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成长时代

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原本鲁国人，出生于邹（今山东省邹县东南）。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孙氏曾是鲁国最大的贵族之一，把持着鲁国三分之一的天下。但是到了孟子父亲（据说是叫孟孙激）这一辈，彻底沦落为穷人。孟子的父亲读了一点书，能写会算。但手无缚鸡之力，干不了农活。由于家道败落，孟子的父亲流落到了邹国，在一个地主家中找了个账房先生的差使。

孟孙激出生仕宦之家，又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农村人眼里，就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彬彬有礼的作风，在乡民中传为美谈。孟孙激在这里干了几年，就有一些好心人前来为他提亲。他选中了一家破落大户人家的小姐。这女子，知书达礼，很有教养，他们成了亲。

一年之后，妻子生下了一个白胖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孟轲。

孟轲4岁时，父亲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母亲到处为他求医寻药，但最终也没能把他的病治好。孟孙激抛下幼子和年轻的妻子，撒手而去。从此，孟轲便成了孤儿。

孟孙激死后，妻子在乡亲和东家的帮助下，埋葬了丈夫。后来邻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做生意，谁知道那人做的是棺材生意，小孟轲耳儒目染，也学会了一点出殡的常识。一次小孟轲在家里和小朋友们玩游戏，开始玩出殡的游戏，正好孟轲他妈妈回来了。未进院子就听见了孩子们的哭声。她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急急忙忙赶回家，一进院子，见孩子们一本正经模仿出殡的样子，孟轲担任总指挥，真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

孟氏对儿子说：“轲儿，这出殡发丧的事可不是游戏。以后别再玩这种不吉利的游戏了，好吗？”孟轲答应了。然而，没过几天，她又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见到孟轲和孩子们玩起同样的游戏。为了不让孩子学这些，孟母决定搬家。

她找了一处离织布作坊近的房子，为的是替人家织布并以此谋生。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镇子，来往行人很多。镇上每5天有一次集市贸易。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人地生疏，孟轲的心也收敛多了，开始在母亲的指教下识字和读书。

孟轲母子住宅周围，既有榨油的油坊，又有织布的作坊，还有杀猪宰牛的屠宰场。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样的环境里小孟轲又对杀猪宰牛发生了兴趣，功课也做得少了。孟母看到这些又开始担心了，决定再一次搬家，为孩子的成长寻找一个适当的环境。她认识到，儿子心地善良，接受事物的能力强，受环境影响严重。于是，她想最好能找一个靠近学堂的住所。不久她在镇子的另一端找到一所学堂附近的房屋。随后，孟母带着儿子，来到了简陋的新住所。

孟轲跟着母亲来到新的居所后，每天在家读书、认字。一天，小孟轲向母亲提出：“母亲，我也要上学。”孟母听到儿子的要求，心底生出一股喜悦，通过选择环境来影响和教育儿子的目的达到了。她立即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孟轲上学后，孟母每日为人织布缝衣。这日子持续了大约半年后，孟母感觉到儿子好像有些变化：过去孟轲回来总是情不自禁地讲一讲学了什么功课，先生教了什么生字，而最近一段时间，进家之后总是躲躲闪闪，有一种不安的神态。孟母心生疑问，又不便直接问儿子，于是在一天早晨悄悄跟着孟轲出了门。

令她吃惊的是，这天中午，孟轲又假装从学校回来，背着书包进了家门。进门后，母亲把他叫到身边问道：“轲儿，娘这布织得如何？”“很好哇。”孟轲应合着。他心里觉得奇怪，母亲从来没问过织布的事，今天怎么啦？“这布如果继续织下去会怎么样？”孟母问。“是一块很有用的布料。”孟轲回答。孟母拿出一把锋利的菜刀，突然使劲一割，把所有的经线全部割断。织了半截的布和经线分离了，布不成材，线也无用了。孟母间被惊呆了的儿子：“织布上的布和线还有用吗？”“没有用了，它们全成了废物。”孟轲回答说。“人受教育也是一样的，坚持下去，就会成才，半途中断，就会成为废物。这就是所谓的‘半途而废’。”母亲的话音刚落，孟轲就老实承认道：“母亲，孩儿错了。”孟母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知错能改，一定不辜负父母的希望，好好学习，长大做个有学问的人。”

