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国情感在祖国的自然环境中萌生、深化

每个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首先是这个民族的主体即人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同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祖国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矿藏、美丽的自然风光等。这是培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沃土”。

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身，使人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发生变化。在原始阶段，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差，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人类的祖先栖居在莽莽森林之中，狂风暴雨、闪电雷鸣，都会给他们带来威胁，如果遇到江河决口、山洪爆发、火山喷射、地震海啸，这些更会成为他们无法逃避的灭顶之灾。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祖先完全成为一种具有无限威慑力量的恐怖对象。他们敬畏它，把它当作神来崇拜。根本谈不上热爱它。我国古书说的“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日，斯文不作”，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状况。

但是，人类的祖先在人生道路上并没有就此止步。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同自然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实践中逐步提高了与自然进行斗

¹ ①《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608 页。

争的能力，情况就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 另一方面是人本身的变化。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随着人类制造生产工具能力的提高，人们从自然界取得的生活资料日益丰富，江河可以捕鱼行舟，野火可以煮食取暖，土地可以耕种收获，林木可以架桥搭屋。大自然虽然还有那么多可怕的威胁，但是人们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生活离不开它。它的威慑力越大，把它战胜之后， 反而越能显示出人的力量。这样，曾经与人类完全对立的自然界，渐渐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人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 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再也不是与人类敌对的异己的力量，反而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对象，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自然人化”了，成为人的“非有机的身体”了，成为被深深打上人的意志印记的自然了。自然对人类关系的这种变化，为人类产生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之情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从人类本身来说，人类也在劳动实践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人的感觉器官同动物的感觉器官区别开来，成为人的器官。人的肢体有了制造工具的技能，人的头脑有了思维的能力，又产生了语言这种社会交际的工具。这一系列超生物的生理和心理结构的形成，标志着人同动物的彻底分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本身的自然”也“人化”了。人成了社会的人，有了区别于动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社会意识，人不但有了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产生了精神生活的需要，具备了精神享受的能力。这一切又为人类产生对自然环境热爱的情感准备了主观方面的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人类最初的价值体系， 产生了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客观现实的态度体验，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基础情感”或“自然情感”。人们对自己生息和活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这种“自我情感”，正是爱国主义基础情感的具体化表现。

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从这种自然情感开始，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深入和扩大，历史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欣赏和热爱就经历了从强调“致用”、“比德”到“畅神”这样一些阶段。它反映了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逐步深化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没有分工，人们还不可能把生产活动的对象和成果作为独立的精神产品，同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如果对这些对象和成果表明自己的态度体验，只能以是否实用为根据来考虑爱与不爱。据专家考证，原始部落的一些氏族，他们居住的地方芳草丛生，鲜花遍地，到处可以看到锦簇花团，闻到扑鼻异香，但是由于他们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因此总是视而不见，态度冷漠。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动物的角、爪、麟、皮等，把它戴在头上，披在身上，十分珍爱它。这是因为他们正处在狩猎时期，这些东西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况表明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尚处于简单的低级的阶段。

进入殷商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增多，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往往把生产实践的对象和成果同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作为一种精神象征，这样就进入了所说的“比德”阶段。“比德”观点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开始摆脱直接的物质功利性，而被较高级的精神功利性所代替，是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社会价值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人们之所以能够把认识了的和改造过的自然同人类的社会生活相“比德”，进行双重联系，就是因为不但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生活，进一步认识了人生的真谛，

而且是对自然环境热爱情感的升华，把自然同人类的社会生活进一步结合起来。比如《诗经》中描写的日出、雨雪、杨柳、白露、长江、汉水等自然景象，都不是独立歌咏的对象，而是用“比兴”的手法，以引起（兴）或比喻

