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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五、教育界的改造
- 马寅初说：“我们现在，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分清敌我，明确立场。不但要明确立场，而且还要站稳立场，向前迈进。”
- 毛泽东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 周恩来强调：“学习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
马寅初在北大提出思想改造
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红楼前面的民主广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欢迎马寅初校长到任，同时也是祝贺马寅初就任的庆典。
北大在沙滩的旧址没有礼堂，大会主席台设在民主广场南侧的学生大食堂门前的平台上，用块大幕布遮挡住食堂大门，挂上一面国旗作会场背景，显得十分简陋。
由于主席台上没有悬挂会标，北大摄影学会的周其湘从摄影的角度，觉得会场应有能说明大会主题的标志，建议赶制一条表示欢迎马校长的横幅，并主动承担赶制“热烈欢迎马校长”的红布横幅。
当天上午，中央和北京市的新闻单位没有派摄影记者采访这次大会。于是，北大摄影学会组织周其湘和其他几位会员，分担大会的摄影任务。
上午9时，大会开始。首先由教育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宣读政务院任命通知。接着，原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致欢迎词，并宣布校委会即日起撤消。
随后，文、法、理、工、农、医各学院代表分别致欢迎词，并向马校长献上鲜花。最后，马寅初校长讲话。
马寅初非常谦虚地说，这次他来北京大学赴任，是来学习的。以他的学识和办事能力而论，实在不配当北大校长。因为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切开风气之先。北大也进步很快，他这次来北大，可学习之处必定很多。
马寅初充分肯定以汤用彤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极大成就。马寅初说能否比得上校务委员会和汤先生取得的成绩，还成问题。
但是，马寅初又表示：
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只要全校师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发扬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学术成就，就不会令人失望。
马寅初还说：
诸位同学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同学失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任务，所以我今天不谈方针。
接着，马寅初以解放以来在各地视察的所见所闻，生动地讲了一年多来制止通货膨胀、财政收支平衡等十大物质方面的成就，又用实例谈到，比这些看得见的进步更大的思想政治等方面的五大进步。
马寅初认为，再过三五年，新中国的成就将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他谆谆告诫大家：
今天如不赶紧改造思想，将来不免追悔莫及。
马寅初还在就职演说中指出：
知识分子的改造，关系重大，能在旧学的基础上，架起新的建筑，成为有用的人才。反之，如果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从前所得的学士、硕士、博士，将被丢到废纸篓里。大家要奋起直追，努力改造，迎接大时代，保持北大作为最高学府的地位。
在演说中，马寅初以校长的身份，要求大家要“认清时代”、“明确立场”。
马寅初还说：
我们现在，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分清敌我，明确立场。不但要明确立场，而且还要站稳立场，向前迈进。
最后，马寅初谈到以后的“工作任务”。他说：
北大以后的工作，慢慢地与以前不同了。以前我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此后要为人民服务，尤其要为工农开门，教工农子弟与教资产阶级的子弟，性质不甚相同。我们要晓得工农的情绪、思想、作风习惯，而后方可教得好，否则收效不宏。我们不能再以资产阶级的一套原封不动地传给他们。
随后，马寅初以“教育者必自己先受教育”一语结束就职演说。
这篇讲话是一次生动的形势教育报告，话语间充满了对人民政府的热爱和敬仰，发自内心地赞颂新中国的进步和成就。就职演说是鼓励北大师生努力改造思想的动员报告，词义恳切、语重心长，实为肺腑之言。
马寅初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他是在1951年5月，经政务院任命，出任解放后第一任北大校长的。喜讯一经传来，北大同学奔走相告，欣喜万分。大家都知道，马寅初不仅是我国经济学的泰斗，而且他德高望重的人品更令人敬仰。
马寅初刚正不阿，在解放前，凭着爱国爱民的热忱，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猛烈抨击反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大胆揭露巧取豪夺、穷奢极欲的四大家族。
为此，马寅初遭到反动当局的残酷迫害。抗战期间被幽禁在贵州多年。马寅初的高风亮节闻名于世，出任北大校长实属众望所归。
在1951年6月，马寅初上任之后，首先感受到广大教职员工要建好新式大学的热情。但于此同时，马寅初也看到了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旧习惯所形成的阻力。
马寅初指出：
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
为此，马寅初决定，在全校教职员工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以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树立自觉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
1951年暑假，马寅初率先在北京大学设立“暑期学习会”，组织本校教职员学习40天，学习方法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马寅初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作为送给北京大学的见面礼，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
就在大家困惑不解之时，在8月1日，马寅初向北大教职工阐明组织这次学习的初衷。
马寅初说：
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处，也是为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
政府交给我们北京大学的任务，是做全国的模范，要建设新中国，北大要在大学中起模范作用，搞不好，对不起国家。北大是首都的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我想，北大的革命传统要保持下去，学生是进步的，教员跟着也要进步。你们怎么样？将来人一多，逼上梁山，你就非进步不可。所以，我们要学习，使主观思想与客观条件相一致。不要时代进步了，你的思想停止着。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维持你现在的利益，不向前进，是要落后的。坚持落后，就会变成反动，所以要学习，时代向前跑，你要跟着前进。一言以蔽之，这次学习是为了“使主观思想与客观条件相一致”，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暑期学习结果“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所得收益是出乎意料之外，思想未改者开始转变，已改者提高了一步。”马寅初后来说道。
周恩来肯定马寅初的做法
1951年9月3日，中央政府在怀仁堂召开政府委员会议。
