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文化上的接触

由于十字军东侵有着种种富于画趣和浪漫色彩的事件，十字军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就有点被夸大了。他们对于东方不象对于西方那样重要。他们的文化影响，是表现在艺术、工业和商业方面，而不是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在叙利亚，他们打到哪里，就在那里留下一片荒凉和废墟，麦木鲁克人在收复法兰克人以前占领的沿海城市的时候，又摧毁了大多数的城市，这更加剧了破坏的程度。在整个近东，他们留下了一种互相仇视的传统。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共同继承，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遗忘。

虽然在叙利亚地区爆发了许多内战和圣战，但是，在努尔王朝和艾优卜王朝——特别是在努尔丁和萨拉哈丁在位的时代——叙利亚却享受了穆斯林历史上（伍麦叶王朝时代除外）最灿烂的时代。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还保存着许多证据，可以说明这两个王室的成员在建筑上和教育上的种种活动。努尔丁不仅修缮了城墙、碉堡、城门，建筑了许多官邸（直到近代还在使用），而且还在大马士革建立了最早的专门讲授圣训学的学校，建立了以努尔丁命名的著名医院和第一所高等学校（阿语叫 madrasah，迈德赖赛）。在他的时代之后，此类高等学校在叙利亚地方开始兴盛起来。韦立德在大马士革建立了第一所医院，努尔医院是第二所，这所新医院后来起了医科学校的作用。所谓高等学校，实际上是附设高等学校的清真寺，也就是附设在清真寺内的高等学校。学校供给学生膳宿，并依照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的规章办事。这些附设高等学校的清真寺，全都属于沙斐仪派，是由努尔丁在阿勒颇、希姆斯、哈马和巴勒贝克等城市建筑的。他在这些建筑物和其他纪念物上所刻的铭文，在阿拉伯古文书学上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自古以来，铭文都是用方棱的库法体刻成的，而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这种字体已为圆润的奈斯赫体（naskhi）所代替。他在阿勒颇城堡西边一个碉堡上所刻的铭文， 直到现在还是清楚可读的。这个城堡见于亚述人和喜特人的记载，被认为是古代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这个城堡的防御工事所以能保存到现在，应归功于这位叙利亚苏丹的修缮。努尔丁所创建的叙利亚学院，叫做努里叶，他的陵墓就在这所学院里，直到如今还受人尊敬。由于这所高等学校的缘故，在叙利亚，陵庙和清真寺就结了不解之缘。麦木鲁克王朝的艺术是艾优卜王朝艺术的继续，在那个时代，附设于清真寺的高等学校的建筑者，死后总是葬在那所建筑物里一个圆屋顶（qubbah）下面，这已经变成公认的惯例了。

就建筑方面和教育方面的活动来说，萨拉哈丁比他的前辈更是慷慨得很。他的政策是利用教育去击败十叶派的异端和亲法帖梅派的倾向。他仅次于尼采木·木勒克，被称为伊斯兰教高等学校第二个最伟大的建设者。在他的统治之下，大马士革变成一个学校城。伊本·祝拜尔于 1184 年访问过大马士革，他在游记中提及这座城市里的二十所高等学校、两所免费治疗的医院和许多修道士的修道院。萨拉哈丁还把这种修道院传入了埃及。

“东方阿拉伯古典艺术的代表，是十三世纪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建筑，那个时代是艾优卜王朝时代和他们最早的麦木鲁克王朝继承者的时代。” 艾优卜王朝的叙利亚建筑学派，在麦木鲁克王朝时代，继续在埃及存在，而且产生了阿拉伯艺术可以自豪的最优雅的古迹。这些建筑物的特征是坚实和稳固。建筑材料是既经久又优良的石料，甚至最质朴的装饰花样，也显得很

优美。但是，这个学派和安达卢西亚学派一样，它的优雅和美丽，要依靠过分的装饰。

把迈德赖赛式的学校传入耶路撒冷和埃及的，是萨拉哈丁。他在位的时期，希贾兹也有了第一所这种类型的学校。他在埃及创办的许多高等学校中， 著名的是在开罗的那一所，名字叫撒拉希叶学校。伊本·祝伯尔曾在亚历山大港发现了几所迈德赖赛。这些埃及的高等学校，没有一所保存到今天，但是，这些学校在建筑学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较晚的年代里，产生了埃及最优美的阿拉伯古迹，其中最壮丽的范例，是开罗的素丹哈桑清真寺附设高等学校。这座清真寺总的设计图，包括一个正方形露天的中心院落

