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塘晚会

一八七九年对于莫泊桑来说，是在小职员与艺术家之间作出最后选择的一年。他来巴黎已经整整十年；除去法学院的一年时间以及战争的时间外，将近八年的时间，他是在政界里度过的，而这仅仅是为了生计。可是，当初，他是怀着文学的野心登上驶往巴黎的长途驿车的。当他的弟弟艾尔维偶来巴黎探望他时，望着官僚气刺鼻的办公室，这位诺曼第人低声说道：“呸！这些官吏。”又转向他哥哥，说，“不过，你也渐渐像他们了。”艾尔维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莫泊桑的痛处。“我在无形之中渐渐官僚化了！”这位“椋鸟诗人”几乎绝望地想。“办公牢房”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抑着他，逐渐地冻结他的创造性，并“一点一点地把我毁掉。”他这一时期的一封信这样写着，“每天七个小时的工作完了以后，我没法消除掉那种使我精神不堪其苦的劳顿。我想给《高卢人报》写点专栏文章，挣几文钱。可是办不到，一行字也写不出来。我真想扒在稿纸上大哭一场。”

只有那些同样被刻板化的职业像岩石一样压抑着的创造性心灵，才会理解这种“想哭”的冲动。天才困于事务中，这情形，就像野兽困于囚笼中一样，都是对本不受约束的一种“野性”的约束。

假若说莫泊桑不时地把受压抑的创造力发泄在过分的情欲上从而作为对压抑以及随压抑而来的郁闷的变相补偿的话，那么，在这沉闷的时刻，他也将更多的时间倾注在文学上。

莫泊桑通过福楼拜结识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诗人以及出版家，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左拉了。左拉自《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小酒店》于一八七七年发表后，他在巴黎文学圈子里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大师似的人物；当然，他那套被巴黎最狭隘的批评家当作靶子的自然主义理论， 也赢得了一些年轻的信徒，例如保尔·阿莱克西、昂利·赛阿尔。莱昂·艾尼克及乔治·卡尔·于依思芒斯。有人将莫泊桑也列入这一自然主义信徒名单中，因为莫泊桑不仅与左拉小团体从往甚密——左拉的梅塘别墅简直就是福楼拜在克鲁瓦塞的住处——而且，他日后的小说中也有自然主义的痕迹。可是，“痕迹”并不代表整体的风格；莫泊桑本人也拒绝承认从属于这一团体，换句话说，莫泊桑不承认自己从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在反驳对左拉的攻击时，莫泊桑说：“疯子才会攻击左拉，他是伟大的，不平凡的，代表世界的人物之一。”可他又与左拉那些狂热的信徒不同，不会因门派而模糊了判断力。他补充说：“不过，左拉的方法， 正如雨果的方法是艺术的一种不同形式一样，也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绝对的艺术。”在另一处，又说：“与写实主义及浪漫主义同样， 我也不相信自然主义的存在，这只是名词而已吧。”

尽管莫泊桑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游离者的位置，以便更好地观察一个事物的各个侧面，然而，他又不错过几乎每一个“星期四聚会”，—

—这是自然主义者们的一个文学聚会：每逢星期四的晚上，左拉还有他的五个崇拜者，一起在圣拉萨尔街和勒阿弗尔巷拐角的特拉普餐馆吃晚饭，讨论文学。这是一个天花板低矮得几乎碰着顾客的额头、阴暗得如同地窑的低级餐馆。于依思芒斯曾用一句简短的话描述过这个场所：当他用叉子叉起一块带血的肉片时，他说：“这是巴黎最肮脏的食物。”

对富裕阶级极度不满，因而也对左拉——他的著作虽屡遭卫道者的攻击，可是销路不错——不满的一位小说家雷昂·克拉第谈到左拉光顾的这类餐馆或者酒吧的时候，讥讽地说：“左拉最终会被人割断脖子的， 因为他为了作记录，经常国到低级酒吧，随便抓个人就要打听酒精中毒的事。”可是，这种低级场所却有一种魅力，隐藏在丑恶下的魅力，其他的人——那些“资产阶级”——是会在这恶臭刺鼻的场所前掉过头去的，可是，左拉的精神气质却是平民的，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只是一位设计师，而母亲呢，则是一个工匠的女儿，而且都是非法兰西血统。

正是左拉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自然主义作家才第一次发现丑恶的物象下的真实，而“真实即是美”。他的崇拜者之一的莫泊桑，日后在作品中也将不迥避浪漫派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些事物，例如“马粪”： “第二天，在明亮的冬日阳光照耀下白雪晶光耀眼。公共马车总算套上马，在门外等着了；一大群白鸽子，粉红眼睛黑瞳孔，厚厚的羽毛，昂首挺胸，一本正经地在六匹马的腿底下绕来绕去，啄着还冒热气的马粪， 寻找它们的食物。”

