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

在中国悠悠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种思想学说能像儒家学说那样主宰我国封建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并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及其他东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广泛扩展到海外。

“儒学”已几乎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要了解东方文化，不能不知晓儒家思想，那么，儒家学说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

儒家学说由孔子创立，其后通过孟子等人的补充、发展，理论日益完善，最终成为中华大地的主流文化。

要了解儒家学说的形成，研究儒家学说创始时期的两个重要人物，即孔子、孟子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公元前 551 年 9 月 28 日，即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在鲁国陬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诞生了一个小生命，因是“祷于尼丘”而生，故名取为丘，字号仲尼，他就是孔子。孔子 3 岁时丧父，孤儿寡母离开陬邑，迁居鲁国都城曲阜，生活在城西南的平民区。他们生活清贫，主要靠自己谋生糊口。孔子小时虽然有机会参加当地在农闲时举办的平民私塾学习，但多数时间不得不帮母亲做事。然而不幸又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在他十六七岁时，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艰难的环境，使他立志勤奋学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立身之路。

孔子 15 岁之前在平民私塾学习时，他不仅学到了一般的文化和军事训练知识，而且受到传统礼仪活动的熏陶。小时候的孔子对此极感兴趣，经常模仿成人们做祭祀的儿童游戏，这是导致他以后学习礼仪的重要原因。由于母亲的悉心教育，孔子对学习很是喜欢，平民私塾已不能满足孔子的求知欲望，在没有资格进入贵族子弟大学深造的情况下，决心自学。他自学的主要内容是《诗》、《书》、《礼》、《乐》等。孔子在求学中，不仅向名人学习，更经常、更大量的是向普通人学习，向他所能遇到的一切有识之士和有一技之长者求教，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重视学思结合。虚怀若谷的好学精神，加上正确的学习方法，使他的学识远远超出了旧学“六艺”的范围，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文化由中央散入地方，大批文化公职人员由各国官府而走向民间，学业由王官谨守而不外传的局面已被打破，于是青年时期的孔子决定聚徒设教，创办私学。由于他在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他的私学在与其他私学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而声名大振，从而使孔子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即他自己所称的“三十而立”。

孔子成名之后的十几年里，虽受到王府的重视，但因社会动乱，他没有从事政治活动，而是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潜心于文化教育事业，比较研究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

孔子通过对夏、商、周礼乐文化的研究，确定了周礼的主导地位，而且从周礼的道德理性中发现了仁。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周礼是对礼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它的出现，表明起源于神鬼祭祀的礼开始从对虚幻的追求转向人民日用，促进人们摆脱宗教蒙昧，发展理性活动。孔子通过对三代礼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三代礼制表现为一种渐进的历史过程，后世之礼对前世之礼做出损益而有所发展；他感到，夏礼和殷礼由于时代久远、文献不足而

无法得知其详细内容，只有在夏礼和殷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才是最丰富的，从而使他确立了周文化的主导地位。

周礼的道德理性是尊尊与亲亲。亲亲就是在氏族内部依亲近、疏远之原则而有差别，血缘愈亲则爱愈亲。这种爱是以亲子（父母与子女）之爱为核心的，并由此派生出孝、悌等道德观念，古人把这种亲子之爱及其派生之德称为仁。另外还有其他各种关于仁的提法，如“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利国之谓仁”。孔子在对仁的各种提法中，尤其注意爱亲为仁的提法，把它同礼的原则联系起来，并推而广之，在更广阔的人际关系和政治道德领域弘扬仁爱精神，并以这种仁爱精神去影响、改造礼，进而建立自己的一套仁论和以仁为基础的礼论。

孔子把他的仁论推广到君王为政上，认为贤明有德的国王可以而且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仁，即要“为政以德”。其主要内容是：反战、禁暴、重民、举贤。反战，就是反对诸侯相互讨伐，各国应和平相处，制止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正义战争；禁暴，即治民之道应重视德化礼教，以此引导、整顿民众才能使人心归服；重民，就是应注重民事，要把民众的衣食问题摆在首位，要关心人民的丧事和祭祀活动，要重视国人的政治权利，允许国人批评朝政；举贤，就是要任人唯贤；要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国家公职，而不论其世族门第如何。