（sahn），院落的周围有四堵高墙，有四个讲堂或柱廊（līwān），构成了一个十字形。这四个讲堂是用来讲授正统派四大家的教律学的。

除那些学校外，萨拉哈丁在开罗还设立两所医院。这两所医院的大厦大概是依照大马士革努尔医院的图样建造的。在他的时代之前，伊本·突伦和卡夫尔·伊赫什迪曾在埃及创立过同样的免费医院。医院的建筑形式，也和清真寺一样，但是，没有遗留下什么遗址。只有在军事建筑方面，我们还有残存物可考，开罗的城堡就是重要的范例。这个城堡表明，萨拉哈丁关于建筑防御工事的知识，有一部分是得自诺曼人的要塞，那些要塞当时已经出现于巴勒斯坦。他大概是利用基督教的俘虏来建筑这座城堡的。他在开罗的期间，就居住在这座城堡里。他周围有一群人才，包括才气焕发的几位大臣， 还有著名的犹太籍御医伊本·麦蒙和多才多艺的多产作家、伊拉克的学者巴格达人阿卜杜勒·莱兑弗（1162——1231 年），他所写的描绘埃及的简短著作，在中世纪时期重要的地形学著作中是一本优秀的作品。

尽管在智力和教育活动方面有这种表现，但是，十字军时代的伊斯兰教文化，在东方已经衰微了。在那个时代之前的若干年代里，伊斯兰教文化， 在东方就不再是一种创造的力量了。在哲学、医学、音乐和其他的学科方面， 这种文化的一切伟大的光辉，几乎完全熄灭了。这一点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整个时期中，叙利亚虽然是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相互关系的具体焦点，但是，作为阿拉伯文化影响传播的媒介来说，反而不如西班牙、西西里岛和北非洲那样重要，甚至连拜占廷帝国也不如。在叙利亚，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基督教是起过作用的，首先是对十字军发生直接的影响，再由十字军把这种影响带到西方去，其次是沿着贸易路线逐渐渗透。但是，伊斯兰教所遗留下来的精神方面的和智力方面的影响，却几乎是看不见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记住，叙利亚的法兰克人，他们的文化水平比他们敌手的低得多，而且他们大半是外籍义勇军，驻扎在各要塞和各处的兵营里，只跟本地的农民和手艺人有密切的接触，而跟知识分子没有往来。还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偏见和怨恨，也妨碍相互影响的力量发生作用。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法兰克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本地人。从吴萨麦所讲的机智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双方医学水平多么悬殊。他还开玩笑地说，法兰克人的司法程序，就是用决斗和投入水中的办法，来进行审判。

科学和哲学传播的具体例证，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巴斯人阿德拉，曾在十二世纪初期访问过安提俄克和塔尔苏斯，他还翻译过阿拉伯语的天文学和几何学，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大约在一百年后，欧洲的第一位代数学家莱奥纳多·菲菩那契，曾将一篇关于平方数的论文题赠弗雷德里克二世，他曾访问过埃及和叙利亚。弗雷德里克本人也怀抱着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调和起

来的宏愿，而且保护过几个翻译阿拉伯语著作的学者。一个比萨人，名叫安提俄克的斯提芬，于 1127 年在安提俄克翻译了麦朱西的重要的医学著作。法兰克人带回欧洲去的阿拉伯语著作，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一本；但是，自十二世纪起，我们发现欧洲各国出现了几个慈惠院和医院，主要是麻疯病医院， 我们可以假定，设立有组织的医疗机构的办法，是从穆斯林东方得到推动力的。公共澡堂制度重新传入欧洲，也应归功于穆斯林东方，这种制度当时受到罗马人的赞助，而遭到基督教徒的反对。在安提俄克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的黎波里人菲利普约于 1247 年发现了《秘学玄旨》（Sirr al-As-rār）的阿拉伯语原稿，据说这是亚里士多德为了指导自己的高足亚历山大而编撰的。菲利普把这本书译成了拉丁语，叫做 Secretumsecretorum，这本伪书包含着常识和秘术的因素，后来变成了中世纪最普及的书籍之一。

