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谋略——阴阳燮变
阴阳学说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阴阳的哲学含义,就是代表矛盾对立的双方,古代军事指导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用阴阳来划分。
阴阳在古代军事上所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按照传统的说法,柔、暗、后、奇、虚为阴;刚、明、先、正、实为阳。此外,五行作为阴阳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在古代军事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黄帝和风后首创八阵兵法
相传黄帝在位的时候,南方有一个九黎族的首领名叫蚩尤,十分强悍。传说他有81个兄弟,全是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的是沙石,凶猛无比。他们还制造刀戟弓弩各种各样的兵器,常常带领部落的人侵掠别的部落,更是多次进犯中原。
黄帝遂顺民意,征召各路诸侯兵马讨伐蚩尤。
黄帝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能飞,能从口中喷水,他一上阵,就飞上天空,居高临下地向蚩尤阵中喷水。刹那间,大水汹涌,波涛直向蚩尤冲去。
蚩尤忙命风伯和雨师上阵。风伯刮起满天狂风,雨师把应龙喷的水收集起来,反过来两人又施出神威,刮风下雨,把狂风暴雨向黄帝阵中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黄帝大败而归。
不久,黄帝重整军队,重振军威,再次与蚩尤对阵。黄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这次施展法术,喷烟吐雾,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罩住。黄帝的军队辨不清方向,看不清敌人,被围困在烟雾中,杀不出重围。
在这危急关头,黄帝灵机一动,猛然抬头看到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他便根据这个认定了一个方向,这才带领军队冲出了重围。
就这样,黄帝和蚩尤一来二去打了70多次仗,结果是胜少败多。为此,黄帝忧心忡忡,日夜盼望能有贤哲辅佐他,以灭蚩尤。
有一天晚上,黄帝做了一梦,梦见一场罕见的大风,把大地上的尘垢刮得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清白的世界。
黄帝惊醒后,自我圆梦,心里暗叹:风,是号令而为主;垢,是土解化清,天下难道有姓风名后的人吗?于是,黄帝便四处访寻这个人。功夫不负有心人,黄帝终于在海隅这个地方找到了风后。
风后是八卦创建者伏羲氏的后裔,洞悉世间万物中的阴阳之道。伏羲氏后代曾经建立风国,后世以国为姓。
风后做了黄帝的第一任宰相,后人称他为“开辟首相”。风后受命黄帝,整顿军事,设置营垒,军队在山上把守关隘,在河边把守渡口,在陆地把守要冲,把军队治理得井井有条。
黄帝见时机成熟,就在冀州重新与蚩尤开战。结果初战失利,只好率兵退守至位于今河南密县刘寨乡的黄帝宫,在这里练兵讲武,打算训练一支超强的军队。
在黄帝宫,黄帝拜风后为师,并与风后研创了八阵兵法图。八阵图与阴阳五行、八卦相连,因此,精于此道的风后又著有《握奇经》兵书,用以解释和说明八阵兵法图。
《握奇经》以天地风云四阵为正,龙虎鸟蛇四阵为奇,四正四奇总为八阵。大将居阵中掌握机动兵力,即所谓“余奇”之兵,称为“握奇”。
《握奇经》指出:“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布阵用兵,要根据“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和兵力多寡等情况,灵活运用。
布阵时,先由游军于阵前两端警戒;布阵毕,游军撤至阵后待命。作战时,四正与四奇之兵与敌交锋,游军从阵后出击配合八阵作战,大将居中指挥,并以“余奇”之兵策应重要作战方向。
黄帝得到八阵图和《握奇经》后,信心倍增。为了彻底打败蚩尤,黄帝决定跟蚩尤进行一次决战。黄帝按照八阵兵法图布好阵容,并特意召来女儿女魃助战。女魃是个旱神,专会收云息雨,平时住在遥远的昆仑山上。
两军对阵,黄帝下令擂起战鼓,那80面牛皮鼓和夔牛皮鼓一响,声音震天动地。黄帝的兵听到鼓声勇气倍增;蚩尤的兵听见鼓声丧魂失魄。
这时,黄帝又令应龙喷水。应龙张开巨口,江河般的水流从上至下喷射而出,蚩尤没有防备,被冲了个人仰马翻。
蚩尤也急令风伯掀起狂风、雨师洒下暴雨,向黄帝阵中打去,只见地面上洪水暴涨,波浪滔天,情况很紧急。这时,女魃上阵了,她施起神施,刹那间从她身上放射出滚滚的热浪,她走到哪里,哪里就风停雨消,烈日当头。
风伯和雨师无计可施,慌忙败走了。黄帝率军追杀上去,蚩尤大败而逃。后来被黄帝捉住,除掉了这个屡犯中原的罪魁祸首。
黄帝打败蚩尤后,诸侯都尊奉他为天子。他带领百姓,开垦农田,定居中原,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根基。
黄帝与风后研创的八阵兵法图,后来在密县云岩官遗存中被人们发现,这是我国最早的军阵图,名为《风后八阵兵法图》。
云岩官遗存中还发现了唐人独孤及的《风后八阵图记》碑,碑文详细记载了黄帝战蚩尤而不胜,退而与风后研创八阵图的事迹。
据碑文记载,《风后八阵兵法图记》共分9幅,一幅为八阵正图,其他8幅为8个阵式,即天覆阵、地载阵、风扬阵、云垂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和蛇蟠阵。碑文还详细记载了八阵的推演方式:
凡推八阵,始于队伍。所以五人为伍,十五人为队……八队为一阵,有四百四十人;八阵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为小成,可变为两阵也;八部为一将,有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人,而为中成,八阵齐可变也,终于六十四卦也;八将为一军,有二十二万五千二百八十人,而为大成。
这些记载说明,黄帝得到了八阵图,就根据战争的规律,制成了兵法和作战要旨,训兵练武,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
《风后八阵兵法图》是黄帝和风后的军事理论的体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风后八阵后,春秋之初的郑国使用的鱼丽阵,在军事史上更具有开拓之功。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蔡、卫、陈三国军队伐郑,郑庄公使用鱼丽阵,把周桓王亲率的三国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在战役中还射中周桓王肩膀,使周桓王落荒而逃。
通过这场决战,郑庄公使周桓王的威信彻底扫地。从此,周桓王失去了天下共主、号令诸侯的地位,郑庄公奠定了称霸中原的基础。
到了秦汉时代,项羽得了八阵兵法的奥妙,在率军作战中所向披靡,节节胜利,曾称霸于西楚;黥布在作战中运用了八阵兵法,曾称王九江;汉武帝运用黄帝八阵兵法,北方平定了匈奴,南方降伏了两广地区的瓯越,东方收服了秽貊,西方开拓了大夏,建树了赫赫战功,将汉朝推至全盛时期。
三国时期,诸葛亮又将黄帝、风后八阵兵法推向新的高度,在战争实践中,使八阵图有了新的发展,曾为三分天下立下盖世之功。
诸葛亮功绩卓绝。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观八阵图》诗中指出:诸葛亮的八阵图是根据黄帝和风后的八阵兵法而创造的,是“上略和神机”的结晶,他写道:
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
意思是说,黄帝杰出的谋略和诸葛亮高妙的智慧相结合,使诸葛亮在军事上取得名垂青史的辉煌成就。
