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发出反洋教呼声 掀起反洋教运动
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迫于侵略者的压力,准开教禁,允许归还先前查封的天主教的教产。侵略者的阴谋一步步得逞,气焰也一点点高涨。教会和教士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也一步步加深。因而,全国上上下下都发出了反洋教的呼声。
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句俗语说:“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传教士及其教徒完全变成了社会上的特权阶层了。教士的蛮横和盛气凌人的态度,把不少地方官员、士绅得罪了。封建官绅把洋教称之为邪教, 并揭露了其罪恶活动,发出了反洋教呼声,敲起了反洋教运动的锣鼓。
封建官绅认为传教士就是用不平等条约来保证他们掠夺中国财富,用传教来笼络人心。百姓一旦受骗入教,就心中只有教主而没有了国法。这样就会影响和动摇他们的统治。而传教士力量强过官府,百姓与教民发生纠纷告到官府时,传教士往往不问是非,庇护教民,并与官府作对。从而使一些善良的百姓有屈不能伸,也以入教祈求躲避其他伤害。统治阶级认为允许传教, 时间长了就不仅仅会诱使平民百姓入教,而且朝中的人也会受其影响而入教的。还有,洋教盛行必然会极大影响和消弱孔孟之道,危机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的正统的儒家思想。随着传教士的势力越来越大,百姓及其一些官吏都不敢惹他们,他们担心如此下去,以后如果和外国稍有不和时,谁还敢解决。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发出了反洋教的呼声,以“保卫圣道”、“排斥异端”。
驱逐洋教的运动从偏僻的贵州兴起。在我国贵州,传教士的活动也渗入
到这里。由于他们胡作非为,倚恶仗势,从而与当地百姓不时产生磨擦,发生纠纷,相互矛盾逐渐加深,教会势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打击。不久,神父胡缚理又多次在六冲关和青岩镇地区强买土地,建造修院和印刷厂,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抵制并在人民的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享有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更加狂妄无礼,不可一世。1861 年 4 月 4 日,神父胡缚理竟手持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
的“传教士护照”,乘坐一台紫色大轿,肩披紫带,在 100 多名教徒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在两旁行人的注视下,来到巡抚衙门。向巡抚提出承认教士在内地传教自由和保护天主教在贵州的“合法”权力。巡抚何冠英见他傲慢无礼,心里很不痛快,说:“现在省里情况不是很好,外出传教肯定会不方便的。并且贵州的教门已经很多了,没有再增加的必要了。如果今后在教徒中发生了违法乱纪的事情,你们不能不承担责任。”胡缚理没想到碰了一个大钉子。但他还不甘心,又转身乘轿去见提督田兴恕。但是,田兴恕根本就没见他。田兴恕早就对传教士的行为气愤不已,他想借群众对传教士的仇恨心理来把洋教赶出去。
田兴恕向贵州省各地发出“秘密公函”,令各地如果遇到来传教的人, 随时把他们驱逐出去,不能容留他们。如果能借故“处之以法”那就更好了。同时,他还多次派人搜查教堂,抄走各种宗教用品。当人们知道了秘函的消息后,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洋教的斗争中去了。
端午时节,青岩镇各族人民按传统习惯到郊区野游,路过姚家关天主教堂时,与修士、教民发生争执。团首赵畏三一怒之下火烧了天主堂大修院, 逮捕了几名教徒。并在田兴恕的指令下,把张文澜等三名修士和一名厨师秘密处死。胡缚理幸免逃走后,急向法国驻京公使报告,并提出赔款、护教、惩凶三项要求。法国政府向总署提出“抗议”。
正当双方紧张谈判的时候,开州(今贵州开阳县)又发生了民教的争执。开州因民教争执而发生的教案,是天主教徒对青岩教案久议不决而进行的报复行动。1862 年正月 15 日,开州夹沙地方欢度元宵节,按习惯每户应出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怂恿教徒们抗交,于是发生了冲突,几至动武。团首周国璋、开州知州戴鹿芝早就对教会不满,他们在田兴恕的批示“缉案就地正法”的指令一下,于正月里就把文乃尔和 4 名抗捐闹事的教民逮捕处死。
