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时代

一八六九年的秋天，吉在连绵的雨中乘长途驿车返回了埃特尔塔， 他在这儿，在洛尔的身边，度过了他最后的一个暑假。这是一个充满忧伤的回忆的暑假，即使漫步在巨浪冲洗一切的沙滩上，他和洛尔也没能停止过谈论那位刚埋葬在鲁昂的湿土里的朋友。

暑假很快就结束了。吉将去巴黎上大学。洛尔还拿不准吉将来是不是能靠写作养活自己，所以，出于实际的考虑，他让吉去攻读法律。“至少，吉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律师。”她想。

长途驿车又载着这位法科大学生，在雨季刚过的泥泞路上，颠簸着朝巴黎的方向驶去。坐在马车里的吉却不是怀着一颗法律大学生的心接近巴黎这个大都会的；在他腿边放着的手提箱里，藏着厚厚的诗稿。这位刚满二十周岁的英俊青年，虽然阅历平平，却也经历了情欲的燎烤， 野心的压迫以及葬礼上的失落，这一切都刻在了他的年轻然而略显厌倦的脸上。

不过，当驿车终于沿着宽敞的石子路驶进喧嚣的巴黎的时候，某种陌生的然而具有巨大的诱惑性的气息立刻就把吉的那些忧郁的思想驱散得一干二净。此时的巴黎至少部分是豪斯曼的巴黎，如本雅明所说的： “在他的意图下，巴黎的四分之一也因此失去了它们特有的风貌。”高尔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这个时代的巴黎的速写画：“在蛋白石颜色的球

体中闪烁的煤气灯，吹动悬铃木的微风，从路上发出的吵闹声，出租马车和三匹马的公共马车车轮声，占据酒吧阳台的人群的嘈杂声，卖报纸的吆喝声，大时钟的钟声，口哨，奏着耳熟曲调的风琴声，流动商的叫卖声，路上阔步而行的脚步声，这一切都是大都会不间歇的无形大鼓动。”

这一切花里胡哨的表象下隐藏着路易·波拿巴这位“十分衰弱而又多病”的皇帝的一种更加衰弱而多病的理想主义，第二帝国的理想主义。那位策马驰骋战场的科西嘉人的这个侄子，可不比他的伯父，别说骑上马检阅一下御林军都会感到气喘，就是亲理朝政，也是一项负担，结果皇后干脆越俎代庖。大概法兰西尚未从滑铁卢的惨败中恢复元气，就被某种缺乏英雄气概的退守策略给涣散了。甚至第二帝国借以炫耀政绩的那些市政建设，也不过是对于街垒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恰如本雅明所分析的，“豪斯曼作品的真实目的是想保证巴黎城免于内战。”尽管五十年前的外国征服者的马蹄印还未被雨水完全冲去，尽管法国人仍不时地感到有一种耻辱感压迫着自己，然而，英雄的气质已随拿破仑·波拿巴客死圣赫勒拿岛而一去不返。就在法国人忘情于路易·波拿巴的不堪一击——不久将被证实——的理想主义的时候，普鲁士这个邻国却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治理下，悄悄地强大起来，像是一头蹲伏在法国边界上的巨兽，只等俾斯麦这位高明的驯兽师一扬手臂，就会腾空而起，使法兰西猝不及防。

吉在巴黎法学院注了册，住在蒙赛街。作为法科学生的吉对僵死的法律条文不感兴趣，一如他在伊弗托教会学校对宗教教条的情形，可他发现：法庭，却浓缩了人生的最为悲惨的形状以及人性的最为尴尬的处境。刚来巴黎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一桩凶杀案：一位名叫特罗普曼的司机残杀了一个农民之家的全家七口人。法庭在这年圣诞节刚刚过去六天，就判处特罗普曼死刑。令整个法庭震惊的是——人性居然残忍到变态的程度！——特罗普曼听完死刑宣判以后，竟还“风度翩翩” 地向旁听者故作姿态地鞠躬致敬！事隔不久，又一桩大案盖满了巴黎所有的报纸：路易·波拿巴的堂弟皮埃尔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了《马赛曲报》的一位记者维克罗·努瓦尔，迫于舆论的不可抗拒的沉压，这位亲王被关进了监狱。这已经不是独裁制的时代！“第四等级”（记者及其报纸）作为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往往象征着时代的良知，假若这个等级不被某种偏见攫获的话。莫泊桑从报纸上看到了某一种呼唤的力量，一种不形之于剑却比剑更有力的力量，他日后成为了一些报纸的时论专栏的专栏作家，正是因为这种考虑。