宋仁宗庆历年间的1043年,枢密使曾公亮专程到黄帝宫考察《风后八阵图记》碑。他在黄帝宫留宿七日,深读细研碑文,将此文收录于他主编的北宋王朝军事巨著《武经总要》。
由此可见,《风后八阵兵法图》堪称我国军事史上的奇迹。它不仅为黄帝在中原的活动提供了有力证据,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兵法有着重大的意义。
【旁注】
九黎族:黎民又称为凤民,是古代居住在南方民族的一个总称。据说九黎族首领蚩尤统一南方后,取天盈之数,将其分治为九黎,并成为雄霸南方的军事蛮族。膨胀了统一天下的野心。由于在征服其他种族的时候,多威猛,少仁德,所以九黎在被黄帝蚩尤战败后纷纷离心,种族力日见式微。
宰相:也称丞相。是我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宰”的意思是主宰,商朝时为管理家务和奴隶之官;周朝有执掌国政的太宰,也有掌贵族家务的家宰、掌管一邑的邑宰,实已为官的通称。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但只有辽代以其为正式官名。
遁甲:起于《易纬·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据说其法以十干的乙、丙、丁为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为六仪。三奇六仪分置九宫而以甲统之,以为趋避,故称“遁甲”。奇门遁甲是《易经》最高层次的预测学,其揭示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最为深奥,最为精确实用。
女魃:亦作“女妭”,是我国古神话中的神仙。传说,她在山中采集日、月之光,练就赶雨驱风之术,曾云游各地,驱赶暴风淫雨,拯救百姓。她从昆仑山上赶来帮助黄帝攻打风伯、雨师,也耗尽身上功力,再也飞不上天空,只好留在人间。传说她居住在北方,所以,北方经常缺雨少水。
独孤及:唐朝散文家,字至之,河南洛阳人。他与萧颖士齐名,为古文运动先驱作家。他以儒家经典为学习方向,宽畅博厚,长于议论,用意在立法诫世,褒贤贬恶,不徒以词采取胜。所作如《仙掌铭》《古函谷关铭》《琅琊溪述》《风后八阵图记》等,有古风格。
鱼丽阵:古代战阵名,属于进攻阵形,攻击力高,防御偏弱。此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分作若干鱼鳞状的小方阵,按梯次配置,前端微凸,属于进攻阵形。
瓯越:亦称“东瓯”,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族称,原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原始民族越族的分支,是“百越”的重要组成部分。瓯越的地域包括今浙南的温州、台州、丽水等地。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但自然环境和区域组合仍承传下来而成为地域的历史特征。
秽貊:是我国东北的古老的民族,又称貉、貉貊或藏貊。濊貊族是由濊人和貊人汇合而成,以农业城栅为特点,不同于游牧族。濊貊族早在西周时代,就是周王朝的臣属国。后来在东北地区建立政权的夫余和高句丽,就是在融合濊貊等东北区域民族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大夏:是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首次提及的西域古国之一,其居民可能是印欧人种的东支,塞种人的一支。据《史记》记载,大夏国都是蓝市城,居民人数达一百多万,以务农为生,善于经商,兵力薄弱。
枢密使:我国古代官名。这一职务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迅速上升,“权侔于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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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宫又名云岩宫,位于郑州西南35公里处,新密东南刘寨乡境内。曾是轩辕黄帝建宫筑殿、练兵讲武、研创八阵图的地方,至今还有养马庄、仓五村、拜将台、宫殿、轩辕门、讲武门等古建筑遗迹。
黄帝宫位于武定湖北岸,依山傍水,环境幽雅。人祖轩辕洞内,黄帝与风后的塑像神态悠然,栩栩如生,似在谈古论今,议安天下。讲武场、祖师殿、议事亭和嫘祖草堂,似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大殿四周,使整个殿宇错落有致,层次格外分明。武定湖南岸有三座鼎足而立的城堡,城堡内数百个兵马俑组成的天覆阵、地载阵、风扬阵、云垂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蛇蟠阵,再现了当年黄帝与风后布兵研创八阵的壮观场面。
兵阴阳家与阴阳五行学说
传说,黄帝大战蚩尤之时,蚩尤呼风唤雨,制造迷雾,使得黄帝的部队迷失方向。
有一天晚上,黄帝的出生地轩辕丘方向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同时闪耀着非常强烈的光芒,惊醒了黄帝及众人。黄帝让大家赶紧起床,带着众人跑过去查看。
原来,轩辕丘上空有一支彩虹自天缓缓下降,从彩虹中走出一位全身大放光明的仙女。仙女手上捧一个长九寸阔八寸的玉匣,递到了黄帝面前。
黄帝惊奇万分,他接过玉匣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本天篆文册龙甲神章。其中除了记载兵器的打造方法之外,还记载了很多行军打仗遣兵调将的兵法。
于是,黄帝要他的宰相风后按照龙甲神章演绎成兵法13章,孤虚法12章,奇门遁甲1080局。
其中奇门遁甲的预测方法是:首先根据客观事物的不同属性,将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并用阴阳符号代表;然后,用这些“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来代换其所代表的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最后,运用五行生克规律进行推导,并把“符号”之间的推导结论还原为具体事物发展的结论。
黄帝运用奇门遁甲的方法,在决战蚩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战胜了蚩尤。
传说归传说,奇门遁甲以“符号”代换其所代表的具体事物,其中有极大的假设成分,因此未必科学。但是,奇门遁甲作为我国古老的一种军事数术,在浓烈的神秘主义支配下,使得远古军事活动具有高度的数术战争的特点。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军事数术的大发展,在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影响和改造下,兵阴阳家逐渐产生。兵阴阳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的一个学派,他们将阴阳五行学说融于数术之中,探讨用兵如何综合运用阴阳五行与天文、地理等,以求达到用兵如神的奇效。
到了汉代,由于阴阳五行学说在王朝的提倡尊奉下逐渐流行,特别是董仲舒将其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鼓吹“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理论的新儒学体系得以建立,使战国以来数术的阴阳五行化也因此大受推动。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概括兵阴阳家的特点是: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
