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的平凡生活

趁活着的时候，多做一点对社会大众有意义的事，等到我们死了以后，会有活着的人想念我们，赞许我们，才会对人生一场有了交代，没有辜负此生此世。——王永庆

勤俭持家的美德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大富翁的日子不外乎挥金如土、穿金戴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手下养一群吃闲饭的跟班，仿佛不这样就显示不出大富翁的排场。事实上，富翁的真实生活未必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

有些人，虽然身家千万、亿万，但他的生活依然俭朴。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永庆的节俭已经到了成为传奇故事的程度。比方说喝咖啡，王永庆就与众不同。他先把奶粉打开，将奶粉倒进咖啡杯，再用小汤匙舀一点咖啡放到奶粉盒中，轻轻地涮一涮，将奶粉余汁倒回杯中。至于糖包，他先撕一角，倒一半的糖在杯中，另一半不是空放着，而是传给隔邻，顺便交代他不必开新的糖包了。

王永庆在穿的方面也不追求奢侈，他不在乎衣服是不是名牌，他只要求衣服可以穿就行。王永庆因为连续晨跑，以致腰围缩小了，平常的西装显得太宽太松。王夫人就请裁缝到家里为他量尺寸。

裁缝以为他要做几套新西装，谁料王永庆从衣柜里拿出5套旧西装，要师傅把腰身改小就行了。他说：“旧西装只是松了一点，料子还好好的嘛！何必浪费钱呢？”

王永庆家里用的肥皂也在他的节俭项目之列，即使用到一小片时也不会丢掉，而是把这一小片粘在大块的新肥皂上继续使用。

工人工作时戴的手套，如果掌心磨破了，他就要求工人把手套翻过来，这样破洞在手背上，手套依然可以用。

每天早上，王永庆都要练习毛巾操，这条毛巾居然用了近30多年，已经磨起了毛边了，王永庆依然舍不得扔掉。

早年王永庆搭飞机出岛，他自己也和员工一样都是坐经济舱，他认为只要相同时间到达目的地，何必多花钱坐头等舱呢！

一次在飞机上，服务小姐发现了王永庆，执意要请他坐到头等舱。王永庆为了避免此事的扩大张扬，就改为乘头等舱了。王永庆就利用乘头等舱的时间来休息，改变了以往的习惯，在飞机上休息有这样的好处：一到目的地就可以精力充沛地去工作了。

王永庆不仅自己节俭，他同时也教育子女如何在生活上节俭。王永庆常用“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告诫自己的子女，要他们自己创业，不要依赖父辈的基业而坐享其成。

他的儿子王文洋17岁考入英国伦敦帝国大学，24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外找了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苦干了3年。后来回到自己家的企业中，王永庆同样要求他从最基层干起，经过课长、组长、厂长、副经理的逐级锻炼，数年之后，才让他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王永庆最疼爱的女儿王雪龄结婚，他陪送的嫁妆，除了一张无限期提供学习费用的凭据外，就是一把刮胡刀，好让女儿自己替丈夫刮胡子！王雪龄的婚礼比一般老百姓家的还简单，连她手上的新娘捧花，也是跑到许多花店比较后才选购的最便宜的一种！

在如何节省的问题上，王永庆真是处心积虑，精打细算，像只“铁公鸡”。你不得不相信，台塑集团里“一个信封也能用30次”，你也不会再为访问台塑时只有一杯白开水招待而恼怒了。

台塑集团在降低营销成本方面的努力很多，效果也很好。营销成本简单地说就是“接待费”。台湾企业奢靡之风盛行，效益好的固然“豪气”十足，有客到访必“盛情”款待，酒楼、歌舞厅，少则花上一万几千，多则数以万计，付账时富商们都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傲视客户的“款爷”态；效益不好的也不甘人后，打肿了脸也要充胖子。

公营企业出手豪爽，不吃白不吃，皆因钱都是“阿公”的。私人企业因羊毛出在羊身上，相对收敛一些，但为了面子，为了行事的方便，自然也要有奢侈的表现。

如果你以为台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PVC生产厂商，其接待费用一定很可观，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台塑企业用于接待方面的开支，其比重之小令外界大感意外。

20世纪50年代初，台塑企业流传出这么一件事：有4位主管因为公益的缘故，请3位客人吃饭，一顿西餐下来，吃掉了20000元。王永庆知道此事之后，立即把那4个主管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并扣罚了当月的部分工资。此事在台塑上下起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作为一个有着3家上市公司、10多家关系企业的董事长，王永庆迎来送往，接待应酬是少不了的。但是，他很少在外面招待客人，他举行“豪门宴”的地方，多数是在台塑自办的招待所内。

台塑大楼后栋第十三层，是台塑北区招待所。招待所不但设置了客房供贵宾和客人下榻歇息，而且配备了厨师和女招待，设施与酒店无异。

招待所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接待贵宾和客人；二是负责王永庆的午餐。王永庆的午餐都是和台塑企业各单位的主管们吃的，他习惯于利用这段时间听取下属的汇报，即著名的午餐汇报。

