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

萨特（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代文学巨匠。

萨特的一生不无传奇色彩。他刚一出生就曾面临死神威胁，幼年丧父，青少年时代就有独特的恋爱方式，服过兵役，进过监狱，初试写作并非顺利，但他终于以小说《恶心》而一举成名，更以《存在与虚无》奠定了存在主义哲学鼻祖的地位。

萨特的哲学思想曾轰动世界，整整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全人类。

小小爱书迷

1905年6月ZI日，在法国的离布劳理森林不远的第16区的米涅尔街2号的一套公寓里，一个瘦弱的男婴呱呱坠地，这就是让·保尔·萨特。

萨特来到人间后不久，就与他的久病的父亲一道消瘦下去。因为看护病人日夜不眠而精疲力竭的母亲没有奶水，更可怕的是：婴儿也患了肠炎，已被死神暗暗窥视着。

不得已，可怜的小萨特不到9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并被寄放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儿，小萨特的病情时好时坏。同时，父亲巴蒂斯特的肠热病进一步恶化。所幸，小萨特的肠炎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但在1906年9月17日，一切都无可挽回——父亲巴蒂斯特在妻子的双臂中溘然逝去。

因为年幼无知，巴蒂斯特的病逝没有给萨特留下任何创伤，却使母亲安娜·玛丽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回顾过去，她伤心欲绝，展望未来，她手足无措：一个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的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左思右想，安娜发现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投奔娘家。与萨特一家告别后，安娜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拎着再简单不过的行李，回到了她从小生长的地方。

缺失生父的萨特在他的童年生涯中，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个给他温暖的长辈，这个人就是萨特的外祖父。

外祖父夏尔·施韦泽堪称名副其实的美男子。他身材魁梧，一脸络腮胡须和一头银灰头发令他风度翩翩，气度非凡。

尽管外祖父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暴君，但萨特是在他那漫长的生命旅程的终点才出现的，父权早已不再使他感兴趣了，他更希望能作为一个慈爱的、使人称奇的老人而了其残生。因此夏尔分派给了萨特一个被娇宠的神童的角色，把萨特视为命运赐与他的一件特殊礼物。在外祖父的庇护下所获得的这种充满了溺爱和赞美的生活，使少不更事的萨特首先是从欢笑声中来认识现实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将个人意志去强加于他，只须随心所欲地顺其自然不难得到一片称赞之声。因此，在小萨特眼中，世界如此美好，人与人的关系如此融洽，以致他根本不知暴力和仇恨为何物。由于是家中惟一的宠儿，他也从未尝过嫉妒的滋味，至于其他的种种邪念与罪恶的想法，更无法在萨特那幼小的心灵上生根、发芽。成年后的萨特对一切恶的现象极端敏感，并比一般人更无法容忍，我们可以把这归功于他的外祖父。正是他的呵护和溺爱，使萨特度过了一个与任何心理创伤、感情冲突绝缘的美好童年。

外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整整齐齐陈放着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的全是书。除了一年一次的大清扫外，外祖父从不准人随意出入。当还不懂得书本和文字到底是何物的时候，小萨特便对那些像砖块一样紧紧地挤在书架上的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意。每当外祖父打开书房进来工作时，萨特使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在这个小小的圣殿内，他常常可以一声不响，自行其乐地呆上好几个小时。

每当站在厚厚的书墙之间，萨特的心中就充满了敬畏。他忍不住踮起脚，偷偷地抚摸它们，故意让自己的小手沾上那些圣物的灰尘。他常常躲在书架后，久久地盯着外祖父的一举一动：他总是在奋笔疾书；忽然，他停下笔，站起身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开始围着他的书桌转圈了。同样的过程萨特百看不厌，他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外祖父那么笨手笨脚，连手套上的纽扣都要妈妈帮他扣上，为什么他摆弄起这些砖块来会如此灵活自如呢？

尽管还目不识丁，萨特很快就开始要求有自己的书。惊叹之余，外祖父乐不可支地跑到他的出版商那里，要了一套诗人莫里斯·布肖写的《故事集》。这是一本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故事集，是诗人用孩子的眼光专门为儿童撰写的。拿到书的萨特欣喜若狂，他飞奔到母亲所在的房间：“妈妈，我有自己的书了！”但一眨眼的工夫，萨特不见了，原来他把书搬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要一个人进行征服它们的仪式，独自享受占有它们的乐趣。