在文学方面，影响是更普遍的。《圣盘》（Holy Grail）的传说里，无疑地有叙利亚的因素。十字军一定听过《克利莱和迪本奈》和《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且把那些故事带了回去。乔叟所作的《情郎的故事》（Squieres Tale），就是《天方夜谭》的一个故事。薄伽丘从口传的资料中汲取了东方故事，编成《十日谈》（Decameron）。欧洲的传教士对于阿拉伯语和其他伊斯兰教语言发生兴趣，也可以归功于十字军。由于十字军失败了，雷蒙·鲁尔（1315 年卒）等人才深信用军事方法对付“异教徒”是徒劳无功的。鲁尔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他是提倡东方学研究的第一个欧洲人，他主张用东方语言作为和平的十字军的武器，以说服代替暴力。1276 年，他在米拉马尔创办一所修道士学校，培养精通阿拉伯语的专门人才；1311 年，维也那会议决定在巴黎、卢万、萨拉曼卡等地的大学里设立阿拉伯语和鞑靼语讲座，大概就是由于他的影响。

不难预料，在战争领域中，影响是更为显著的。使用弩，让骑士和战马穿上铠甲，在盔甲下面使用棉花垫子等等，这些都是从十字军开始的。在叙利亚，十字军在军乐队中便采用了小鼓和铜鼓，而以前是只用喇叭和号角。他们跟本地人学习怎样训练信鸽去传递军事情报，并且采用了本地人庆祝胜利的方法，就是张灯结彩和举行马上比武（jarīd）的骑士运动会。实际上，骑士制度很大一部分是在叙利亚平原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愈来愈多地使用纹章和徽章，也是由于跟穆斯林骑士接触的结果。两头鹰的纹章、鸢尾形的纹章、两把钥匙的纹章，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穆斯林纹章因素的例证。萨拉哈丁大概是用鹰做饰章的。麦木鲁克人大半以动物的名称做名字，而且用动物形象装饰他们的盾牌。麦木鲁克王朝的统治者，有各种不同的军团，因此他们就在盾牌、旗、徽章、战袍上绘制纹章的图案，以资识别。拜伯尔斯的饰章是一只狮子，这和在他之前的伊本·突伦的饰章一样，素丹贝尔孤格（1398 年卒）的饰章是一只鹰。在十一世纪末，雏形的战袍开始出现于欧洲；英国的纹章则是开始于十二世纪初期。在现代的穆斯林当中，只残存着星星和新月、狮子和太阳等纹章。天蓝色的英语名称 azure（得自阿拉伯语的天青石的名称 lāzaward），以及用于纹章旁的其他术语，都可以证明欧洲的制度和穆斯林的制度之间的关系。

十字军还促进了围城战术的改良，这种战术包括坑道和地雷战术，使用抛石机和破城槌，应用易燃物和爆炸物。火药显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主要是用火药来制造烟火和花炮。1240 年左右，蒙古人把火药传入欧洲。在欧洲，火药的爆炸力才被用于推进投射器，即火器的发明，而这是经过百余年

后才完成的。记载十字军历史的史学家，没有谁提到过火药。制火药的第一个欧洲配方，见于一个名叫马尔克的希腊人于 1300 年所著一本书的附录中；

培根的火药配方是伪托的。在 1300 年以前不久，哈桑·赖马哈·奈只木丁·艾哈德卜（驼背）——大概是一个叙利亚人——曾著一篇论文，叫做《马术和战术》（al-Furūsīyah w-al-Manāsib al-Harbī-yah），这里面提及硝石（火药的一种成分），而且包含着制造烟火的配方，这些配方跟所谓马尔克配方很相似。欧麦里（1348 年卒）的著作，是提及火药应用的最早的资料之一。

十字军从意大利和诺曼底带去大量关于军事石工术的知识，这种石工术有一部分传到阿拉伯人的手中，开罗城堡的建筑式样就是最好的例证。要塞和教堂是他们的主要的建筑物。大部分的要塞，包括希斯尼·艾克拉德、麦尔盖卜、舍基夫（培尔福），都还存在。在耶路撒冷，圣陵教堂的若干部分、艾格萨清真寺附近的“所罗门的马房”和几所有拱顶的市场，都是他们建筑的。圣陵教堂和磐石上的圆顶寺，曾被欧洲若干圆庙式教堂有意识地加以模仿，此类教堂在英格兰发现的有四座，还有几座发现于法兰西、西班牙和德意志。在贝鲁特，所谓欧麦里清真寺，原来是包德温一世于 1110 年所建的圣约翰教堂。十字军的拱形结构，通常是尖式的，而质朴的圆顶，通常是交弧拱顶。法兰克艺术最美的遗物，保存在开罗的是安装在纳绥尔清真寺的一个门口，那是 1291 年从阿卡的基督教教堂取来的。