不论王永庆还是主管，午餐标准一视同仁，一盒价值60元的便当。通常，厨师们准备的菜式不外乎一鱼、一肉、一蔬菜，再加上一荤半素，或是再配些小鱼干、炒花生之类的小菜。

那么，王永庆为何把这里作为应酬的主要地点呢？原因很简单：在自己的招待所里宴客，既卫生可口，又节省开支。当然，后者是最主要的。

虽说是企业自办的招待所，但员工个个训练有素，每到王永庆宴客之时，更是毫不含糊，厨师必须准备20道菜品丰盛的美味佳肴应席，而对菜式的要求，王永庆定了一个4字标准：精致可口。

当第一道菜上台时，客人往往会觉得很新鲜，既不是拼盘也不是汤羹，而是“自助式”的寿司！客人得自己动手，把那些鱼松、小黄瓜、海苔之类的材料用米饭卷成寿司，吃个不亦乐乎。

王永庆这样设计有两种用意：第一是，寿司饱肚，可以先作为“垫底”之用；第二是，采用“自助”的方式，客人可依据自己的食量进食，避免了食物无法控制数量而造成浪费。

说到“自助”式，不禁令人想起台塑关系企业的员工食堂。台塑所有的员工食堂都是采用自助餐的形式供应员工伙食，饭和菜皆自取。令人奇怪的是，食堂内没有一般饭店设置专供倒剩饭剩菜用的泔水桶，也难得看到剩饭剩菜。

原来，王永庆定了一条规矩：你吃多少都可以，但是盛到餐盘中的饭菜必须吃完，不可剩下或者倒掉，否则就要受处罚。

王永庆的宴席固然不可以同员工食堂相提并论，却同样“自助”，由此足见主人用心良苦。

而接着上来的那几道菜，基于王永庆所定的“精致”的标准，分量都不多，当然也不会少，一定是恰到好处的那种。

菜上桌之后，王永庆喜欢采用“中菜西吃”的方式，大家围在圆桌旁，每人端一个盘子，由侍者个别分菜，每人一份，吃完再加，那种由于分量过多以至于吃掉小部分倒掉大部分的情形是绝对不会在招待所里出现的。

与“豪气十足”的企业家们相比，王永庆的接待模式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营销成本又不完全等同于“接待费”，它还包括其他的诸如员工的交通、差旅方面的费用以及企业日常的一些必要开支等。

台塑企业内的各级主管，因生产、销售和管理上的需要，经常要到各地出差。如果都住酒店，那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为了压缩差旅费用，王永庆一方面定下规矩，出差报销7000元以上的必须当面查询清楚，严格审核；另一方面，参照台塑总部的做法，在台塑主要关系企业内设立招待所。于是，除了台北原有的招待所之外，林口、宜兰、彰化、高雄甚至美国等地，也相继建起了台塑员工招待所。

在台湾境内的招待所通常盖在厂区内，客房数量少的十间八间，多的二三十间，全部为小型旅馆式建筑设计，内部装修并不豪华，却整洁雅致，让入住者感觉十分舒适方便。台塑的主管们出差时住在这些招待所中，住宿、交通两种费用都可节省很多。

在美国，台塑除了在得克萨斯州设置了员工招待所之外，在新泽西州，还建有一栋高级住宅。宅内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还配备有网球场、桌球台、乒乓球室和游泳池等供运动和健身。

那本是王永庆在美国的住所，但他实际居住的时间并不多。于是，每当有台塑员工出差到美国时，往往被指定到该处歇息，又可以省下一笔住宿费。

按照惯例，一般大企业的高级主管人员都会由企业配发轿车以代步，然而在台塑，非但处长级没有配轿车，连经理级也没有。其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节约。

甚至可以用“吝啬”“孤寒”等字眼来形容王永庆，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承认：台塑企业正是靠这点点滴滴的积累，大大地降低了营销成本。

台塑关系企业总经理王永在曾表示，台化员工的生产力还不如日本人，可是，台化在营销方面的成本相当节省，所以与日本的工厂比较之下，成本差距就拉近了，才不至于丧失市场竞争能力。其实，整个台塑企业都一直坚持这样勤俭的本色。

诚信待人品质高

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商业意识先天不足，商人之间的来往交易往往不是依赖法律去规范，而更多的是依赖信用。王永庆很早就认识到，不能把信用仅仅看作是商业来往的一个筹码，信用首先是一个内在的问题，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起码的道德品质。

王永庆自始至终严于律己，信守承诺。一个企业最长远的资本就是企业的信誉，以诚相待是商场交际中最重要的筹码，也是创业者最应该具备的素养之一。大多数矛盾都可以用诚信的方法来解决。只要能以诚待人，赢得良好的声誉，获得他人的信任，就是获得一大笔无形资产，会让企业和个人终生受益。

1978年，台塑集团在王永庆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营业额突破10亿美元，证明了台塑已具备与世界大企业竞争的条件。

那时，王永庆急需资金从事更大规模的生意，他向台湾的银行借款，遭到官僚体系的种种刁难，在被拒绝后，转而向外国银行碰碰运气，筹借1500万美元。

外商银行的作风，比台湾本地银行更实际，他们在乎的是一个人的信用评估，而非房地产抵押、保人等形式。经过一番调查之后，3家外资银行：英国建利百联银行、美国信孚银行、美国运通银行决定联合放款1500万美元给台塑，而且创下了历年来贷给台湾企业资金利息最低的纪录。