定期的“星期里聚会”不久便形成了被评论家称为“梅塘集团”的自然主义文学团体。它因左拉在巴黎西效新建的梅塘别墅而得名。可这五个青年人并不满足于仅在“小圈子里”讨论文学，而想把它的影响扩散开来。他们向盟主左拉提出举行一次公开宴会的建议，莫泊桑并保证劝说福楼拜出席，左拉表示赞成。一八七七年四月十三日的《文学共和报》对这次公开宴会作了风趣的报道。出席者除了“星期四聚会”的原班人马外，还有福楼拜、龚古尔及奥克塔夫·米尔波。这次公开宴会象征着“梅塘集团”的洗礼式。两年以后，“梅塘集团”终于推出这个团体的最初一本集体著作——《梅塘晚会》；而对莫泊桑来说，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个集子使自己“一夜之间”被全巴黎知道了。有意思的是，事隔多年以后，读者往往是从《羊脂球》才知道居然还有一本叫《梅塘晚会》的集子的。

莫泊桑在一八八 0 年四月十七日——也即《梅塘晚会》问世的第二天——给《高卢人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以文学的口吻谈到“梅塘集团” 的这次聚会。“有一年夏在，我们聚集在左拉的梅塘别墅。”这个幻想家回忆道，“我们坐好了，在沉沉入睡的田野的一片恬静中，借着明亮的月光，左拉给我们讲了战争的悲惨历史中的可怕的一页，它叫做《磨坊之役》。”

尽管左拉本人因高度近视而免于兵役，没有参加一八七 0 年秋季的那场战争，然而，作为征服者的目击者，他却不能忘记这场既可笑又悲惨的失败的战争。这个具有维尼斯及希腊血统的法国人似乎想要唤起法兰西民族对于十年前的这场失败的记忆，而在麦克—马洪总统的“爵爷们的共和国”之下，追忆战争的痛苦无疑是揭麦克—马洪统帅——一八七 0 年九月二日，在色当负伤的麦克—马洪随同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人投降——的伤疤。在高层里也许只有一个人仍对普鲁士人耿耿于怀，这就是那个乘热气飞离被围的巴黎去外省搬援兵的甘必大。皮埃尔·米盖尔在《法国史》中说：“甘必大时时想到对德国进行报复，要求建立一支能为法国服务的军队。”在这种暗藏的情绪下，麦克—马洪只得于一八七九年一月三十日辞职。麦克—马洪之后，一个“共和派的共和国”

粉墨登场。莫泊桑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抨击过这位总统“掠夺穷人”、“煽动同胞从事内战。”可见，这种对于失败的记忆并没有被抹去，而只是被意识压抑着。而左拉的“梅塘集团”却固执地让法国人回忆。

在梅塘别墅那个回忆战争的夜晚，左拉提议：“你们都经历过颠波的生活。大家一起来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怎样？必定是第一级的主题。” 谈到这本集体作品的形式的时候，他说：“每个人各写一篇四、五十页的中篇小说，都是独立的故事，把这些小说收在一起。印成单行本。” 至于《梅塘晚会》的书名，出自赛阿尔之口。左拉说这翻话时，他自己已有了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稿子《磨坊之役》，而于依思芒斯和赛阿尔的存稿里也有相同主题的稿子。假若莫泊桑、艾尼克及阿莱克西也能马上交出一篇，那么《梅塘晚会》便可大功告成。果然，没过多久，他们都交来了手稿。

莫泊桑曾简略地勾勒过这几部作品的轮廓：“于依思芒斯讲了一个毫无战斗热情的士兵的可怜遭遇的故事⋯⋯赛阿尔谈的是巴黎被围时期的事，他作了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艾尼克又一次给我们证实，人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是理智的，聪明的，而一旦他们聚成一群时，必然会变成粗暴的动物。——这可以称为人群陶醉。—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包围妓院和屠杀不幸的娼妓更可笑、同时也更可怕的事了。阿克莱西叫我们等待了四天，他没有找到适当的题材⋯⋯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贵妇人的滑稽可笑的轶事。这位太太收殓她死在战场的丈夫，却对一个‘可怜的伤兵’动了心——这个伤兵原来是位神父。”

莫泊桑没有谈到自己的作品朗读时的情形。艾尼克和赛阿尔却留下了一些记载：

最后的句子结束，恢复寂静时，吉注视同伴们的面容。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脸上，接着，他们全体起立，象对一位大师一样向莫泊桑表示敬意，以至久久无言。