萨特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床上。他先抽出两小本，闻一闻，呀，一股油墨的芳香；摸一摸，白纸上的黑字并不如象所想像的那样凸出来。

母亲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织毛衣，忽然，膝盖上多了一本书还有一双可爱的小手。

“你要我给你念什么？亲爱的，仙女的故事吗？”

“仙女，在这里面吗？”萨特指着书，不太相信地问道。

母亲让萨特坐在对面的小椅子上，开始讲述仙女巴尔特的故事。

从此，萨特每天都缠着母亲，要求她再念一个新故事。他越来越喜欢这些预先写好的奇遇，而再不愿听大人们为了哄他开心而即兴编出来的故事。他敏感地发现词语间有着某种严密的连结，正是这些连结使每次所念的故事具有了不同的意思。

孩子急于读书的愿望与行为使爱书如命的外祖父和望子成龙的母亲窃喜不已：这是一个多么有求知欲的孩子啊！何况他又如此聪明。经过讨论，大人们一致做出决定，该是教孩子识字母、念书本的时候了！

从第二天起，外祖父教萨特识字母，萨特念得兴致勃勃，十分投入，他甚至私下里给自己补课。大人们越来越难看到他小小的身影，听到他稚气的声音了。每天萨特都坐在他的小铁床上，读一本由克托尔·马路写的《苦儿流浪记》。

与别的孩子不同，萨特是在书本中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的。刚刚学会阅读的萨特读得最多的是拉罗兹大百科辞典。正是从一卷卷笨重的辞典中，萨特认识了世间的万物。由于过多地把自己禁铜在书房里，天天同书本打交道，萨特形成了与一般人相反的认识过程：先有理性认识，后有感性认识。从而形成了柏拉图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朦胧意识中，书本上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而现实世界只是书上世界，或者说词语概念的“摹本”而已。在萨特眼里，只有相对于百科辞典中的人与动物，“动物园里的猴子就不是完美的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人。”由于首先接触到的是词语、是理念；然后才接触到现实事物，萨特便无法把自己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基于这种认识论而形成的唯心主义，萨特后来花费了30年时间才彻底摆脱。

与同龄儿童相比，萨特早已对各种玩具、各种简单的游戏不感兴趣了，而把读书视作自己生活的惟一内容。他不知疲倦地读啊，别的孩子在堆沙砾、追追打打、乱涂乱画中获得的快乐，他从阅读中加倍地获得了。实际上，在驱使幼年萨特拼命阅读的动机中，既有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也有对于语言、文学的天生爱好。

读的书越多，萨特就越发现书中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年幼的萨特还无法全部理解他所读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却显示出萨特已经慢慢悟出了某种真理性的东西。

每当在书本中遇上了难解之谜，萨特会来到阳台上，像个大人似地来回走动。现在，外祖父一家已从默郭搬到了巴黎，住在靠近巴黎大学的拉丁区的一条小街——勒·高夫街1号7层楼的一套房子里。这是一个不大的阳台，偶尔，踱来踱去的萨特会探出头来，看看那些往返于街道上的行人。仅仅几眼便使萨特禁不住为世间的平庸生活而感叹。他看到，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却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奔走。天空是灰暗的，人们的脸也阴沉得吓人。有时，他好不容易在一个人脸上发现了一点微弱的笑容，但它们仿佛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却不可理解地如一潭死水般平寂。萨特不喜欢眼前的图景，为什么他们不能像书本上的人物那样充满了锐气和血性呢？每想到此，萨特便会掉转头，飞快地跑回他的房间，重新进入词语的丛林。那里才有他真心喜欢的人儿、真正感兴趣的生活。

出于对书的崇拜，萨特自然会对那些写作这些书的大作家们发生兴趣。外祖父不失时机地给萨特讲述了古希腊诗人赫希俄德到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雨果，以及这些伟人们的传奇事迹和传世作品。萨特贪婪地、一句不漏地听着，每当发现外公有空，他便会拽住外公的衣袖，小心地哀求：“您到我房间里来，好吗？”