这件事轰动了国际，原来这3家银行只要求王永庆个人担保就行，并未要求台湾的任何银行保证。从此，“王永庆”这3个字已成为一个信用的代名词。

为什么外商如此相信王永庆呢？原来多年来，王永庆凭着个人信用，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人们相信，只要王老板点头答应的事，就一定会办到。凡说到的，都一定办到。

1973年，台塑为了扩建办理现金增资，提出增资股权的两成，以每股240元价位办理承销。当时不巧发生了石油危机，股市大跌等。到1974年年初进行承销抽签时，股价已滑落至每股238元。股友们纷纷大喊上当，吵着要王永庆给个明确说法。

王永庆在股东大会上爽快地答应，如果至6月30日，增资股市价未超过240元之承销价，台塑愿以当日收盘价作为标准，补足其间差额。

其实，如果那些股东真的去打官司，未必可以赢过台塑，但是王永庆还是本着信守承诺的原则补偿他们。尽管这让台塑伤得很重，但是王永庆一诺千金的美名却远扬海外，海外3家银行决定联合放贷给王永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股市一天天下跌，到了6月30日，已跌至202元。王永庆说话算话，依约每股退回42元，一共退了4000万元，开创了股市的空前纪录，从此，王永庆“一诺千金”的美名便在台湾岛内传开了。

为了守信用，有时会吃一点眼前亏，但是吃了亏之后，有了信用，将来又会在其他方面得到人家的支持。王永庆在金钱方面虽然很会精打细算，但是绝不让人提心吊胆，绝不让人担心拿到一张空头支票。

1994年年初，台湾统一集团董事长高清愿就任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2月4日，台湾当局召高清愿谈话，要求他在“理事长任内，能够结合官、产、学等单位，以台日合资方式，针对台从日输入的主要关键零组件进行技术转移，以改善对日贸易”。

高清愿受领任务后，经数日思索，认为应该集合多方力量，成立一家大型的控股公司，并与日本企业进行合作，以达到从日本引进关键技术，从而促进台湾产业升级的目的。他的这一构想受到“台湾政界人士”江丙坤的赞赏和支持。

于是，高清愿正式向“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提出筹组百亿元控股公司的构想，并建议由辜振甫担任董事长。但辜振甫不置可否，没有明确表态接受董事长一职。

过了几天，“台湾政界人士”吴惠然举行隆重晚宴，邀请多位企业界元老出席，王永庆也在被邀之列。在宴会上，高清愿、吴惠然等力邀王永庆出任董事长一职，王永庆只是笑而不答。

高清愿大概忘了此前曾邀辜振甫出任董事长一事，或许是认为辜振甫不愿担任董事长，所以又力劝王永庆执掌帅印。不料这种不够慎重的做法引发了董事长人选的风波。

会后，外界很快传出王永庆将出任控股公司董事长一职的消息。王永庆大感意外。其实，此时还未敲定呢！

从心情上来说，王永庆在水泥厂争霸战中输给辜振甫一阵，正好趁此机会赢回一招，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担心这一传言会导致辜振甫不悦，次日特意打电话给高清愿，表示他已有10年未曾访问日本，对日本近况不是很了解，还是以辜振甫先生出任董事长比较合适，他个人则不可能担任。

由此可见，王永庆虽在小事上和辜振甫较劲，在涉及做人原则的问题上，还是很注重道义的。

辜振甫也表现出了大企业家的风范，一再公开表示他年事已高，已无心力与兴趣担任此职，也不反对王永庆担任董事长，还表示他的台泥公司愿以投资方式支持控股公司。

后来，由于日本企业对这一计划反应冷淡，因此，公司名称由“台日控股公司”改为“亚太投资公司”，公司设立的目标也由引进日本关键零组件改为可投资各种生产制造事业及贸易、商业、土地开发等诸多领域。

江丙坤亲自出面邀请王永庆出来主持大局。王永庆内心也很希望获得董事长的职位，但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心情，他表示了对亚太投资公司的支持态度，却又谦逊地推辞说自己“只想做事，不愿挂名”。

江丙坤又去拜会辜振甫，请他就任董事长。辜振甫表示自己年事已高，海峡两岸事务与企业事务又很繁忙，不宜出任董事长一职。于是，江丙坤再度拜访王永庆，力劝他执掌帅印。这一次，王永庆态度明显松动，答应考虑两天再说。

过了不久，王永庆知道辜振甫确实无意担任董事长之职，这才打电话向江丙坤表示，他将鼎力赞助筹设亚太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一职。

这件事，足以说明王永庆做人的境界，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撕破脸皮去争去抢，而是屈己从人，尽量推让。最后，他既给足了江丙坤面子，又对辜振甫做足了人情，还得到了实惠，真可谓面面俱到，手段高超。

王永庆是个重道义的人，他对帮助过自己的人一直都怀着感激之情，他还非常念旧，并常常勉励自己不能忘本。谈到念旧，他的老司机就是一个好例子。

阿明是王永庆过去的轿车司机。阿明在年龄大了以后就向他辞职，王永庆考虑阿明追随自己多年，就将阿明安排到台塑高雄厂当物料管理员。不料阿明沉迷于赌博，欠下一屁股债。最后在债主催逼之下，竟把仓库内塑料粉粒擅自变卖去偿还赌债，并从此不敢去上班，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王永庆在获知上情之后，设法把阿明找来谈话。阿明羞愧地低下头，心想：“这下完了，一定会被送到法院依法处置。”