“顺时、刑德、斗击、五胜”云云,表明兵阴阳家实际上是在阴阳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种数术形式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运用或延伸;而“假鬼神以为助”,则意味着一切借助鬼神的方术巫法在军事上的应用,也都可以归入兵阴阳的范围。
汉代是兵阴阳家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两汉时期较重要的军事数术形式有:卜筮、天文云气占、式占、风角、象占、择吉、图谶、祭禳祝咒、厌胜等,并被广泛用于军事实战。
卜筮,是我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的占卜术。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数术之一。据史载汉武帝击匈奴,攘大宛,收百越,每次必以卜筮预见。这并非汉武帝一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天文云气占,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式占的起源也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至西汉时式法的广泛流行,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阴阳数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而在此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兵阴阳家视为看家本领。
风角源于商代候风术,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著录颇多,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数术家看重。
象占,是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我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予特殊意义。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择吉,几乎关乎所有数术的功能。汉高祖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此后,汉代凡有兵事活动必择吉而动。
图谶,作为一种数术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决断军事。如预言书《赤伏符》中指明道姓刘秀称帝,于是刘秀在鄗城登上帝位,为汉光武帝。
祭禳祝咒,在先秦时期已经极为发达,汉代则确立了专门的军神祭祷。作为统一帝国,汉王朝有意识地将各地方士巫师集中于长安,形形色色的地方数术融会交流,并被运用国之大事中。
厌胜,是用巫术手段,祛祸趋福或致祸于人的数术形式。汉代政争中巫蛊厌胜风气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时在军事上同样注重厌胜,命将取名、占候不利和战争激烈之时,每每用及。
由此可见,汉代兵阴阳家在战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急剧发展的势头,达到了繁盛的高峰。从战国开始的军事数术的阴阳五行化过程,到汉代已经完成,从而确立了后此我国兵阴阳家的基本格局。
汉代兵阴阳家的显著发展,还体现在他们被广泛运用于实战。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军事数术对当时军事行动的胜负影响:
一是汉武帝时,贰师将军李广利进攻匈奴时,先是大臣以象占匈奴不祥可击,复经方士及太卜官的龟卜蓍占,结果全部为吉。虽说对匈作战是汉武帝既定的国策,但由于数术使之草率决定发动了本次战争,以至于最后失利,李广利投降匈奴。
二是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军征羌,取屯田待机之策。汉宣帝屡次催促发兵进击,诏书中特别指出:“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其秋再次下诏,后因赵充国反复陈辞,意见经激烈争论为汉廷采纳,终以屯田缓进之策取得胜利。显而易见,一般情况下将领必须执行命令,如果这样,汉军此次作战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数术在汉代有时还成为预警手段。预先防范是军事决策的关键之一,其对战争的成败自然密切相关。
当然,这种预警自非科学决策,有些军将对这种预警作用痴迷至深,反为所误,这样的将领,只能有败亡一途。而有些高明的将领,充分利用敌之迷信,出奇制胜。如东汉军事家、外交家班超攻于阗,“其俗信巫”,班超出其不意除掉于阗首席大巫师,于阗军民震动丧胆,立即开城投降。
由于汉代对数术的迷信,某些罕见自然现象的发生,以及将领“神道设教”、假手天意,也对士气和战争结局产生了一定作用。
汉代兵阴阳家的发展,标志着我国军事数术史进入了新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兵阴阳家从开始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与其他各派思想意识上的斗争,这种情况与兵阴阳家的历史相始终。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批判军事数术的高潮。详述春秋政治和军事历史的《左传》一书,展现了郑子产等人在“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下反对数术迷信的不凡之举,也记录了不少军事人物菲薄数术却取得胜利的战例。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的有关批判尖锐而深刻,确立了我国古代反对军事迷信的思想传统,也奠定了后世反军事数术理论的基础。
秦汉至隋唐时期,虽然兵阴阳家理论和实践在汉代进一步发展,但在汉末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唐代形成了第二次批判军事数术和兵阴阳家的高潮,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及其著作。
唐代《李卫公问对》是我国中古时期兵书和反兵阴阳的代表作。全书屡屡论及“天官时日,明将不法,谙者拘之”,反对为将者信从数术。
宋代以来,主流兵学对数术的批判更为深入和广泛。宋仁宗颁布武举不得研习兵阴阳的诏令,到元丰年间,宋神宗命武学教授何去非校订《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7书,何去非等人除调整篇目、简易文字外,大量删去了原有的数术内容,编成《武经七书》。此书后来一直是历代武举考试内容,其兵学主流的地位至此最终奠定。
宋代以后,兵阴阳家对军事的影响仍然存在。到明清时期,数术仍是战争工具和手段,兵阴阳家著作和文字也还有出现,其流风余韵甚至民国犹在。
自19世纪后期西方军事思想、作战方法和新式武器及军制一起被引入我国后,军事数术和兵阴阳家不可避免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兵阴阳家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存在,源于其有些方法并非什么神乎其神的怪术,而是趋吉避凶之术。在兵阴阳家的发展历史上,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西汉时期的张良、范增、李广利,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懿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将军师,都属于兵阴阳家。