这是这位初来乍到的诺曼第人真正与真实的社会接触的开始，而巴黎正浓缩了真实的社会及其众生相。这种“接触”将赋予他日后的作品一种深刻和社会内涵，这是他替他的艺术向巴黎交的学费。

课后的时间，吉往往把它用在炽热的情欲的渲泻上以及孤独的宁静的阅读中。这是他性格中的两重性，一种不能以庸人的逻辑去解释也不能以登徒子的逻辑去辩解的性格。也许天才的最为精确的含义是对常人的官能的一种过度使用；奥瑙利·德·巴尔扎克曾解释道：“天才是人的病态犹如珍珠是蚌的病态⋯⋯艺术家无力控制自己。他在很大程度上受一种擅自行动的力量的摆布。”在那些出格的胡闹以及苦行僧般的磨

砺之下，必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使得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精神病理学几乎以“艺术家都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及其症状”作为解释一切艺术家的分裂性人格的依据。

莫泊桑在他炽热的肉欲之外，还有另外几种高贵的热情：对于良知的热情以及对于文学的热情。对于内心深处还有非物质性神祗供奉的人来说，即使存在错误，那么这些错误也只是一个正直人的错误。最可怕的乃是这么一种人：没有任何神祗可以进驻他的灵魂深处，而他却装作供奉了一些神祗。我说“一些神祗”，是因为这种伪善者是按刻下的需要而从他的神像陈列室里选择一个。这使人想起了“一个诺曼第人”（莫泊桑的一篇小说名），那个名叫玛蒂厄的乡下教堂的看门人。“所有的圣人，或者，几乎所有的圣人他都有。”莫泊桑说，“信徒们什么时候需要，他就什么时候去取出来。”以下一段可以当作隐喻来读：“您也知道，圣人都会治病，但是各有所长，绝对不可以搞混弄错。”

而吉的神祗却是不可替换的，它目前是在克鲁瓦塞。每当节日或者假日，吉就像一个最虔诚的信徒去望弥撒一样，腋下夹着诗稿，乘小火车前往克鲁瓦塞，那儿，日见肥胖的福楼拜正等他呢！由巴黎到克鲁瓦塞这段不算太近的路程吉日后将要往返多少回啊！只是，眼下，一场仿佛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他的这个朝圣之途，这样说吧，仿佛一夜之间， 法国的道路上都行进着开向东部边境的法国军队。

本来，法兰西与普鲁士这几年来一直为争夺大陆霸权而在外交上交恶，而俾斯麦却暗中想把外交上不能了结的事极力地拉到战场上去了结。法国的外交大臣格拉豪禀承皇后殿下的意旨，要求普鲁士王保证将来永不支持霍亨索伦王族侯选西班牙王，以使西班牙落入德意志的势力中，普鲁士王表示“无保留地”赞同法国宫廷的意思，可他拍给法国的电文却被处心积虑于引发战事的宰相俾斯麦篡改，使得这封电文读来仿佛是对法国宫廷的侮辱性建议的一个傲慢的拒绝，是对法国宫廷的一个侮辱。俾斯麦的心理战很快奏效：路易·波拿巴于七月十九日——这时已是一八七○年了，吉来巴黎已经一年——匆匆地、鲁莽地对普鲁士宣战。

