车？哪家公司造的？哪里可以买到？”
当他们认出艾柯卡这张经常在电视广告里露面的脸孔时，当场要求订购一辆这样的车。
有一天艾柯卡开车到邻近的购物中心，一大堆人围住了他和车子，那辆车引起了巨大骚动。
他们决定不再做市场调查工作了，先生产这种车，即使不可能盈利，也是个出风头、做宣传的好方式。何况运气好一点的话，还至少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呢？
克莱斯勒要生产敞篷车的消息一发表，订购者蜂拥而至。其中之一是被称为“漂亮的宝贝”的著名女明星布鲁克·希尔兹。于是，艾柯卡决定把第一辆车卖给她，作为促进销路的一个有力手段。
艾柯卡他们已经预料到，这种车的销路会很好，估计当年可卖出3000辆。结果第一年共卖出23000辆，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不久以后，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也跟风推出了他们的敞篷车。也就是说，克莱斯勒终于不用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了。
推出敞篷车主要是一种噱头，也是为了宣传。但是1984年推出的新产品就不光是噱头而且是大赚钱的了，那就是T-115微型客车。
微型客车是一种全新的产品，是迎合顾客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它比传统的旅行车大，比普通客车又小，车内可坐8个人，前轮驱动，每加仑汽油可跑48千米路程，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可以停放在普通车库里。
每当艾柯卡到国内各大学里去讲演时，总有人会问他，在面临持久危机的情况下，他们怎么会这样快地推出微型客车这种受欢迎的产品。
“作为一个生意人，你怎么会在濒临破产的境地里还会押了7亿美元来生产微型客车呢？”
他开玩笑地回答：“我浑身是债，破罐破摔，朋友那里周转的7亿美元算得了什么！”
他知道，不能坐吃山空。公司情况好转了，但你没有新产品供应市场，一切努力将变得没有意义。
事实上，生产微型客车的设想艾柯卡在福特公司时就产生了，只是未付诸实践罢了。第一次能源危机后不久，哈尔·斯普里奇和他正在研究菲埃斯特车，他设计了一种微型麦克斯车，这种车由前轮驱动，外表看上去小巧玲珑但里面有宽敞的空间。因为造出一部原型车，大家都喜欢上了它。
然后他们花了50万美元搞些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三点情况：第一，上车的踏板要尽量低些，以适合妇女，当时大多妇女穿裙子；第二，车子要造矮一点，以便普通车房可停放；第三，车头要像鼻子一样突出以容纳发动机，并可在发生事故时有一两米的撞击空间。
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他们解决了上列问题，可望每年在市场发放80万辆，那还是在1974年的市场情况下！当时，艾柯卡很快拿着报告去请示他们的“国王”。
“算了吧，”亨利说，“我不喜欢搞什么试验！”
“不搞试验？”艾柯卡说，“‘野马牌’就是试验出来的，马克三型也是试验出来的。这种车的试验将会是另一次成功。”
在艾柯卡的字典里，如果你不是第一，你就得锐意创新。既然你是福特公司的，你就得去击败通用公司。你得在他们没有想到以前就抢先占领市场。你不能和他们同步走，他们实在太强大了，你得采取迂回战术来打败他们。
但是亨利根本不买账。因此，艾柯卡在福特公司没有搞成的微型客车，1984年终于在克莱斯勒生产出来了。他们抢来了原属于福特公司的顾客。有意思的是，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在这之后也都竞相推出他们自己的微型客车。在艾柯卡看来，这是对他最大的恭维。
在微型客车出厂前，《鉴赏家》杂志就把它选为设计最美的车辆。《幸福》杂志称它为一年中“十大最具创意的产品”之一。许多汽车杂志也都在它上市前几个月就作了封面专题文章介绍。
自1964年推出“野马牌”汽车以来，艾柯卡从没有像对这次新产品那样兴奋过，并且对它的成功充满了信心。
