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葛洪的医学思想

道家把能得道成仙的人称作神仙，说他们可以长生不死，来去无方。早在汉武帝时，司马迁就在著名的《史记》一书中写道：“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但是道教继承了道家的神仙之说。汉末的方士托名刘向，写了一本

《列仙传》，二卷。记述了传说中的 71 名仙人，各附赞语，体例仿照刘向的

《列女传》。

葛洪在《列仙传》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一部《神仙传》，十卷。《神仙传》所录共 84 人。其中容成公、彭祖（传说颛顼帝玄孙陆终氏的第三子，姓籛

（ji1n）名铿，尧把他封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因其道可祖，所以称作彭祖。籛铿在商朝为守藏史，在周朝为柱下史，活了 800 岁）两条《列仙传》

已载，其余 82 人都是《列仙传》未载的。

其实，所谓“神仙”，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譬如说“彭祖”这个人，实际上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是江苏徐州一带一个古代部落或部族的名称，这个部落或是部族子孙相承，延续了 800 年之久。葛洪在《神仙传》中说，西汉的淮南王刘安跟八公（刘安的门客，有苏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八人，他们奉刘安之招，和诸儒大山、小山相与论说，著述《淮南子》一书）学神仙术，结果得道升天。实际上，司马迁早在《史记》中就记载：公元前 122 年，有人向汉武帝报告说刘安谋反，将刘安下狱，刘

安在狱中畏罪自杀。北魏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 527 年）在他的《水经注》一书中就依据文献记载，否定刘安得道升天的传说，认为传说是葛洪编造的。郦道元还根据《庄子·养生主》一篇中关于“老子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的记载，否定了老子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荒谬说法。虽然葛洪的《神仙传》一书价值不大，但是他撰写的医书《玉函方》和

《肘后备急方》还是很有价值的。

其实，中国古代的医学，最早是和神仙方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非常严肃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写的《史记·扁鹊列传》里，就有类似于神仙方术：司马迁说，扁鹊少年时期在故里做过舍长，就是旅店的主人。当时在他的旅舍里有一位长住的旅客长桑君，他俩过从甚密，感情融洽。长期交往以后，长桑君终于对扁鹊说他掌握着一些秘方验方，现在他已年老，想把这些医术和秘方传授给扁鹊，要扁鹊保守秘密，不可外传。扁鹊当即拜长桑君为师，并继承他的医术，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先秦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奇怪的是，长桑君突然消失了，原来这位长桑君是一位神仙。但是，扁鹊对巫术还是深恶痛绝的，认为医术和巫术势不两立，在他的治病信条中包括了“信巫不信医”这条戒律。

在中国古代的医学中，医方著作是医学宝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公元2—3 世纪，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张仲景（名机）曾经撰写过《张仲

景方》十五卷。张仲景的学生王叔和（公元 180—260 年），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与邹县之间）人，将张仲景的医方进行了整理。同时期的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华佗（又名华旉，字元化）也撰写过《华佗方》十卷。安定朝

那（今甘肃灵台）人皇甫台（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公元 215—

282 年）也撰写过《依诸方撰》。

在西晋“八王之乱”这一场大破坏中，天灾人祸，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不是死掉，就是流离失所，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葛洪除了非常热衷于炼丹术之外，也勤奋地钻研医术，他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古代杰出医学家。

葛洪在医学方面有很多成就。他著有《玉函方》一百卷，后来，这本书失传了。从他的自序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书是他在周旋于华夏九州之时，搜集的奇方、异方、遗方、逸方，经过他的精选而编集的。他把这些医方分门别类，根据轻重缓急重新进行了编次，整理为一百卷，起名为《玉函方》。葛洪又写了一部叫做《肘后备急方》的医学著作。这本书又名《肘后救卒方》。后代医家对这本书进行了整理，其中有贡献的有：

陶宏景（公元 456—536 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谥（sh@，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贞白先生。丹阳秣陵

（今江苏南京）人。他也是个道士，把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进行了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另外，陶宏景还自撰了《本草经集注》，分为七卷，著录药物 730 种，首创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杨用道，金代（公元 1115—1234 年）人。他把陶宏景的《肘后百一方》再度修订整理，更名为《广肘后备急方》，现在流传下来的版本，就是经过杨用道增订的。虽然《肘后备急方》已修订过两次，但是，从杨用道修订的版本上还能分辨出葛洪本人的医学成就。

葛洪虽然皈依了道教，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在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老方面非常投入，但是，在他炼制仙丹的过程中，由于他周旋于各地，看到了各地由于受到战乱影响，瘟疫流行的情况。特别是在他和民间进行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他深深感到，在民间，普通老百姓发生了疾病和传染病，常常因为缺医少药，而又没有简单易行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毙。所以，他下决心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籍。葛洪在他的《肘后备急方·序言》中，非常感慨地表示说，由于古代留传下来的一些经典医方，大多数卷帙比较浩大，有的竟多达一千卷，非常混杂繁重，而且很难得到这样的一部巨著；再加上这些著作中所选用的药材大多数都比较珍贵，一般的贫苦病人也买不起，所以，葛洪在自己所著的《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了各种单项的验方和一些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在迫不得已需要用药时，就选用一些乡村僻壤也容易得到，而且价格比较低廉，疗效比较显著的药物。有些一般性的草石类药物，到处都可以找到，根本不需要再到市场上去购买。

葛洪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撰成了三卷《肘后备急方》，经过后世陶弘景、杨用道等人的整理，增广为八卷。“肘后”的意思是指这本书可以随身携带在胳臂肘后面，“备急”的意思是指这本书主要是用于急救病人，仅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中国古代医学宝库中最早的“急救手册。”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流传到现在已经是 1600 多年了。他的《玉函方》早已失传，而这本《肘后备急方》却流传多年，而经久不衰，究其原因，根本的是因为在葛洪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的着眼于群众的医学思想。葛洪在这本书中，不仅用的是易得而且廉价的药材，还力求使用简便易行的治疗技术。

譬如，我国古代早就产生了针灸技术，但是，针术的专业性比较强，一般患者很难自己掌握，但是灸术（用艾叶等制成艾炷或艾卷，按穴位烧灼）比较简单，一般人都很容易掌握，所以，他不提倡用针疗法，只提倡用灸疗法。再如，人体的穴位非常复杂，名称也很难记，所以他对于施灸的穴位，一般不用穴位的专用名称，而是用“两乳间”，“脐下四寸”这样通俗地语言来代替，明确地提出施灸的大致位置。葛洪这种做法，使一般患者看了这本书之后，就可以自己掌握治疗疾病的方法，从而也就达到了葛洪撰写这本医书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