马寅初借会后与周恩来交谈的机会，将他到北大后的感触，组织职员学习的体会，以及准备在教职员工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的打算，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陈述了通过政治学习以改造思想的想法。
马寅初还提出以北京大学为试点，学习效果好的话，可以普遍地加以推广的设想。
周恩来对马寅初举办暑期学习班，对北大教职员工进行思想改造的做法，表示赞同并予以鼓励。并嘱咐马寅初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上报。
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马寅初立即回学校，组织48位教员讨论有关这次政治学习的若干问题。
9月7日，马寅初将准备在全校教师中开展整治学习一事，向周恩来写了一份约1500字的书面报告。
马寅初在报告中说：
这次学习不宜限于职员，亦应推及教员，俾教员之政治水准逐渐提高，以与他们的业务水准相结合，则此后对于国家的种种建设，必有相当的贡献，可预料也。
在给周恩来的信中，马寅初还进一步提出请求：
北京大学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10位教师。
9月9日，周恩来对信及报告作了批示，并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胡乔木、钱俊瑞传阅。
9月1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转给他的这封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周恩来接受邀请到北京大学作报告，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策源地。
9月24日，周恩来约彭真、胡乔木、阳翰笙、齐燕铭、蒋南翔等人开会，座谈京津地区大学师生如何开展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问题。
在发言中，周恩来强调：
学习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
这次会议决定：
学校清理中层工作，中学不搞。大学今年只能选择典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以取得经验。北京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各大行政区也可选择典型进行。
这次学习的内容，北京大学应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清敌我界限，明确爱国主义立场，缩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并应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
9月24日当天，周恩来还主持了京、津20所高等学校教师学习运动的会议，亲自部署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内容和总体步骤。
周恩来明确指出：
这次学习运动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学习内容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确立工人阶级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学习方法是通过听报告、阅读文件，联系本人和学校状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的教师们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的报告，使师生们进行思想改造的热情高涨，其影响深远。
中央批转西南局的改造报告
1951年11月25日，教育部向全国教育系统发出通报，要求所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参照京津高校的做法，在教师中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级党委以及教育部门，纷纷召开了思想改造学习动员大会。就这样，由北京大学马寅初等人发起的，经京津部分高校试点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校中相继开展起来。
西南局为搞好教师思想改造学习，文化教育委员会在1951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举行第三次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学校教育工作和教育界思想改造问题。
会上，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楚图南，作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和文教界自我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楚图南指出：
今年教育中主要问题是若干教师思想上存在着“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和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在今年寒假和明年暑假，组织全区大、中学教师参加和参观土地改革。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前作有关教师思想改革问题的报告。邓小平指出：
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教师们要下定决心，克服各种障碍，而改造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敷衍态度或幻想“和平改造”都是不行的。
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扩大会议闭幕后，各校教师纷纷联系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开始作自我批评，并发表文章，说明自己认识到教师思想改造是办好学校的关键。
经过学习与改造，西南区教师学习运动取得了一些主要经验：
发动积极分子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与人为善的批评。教育行政领导干部，特别要以身作则，进行有教育意义的自我批评。
采用民主方法，提倡自由辩论，展开分析评判。这样易于暴露各种思想观点，便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
领导亲自作批示，各小组均有党员负责干部作骨干。这样就能够掌握情况与方针，引导会议正确地向前发展。
1951年12月19日，西南局将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召开的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学校教师的思想问题给中央并各省、市、区党委报告。
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在12月24日，以中央名义批转各中央局，并“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适当时机，有准备地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并要求各中央局：
仿照西南局的办法，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大中小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华北和东北是否还要开这样的会议，亦请华北局和东北局加以考虑。
与此同时，教育部还提出明确的教育方针，即必须严格遵循《共同纲领》，首先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其次是有步骤、有重点地帮助他们克服违反科学真理和人民大众利益的思想。
通过学习，教师基本明确了思想改造的目的、内容和意义，并对敌、我、友的划分有了初步的认识。