第一次在试车场开微型客车的情景令人难忘。人们简直无法把他从驾驶室里请出来，他开着车不断地在场上转，陶醉在工程师完善的设计而产生的舒适效果中，他觉得驾驶这种车实在是一种乐趣。他像孩子一样爱不释手地开着，此时他心里漾满了快乐和幸福。
挚爱的妻子病逝
在克莱斯勒起死回生的悲喜交加中，在艾柯卡事业梅开二度之时，他个人发生了一件一生中最悲痛的事。
在他早年为福特公司工作、后来转到克莱斯勒的事业生涯里，他的妻子玛丽一直是他忠实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不管受到什么打击，她一直默默无悔地守在艾柯卡的身边。
玛丽患有糖尿病，这种病常常出现其他并发症。他们的两个女儿都是剖腹产生的，玛丽还流产了3次。
糖尿病患者最怕紧张和压力，而艾柯卡选择了如此的人生道路，玛丽怎能避免紧张和压力呢！
1978年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开除时，玛丽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她早就身体不好，这件事对她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
她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是在佛罗里达，那是1980年，当时艾柯卡正在华盛顿同国会议员们周旋。卡特总统已签署了提供克莱斯勒贷款保证法案，艾柯卡他们正在热烈庆祝。宴会吃到一半时，他接到佛罗里达州来的长途电话，说玛丽心脏病复发。
两年后的1982年春天，玛丽中风了。她每次发病，都是艾柯卡在福特公司或克莱斯勒公司遇到巨大压力之时，无一例外。
任何糖尿病患者或者同他们共同生活的人都知道这种病的症状。玛丽非常脆弱，她的胰脏只能偶尔起作用。虽然她的饮食控制得很好，但每天还是需注射两次胰岛素。这种病在半夜发作，更是常有的事。她的身体开始僵硬，全身冒冷汗，经常得请医生赶来急救，或是将她送进医院。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艾柯卡经常得出差在外，于是他一天总要打两三个电话给她。日子长了，从她的声音里就可以听出她胰岛素的高低来。晚上艾柯卡不在家时，总得安排人陪她，因为她总有休克或昏迷的危险。
艾柯卡两个女儿的孝敬永远值得一提。她们不仅接受了母亲生病这一事实而且处处能满足她的要求，如同一对小天使。
1983年春天，玛丽病危，她的疲惫的心脏已经衰竭，5月15日终于停止了跳动，享年57岁。
艾柯卡说：“即使在逝世前，她仍然很美丽。”
让艾柯卡终身遗憾的是，如果她再坚持两个月，就能亲眼看到克莱斯勒公司全部付清贷款，那她该是何等的欣慰。不过，她有坚定的信念，相信克莱斯勒公司会成功。
她在临死前还对艾柯卡微笑着说：“现在的汽车确实更好了，不像你几年前开回来的一堆废铁那样了。”
她在去世前的几年日子很艰难。她始终不理解，艾柯卡为什么能容忍亨利·福特。1975年的情况调查后，她要求艾柯卡把真相公之于众。她要艾柯卡必要时去告亨利。尽管她不愿他继续留在福特公司，但她尊重艾柯卡的决定，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艾柯卡在福特公司工作的最后两年，想方设法尽量不让玛丽和两个女儿因为公司的事而受到影响。当艾柯卡被亨利解雇时，他为她们而难过的程度超过了自己。毕竟，她们并不了解事情已经糟糕到了何种程度。
自从艾柯卡被亨利·福特革职后，玛丽成了他力量的源泉。她知道艾柯卡还想在汽车行业里干，如果他愿意的话，她鼓励他接下克莱斯勒的烂摊子。
她说：“上帝会最圆满地安排每一件事的。你被福特开除一事说不定是最好的安排呢！”
但是艾柯卡到克莱斯勒才几个月，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汽油是车业的血液，利率则是氧气。
1979年伊朗政变导致石油危机和利率节节上升的危机接踵而来。要是这两件事早一年发生的话，他是绝不会接受克莱斯勒公司的差事的。
玛丽曾劝艾柯卡辞职。她说：“我爱你，也深知你只要立下志愿，没有办不成的事。但是这座山实在太陡峭，做不到的事不去做并不失体面。”