不过，在萨特眼里，这些出手不凡的大作家并不是只可仰慕、高高在上的巨人，而只是他最早的朋友和玩伴。由于萨特没有兄弟姐妹，外祖父家周围也很少有同龄的伙伴，他把这些从小就熟悉的人自然而然地当作了比其他一切人都重要的同伴。在萨特眼里，这些人并没有死去，他们的躯体已经化为书本了。

看到孩子对书本、对阅读情有独钟，全家人不禁喜上眉梢，这样乖、这样聪明伶俐、还这样嗜书如命的孩子不是上天赐给他们一家的礼物，又是什么呢？可渐渐地，母亲和外祖母开始转喜为忧了：这孩子成天都在读书，会把身体弄坏的。玛丽似乎已发现她的小宝贝一天比一天消瘦起来。外祖母还认为：用脑过度会直接导致脑膜炎。这还了得！她俩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好力法：她们开始有意地让他接触那些充满了儿童生活乐趣，真正适合于他的年龄的书，从而将其注意力从那些过于严肃、深奥的“大人的书”中移出来。

然而萨特同时漫游于两个世界——“大人的书”的世界和“儿童的书”的世界。萨特一辈子都保持了这种“双重阅读生活”，即使在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思想家的晚年，他仍然会一边阅读高深艰涩的哲学著作，一边着迷于《祸不单行》等侦探小说。早在7岁到8岁这个年龄，萨特已经学会了在抽象和具体、深奥和形象、推理和幻想这两大类型书籍之间巡回、游荡。

萨特从热衷阅读转而开始迷恋想像中的世界了。看上去已经熟睡了的萨特正进行着紧张的精神活动：白天看过的书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地回到了他的脑海中；黑暗中，萨特想像自己已变成了一个孤独的成年人，没有父母，也无家可归，但他屡建惊人业绩。现在他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在熊熊燃烧的房顶上，火势越来越大，但他不敢加快步伐，因为怀里抱着一个已经昏死过去的成年女子。他往下瞥了一眼，人们在下面大声地叫喊着：“房子就要倒了，快下来啊！”冷汗一滴滴地从他被烈火映红的脸颊上滴落下来。怎么办？找不到可以下去的地方，一切都已燃着了。剧情到此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被紧张的想像弄得精疲力竭的萨特很快睡着了，那熊熊的大火和喧嚣的场景暂时离他而去。

萨特几乎每天都是在危难中或是悬念中入睡的。想像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这种丰富而执着的想像活动在萨特的一生中都保持着。

夏初，巴黎人纷纷涌向外国或外省的海滨消夏、游玩，繁华、热闹的巴黎城一时竟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外祖母、母亲带着萨特前往阿尔卡松小住，外祖父则由于学校还未放假暂且不能随同。

外祖父的字很漂亮，因此他是乐于写信的。即使是短暂的别离他也要每星期写三封信。每封信中有两页是写给外祖母的，给母亲的只有一句附言，但萨特却能单独收到一封用诗写成的信，这无疑是外祖父对外孙刮目相看的又一重要体现。为了让萨特好好领会这种幸福，母亲教他学韵律学规则，很快萨特就明白了诗歌是怎么一回事。这天，萨特又接到了卡尔的信，“为什么我不能写封回信呢？”这念头一萌发便在萨特的脑中根深蒂固，直害得他坐卧不安。这天，萨特在一张纸上胡乱地写着，但怎么也写不好那种叫“诗”的东西。恰巧母亲看到了这一幕，兴奋万分的她鼓励萨特把诗写完，并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诗信”发出去了，每当谈起收到它的外祖父会是怎样一副惊愕的表情，外祖母和母亲都会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很快，外公回信了，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萨特的诗。受到称赞的萨特在母亲和外祖母的怂恿下立即以诗作答。于是，这年夏天，萨特与外祖父有了单独的鸿雁往来，而且都是采用诗的形式。外祖父还寄来一本音韵字典——一名“诗人”诞生了！