（比）所要歌颂的人和事。《楚辞》中也有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往往同人类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屈原的《橘颂》，对橘树的绿叶素荣、质朴无华、坚挺独立、霜雪不凋作了生动传神的描绘，这里用“托物喻意”、“借物咏怀” 的手法，实际上是写人，就是对人的高尚情操的赞颂。孔子对自然环境的热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比德”的观点。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①孔子认为人之所以喜欢看山，乐于观水，因为山水都体现着仁者、智者的美好德性。山可以使草木生长，鸟兽繁衍，财用增殖，给人带来利益而自己无所求，所以仁者“比德”于山。水可以滋润万物而无所私，似德；它所到之处给万物带来生机，似仁；它由高向低流，舒缓湍急皆循其理，似义；它奔腾澎湃，冲过千山万壑之间，似勇； 它有深有浅，浅可流行，深不可测，似智，等等。这是我国最早把山川风景同人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研究的范例，也是全世界在这方面最早的范例。孔子描绘山水之美多有夸大之处，但他对山水的热爱之深，对自然环境可以成为人类道德观念的某种象征的认识和见解是进步的，对后世爱国主义自然情感的产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畅神”说。人们认为自然界丰富多彩，景象万千，它们的魅力并不仅仅在比德上，而在于能使人陶冶性情，心情舒畅。祖国的大好山河其雄伟之美可使人们胸襟宽阔开朗，待人接物不至于鸡肠鼠肚；可使人们赞叹不绝，豪情壮志油然而生；其秀丽之美可使人们趣味优雅高尚；对祖国一往情深，片刻不忍离去。一生多次游历祖国名山大川的南朝宋代山水画画家宗炳曾说，人之喜爱自然山水，不过因为它能“畅神”而已。正因为他认为山水能使人精神愉快，所以当他年老多病不能远游时，就终日沉醉在山水画之中，“卧以游之”。在那时，游山玩水是社会上相当普遍的风尚。人们从自然对象上感受到的美，所寄托的热爱之情，远非“比德”和“致用”所可以比拟的了。王羲之游兰亭时见到那里的茂林修竹，清流激湍， 感到“游目聘怀，足以极视听之娱”。这些都表明，人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为什么对于自然景物，人们可以从“比德”的角度去认识，又从“游目聘怀”（畅神）的角度来欣赏呢？这是因为从自然环境本身来说，它的山河风光有与人类社会生活相似的一些特征，可以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寓意和象征。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主观上为了某种需要，很容易把自然界的一些特征同自己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孔子喜欢松柏，因为“岁寒知松柏之后雕”，以松柏的自然属性喻示人的高风亮节。宋朝的周敦颐喜爱莲花， 他在《爱莲说》中这样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他用莲表示自己的洁身自好。骆宾王借咏蝉表示自己未被了解的高洁：“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杜甫从山看到愁：“忧端如山来”；秦观从海想到愁：“落红万点愁似海”。巫山神女峰，是诗人墨客经常描绘的对象。船过巫山，人们总是要兴致勃勃地眺望。它是巫山最高峰东面的一块立

① 《论语·雍也》。

式巨石，如果走到近前去详观细察，并没有什么独特别致的地方，似乎又不大像人了。它所以成为人们争相一睹的美景，就是它的特征引起人们的“畅神”，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千百年来，人们编造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人说它是一个渔人的妻子，渔人在江中打鱼时遇到暴风骤雨，船翻人亡， 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妻子盼夫心切，抱着孩子成年站在峰顶眺望归舟，不知经过多少人间沧桑之变，就化成了这块巨石。有人说，它本是王母娘娘第 23 个小女儿瑶姬，她带着几个侍女来人间玩耍，在巫山上空，看到人间的大禹正在那里治水，便用巨雷炸死正在那里作恶的 12 条蛟龙，开拓出一条航道。她看到巫山航道复杂，过往船只容易触礁沉没，便留在巫山上为船民们导航。如果神女峰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某个方面（爱情的忠贞、为民谋利等）没有联系，人们是不会对那块巨石如此神往的。可见自然界的事物都对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有着多方面的意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观赏自然可以使人们忆起生活，热爱生活，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实践的深入和扩大，人们认识自然、欣赏自然和热爱自然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人们不仅欣赏和热爱那些经过人类征服改造的与人类有直接关系的事物，而且能欣赏和热爱那些未经人类征服改造与人类没有功利关系的对象，如皎洁的月亮，寂静的山林，寥阔的星空，茫茫的大海等。这是因为我们所讲的自然，是包括整个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在内的。有一部分自然景物虽然不是直接改造过的对象，或者不是人加工创造出来的对象，但它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自然正处于“人化”的过程中，它必然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必然反映人类历史特定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些自然存在物仍然可以成为人们欣赏和热爱的对象。就拿钱塘江潮来说吧，它真是气势磅礴、举世无双的今古奇观， 每年农历 8 月 18 日，都要吸引着大批接踵摩肩的观潮者。每当海潮上涨时， 它好象鼓足全身的力气，形成高达数丈的白色城垣，向江岸扑压过来，其景象十分奇特壮观。据史书记载，江潮“大声如雷震，震撼激射，吞天沃日， 势极雄豪”。这种“吞天沃日”的潮水可怕吗？既可怕，又不可怕。说它可怕，那排山倒海之势确实令人望而生畏，但是面对潮水却又能使人联想到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那种惊心动魄的生活，再现人的本质力量，使自信自豪的情感油然而生，何况更有弄潮儿在鲸波万仞之中手持红旗勇战江涛的动人景象。这就告诉我们，钱塘江潮虽然没有经过人的直接加工、改造，但它已经不再是威胁人们生存的可怕的灾异之物，而是反映人的毅力、勇敢和驾驭海潮本领的对象，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它当成崇高的美来欣赏，就不是偶然的了。历史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以及意识形态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热爱的情感也会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但是，寻根溯源，可知人们热爱自然的情感首先产生于故乡的自然环境。故乡的自然环境是爱国主义最初源泉的沃土。中华民族对于温馨的黄土有着深沉的感情，这是与对故乡的爱相联系着的。《太平御览》记载，大神盘古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壮举，孤立地撑着苍天，天地间没有生命，一片死寂。女娲就担当起了这个重任，用黄土塑造了最初的人类。这就是原始人对自身由来的解释。这虽然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但从中可以窥见华夏民族与黄土的深层联系。我们的祖先大多聚居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黄河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土质疏松、肥沃，很适于