把仁论推广到人际关系和行为方法上，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你想自己在社会上立足，也要使别人在社会上立足；你想自己显达于世，也要使别人显达于世。遇事要设身处地，因爱亲而爱人，因己之立达而使人立达，因不欲施暴于己而不施暴于人，因维护本国本族安宁而不侵犯他族他国。

关于仁与礼的关系，一方面，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即如果不仁，就谈不上讲礼了，仁对礼有决定性影响。在大仁大德面前，礼之不足降到次要地位。我们知道，周礼虽然具有道德理性的特征，但仍保留了祭神祀鬼的习俗，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仍笼罩着神鬼迷信。孔子把仁作为礼的基础，而仁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这使礼论沿着周人开创的摆脱宗教蒙昧而走向理性的道路更向前进了一步。孔子既强调仁对礼的决定作用，另方面，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即一个严以律己、处处遵守礼的规范即社会公德的人，就能实现仁。孔子说，具有仁德精神的礼，能限制以至克服一切损人利己之心和损人利己之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从而实现以爱人为旗帜的仁的目的。对于为政者，应仁、智、礼兼具，有治民的智慧，又能守之以仁，如果在人们面前没有庄重的仪表，就不会受到民众的敬畏；有智，有仁得之心，又有庄重的仪表，若不能用礼动员民众行事，那也是不完善的。孔子注重礼对仁的作用，是因为仁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实现其价值，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礼所反映的对象。

孔子的私学发展很快，这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被提出来：应按什么样的标准去培养、教育人呢？孔子提出了“圣人”、“君子”、“志士”等人格概念，而最常提及的是“君子”，它是孔子培养教育学生和律人律己的标准人格。

君子人格应是维护人伦关系的和谐，做到爱亲、尊上、敬友、与人为善，在礼所体现的人伦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人格；这是君子人格的一个基本特征。所以“君子笃于亲”、“君子成人之美”，表现了君子与社会环境互相统一

的一面。但是君子不是社会环境的简单附属物，他要在人伦社会的深刻联系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情操，所以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同人相处时，彼此协调合作，但不盲目苟同。有一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问他，如何方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朋友和兄弟间，能相互批评，和睦相处，这就是士。

孔子主张通过自身修养和内心自省，完善和提高自己适应和改造环境的能力，这样，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求诸己而达到心理平衡，使内心世界充盈而无忧无惧。要把仁义放在第一位，经过内心自省，如果确认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仁义，没有错误，就不必有什么忧虑和恐惧。孔子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子以忠于自己为原则，不为利诱，不因物移，始终保持自己人格的尊严和目标的专一，并以此教育其学生，使大家能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不见异思迁，不悲观气馁。具有内向型品格的孔子哲学和君子人格，又是富于外向追求的。他把君子加强自身修养的目的分为三个层次，他对其门生说，修养自己，使自己对待工作严肃认真还不够；修养自己使一些人生活快乐，也不够；修养自己，使天下所有的老百姓都安居乐业，才是君子的最高奋斗目的。具有这种救世精神和博大胸怀的人，不会为一己私利和一家一氏的利益而闹宗派和相互勾结的。

孔子君子理想人格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因认识自我而立德、立言、立功的朝气蓬勃的新时代的到来。孔子就是按照这种人格思想培养教育其门生，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孔子满怀“仁政德治”的理想，很想找到机会使之成为现实。在当时，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做官来实现，孔子很想通过“求仕”来实现其抱负。公元前 501 年，孔子 51 岁时在鲁国做官。但不过四年，由于在立场观点上与统治者矛盾，而孔子不愿与贵族当权者同流合污、被迫弃官出走，开始了他艰难的访问列国诸侯的求索之路。

孔子访问诸侯列国之行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鲁国的兄弟之邦。当时卫国政治较安定，经济也较富裕，加之孔子的高足子路的妻兄颜浊邹是有贤名的卫国大夫，还有蘧伯玉等有贤名的人，可以相互谈论问题，所以孔子首先选择了这里。由于孔子声望已经很高，又做过鲁国的上卿（即大司寇），因此卫灵公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给他二千石粮的薪水。二千石粮对于孔子及其随行数十人的生活来说，基本上可以维持下去。但孔子来这里，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实现其“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而平庸的卫灵公对孔子的所谓“仁政德治”根本不感兴趣，而是为了利用孔子这块招牌显耀其“尊贤”的名声，以欺骗国人。孔子在卫国五年，卫灵公尽管表面上对孔子很是尊敬，但始终没能让他参与政事。在孔子到卫国的第五年，卫灵公死了，君位继承问题使国内动荡不安，同时引起了大国晋和齐的介入，乱哄哄的局面迫使孔子离开卫国。

