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说的形成

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与文化，又反过来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鲁迅先生在 1918 年 8 月 20 日《致许寿棠》的信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许多外国学者也说：欲了解中国，需先了解道教。这话我们今天听来，似乎觉得有些玄乎，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道教确实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及艺术等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道教是什么？其答案众说纷纭。这是由于道教自身内容的庞杂造成的。不过，考察其宗教内涵，可以看出，道教是以我国古代社会的鬼神崇拜为基础，以神仙信仰为核心诱使人们用方术修行以追求长生不死、成仙享乐和用祭祀醮仪以祈福免灾为主体内容和特征，文饰道家、阴阳五行家及儒家谶纬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为神学理论，带有泛神论及多神论性质的宗教。

道教形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史学界及道教界较为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时（公元 126～144 年），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创立为标志，距今 85 已有 1800 多年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道教的创建与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等不同，这些宗教一般都有明确的创教人和较为明显的创教时期，因而比较容易查考确定。道教则不同，它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产生、酝酿过程，是由多源头、多渠道逐渐靠拢、混合而成的，几乎与中国古代社会及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关系，所以古人云道教“杂而多端”。尽管如此，道教的产生仍是有规律可循的。

道教的主要来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来源于我国古代的宗教和民间巫术。同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民族一样，我国自原始社会就有了图腾崇拜及鬼神崇拜，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祭祀及祈福、禳灾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事这一职业的巫师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职业，他们使用种种巫术以降神、驱鬼、祈雨、预言、医痫。早期道教正是承袭了古代巫师的这种巫风而兴起的，符录派做法事时，亦比较多地沿用了古代鬼神祭祀的做法。
来源于神仙之说与方士方术。神仙之说，由来已久，主要出自燕、齐文化与荆楚文化。如庄子的《逍遥游》就对神仙作过许多生动的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神仙之说引发了人们许多丰富而浪漫的联想，迎合了上层统治者永享富贵的奢望，一些方士乘机编造各种成仙之方，骗取利禄。在方士们的蛊惑下，齐威王、齐宜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派人入海觅仙寻求长生之药，其社会效应不可低估。后来，神仙说成为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教义的显著特点，神仙崇拜则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方士们所行的种种方术，也大都为道教丹鼎派所信行。
来源于黄老学说及道家学说。黄老学说在战国时有很大的影响，继春秋时的《老子》一书后，战国时又出现了一些依托黄帝的著作，在思想倾向上是承继《老子》的，世称黄老之学。但是，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

《列子》、《淮南子》，它们都是学术著作，道家学说，与宗教无关。但从东汉后期起，《老子》逐渐被神化，道家著作被当作道教经典，黄老之学演变为黄老崇拜，老子则被奉为道教教主，民间巫术与神仙方术亦开始依托于

《老子》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将神道与道家融合的理论著作，如《太平经》、

《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这些著作的问世标志着道教的产生，并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学体系。

凡宗教都有教化功能，可以诱掖人心。这种教化功能，使得道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时时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宠爱，或出于政治的需要，或出于封建帝王的个人喜好，客观上则是道教参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王朝的更替和政权的巩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北魏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后，道教逐渐被封建统治者承认并官方化，道士们随之抬着图谶、符命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唐、宋时最为典型。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在唐朝近 300 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对道士优礼有加，规定在国家重要典礼、公开活动等场所，三教的排列次序是：道教为先、儒教为次、释教为末。唐朝为什么如此宠爱道教呢？是因为道教为李唐王朝的建立曾立下了汗马功劳。

隋朝末年，义军蜂起。公元 617 年，当唐高祖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时，许多道士都向李家父子靠拢，以“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将有老君子孙治世”（相传老君姓李）等政治谶言大造政治舆论。据《混元圣纪》卷八载：隋大业七年，终南山楼观道士歧晖对门下弟子曰：“王道将改，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治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君权神授舆论，为李渊父子赢得了人心归附，争取了群众。歧晖还尽以观中钱粮资助李渊，李渊兵至蒲津关时，他又派道士 80 余人前去迎接。歧晖为李渊尽心尽力，出谋划策，李渊亦深领其情，在称帝以后，授歧晖为紫金光禄大夫，敕令新修楼观，并赐予粮、田等，从政治和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还有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时，也称奉老君旨意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当受天命。《混元圣纪》卷八又载：“初，高祖诏玉清观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常奉老君旨，预告受品之符也。”不仅如此，在唐太宗李世民与其长兄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王远知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支持李世民，为李世民上台大造舆论。当李世民还为秦王时，曾私访王远知，询问未来之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实相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当时太子已立，王远知却恭维李世民为“圣人”，称之为“太平天子”，无异于告符命，暗示李世民将登上帝位。结果，李世民即位后，对王远知非常器重，授银青光禄大夫。因王远知一心归山，太宗便下诏书重修茅山道观。