邓小平听取西南局改造汇报
1952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召集宣传、统战等部门负责干部及各大学工作队负责人，听取高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的汇报。
主持西师思想改造运动的西南局宣传部秘书长张非垢，在汇报完情况后，邓小平突然问他：“西南师范学院有个老教授吴宓怎么样？”
张非垢想了想，说：“吴宓？外文系的老教授。他比较顽固，群众提了许多意见，效果很差，最后总结没有通过。”
邓小平问：“没有通过？他有些什么大问题？”
张非垢翻拣材料，边看边说：“此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16岁入清华，美国留学生，是哈佛派……”
邓小平让他拣主要的说。
张非垢回答：“主要问题：第一，反对五四运动，从那时起就坚决反共。第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反动的学术思想流派‘学衡’派领袖。第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第四，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主张复古……”
邓小平语气平和地问：“一共有多少条？”
张非垢回道：“据群众所提，就是这些。”
邓小平说：“群众提了这么四大问题，你们作领导的怎么论断呢？”
张非垢说不上来。邓小平转问宣传部长张子意怎么看。
张子意说：“学校太多，我还没来得及分析。”
邓小平说：“我也没有分析，且按常识来看看这四大问题吧。”又问张非垢：“你看看材料，1919年五四运动时，吴宓在哪里？”
张非垢翻看资料后回答：“他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求学。”
邓小平说：
“好像有关五四运动的历史资料上，没有提过当时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留美学生出来反对过五四运动，这一条罪状不能成立。”
“《学衡》，你们不知道，我是亲自看过《学衡》的，断断续续，大概看到10多期，它是月刊，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是主编，不是主将。我那时的印象，它是综合性刊物，偏重文学，诗、词、小说都有，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介绍西方文学，好像并不像胡适、林语堂他们那样崇洋媚外。”
“他使用梁启超的文言文，好像也并不倡导复古。至于反对鲁迅，《学衡》出了几十期，我并未读遍，不敢断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学衡》出版于20年代，而鲁迅在我们党的长期影响之下，到左翼文联时期才成为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文化伟大旗手。”
“那么，20年代的《学衡》，即使严重反对了鲁迅，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那时就反对了无产阶级，反对了我们党。”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讲究时间、空间，脱离或混淆时间、空间，就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评价吴宓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五四运动时，吴宓远在美国，却要论证吴宓那时就同我们党对着干，岂不是脱离了时间、空间？我看哪，可以说吴宓思想落后，却不能把他论为顽固分子。”
“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事实，即吴宓进步的具体表现，他坚决留在大陆。要知道，以他的名誉、社会关系，他完全有资格及早飞到台湾去的。还有，他是很信任我们党，靠近我们党的。”
邓小平转问程子健：“不是你陪他来见我，反映过重要问题的吗？”
程子健点头称“是。”
邓小平：“我看你们给吴宓下的结论不大正确。”他转问张子意，“你觉得怎么样？”
张子意、程子健、任白戈首先称是。
邓小平又说：“这次高等学校搞民主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此，要充分考虑到高等学校的特点，知识分子的特点，要和风细雨，多推动、鼓励，要多树立自觉追求进步的人士，少抓落后典型。”
邓小平又说：
“像吴宓这样的学者，是文科领域的李四光，早在20年代，他就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就他的实际表现，并不落后，本来该树他为靠拢党、追求进步的典型，你们却搞反了，把他当顽固分子。把他树起来，可鼓舞一大片，而踏下去，则会挫伤许多人的积极性。”
“还有国际影响问题，要让资本主义国家看到，文史哲老牌学者、专家们，也一样拥护我们，自觉改造思想，并得到我们的信任和重视。”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张子意、程子健、张非垢等都争着发言检讨。
邓小平还说：“不必忙着检讨，还是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打个‘补丁’吧！”
会后，有关方面给吴宓打“补丁”。在西师党委书记方敬的多方奔走下，吴宓写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的文章，在1952年7月8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全文照登出来。
吴宓一时间成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先进典型，社会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不久，吴宓又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
吴宓得知这一切都是因为邓小平的重要指示而安排的，他激动地对人说：“1940年，蒋介石的文官长陈布雷来于右任私邸拜访我，执弟子礼，我避而不见。1947年，蒋介石大宴社会贤达，先托于右任致意，复3次专车相迎，我没有去，何以如此？就因我痛恨他们庸碌鄙吝，朝政腐败。如今共产党真了不起，毛公高瞻远瞩，中华民族振兴有望。从此，我皈依毛公之心虔诚寅敬矣。”
而吴宓对邓小平的仰慕和感激之情，更是与日俱增。
从1951年11月之后，教育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教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
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等学校教职员的75%，参加了这次学习运动。
这次学习活动有效地促进了教职员和学生思想的变化，推动了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中央指示文教部门开展三反
1952年1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提出：
文教部门也应和全国形势一样，全力投入进行“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指示》指出：
“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然后在回到原定的学习计划。
《指示》还指出，高校“三反”的方法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教师“洗澡”的任务。
早在华北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发后，京津高校就响应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向全国发出“增产节约和三反”的指示，开展了高校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3日，北京高校各自成立领导“三反”运动的组织机构，标志着高校“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1952年2月2日，北大校节委会根据上级的要求，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深入开展“三反”运动动员大会。汤用丹副校长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汤用丹说：