孔子离开卫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像“丧家之犬”，也没有确立往何处去。他们一行经过曹国，曹国没有接待；经过宋国，差点遭到杀害；到郑国，他甚至狼狈得和弟子失散了，郑国也没有接待他们。最后在离开卫国一年之后到达陈国，住在曾相互仰慕的贤人司城贞子家，并通过他向国君推荐，取得了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三年后，吴国侵略陈国，孔子又不得不躲避战乱而离开。当时，楚国有位贤名的政治家，人称叶公，孔子决定去找他，一路上，好几天没有粮食吃，随从的弟子和其他人不免露出不满情绪，孔子

却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歌唱不已，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想方设法度过难关。

在卫国，孔子的许多弟子在那里做官。卫国政局安定以后，要求孔子回卫国的呼声很高，于是在 63 岁的时候，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但是回卫国后，当时的卫出公既没有要他为政，也没有向他问政，在此情况下，孔子就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和治学上。

孔子自 55 岁离开自己的祖国——鲁国去访问诸侯列国，在外到处奔走

了 14 年，历尽了千辛万苦，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到处碰壁。孔子的弟子如冉有、子贡等在鲁国做了官，孔子也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于是在他年近七旬时，他终于结束了流浪生活，又回到了鲁国。

孔子为实现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四处碰壁，历尽坎坷，又耳闻目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使他感到有必要确定一种使对立双方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庸。什么是中庸？“中”，即中正，中和；“庸”，通“用”；中庸，即以中为用。把握矛盾相互依存或相互渗透的量的规定性，使对立双方各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从而保持统一体的和谐与统一。

在先秦时代，各派哲学家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曾研究过矛盾问题。道家主张对立的相对性，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对立面之间，无须一定的客观条件，可以反复转化。法家主张对立的绝对性，以强凌弱、以大制小。而孔子主张中庸，保持矛盾的统一，平衡和长期稳定。下面就是中庸思想的主要论点。

“过犹不及”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他：“子张和子夏两个学生，哪一个更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显得不及。”子贡说： “那么，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即是说，过头和不及同样不好，也就是说，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是好的。过与不及都是相对于一定的标准来说的，二者是在相反方向脱离标准的对立倾向，构成名副其实的两端。中庸思想认为，只有把握两端，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并且运用中。所以， “过犹不及”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庸原则的具体运用。“过犹不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一定质是与一定的量联系在一起的，量的过与不及都会影响质的规定性。为了保证事物具有一定的质，必须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

无过无不及并不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在原则上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的无原则的迁就态度，既承认这一个，又承认相反的另一种，没有原则性，不管是与非。但是，无过无不及则不然，它是有原则的，此原则就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上，都必须遵守礼。礼是仁的形式，可以作为决定中的标准，实际上，孔子不但不搞折中主义，而且十分痛恨搞折中主义的人。对于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孔子称其为“乡愿”，他说：“路过我的家门不进我家，而我不感到遗憾的人，只有乡愿！乡愿是道德贼！”由此可见孔子对折中主义者的厌恶和痛恨。

“和而不同”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和，将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和与同是根本不问的。比如君臣关系，和是指君臣不同看法的协调，君认为可行的，其中有不可行之处，臣指出其不可行的地方，而使其可行的更为完善。君认为不可行的东西，其中有可行之处，臣指出其可行的地方，而去掉其不可行的，这样就可以达到政治安定，民无

争心的局面。所谓同，就是君说可以，臣附言说可行，君认为不行，臣也说不可；取消矛盾，造成君主一言堂，结果是使君主犯政治错误，而且愈演愈烈。孔子认为，唯有和是可取的，而同是有害的。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是说，君子坚持有原则的和睦相处，反对无原则的苟同；小人则只喜欢无原则的苟同，而不喜爱有原则的和睦相处。“和而不同”意味着，凡无关原则的小事，要讲协调，重和睦，下要小题大做，闹不团结；凡是有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不应苟同。