会作诗了！激动无比的萨特很快就不满足于只给外祖父写信了，他急于寻找新的创作题材。邻家有个叫薇薇的女孩真可怜，小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只能成天躺在轮椅上。萨特同情她，也很喜欢她，把她当作一位可爱的天使。他常常挨着她坐着，给她讲他从书上看来的各种故事。既然会写诗了，薇薇是不该忘记的，萨特写了好几首诗献给薇薇，诗虽短，小女孩却看不懂，但大人们对之赞不绝口。萨特很容易诗兴大发，但生活中可用诗歌来描写的东西太少了。还能写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停地在他的脑中萦绕。

这时，有人送给萨特一本拉封丹的寓言故事集，萨特不喜欢这本书，上面的情节让他很不以为然，看到最后他决定用12音节的亚历山大诗体来对它进行改写。这太超出一个孩子的能力了，大人们对这一想法并不支持，但萨特一意孤行，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改写工作。终于吃力地把自己在连环画、杂志上看到的那些动人心魄的冒险故事加了进去。而在不知不觉中，韵文变成了散文。

一位有着非凡敬业精神的科学家，带着他美丽的女儿以及一位强壮的青年探险家，一行三人沿着亚马逊河而上，去寻找一只珍贵的蝴蝶。这就是萨特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为了一只蝴蝶》的故事梗概。

独特的情爱方式

成年后的萨特不太喜欢自己的童年，对自己的少年时代也颇有抱怨，但每当提到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度过的大学4年时，他总是禁不住流露出深深的留恋之情：“巴黎高师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4年的确是丰富、快乐的岁月。从踏入校门第一天起，萨特便因为从此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而狂喜不已，他很快适应并热爱上了这种与同学们同吃同住的寄宿生活。因为无拘无束和成熟独立的同时获得，此时，萨特的潜在才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1929年的复活节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又回到了校园。小别之后的同学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交谈、讨论或打闹，校园里一派热闹、喧哗。在这一群生气勃勃的学生中，头戴一顶可笑的帽子，正情绪激昂地高谈阔论的萨特显得十分突出，他的谈话对象是一位比他要高得多的、傻乎乎的女同学。也许萨特的见解过于玄妙、高深，这位可怜的女孩听得一愣一愣的。萨特很快离开了她，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精辟议论得不到共鸣。不一会儿，人群中又响起了他那为人所熟悉的尖锐的声音——他又和另一位长得漂亮多了的女同学侃上了。这次，她不似前面那位只知洗耳恭听，而是惟恐自己没有表现的机会。她那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使得萨特有些尴尬，不一会儿，他俩吵翻了。又剩下萨特孤伶伶一个人了，他坐下来，抱着脑袋一个人生着闷气。不远处，一位穿着黑衣，也戴了一顶可笑的绒帽的高个子碧眼姑娘一直对他十分留意，目睹此情此景，她不禁莞尔一笑。

这时，同学埃尔博走过来了，他先走到高个子姑娘面前，抓住她的手，带她穿过人群来到萨特面前：“萨特，这就是我经常对你说起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抬起头——他和波伏娃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复活节刚过完的那个星期一。

西蒙娜·德·波伏娃比萨特小三岁，也出生于法国巴黎拉斯佩尔街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21岁的波伏娃是索邦大学的学生。两年前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普通哲学证书”，取得了哲学学士学位。

只在几天之内，萨特和波伏娃这对新结交的朋友就形影不离了。对于波伏娃来说，萨特是她理想中的伴侣。

“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一天，萨特对波伏娃冲动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波伏娃并不觉得突然。他们天天在一起，除了睡觉之外，几乎没有离开过。更重要的是，他俩不断地发现彼此的志趣和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并越来越使对方着迷。波伏娃立志毕生奉献于文学事业；而萨特没有写作就活不下去；波伏娃认定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好奇是自己最宝贵的品质，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它；而萨特则“从不停止思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会理所当然”……从一开始，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就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和谐一致的基础上，这种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和谐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息。

秋天，是巴黎最美丽的季节。有一对年轻人永远忘不了这个秋天——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季节，这就是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不久就得去服兵役了，离愁使这段相聚的时光格外值得珍惜。