孟轲聪慧早熟，孟母教子有方。在孟母巧妙的引导下，小孟轲过了10岁，就专心投入学习了。他经常和先生讨论问题，探讨可以吸收的道理。当地学堂的先生已经不能满足孟轲的学习要求，他想到外地去游学。孟母虽然不愿意离开儿子，但为了他的前程，还是很痛快地支持了儿子的选择，并且建议孟轲先去鲁国，那里距离较近，又是孔夫子的故乡，还是自己祖先的所在地。孟轲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带着母亲的厚望和自己的向往，走上了游学之路。

孟轲来到鲁国都城曲阜，寻访了许多学者，最后选定了子思做老师。子思是孔子的后裔，是精通孔学的大学者。孟轲在外游学3年，饱读儒家经典，成了儒学的最大继承者。

收徒讲学

孟子大约在二十岁以后，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孟子先后后招收的弟子有几百人，得意的门生有七个：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屋庐子、陈臻、充虞。这七人中最受孟子赞赏的是乐正子。

孟子把传授知识，看成是人生的乐趣之一。他说过这样的话：“君子有三种乐趣，父母都健康，兄弟没有灾祸，是第一种乐趣；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是第二种乐趣；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材而对他们进行教育，是第三种乐趣。”

孟子很重视人才的选择和培养，他曾打比方说：“假如有一位园艺家，他放弃对梧桐和梓树的栽培，而去培养酸枣荆棘，那就是一位很糟糕的园艺家。”孟子说过一句名言：“心之官则思”，他用这句话来开导学生，要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认为多想出智慧。他曾经对学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叫做秋的人，是全国下围棋的名手。他同时教两个人下棋，一个是精力集中，静心听讲，刻苦钻研；另一个呢，心不在焉，虽然耳朵听着，而心里却在盘算着，有只天鹅快要飞来，计划着如何拿弓箭去射它。结果，第二个学生的成绩不如第一个学生好，因为第一个学生能“专心致志”。

孟子十分注意启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在回答学生公孙丑的提问时，讲了这样一段话；“高明的工匠不会因为拙劣的徒工而改变或者废弃规矩，善于射箭的羿，也不会因为拙劣的射手变更拉满弓的标准。教导别人要象射手那样，拉满了弓，却不把箭发射出去，只作出跃跃欲试的样子。他站在道路之中，有能力的便跟随着来。”孟子又以登山、看海来进一步启发学生，对自己要高标准、严要求。他说：“孔子登上了东山，便觉得鲁国小了；后来登上了泰山，便觉得天下也不大了。所以看过海洋的人，再看到别的水，便不足为奇了。”

孟子教导学生对待学习，必须持之以恒，反对急于求成。有一次，他在回答学生徐辟提出孔子为什么那样赞叹水的问题时，开导学生说：“孔子赞叹水，因为它有源头啊！有源头的泉水滚滚流来，汇成大河，昼夜不停，直奔大海，怎能不叫人感慨呢？

假如水没有源头，在七、八月间雨水多时，大小河渠都满了，但是当大雨过后，不是很快就又干枯了吗？再拿农民来说吧，挖井必须见到泉水，才能使井水源源不竭。如果挖井挖到六、七丈深，还没见泉水就不继续往下挖了，那就是一只废井。五谷是庄稼中的好品种，假如不能使它成熟，反而不及稗子。”

还有一次，孟子给学生讲了一个“揠苗助长”的故事：宋国有个急性子的农民，他起早贪黑地耕作，但总觉得田里的禾苗长很很慢。有一天，这个农民把田里的禾苗一棵棵地往上拔起了一点。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对儿子说：“今天，真把我累坏了。我费了很大力气，让禾苗都长高了。”他儿子一听，觉得不对头，赶快跑到田里一看，糟了，禾苗全都枯干了！