作物的生长。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到五六千年的母系氏族公社会时期，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济活动已初步形成。初民们在逐渐规划齐整的田地上进行劳作。他们“面对黄土背朝天”，把全部的时间和生命倾注在黄土地上。他们依黄河而生，伴黄土而长，将自己的一切与脚下的黄土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故乡的山林细致的了解，对于提供了衣食之本、舟楫之利的黄土、黄河的感激，都汇成对黄河之滨——故乡的热爱。

这种自然情感对爱国主义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认为，不爱自己的家乡，不爱自己父母的人，也决不会爱自己的祖国， 但这种情感毕竟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朴素的感情。它虽然可以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基础，但还不能说就等于自觉的爱国主义的道德意识。要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还必须对自然情感加以引导和深化。乡土感情一方面激发一种积极的民族自尊心和归属感，形成民族凝聚力，唤起对国家和乡土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民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心理力量，乡土感情就可能导源于那种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规模小，地区狭窄，交通不便，社会生活孤立隔膜，人口极少流动，人们“安土重迁”，易于形成一种偏执狭隘的“乡土观念”。因此，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 阿 Q 也很有这种脾气。”可见自发的乡土之情并非就是爱国主义情感。

把自然情感深化升华为爱国主义的道德意识，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培育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撞击。首先人们把自然环境能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心理体验，经过日积月累，逐步转化为对自然环境、对乡土的感激热爱之情，而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逐渐发展为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这就形成了爱国主义的情感。在阶级社会中，中华民族内部虽然划分为对立的阶级， 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但是人们毕竟又活动在共同的地域里， 使用共同的语言，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思想感情，爱国，就是这种共同的思想感情的集中表现。

在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把乡土之情溶进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情，家乡的荣辱统一于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的儿女，只要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就一定会自觉地把乡土之恋升华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并尽心尽力地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些心怀故乡“一抔黄土”的海外赤子，他们身居异邦，魂系中华，竭

尽全力为建设祖国而奔走呼号，捐款投资。

老山前线，在一位身负重伤的战士施耐峰的军帽里，写着这样的诗句： “中华何处无热土，天涯海角总是家。”

某团六连，守卫在老山脚下，在工事的墙壁上，战士们挂起了一幅用黄布精心剪成的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图，地图旁绣着“祖国在我心中”六个大字。

“有血气的男子汉们，在你们家乡的位置写上你的姓名吧！告诉这块神圣的土地，你没有辜负它的养育之恩。为了它，汗不足惜！血不足惜！命不足惜！一切都不足惜！”这是连长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一片爱国真情的呼喊。

连长用他那颤抖的粗大的手，第一个在自己家乡的位置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李荣文。接着，第 2 个，第 3 个，⋯⋯总共一百单八将，都把自己的名

字写在自己家乡的位置。“是故乡的亲人，是母亲，是祖国，让我们守卫在老山，我们决不后退一步！”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