宋朝是继唐朝之后道教的又一个兴盛时期。宋太祖、宋太宗从一开始就注意扶植道教，太祖赵匡胤曾利用符命为其夺取政权大造政治舆论。太宗赵光义承其兄太祖之位时，有“烛影斧声”之说，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悬案。为了平息人们的议论，道士张守真奉太宗旨意编造了一个神话：张守真闻空中有召唤声，原来是天神降临，他自称是高天大圣玉帝的辅臣，奉玉帝之命降临于世，辅佐大宋王朝。太祖临死前，此神命张守真传言于宋太祖云：“吾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盖尊符命，降卫宋朝社稷。”

又曰：“晋王有仁心，晋王有仁心。”意为晋王（太宗即位的的封号）

应即位。次日太祖死，太宗即帝位。太宗即位后，对这个神话大加宣扬，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继承皇位乃是玉帝的旨意。

道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道教徒们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早期道教形成之初就有着积极的救世精神，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明确指出：“上士学道，辅佐帝王，当好生积，功乃久长。中士学道，欲度其家。下士学道，才脱其躯。”也就是说，辅佐帝王救治天下为高尚，个体修道成仙只为末流。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一些著名道士身在山林，心系朝政，经常作为国师辅臣参与政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著名道士佐国扶民的故事。

寇谦之，生于前秦建元年（公元 365 年），卒于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

448 年），是北魏时北方天师道的首领。他在有生之年，对天师道进行了改革，实现了道教与皇权的结合。寇谦之曾两次托神造经，先是托称太上老君降临，授他以天师之位和新科律《老君音诵诫经》；后又托称有上师李谱文降临，授予他《录图真经》。《录图真经》是一部图谶式的神书，书中称寇是李谱文之义子，受命奉持真经来辅佐北方真君。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当时入主中原的鲜卑族拓跋部北魏统治者。北魏统治者原是塞外的少数民族。为了对付汉人的反抗，他们实行与汉族同化的政策，笼络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为其巩固皇权服务。泰常 8 年（公元 423 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寇便把神书《录图真经》献给了太武帝，被接受，并得到了太武帝的赏识。据说他还为太武帝祈福于嵩山，感动了太上老君，授帝以“太平其君”之号及冠服符录，自此北魏改用太平真君年号。寇还怂恿太武帝以皇帝身份亲临天师道坛接受道教符录，成为道教徒。太武帝欣然从之，于公元 442 年，“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

由于寇谦之的努力钻营，道教在太平真君年间名噪一时，成为北魏国教，寇谦之也被尊为“帝王师”，佐国扶民，太武帝在军政大事上常咨询于他，公元 426 年，太武帝想出兵进击大夏，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畏难不肯，太武帝“乃问幽微于谦之”，寇谦之云：“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太武帝听从之，亲自率兵连年出击，横扫中原，先后消灭了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完成了其统一北方的宏图大业。

稍后于北魏的寇谦之，南朝的陶弘景是一个隐而有名的道士，他一生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曾入仕途，36 岁辞官隐居，在茅山开始了 40 余年的修道生涯。他读书万卷，学识渊博，以学问修养而饮誉后世。尽管隐居山林，并未完全脱离政治，而是“身在山林，心存魏阙”，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南齐内部动乱后，雍州刺史萧衍（即梁武帝）于永元三年（公元501 年）自江陵起兵向阙，次年代称齐帝，建立了梁朝。梁武帝起兵军至新林时，陶弘景就派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表示拥戴。禅代之时，国号未定，他又援引图谶，以“梁”字为应运之符，被武帝采纳。武帝即位后，请他出山参政，陶弘景画了一幅画给武帝作为答复。画上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散放于水草之间，随意吃草饮水；另一头牛则头被黄金笼头所羁，被人用绳子牵着，棍子驱赶着。梁武帝见画后知其不愿出山，对他恩礼愈笃，书问不绝。据《梁书》卷五十一载：“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朝的许多文人权贵都拜在陶的门下。当时，玄学之风盛行，崇尚空谈，陶弘景深感忧虑，曾作诗警告人们，只空谈玄理

有亡国的危险，其诗云：“夷甫（晋清谈家王衍）任散涎，平叔（魏玄学家何晏）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隐喻梁朝将像晋朝那样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据说后来果如陶所预言，侯景乱梁时篡位于昭阳殿。