“这是杰作！”赛阿尔最后说。

一八八 0 年四月十五日——这是莫泊桑值得纪念的日子——《梅塘晚会》问世。它有一个简短的序言：“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去领教各种各样的攻击、恶意和无知，因为而今的批评界已经向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证明。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公开肯定我们的真正的友谊和我们的文学倾向。”这是向批评界抛出的一只手套，而接住这只手套的不是别人，而是“梅塘集团”的一员——莱昂·艾尼克，他受左拉指示，匿名在报纸上对“左拉的党徒”加以攻击，而评论家几乎立刻落入陷阱。这是左拉的推销术。

《费加罗报》率先应战。它的一篇文章言辞颇为激烈：“在一篇少有的傲慢宣言中，这一小帮年轻人向批评界扔出了挑战的手套。《梅塘晚会》不值得批评界费一行的笔墨。”此话有点自欺欺人，然而它是出自该报的文艺评论家亚伯·魏尔夫的生花妙笔。《时报》却以格言似的笔调写道：“自命信仰左拉的这些年轻人，继承了他的自负，而非才能。”当然，巴黎的批评界并不都是些盲人。那位曾应“小蓝头”之约而给莫泊桑《往昔的故事》一剧写评论的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洞见：“人们将不知厌烦地一读再读《羊脂球》。”他是对的。另一位批评家也许要算对莫泊桑的才能了如指掌的第一人，他说：“莫

泊桑先生的《羊脂球》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莫泊桑先生——我曾在本报严厉对待过作为诗人的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散文家。”

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插曲是：当问及莫泊桑是否仍以“吉·德·瓦尔蒙”的笔名署在《羊脂球》上时，他笑着说：“对不起，这篇小说署名‘吉·德·莫泊桑’。”这让人想起了巴尔扎克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署真名的情形。爱惜自己名字的艺术家是爱惜他的艺术的。

经过批评界的这场适得其反的喧嚣，《梅塘晚会》的销路当然不错， 半个月内，居然再版八次，以至福楼拜闻讯后写信告诉莫泊桑：“我简直要嫉妒了。”不出一周，福楼拜收到莫泊桑趁着热劲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唯一的一本诗集，也是“椋鸟诗人”放弃诗歌创作的一个象征： 他此后再也没有写过一行诗了。这本《诗集》扉页上印着这几行字：“献给居斯塔夫·福楼拜，我衷心挚爱的杰出的慈父般的朋友，我最最敬慕的无可指责的导师。”这位在给甥女科芒维尔夫人的信中称《羊脂球》为“一部杰作”的“老头儿”眼泪汪汪地给弟子回信，说“你下星期就可以见到我了。”

这封信写于一八八 0 年五月三日。无论莫泊桑，还是福楼拜，都没有预料到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封信。

五天以后，当陶醉在成功中的莫泊桑下了班，沿着那条他做小职员时如此熟悉的街道轻盈地往住所走时，他被门房昂日夫人墓地拦在楼梯口，她递过来一个蓝色的电报信封：

“福楼拜脑溢血，无望。六点出发。”

电文由福楼拜的甥女卡洛琳·科芒维尔夫人签字。吉呆立着。过了许久，才知道得走了。他朝车站走去，在那儿与科芒维尔夫妇会齐，一起前往鲁昂。“伯父已经亡故。”科芒维尔夫人似乎并不悲痛地对吉说。

驶往鲁昂的列车在平原上穿行。莫泊桑的目光不时地落在窗外的景物上，落在塞纳河上。多么熟悉的景物呵！多么熟悉的塞纳河呵！—— 只是，此刻，他是带着怎样凄凉的心去看它们的呵！它们像是大地的遗物。马克·安德里曾说过：“吉一生不信上帝，但他心目中却有唯一的上帝，那就是福楼拜。”这位猝然倒下的巨人并没有在吉的心中倒下， 他屹立着，像一位圣父。是的，正是这位伟大的“父亲”的始终如一的关怀，才使莫泊桑从忧郁中走出。“抬起头来！”这位慈祥的老人对沮丧中的吉说，“总是忧伤烦恼有什么用？应该像个坚强的男子汉那样对待自己；唯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克鲁瓦塞到了。他们在忧伤中走向福楼拜的住所。面对因脑溢血而显得面部肿胀的遗体，吉感到一阵揪心的难过。他独自一人为福楼拜守灵，像一个最孝敬的儿子在他的慈父的遗体前。

在寂静的夜里，无数的往事纷至沓来，像蝴蝶一样在房间里无声地飘飞。他第一次乘驿车到克鲁瓦塞的情形，在福楼拜的书房里的情形， 福楼拜爬上勒鲁瓦的画室时的情形⋯⋯ 所有这些，都终止于眼前的尸床上，那儿，躺着一具尸体——这是一个残忍的事实。

