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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参加土地改革
- 毛泽东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看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
- 周恩来说：“我们让他们看一看，给他们讲一讲，他们也会感动的。”
- 毛泽东致函冯友兰，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
中央指示民主党派参加土改
1950年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闭幕词中，毛泽东指出：
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早在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在对民盟的谈话中，曾尖锐地指出：
土改这一关不容易过。全国解放后，都要实行土地改革。当消灭地主阶级的时候，就要看你经得起经不起地主的哇哇叫。
1950年8月，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
各民主党派派人参加土改或减租，一般是希望对土改有所尽力，并使他们的党员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得到考验和教育，故应给予热诚的欢迎和积极的帮助。另一方面，应意识到各民主党派党员在思想、作风、生活习惯及工作经验和能力方面是有弱点的，对他们来说，土改工作是件困难的事情，因此，更应以热情善意和耐心的态度来帮助他们，使其能得到进步，做出成绩。
对待他们的意见要虚心听取，凡正确的意见，哪怕关系不大也应采纳，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则给予解释，如发生不执行政策法令行为，则进行适当批评给予纠正。
各级统战部应即协同政府党组与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进行有关参加土改的具体工作。除一般情况由政府系统逐级向上级报告外，党内系统——主要是统战部门，须向上报告。
这件事做得好，对今后党派统战工作将发生重要影响，望勿忽视。
对这场规模空前、任何一个阶级都不曾做过的壮举，党外朋友、民主人士中当时有许多人想不通。
鉴于此，中央决定组织民主人士下乡参观土改，让民主人士听取多方面意见与呼声，特别是提供听取农民呼声的机会。对于这项决定，共产党内有些人顾虑重重，担心泄露机密，还有些人嫌接待麻烦。
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都提出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说：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看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十个指头有九个是好的，最多只有一个指头不好。
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这个办法屡试屡验，结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
有话应当让他们讲，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让他们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周恩来也指出：
其实所谓机密，是指当时泄露出去了就会有利于反革命的东西。至于我们的政策，我们已经做了的事情，广大群众都知道的，为什么不能给民主人士知道呢？这样可以使他们听到各方面的意见，他们听了地主豪绅的意见，也听了我们和各方面的意见，他们是会分析分析的。我们可以把地主罪状的真凭实据告诉他们，使他们也听一听农民的意见。
这些人接触农民太少，只知道他们亲戚朋友的所谓“痛苦”，而不知道广大群众所受的更深的痛苦。我们让他们看一看，给他们讲一讲，他们也会感动的。
在中央的号召下，各界知识分子迅速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土改当中。土改打碎了乡村的旧秩序，让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真切地感触到了乡村的巨变，从而获得了灵魂和精神上的重生。
知识分子亲身体验土改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川西区党委《关于组织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中指出：
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并要求各大中城市要分期分批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等下乡参观或参加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而且好的坏的都让他们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整个城市的人民都要讨论镇反工作，大家注意对付反革命。
毛泽东
3月30日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全国政协组织几批民主人士奔赴各地参观土改，有的还亲自参加土改。
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原本对土地改革有所顾虑。在他两下广东参观土改后，他在认识和态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司徒美堂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赞扬农村土改后的新气象，号召社会各界人土支持土改。
在此时，在美洲流传一个轰动性的谣言，说司徒美堂在家乡被斗争，遭清算，游街示众后被枪毙，装入猪笼，暴尸三日。
对此，在民主人士土改队下乡欢迎会上，司徒美堂演说到：
反动派造谣说我被斗争死了，但我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之下，更健康，更加年轻了。
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对包括土改在内的许多事情上，都有不少意见。
在土地改革前夕，黄炎培在北京经常收到苏南、长沙、上海等地亲友的来信，反映在农村工作中过“左”的作法。
对此，黄培炎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谈他的看法和意见。
毛泽东不仅把华东局关于执行土改政策和镇压反革命的电报抄送给他，还向他客观地、坦诚地说明出现一些偏差的原因，黄炎培对此深受感动。
在参观完苏南土改后，黄培炎说：
群众的意见是民主的，我从钱桥乡农民的谈话中，知道农民并非过分。
苏南地方首长对于政策法令掌握得很好，已尽地方之能事，不管政策是从宽从严，苏南地方当局对土改的掌握恰到好处。我看了以后，感觉确实不差。
在1951年，叶君健正在编英文丛刊《中国文学》的时候，他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停止手头的工作，去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
政协中南土改工作团一共有9个团，由阳翰笙带队。从北京出发到武汉后，各团分赴湖南、广东、广西三省。
阳翰笙带领叶君健所属的第二十团来到柳州，该团共有120人。团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大多是北京、上海一些科研和文化单位的专家、学者、文化人。
这些人平时和农村没有太多的接触，这次下去与农民一起搞土改，对自身也是一个“突变”。
到柳州专区后，叶君健被派到柳城县沙塘附近的一个村子。广西本来就比较贫瘠，再经过军阀与官僚地主的长期统治，老百姓贫困不堪。
而且，工作队去时，清匪反霸的战役刚刚结束，但是土匪并没有彻底地肃清。
沙塘是柳城县土改的第一批试点地区。叶君健他们到这里时，已进入分配胜利果实的阶段。因为一开春生产任务就来了，所以土改工作必须抓紧时间进行。