“尊五美，屏四恶”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孔子：“怎么样才可以从政呢？”孔子回答说：“尊重五美，屏弃四恶，这样才能从政。”子张又问：“那什么叫五美呢？”孔子答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即为五美。”“那什么为四恶呢？”子张问，孔子说：“不进行教育便动不动杀人，谓之虐；不说明意图便要别人做出合乎自己心愿的成绩，谓之暴；起先懈怠不管突然限期完成，谓之贼；答应给人钱财物却出手悭吝，叫做小气。以上即为四恶。”“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是讲经济方面的惠民政策。惠民之道，不是要政府向人民提供给养和废除徭役，而是要从政策上保证人民从生产对象中获得利益，并把徭役放在非农忙季节，使之不超过人民所能负担的程度，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既有物资生活保障，而政府又不必花费财力；既能完成必需的国家公役，而又不引起人民怨恨政府。政府才称得上“欲而不贪”，政府施仁于民而自己也得到的好处，怎么能叫做贪呢？“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此二美是对施政者作风的要求。孔子认为，无论人数多少、势力大小，一律不摆官架子，不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洁、举止庄重、使人产生敬爱之心而又不以势压人，即为“威而不猛”。

在惩与教的关系问题上，孔子反对单纯使用惩办手段，主张把惩办同教育结合起来。如果不是在这方面花力气，而只是发现不好就进行惩办，就是虐政、暴政和贼人之行。孔子要求把教育置于首位，显然包涵一个思想前提，即承认公布法律的必要性。各国司法现象中层出不穷的法律制裁和社会犯罪使他强烈感到，不仅要反对严刑苛法和滥用刑法，还要加强法令、法律方面的教育，以免除民众因不知法而招致的灾难。

五美全是从两面立论，把每一个问题的利与弊都联系起来，兴其利而防其弊，以防弊为兴利所应掌握的度，这就是孔子所要求的中。而四恶中，在惩与教的问题上，联结两端，以教育为惩治之前提，以惩治济教育之所不及，二者互为补充而取其中。这充分表现出，孔子力图用中庸之道去探讨一条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尊五美、屏四恶就是中庸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应用，它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教育、道德和领导作风等诸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篇施政大纲。

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书》、《易》、《礼》、《乐》、

《春秋》的思想为育人的内容，崇仁厉义序人论为儒家的思想中心，培养君子人格，成为贤人圣人为儒家育人的最高理想；把仁的思想扩大到政治上，实行德治，重民生，行教化，旨在维护以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社会。儒家各学派虽有其共同的特征，自从孔子制立儒家学说后，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而且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孟子（公元前 385 年～前 304 年），名轲，鲁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

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孟轲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孟母特别重视对孟轲的教育。据说，孟轲幼年的时候，他家住在坟墓旁边，小孟轲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孟母惟恐这样下去对孟轲产生不良影响，就把家迁到集市附近去住。小孟轲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卖。孟母感到这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孟轲从小就学习礼仪。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小孟轲有些贪玩，读书不努力，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小孟轲借口说，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去找东西去了。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子把织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小孟轲又惊又怕地说：“为什么要割断布呢？”孟母说：“要你读书，增长知识，就是要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我割断机上的布一样。现在学习不努力，将来就只有干点勤杂劳累的活了。”孟母的严格教育使小孟轲养成了用心读书的好习惯，“断机教子”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孟轲稍大以后，从学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孟轲通《五经》，尤长于《诗》、

《书》、《春秋》。孟轲是孔子的崇拜者，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壮年以后从事教学，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访问各国，是游士阶层中很有名望的人物，经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所到之处，国王都以宾客相待。他曾任齐国卿相，但无职守，后来因为不赞成攻打燕国，与齐宣王意见不一致而辞去卿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实际成就。晚年时候，他退居讲学，与弟子万章等人著有《孟子》七篇。该书在北宋以后被列为封建大夫必读的经典，而孟子则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为“人学”的奠基，那么孟子的思想则是“人学”的发展。他的仁政学说和民本主义，意味着“人”的初步发现，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并蕴含着不少的辩证思维。（“人学”指探讨有关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的思想学说。）