吉忽然又忆起了几个月前的那场官司。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巴黎南面的艾汤普城的一份杂志《现代自然主义评论》刊登了莫泊桑的一首长诗，也就是《文学共和国》曾以《水边》发过的那首淫秽的诗，不过

换了一个题目，叫《一个少女》。艾汤普的检查院立刻向作者提出“有伤风化、有伤公共道德和宗教道德”的指控。慌了阵脚的吉赶紧向福楼拜求援，而这位上了年纪的大人物居然领命不误，在一八八 0 年二月二十一日的《高卢人报》上发表了一封长信。信中故作疑惑地写道：“这是怎么搞的，从前刊登在今已不复存在的一家巴黎报纸上的一首诗，一经外省报纸转载，就成了罪恶的东西呢？”这位辩论家接着就不再就事论事，而是在一般理论下为莫泊桑的色情诗开脱：“必须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就存在于艺术之中。’凡是善的，就是道德的；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切。”他继而以一个自然主义诗人——其实他并不是——的语气写道：“诗歌，像太阳一样，给粪堆撒上阳光。看不到这点的人，活该！”为几乎是骂街了。不过，效果倒是达到了：一八八 0 年二月二十六日，总检查官函谕艾汤普地方检查院：“我谨要求您结束这场诉论， 并作出不予起诉的裁定。”福楼拜在这场诉论中像一个用翅膀替雏鸡遮挡飞石的老母鸡一样，然而，几个月后，他竟这样永久地沉默了。

翌晨，守了一夜灵的莫泊桑站在花园的门口，像孝子一样，接受那些陆续从巴黎起来的好友的致哀。

天空浮着大片的云块。塞纳河在侧边潺潺流淌。出殡的行列沿着河岸往前走着。这时，刮起大风。云块在移动着，碰撞着；河岸的树木被风吹得直往地面俯下身去。这队身着黑色礼服的巴黎人——莫泊桑，左拉，都德，龚古尔，伊赛尔，夏庞蒂埃及柯培等——走在灵车的后面， 朝那弥漫着山楂树清香的山冈上的墓地走去。这块墓地埋葬着福楼拜的已故的父母及早夭的妹妹；不远处，是老朋友路易·布耶的坟墓。十年以前莫泊桑曾在这里为他的“诗歌之父”路易·布耶送葬，那时，福楼拜还站在他的身边；而今，莫泊桑又在同一个地方为他的“小说之父” 居斯塔夫·福楼拜送葬。这种触目惊心的联想使莫泊桑凄然泪下。“一切都是枉然，一切都微不足道。为什么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呀？”这句虚无主义的话是莫泊桑在几年以后探望又病又老的屠格涅夫——银发巨人已驼背弓腰了——后走下台阶时说的，而它的源头恐怕是在鲁昂墓地的凄凉气氛中。

大家围着已经挖好的墓穴四周。几束粗大的棕绳拦腰悬着棺木，把它缓缓放入墓穴。可是，棺木被卡在墓穴中了，放不下去。吉颤栗地望着这一凄惨的场面。龚古尔、都德、左拉都在这个场面前纷纷提前离去， 满怀忧伤。铲子将土铲起，洒在墓穴里面。

莫泊桑是在可怕的忧苦中离开克鲁瓦塞的。十年以后，当他再次沿着这条路线重返克鲁瓦塞时，他也到了短暂生命的黄昏。不过，在最终的死亡降临前，他，吉·德·莫泊桑，将与“孤独”作战。多么沉重的孤独啊！当莫泊桑回到巴黎的时候，他猛然发现那个曾覆盖着他的“父亲形象”没有了，他被直裸地置于荒谬的存在前，——他完成了成人式， 尽管是以极其凄惨的方式。在致科芒维尔夫人的一封信中，他有这样的句子；“我此刻尖锐地感到生活的无益、一切努力的徒劳、事物的可怕的单调，以及精神上的孤独；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种精神孤独状态中。” 这种虚无主义成了他看待人世间一切物像的态度，也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潜文本；这种虚无主义后来因与屠格涅夫——那时，这位银发巨人正在研究叔本华的空虚论，而赋予他的一些近作以某种悲观的苦涩味——的

更多的交往而有增无减。

虚无主义实际就是面对存在时的一种荒谬感，它是人在发滞的大地上拖着的一个身影，它直要到人最终倒毙在大地上那一刻止，才消失。莫泊桑此后作品中的小人物们都在存在的阴影下苟活着，没有激情，没有奇迹，有的只是——不幸，或者，一场空欢之后的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