元代时，丘处机掌教的全真教声誉鹊起。丘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的高足弟子，王重阳死后，丘入石番溪穴居，隐修 6 年，后又赴陇州龙门山修道 7 年。隐修期间，他乞食度日，行则一蓑一笠，居则肋未沾席，人称“蓑衣先生”。他的苦修惊世骇俗。1191 年后，他以山东栖霞太虚观为中心进行传教活动。由于他既努力拯救民众苦难，又广交高官显贵，声誉远播，且逐渐上达于朝廷。金世宗就曾多次召见丘处机，亲问养生之道。1213 年后，金、南宋、蒙古角逐中原，拥有强大的民间势力的全真教团则成为他们争取的一个重要目标。公元 1219 年，金、南宋都曾遣使召见丘处机，丘皆未应诏。同年

5 月，成吉思汗发出了《召丘神仙手诏》，这时蒙古的势力已扩张到北京一带，丘处机审时度势，不顾山高路远，慷慨应诏，率十八高徒一起北上。当时丘处机已是 72 岁高龄，他们一路上饮风吸露，卧冰覆雪，历尽艰辛，终于在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

丘处机之所以不辞劳苦北上，除了想利用成吉思汗进一步扩大、发展全真教的势力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成吉思汗进献良策，以达其弭兵济世、恤民保众的弘愿。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皇帝，成吉思汗在征战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滥杀行为。《元文类·耶律楚材神道碑》就载有：“因汉人无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的主张。对此，丘处机深感痛触，以为通过规劝皇帝也许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他途中曾作诗：“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言其志。所以当成吉思汗问以炼养之道时，丘处机云：“昔轩辕氏，天命降世，一世为民，再世为臣，三世为君，济世安民，累功积德，数尽升天，而位尊如昔。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丘处机还力劝元太祖止杀，《元史·丘处机传》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以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河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可见，丘处机以敬天爱民、清静无为教化一代天骄是有成效的。事实上，元太祖成吉思汗还在治国之术上采纳了丘处机的许多计策。对于其巩固和发展蒙古势力，加快统一全国的大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许多人以遁世为求名出仕之途径，走终南捷径，利用其特殊地位，假借天意，干预政治，惑乱愚民，妖惑圣听，导致了朝政腐败和社会动乱，如宋代的林灵素等。他们是道士中的败类。历史上也有一些隐而无名，出而有功的著名政治家，以唐朝为多。唐初的太史令傅奕，名臣魏征等，都曾为黄冠。据《旧唐书·魏征传》载，魏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谏书，多所通涉。隋末大乱，义军蜂起”，魏征即投笔事戎轩，曾在李密手下任职，后为太子李建成所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爱其才，不计私怨，留在身边使用。魏征在任谏议大夫期间，以道家的“无为而治”、“少私寡欲”思想辅佐李世民，在唐初形成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与民休息，使唐初很快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作为

唐太宗的重要谋臣，对“贞观之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神仙信仰的特长是相信世上有长生不死、逍遥自在、神通广大的神仙存在，认为可以通过寻仙服药或锻炼保养等方术修炼达到成仙不死的目的。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论仙》云：“若夫仙人，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认为难也。” 神仙学说与方士方术作为道教产生的一个重要源泉，在我国流行甚广，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在历史上为众多的封建统治者所信奉。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迷恋成仙的皇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东巡郡县，齐人方士徐市（福）上书，言海上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山上有仙人居之，清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秦始皇幻想获得仙人、仙药，就派遣徐市带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觅仙求药，徐市入海多年，费用巨大而一无所获。其后，秦始皇又遣使燕人卢生等人入海求之。仍不得，卢生等人恐受谴，遂骗称：因有“恶鬼”作怪，皇上应隐秘行踪，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秦始皇听信了他们的鬼话，每日隐秘其行踪居处。但是，谎话不可能长期骗过皇帝。秦代法酷，方术两次不验辄死，卢生等人怕杀头便偷偷地跑了。秦始皇勃然大怒，抓不住卢生等人，就迁怒于在京的众儒生，于公元前 212 年将儒生 460 余人坑杀于咸阳。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坑儒”事件。

后来，秦始皇还数次亲自到海上，“求仙人羡门之属”，“冀谓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令他失望的是，多年觅求，连仙人、仙药的影子也未见到。从海上归来，秦始皇心情抑郁，行到今河北沙丘便病死了。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以一首《古风》诗，讽刺了秦始皇以一代天骄妄求仙药、劳民伤财之事：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连沓射海鱼，长鲸正崔嵬。择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额鼻象五岳，场波喷云雷。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髻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继秦始皇之后，汉武帝亦热心于神仙方术。他宠信方士，先后令入海求仙的方士达数千人，前后数十年，耗 96 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终一无所得。但是，皇帝一人好之，上下万人趋之。由于他们的影响，秦汉时期的神仙思想逐渐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并广泛地传播于后世。后人编制了许多关于汉武帝求仙的神话，如《汉武内传》、《汉武外传》等。