当然,兵阴阳家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有些做法确实存在妄论妄行之举,这是由于自身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约束等历史局限造成的。
总的来说,兵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化的军事数术,注意天候、地理与战争胜负关系的研究。他们的这种实践,丰富了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也促进了该学说的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旁注】
轩辕丘:位于今黄水河和双洎河交汇处的高台地上。据史籍记载,公元前2717年农历三月初三,有熊国第一人国君少典的妻子附宝在轩辕丘生下一个男孩,并以出生地取名为轩辕氏。公元前2698年,轩辕氏即父位,因轩辕丘的土为黄色,轩辕氏有土德之瑞,故称为黄帝。黄帝统一天下,奠定中华,肇造文明,惜物爱民,被后人尊为中华“人文始祖”。
孤虚:我国古代方术用语。即计日时,以十天干顺次与十二地支相配为一旬,所余的两地支称之为“孤”,与孤相对者为“虚”。古时常用以推算吉凶祸福及事之成败。孤虚十二章是兵家征战杀伐的兵家秘书。据传,风水师鼻祖九天玄女曾经说:此法背孤击虚,一女可敌十夫,取击对冲之方是也,万无一失。
数术:也称术数。它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的理论,来推测自然、社会、人事的“吉凶”,属《周易》研究范畴的一大主流支派。数术是研究“天道”的学问。广义数术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狭义数术则专指占断古凶的法术。它与天文、历法、阴阳、五行、数学、民俗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式盘:我国古代推算历数或用于式占的工具。式占大体分为遁甲、太乙、六壬三式。如六壬式盘分天地盘,盘形天圆地方,在圆盘中绘有十干、十二支、十二月等记号,在方盘中绘有八卦、十干、十二支等记号。在实际的占卜中,将圆盘重合在方盘上,转动圆盘来进行占卜。
《五行志》:“二十四史”之一《汉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有五行灾异之说,由“征”与“应”两部分构成。征、应的产生建立在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上,可以分为“有征必有应”和“有应才有征”两种。从另一角度看,《五行志》保存了大量的自然史资料,有助于后人了解古代知识阶层的信仰与思维方式。
贰师将军:一种杂号将军,是我国古代武职官衔的一种统称,始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唐以后逐渐衰微。汉武帝曾经命李广利到大宛国的贰师城即现在的吉尔吉斯坦的奥什城取良马,所以委任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巫师:古代专指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我国古代施术者女称巫,男称觋。巫师在一个社会中有很多的功用:他们可以用魔法保护他人,以免受到自然灾害、外来者和敌人的伤害。也负责改正错误,衡量对错,操控大自然和解释恐怖的现象等。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或简称《唐李问对》、《问对》,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此书有人怀疑是北宋人的伪作,因为此书在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记载。此书多半为后人托名之作。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颁行的兵法丛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7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集中了古代汉族军事著作的精华,被宋及后世确定为兵学经典,对我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青年时耕读于南阳郡,后受刘备三顾茅庐邀请出仕,促成孙刘联盟和建立蜀汉政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备死后,诸葛亮受封爵位武乡侯,辅佐刘禅,成为蜀汉政治、军事上的实际领导者。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忠臣与智者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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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王莽当政的时候,汉室后人暗中不服,常有造反。当时有一个名叫刘歆的汉室宗亲,听说太学生彊华进献一本预言书《赤伏符》,为了纯正汉室血统,反对王莽,就立即做出了反应,马上把书中“刘仲”的名字改成了“刘秀”。
此时的刘秀才是更始帝刘玄帐下的一员战将。在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中,天下百姓都已经深深的记住了“刘秀”这个名字,原来只有刘秀的才是真命天子。若干年后,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即光武帝。从此事中可见谶纬数术在汉代的影响。
《孙子兵法》与兵阴阳思想
我国传统兵学自古就有兵阴阳术一脉。《汉书》将汉代以前的兵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4种,奠定了后世兵学分类的基础。
在传承至今的古代兵学著作中,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为最古,同时,此书也是当时兵学的集大成之作。
孙武出生在一个祖辈都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从小喜欢看兵书。加上受齐国尚武精神的影响,长大后训练“射”和“御”的武技,这两项武技既是战场拼杀的基本技能,也是齐国社会竞技活动的主要项目。
在学习武技期间,孙武立志像他的祖父孙书、叔父田穰苴一样,成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大将军。他的老师感觉这孩子有不同常人的天赋,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教育孙武也就更加用心了。
公元前515年,30岁的孙武来到吴国,隐于穹窿中,著成兵法13篇。不久,孙武带着13篇兵法,在吴国大夫伍子胥的引荐下,晋吴王阖闾。
吴王读了孙武的13篇兵法,又与孙武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孙武是难得的人才,就拜他为元帅兼军师,执掌吴之军事。在此期间,孙武对13篇兵法进行了修订。
吴王阖闾去世后,孙武见其子夫差继位后不纳臣谏,且日益专横,遂以探亲为由,回到齐国与家人团聚,并于公元前503年编著成《孙子兵法》。
孙武被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其所著《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兵书。
