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反洋教运动进一步扩大

天津教案之后，教士教民不仅蛮横跋扈，依然如故，而且还变本加厉。那些最初支持人民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封建统治阶级中上层人物退缩下去，但是，人民没有对侵略者让步。在四川南充、营山、内江人民联袂奋起，到 1876 年，则涌现了以邻水、江北厅、涪州为中心的斗争高潮；和四川的斗争相呼应，广东、山东、黑龙江、福建各地的斗争接连不断。

在 1858 年的时候，重庆人民对传教士强占民房、修建教堂的行为十分愤怒，并捣毁教堂及教士的住宅。结果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既赔款又让地， 把在川东广修教堂的权利全交给了川东主教。从此，教会势力遍及川东。川东遂成为多事之地。邻水、江北厅、涪州等地都有不法教民欺凌百姓的事件发生，民教纠纷接连不断。

1876 年初，邻水教民王同兴纠结教堂，黑夜抢劫，杀人害命，官府也不敢管。百姓互相联络，准备驱赶教会。行动开始后，大家积极参加，把大批为非作歹的教民被驱逐出境，捣毁了县城内外教堂并焚毁了百余家教民房屋。邻水的反洋教斗争很快蔓延到江北厅、涪州等地。

江北厅离邻水很近，在教会指使下，不法教民唐昌久、黄节耀等气焰嚣张，干了不少坏事，侵犯当地士绅、团首、百姓的利益，危害人们的安全。1875 年，团首陈子香、聂钦斋等发起灭教倡议。邻水的反洋教斗争鼓舞着他

们集合乡民千人，手持枪炮等器械，怒吼着冲向教堂并烧毁了教堂，有 300 余户教民遭到攻击。陈子香等人还在城墙处设点进行盘查，并设立刑具以进行惩罚或随时处死。他们提出“斩决唐昌久、炮烙黄节耀、冉武氏”的口号，

给教会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不久，涪州百姓在他们的激励下，由张在初等人率领，一举焚烧了各处教堂及教民房屋 100 余家。几个月后，数千百姓头缠红巾，摇旗呐喊，冲到州城，烧毁城内外所有教堂，赶走教民。

三地教案发生后，教民跑到川东教区主教范若瑟处控诉，说江北厅道府、军督借故不管理。范若瑟随即通过驻京法使馆向总署施加压力，进行议结。最后仅赔款就达 2.9 万两。邻水、涪州也按教士的意图赔偿 3 万两。

邻水、江北厅、洛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摧毁了天主教在此经营多年的侵略阵地，狠狠地打击了列强们的嚣张气焰，从而使这一地区 10 年民教“相安无事”。

随着反洋教运动的发展，各地的斗争交相呼应，到处都是攻击洋教的活动，连北京正阳门外等城墙上也张贴了攻击洋教的告白。在福建，反洋教运动更加高涨。教士一出门就受到人们的围攻。教士如果到了乡村，农民就更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传教士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1847 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建延平县（今福建南平市）强行建堂。但被群众于 1875 年和 1876 年两次拆毁，并驱逐传教士出境。联甲总局绅董发布公启，指责教会蛊惑人心，败坏风俗，是当地一大危害。号召百姓准备些器械，互相保卫，不管教士走到哪里，都一定要把他们驱赶出去。在当时，各个店铺都插有“齐心保甲、驱逐番责”的旗帜。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阻止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1876 年至 1879 年间，建宁、福州、福清连续发生焚毁教堂、洋楼和殴打教士的事件。在福州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公开张贴告示：“禁止信教之人来买食物。”可见群众对洋教是多么的厌恶。

1879 年 12 月，美国传教士为了扩大教会阵地，以开书店为名在延平开办福音堂。附近小孩前往观看时，“慈善”的美国传教士嫌小孩们嬉笑吵闹， 竟开枪射击，结果打伤路人胳膊。枪声一响，警觉的人们立即冲到这里，痛打这帮横行的教士，并砸毁了“书店”内的一些设施。这些被围打的传教士， 直到地方官赶来时才得以逃脱。

延平事件传到福州，美国领事威胁闽浙总督派人到那里处理此事，抓住“凶犯”。这时，原来领导了驱逐洋教斗争的联甲局绅董们纷纷贴出告示， 决心抗争到底。在告示里，他们揭露了传教士的罪行，说传教士们诡计多端， 居心叵测，他们用鸦片毒害人们，掠夺民财。他们租买土地，盖洋楼、建教堂，招收地痞流氓作为爪牙。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与他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告示里还告戒清朝官员和地方的富豪乡绅，如果知道洋人的不好之处， 应当据实回复给上层才算得上是中国的官员，百姓也会欢迎的。如果只听洋人的一面之词，从而倒行逆施，既使讨好得了高官，也是没脸面见人的。这种人与宋代的大奸臣秦桧没有什么区别。在另一份告示中，他们还更进一步指出：“真不平，真不平，天朝官竟帮了洋人⋯⋯他要拿闹事者，个个都是为首人。我们议定有一法，每户各自出一丁。南平四万八千户，共集四万八千人。备盘货，即起程，一概齐到福州城。求各宪，把冤伸，先要拿他放枪人⋯⋯各宪若凡不肯理，拆洋楼，杀鬼子，并杀教民。一言即出，决不停留。那时候，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皇上也出气，百姓也欢心。若非如此斩尽，地方何能安宁？”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结果法国竟不胜而胜，中国以不败而败。中国人民的旧仇新恨交集人心。群众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反洋教运动中反帝国主

义侵略的色彩加强了，民众已朦胧地感受到国家与民族正处在危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