秦始皇、汉武帝求仙失败的教训，并未使后世封建统治者醒悟。为了永远享受人世的快乐，永远享受荣华富贵，几乎历代帝王都企求长生不死。随着道教炼丹术的兴起和发展，很多封建帝王开始笃信服饵长生成仙之事。他们本想长生不死，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服丹中毒加快了他们的死亡。历代帝

王中，以唐王朝因服丹中毒而死者为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载，唐代诸帝中因服食金丹致死者达 7 人，其社会影响是空前的。当时，道士们炼丹用的主要原料是朱砂、硫黄、雄黄等，至于烧炼出来的“金丹”，其主要成分多是铅、汞、硫或它们的化合物。这些成分都对人身有毒。服食以后，轻则慢性中毒而死，重则立时毙命。

君主耽于长生成仙的幻想，为了制造灵丹妙药，动辄诏令天下求诸奇药异石，不仅浪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且由于久之沉溺于中，致使政事举措失宜，对社会政治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引发和加剧了社会危机。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唐代。

作为中国社会士生士长的宗教，道教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几乎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为广大的底层百姓所信奉和接受，这使得道教能够同一些群众政治运动相结合，成为古代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我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就是由道教组织和领导的，对加速封建王朝的垮台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农民起义，是由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它是道教引起的第一次社会震荡。

据载，自汉桓帝到汉献帝时（公元 147～220 年），黄老道在民间十分活跃，传播迅速且广泛，以张角领导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最为有影响。汉灵帝时（公元 168～189 年），河北矩鹿人张角得到了《太平清领书》，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很受下层群众的信赖和推崇，十余年间，其教徒达数十万，几乎遍布华北。张角还利用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条件，在下层群众中传教，广做造反起义的宣传，于公元 184 年，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因起义军皆头裹黄巾为标志，故史称黄巾起义。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很快席卷了全国，太平道的信徒由“叩头首过”之士变成了燔烧官府的战士。经过十几个月的战斗，起义在东汉王朝的重兵围剿之下，最终失败了，但斗争持续了十多年，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打击是持久性的，它动摇了东汉王朝，使东汉王朝被随之崛起的新军阀爪分。可以说，黄巾起义是造成汉王朝覆灭，继而形成后来的“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的重要因素。

在张角于华北传播太平道时，五斗米道在巴蜀地区也广泛地传播开来。五斗米道大体上创立于汉顺帝、汉恒帝时，其创始人为张陵，后人尊称张道陵、张天师，因凡入道者都要交纳五斗米而得名。许多人前来投他为师，弟子多达数万人，他立祭酒统领道民。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业，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传其业。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 191 年），益州牧刘焉乘天下大乱，企图割据西南，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袭击汉中太守苏固，以断绝由长安入蜀的道路。后来刘焉病死，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因张鲁不甚服从，刘璋杀害了鲁母家室，激起张鲁叛变，张鲁占据了汉中，成为汉末割据巴汉的地方军阀，他以五斗米道教民，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雄踞巴汉达 30 年之久，被汉帝封为镇民中郎将。在张鲁政权保护下，汉中人民生产发展，社会安宁，过着“民夷便乐之”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历史学家们对其颇感兴趣。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许多农民起义是利用道教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如李流、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正是依靠天师道教主范长生的资助和支持，

才由衰转兴，称雄蜀地的。东晋道士孙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其部下也99 大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农民，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他们英勇斗争的精神支柱。

魏晋以后，随着道教的逐渐官方化，道教与农民的政治联系渐趋淡薄，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变换了形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下层，与民间宗教势力相结合了，其反抗精神依然强烈，对封建统治者仍构成威胁，被统治者称为“左道”。北宋的方腊起义，元末的农民起义都与民间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于南宋时的白莲教，就是道教与佛教及摩尼教相互融合的产物，它的信徒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宗教反叛力量。元代后期，面对元代统治者的野蛮统治，道士韩山童、和尚彭莹玉作为北南方白莲教的领袖，倡言“天下大乱”，利用白莲教策划和组织了反元的白莲教大起义，在 15 年的时间里，横扫了元朝在大江南北的统治势力，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政权扫清了道路。白莲教的许多支派在后来的抗清及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道教炼丹术在向长生成仙目标的追求中，以靡费大量资财及毒死许多信徒乃至帝王为代价，后来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抛弃。但是，追求长生是道教的教义，也是科学的目标之一。道教徒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获得了许多化学、医学及冶金、矿物学方面的知识，其宗教实践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发展。