从《孙子兵法》产生的背景来看,孙武之所以能写出这部最有影响的兵学著作,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
我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
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西周时期的《军政》、《军志》,春秋战国时期的《司马法》等,它们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巅峰的阶石;
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
孙武是齐国人,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而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
另外,汉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
上述这些,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孙武写作《孙子兵法》时,当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已经十分盛行。由于受当时这种思想潮流的影响,这部兵书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很多兵阴阳思想的影子。
事实上,作为兵家重要派别的兵阴阳术,在历代兵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兵权谋一派,也是以奇用兵,以“阴阳”为技巧。可见古代的权谋家也离不开阴阳之术。
从内容来看,《孙子兵法》并非专讲兵阴阳的著作,兵阴阳思想只是散落在字里行间的零星碎片。但这种在兵书行文中自然出现兵阴阳术语的表达方式,恰恰说明当时的阴阳五行思想已经是人们普遍认知的常识,只是未占据主流地位而已。
总体来说,《孙子兵法》中出现的与兵阴阳有关的术语有“阴阳”、“五行”、“九地”、“九天”等,此外还有部分内容涉奇门遁甲及星学观星术。
《孙子兵法·计篇第一》开篇提出了用兵必需的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孙子对“天”的解释是: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意思是说,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季节气候的变化规律。
《孙子兵法》这里说的“阴阳”的概念源于《易经》,是《易经》的核心思想。而作为“群经之首”,《易经》一直是古人必修的知识,阴阳之理早已深入人心。
《孙子兵法》中的其他篇章也有与《易经》有关的内容,如《九地》篇中说:“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意思是要使强者和弱者都能发挥作用,在于适当地利用地形,使我军处于有利的态势。这是对《易经》所谓“立地之道,曰刚与柔”思想的吸收,因此具有易理上的“阴阳”含义。
“天时”的概念,在《孙子兵法》中指的是气候和天气情况,如在《火攻》篇所说的“时者,天之燥也”,就是指干燥的天气。
“日”的概念,在《孙子兵法》中指的是日期,与天文星相有关,如在《火攻》篇所说的“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指的是具体的星宿运行到某个方位的日期。而这些星宿运行到的方位也与气候、天气等有关。
“干支”概念是《孙子兵法》中蕴涵的重要内容。“干”指的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支”是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合为60个单位,成为所谓的“六十甲子”。这种纪日方法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
黄帝是“五帝”之首,《孙子兵法·行军篇第九》中讲到的黄帝胜四帝的典故,把四帝与具体的颜色和方位都联系到了一起,就涉及干支知识。
《孙子兵法·军争》篇中也说“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旌旗就是古代指挥作战的旗帜,使用方法是一赤在南方,二玄在北方,三青在东方,四白在西方,五黄在中央,方位和颜色之间有着固定的联系。
此外,墨家创始人墨子不仅把黄帝以外的四帝和具体的颜色、方位联系在一起,还出现了五行阴阳属性明确的天干,即甲、丙、庚、壬四阳干,及乙、丁、辛、癸四阴干,再加上黄帝所处中央的戌己两干,正好是十天干。《墨子》里的记录,就是对《孙子兵法》的有力补充和佐证。
这些充分证实,在孙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天干和五行结合到一起的阴阳思想,已成为当时思想家们的共识。因此,用阴阳思想来解释《孙子兵法》中的“天”更符合历史事实。
孤虚是古人在用干支纪日的过程中总结发展出来的,《汉书·艺文志》考察汉代以前的兵学,列有关于“风后孤虚”的记载,说明黄帝时期的风后已经在兵战中得到运用孤虚法。
孤虚主要与十二地支有关。孤虚方位则按照以下的方法寻找:岁次前一年为岁孤,如子年亥孤;月建前一位为日孤,如寅月丑孤;日孤理同上两者。六甲时辰中旬空的两地支为孤,称为旬孤,与孤相对的方位为虚。
孤虚运用的基本原则,按照风水师鼻祖九天玄女的说法是“背孤击虚”,即背朝孤的方向,进攻虚的方位。后人在奇门遁甲中继承发展了这一理论,又进一步规定万人之上用年孤,千人之上用月孤,五百人以上用旬孤,百人之上用日孤,十人以上用时孤,使之更加细化。
《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还讲到了“五行”的概念,它指出:
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
意思是说,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哪一种是经常固定起制约作用的;四季依次交替,没有哪一季常驻一年的。
“五行”的概念来源于《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该书还揭示了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克制关系。因为这种克制关系是循环往复的,所以《孙子兵法》说“五行无常胜”。这种思想可以说是较好地反映了世间万物的存在规律,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
后世兵阴阳家在发展五行学说的理论时,也遵循五行生克原则,并在阴阳术数之中又引入了旺相休囚废等概念,使得每一个元素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处在由生到盛、由胜至衰、由衰而生这种循环往复的动态变化之中,这是符合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的。
对于“九地”、“九天”,《孙子兵法·形篇第四》中说: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意思是说,善于防守的人,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达到隐匿军形深不可测的程度;善于进攻的人,能适应天候的变化而行动,做到迅雷不及掩耳,使敌防不胜防,既能保存自己,又能获得全胜。
古往今来大多数兵家认为,“九”表示数的极点,“九天”、“九地”比喻隐藏的深不可知、高不可及的事物。唐代兵阴阳家李荃就曾经从奇门遁甲的角度来注解《孙子兵法》的“九天”、“九地”。在李筌看来,奇门遁甲是用于战争的。