严重的贪污、浪费问题还没有彻底揭露出来，对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还没有深挖其思想根源，必须继续发扬民主，用群众的力量，坚决地不动摇地把运动搞到底。
汤用丹还说：
“三反”运动就是实际的思想改造，高等学校搞“三反”的目的是要将资产阶级思想挖一挖，不许再拿资产阶级思想来办大学。
动员会后，各院系领导亲自带领单位检查小组进一步检查经费项目，核对物资，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运动，对全校的重点单位和重点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2月22日至23日，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北大举办“北京市高等院校反浪费展览会”。
参展的高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协和医学院等10所高校。
展览会分“积压”、“损坏”、“思想问题”三个馆，展出这10所院校的物资积压、损坏以及资产浪费的突出事例，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同时，燕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还举办“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
展览会以许多无可辩驳的材料，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利用燕京大学侵略中国的罪行，以及过去所有在燕京的美国人的狰狞面目。批判美国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不仅是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心，而且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阵地。
京津高校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暴露了教师存在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为此，深挖思想根源，使资产阶级思想在高校无立足之地，从而确立工人阶级思想在高校的领导权。
195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大市委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对北京各高校下一步的“三反”运动作具体指示，强调：
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
1952年3月18日，北京大学工作组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了这一指示，并根据这一指示领导北大教职员工“下水洗澡”，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洗澡盆”大小根据教师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来决定。洗“大盆”的多是有影响的著名知识分子，特别是担任单位的领导职务，如校长等，就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
洗“中盆”的是中年以上、有高级职称或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如系主任等，即在全系大会上作检讨。
洗“小盆”的是一些年轻的、职称较低、历史较简单纯的教师，即在教研室或小组会上作检讨。
总体来看，京津高校“三反”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三反”运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
中央发出组织清理的指示
1951年11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出：
学校是培养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所有的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指示》还强调：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细腻的和艰苦的过程，必须首先实行重点试验，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进行。
根据中央的指示，高校教师在经过3个多月的“三反”和“洗澡”运动，彻底批判了教师中资产阶级思想，接着转入清理“中层”的工作。
北京高校最早开展组织清理的是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两校都在清理中没有逮捕一个人，登记教师和学生9人，在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后，就宣布解除了管制。
这一决定通过群众的广泛讨论以后，在全校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解除管制的人都纷纷感激地说：
过去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是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现在共产党对待一切失足者，则完全是采取改造、教育、挽救和爱护的态度。以后一定坚决地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
在忠诚老实运动中，学生比教员交代的快，可以利用空隙时间组织政治学习。
辅仁大学学生学习方志敏的遗作《可爱的中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对许多学生简直痛哭失声。
在忠诚老实运动的后期，燕京大学发动对校内最顽固的基督教属灵派“福音聚会”展开思想斗争。
斗争口号不是反对他们宗教信仰，而是批判他们宣传“世界末日快到”，散布“今夜中国将亡，血腥满地……”等谰言，这是对新中国的污蔑，有悖于中国人的立场。
这个斗争受到全校群众的一致支持，使“福音聚会”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内部发生分化。群众也从中受到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个斗争遵守有理有节的原则，在政治上给“福音聚会”以暴露和打击之后，即主动收兵。
中央认为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清理中层的经验是正确的。于是，中央批示各地高校清理中层工作要以这两所学校的经验作为参照，做出高等学校在“三反”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后，如何转入清理中层工作的计划和步骤。
同时，中央在1952年5月2日，针对高校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
《指示》规定：
组织清理工作必须坚持“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
交代历史应先从党、团员开始，动员党、团员带头，树立模范然后推及党外。
经过在高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以后，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被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地位被打倒。
各高校对教师与学生的政治情况有了充分的了解，党在学校中的威信大大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