分布在各个乡的工作队员，为了抓紧时间，日夜赶路，按时一同到达县城集中。叶君健他们一口气走了大半天和一整夜的路，到县城时都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分居在一些较空的店堂里。
叶君健被分配到大浦区的一个村子里。下到农村后，叶君健向其他同志一样，实行“三同”，即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土改工作人员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并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出工劳动。
所住的农民家是根据地方干部的了解和推荐，成分是贫农，政治上可靠。和他们“三同”，主要是为了通过这个方式，与他们成为知心朋友，把房主培养成为“根子”，以便在土改中起骨干作用。
房主年纪约有30来岁，穷得讨不起老婆，只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妹妹，家庭够简单的了。
他们三人都劳动，但从来没有吃过一餐饱饭。房主非常温和，身材中等，相当瘦，说话的声音也很低。屋子里空空洞洞，除了几个矮凳子和一张同样低矮的小桌外，就只有3床被子。一头黄牛每天早晚就在堂屋里进出。
叶君健想把房主培养成为一个积极分子，先把根扎在他身上，然后再由他去串联，带动一大片，这就是培训中说的“扎根串联”，是当时土动的重要步骤之一。
相对来说，房主的成分好，属于苦大仇深的范围，比较容易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但是房主的性格太温和了，也许是因为他过去没有田种，现在地方政府临时分给他一点地主的土地，他对生产的劲头，比去带头串联同样境遇的人起来搞斗争要大多了。
叶君健感到有些困惑，好在他所在的第二队队长、卫生部第一助产学校女校长左奇，她是一位来自老解放区的干部，她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左奇在邻村发现了一个“根子”，战斗性强，并且在她的培养下很快地成长起来了。因此这个小村的群众在邻村的那位“根子”的带动下，也就发动起来了。
叶君健的这位房主也积极起来，希望通过这次运动得到彻底翻身。房主毫无保留地提供了村子的一切情况。
这样一来，这位房主就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不安。
有一天，叶君健大清早起来，打开小柴草房的门，从门缝里便落下一个纸包。打开一看，发现是一封匿名信，揭发房主过去如何如何。
但是，土改工作小队对房主的过去、性格和为人，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了解，所以这些材料也没有起任何作用。
这使叶君健认识到，地方上明显的土匪虽然已经肃清，但潜存的反动势力并没有彻底肃清，到紧要关头就要出来反扑，斗争仍是非常激烈的。
很快，叶君健在队部汇报工作、交换情况和接受指示时，也逐步了解到，类似的情况在别的村里也有发生，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从这些情况中，叶君健得出一个结论，即地主和官僚相结合的反动势力，长年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心里对一直被踩在他们脚下忍气吞声的佃户或长工们起来拔掉他们的根，既感到恐慌，也深为嫉恨。他们想通过这种办法来动摇工作队和威胁农民。
这样，打击地主们的气焰，就成为土改刻不容缓的事情。经过多方研究，经政法部门批准，决定从地主之中揪出3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并土匪头子，提交群众公审。
审判一开始，苦大仇深的、长期受他们残害的农民，就纷纷涌到公审台前，指着他们的鼻子控诉罪行。
有的农民控诉得声泪俱下，有的孤儿寡母也要抢上前去，在这些作恶多端的匪徒脸上亲手打几个耳光。叶君健目睹了这次公审，而且站得离罪犯并不远。
叶君健虽然没有直接受过匪徒的摧残，但听到农民声泪俱下的控诉，他也不禁激动起来。再看到这些罪犯站着不动，一点惶恐和紧张的表现都没有，也让叶君健感到极端的愤怒。
有一个矮瘦的家伙，一边听，一边斜着眼睛盯视控诉者，偶尔还摇头，表现他对控诉的不满和否定。他这种玩世不恭的样子，更激起了叶君健的愤怒。
所以，当公审宣判这几名罪犯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时，叶君健也跟着群众一道，拥到刑场上去，亲眼看到这几个败类在人民法律面前的灭亡。
事后，在叶君健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疑问：打碎一个旧制度，让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获得新生，过上好日于，难道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带着疑问，叶君健回到房主家，夜幕已经降临。
当叶君健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同房主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他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答。他们吃的晚饭是中午剩下来的泡饭，里面有可以数得清的几粒米，只不过是添了点水。
为了有别于午饭，房主额外熬了一小沙锅芋头加萝卜。这芋头和萝卜就算是主食，他们蘸着作为“菜”的一小碗凉水、盐和辣椒粉吃下去。
当天晚上，叶君健有大半夜睡不着。他又想起了许多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他曾写过有关中国农民的长篇小说，但亿万中国农民的实质问题是什么？
直到这时，叶君健才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土地。在20多年后，叶君健写了《土地》三部曲，萌芽就从这里长出的。
参加大土改，让广大的知识分子转变了思想，并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劳苦大众，进而担负起改造社会，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满腔热情。
毛泽东关注知识分子改造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地应动员中上级干部和党内外文化工作人员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动员各地党内外知识分子，参加今冬明春的土改。
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均组织人员参加到土改工作队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先后组织中南土地改革工作团、西南土地改革工作。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梁漱溟，著名哲学家、北大教授冯友兰，著名作家阳翰笙、叶君健、郭沫若的夫人于力群等，均投身到土改运动中。
梁漱溟是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对于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乃至农民问题，最后建立一个新中国，他是持怀疑态度的。
1951年春，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梁漱溟便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
梁漱溟所在的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达四川。
梁漱溟说，他们这个团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于是，梁漱溟同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
梁漱溟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所在县的云门乡。晚上就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宅子里，白天则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乃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