每天早晨，一对年轻人分别从自己的住处赶往卢森堡公园会面。然后便依偎着坐在一个石雕像下面的排椅上，有说不完的话。

在对彼此都有了几乎是全部的了解后，到了该明确他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的时候了。一天傍晚，萨特和波伏娃散了很久的步，后来走到卢浮宫，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尽管对于两人的关系问题各自都思考了很久，也不时触及这个话题，但真正认真地谈它却从未有过。而对于两位哲学博士而言，任何含糊不清的诸如“恋爱关系”、“朋友关系”、“特殊朋友关系”……都起不到界定和规范彼此的作用。

“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萨特先开口了，这几天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继续阐述“协议”的具体内容：在未来的两年中，他们不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可以“尽可能地亲密地”一起生活。然后，他将到日本去谋个教职，在那儿呆个两三年。他建议酉蒙娜也去国外找份工作。两地分居几年之后，他们将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再次走到一起，重新开始一种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共同生活。当然那需要他们继续签订协议。最后，萨特强调这一协约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双方不仅决不能互相欺骗，而且不应该互相欺瞒，两个人的生活、思想对于双方来说应该完全是透明的。

对于这样一个有些惊世骇俗的提议，如果换一个姑娘，一定会被吓跑的，或者至少一时无法接受。但西蒙娜脸上毫无惊异之色，她只是一句不漏地仔细听，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的心上人。这种提议让西蒙娜听来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太多太多的交谈已经使她对萨特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了如指掌。

波伏娃决定接受这一契约。因为它也同样符合波伏娃自己的生活信念。

在圣西尔军校的头一段日子，萨特很不适应。出于对任何思想、行为上的限制的反感，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军事主义者。而对于服兵役这种显然是浪费时间的做法，他实在愤愤不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波伏娃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赶来看他，每次随身携带的必有一大包书。波伏娃成了萨特与书、与外界联系的纽带。

这段生活的收获实在不小，就在这座小山上，萨特完成了独幕剧《埃庇米修斯》和一部长篇小说的论文形式的开头——《真理的传说》。

创作和西蒙娜的陪伴使萨特不太困难地完成了他18个月的军役生活。总算不用再住在那个拥挤、黑暗的小屋里了，本该喜气洋洋的萨特却垂头丧气，因为两年前申请的东京讲师的职位已被他人获取了。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萨特实在想走出去看看。尽管如此，萨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上级提拔他当军官的建议，他选择了到勒阿弗尔公立男子中学教书。

时光冉冉，萨特与波伏娃的恋情日渐加深，彼此间都感到更为了解、更为需要。可是，马塞与勒阿弗尔相距300多公里，面对这种时空距离，这次，波伏娃和萨特都有些惶惶然了，而波伏娃更显得惊恐不安。感觉到心上人内心深处的焦虑，萨特建议修改他们的契约：“我们结婚吧！”这并不意味着萨特已经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这只是他对现实的一种让步。因为在法国，分居两地的夫妻可以调到同一城市工作。“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原则而去折磨自己呢？这样做真有些愚蠢。”看着低头不语的波伏娃，萨特进一步劝说，“而且即使结了婚，我们也可以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生活方式”。尽管深爱并热切地希望和萨特在一起，年仅23岁的波伏娃最终还是拒绝了萨特的求婚。这不仅因为她和萨特一样始终把婚姻看作社会对生活的一种干预，而且也出于她对萨特的志愿和原则的尊重一一他从不愿加入已婚男人的行列。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免除自己的担忧，波伏娃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她为自己和萨特选择了再次接受挑战。

总算维持住了在他们眼中极其珍贵的独创性交往形式，更加成熟了的萨特和波伏娃决定重温并修改一下他们的2年契约。他们放弃了这种契约的临时性，而将其期限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放弃了各自到国外去居住一段时间的想法，而建立一种更紧密、更难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只允许彼此有短暂的分离，而不允许有长时间的天各一方。他们仍然没有关于永久忠诚的盟约，只是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绝对坦诚作为他们爱情的基础，以相互理解、支持作为他们爱情的坚强后盾。

从此时起，波伏娃和萨特始终如一地遵守着他们的爱情契约。他们甘愿放弃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切不真实的东西，而一起去体验一种挑战的爱情，一种冒险的爱情，一种自由的爱情。他们从来没有共建一个家庭，也从不曾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这种爱情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后来他们都有过也是极其真挚的偶然爱情，但终其一生，他们情投意合，至死才分离。

