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廉直的一生

韩非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出身于韩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韩非自幼聪慧过人，曾拜师于当时的大学者荀子。韩非因为有口吃的毛病，讲话不利索，但他刻苦攻读，学得满腹学问，文章也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很有说服力。他的同学李斯也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才干的人，后来当了秦始皇的宰相。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李斯立了不小的功劳。但李斯却承认自己的才能赶不上韩非子。

当时的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势力最弱小的，常受到其他几个大国的欺凌。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建议变法强兵，以期国家振兴图强，但昏庸的韩王哪里能听得进去。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国内的大臣却各怀私心，以致韩国日渐衰败。在自己的主张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才学渊博、思维敏捷的韩非转而发奋著书立说，他总结了历史上的“得失之变”，约有10万余言，其著作经后人编在一处，称为《韩非子》。《韩非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韩非关于治国救世的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为《五蠹》、《说难》、《孤愤》、《显学》、《定法》、《用人》、《内外储》等篇，韩非很善于用简明的寓言说明复杂的事物，比如，“滥竽充数”、“守株待兔”、“自相矛盾”、“唇亡齿寒”等一系列看似浅显，却发人深思、意味悠长的寓言故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流传千古。

在韩非生前，其著作在当时各国就已经有流传的抄本，在秦国也有广泛的影响。有一天，秦王赢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当时还没有统一中国）读到韩非的著作，大为赞赏，说：“这真是一部好书，我若能和这位作者见一面，也不枉活一辈子了！”秦王嬴政当时还以为这部大作是一位古代学者所写。这时，旁边的李斯说：“这是我的同学韩非写的书。这个人还活着，想见到他不难，他现在就在韩国。”秦王一听，高兴极了，因为他急于见到韩非，便听从李斯的话，在公元前234年发兵攻打韩国，以索取韩非。韩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蠃政见到韩非后，两人的谈话很是投机，秦王赢政就想把韩非留在自己身边辅佐自己。

这使左右的大臣都有点不服气，特别是李斯对韩非更是嫉妒。因为他知道韩非很有才干，学问又好，万一秦王重用了韩非，至少自己的宰相做不成了。李斯就暗中联合其他大臣在秦王面前搬弄韩非的坏话，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终究是心向韩国的。秦国和韩国是敌对的国家，若重用了韩非，他会为韩国打算，不会真心为秦国效力，但又不能轻易放走他，让他到别国去，万一被人重用，和秦国捣起乱来，也是个麻烦，因此，不如找个借口把他杀了。

秦王觉得韩非毕竟是个难得的人才，杀掉他太可惜了，就让李斯先把韩非关进监狱。而同时，秦王自己却还在犹豫：用他？放他？还是杀他？秦王考虑了很久，还是想重新重用韩非，便下令将韩非释放出狱。但可惜的是，此时的韩非已经死了。原来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超过自己，觉得如果将来韩非被秦王重用，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发展，不如趁早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为妙。于是，李斯便在暗中派人威吓韩非，韩非虽不相信来人的说辞，却无法面见秦王，最后，韩非被迫在狱中自杀了。

韩非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没有辉煌的政治业绩，却留下了十余万言的政治理论、治国方略，后人编为《韩非子》。秦王实践韩非的理论，把他的法术势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扫天下，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

法、术、势思想相结合

韩非是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吸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将法、术、势有机结合起来，融合成系统的法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维护中央集权国家为目的、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人性本恶”是韩非思想的基础。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在他看来，人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各种事，医生希望人人都生病，到他那去看病；做棺材的则希望人早死有更多的人买棺材。韩非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看成是利害关系。如韩非认为父母与子女、夫与妻、君与臣、君与民之间都存在利害关系，还认为人们都是在矛盾冲突中生活的，都在互相算计对方为自己谋利。人性恶是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基础，法治也是他管理性恶之人的对策。