孟子重视对人材的培养，注意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主张学习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这些宝贵的教学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的。

仁政王道民贵君轻

孟子在四十二岁以前，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四十二岁以后即周游列国，跑遍邹、滕、魏、宋、齐、鲁等国。宣扬仁政学说。儒家学说主要是宣扬礼乐与仁义。孟子把孔子的仁学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成为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为了维护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他在政治上，提出“效法尧舜先王”，“省刑罚”；在经济上，提出恢复西周的“井田制”，“薄赋敛”；在军事上，提出“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在教化工，主张“修其孝悌忠信”，在哲学上，提出“性善”论。

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他所说的王道，就是指“仁义”；他所说的霸道，就是指为争私利而采取的恶劣手段，当时主要指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孟子看到春秋以来的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感叹“春秋无义战”。他指出，国君只有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结束兼并战争，保护百姓，使其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己的王位。孟子曾经劝说滕文公实行仁政，而要行仁政，必须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他所说的“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田，其余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田。这八家农民先把公田耕种完毕，再去料理私田。这样公田有人耕种，私田有人管理，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定下来。时代在前进，孟子这一主张是保守的。

孟子还给梁惠王（魏国的国都从山西的安邑迁到了河南的大梁之后，魏惠王又称梁惠王）设计了一幅“王道乐土”的蓝图，如果每家分到五亩地的住宅，周围种植桑树，这样，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棉袄。鸡、狗、猪这些家畜家禽，每家都有精力去饲养，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有百亩的耕地，他们的生产不受到妨碍，这样，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然后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教导他们，那么，人人就都会敬老尊贤，为老年人服务。这样，天下的百姓不就安居乐业了吗？

孟子曾经告诫齐宣王说，如果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扩张国土，与别国结仇，使人民受害，那就好比是“缘木求鱼”——爬到树上去捉鱼。孟子反对兼并战争，并不是反对天下统一，他认为“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孟子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教训时，提出一个脍炙人口的学说——“民贵君轻”。孟子主张“民本”说：这是他学说中最光辉的论点。他不赞成君位世袭，而提倡尊贤禅让，他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主张让贤与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象舜和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的贤相）这些圣君贤相，往往是从那些出身卑微、并经过实践磨练的人中间选拔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什么“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在孟子看来，圣人同丘民同样是人，这种主张人格平等的观点，是值得称赞的。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把民放在第一位，社稷（指土神和谷神，它是国家的象征），放在第二位，而把君放在第三位。他认为国君如果不敬祀社稷，不爱护百姓，就可撤换他，甚至主张“暴君可诛”。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谈论君臣关系时，齐宣王问：“历史上真有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的事吗？”

孟子回答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惊奇地说：“做臣子的杀掉他们的国君，叫做‘弑君’那是要受到千古唾骂的。”

孟子严肃地回答说：“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号人，我们把他称做‘独夫’。我只听说过周武王诛杀了独夫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齐宣王听了孟子这番议论，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出了一身冷汗。

孟子当着齐宣王的面，敢于提出暴君可以诛杀，这是多么大胆的议论！他这种道德观，与孔子的“忠君”思想是有区别的，可见，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不是盲从的。

人性本善舍生取义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王道，他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良知、良能，仁、义、礼、智等德性都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他又把神秘的“天命”论与“人性”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天”为宇宙万物的主宰，而死、生、贫、富、仁、义、礼、智、善性，这一切都是“天”所赋予的。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孟子却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这点是应该肯定的。

孟子认为要行仁政，必须发善心——同情心。他打比方说，“比如，有一个小孩跌到井里去了，看见的人都会大声呼救。这就是同情心。”在孟子看来，怜恤之心是仁的萌芽，这些就象人的四肢一样，缺了一样，就不能算为一个完整的人了。

