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社会各界的改造

• 胡乔木说：“目前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首要问题，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
• 郭沫若号召：“要以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来努力学习，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克服科学研究中的缺点。”
• 戴芳澜说：“经过清算之后，好像洗了一个澡，去掉了许多障碍，精神上倒很痛快。不但没有丧失反而增添了自信心，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北京文艺界进行整风动员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有800余人，文艺界的重要人物几乎全部到会。

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在会上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演讲。

胡乔木说：

许多文艺工作者还没有树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对文艺还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见解，因而作品往往缺乏新的人物和新的事件、新的感情、新的主题，不能与劳动人民新的生活相呼应。有的消极怠工，无所用心，沉醉于行政事务和交际活动。有的创作态度马虎，粗制滥造。

因此，胡乔木指出：

目前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

在谈到目前文学艺术界的出路时，胡乔木说：

目前文艺界的出路，就是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整顿文艺事业的领导及文艺团体、文艺出版物，克服各种错误。

随后，全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会上作题为《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演讲。周扬号召一切文艺工作者都要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去批判各种错误文艺思想，树立起革命的文艺观。

著名文艺工作者丁玲、欧阳予倩、老舍、李伯钊、黄钢、瞿希贤、华君武、李广田等在会上发言，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表示要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努力改造思想。

这次会议决定，把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4个决定、《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作为学习文件。

为加强领导，文联成立“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也相继成立“学习领导小组”。

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随即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文艺界整风运动的进展。11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

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望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

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对当地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文艺工作者队伍的状况进行分析，制定整风学习计划。

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

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蔡楚生的《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斗争》，欧阳山的《我的检讨》……

作为新中国文学“国刊”的《人民文学》，首当其冲地经受“改造”和“整顿”的暴风骤雨。

《人民文学》编辑部“检讨”得很快。刊物的检讨文章在1952年2月号就公开发表，题为《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编辑部首先对新中国的文艺编辑工作和刊物提出一个新的认识，即“编辑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工作，而首先是一种思想工作。”由于每一个编辑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处理稿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成为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包含着一个统一思想的刊物”。

因此，“编辑人员思想的性质是直接决定刊物的性质的。”这就决定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对刊物的必要性。

编辑部承认以往的“检讨”都是“不深入的”、“笼统的”，因此也就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

对错误原因、根源的分析和检讨，编辑部说：首先是由于刊物中“还存在着一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工人阶级思想必须成为领导思想，“没有足够的清楚坚定的认识。”这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

其次，是“因为我们缺乏科学的严格的工作制度”，缺乏负责精神，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这是组织观念或程序规定方面的原因。

在检讨发表之后，《人民文学》进行领导班子的调整，由丁玲担任整风后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实际负责刊物工作。原副主编艾青离职，转任刊物的编辑委员。茅盾仍担任刊物主编。

同时，刊物的编委会也作了重大调整，“半数以上不在北京”的编委不再兼任此职，仅设4位编委，即：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这两项人事调动和重组，在《人民文学》1952年3、4月号合刊上正式公布。

到1952年5月中下旬，各地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为契机，纷纷采取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掀起文艺整风学习的高潮。

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自觉按照《讲话》的精神，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围绕文艺的方向、领导、立场、态度、对象、源泉、形式、标准等问题，展开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使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进一步深入，澄清了诸如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文艺的源泉是书本还是劳动人民的实践，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

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使文艺工作者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至此，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科院举行思想改造动员

1951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思想改造动员大会。院长郭沫若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出号召：

要以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来努力学习，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克服科学研究中的缺点。

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学习的热情高涨，大家都自觉地加入到思想改造的行列，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1951年12月，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举行学习会。在这次会上，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作了《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演讲。

在演讲中，范文澜对周恩来所说的知识分子“自负”的毛病详加发挥。范文澜说：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思想上有许多毛病，其中最普通的一种病，周总理很客气，叫做知识分子的“自负”。我们彼此不必客气，老实叫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

高级知识分子也许生这个病更厉害些。生这个病的原因，是思想方法有毛病，夸大自己的长处，抹煞自己的短处。反之，夸大别人的短处，抹煞别人的长处。“自己好，别人不好”就是这个毛病的公式。这种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根源在于个人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一定自命不凡，甚至自封为“老子天下第一”或“名列天下前茅”，哪还有别人的地位呢？这个毛病如果不去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学不进去的。

……

所以，知识分子必须勇于革自己的命，进行思想改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我”战胜旧观念的“旧我”，做一个人民的科学家。

1952年5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去年十一月下旬北京文艺界作为全国的先导发动了整风学习运动，用以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而适时的。这一学习运动、和教育界与科学界的思想改造运动，略有先后地在同一时期内发动了起来，而紧接着又发动了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经过这样大规模的思想改造的学习，一部分人的思想麻痹症、思想瘫痪症，应该是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

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学习

1952年1月7日，全国政协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动员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宗教界、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团体、企事业等各界知识分子都参加学习，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决定》要求：

各级政协要负责组织和领导各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求了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得正确的革命的观点。学习《共同纲领》和共产党的政策，以求理解和自觉执行政策。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从1952年初开始，“三反”、“五反”运动相继进入高潮。

组织各民主党派进行思想改造，主要采用三大措施：一是组织参加各种实际斗争。各级党委和统战部利用一切机会吸收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各种各样的人民民主运动，如“三反”“五反”运动，使他们在人民革命的实际斗争中获得锻炼和改造。这是当时已经证明了的最成功的办法；二是参加学习运动。依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参加机关、学校的学习或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所领导的学习运动；三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实践和学习，依据不同人们的不同情况，进行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三反”运动，随后又展开了“五反”斗争。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

毛泽东阅信后，特地邀约黄炎培进行晤谈。在9月初，黄炎培写了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讲稿。

黄炎培特地把讲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立刻帮黄炎培仔细地修改了讲稿，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

毛泽东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

一、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

二、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

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挥好的方面”

……

毛泽东还在信中诚恳地说：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稿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

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黄炎培读了极其感动佩服。当晚，他就给毛泽东写信说：

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方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全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进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

不久，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界知识分子都应毫不例外地参加劳动，并强调指出这是最实际的思想改造。同时还规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采取“保护”的方针，着重进行思想教育。

到1952年底，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思想影响，划清了敌我界限，转变了立场，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树立起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