在1951年5月23日的工作团员座谈会上，梁漱溟首先发言。梁漱溟说，这次报名参加的动机在考验教育自己，同时考察土改是否合法。同时，他还谈了一点新的认识。
梁漱溟说：
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经过斗争，人与人关系才能改变，人的本身才能改造。必须退押、反违法才能发动贫雇，发动贫雇就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是目的之一。
在深入土改的过程中，民主人士们发现，斗争地主时殴打、辱骂，甚至变换方法用刑十分普遍。干部为了早日斗出果实，一般不去制止。民主人士们在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法律之间，不禁陷入困惑。
章乃器等民主人士是赞成土改的，也认为革命斗争是剧烈的，但他不同意肉刑吊打，一直主张与地主“斗理斗法”，不赞成执行政策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此，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与一些领导干部意见不一致。
川东区党委对民主人士的意见十分重视。不久，秘书长赵增益传达区党委书记的指示：
对于地主，哪怕是激于义愤也不许打！
此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
我们与共产党的距离越来越短。以前土改中禁止打人的政策宣传不够，干部抓得太紧，包办代替，任务观点。
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在四川参加土改的工作在8月底结束。8月30日，工作团返回北京。
9月3日，毛泽东先后请章乃器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毛泽东反映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吊打地主导致人命等问题。
毛泽东对章乃器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自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9月3日晚上，毛泽东又约梁漱溟谈话。
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后，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说到这儿，毛泽东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不久，梁漱溟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梁漱溟在文章中说：
过去对共产党的朋友虽有好感，但思想见解却有很大距离。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的种种成功，夙昔的见解多已站不住，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
同时，梁漱溟还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清理，收获很大。
对梁漱溟来说，这是他解放后投身于思想改革运动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大文章。而参加4个月的土地改革，是梁漱溟自觉进行思想改造的直接动因。
1949年10月5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说：
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5年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8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上说：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这么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颇感到意外。只是对信中的“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
但是，经过30年后，冯友兰才开始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他说：
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5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极，幼稚之极。
1949年的冬天，北京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冯友兰和夫人任载坤都报了名。工作组一行有10个人左右。
他们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后转到卢沟桥及附近村庄，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土改工作。
工作组就驻在镇中一所小学里，生活和工作的条件极为艰苦，气温常在零下10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大，晚上人们冷得发抖，清晨起来，毛巾、牙刷都冻得硬邦邦的。吃饭分派在农民家里，一顿一户，叫吃“派饭”即付款。有时吃一顿饭，来回步行一二公里地。
小学无礼堂设备，每次村民大会都在室外小操场上开。冯友兰一站好几个钟头。他蓄有长须，雪花在长须上结成小冰珠，像一串串珍珠满须皆白。晚上还要到农民家“访贫问苦”，有时来回一二十公里，冒雪而去，踏雪而归。
土改工作结束后，工作组返校时，农民们都依依不舍，特地为他们准备了一辆小毛驴拉的车为工作组送行。
冯友兰与妻子都坐在行李车上，不停地向农民们挥手告别。
与冯友兰同去的有个叫刘鄂培的学生，是个湖南人，他自小在城市长大，从来没坐过驴车，更没见过小毛驴。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刘鄂培自告奋勇，挥鞭赶车。
一路上走得挺平稳。可是没想到，车过丰台时，小毛驴的犟脾气上来了，它突然转向马路的一侧狂奔。
刘鄂培一下子慌了，他大声吆喝着：“吁……停！”可小毛驴不但不听命令，而且还加速奔跑。只听得“轰”的一声，小车翻倒在路旁的小沟里。
刘鄂培赶快从地上爬起来，仔细一看，只见冯友兰和妻子都摔倒在杂乱的行李堆中。幸亏沟不太深，车上的人都没有受伤。
刘鄂培赶忙把两位老师扶起来，做好了接受严厉批评的心理准备。可没想到，平时说话有些口吃的冯友兰，这次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看……这个毛驴……不懂得湖南话！”大家一听这话，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到学校后，冯友兰写了一篇《参加土改的收获》。文中写道：
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份，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殊相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了我们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此后，冯友兰用自己后半生的时间，进行实践思考。在他95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7卷本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而参加土改正是建构这个哲学体系的萌端。
让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参加土改运动，给他们提供知情出力的机会，对于消除误解，增进共识，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参加土改活动，知识分子们普遍提高了认识，转变了看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结果总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