孔子强调仁，他说“仁者爱人”。孟子却强调义，在他看来，“舍生取义”是人的最高行动准则。有一次，孟子在回答齐国王子垫提出的“怎样才算志行高尚”时，说了下面这样的一大段话：“行仁行义就是品质高尚。如果杀一个无罪的人，那就是不仁。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抢夺过来，那就是不义。又比如说，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都得到，那么，我便舍弃鱼，而要熊掌，因力熊掌比鱼贵重。生命是我所喜欢的，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并存，我便牺牲生命，而要义，因为义比生命更宝贵。”“如果人们都不讲仁义，把生命看得超过一切，那么，一切可以求得生存的方法，就都可以采用了。如果人们所害怕的再没有超过死亡的了，那么，一切可以避免自己祸害的事情，就都可以干出来了。这样，世界不就成了不仁不义、人人为己，尔虞我诈、非常残忍的世界吗？”

孟子这里讲的“义”，当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爱与恨、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都是有具体内容的，但是，地主阶级当中的一些有见识的仁人志士，为了维护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甚至连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就这一点精神来说，却是可以使我们引为借鉴的。

修身治国知羞明耻

孟子不但是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还是一位讲修养的专家。在中国的古代，各种学派和宗教，都很重视修身养性，儒家尤其重视。孟子认为，只有修身，才能齐家，只有家齐，才能治国，只有国治，天下才能太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一套修养方法，而其中个人的修养更为重要。

孟子主张，要实行仁政，必须立足于孝悌。他说过：“孝和悌是仁义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都孝顺双亲，尊敬兄长，天下就可以太平”。“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便首先要反躬自责，自己的行为确实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会归向你。”孟子所主张的“孝悌”，当然是封建的道德规范，但是，尊敬父母，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对于这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当批判继承。

孟子认为，一个人要真正成为治国平天下的人物，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的锻炼过程，即进行自我修养的过程。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这里孟子从唯心主义天命观出发，把艰苦的自我修养，看成是天意所然，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它理解成凡能干出大事业的人都必须经过艰苦的自我修养，就是正确的了。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竞兴养士招贤的风气，而这些策士、说客，大多是玩弄权术的政客。孟子瞧不起这些人，他说过，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干机谋巧诈的人就是不知羞耻的人。有一次，孟子和他伺时代的一个策士，名叫景春的，展开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伟大人物呢？当时合纵连横之说，充塞诸侯国，景春十分推崇说客中的公孙衍（战国时著名说客，魏国人，曾佩五国相印）和张仪（战国时纵横家代表人物，魏国人），他对孟子说：“公孙衍和张仪这些人，真了不起，他们一安静下来，天下便太平无事，他们一发脾气，连诸侯都会害怕。”孟子反驳说：“公孙衍和张仪这号人，根本不是什么大丈夫，而是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政客。真正的大丈夫应当是：得志的时候，能够同百姓一起遵循着仁义的大道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也要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是理直气壮的；景春心目中的大丈夫是气势汹汹的，以势压人的，是不足取的。在封建社会刚刚形成的阶段，孟子就能提出这样一个不以个人的荣辱得失作为大丈夫的修养命题，是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还针对当时养士招贤的风气，进行猛烈的抨击和讽刺。他给学生讲了一个“齐人乞食”的故事：这个齐国人，有一妻一妾，他每次外出回来，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他妻子问他和什么人交往？他神气地说：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他妻子不相信，有一次悄悄地跟在丈夫的后头观察，结果，发现他丈夫跑到荒郊的墓地，向那些祭扫坟墓的人讨残羹剩饭。他妻子很伤心，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妾，她俩就在庭院中咒骂，可是她们的丈夫回来时，还照样向妻妾摆威风呢！

战国时代，秦、齐、楚、燕，赵、韩，魏这七雄不断进行战争，继续争夺土地和人口，这些诸侯王怎么会相信孟子鼓吹的“仁政”、“性善”学说呢？孟子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之后，于公元前311年（周赧王四年）带领着学生离开齐国，返回邹国，结束了他周游的生活；这时，孟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了。从此，孟子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苟列传》）。

《孟子》一书，记载了孟子及其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的言论，共七篇。这部书说理精辟，文字流畅，它不仅是——部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公元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这位被后世封建统治者称为“亚圣”的孟子，病死在故乡，享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