结果出乎阿明意料，王永庆不但没有把阿明的事情报案，只是狠狠地训斥他不可再沉迷赌博，要好好重新做人，并要阿明第二天回到公司上班。阿明当时感动得差点儿跪下，从此肝脑涂地为王永庆卖命工作。

回馈社会挥金如土

企业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两个就好像鱼与水的关系。一个有宽广胸怀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这些大企业家在事业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总忘不了回馈社会，积极主动地去承担社会责任。

王永庆在这方面总是不遗余力，堪称典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赖以取得成功的一种内在素质和基本功夫。

王永庆虽然自己很节俭，但他在回报社会上绝不吝啬。他不断地用自己赚来的财富回报社会，为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

从一个赤贫的农家孩子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超级大富豪以后，他个人虽然依然节俭如初，但金钱在他的眼里已很淡然。

他本着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以肩负社会责任的态度，拼命地追求效率回报整个社会，希望能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创造一个朴实、互助而又和谐的社会。

1968年，联合国资助在台湾成立工业职业训练中心，钱有了，却没地，王永庆便捐出自己在新庄的一块38亩的土地，供其使用，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兴建，为日后台湾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

1980年7月10日，长庚医院正在举行“庆光晚会”，10多名眼角膜移植成功的病人手持蜡烛，感谢使他们重新获得光明的医生与角膜捐赠者。会中还有人发起捐赠眼角膜运动。没想到，台塑董事长王永庆率先响应，并签署了同意书。

王永庆后来还在自己的长庚医院设有200万元基金，对于捐赠眼角膜的贫困病人给予一至两万元的补助金以鼓励他们的积极性。

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许多病患者可以通过移植他人的器官以挽救生命，这在发达国家已日趋普遍。但在台湾，很多人受“全尸而死”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捐献器官，一定要保存一个完整的身体进棺材。

为了能使人们改变这种落后观念，勇于向医学捐献器官，王永庆在1986年他70岁时，设立了表达哀悼之情的抚恤办法，即公开向社会宣布：在5年内，所有在死亡后捐出器官遗爱人间的人，他将捐赠10万元作为其身后丧葬补助费，从而推动了台湾民众捐赠器官的风气，挽救了许多病人的宝贵生命，也成为王永庆辉煌的人生中可贵的一页。

王永庆还成立了“明德基金会”以及在此基础上设立“生活素质研究中心”，由学者专家定期举办讲座吸收了大批学员，以提高民众生活素质。

王永庆一生中所做的最有影响的社会公益事业，莫过于教育与医疗事业，先后成立明志工专学校、长庚医学院及长庚护校等。

王永庆尽管没上几年学，但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不仅自己不断努力学习、提高，还创办培养中等专业人才的学校。他形象地说：“像山中的废材，加工后可变成用途广泛的人造纤维一样，人只要经过训练，也可获得一技之长，而成为工商界所欢迎的人才，并且人力也是最宝贵的资源。不培养人才，无疑是最大的浪费。”

1976年，王永庆为了让很多贫苦的人们能看上病，得到有效的治疗，特捐新台币20亿元，设立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院——长庚纪念医院。

1980年8月13日，王永庆把他回报社会的第三大举动变成了现实，成立了“生活素质研究中心”。

王永庆成立“生活素质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设法改善因经济发展所衍生的生活上的问题，也就是解决由于社会不断进步随之而来的许许多多不良现象和问题，以便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塑造更健康幸福的生活，进而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公平的社会。

除了直接向社会投资、捐赠以回报社会外，王永庆还通过台塑集团的1500家关系企业，以协助中小企业的方式来回报社会。

王永庆曾说：“假如有一天钱赚得够多了，你就会感觉到钱实在很没有用。”说这句话，一般人是没法体会的。金钱的用处，在于使人想做什么好事时，可以说做就做。

在回馈社会，兴办公益方面，长庚医院可谓是王永庆的一大手笔，深得台湾人民赞赏。

长庚医院的设置，大大提高了当时的医疗科技水平。创院时向外招来医护人员参与开拓工作，其后每年接收实习医师，自行培养成住院医师，最后使其成为主治医师，至今其主治医师人数已达700多人，构成了非常坚强有力的阵容。

不同常人的感情世界

王永庆有3位伴侣，这对于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像许多老一辈的中国人一样，王永庆不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做主，一切都是父母的安排。

就在他还是一个不很懂得人间情感的少年时，母亲就给他订配了一位童养媳，她就是邻村郭家的千金郭月兰。

王永庆是一位典型的孝子，对母亲的安排从不会反对，自然接受了这门亲事。当然，他们的感情谈不上任何的罗曼蒂克，他们的结合只是像在完成一件自己本身应该完成的传宗接代的任务一样，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然而王永庆早年就远离家乡闯荡，所处的是一个困顿、奋发的不平凡岁月，两人相处的时间就少得可怜了，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就显得更加寡然无味。这位从小就嫁到王家的郭月兰，也像千千万万个传统的中国妇女一样，没有一点怨言，有的只是忍受艰辛的寂寞生活的勇气和决心。

她最好的归宿，本应是为王家生儿育女，别无他求。然而，最让她感到无奈的是，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生活在旧社会的一个女人，也许她真的天生命苦，居然没能为王家生下一男半女，要不然，如今也可分享历经多年艰辛后的甜美果实。