一案连着一案,法国公使大为恼怒,联合英、美、俄等国公使,一齐向清政府提出了“强硬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赔偿一切损失和处死田、戴、赵三人,并严惩一切对洋教保护不力或查处不严的有关官吏。
在长达 3 年的外交谈判中,清政府终于屈服在列强的压力之下,将田兴
恕发配到新疆充军;提督衙门拨给天主堂使用;两处教案共赔偿白银 1.2 万两。除戴鹿之、赵畏三、何冠英已死不予追究外,其余有关人员或交部议处, 或革职,或充军发配。
列强各国和传教士获得满意的结果后,“胡缚理深为悦服。”但是,把闹教的指挥部、全省军事首脑机关——提督罚给天主堂使用,却极大挫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一场惊心动魄的贵州教案就这样在列强的压力下,在传教士满意的笑容下结案了。
在安徽也发生了民教纠纷酿成安庆教案。1869 年初,法国天主教教士韩石贞,英国内地会教士宓道生、卫养生等进入安徽安庆后,以低价半买半租
民房 15 间,改为教堂,引起了安庆人民的极大不满。
当湖南反洋教揭帖流传到安庆时,引起了人们很大反响,深受鼓舞。揭帖内容揭露了教会的罪行。内容大致如下:(1)教会不敬祖宗神佛,惟知上帝。入教的一定要毁掉祖宗牌位,遇到庙宇就拆除掉。(2)教堂以甜言蜜语勾引男女,卖给洋人,甚至远送到南海一带,充作渔人钓饵,引诱人们。(3) 洋人和一些民族败类在条约的庇护之下,经营商业,进行各种贸易活动。他们不受关卡的检查,通行无阻。教士分布在各个角落,搜集情报。揭帖认为, 如果邪教盛行,孔孟之道削弱了,那世界就不知会成为什么样了。因此号召“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
揭帖流传到安庆时,正是府院考试的时间,文武考生都集中在安庆府。这些考生因平时所学习的全是诗书义理,与教会反对崇拜的教义是截然不同、水火不容的,因而有着浓厚的反教思想。这期间,在安庆考场附近出现了一张匿名揭帖:“匪教猖獗,与考童为难,于初二日拆仁爱堂。”这样一来,使反洋教的空气更紧张了。安庆地方官见形势紧张,就嘱咐教士别在学生考试期间外出了,以免发生纠葛。然而,狂傲之极的教士根本没把地方官的嘱咐当回事,仍我行我素。11 月 3 日,英国传教士宓道生、卫养生不听劝告,乘轿来到府署,要求道台查办散发反教揭帖之人。当时府署里正在举行考试,教士一进府署,就被考生拦住,并把宓道生和卫养生两人的乘轿掀翻, 高喊“杀洋鬼子、打洋鬼子”。教士见情形不对,就赶快跑到府署呼救。考生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和一些群众冲进西右坊英国教士的住处,砸毁了家具,捣毁门窗器具。同时,东右坊法国教士韩石贞的住宅也被大批愤怒的群众捣毁,并搬迁一空。教士韩石贞刚刚启程赴上海,此时听到住所被砸就赶快回来,直奔府署,要求道台赶走那些愤怒的人们,并赔偿损失,保护教士身家性命。安庆地方官因为传教士来到安庆时,就仗势强占民宅,霸占土地,并将教堂盖在衙门附近,而心怀不满。继而教士不听他们的劝告, 闯进衙门,导致事件的发生,地方官就更为不满了。所以,地方官对英法传教士的要求,故意拖延办理。当晚,群众又拥入教士住所,捣毁了其它物品, 并撬开房内地板,拆除砖壁,将宓道生的妻子打伤,并声称要烧了屋子。韩石贞见状不妙,急忙从后门逃了出去,连夜乘船跑到上海。
安庆事态扩大后,道台、知县也不敢再借故不管了,但也不愿镇压闹教的群众。所以,当韩石贞逃跑后,就接受了宓道生、卫养生要求护送离境的请求,在次日晚上派两只小船将他们二人及家眷送到九江。
宓道生、卫养生到达九江后,立刻向英驻华公使阿礼国作了报告。对安庆群众反教的事实经过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阿礼国听后,急忙赶到南京, 要求两江总督马新贻惩办肇事者,并赔偿教堂、教士的损失。马新贻因为考生考试还没结束,而且群情激愤,如果立刻严办,就可能会激起更大的事端, 所以请求阿礼国等些日子再进行处理。阿礼国执意不从,准备以武力相威胁, 在安徽巡抚英翰的劝解下,方同意待事态平静后,再行办理。
由于法国借口四川酉阳、贵州遵义教案,向总理衙门进行勒索,并以武力威胁。总理大臣奕怕英法再次联合进犯北京,便下令马新贻速与英法公使谈判。结果清政府赔偿损失 4000 元,并任教士在安庆城内指定一地,由官方买给教堂和出示申明条约,保护教士及严惩由宓道生、卫养生指定的“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