看一看法国军队正式与普鲁士军队交火之前的那种华而不实的理想主义将是有意思的，这种闹剧似的理想主义不久成了法国战败的悲剧根源，也是第二帝国的虚张声势的大夏坍塌的原因。法国的陆军大臣勒伯夫将军气壮如牛地宣称：法国军队“连最后一个士兵护腿上的最后一颗钮扣都准备好了。”勒伯夫将军这句漂亮的话说明他很有文学素养，不愧为第二帝国的理想主义的浪漫家；不过，当他过分注意士兵护腿上的钮扣时，他却没有留意士兵手里是否有作战地图。波拿巴三世兴修了许多第二帝国为之陶醉的建筑，可却没有为他的军队印制几张新版的地图。当兵士们不知道他们此刻身处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开向何处的时候，战败的种子就已埋下了，尽管他们的肩上扛着沙斯波式后膛枪甚至刚刚研制的机关枪：“我们在哪里？普鲁人在哪里？”

在充满战争狂热的七月，吉被征召入伍。他被派往驻扎在鲁昂的勒阿弗尔军区第二师，在该师后勤处当一名文书。鲁昂属于二线战区，可离普鲁士并不远。

法国人是怀着教训一下俾斯麦这个傲慢的“普鲁士号”船长的轻松

心情出征的，他们行走的道路正是当初拿破仑的大军走过的道路。然而， 刚一交战，法国军队就在普鲁士人的炮击下溃不成军，倒拖着千疮万孔的军旗往本土溃逃。麦克—马洪元帅企图在色当这个小地方为法国挽回败局，何况，路易·波拿巴这位病弱的皇帝也在军中，大有御驾亲征的意思。可普鲁士的毛奇排列了五百门大炮，轮番轰击由十一万人组成的密密麻麻而又混乱不堪的法国军队。法国人挤在色当的凹地，无力还击， 只徒然地躲避着不时在他们中间炸开的炮弹。麦克—马洪很快就负了伤，而路易·波拿巴除了向逼近自己的普鲁士人交出自己的宝剑之外， 似乎已经无力组织任何突围。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传到鲁昂，而普鲁士军队象是传递这些消息的邮使，甚至直到迫近巴黎城下，许多消息不甚灵通的老人居然还以为是法国军队的凯旋呢（都德的《柏林之围》描绘了这种幻灭）！这说明法国人直到巴黎沦陷前夕，仍然抱着一种令人疑惑不解的乐观情绪。莫泊桑此时写给洛尔的一封短信也显露了这一点：“至于战争的前途，那是毫无疑问的：普鲁士人已经完蛋，再说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一举拿下巴黎，但是我们已在这里准备备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寄自里昂，八月二十七日） 尽管如此，莫泊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普鲁士军人！一次，莫泊桑所在部队奉命去一座森林——假若没有理解错的话，“森林”一词至少意味着“树”——狙击敌人，可到那里却发现那森林早在五年前已被砍伐一空。还有一次，他们接到紧急命令，在诺曼第的倾盆大雨——也就是莫泊桑在《菲菲小姐》中描绘的那种“一场诺曼第的大雨⋯⋯一场地地道道的鲁昂四郊这只法国尿盆的大雨。”——中行军十公里去切断一支斜插过来的敌军，结果这命令竟是讹传！战场上的荒谬感给莫泊桑留下了磨灭不了的印象，使他在作品中谈到法国军队的时候，多少带点讥讽或者揶揄的口吻。只是他对“个人的复仇”、那种源于一己的仇恨而对普鲁士人的复仇才赋予了一种英雄的色彩。

那次在倾盆大雨下进行的行军过后不久，莫泊桑所在部队也迅速地卷入了大溃退的洪流中。溃不成军的法国军队象乱蚁般地退向巴黎，接着穿城而过，退向更远的地方。“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 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外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这撤退的最后一幕刻在了莫泊桑的记忆里，只是他并未再跟随这些溃退到河对岸的队伍，他奉命送一封公函去勒阿弗尔，而脱离了自己那个已失落在溃散洪流中的部队。