可她却没有这样的福气。古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延续后代的实际需要。既然原配无出，名正言顺，王永庆娶另一房生儿育女在那个时候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了。

当时王永庆的一个朋友廖先生，身患重病，却因家境贫寒，无力就医。作为朋友，心地善良的王永庆，在廖家危难之际伸出援手，除了无条件花钱请医生治病之外，并四处购买珍贵药材，亲自去探望老友。王永庆的这种大德大恩，令廖先生十分感激，便在身体康复之后，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廖娇许配给王永庆做二太太。

这位孝顺的女儿，也目睹王永庆的为人，知道他是一位大好人，便听从父命，不计较王永庆已有家室，便嫁到王家。她是幸运的，没有辜负王家的期望，给王家生下两男三女，她成为王家的一位功臣，在家中的地位自然不次于原配夫人郭氏。

廖氏与王永庆的子女如今皆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大儿子王文洋，娶陈静文为妻；次子王文祥；长女王贵云，嫁给陈彻；次女王雪龄，嫁给简明仁；三女王雪红，嫁给区永禧。

古人说：英雄爱美人，英雄难过美人关。王永庆这位商场的英雄也不例外。王永庆经常出入各种高级社交场所，每天都会接触到各路英雄豪杰、影视明星、社会名流。

王永庆身处的台北是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重庆北路、延平北路、博爱路等更是商店林立、客商云集、灯红酒绿的繁华地段。位于台北博爱路的“黑美人大酒店”就是王永庆经常光顾的场所之一。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曾以“樱花”之名红极一时的李宝珠。

李宝珠是这家酒店的红牌酒女，花名即日文的“樱花”之意。这位“樱花”小姐浓眉大眼，漂亮美丽，风采照人，柔情似水，做事更是练达，善解人意，给王永庆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王永庆每次到这里，都会找李小姐谈天，倾吐心声，而且每次都能相谈甚欢，以至于难舍难分，从此写下了一篇美丽的爱情之歌。当时的王永庆尽管还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与地位，但也是商场的红人，他为人耿直慷慨，李小姐非常敬佩。

不久，王永庆在事业上遭受挫折之际，这位早已对王永庆爱慕已久的酒家女，为能与王永庆相识而觉到三生有幸，她不仅以自己女性的温存给王永庆以精神上的安慰，还多方筹措资金，帮助处在困顿中的王永庆，让王永庆大受感动，也更加喜爱这位沦落红尘的红颜知己，俩人更是心心相印，情意浓浓。

不久，王永庆决定再娶李小姐为妻，相伴终生。但他的母亲并不答应，认为儿子已人到中年，已有两房妻室，儿女满堂，不能再娶。但是王永庆决心已下，他与李宝珠的感情已非平日露水姻缘那样容易解体。王永庆鼓起勇气和李小姐一同说服母亲同意这门亲事。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婚姻制度，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婚姻制度是可以纳妾的，所以王永庆此举是不违反当地法律制度的。王永庆和李小姐的诚心感动了王永庆的母亲。王永庆也就和心爱的李小姐进入了婚姻殿堂。

李小姐早年的家里非常穷困，她和许多跟她一样的姐妹来到台北打工赚钱。涉世不深的李小姐因为长得漂亮，很快得到了一位男士的青睐。这位男士以真金白银俘获了李小姐的心，可是在李小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这位负心汉却暗自消失了。李小姐在感情上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这也让她对后来与王永庆的交往变得很谨慎。不过在得到王永庆的真心之爱之后，李小姐成为了王永庆生活中的好伴侣和事业上的好帮手。

李小姐为了讨好婆婆，自己参加了烹饪班的学习，她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菜肴的烹饪方式，尤其是煎牛排的手艺堪称一流。王永庆在家宴的时候，这位李夫人都会亲自上场，给王永庆赚足了面子。

王永庆很喜欢早起打高尔夫球，他经常早上4时就动身。而李小姐多年来一直坚持比丈夫早起半小时，为丈夫打理好一切，再陪同丈夫一起打高尔夫球。

王永庆在出国考察期间，李小姐也一直亲自陪同。因为王永庆的外语水平有限，需要经常请老师给予英语和日语的辅导。李小姐这个时候也会静静地陪在王永庆身边，一同学习知识，两个人在语言上共同进步。很快，李小姐就掌握了英语、日语的日常对话，她在王永庆身边，一直是贴身秘书一类的角色。因为她的交际能力和公关水平给王永庆的生意上出了不少力。

虽然李小姐在台塑不是董事会成员，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职位，但是她在台塑员工的眼里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巾帼英雄式的人物。在王永庆身后为他打理着琐碎的各项事务。可以说，王永庆成功的“军功章”上，有一半儿也属于李小姐。

不过王永庆对待李小姐非常够意思，他为了发展李小姐家乡落后的环境，不惜花费重金为其家乡投资兴建各项经济事业，甚至和意见不合的下属闹翻也在所不惜。

王永庆有3个女人作为伴侣，但是这却并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因为第一任妻子不能生育，他迫于压力娶了二房姨太太，在过去，无子是可以被夫家休掉的。王永庆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对妻子是有责任感的。糟糠之妻尽管无子，也不能下堂。

