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 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 也就是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尽管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没有获得解放，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

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那么“士”这一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所办的。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

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例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也就是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族子弟学焉。”普通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些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流落民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因而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例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 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也就是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他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可是，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私人办学之风开始兴起来了。入学条件也比西周时期大为改观，如孔子所办的私立学校招收的对象则不分高低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即一串干肉）作为学费，就可被接收。这样一来，就大大地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就迅速地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士”。

“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 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而且赏赐了

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也就是说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虽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上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他们还需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 从而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 招来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也就是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 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既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又使其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士” 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因为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因此，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这就为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教育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且不受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可是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当时各个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 这一阶层往往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政策，允许学术自由发展。这就为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见解，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尽管倡导黄老之学，可是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例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可是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最后，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 孟子离开齐国。然而，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需要巩固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政治的得失，探索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对各家各派都能“兼而礼之”。对于各派的主张，当时各国的统治者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都进行了选择而各取所需。因为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所以“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棲”， 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他们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而，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在当时的“百家”中最早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是儒。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死于公元前 479 年。他出生在鲁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司马，被华督杀死，其子逃奔鲁国避难， 后来就定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泗水县南） 的一个职位不高的武官。他在年迈时娶了一个年轻姑娘颜征在，即孔子的母亲。孔子的父母曾在尼丘山祷告求子，以后生下了孔子，所以给他取名孔丘， 字仲尼。孔子在 3 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刻苦读书， 掌握了西周时代流传下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知识，熟悉了古代的典章制度。青年时代的孔子，在曲阜城内就以崇古好古、知识渊博而出了名。孔子最初当过管理牛羊的小官，到 30 岁的时候，就招收了一批学生，

开始了私人讲学生涯。以后，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弟子有 3000 人，著名

的有颜渊、子路、子贡等 72 人。孔子在我国历史上首先开创了私学（私人设立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儒家。

孔子的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仁”学上。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克服各种错误和缺点，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做一个仁者。这样一个“仁”者， 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他所不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到。同时，而且在思想道德方面为全社会的普通人做一个榜样，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感化别人，推动社会向着和谐美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具有一颗“爱人”之心。孔子提倡的“爱人”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包括劳动者在内”的重视，毕竟是一种进步思想，有进步意义。但在阶级社会中，要想调和阶级矛盾，实行一种超乎阶级之上的普遍的“仁”的主张，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孔子提倡“仁” 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就是在当时社会普遍“礼崩乐坏”情况下，妄想通过实行“仁”达到恢复过去的西周时代的那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这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孔子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在教育方面，不仅表现在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而且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方法上都提出了极具重要意义的思想和主张。

孔子办教育，推广私人讲学，这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是有贡献的。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孔子在教学实践中还十分重视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还重视互相学习，“不耻下问”，取长补短，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应该经常请教别人。他还重视学习与独立思考、学习与复习的

关系，他认为学习而不思考则等于没学，光是思考而不学习的人也是很危险的。孔子提倡“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史上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同时，其对立面也几乎同时产生了。由墨子开创的墨学开始同儒家交锋，影响不断扩大，最后竟达到与儒家并显的高度。关于儒墨之争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 可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尽管也主张“爱人”， 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使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况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 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 “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所以，儒家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因此，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第二，“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

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常常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可是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着“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这些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更变的。即

《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因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尽管主张非命，可是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尽管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确实怀疑鬼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 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 3 寸厚的桐木棺材，穿 2 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而言之， 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学

生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音乐也是一种精神抒情的活动与享受， 可是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象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 可是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务，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儒家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墨家则主张取实为名。

儒墨显学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上七个方面。为什么两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形成对立呢？从其根本原因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儒家是站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显得保守，然而，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也主张改良。虽然是改良，也还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的，这与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显然是格格不入。“兼爱”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平等的美好愿望。可是儒家的“爱人”则是为建立新的等级制度而服务的，所以，明确爱有差等与亲疏厚薄。儒家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伦理道德。在“义”、“利”关系上，强调“义”，甚至把“义”、“利”相对立。而墨家则多注意切身的物质利益，把“利”作为“义”的具体体现。儒家的“天命”论， 明显是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以欺骗民众。而墨家的“非命”与强调“力” 与“强”的主张，则是揭露这种欺骗。而墨家“天志”，与儒家的“天命”， 完全不同，它是墨家自身善良人格的理想化。同样，墨家“明鬼”的主张也是如此，它表现出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他们一方面否定命运，可是另一方面把希望寄托于天与鬼神。这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使这种主张起着麻痹老百姓斗志的消极作用。

然而儒家不重鬼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传统文化总是以儒家为主体。尽管道教、佛教、天主教等宗教也在流行，但是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未能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形成与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而墨家的“节葬”、“节用”以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其实质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儒墨两家在“名实” 观上的对立，则是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反映了两家的相反的政治态度。儒家重视音乐，虽然有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然而，音乐的作用并非如此而已，它还有反映民间疾苦和政治好坏以及鼓舞士气等作用。所以，音乐在传统文化中是不可缺少的。而墨家的“非乐”主张，则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战国早期到中期，在邹鲁儒墨显学之争以后，由于代表小土地私有者利益的杨朱学派的产生，又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