孔子“人学”的核心范畴是“仁”，其基本含义：一是“爱人”，二是“复礼”。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孔子“人学”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也讲“礼”，但他所讲的“礼”在一般情况下是指聘辞受等的礼仪而言，没有维护奴隶制度之意。实际上，他对周礼关于等级身份关系的种种规定是很不满意的，孟母死时，他埋葬母亲用了很好的棺木。有个弟子以请教的口气批评他说，棺木似乎太好了，暗示按等级身份，其母亲不该有这等待遇。孟子回答说：“上古对于棺椁的尺寸没有一定的规炬，到了中古，才规定棺木厚七寸，椁的厚度以相称为准。从天子到老百姓，讲究棺椁，不仅是为着美观，而是这样才尽了弟子之心。为法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当然不称心；能用上上等木料，没有财力，也还是不称心。既能用上上等木料又能买得起，古人都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这样呢？”

孟子将孔子“爱人”与“仁”引深到人心中去，他说，“爱人”就是一种“不忍人之心”，即不忍看到别人困苦危难之心。他打比喻说，如果突然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有惊骇同情之心。这种心情的产生，不是为了要和这孩子的父母攀结交情，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中博取名誉，也不是厌恶这个孩子的哭声，而是不忍看到孩子痛苦危难。这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心，就是“仁者爱人”。另一方面，孟子又把这种“爱人”精神扩展到政治上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之心。先王因为有同情别人的心，这才有同情别人的政治。凭着同情别人的心去实施同情别人的政治，那么，治理天下就像运转小物件于手掌之上一样容易。因此，他主张以“爱人”之

“仁”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这就是孟子的仁政学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上，主张正经界、行井田、薄税敛。他说，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田界划分不正确，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虐的君王和贪官污吏一定要打乱正确的田间划界。田间划界正确了，分配人民的田地，制定官吏的俸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二是政治上，主张实行禅让制、尊贤使能、省刑罚，尊贤就应该像尧对舜那样，把王位让给有贤能的人，这就是禅让。省刑罚，就是要减免刑罚。军事上，孟子反对争霸和并战争，而主张兴仁义之师。文教上，孟子主张君主要与民同乐，重视民众的教育。

在孔子思想中，“仁”既是一个伦理的范畴，又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孟子用“仁”和“仁政”将伦理范畴和政治概念区别开来，这是人学理论体系严密而完善化的一种表现。

春秋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潮，但儒学开创者孔子并没有对这种思潮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孟子的民本主义把“以民为本”的社会思潮推进了一步，其特点是从君民关系上大胆地论述了民为国本的激进思想。他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说，民众最为重要，国家次一等，君比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孟子认为，一方面，按等级地位来说，君位是尊贵的，臣民地位是卑下的；可是，就道德意义上来说，君对有德的臣是师事的关系，“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便谈不上随便召唤了。孟子还认为，不仁的君主只会残害百姓，是不称职的，这种无道之君，是可以杀掉或换掉的。

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曾经提出了“人”的问题，并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对“人”的价值作了一定的探讨，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由于孔子主张复礼，在政治上有保守倾向，没有能够对当时流行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孟子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百姓的作用，并对当时流行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理论概括。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是很少见的。道家的庄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基本上没有民本思想。纵横家虽然有一些民本思想，但他们注意的只是智谋策略，而不是民心臣力。法家则是民心民力的否定派，韩非把哀怜百姓与国家安危对立起来，以“严刑重罚”来驱使平民百姓。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前奏曲。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并没明确指出人性的善恶。孟子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性问题，并主张性善论。性善论的人性论，是孟子伦理道德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孟子认为人生下来都有四种善的萌芽，他称之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的扩充和发展就是“四德”——仁、义、礼、智。孟子说，仁义礼智，不是从外边给予我的，而是我先天所固有，不需要人去思索它已经存在了，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