王永庆对于第二房太太是有义在的。二房姨太太是朋友把女儿托付给他的，而且还为他生育了子女。所以他对第二位太太的感情应该是充满了恩情。

王永庆对于第三位妻子却是真情流露，尽管他们年岁差距不小，但是他们有着同样的理想、信念、爱好。王永庆对于第三位妻子格外宠爱和照顾。或许因为这位叫作李宝珠的女人才是他生活和事业上的双重伴侣，王永庆经常和李宝珠住在台塑企业大楼的第十三层。

艰苦奋斗的模范

有一句诗说得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个成功的人也往往是最能吃苦的人。纵观人类历史，多少英雄豪杰，多少伟人，虽有“时势造英雄”的个别例外，但大多不是出身贫寒，就是经历了许多挫折、磨难的人。

王永庆就是历经无数艰难困苦，具有超乎常人的刻苦耐劳精神，才有今日的成就。

“刻苦耐劳”是王永庆一生的座右铭。每当他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他就不无感慨地说：“幼年生活的困苦，也许是上帝对我的赐福。”

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回想起那段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一贫如洗的日子。那时的苦难无形中更增强了他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不是凭侥幸，而是靠艰苦卓绝的努力，靠与困难作不懈的斗争，每一次战胜困难的经历，都使他向更高的目标又迈进一步。他永不停止，奋斗永远没有完结。

“做事有运气，但还要看自己的实力，看自己的努力。”王永庆说，“关于运气，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有的人运气差，会遭到意料之外的不幸；也有的人运气好，遇到贵人在重要关头拉一把，这些都是运气的关系。人的一生当中，也常会遭遇到运气的影响，可是我们无法制造好的运气或者排除不好的运气，因此我认为要紧的是自己的实力。

“对一个不断培养自我实力的人来讲，当好运气来临时，也就有足够的智慧充分加以运用，使这个好运气对自己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利益；当不好的运气降临到身上时，他也能够妥善地回应，使损害降至最低程度。”

当有人问起王永庆自己的成功是否因为运气特别好一事时，他回答说：“是的，我的运气不错。不过，以前的成功和失败可以说是运气的关系，以后就不能这么说了。失败的人，说是运气不好，再待下去，而不努力奋发的话，运气是不会来的；成功的人，认为运气好，也就不去努力的话，他的运气就要变坏了。”可见，运气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但关键还是靠努力、靠奋斗。

即使是今天，他已获得巨大的成功，拥有巨大的财富，有令人倾慕的荣耀与地位，但他仍时刻不忘“刻苦耐劳”四字。吃苦，劳动，在王永庆心目中已经升华，不再被视为苦难的象征，不是不可忍受的痛苦，而是实现目标过程的一种快乐，达到胜利彼岸的一种报酬。他真正懂得“先苦后甜”的道理。这就是王永庆的人生哲学和创业经验。

王永庆说：

快乐的人生原是人人所追求的，但是不可忘了先贤告诉我们的先苦后甜的道理。快乐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而人生旅途难免遭遇苦难，咬紧牙关奋斗不懈，终会苦尽甘来，可以也应该享受一番。享受本身并非罪恶，但浅尝最为甜美，同时也才能最持久。

贪尝无度反而感觉乏味，所谓过犹不及，这样，与苦味也相去无几了。尤其如果穷极逸乐，因为一切甘甜已经尝尽，便会产生一种茫然之感，人生乏味就可悲了。掌握方寸，适可而止，才能细水长流，享受持久的人生乐趣。

这种人生的哲学观点，也被王永庆用于他的企业管理，即“经营合理化”。

王永庆虽然只上了小学，但他平时刻苦读书，所掌握的知识非常丰富。他对一些中国古代的哲学名言更是记得滚瓜烂熟。

他常常教导员工：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菜贩天不亮就起来叫卖，从来不叫苦，不说睡眠不足，不喊腰酸背痛，为什么？只因为他追求一个目标，目标达成即不以为苦；大热天，卖冰水的沿街叫卖，他不怕热，为什么？他认定了一个目标，朝着目标去努力，忘了苦，只有努力的热忱和目标达成的快乐。

从小在幸福环境中长大的人，没有经历苦难的生活，无从比较，无法真正体会幸福的滋味。

王永庆不仅自己勤劳，努力工作不息，而且教育年轻一代也要懂得劳动的意义，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让他们懂得“吃得苦中苦，方能为人上人”的道理。

他在1971年8月台塑集团第二期新进干部职前训练结训时说：

当初安排各位同学到生产工厂半工半读，其出发点是希望给各位同学一个劳动的机会，使大家能够体会到，以这份艰苦卓绝的无畏精神作为基础，何事不可成？吃得了苦，便是最伟大的力量。

要想有所表现，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不是凭学历，凭口舌，而是凭咬紧牙关忍受磨炼的那份意志，那份精神力量。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所有的成就都是不够踏实的。

他经常向年轻人讲：

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但精神便越腐化、堕落，必须想想吃苦的生活，刻苦耐劳，从基层工作做起，才会觉得每一点成就的可贵。经过田地耕种的苦，就不会轻易丢弃一粒米，一棵稻，一株秧苗。懂得吃苦的意义，才会节俭，努力，奋斗。

王永庆对年轻人的苦心培育，正是他自己一生奋斗创业的人生体验。他就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坚忍不拔的努力，才能有今天的成绩。

