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蓝花”的枯败

《一生》的最初构思是在一八七七年，而它最终完稿及问世，是在一八八三年。这之间有六年的时间间隔，而莫泊桑也是间隔地写作这部作品的。不过，间断的写作并没有使这部作品出现裂痕，——它完整地勾勒了浪漫心灵——荷尔德林曾把这种心灵的憧憬喻为“蓝花”——在一个世俗化时代的命定的轨迹。

然而这个主题却并不是一八七七年以后的主题，而是这个世纪初期的浪漫派们的一个主题，一个斯塔尔夫人或者夏多布里昂笔下的主题；在那个时代，时代的恐怖景象压抑了才子们在仕途上的任何一点热望，而将他们驱向了大自然，这受伤者的家园。一旦肉体被羁压在时代的阴影下，那心灵必倾向于逃离，倾向于梦幻般的飞升。所以浪漫派才子们的梦幻，无论多么令人心旷神怡，那也只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

—囚徒的梦。

如果说一八七七年以后的巴黎——工厂的烟囱开始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它的各个角落，正如莫泊桑描绘的，“朝向广阔的天空竖起千百根浓烟滚滚的烟囱”，更不用说十年以后修建的高入云端的埃菲尔铁塔了：它们象征着工业文明的一种野蛮的力量正污染着田园乐观主义的天空。——已经不适合于浪漫心灵栖居了，那么，莫泊桑却在外省，在纯朴得如同原始场景一样的外省，找到了这些脆弱而敏感的灵物得以栖身的地点了。不过，莫泊桑不仅仅选择了外省作为这个故事的场景，而且，在时间上几乎往前推了六十年，变成一八一九年。这离一七九三年只有二十多年。而勒培奇·德沃男爵，一个“非常崇拜卢梭，热爱大自然、原野、树林和动物”的贵族，却对一七九三年所发生的事件——雅各宾党人的专政是从先砍掉路易十六国王的脑袋开始的——本能地怀有反感，这种对断头台的反感易于导致对各种暴政的反感。但善良的德沃男爵并没有看到，正是埋藏在卢梭哲学里的种子才导致这接二连三的事件；出乎这位爱好和平的浪漫派哲学家意料的倒不是这粒种子的萌芽，而是——它是在血雨浇灌下的萌芽。

不过，德沃男爵仿佛特意要向这个恐怖的时代展示卢梭哲学的另外一个场景似的，他用最纯净的雨水，浇灌着他的女儿——他把她送到了圣心修道院，让她在那里过严格的幽禁生活。他不知道，修道院只会培养一些娇嫩、苍白而又高贵的植物，而它们是抵卸不了时代的厉风浊雨的。小说的开篇便描写了一个雨天，“低沉的、蓄着雨的天空仿佛裂了缝，把水倾泻到大地上，使泥土变为稠浆，糖一般地溶化了。”也就是在这一天，男爵的女儿，约娜，离开了修道院。当她乘着马车重返白杨山庄时，这多少有一种象征意味，即：这棵高贵的植物已移栽到“社会” 这一块并不肥沃的土地上。那么，约娜具有哪些实用的知识，可以保护自己呢？我们来看一下德沃男爵的教育计划便能略知一二：“他希望在她十七岁上把她接回来时仍然是童贞无邪，然后由他自己诗意地来灌输给她人世的常情，在田园生活中，在丰饶和肥沃的大地上来启发她的性灵，利用通过观察动物的相亲相爱和依恋不舍来向她揭示生命和谐的法则。”这是一个过时的卢梭的想法。而对约娜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卢梭这位男性哲人，还有一位杰出的女子，斯塔尔夫人，约娜的母亲——她

是斯塔尔夫人《柯丽娜》的崇拜者——把这位才女的一些浪漫主义爱情哲学传授给了她。

一个把卢梭与斯塔尔夫人融于心灵的单纯的少女，乡野的美丽景致，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这些，就足以构织一个浪漫派们梦寐以求的家园。莫泊桑在这幅既宁静又幸福的画面上不厌其烦地抹上一些绚丽的色斑，他像一个老练的浪漫派那样描绘着自然景物，使人想起夏多布里昂描绘密西西比河时的渲染倾向。

不过，这幅宁静的画面之下，却隐藏着一种骚动，一种本能力量初醒时分的骚动。“象这明净的夜晚一样，在她心中也充满了细声密语；象在她周围的夜行动物一样，无数仿徨的欲念都突然在她心中蠕动起来。象有一种吸引力把她和这充满生命的诗境融合在一起了⋯⋯于是，她开始幻想起爱情来了。”那么，这个除了父亲之外，几乎没有见过其他男人——更不用说同龄的男子——的纯洁无邪的处女，她内心中的爱情企盼，倒底具有何种形式？可以说，这种企盼是一种尚找不到目标的投射，一种投射在自然景物上，接着——如果恰巧这时有一位同龄男子神采奕奕地迎面走来的话——投射在这位陌生的男子身上的爱情，一种让修道院剥去了其物质性的精神之爱。

她的那位淌着泪读《柯丽娜》、带着胖人才有的那种沉闷的胸音唱着贝朗瑞的歌谣以及一连几个月耽读司各特的作品的母亲，男爵夫人，以一种家庭氛围似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在女儿约娜心灵上撒下一些感伤的浪漫主义种子。莫泊桑是这样描写这位患心脏肿大症的贵妇人的：“当她的身材一天天肥胖起来，她的灵魂深处象是愈来愈充满了诗意；过度肥胖的身子使她离不开靠手椅时，她的思想却飘游在种种浪漫故事的情节中，而她设想自己就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完美，完全是一幅浪漫主义的宁静而又充满诗意的图画。