十字军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的领域中，比在智力领域中有更大的功绩。由于十字军的介绍，有一些新的植物和作物才普及于西部地中海地区，如芝麻、稻子豆、谷子、稻子、柠檬、甜瓜、杏子、冬葱等。稻子豆的英语名称 Carob， 是阿拉伯语 kharrūb 的对音（原来是一个亚述名词）；柠檬的名称 lemon，是阿拉伯语 laymūn 的对音，是印地语或马来语的译音；冬葱的名称 shallot和青葱的名称 scallion，原来所指的都是阿什克伦所产的玉葱，所以还保存着那个巴勒斯坦市镇的名称。在许多岁月里，杏子被叫做大马士革的李子。还有许多别的果树和产物，同时在穆斯林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到处传播，在某些情况下，简直无法分辨究竟哪个地方是传播的桥梁：是叙利亚呢，还是西班牙或西西里岛。

法兰克人在东方的时候，养成了新的嗜好，特别喜爱香水、香料、糖果以及阿拉比亚和印度的其他各种热带产物。在叙利亚市场上，这些东西都有大量储备。这种嗜好后来有助于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城市商业的发展。阿拉比亚所产的香料和其他香胶，大马士革蔷薇（Rosa damascena），大马士革所特产的各种香水和各种芬芳的挥发油，以及波斯的蔷薇油，都是受人欢迎的。明矾和芦荟，在他们所认识的新药品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据说，1101 年攻占恺撒里亚的时候，热那亚人分到的战利品是胡椒一万六千磅。丁香和胡椒等芳香调味料，在十二世纪时开始成为西方人所嗜好的作料，如果没有几盘带作料的菜，大宴会就不象样子。驻在埃及的十字军，在他们的菜单上加上姜（姜的英语名称 ginger 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Zanjabīl 的讹误，这个名称起源于梵语）。香料中特别重要的，是蔗糖（蔗糖的英语名称 sugar 是阿拉伯语 sukkar 的对音，这个名称起源于梵语）。从前欧洲人是用蜂蜜做甜食的。在叙利亚沿海的平原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儿童们在吃甘蔗，十字军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这种植物的。自从那个时代起，这种植物就在西方人的家庭经济和药方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尔的威廉（约 1190 年卒）精通阿拉伯语，

他所写的关于十字军的记载是中世纪时代最精密的记载（自 1095 年到 1184 年），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他的故乡种植甘蔗的许多有趣的资料。蔗糖是传入西方的第一种美食，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这样适合西方人的口味了。有了蔗糖，也就有了各种不含酒精的饮料，也就有了用蔷薇露、紫花地丁露和其他花露加味的各种糖水，也就有了各种糖食和糖果。

风车于 1180 年初次出现于诺曼底，而且是十字军传入欧洲的。筒车的英语名称 noria 是阿拉伯语 nā‘ūrah 的对音，这种水车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存在于欧洲，但是，十字军把一种改良式的筒车带回到欧洲。这种叙利亚式的筒车，直到今天还可以在德国拜罗伊特附近看到。在叙利亚，筒车起源于罗马人统治叙利亚的时代，但是，这种水车大概经过本地工程师的改良，这些工程师中有盖伊撒尔·伊本·穆萨斐尔·特尔西弗（1251 年卒），他是埃及人，曾在哈马长官府服务。他制成的天球仪是现存的最早的天球仪。远在雅古特（1229 年卒）和艾卜勒·菲达（1331 年卒）的时代，哈马就以筒车著名于世。哈马人世世代代在这种筒车的不绝的咿哑声中入睡，这种筒车仍然是那个古老城市的一种光荣。