一个又一个传奇

萨特陷入了苦闷之中，他那个关于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的书稿被著名的加利玛尔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拒绝了。

退稿这种打击对萨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这次的确让他心灰意冷，简直有些无法承受。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早在他服兵役期间写成的论文《论偶然》是这本书稿的第一个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学时，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来后又听取波伏娃的意见一页一页地重新删改。直到此时，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定，并取名为《忧郁》。近乎6年的心血要化为乌有，萨特悲痛万分，忍不住潸然泪下——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情。

然而1937年的一天，一封信使萨特的眼睛一亮：是伽利玛尔出版社让他尽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的萨特终于见到了那位枪毙了他的手稿的波朗。波朗开门见山地告诉萨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们杂志社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你投给我们的作品太长了；要登六个月。要是登上去的话，等你连载第二次时，读者早就跑了，不过，”他顿了一下，“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他开始赞扬起《忧郁》来，萨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马上就会通过比较来找我的作品的茬儿了吧。”他暗暗猜想。

“你知道卡夫卡吧？”果然如他所料，波朗说出了一个萨特似曾相识的名字，但此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摇了摇头，波朗的兴致越来越高：“尽管你俩有不少差别，但当我读你的小说时，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一切开始明朗了。原来，萨特和波朗之间有些误会。波朗并不看低这本书，他只是拒绝把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至于能否以书籍形式出版，他则拿不定主意。现在，加斯东·加利玛尔本人亲自批阅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决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这位出版家惟一不满意的只是这本书的题目。萨特提出把书名改为《安托万·罗康坦的奇遇》，在取书名方面饶有绝窍的加利玛尔也不同意，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冒险小说。他斟酌再三，建议改为《恶心》，萨特接受了。

1938年春，《恶心》出版了，评论界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接受了它。

《恶心》的成功是势所必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许多欧洲小说所表达的一类情感的先期预告，因而是一部生逢其时的书。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第一次感觉到：文学与其说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说是研究内心和清除幻觉的共呜板。

同一时期，《新法兰西杂志》还发表了萨特的短篇小说《墙》，这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墙》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等待处决和临刑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所谓“恐惧”心理。《墙》使萨特这位文学新人备受瞩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他。

1938年春是一个忙碌而有趣的春季。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学继续教书，重写待出版的其他短篇小说外，萨特还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成了一名批评家。

1940年5月10日，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破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本土，始料不及的法军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一触即溃”。5月23日，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6月21日，也就是萨特35岁生日那天，他与成千上万溃退的法军一起当了囚犯。

萨特最初被关在巴卡拉，两个月后被迁至西德特里尔集中营，随后开始了将近9个月的战俘生涯。身处沦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为萨特担心：这个一直养尊处优，一直无法忍受纪律和强制的人能忍受得了成为一名俘虏吗？但萨特接二连三的热忱来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说，战俘营的情况远非无法忍受，供给的东西是不太够用，但犯人们不必劳动，因此他仍能坚持写作。集中营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已经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波伏娃半信半疑：萨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经受这一切变故吗？他怎么会对那样一种明显的痛苦生涯“怀着强烈的兴趣”呢？

萨特并不像波伏娃所担心的那样，是为了宽慰她而编造谎言，他甚至一点儿也没有夸大其辞。战俘生活的确不让萨特感到难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温好久都没有过的集体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乐意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战俘营是每15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干，俘虏们几乎成天躺着。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乏味，因为“可以无日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对待”。萨特从这种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开始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发现难友们大多都是拒绝妥协和让步的高尚的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兄弟情谊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萨特十分欣赏这些人即使处于厄运中也毫不减弱的即兴机智，而集中营生活中无时不体现出的简单的纯朴则让他回味无穷。

狱友们也十分喜爱萨特，因为他博闻广见又口若悬河，他的嘴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吐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句子。一有空，他就给大家上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尼采、司汤达……萨特原来是不大喜欢讲课的，现在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因为此刻知识真的成了点燃生命的火花。