道教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近代化学的先驱。丹砂古代又称丹，炼丹术即是由此而来的。所谓炼丹，主要是丹砂、铅、硫等矿石及药物的烧炼，所炼出来的金丹多是硫化汞之类铅、汞的化合物，在制作过程中，道士们积累了许多有关化学反应的知识，也学会了许多化学实验及化工生产的方法。如飞、升、抽、优、制点等都是炼丹术常使用的操作方法。炼丹家们经常与丹砂和汞打交道，为此，他们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如葛洪云：“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其化学反应式即是：

HgS＋O 2 →Hg＋SO2 （1）

Hg＋ 1 O

→HgO

（2）

（1）式即是由丹砂炼汞的反应。它在 285℃时开始反应，因汞的沸点仅为 357℃，炼出来的汞继续与氧气反应，则可生成红色氧化汞，如（2）式所示，即所谓“积变又还成丹砂”。

这种用硫和汞化合成丹砂的方法，在我国唐代就已达到了定量反应的水

平。

此外，还有关于铅的化学反应知识，砷化物的化学反应知识，炼丹家们

早在公元 7 世纪前就能制成铅、氧化铅和单质砷，这在化学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

道教炼丹家们的众多贡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火药的发明。提起火药，几乎人人都知道它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它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从而制造出了枪炮，成为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之一。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火药的发明其实是炼丹术的副产品。

硫、硝、炭是制造火药的三种基本成分。道士们在炼丹过程中，常用硝石与三黄（硫、雄、雌黄）等为炼丹原料，极易发生燃烧和爆炸情形。著名

道士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用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松脂与雄黄合炼丹药之方，这里，玄胴肠和松脂加热炭化后相当于木炭成分，雄黄则含硫，这配方与黑火药的配方几乎完全相当。因此，在炼制过程中，各种原料成分的比例与加热操作稍有不当，即可引起燃烧和爆炸。在唐宋两代，与火药配方有关的资料更多。如中唐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硝石，宜佐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正是从这些祸事中，人们得出了原始火药的配方。以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而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先生曾这样说过：“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最早提到火药的，是一部题为

《真元妙道要略》的道教炼丹著作。”

对中国医学的影响。炼丹家们在寻求不死之药时，也导致了许多有医学价值的发现。他们积极收集了各种疗疾单方，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养生学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颇有影响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在许多道教经典中也有具体的表述。著名道士兼医学家葛洪就曾明确指出：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我国古代的许多医学家都是道士出身或道教信徒。他们当中的著名人物如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

华陀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方士和医学家，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包括药物的运用、针灸乃至外科手术。他的医术出神入化，并以用麻沸散做麻醉药动外科手术而创先例。《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记述了许多他治病妙手回春的故事，其中包括救活被毒箭射伤的关羽。后来华陀因卷入策划谋杀曹操的政治反叛而被杀害，其医书也因之散佚了。

另一位对我国古代医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葛洪。他既是著名的炼丹家，又是著名的道教医生。他关于用水银治皮肤病的记载，比意大利的著名外科医生罗吉尔关于使用水银软膏的发明早了 800 多年，关于天花的发现也比国

外早 500 多年。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被历代医家刻印、运用。

陶弘景作为道教学者、炼丹家，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精于医学，他的《本草集注》将数千种植物——包括树、草、花、果、真菌，根据其医学功能加以鉴别分类，常被后人所征引。他还增补了葛洪的《肘后救猝方》，作《肘后百一方》。他们有力地促进了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初唐的孙思邈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医生和药物学家，据说他活了 100 多岁，少时即有“圣童”之称，通晓百家学说，尤爱老庄。他撰有《备急千金要方》于世，全书收方 5000 余个，详述救急、食疗、气功、养生、按摩等内容，且以论带方，充分发挥了他作为道教理论家的优势。此书对后世中国医学影响极大，而且东传日本、朝鲜等国。

道教中的科学内容是丰富的，其贡献也是多方面的。道教徒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实验科学的实践，他们将理论付诸实践，所以，“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发端于道教。”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在中国科技史上，道教的贡献要比儒教、佛教大得多。

道教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择其一二加以评述，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人们的深入研究。时至今日，道教已今非昔比，甚至已经衰落，但其影响早已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民族精神已深深地刻上道教的烙印。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仍可见到道教影响的痕迹，近几年来，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道教的研究，把它当作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钥匙，道教的一些思想资料也引起了中外科学家、思想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