不论是在创业初期，还是事业有成之后，他都奋斗不息，孜孜不倦地工作。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达100多个小时，几乎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

一位台湾评论家这样写道：

台湾第一代企业家中，年届80岁，依然活跃商场第一线的，王永庆算是突出的一个。这位被誉为台湾产业界的总龙头，身体硬朗，神志清明，努力不懈，拼斗精神仍不输年轻人。对王永庆而言，悠悠岁月，似乎人生80岁才开始。

王永庆长年保持着很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他晚上21点多就寝，早上三四点起床，除了每天清晨的长跑外，就是伏案写作，然后才去上班工作。

多年以前，一天清晨4点半，王永庆去林口高尔夫球场打球，正好碰到一位老朋友，美国休斯敦大学副校长黄教授。黄教授谈到自己的子女教育时，对王永庆说：

“王先生，我虽然是大学教授，但也当小工割草赚钱，你相信吗？”

王永庆感到不可思议。

黄教授继续说：“我有3个孩子，大儿子12岁，为了让他养成劳动的习惯，暑假我给他找了一个园丁的工作，割草整理庭院。孩子只有12岁，还不能驾车，我就每天早晨开车送他去上工，中午由主人家供应简单的午餐，下午17时再接他回来。”

有一次，他去接儿子，可儿子的工作尚未做完。为了给孩子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便脱下西装，蹲下去与儿子一块干活。

他说：“这不是为了帮孩子赚钱，不是为了让孩子早点完工，纯粹是为了让孩子了解劳动的神圣，他自己也从中得到快乐。”

王永庆听后，非常感动。

1971年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26周年的纪念日。王永庆发表一篇感人的谈话。他不像那些政治人物，大谈台湾取得怎样的经济成就，而是要人们看到不足，要勤劳努力，要唤醒全民的奋斗精神。

他语重心长地说：

台湾光复26年了，经济成果也颇可观，不错，值得高兴。可是不要忘记，战败国日本的重建也是26年，比较起来，他们也是从废墟上站起来的，比台湾不知苦多少倍，今天他们的经济成果高于我们，为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庆祝光复，像忙着开生日舞会一样，忘了重生时刻母亲的痛苦，忘了应该好好努力报答母亲，变成了一个浮华的孩子，好像光复了，一切的建设都会从天而降。

简单一句话，我们努力得不够。然而日本，他们就像到了绝境，不奋斗便不能生存，不刻苦便不能重建家园。

战后有一段时间，很多日本国民每天只吃两餐。如果我们胜利了，光复了，也能有吃两餐的精神，我们今日不知道胜过日本多少倍！

所以，高兴是应该的，但不要被高兴冲昏了头脑，忘了还有往后的竞争。我们吃得太多，做得太少。

如果大家想一想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到底也过去了，今日便没有理由吃不了苦，受不得打击。因为光复了，失去紧张的精神，失去坚强的意志，放松了，疏忽了，急着要享受，弥补以前贫苦似的，这样的光复就失去了它光荣神圣的意义了。

光复的使命在26年后的今日还无法充分完成，我认为庆祝光复节应该把重点放在国魂的唤醒，今日的屈辱，国家仇恨，比之以往台湾被占领更不知有多少倍。

所以，庆祝光复节，最重要的课题是唤醒人们的奋斗自强，记取历史的教训，恢复刻苦耐劳的精神，上下一心，何愁国仇不报，家恨难消？

选定接班人功成身退

王永庆以过人的精力，精明强干的管理和经营手段登上了“塑胶大王”的宝座。在王永庆的经营管理方式下，台塑企业的成功其实是“王永庆的成功”。

随着王永庆年纪的增大，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有一天王永庆倒下了，他的塑胶王国是否会瓦解呢？他的接班人会是谁呢？

早在1975年，王永庆因肺病赴美国进行手术治疗，消息外泄后，引起台塑投资股民的恐慌，台塑股票接连暴跌。也许正是从那时候起，王永庆就不得不面对台塑企业的接班人问题了。

近年来，王永庆的健康更是亮起了红灯，三太太李宝珠也要求长庚纪念医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医疗小组，全天候待命。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台塑的接班人问题就更加关注了。

1973年，王永庆说：“有些企业家只看见表面上公司赚到钱，而忽视每一个员工贡献他们积累的宝贵经验。不顾多数员工每天的劳动，起用刚刚由学校毕业的少爷当经理或者总经理，这是我们常有所闻的。父子天性是一回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是追求合理化，追求高效率。要有适当的人选，即是适才适所。若是刚毕业，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即给他担当大任，不知他要如何指导监督，根据什么去知人善用？部属如何能信服，乐意作贡献？这种实际情形，充分表示企业家还在懵懂阶段，轻视管理，想都还没想到，怎能寄望他们开始去做，去追赶努力呢？提拔儿子，抹杀人才，公司前途完蛋，最后宝贵儿子也被耽误了。”

1977年，王永庆到辅大进行讲演，当时有学生问及他是否会让儿子或孙子继承他的职位时，王永庆回答说：“我目前无法作答，因为那要看我的儿子或孙子能磨炼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足以担当重任而定。”

1979年，王永庆到台大商学研究所进行演讲，会上有人问他是否已在培养接班人，王永庆回答说：“关于接班人问题，我公司里面不是没有人才，但也许是我要求太严，我始终觉得他们还有待训练。我将来的接班人，可能不止一个，而是由10人左右组成，当然里面必须有一个领袖。”