不久，“一个高大标致的年青人”，德·拉马尔子爵，带着引诱者常有的那种既懒散又潇洒的魅力，走入这幅浪漫图画，——不过，他只是一个伪浪漫主义者。他的那种既让客厅中高傲的美妇人心乱、又使街上头戴便帽手提篮子的贫家女儿顾盼的眼神，无疑正是一个老练的引诱者的眼神；这种眼神“象是出于偶然，常常和约娜的眼睛打个照面；这突然扫射过来而顷刻又避开的目光，在约娜心里挑起一种极不寻常的感觉。”

约娜曾在梦幻中虚构过一个抽象的男人，一个象雾气一样隐隐约约的形象；而今，这个男人就站在她的面前，不久，又向她提出求婚了。一个物质性的实体，而不是一个精神性的虚影，——这是结婚之时约娜难以适应的一个事实，而她，作为妻子，——既然习俗对男人说：“你获得了这个权力。”——又不得不在惊恐与厌恶中被于连·德·拉马尔子爵，她的丈夫，占有。对于约娜来说，粗暴的初夜夺去的不仅仅是修道院的童贞，而且，更实质的，也是某种浪漫的憧憬。这种憧憬的回光返照也许是那一段蜜月旅行。正是大海的变幻无穷的景致，兀立于海面的海岛，从悬岩的山洞中振翅飞出的苍鹰⋯⋯所有这些浪漫派的诗作及司各特的小说提供的场景，突然涌到了约娜的敏感的浪漫心灵前，以至这位纯洁的女子有点夸张——但很可爱——地叫起来了：“科西嘉！那

里的丛莽！强盗！山岳！拿破仑的故乡！”这时的约娜简直有点象梅里美笔下的那个丽第亚小姐，她对土匪出没的高斯的兴趣要比一条漂亮的丝带兴趣更浓。

蜜月旅行归来以后，真实的生活开始一点一点露出丑陋而又冷漠的面目。“如今，温柔的蜜月已成过去，摆在眼前的，将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它把无限的希望之门关上了，把不可知的美丽的向往之门关上了。确实，再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日常生活的一切琐琐碎碎，一切每天例行的简单而平凡的事务，把她牵挂住了，“她慢慢在生活中习惯于听天由命，就象有些水使水壶逐渐积起一层水垢一样。”对生活失去了幻想，－种对于远方的幻想，她的心情逐渐变得忧郁。

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泊桑离开了浪漫主义的一般轨道，即以非物质性的原因作为幻想之花——蓝花——枯谢的原因；他以现实主义眼光的透视到作为“蓝花”的呼吸空气的氛围，已被物质因素污染，而于连只是这种物质性的一个象征。即使在前一部分的浪漫主义的描写中，莫泊桑也并不象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那样，只去关心令人灵魂飞升或者感伤的东西；有时，他的笔触显出一种自然主义的直率，把床第间的私事以及约娜的感受记录下来。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淫癖，而是在人性的更深刻的层面上剖析理想幻灭的原因。而文雅的浪漫派是断断不敢这样做的，浪漫派碰到一些在他们看来难于启齿的东西——例如女人的内衣—

—时，要么蒙混过去，要么给它们起一些文雅的代号，所以“内衣”就成了“小衣服”，而失去了这个词本有的一种性的色彩；不过，莫泊桑却剥去了作为文明象征的衣服，因为，在他看来，约娜的幻灭，正是因为一种赤裸裸的物质性对于一种文雅化了的精神性的征服，它剥去了幻想的艳饰，而将空壳当作唯一的价值，——因为它才是真正有用的，正象于连衣袋里叮当直响的钱币一样。总之，一句话：它吹散了浪漫主义的蓝花的馨香。这是勃兰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隐喻。

没有必要详细记载约娜在白杨山庄的日常事物。她陷入了一种象泥浆一样粘稠的物质性中，除了偶尔还有一些带忧郁色彩的幻想外，真正的内心憧憬已经寂灭。她试图在儿子保尔身上寄托某些渴望，可他只是一个浪子，完全像他的父亲于连·德·拉马尔。顺便提一下：这位于连在一次私通中，被那个嫉妒的丈夫推下了山坡，摔死了。

紧接着，在她母亲的尸床边，约娜又发现了一桩埋藏了许多年的隐情：她的母亲，男爵夫人，曾是另一个男人的情妇。

小说的最后部分又回到了小说开初时的一个类似的场景：年老的约娜偶尔打开一个木箱，里面装满了旧日历。她把它们摊在桌上，试图回忆一下往昔。“于是，她哭了。面对展开在桌上的她自己凄惨的一生，她默默地流着沉痛的眼泪，一个老妇人伤心的眼泪。”

在她登上马车、离开作为伤心之地的白杨山庄的时候，这个经历了梦幻以及幻灭的全部心理历程的老女人，似乎变得宁静了，听天由命了。

生活无非就是这样，正如她最后自言自语的那一句话：“您瞧，人生从来不象意想中那么好，也不象意想中那么坏。”这似乎是老人的一种智慧，一种抹去幻想因素的现实的智慧。“蓝花”枯败在这种智慧里，这种智慧在一八四六年以后成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智慧。这本书是在这个

年份上结束的；而在这一年，远在巴黎，一种反对停滞社会的抗议运动正在酝酿之中，青年们狂热地读着圣西门和傅利叶，米什莱则发表了《人民》，指出工业革命已经误入歧途，必须找到一条保卫人的尊严的道路。这种抗议运动多少有点徒然，因为它几乎是浪漫主义的口号在工业革命的隆隆的机器声中的一个被掩盖的回声，——约娜的幻灭正是同样一种精神幻灭的象征。这一年约娜从巴黎接来了小孙女儿，那个集资产阶级各种特征于一身的投机者保尔的女儿，而象征性地接受了路易·菲力浦治下的银行家政权时代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