后世兵家在运用奇门遁甲指导行军打仗时,参考“九天”、“九地”两个神的方位来排兵布阵,有一定的依据,也可能确实有指导意义。
当然,以现有的史料很难判断《孙子兵法》中的“九地”、“九天”与后世奇门遁甲里的“九地”、“九天”是同一概念。《孙子兵法》中“九天”的概念出现的很少,而“九地”出现的则比较多,解释的也较为详尽。
如《九地篇·第十一》,开头就列举了“散地”、“轻地”、“争地”、“交地”、“重地”、“衢地”、“圯地”、“围地”、“死地”等9种地形,并指出对这9种地形“不可不察”。
由此可见,孙武的“九地”有其具体所指,与奇门遁甲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这“八神”中的“九地”没有必然的联系。
此外,奇门遁甲的“主客论”,是奇门应用成败的关键,也与《孙子兵法》一脉相承。如《孙子兵法·行军篇第九》有“如果敌军渡河前来进攻,不要在江河中迎击”的论述,《九地篇·第十一》也有“凡是越境进攻作战,越是深入到敌方的重地,就越是能使军心稳固,使士气振奋,牢牢立于不败之地”的论述。二者的原文所说的“客”指的是先动、发起进攻的一方,“主”指的是后动、防守的一方。
奇门遁甲中“主客论”的占验也以动者为客、静者为主,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动出击为客、消极防守为主,天盘随时辰运动为客、地盘在固定局中不动为主。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奇门遁甲在古代确实是为兵家服务的,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是吸收借鉴了《孙子兵法》中的一些思想。
《孙子兵法》中也有星学内容。上古时代,古人就已经开始用天象来指导各种实践活动,如《易经》里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话。到了春秋战国,观星术已经非常发达,星学等天文知识已经与政治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运用到了政事的预测之中。
《孙子兵法·火攻篇第十》有关星学的内容是这样的:
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意思是说,放火要看天时,起火要看日子。天时,是指季候的干燥;日子,是指月亮行经“箕”、“壁”、“翼”、“轸”四星宿位置的时候。月亮经过四星宿的日子,就是起风的日子。
在这里,孙武这么明确地指出风与星宿之间的关系,说明在当时,天文学知识已经十分发达,并被兵家运用到了行军作战之中。
《孙子兵法》中所述的箕星是苍龙七宿的末一宿,壁星是玄武七宿的末一宿,翼星是朱雀七宿的第六宿,轸星是朱雀七宿的末一宿。这也就是说,《孙子兵法》只是客观地运用天文星相来指导行军打仗,丝毫没有后世对星学的迷信认识。后来星学与阴阳五行结合到了一起,才给原本朴素的古代科学增添了神秘色彩,星学的内涵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空前活跃,各种知识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孙子兵法》作为当时兵家思想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不可避免地糅合吸纳了《易经》、阴阳、五行、干支、阴阳术、星学等各派的观点,这是对该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客观来说,这些古代兵家术数含有大量的迷信成分和迷惑士兵的因素,但这些数术包含的古代朴素的天文、地理、气象等知识,在古代行军打仗中却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我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并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总之,《孙子兵法》作为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璀璨的瑰宝,不仅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更是华夏智慧与朴素思想的象征。它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和源泉。
【旁注】
尚武精神:国家动力的源泉之一。文和武,正如一阴一阳之道。文武结合,方为完人。国家之强盛,也需要文武结合,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尚武精神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催生了孙武这样的大军事家。而“齐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文化:齐文化有两种理解,一是齐地文化,二是齐国文化,齐国文化是齐地文化的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通常所说的齐文化是指齐国文化。所谓齐文化,也就是齐人创造的、存在于特定历史时空的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兵权谋:也就是兵权谋家,即战略家。兵权谋家注重军事战略研究,兼通形势、阴阳、技巧各派之长,实是兵家的魂魄所在。权谋家兵法是当时战争和治兵经验的总结,包含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和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理。
奇门遁甲:奇门就是指八门,遁甲就是甲这个天干在奇门局里隐藏不见。《奇门遁甲》是汉民族的经典著作,也是奇门、六壬、太乙三大秘宝中的第一大秘术,为三式之首最有理法,被称为易经最高层次的预测学,号称帝王之学,其本质是一门高等的天文物理学,揭示了太阳系八大行星和地球磁场的作用情况。
甲骨文:我国古代文字,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殷商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殷商灭亡周王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
五帝: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圣明君主,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所处的时期,被称为“五帝时代”,是神话时代结束,传说时代开始的时代。“五帝”之所指,根据不同史料记载,有多种说法。上述说法为较为普遍认可的说法,源于西汉时期的《大戴礼记》和《史记》。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有重大影响力的人。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九天玄女: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又称玄女,俗称九天娘娘、九天玄女娘娘。原是我国上古神话中的战争女神,后经道教奉为高阶女仙。是一个深谙军事韬略,法术神通的正义之神,形象经常出现在我国各类古典小说之中,成为扶助英雄铲恶除暴的应命女仙。
天盘:是根据预测人事的时间,在地盘的基础上变化而来,也就是活动盘。如要预测的人的时间在午月甲子日卯时,则是在地盘的卯上加上午,然后顺排下去。其口诀为“月将加时起天盘”,意思是天盘上的月将转移到地盘所表示的时辰上。
地盘:旧时术数家的地盘中画有地下十二辰方位,如六壬中有地盘。六壬又称六壬神课,是用阴阳五行占卜吉凶的一种古老的术数门类,与奇门遁甲、太乙神数合称三式。六壬学比起其他占卜术是较为合理和合法,其推演法类似易学。