尽管对这段监狱生活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在监狱中等于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于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社会他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关于未来的设计实在是太丰富、太急迫了。萨特和狱友们在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机会。不久，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做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周折，萨特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法国的首府，却作了太多的妥协，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像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为什么都在黑市上买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连波伏娃都签了？萨特不由得皱起眉头：他没有想到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萨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他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一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兵役和战俘生活使萨特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用萨特自己的话来概括这种转变便是：“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

萨特回到巴黎后变多了，那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变化，连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的波伏娃都感到他有些陌生了。他的表情常常是严峻的，有时甚至是僵硬的。他满口集中营的语言，动不动就对人进行道德说教。然而让朋友们惊诧不已的还不止于此：萨特说，他回巴黎不是为了享受自由的甜蜜，不是为了单纯地活着，而是为了采取实际行动。在德国势力如此嚣张的巴黎，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波伏娃既有些担心，又有些疑惑。萨特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彼此闭塞，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闭塞的局面，把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运动。

事不宜迟，萨特立即着手与政界发生联系。他找到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坚定的反德分子。此外，高师时的同学梅隆·庞蒂也被他联络上了，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抵抗组织，萨特和小组成员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取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

“社会主义和自由”小组的成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斗争中。他们常常在旅馆里或某一位成员的家里碰头。萨特忙于撰写一些煽动性的文章，然后在小组创办的地下小报上刊登出来，其他人则马上把这些简报以及其他宣传小册子散发出去。

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萨特认识到哲学是什么时，哲学就成为他心目中对于作家的根本要求。萨特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哲学思考，这不仅因为他认为文学必须有哲学为其服务；也因为其本身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于是，《存在与虚无》——萨特的第一部哲学专著出版了。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对自己从1933年起所从事的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柏林留学期间，他就有了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打算。从1939年他服兵役的时候起，他就计划了写这样一本哲学专著。他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把自己的哲学思考、读书感想涂满了好几个笔记本，从而大致勾画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轮廓。每当波伏娃去营地探望他时，他总要阐述一下那一段时间思考结果的要点。后来，这些笔记本都遗失了。不过这对于萨特而言并无大碍，一切都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在被俘期间，他继续这种思考。1941~1942年是《存在与虚无》的成书阶段，由于已经思考成熟，萨特写起来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本巨著，同一时期还写作了剧本《苍蝇》和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二部。

《存在与虚无》集中地、系统地阐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它标志着萨特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的形成。从此，他作为一个研究人的存在的成熟的哲学家的面目而出现，开始受到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从英国实证主义者罗素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关注、研究和评论。存在主义从此成为一个可与其他哲学理论相提并论的哲学流派，并对20世纪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受秘密报纸《战斗报》的邀请，萨特和波伏娃专门负责巴黎解放的报道工作。他俩走街串巷，满腔热情地把所见所闻在第一时间报道给大家。大街上，人们砍倒树木。挖掘壕沟、修筑街垒，一个个斗志高昂、精神振奋。子弹不时地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每当写出了一篇文章，萨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战斗报》总部，把稿子交付主编，在那儿，荷枪实弹的抵抗运动成员守卫着大门。他俩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当时的巴黎广为流传，使那些对胜利仍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则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志同道合者而备受鼓舞。巴黎不久将解放的喜悦荡漾在每一个饱受占领之苦的法国人心中。

1945年迎来了和平的第一个春天。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们怀疑一切，再也无法用原有的价值体系对他们进行规范。不过，这种状况倒是为纷繁多元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能赋予世界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通过集中营时期的《巴里奥纳》和沦陷期间的《苍蝇》，萨特认识到了写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寻求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时代，实在应该有一个渠道，能使人们的急躁、惊讶和赞同等情绪及时得到宣泄；还应该有一个园地通过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倾向进行选择介绍，来影响同时代人，为他们指引时代的方向——创办一种杂志！这种想法一旦在萨特的头脑中生发出来，便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

新杂志取名为《现代》，是萨特和彼伏娃在想到他们最喜爱的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时满怀深情地取下的。