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墨显学之争，大致说来，儒墨两家的势力还能平分秋色，不相上下。可是，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杨朱学派如异军突起，打破了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而成为鼎足三分之势，而墨、杨两家的矛头都指向儒家。儒家的势力已露出衰颓之势，所以，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杨朱、墨翟的学说如果不停息，则儒家的学说不会发扬光大，这就会造成异端邪说蛊惑民心，而使儒家宣传仁义的道路被阻塞。所以孟子认为必须出来捍卫儒家的“先圣之道”，尽力反对杨朱的学说，批判那些“荒谬”的言论，使这种主张的

人站不住脚。

孟子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杨、墨的学说直接危害儒家思想的传播，而且还看到了杨、墨的学说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巨大妨碍。孟子认为，杨朱的主要学说是“为我”。只重视自我，这种学说就是“无君”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做“无政府主义”。墨家主要学说是“兼爱”，爱天下一切人，可是，没有亲疏厚薄之分。这种学说就是目无父母。一个人如果心目中既无君主，又无父母，岂不是和禽兽一样了吗？孟子对杨、墨学说的斥责，显然有些过份。不过他这番话也是有所依据的，基本上抓住了杨墨两家学说的要害，而且对其“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儒、墨显学转变为战国初中期的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墨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特殊的文化环境。

春秋末期，“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完全打破，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其经营者，我们叫小手工业者。这批人本来是从官府手工业分化出来的，又居住在城镇，消息比较灵通，又有墨翟这样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领袖，所以比较快的形成代表小手工业者利益的学术集团墨家，并且能够写出《墨子》这样的著作来。当然这还与墨子生长在鲁国这样文化繁荣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杨朱学派产生的阶级基础和文化环境。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杨朱与杨朱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在此不再重复。要着重指出的是，杨朱及其学派是小土地私有者利益的代表。小土地私有者要出现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不如小手工业者那么容易。

那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忙于如何巩固他们的政权而实行变法改革。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且诸侯之间与贵族之间、诸侯与贵族之间，各种各样的战争连绵不断。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在当时还不剧烈， 小土地私有者得到发展的良好时机，这就形成了杨朱学派的阶级基础。

从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学术已经从官府走向民间。最先形成私学并开始进行争鸣的，当然只可能出现在保存西周文化最为丰富的鲁国。学术的解放，士阶层的兴起并不断扩大等种种条件，为小土地私有者甚至包括农村中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相当于贫雇农）中产生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这样，杨朱学派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出现了儒墨显学之争正方兴未艾，而杨朱学派又异军突起（此时农家虽也开始积极活动，不过未能发展成为较大的势力，因而有人认为许行属墨家），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一发展趋向说明了小生产者（包括小手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势力的发展壮大，形成了短暂的对儒家似乎有压倒优势的局面。因此，孟子把矛头指向杨、墨两家，同时也对农家许行有所批判。

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除了孔子外，还有孟子、荀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孟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后来接受了儒家思想，并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孟子政治上主张兴“王道”、行“仁政”。他反对暴政，希望各国的统治推行古代圣王的“王道”，恢复西周的井田制。这种思想在当时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孟子与孔子一样，表示了对民众的更多关怀，他更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积极意义。

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思想则比孟子进步得多。荀子名况，字卿，是战国后期赵国人，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杰出的思想家。时代的变化，使其思想和孔、孟有很大的不同。他虽然接受了孔、孟儒家学说中那一套礼治、孝悌、任贤等思想，但又肯定和赞扬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调加强君权、统一国家的重要性。因此，荀子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

战国中期以后，在当时的思想战线上，随着各国加强君权，逐鹿天下的需要，出现了一批与儒、墨等派迥然而异的思想家。这样，法家学说异军突起，再次把百家争鸣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他们不仅大力倡导法家主张，而且大都以执政身份在各国推行法家主张，从而使战国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后期法家的代表是韩非、李斯等人。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综合法家主张，全面地批判和继承了战国诸子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防止人民反抗的学说，韩非的学说后来就成为了秦国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以上各家各派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涌现了许多影响略小的门派，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老庄的道家学派、孙武的兵家学派等等。

老子、庄子的道家学派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这在当时社会急剧变动的社会时代背景，显然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老、庄思想在当时并无多大影响，但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影响深远，中国古代以至近现代思想、文学艺术无不浸润其智慧之光。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呜”，呈现出群星灿烂、盛况空前的局面，这是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百家争鸣”过程中，各家之间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思想交锋，又有相互影响。这种情况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表现尤为突出。到战国末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诸子百家的融合更为明显，吕不韦组织其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则是诸子百家融合的重要标志。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可是，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面。过去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相互影响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

齐国稷下学宫各学术的争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高潮。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百家争鸣的缩影，从中可以见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除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捷子等人外，还有儒家孟子、荀子等；阴阳家邹衍、邹奭；名家儿说、貌辩。其中慎到、田骈、尹文子等又属田齐法家。淳于髡“学无所主”，属杂家。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内容庞杂，更是稷下“百家争鸣”的反映。那里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

《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

《侈靡》、《水地》、《地员》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

《参患》、《制分》、《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属于法家著作的《法禁》、《法法》、《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

《禁藏》两篇中有纵横家的纵横捭阖的权术思想；《立政·九败》有对包括

墨家在内的诸家的评论，可是，不批评儒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

（或称《黄帝四经》），很可能是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的著作。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已成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此外，韩非对儒、墨、杨朱学派和道家也进行了批判吸收。而《吕氏春秋》的出现，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诸子百家”的融合，至此，从春秋至战国的百家争鸣随着时代的演进而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