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和交响曲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洲资产阶级音乐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一生共写了大小二百五、六十部作品，其中包括交响曲、奏鸣曲、歌剧、协奏曲、室内乐、合唱以及改编的民歌。

贝多芬（1770——1827）出生在德国波恩市的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祖父在选候的宫廷里当乐长，父亲约翰在乐团里当高音歌手。贝多芬三岁时，祖父去世，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他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好为家里增加一笔收入，亲自指导他练琴。约翰对儿子很粗暴，见他弹错了，就用小棍敲他的手指、打他的头。小贝多芬往往要在钢琴前连坐四个小时而不能休息。经过三年多的紧张训练之后，他不仅能弹一手好钢琴，还学会了演奏管风琴、小提琴和中提琴。贝多芬八岁时，跟着父母到科隆和荷兰的鹿特丹作了几次巡回表演，初露锋芒。

因为家里穷，再加上训练和演出，贝多芬念完初小就辍学了，那时他才十岁。可是在艺术上，他却得到了一位好老师——聂费的指教。聂费出身裁缝家庭，有过许多不幸的遭遇，思想激进，富有正义感，他“恨恶劣的候爵比恨强盗更甚”，曾多次抗议贵族对音乐家的侮辱。他这种不向权贵折腰的骨气，对贝多芬倔强、傲岸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贝多芬拜在他门下时，他已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了。他教贝多芬和声学和对位法，教他弹奏大风琴，给他讲解巴赫、海顿、莫扎特的乐曲，还大力培养他对文学和戏剧的兴趣，指点他阅读各国的文学名著，使贝多芬不仅在音乐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1787 年，贝多芬来到维也纳，贸然登门拜访久负盛名的莫扎特，莫扎特立刻喜欢上了这位青年，一口答应给他上课。之后，他又跟维也纳的音乐家申克、阿希莱希兹贝格、萨莱列、弗斯特等人学习交响曲、四重奏和歌剧的创作方法，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十二岁那年，贝多芬永远告别了家乡，在维也纳定居下来，直到去世。来到维也纳之后，他通过瓦尔特斯坦伯爵介绍信的帮助，投到李希诺夫斯基公爵门下，当了他的仆役。随后，他又结识了许多贵族，于是演奏活动也日见频繁。贝多芬的演奏技艺高超，别具一格；他的音乐语言，时而如惊涛拍浪，时而似流水浮云，极为自然流畅。听众听他演奏，好象心头被投进了一团火，不由得为之感奋激动，拍案叫绝。贝多芬尽管才气横溢、声名大噪，可是屈辱的仆役身份和处境，却是令他难以忍受的，他曾因不愿装模作样地给贵族行礼而被一个名叫鲁道夫的公爵痛骂一顿，还有些贵族公然剽窃他的作品。更使他气愤的是，他所钟爱的朱丽叶·琪查尔迪小姐的父亲嫌他出身低贱，硬把女儿许配给一个伯爵。这些侮辱、嘲弄和打击，几乎把贝多芬逼疯了。他的性情变得很粗暴，身体越来越坏。更大的不幸又接踵而至：他的听力逐渐衰退了。他虽然竭力医治挽救，可是都没有效果，经医生检查，确诊他患的是当时无法治愈的神经性耳聋症。他曾以极其悲观的心情给弟弟写了一封“遗书”，表示了他濒于绝望的心情。这时他才三十一岁。

可是，为音乐而献身的信念，又燃起了他生活的烈火。弹琴不方便了，他就转而专门从事创作。1804 年，贝多芬的第一个创作丰收年来到了。这一年，他接连完成了三部作品：《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和歌剧《菲台里奥》。《英雄交响曲》就是《第三交响曲》。这是一部贝多芬心目中的

英雄人物的颂歌，形式新颖，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已经超出了前辈大师所达到的高度，突出地显示了贝多芬的作曲才能。他本打算把这部乐曲献给曾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英雄角色的拿破仑，可是当他听到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以后，怒不可遏地涂去了原来的献词，把纸张都划破了。

1808 年，贝多芬写成了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命运交响曲》（即《第五交响曲》）。这也是一首英雄的颂歌，但这首颂歌里的英雄却是欧洲人民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集体英雄。这部交响曲规模宏大，结构紧凑简练，显示了他成熟的浪漫主义风格。后世许多浪漫主义音乐作品都曾接受过这部作品的直接影响。写完《命运交响曲》之后他又写成了《田园交响曲》即《第六交响曲》。

《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一部交响乐。因为这部交响乐的第四乐章中用席勒的诗《欢乐颂》写了一部合唱，所以又叫《合唱交响曲》。这部交响乐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一种深沉而荒漠的意境，好似黑暗笼罩着一切。那些坚持“共和理想”的人们，在欧洲出现封建复辟的形势下感到迷惘、苦闷，没有出路。第二乐章：新的音乐形象出现了，人们毅然奋起，力图摆脱苦难与绝望，追求幸福与欢乐。然而这时还是一种茫然的追求，人们并不知道幸福与欢乐隐藏在哪里。第三乐章：人们继续在梦幻、沉思与期望中摸索前进。最后，仿佛历尽了艰辛与苦难，欢乐的主题终于在第四乐章出现了。

1827 年 3 月 26 日，维也纳上空乌云翻滚，暴雨倾泻，五十六岁的伟大音乐家贝多芬，就在这雷电交加的时刻溘然长逝了。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通过自已的音乐语言，倾诉了欧洲人民在封建专制桎梏下的苦难境遇，讴歌了广大民众反抗专制统治和抵制外敌的渴望。他的音乐具有独特的风格：对自由和光明的执着追求，对正义斗争的热情赞颂。鲜明的民主主义精神，犹如作品的灵魂，渗透在了音乐形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