星相:星相学的简称,或称占星术。是星相学家观测天体,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各种变化后,做出解释,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事物的一种方术。星相学认为,天体,尤其是行星和星座,都以某种因果性或非偶然性的方式预示人间万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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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以兵法进见吴王阖闾。吴王派出宫女180人,让孙武小试指挥。孙武把她们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妃子二人为两队的队长,并令所有的人都拿着戟。宣布纪律以后,就击鼓发令向右,妇女们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孙武三令五申,击鼓发令左,妇女们又大笑。孙武说:“规定不明确,约令不熟悉,那是将帅的罪过,既然已经再三反复说明了,仍然不执行命令,那就是下级士官的罪过了。”于是下令斩左右队长。
吴王从台上看见要杀自己宠爱的妃子,大为惊骇,急忙说情,但孙武并不受君命,果断地杀了两个队长示众,然后重新击鼓发令,妇人们这一次都合乎规定和要求,没有敢出声的。孙武对吴王说:“这样的军队,大王要想使用,她们可赴汤蹈火。”吴王从此了解孙武会用兵,便任用他为将。后来,孙武为吴王训练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使吴王称霸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三十六计》中的阴阳思想
在我国古代兵学著作中,最能体现阴阳思维结构的军事思想,要数著名的《三十六计》了。《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
《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成书于明清。“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名将檀道济,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意为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
此语后人沿用,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三十六计》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6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3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3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36计。
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周易》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
由于《三十六计》注重探讨兵法与哲理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书中对数术、阴阳、常变、共分、损益、刚柔、动静、擒纵、主客、痴癫、死生等范畴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对数术相有、阴阳燮变、物极则反等原理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用以论述兵法谋略,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三十六计》中的计策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计谋就是直接运用“阴阳”概念,将“阴阳不测”的矛盾关系展现出来。另一类计谋则解以卦象,直接运用“卦理”来说明谋略中的奥秘。前一类计谋的代表是“瞒天过海”和“围魏救赵”,后一类计谋的代表是“釜底抽薪”。
“瞒天过海”之计,原计出自唐太宗年间。唐太宗御驾东征,大军到达海边后,唐太宗见沧海茫茫,横无涯际,心生畏惧。这时,大将薛仁贵见状,将唐太宗请进营帐中欣赏歌舞,以此分散唐太宗的注意力,自己则瞒着唐太宗指挥大军渡海并取得成功。
“瞒天过海”之计的原典说: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阳,太阴。
意思是说,防备得周全时,更容易麻痹大意;习以为常的事,也常会失去警戒。秘密常潜藏在公开的事物里,并非存在于公开暴露的事物之外。公开暴露的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形成了最隐秘的潜藏状态。
589年,隋王朝准备大举攻打南朝陈国,扫平江南,一统天下。在战前,隋将贺若弼奉命统领江防,为了迷惑陈国,就经常组织沿江守备部队调防。每次调防都命令部队于历阳即今安徽和县一带集中。还特令三军集中时,必须大列旗帜,遍支警帐,张扬声势。
贺若弼数次调防,陈国难辨虚实,起初以为大军将至,尽发国中士卒兵马,准备迎敌面战。可是不久,又发现是隋军守备人马调防,并非出击,陈便撤回集结的迎战部队。
如此五次三番,隋军调防频繁,蛛丝马迹一点不露,陈国竟然也司空见惯,戒备松懈。直到隋将贺若弼大军渡江而来,陈国居然未有觉察。
隋军如同天兵压顶,令陈兵猝不及防。隋军袭击并占领了陈的南徐州,逮住了南徐州刺史黄恪。
贺若弼运用“瞒天过海”之计,故意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伪装的手段迷惑、欺骗南陈,使南陈放松戒备,然后突然行动,从而达到了取胜的目的。
“瞒天过海”之计说明,防备太周全反而容易产生麻痹松懈的情绪,因此,真正的秘密往往隐藏在非常公开的事物里;另一方面,“阴阳”虽然看似是矛盾的两面,事实上却是相互包容、互为所用的,也就是说,世上并没有完全对立的两种事物。
“围魏救赵”之计,原计出自战国时期齐国与魏国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迫使卫国屈服于它。卫国原来是入朝魏国的,后改向亲附赵国,魏惠王不由十分恼火,于是决定派庞涓讨伐赵国。不到一年时间,庞涓便攻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邯郸危在旦夕。赵国国君赵成侯一面竭力固守,一面派人火速奔往盟国齐国求救。齐威王任命田忌为主将,以孙膑为军师,率军救赵。孙膑出计,要军中最不会打仗的齐城、高唐佯攻魏国的军事要地襄陵,以麻痹魏军。而大军却绕道直插大梁。孙膑得到齐威王的赞赏。
“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典说: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意思是说,进攻兵力集中、实力强大的敌军,不如使强大的敌军分散减弱了再攻击;攻击敌军的强盛部位,不如攻击敌军的薄弱部分来得有效。
东汉初年,汉明帝派大将军窦固率军西进攻打匈奴,著名军事家和外交家班超也随军前往。为联络西域诸国共同对付匈奴,窦固派班超为使者到西域去。
班超一行36人历尽千辛万苦,首先来到西域的鄯善国。开始时鄯善王对他们很友好,可过了不久就变得冷淡了。原来,与汉朝为敌的匈奴也派使者来到鄯善,不断向鄯善王施加压力。
班超立即召集大家商议对策。他说:“我们来到西域,无非是想立功报国,现在鄯善王因匈奴使者的到来而变得优柔寡断。我们该怎么办呢?”
