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围绕使用原子弹的争论

部分研究工作已近尾声。科学家们现在有时间来讨论到底应当如何使用他们所研制的新式武器了。

这场辨论还是由西拉德引起的。6 年前，他曾与银行家萨克斯联名致信罗斯福总统请求研制核武器，现在，1945 年春，他又亲自出马撰写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论证对原子武器进行国际管制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可能就是在显示了原子武器的威力之后，导致美苏之间的原子军备竞赛。”阻止这一军备竞赛的唯一办法就是国际管制原子能，西拉德又一次请爱因斯坦签上了名字。

这份备忘录被送交罗斯福总统，此时罗斯福身体已十分衰弱，已没有能力考虑诸如此类问题。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但他对曼哈顿计划一无所知。

第二天，洛斯阿拉莫斯的保安新首领托马斯·琼斯在洛斯阿拉莫斯得知总统去世的噩耗，他放下电话冲出办公室，把这一惊人的消息告诉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当他将此消息告诉奥本海默后，奥本海默沉静了很久。他向琼斯谈到几个月前与罗斯福会见的印象。言语间表现出他对这位伟大人物衷心的钦佩。因此琼斯坚信奥本海默决不是那种背叛祖国的人。

在办公大楼的旗杆旁举行了追悼仪式。奥本海默作了简短的讲演，引用了古印度圣诗勃哈加瓦基达中的一段话。他充满悲痛，语调低沉，但听众深受感动并铭记在心。

月份，洛斯阿拉莫斯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

预计到 8 月 1 日可以制成一枚实用原子弹。格罗夫斯听后很兴奋，立即前往华盛顿向新总统汇报。

这是杜鲁门第一次阅读关于原子弹计划的详细报告。格罗夫斯详细介绍了发展原子弹的整个过程及准备如何使用它的设想。他指出，自 1943 年之后就已将日本列为可能袭击目标之一。当时有可靠的军方情报估计，如果使用原子弹，可以代替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样可以少牺牲100 万人以上。

杜鲁门为格罗夫斯的话动了心。实际上军方还有一种估计，即在日本本土登陆时要付出 4 万人左右的生命而格罗夫斯没有讲到。

美国随即组成了“临时委员会”和由康普顿、劳伦斯、费米与奥本海默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负责研讨美国对原子武器的未来政策。

1945 年 5 月 7 日清晨，科学家们引爆了 100 吨梯恩梯炸药，进行了“三一计划”的演习。在同一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洛斯阿拉莫斯的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个消息无异宣布了他们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与纳粹德国在发展原子弹方面进行生与死的搏斗，而是在为美国军火库研制另一种更为致命的新式武器。不过，大家仍然受到这项计划进展的顺利和涉及的精湛技术的鼓舞，继续努力工作。

很少有人像西拉德哪样富有远见，能够评价原子弹对于战后政治形势产生的深远影响。多数科学家的忧虑仅仅出于人道观念。人人都明白，必须尽可能快地结束对日战争。然而，除了用原子弹直接袭击日本外，有没有别的方法呢？例如，是否可以在使用原子弹之前事先以某种方式警告或者甚至进行一次威慑性演习呢？

月 31
日新成立的临时委员会和所属学术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也讨论了上述问题。奥本海默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成立学术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反映大多数科学家的观点，但奥本海默以及其他委员实际上多年以来早已习惯于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首先会上集中讨论在原子能计划的各种技术与实际工作的问题，接着讨论就转向一个棘手的议题：究竟是以突然使用原子弹的方式使苏联人震惊，还是事先通知他们？奥本海默表示，苏联在科学方面一直持友好态度，因此他认为应当争取最好的可能性，即与苏联谈判在原子能方面的未来国际合作问题。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支持他的观点，并认为事先通知苏联，甚至邀请他们参观试验并没什么危险，而且可能有助于消除美苏间的隔阂。但是由于总统代表詹姆斯·伯恩斯的反对，这个建议未获通过。

随后又提出了否能进行一次原子弹的威力显示而不必真正用于实战的问题。劳伦斯扼要地提出问题，奥本海默则深入探讨了究竟有无实际可能的其它方案。他表示不相信进行一次试验就足以使日本人承认这种武器的威力而放弃战争。不仅如此，如果在对目标进行袭击前就预先发出警告，也存在许多实际上的困难。例如，原子弹可能是一个未爆炸的哑弹；日本人可能将来袭的美机击落；也可能先把美国战俘送到目标区。也如果进行了一次威力显示而未能使对手恐惧而投降，则永远失去了使敌人在新武器面前惊惶失措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有一个未定因素：究竟原子弹造成的伤亡会不会比上次大规模空袭东京的伤亡更大？

根据奥本海默的这些意见，临时委员会提出三项重要建议：1.对日本使用原子弹；2.目标应是周围有居民区的军事设施；3.在使用前不进行任何预先警告。这样，奥本海默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自始至终地支持科学家们在对日使用原子弹的道义方面的主张，而完全从政治与战术角度上考虑了这个问题。

虽然政府的顾问们与科学家们都同样认为未加警告的原子弹袭击将对日本与苏联都会引起极大震动，但两者的目标完全相反，科学家们所担心的首先是这种震动的远期后果会引起军备竞赛。但这时奥本海默仍然不同意这种观点。西拉德在华盛顿遇见奥本海默，并向后者阐述了这种观点。奥本海默的回答却使人感到他根本没有看到这种长远的影响。他说：“你真的认为如果我们事先告诉苏联，然后再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苏联就会领受我们的好意了吗？”西拉德回答说：“他们无疑是会理解的。”

4 天以后，奥本海默参加了在洛斯阿拉莫斯举行的第二次学术委员会，康普顿对委员会当时的情况与他本人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作了如下描述：

“我们想到正准备在日本登陆作战的美国士兵们，理解到今后战斗还要牺牲多少美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命。我们决心尽一切可能，寻求一种使日本军国主义者能够信服，而同时又不牺牲生命的显示原子弹威力的途径。我们多么希望能找出这种方式啊！”

在洛斯阿拉莫斯这个恼人的周末期间，奥本海默的处境也是左右为难。“我一方面陈述了反对投掷原子弹的理由和担小⋯⋯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赞同这种主张。”后来他这样追述当时这种矛盾的心情。

对应否使用原子弹来结束战争这一问题能够真正看清楚并有发言权的一个人就是奥本海默，但当时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却并未参加争论，而只

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本人在以后曾公开对 6 月末这次学术委员会所表现的缺乏远见与政治上的勇气表示遗憾——而他的这种失败感中必然混杂着自己的悔恨：当时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能采取更多的主动，恐怕他比任何其他人都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去改变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