1945年10月15日，《现代》杂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巴黎人面前。创刊号很快被抢购一空，由萨特撰写的饱含激情的创刊词被人们广为传诵。在创刊词中，萨特陈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观点——文学应该介入生活，他号召人们要坚决抵制对时代不负责任的诱惑。

创刊号取得的辉煌成绩使萨特一时间声名鹊起，而在同一周内，他所做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令他名噪一时。

《现代》的创刊、轰动一时的关于“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以及周期上演的波伏娃的戏剧《吃闲饭的嘴》和《他人的血》的出版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义思潮的时髦之风。

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而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则不得不接受“萨特圣母”的称号。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萨特以及他的作品的传言。在街头，记者们对着萨特拍个没完没了，不时有陌生人冲到他面前来提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有的甚至纠缠不休。许多认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不时有人递过来本子请他签名。连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馆也因此带上了传奇色彩，许多人赶到那儿，企望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或猎取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弗洛”的老板感到福从天降，因为生意前所未有的红火。

不过，这场存在主义攻势中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虽然人人都在对存在主义高谈阔论，但大多数人始终不理解“存在主义”一词，对“存在主义”理论几乎一窍不通。起初，人们毫无理由地把披着长头发的男女青年视为存在主义，后来越来越多赶时髦的人来掺和存在主义，一切都成为存在主义的了：有存在主义罪行、存在主义服饰、存在主义酒吧、存在主义歌曲……最热衷“存在主义”的还是青年人。小伙子们一律剃成小平头，还从圣多昂门旧货市场的旧衣店找来大量衣服，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方格衬衫、小裤脚的长裤、横格短袖衫、篮球鞋组成的新潮服装涌现在巴黎街头；姑娘们则更喜欢黑色对折裙、黑色紧身毛衣、留长长的直发……这是她们模仿“存在主义歌唱家”朱丽叶·格雷科推出的款式。1947年秋，存在主义登峰造极、盛极一时。人们议论着存在主义绘画、存在主义政治、存在主义经济，连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的食品如猪肉、腌莱、酸菜、干酪也成了存在主义名菜。人们已经完全将一种他们并不太理解的哲学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混淆起来了。

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子来保护自己，尽管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一些“奇谈怪举”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惟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1975年，70岁的萨特破产了，他最后的积蓄都已被他领导创办的《解放》报耗尽。

70岁这年，萨特不仅要第一次开始担心如何才能保证收支平衡，也不得不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健康“已经被消耗完了”的事实。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作出诊断。从对年代初起，也就是萨特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的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定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地逐个实施它们。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兴奋剂还能消除抑制，使他能克服各种原因的胆怯心理，直接面对他想要表达的主题，走上通向“真实”的心理之路。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头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

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

与病魔的抗争是萨特晚年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次次病情的发作使萨特陷入沮丧之中，而死亡的阴影也一点点地袭上他的心头。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替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整个晚上，这个过程一再地重复着。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这对我倒真合适。”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这句话他却嗫嚅了好几遍，令听者不寒而栗。

1980年3月20日，因肺气肿和尿毒症急剧恶化，萨特住进了医院。尽管这不是致命之症，但由于衰弱的萨特经受不了所必须的手术，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边缘。对此，朋友们和医生都对萨特守口如瓶。

萨特似乎感觉到了大限已到，但除了为他的葬礼的花销而担忧以外，他并不惊慌，平静地接受了自己不久就将永远地离开人世的事实。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不时会谈到死亡，但从未露出恐惧之色。住院期间的萨特经常昏睡过去，但每当神志清楚时，他的安宁、紧张，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爱，无不令旁人动容。“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他总是这样满意地说。

4月15日，萨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4天后，蒙巴那斯区出现了自上一世纪的伟人雨果逝世以来从未有过的感人、盛大的送葬场面。送葬的人从2万增加到5万，人们在灵柩旁自发地手拉着手，筑起一道道人墙，灵车后，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队伍井然有序而又感情激动。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电台，报纸都在报道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与场景，各界知名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心情。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向萨特的遗体告别，他说，萨特之死“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美国《华盛顿邮报》盛赞“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他的斗争“是明智的、坚韧的、勇敢的。”而许多曾经受到萨特生前激烈无情的批评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对手们都相继发表悼文，承认萨特伟大的哲学、文学贡献和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