韩非比较了前期法家“法”、“术”、“势”的得失，总结了他们在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者的长处，才能完成帝王之功。韩非认为，商鞅用“法”，明法令，设刑赏，以富国强兵。但韩非不满意商鞅重法而不用术，因为，国家富强的成果都被大臣转变为扩张私人势力的资本。申不害用“术”，但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以致申不害执政17年而无功。慎到用“势”，国君实行起来有治有乱，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术”。因此，韩非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主张法、术、势结合，以便“成帝王之业”。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就是明文规定并公布的国家法律，是封建官吏依据统治人民、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国法条规。在韩非看来，“法”是准绳，不能偏离，不能任意行事。他主张大力宣传“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法”。法的主要内容是“赏”和“罚”，韩非称之为“二柄”，即君主实行统治的两个权柄。对于臣民，要“用奖赏来鼓励，用刑法来惩罚”。这和商鞅以赏为‘文’，以刑为‘武’，以‘文武’为之纲要的思想是一致。为了提高教育效果，他主张厚赏重罚。他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等级，不讲情面，他说：“惩治过失不要放过大臣，奖赏做好事不能遗漏平民百姓。”韩非认为只有这样，赏罚严明，人民才会亲近法令，相信并依赖法令。

对于申不害的“术”，韩非也加以继承和发展，他说：“‘术’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随机应变的秘密手段、诡计、权术。”在御臣之术上，韩非强调君主的思想要隐秘难测，否则，大臣会乘机济其私欲。君主的心思应深藏不露，让群臣看透了自己，就难以驾驭群臣，深藏若虚，群臣不知底细，就容易使他们驯服。不仅如此，君主也不可信任自己的妻子儿女。

他说：“如果太相信自己的儿子，奸臣们就会巴结自己的儿子，如果太信任自己的妻子，奸臣们就会巴结自己的妻子，为自己谋私利。”即使做太子的后妃，也希望君主早死，因为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恩爱则亲近，失爱则疏远，后妃担心自己不受宠，儿子当不成太子，所以后妃盼望君主早死，让儿子即位，自己做皇太后，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由此韩非得出结论：“像妻儿那样亲近的人尚且不能信任，那么其他的就没有可信任的了。”这说明韩非对一切都可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他提醒君主应警惕自己死后都可以获利的人，防备自己憎恨的人，提防自己所爱的人，谨慎处事，占有绝对优势。

韩非“术”的主要内容是：一广设耳目，及时获得情报；二权势不可给别人用；三深藏不露；四把人当成坏蛋；五毁坏一切伦理价值；六厉行愚民政策；七罚须严峻，赏须审慎；八必要时不择手段。根据用“术”的原则，君主用人也要不循常规，孰疏孰亲，使人不知道自己的底细。要做到“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如果君主无“术”，就会受蒙蔽，不能知忠奸。韩非认为君主治国没有法，就要乱。有了法，没有术也不行，因为法是要通过臣下去执行，君主就要有一套驾驭和支配臣下去做事的手段，就要有术。他把法术治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韩非把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法”、“术”、“势”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加强君主独裁专制的理论和手段。

韩非是我国较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矛盾”一词的人。他借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矛盾律的内容：“楚国有个卖长矛和盾牌的人，他夸自己的盾牌说：‘我的盾牌非常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进去。’接着他又夸自己的长矛说：‘我的长矛锋利极了，什么东西都能刺穿。’旁边有人问他道：‘拿你的长矛刺你的盾牌怎么样呢？’于是，这位楚国卖长矛和盾牌的人被问得目瞪口呆，没话可答。”这个寓言故事得出的结论是：“攻不破的盾和攻无不陷的矛不能同时存在。”这即是现在常说的“矛盾”一词的来源。

韩非的法家思想，实际上成为了封建帝王当皇帝的教材。

不断变化的历史观

韩非讲过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说的是宋国有一农民，见一兔子触树而死，便把农具扔掉，守在树旁，想靠不劳而获生活，结果兔子再也没有得到，自己倒成了全国人的笑料。故事寥寥几十个字，哲理深刻，寓意丰富，至今为人所传诵。韩非用这个故事，形象地挖苦了守旧势力。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韩非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把上古的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用到夏后之世，必为鲧、禹所笑；如果把鲧、禹治水的一套用于殷周之世，必为商汤、周武王所笑；同样道理，如果有人赞美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并想用于当今之世，也必为“新圣”所笑。韩非认为，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方法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当然，韩非并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韩非还不可能跳出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圈子。他认为，过去的历史是“圣人”所为，当今的历史也要“新圣”去创。