大家认为,今到了紧要关头,所以都愿意听从班超的决定。于是,班超语气变得坚定起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晚我们趁黑夜发动火攻,消灭匈奴使者,这样鄯善王必定会同意与汉友好。”
夜幕低垂,班超率领36位勇士直奔匈奴使者的宿营地。班超让10个人擂鼓呐喊,制造人多的声势,其余的人放火烧帐,冲杀进去。一时间,匈奴使者的营帐大火熊熊,鼓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匈奴人从梦中惊醒,到处逃窜,大都做了班超等人的刀下之鬼。
战斗结束后,班超把鄯善王请来,叫他看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王吓得面如土色。班超乘机说服他与汉朝建立友善关系,鄯善王连连点头称是。为表诚意,鄯善王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去做人质。
鄯善王舍汉而欲结交匈奴,主要有匈奴使臣相迫。如果班超强令鄯善王臣服汉朝,即使鄯善王表面答应,内心也不会真服。班超运用“围魏救赵”之计,采取以迂为直的办法,转而攻击自己的对手匈奴使臣,迫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发动攻击,及时扭转了不利的局面,挽救了濒临危机的汉鄯友好关系。
“釜底抽薪”之计,原计语出北齐文学家、史学家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文》“抽薪止沸”。这个比喻很浅显,道理却说得十分清楚。水烧开了,再兑开水进去是不能让水温降下来的,根本的办法是把火退掉,水温自然就降下来了。
“釜底抽薪”之计的原典说:
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
意思是说,不直接面对敌人的锋芒与敌抗衡,而是间接地削弱它的气势,也就是说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转弱为强。
此计运用《履卦》“兑下乾上”卦象推理衍之,从循环关系和规律上说,下必冲上,于是出现“柔克刚”之象。此计用于军事,是指对强敌不可用正面作战取胜,而应该避其锋芒,削减敌人的气势,再乘机取胜的谋略。釜底抽薪的关键是关于抓住主要矛盾,很多时做,一些影响战争全局约关键点,恰恰是敌人的弱点。指挥员要准确判断,抓住时机,攻敌之弱点。比如粮草辎重,如能乘机夺得,敌军就会不战自乱。三国时的“官渡之战”即是运用此计的一个有名战例。
196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197年春,袁术在寿春即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接着又消灭了吕布,并寻机取得河内郡。从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州、豫州、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
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州、幽州、冀州、并州4州之地。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
199年6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200年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农历二月进军黎阳,企图渡河寻求与曹军主力决战。同年农历十月,袁绍又派车运粮,并令淳于琼率兵万人护送,囤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20公里的故市、乌巢。
恰在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投降曹操,建议曹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立即付诸实行,留曹洪、荀攸守营垒,亲自率领5000步骑,冒用袁军旗号,衔枚缚马口,每人带一束柴草,利用夜暗走小路偷袭乌巢。到达后立即围攻放火。
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又作出错误处置,只派一部兵力救援乌巢,用主力猛攻官渡曹军营垒。哪知曹营坚固,攻打不下。
当曹军急攻乌巢淳于琼营时,袁绍增援的部队已经迫近。曹操励士死战,大破袁军,杀淳于琼,并烧毁其全部粮草。
乌巢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袁军前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
袁绍仓惶带800骑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7万余人,官渡之战就这样以曹胜袁败而告结束。
古今的战争中,粮草是部队生存的根本。曹操与袁绍征战,正面交锋,曹操可能永远也无法击败袁绍,曹操巧用“釜底抽薪”之计,烧了袁军的粮草,断了袁军的根本,因而大败了袁军。
曹操的“釜底抽薪”又是一种“兜底战术”,妙处在于听之无声,视之无形,无穷如天地,艰知如阴阳,施用暗往明来、阴差阳错的手段,使对方堕于术中而不觉。
从上述用计实战过程中可以看出,《三十六计》无论是前一种类型还是后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正是这种以“阴阳”为核心的思维结构,使得中华民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呈现出极为早熟而又极为完备的形态。《三十六计》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旁注】
檀道济:南朝宋将领。身出寒门,从小父母双亡,在居丧期间十分重礼。事奉兄姊以和蔼谨慎著称。从军20余年,由士兵升至大将军。檀道济戎马倥偬,战绩卓著。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战争经验,总结出三十六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著作遗产,被载入史册。
薛仁贵(614年~683年),名礼,字仁贵。唐代名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薛仁贵在贞观末年投军,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句丽,击破突厥,功勋卓著,留下“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故事。
南朝: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自420年东晋王朝灭亡之后,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而它们存在的时间都相对较短,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较快的一段时间。此时,我国正处于南北分治的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南朝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并称南北朝。
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围攻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军援救。孙膑率军围攻魏都大梁,使魏将庞涓赶回应战。孙膑却在桂陵伏袭,打败魏军,并生擒庞涓。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从西汉开始,我国政府就在西域设置地方管理机构,加强了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魏收(505年~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北齐文学家、史学家。其所作《为侯景叛移梁朝文》中有“抽薪止沸,剪草除根”句,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语后来被演绎成《三十六计》中的“釜底抽薪”之计,运用《履卦》“兑下乾上”卦象推衍出“柔克刚”之象。是军事上的常用计谋。
河内郡:我国古代地名、行政区划。汉置,今河南焦作。自战国魏始有河内河东之名,而秦汉因以置郡。汉高祖即位时设置殷国,次年改名为河内郡,位于太行山东南与黄河以北。隋废州,后仍为河内郡,后又为怀州,宋曰怀州河内郡,后又为怀州,宋曰怀州河内郡,金又曰怀州。
乌巢:汉代地名。因其南临乌巢泽而得名。当时属于酸枣县管辖。故址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境内。200年“官渡之战”爆发以后,袁绍屯粮于乌巢。曹操采纳谋士许攸的建议,亲率5000精兵夜袭乌巢,成功地烧毁了袁军的所有粮草物资,袁军大败。是成功运用“釜底抽薪”之计的经典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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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阴阳谋略超群,这种谋略不仅体现在他的军事斗争中,也体现在他的用人策略上。对于名与实,曹操的政策是名至实归,更重实际;对于德与才,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对于廉与贪,曹操的政策是重用清官,不避小贪;对于降与叛,曹操的政策是招降纳叛,尽释前嫌;对于大德与小节,曹操的政策是抓大放小,不拘小节。
曹操处理上述5种关系的做法,体现了他的大气。这样的一种胸襟和这样的一种作风使他广纳了人才,有人统计,到曹操去世前,他的核心谋士、重要谋士、一般谋士一共有102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前期五位,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五大谋士。而这5位当中,有4位都是主动来投靠曹操的,贾诩来投奔的时候还捎带了一个张绣,可见曹操的用人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