孟子认为，两三岁的小孩没有不知道爱他的父母尊敬他的兄长的，既然包括孩童在内的人都有这种良能良知，说明人性是善的，孟子又从人的口味

有相同的嗜好，耳闻声音有相同的听觉，目观颜色有相同的美感，从而得出人心对于理义也有相同的喜悦；说理义使我心喜悦，如同牛羊猪狗肉使我可口一样。

孟子力排众议而提出了性善论，在当时与告子有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告子看来，人性好比急流水，从东方开口便问东流，从西方开口便流向西。人没有善不善的定性，犹如水的没有东流、西流的定性一样。孟子反驳说，水诚然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难道也没有向上或向下的定向吗？人性的善良，正好象水性的向下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下流的。当然，拍水使它跳起来，可以高过额角；戽水使它倒流，可以引出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使它如此的。人之可以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正像这样。

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技术和知识，经常是由于他处于患难之中。只有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由于他们时常提高警惕，考虑患害也深，所以才能通情达理。因此可以说，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而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这段推论闪烁着孟子辩证思维的光辉。

辩证思维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重要贡献。孟子通过辩证思维，阐述了事物的矛盾性及矛盾的转化。孟子认为，事物的大小、好坏、美丑，人的有为和无为、忧患和安乐、生与死、知识上的博与约，等等，都是矛盾的表现，矛盾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双方还有主次之分，比如，对于人来说，志是主要的，是气之帅；气是次要的，是体之充；但对于腿瘸者，气反而影响了其心志。这就既看到了矛盾主要方面对次要方面的决定作用，又看到次要方面对主要方面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有一次，孟子与齐宣公讨论狩猎场的大小问题。齐宣王问：“周文王的狩猎场纵横 70 里，有这回事吗？”孟子答说：“是这样。”齐宣王说：“既然是这佯，你说周文王的狩猎场大吗？”孟子说：“我认为还是很小。”齐宣公不解地问：“寡人的狩猎场才只有方圆 40 里地，你却认为很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文王的狩猎场能与老百姓共享，所以虽方圆大，而百姓仍嫌其太小；而宣王的狩猎场方圆虽小，却不但不与民共享，而且像陷阱一样坑害百姓。百姓怎么不厌其大呢？”

矛盾双方的转化需有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是可以创造的。孟子谈到楚子说齐语的例子。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打扰，纵使每天鞭打他，逼他说齐国话，那也是办不到的；而假若带他到齐国的闹市住上几年，纵是每天鞭打他，逼他说楚国话，却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客观条件不仅重要，而且可以创造。在这里，孟子是重视主观能动性的。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客观条件为前提的。他举“拔苗助长”的例子，来说明忽视客观条件导致的结果。

孟子通过辩证思维，还认识到了事物量变和质变的区别。在一定范围内，事物量变不会引起质的变化。他谈了一个现在众所周知的“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战鼓咚咚一响，枪尖刀锋相接触，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跑。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一口气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跑五十步的竟然耻笑跑了一百步的，说他们胆子太小，这行吗？当然不行。因为跑了五十步的同样是逃跑。二者虽有量的区别，却没有质的不同。但孟子并没有否认量变的重要性，相反地他认为质变必须以量的积累为前提。比如说，仁胜不仁，正像水可以灭火一样。如今行仁义的人，好象用一杯水来救一车柴的火；火不能被熄灭，但能说水不能灭火吗？

那么，如何把握量变和质变的界限呢？孟子认为关键是“执中”而有“权”。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孟子又发展了它。孟子说，掌握“中”的人应该教育熏陶那些没有掌握“中”的人，有才能的人应该教育熏陶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故而人人都喜欢有个好父兄。相反地，如果掌握“中”者不去教育熏陶没掌握“中”者，有才能者不去教育熏陶没有才能者，那么，所谓好与不好，他们中间的距离也就相近得难以用分寸来计量了。简单地说，如果不“执中”而教，那好与不好就没有什么标准了。前面在介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谈到孔子提出了“权”的概念。如果说“中”是原则性，“权”则是灵活性。只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辩证的思维。

中国封建社会延绵几千年，封建制度发展水平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灿烂的中国封建文化，而其中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化，而且对其他众多亚洲国家现代文明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今日世界，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为众多学者接受，其特点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以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准则，以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念。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儒家思想有其保守的一面，亦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相信，通过扬弃，古老的儒家思想将为人类幸福谱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