韩非的历史观，还有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这就是他把社会的现象同经济的条件联系起来。他认为，古时大家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所以尧舜让天下并没什么了不起，但今天一个小小的县令可以为子孙留下一大笔财富，所以就不愿辞去了。又说，古时“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于，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说，闹饥荒的年头，幼弟饿了不给饭吃；丰收之年，陌生的过客到家也让吃饱，道理就在东西的多少上。韩非没有认识到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因此也不会用阶级的分析法，但他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已有了某些朦胧的认识，并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口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反对天命

韩非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继承了苟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

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天地对谁都一样，无亲无疏。他将老子“道”的概念，加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取代唯心主义者所说的“天”的主宰地位。他认为程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同上）意思是说，“道”是自然界的总的根本规律，“理”是根据“道”来的。又说，“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同上）意思是说，“道”使万物得以成，“理”则把各种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所以“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

事物既然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因此韩非认为，办事不能盲目，应该尊重客观规律。他所说的“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成”（同上），就是这个意思。正因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能非常正确地指出：“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韩非主张“谨修所事，待命于天（自然）”，同时也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他以世无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而世皆乘车射禽的现实，说明了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意义。

韩非无神论思想，在当时也达到相当的高度。他认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是要亡国的。韩非用历史的事实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举例说，赵与燕打仗，双方都求神问卜，卜的结果都是“大吉”，但燕国打了败仗；又一次，赵又去打燕国，卜兆仍是“大吉”，但魏、秦乘机发兵，把赵打得大败，结果割地求和，国君不得意而死。由此可见，鬼神是靠不住的，是没有灵验的。韩非同时用越王勾践与吴主夫差战争的故事，明确地说明事在人为，卜筮鬼神决定不了战争的胜负。他指出，勾践信占卜而战败了，成了俘虏，返国之后，不信占卜，“明法亲民”，结果国家强盛起来，灭掉了吴国。

韩非还用魏国的战例揭露了当时流行的占星术。占星术认为国家行事要看星象。韩非指出，如果相信这一套，相信鬼神那就是最大的傻瓜。

但是，韩非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接受了墨子的影响，承认鬼的存在，认为鬼的作用是同社会的治乱相联的。他指出，“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老百姓心情舒畅，身体健壮，内无疾病，外无刑罚法诛之祸，就不信鬼神了。韩非这种“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的观点是可取的，但他又认为鬼并不是不“神”，不过是“神不伤人”罢了。他主张人与鬼的关系应该是互不相伤，人不伤鬼，鬼不伤人。

重视客观实效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认为，不根据客观存在，也不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叫做“前识”。这种“前识”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韩非说，靠前识办事，是最愚蠢的。韩非主张“虚以静后”。所谓“虚以静后”，就是脑子里没有框子，而是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韩非这一论断是可取的，缺点是把科学的预断也否定了。

韩非认为，是非、真假的确定不是看你说的如何，而是看客观实效，因而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著名论题。所谓“参验”，用通俗的话说，“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指出，大家都在睡觉，无法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无法知道谁是哑巴，但如果让他们看一下东西，回答一下问题，谁是瞎子谁是哑巴就一清二楚了。所以在他的法治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

韩非认为，一切言行，如果不以功用为目的，即使说得最好，做得最坚决，都是无用的。他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韩非由此得出结论：法先王，言必尧舜者，不是无知就是骗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当然，韩非“参验”的最终标准并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以“法令”定是非。这样，他不免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之中。

韩非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他看到事物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指出“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当然，他所说的矛盾，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他指出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智有所不能立，力有所不能举，强有所不能胜，“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他认识到条件的重要性，阐述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道理。他对局部与全部的关系，也有很好的分析，认为“为政”就象洗头一样，虽然掉一些头发，但为了长远的利益还是要洗。

综上可见，韩非的政治思想对中国封建的统一事业有过一定的积极影响，韩非的哲学思想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他的一些富有哲理的论述以及寓言故事，+是长青的，对于人们思考问题有着长久的启迪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他过分强调专制统治，倡导权术，鼓吹以威势镇压人民和箝制人的思想，不容其他学说存在的“不两立”思想等等，也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玩弄权术、镇压异端和劳动人民提供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