并不是所有这些新养成的嗜好，都是贪口福的嗜好。特别是在时新式样、衣服和家具方面，也产生了新的愿望和要求。留胡须的习惯，是从那个时候传布开来的。归国的十字军还把毡子、毯子、挂毡带回本国，这些东西都是亚洲西部和中部长期以来的土特产。细洋布、华盖、锦缎、素纺、斜纹五色丝缎（atlas，阿拉伯语 atlas 的对音）、天鹅绒、绸子、缎子（satin）等织造品，都变得更加受人喜爱了。大马士革的和开罗的犹太人所制造的珠宝、化妆品和各种香粉，都成为受人追求的货物了。用金属薄片镶框的玻璃镜， 代替了磨光的钢镜。羽纱（camlet，阿拉伯语 khamlah 的对音）、驼绒和上好毛皮，流行更广了。念珠变成了普通的东西。欧洲的巡礼者把阿拉伯的圣骨匣寄回去保存基督教的圣骨。跟着上好的布匹和金属的器具而传入欧洲的，还有漆器和蓝靛等染料，以及新的色素，如淡紫色（lilac，阿拉伯语laylak 的对音，这个名词发源于波斯语）、洋红色和淡红色（carmine 和crimson，是阿拉伯语 qirmizi 的对音，这个名词发源于梵语）。仿制东方器皿、毛毡和布匹的制造中心，逐渐出现于欧洲，如法兰西北部的阿拉斯城， 这座城市的织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有色玻璃的窗子，在各教堂里流行起来。图德拉人卡雅悯访问过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安提俄克，他就提及那里的玻璃工业。玻璃、陶瓷、金子、银子、搪瓷等方面的东方工艺美术品，成为欧洲产品的模范。

由于创造了一个新的欧洲市场，来销售东方的农业产品和工业商品，再加上需要运输巡礼者和十字军，这就促进了海运活动和国际贸易，其范围之广，是罗马人以来所未有的。马赛作为航运业中心，开始与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竞争，分享了不断积累的财富。为了应付新局面下的财政需要，就不能不扩大资金的供应和加快资金的周转。信用票据的制度发明了。银号在热那亚和比萨，兴盛起来了，并且在东方诸国设立了许多分号。圣殿骑士团开始使用活支汇信，接受存款，贷款取息。拉丁人所铸的最早的金币，大概是威尼斯人在圣地铸造的“东方的拜占廷”金币（Byzantinius Saracenatus）， 这种金币上铸有阿拉伯文字。领事馆现在出现了，但是，最初的领事馆，与其说是外交机构，不如说是贸易机构。历史上的第一批领事，是 1180 年派到阿卡去的热那亚领事。在他们之后，还派了一些领事到埃及去。

与十字军的海上活动有关的一件重要发明，是指南针。首先发现磁针指南的特性的，大概是中国人。首先把磁针应用于航海的，却是穆斯林们，他们很早就开展了波斯湾和远东海洋之间的频繁的贸易，指南针的应用，即使不更早，也是在十一世纪发生的，但是，由于贸易的缘故，一直在保密中。在欧洲，意大利的海员们是首先使用指南针的。实际的应用当然是在文献记载之前，在穆斯林的著作中，初次提及指南针的是一部波斯的轶事集，叫做

《故事总汇》（Jawāmi‘al-Hikāyāt wa-Lawāmi‘al-Riwāyāt），这是穆罕默德·奥菲于 1230 年前后编纂的。一个故事说明著者在航行中如何凭一尾用磁石擦过的鱼儿找到了航路。在拉丁语的资料中，最初记载指南针的是十二世纪晚期，比波斯语的记载早得多。

法兰克人被本地的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同化了多少，是难以估计的。在黎巴嫩北部的伊丁、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埃及的阿里什等城市的现代居民中，具有碧眼和美发的男子和妇女，是很普通的，有些家族，主要是基督教的黎巴嫩人，例如凯赖木、法兰吉叶（法兰克的）、撒列比（十字军的）等家族，还保存着从法兰克祖先遗留下来的许多传说。在其他的姓里，萨瓦亚

（Sawāya）据说起源于法兰西的萨瓦，杜韦希（Duwayhi）起源于法国的杜埃，伯尔德威勒无疑地是起源于包德温。最后这个名字，在巴勒斯坦和北部西奈半岛的地志中，也占着显著的地位。巴勒斯坦的一个乡村，叫做辛只勒

（Sinjil），是按圣计尔（Saint-Gilles）的名字命名的，另外一个乡村叫赖伊奈（al-Raynah），是以雷诺的名字命名的。在另一方面，德鲁兹人自称与德德勒（de Dreux）伯爵有关系，这却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附会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