1980年，在回答一位外国记者问及他是否会让王永在或他两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位置这一问题时，王永庆说：“他们将来要做什么，由他们自己和上帝决定。”

1981年，《天下》杂志的记者访问了王永庆，在谈及接班人问题时，王永庆说道：“接棒的问题，如果我霸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棒子交给儿子，我是罪人。我尽量经营，经营得好，公司绝不是我一个人能干，一定有可以接棒的人。换句话说，如果公司经营得不好，接的人就差。很简单，哪有公司没有接棒的人呢？

“我现在主持台塑，假如让我儿子接棒，我错误；假如没有让我儿子接棒的话，我没错。道理很简单，不用担忧的，我把棒子交给儿子，考虑的是私，不是公，我错误。我今天没有让我儿子做接班人的话，我考虑的是公，没有考虑私。

“公司有那么多人，你的儿子最能干！谁相信？我没有让我儿子接，自然会由公司里最能干的人接棒。这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是社会的，对不对？一个人要有正确的观念，要建立合理的制度，制度就是条理、根源，由始到终也是一个条理。”

2006年6月5日，台塑集团总管理处以3000多字的篇幅发表了一份有关王永庆和王永在昆仲携手“退居二线”的新闻稿。

稿文称：

本企业创办人王永庆董事长感于年事渐高，在经过近几年的悉心安排，迄今接手经营的企业领导班底已经趋于稳固成熟，乃决定偕同携手共创事业数十寒暑的王永在副董事长一起卸下重担，陆续退出关系企业内各公司的董事会，正式将公司交由接棒者承续经营。

像历次所发布的重大新闻一样，王永庆“交棒”的消息自然又是各方高度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的目的显然是想从台塑集团领导层的平稳过渡中获得某些启示。

如果平稳过渡，那么王永庆的智慧对岛内外众多华人企业领导人的自然交替则是一个参考，对公司高层治理理论与实践也是一个贡献。

实际上，早在2001年，台塑集团新老两代之间的权力交接便在外界不知不觉中悄然开始了。

当年，王永庆决定在集团内成立一个新的决策机构：行政中心。新机构由各大公司及总管理处等单位的6位最高专业经理人担任委员。

他们分别是：台塑公司总经理李志村、南亚公司总经理吴钦仁、总管理处副总经理杨兆麟、台化公司总经理王文渊、塑化公司总经理王文潮、台塑生医董事长王瑞瑜。

行政中心的运作方式是“集体决策”，即各项重大政策及投资案均通过行政中心会议充分讨论，然后再将结论提报给王永庆与王永在作最后裁决。其中，王永庆特别要求，凡提报给行政中心的议案，均必须6位委员“集体讨论并全票通过”方能呈报。

后来，行政中心的人员组成又作了一次调整，加入了长庚生技公司总经理王瑞华，也就是后来外界熟知的“台塑集团7人决策小组”。接着王永庆又进一步作出决定，在行政中心架构内设立“总裁”及“副总裁”两个职位，人选分别自行政中心7位委员中产生，其中总裁由王文渊担任，副总裁由王瑞华担任。

5年以来，行政中心的运作一直很顺利。有鉴于此，王永庆与王永在决定利用2006年上半年台塑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机会公开对外宣布“交棒”，逐一退出集团内各公司的董事会。

王永庆认为，集团的发展只有在稳固制度的前提下，持续通过行政中心的运作来发挥企业的整体性力量，才能实现永续经营。

出于感念王永庆和王永在的功绩，台塑集团按照台湾企业的惯例尊称两人为企业创办人。两人今后虽不再过问具体事务，但对于重大事项仍将从旁给予决策委员会必要的指导和支持，以确保集团能够稳健经营和永续发展。

为稳妥起见，王永庆将与他同时退休的台塑公司副董事长王金树转聘为集团的最高顾问，继续为“接棒人”提供指导及协助。

王金树早年便加入台塑的管理团队，是台湾企业第一代专业经理人队伍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为整个台塑集团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王永庆此举重情重义，无疑是对集团老臣的一份尊重和敬意，对新管理团队的心理稳定和公司永续经营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企业经营后继有人既是王永庆和王永在最引以为骄傲的，同时也是他们准备打破“富不过三代”这一怪圈的一个法宝。他们认为，用对人，走对路，企业才有出路。

50多年过去了，财富对于王永庆他们已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两人联手培养了一批可堪重任的职业经理人。这些干部对于今后台塑集团要发展的各项事业以及在经营方面即将应对的各种挑战均能独当一面。

无论过去和现在，无论台湾经济高速还是低速增长，台塑集团均能保持一定速度的成长率。经济高速与低速增长是制造业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发展模式与宏观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当面对经济扩张或经济萧条的外部环境时，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模式通常会发生质的变化。

大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会因为经济快速扩张呈现出某种持续有效性，但只有那些透过有效管理并成功应对经济萧条的企业才能最终实现永续经营，那就是：能够抵抗经济萧条的管理模式才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

2008年10月15日，王永庆因肺病和多器官衰竭，医治无效在美国去世，享年92岁。

王永庆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里，创造了辉煌的财富，他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遗产，他所创办的企业现今的经营管理模式一直影响着世界各国知名企业，成为一代富豪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