莫泊桑徒步奔走了六十公里，总算把公函送到了勒阿弗尔的参谋部。然后，孤身一人的吉准备返回巴黎。当他徒步穿过遗弃着各式各样的军用物资的平原，朝巴黎的方向走去的时候，他不知道，第二帝国已被巴黎的市民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共和国”的临时权力机构， 然而，正如皮埃尔·米盖尔所说的，“九月四日成立的共和国十分脆弱， 这是一个早产的婴儿，而且还面临着普鲁士大炮的威胁，这个危险当然不算小。”这个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是朱尔·法弗尔——他曾夸大其辞地说：“我们决不让出我国的一寸土地，也决不让出我国要塞的一块石

头。”事隔半年，他却在弗里埃尔城堡和俾斯麦秘谈投降条件——另一位是甘必大，多年以后这位不很走运的政治家谈到艺术的时候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喜欢的倒是某种忧郁一点的风格。现在这个时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法国有很多创作还没有得到医治。”

长途跋涉的莫泊桑刚刚走进巴黎的城门，巴黎就被四面涌来的普鲁士人团团包围，以至甘必大以及另外两名政府要员只得乘坐热汽球离开巴黎，到外省去寻求援兵。

莫泊桑的父亲居斯塔夫那时正在巴黎，见到满身泥泞的儿子，便问： “你在诺曼第不是领教过普鲁士人的厉害吗？何以又自动地跑回这里来？”“诺曼第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争，那里不需要我。而这里将会有一场恶战。”吉回答说。

吉的判断又错了。巴黎并没有什么恶战。一个月后，饥饿而又恐惧的巴黎向普鲁士人亮出了白旗：巴赞元帅率兵十七万人向城外的敌人投降了，以便为阿道夫·梯也尔镇压迫在眉睫的工人起义保存实力。

巴黎的投降使莫泊桑绝望地离开了这座城市，返回了埃特尔塔小城，洛尔的身边。那时，普鲁士人也进入了该城，军刀碰在皮鞋上面直响。这对小地方的那些皮肤黝墨、满手老茧的下等人无疑是一个刺激。于是，在夜幕下，在旷野中，经常会有一些英勇的然而不留姓名的个人复仇。“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夫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 莫泊桑后来写道，“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在埃特尔塔，吉也是一个复仇者。他曾和另外一个硬汉手持勒福舍猎枪，在郊外的树林中寻找普鲁士人的小股巡逻队，只是，雪后的树林， 一片寂寥，没有人迹，连飞鸟都看不见。

是的，普鲁士人不见了，他们提前十八月撤回了本土，因为，国防政府已向他们缴付了足够的赔款，并将阿尔萨斯全省及洛林省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普鲁士。而摆脱了征服者的梯也尔政府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消除巴黎的革命火种。三月中旬，巴黎工人起义，并于下旬成立“公社。” 梯也尔像刚撤走的普鲁士人一样，重新包围了巴黎。在这个长期被围的城市里，经济生活等于零，因而，皮埃尔·米盖尔说，“就巴黎而言， 公社这一插曲仿佛是围城的继续。首都已被团团围住。它将很快地受到围攻。”

梯也尔的军队（“凡尔赛分子”）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进入了巴黎，开始了五月下旬的“流血周”。最后的战斗发生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墓碑之间。公社遭到失败。此后，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了。巴黎终于成了一座没有血性的城市。“感激涕零的共和派为梯也尔编织了花冠，然后一砖一瓦地为他重建被焚毁的宅第——‘新雅典’”米盖尔这样说。从此，巴黎已失去了它曾经有的激进主义，而供奉了保守主义这面白色的旗帜。

巴黎公社这段历史，莫泊桑并不是目击者，——那时，他还在埃特

尔塔海滨城。阅历并不算丰的莫泊桑几乎在日后的作品中没有谈及这一在他的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许出自他对工人阶级的尚不明晰的同情态度。然而，最为内在的原因却是：这个具有政治良知的作家在未弄清楚问题前是不急着表态的，也不会将他未曾感觉过的事件写于作品中。这是一种对于真理，对于艺术的忠诚。于·列那尔谈到莫泊桑时，说： “莫泊桑，他很少自白。他不说：‘我是真理的源泉。’”

一八七一年的七月，莫泊桑告别了埃特尔特，登上了重返巴黎的驿车。等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