艾柯卡对她说：“我知道。不过我相信情况一定会好起来的。”他根本没有想到在找到转机以前情况会那么糟。
玛丽和艾柯卡一样，为他被解雇后老朋友们的疏远而感到难过。但她自己却一如既往。她是个直率而有勇气的人，始终不变。即使艾柯卡离开了福特公司，她照样参加福特公司的年会。
她说：“我为什么不去？我已经参加好多年了。请不要忘记，我们是福特家族外的最大股东呢！”
每当情况危急时，玛丽表现得最坚强。碰到惊涛骇浪，总是由她来掌舵。
记得有一次，他们俩去看好朋友比尔·温，比尔突然心脏病发作，艾柯卡急得手足无措，而她已经把消防队员叫来拿着人工呼吸器来帮忙了，旁边还站着一个心脏外科医生，手里拿着导管准备急救呢！
有一次有位好朋友打电话说她头痛，玛丽立即赶到她家，发现她已昏倒在地。玛丽叫上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并一直镇静地守在那里等医生给这位朋友做脑外科手术。
没有什么事情吓得了她。女儿10岁时自行车闸失灵，摔出去很远，头撞在地上。多年前艾柯卡的医生曾告诉他，要确定一个人是否脑震荡只要看他的瞳孔是否放大变黑。
艾柯卡一看女儿的瞳孔既大又黑，差点晕了过去。可是玛丽一把抱起女儿赶快送急诊，在医院病床上抱了她半小时，回家后又在半小时内烧了艾柯卡最爱喝的汤安慰他，让他上床休息。即使在巨大压力面前，她仍举止高雅，不慌不忙。
玛丽深深关心糖尿病的研究工作。她自愿为其他糖尿病病人服务。她以极大的勇气正视自己的病情，并镇定地对待死亡。她常说：“你们觉得我情况严重吗？你们应该看看医院里的其他病人，他们更严重。”
她深信，应该教育人们多了解糖尿病。他们一起在波士顿的糖尿病研究中心设立玛丽·艾柯卡研究奖金。玛丽认为，糖尿病是全国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但由于死亡证明书上很少用“糖尿病”这个病因，一般人认识不到其严重性。她去世后，艾柯卡坚持在病亡证明书上写上实际的死因：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
艾柯卡和玛丽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时光。玛丽从未参与和干扰艾柯卡的工作。她也不跟别人比时髦，对她来说，家庭是一切。作为公司上层领导人的妻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她都以微笑尽到了。她同艾柯卡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就是家庭和健康。
那些年，无论多忙，艾柯卡都尽可能在晚上和周末跟玛丽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他们俩一同旅行过许多地方，她最喜欢夏威夷这个被称为“太平洋的天堂”的地方。他们一家4口人也常常开车出去玩。特别是孩子较小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尤为亲密。
艾柯卡觉得很幸运，因为自己这辈子2／7的时间都献给了玛丽和两个女儿。
艾柯卡常说，你不能把一个企业变成一个劳动集中营。辛勤工作固然需要，但还得腾出时间来休息和放松，去看看你的孩子在学校游艺活动或游泳比赛中的表现如何。假如你不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赶快去做，以后想补救都来不及了。
在玛丽逝世前两周的一个晚上，她打电话到多伦多对艾柯卡说，她为他而感到光荣，那时克莱斯勒公司刚刚宣布第一季略有盈余。但是在她病重的最后最困难的几年里，艾柯卡一直想说，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他是多么为她感到骄傲。
玛丽始终支持艾柯卡的奋斗，并分担他的痛苦，她也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两个女儿。
艾柯卡说：“是的，我的事业是成功的。但是，这与我的家庭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