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道德规范是指一定的社会或一定的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应当遵循的行为和道德标准。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和传统。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权力和义务等道德标准，来评价和约束每个人的行为，调整个人和社会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和信念，是反映个人同祖国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应该属于道德这个范畴。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么爱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中国人民这么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羞辱，象雾一般落下来，无可取舍， 你非承受不可（就算你入了外国籍，认同某国，仍然是“某国华人”）。同理，一个民族、国家的荣誉，也无可取舍，它会象太阳一样，你非被照射到不可。当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赞扬某种爱国之举，人们内心就会引起强烈的共鸣，学习效仿这种行为，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直到做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壮举。人们自觉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这本身就是一种善的行为，具有了道德的意义。爱国主义是千百万人的自觉行动，是一种高尚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爱国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它能够深入到人们的内心，同人们的感情、信念汇合起来，形成传统习惯的社会风尚，又同每个民族的民族心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爱国主义道德规范具有稳定性、广泛性。所以，几千年来，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种自觉行动和实践，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们正是用爱国主义作为尺度， 评价着个人的行为和社会道德状况，所以爱国主义就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当它作为人们行为的一种基本要求时，便成了调整个人与国家和民族之间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之中，产生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之上，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又反过来给子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美德，是蕴藉于整个民族中的一种深厚、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具有历史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千百年来，爱国主义象一条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哺育和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操，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气概之中。在中华民

族漫长的历史上，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曲折，爱国主义始终鼓舞着人们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奋发向上，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还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现在或将来，爱国主义都始终是激励、凝聚全体人民为民族昌盛、国家富强而奋半的伟大力量。因此，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形成一个光荣的传统，不断继承和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无论是我国兴旺发达的时期，还是暂时衰落的时期，都未间断，并且从来都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必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强烈的影响。它决定着人们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态度，胸怀爱国主义情感的人，对于有利于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事情，对于自己祖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胜利，无不感到愉快、欣喜和鼓舞，无不为之自豪，而对有害于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事情，对于祖国利益受到的每一个损害，无不感到嫌恶、愤怒、憎恨甚至痛心疾首。台大教授颜元叔在《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在中国，为中国的独立，为中国的近代史，为中国当前挣扎、奋斗与成就，我流不完的悲痛泪，流不完的兴奋泪，信不信，我为亚运 183 块金牌，情不自禁的流泪——别无它因，只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的成就！⋯⋯而 40 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洋奴，鲜

廉寡耻的‘烂香蕉’，才会说 40 年大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说的何等好呀，句句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爱国主义感情还决定着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取舍，凡是利国利民之举，就见义勇为，象置生死于不顾的巾帼英雄杨大兰那样，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献出宝贵的生命。凡是不利于或有损于祖国利益的事，则无论外界环境、社会风气如何，爱国之心不为外物所动， 始终保持“有所不为”“有所不取”的气节，并且坚持不懈地向一切损害祖国利益的人和事作斗争。我们熟悉的彭德怀同志一生刚直不阿，为了人民的利益他长时间蒙冤受屈，但他念念不忘祖国，不忘人民，不忘养他的土地。他在临终前的遗言中说：“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把它埋了， 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父老乡亲。”巴金说：“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早在战乱年代，植物学家钱崇澍以唱代哭：“科学事业非空谈，炮火连天毁一旦。个人心血无足道，国家兴旺待何年？”我国原子弹事业奠基人之一彭桓武教授，在归国之际，答友人说“回家是不需要理的， 不回国倒需要理。”他把祖国当作自己的家，个人回自己的家还需要什么理吗？不回家即不回国倒需要理由的。这就是爱国主义的真正实质。

任何道德规范都具有历史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道德规范是具有阶级性的，各个阶级都以自己的道德规范来评价和调整人们的行为。剥削阶级认为是道德的，被剥削阶级却认为是不道德的，这种根本对立的道德标准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之中。但是，道德又具有客观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行为，就是有道德，是善行；凡是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行为，就是不道德，是恶行。马克思主义肯定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不否认道德本身的继承性。劳动人民的道德规范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剥削阶级处于上升时期，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道德规范也含有一定的积极内容，而被以后的进步阶级所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是一致的，是一切进步阶级、阶层和

人民的道德规范。凯洛夫在《教育学》一书中说：“爱国主义和其它道德感情及信念一样，使人趋于高尚，使他愈来愈能了解并爱好真正美丽的东西， 从对于美丽东西的知觉中体验到快乐，并且用尽一切办法，使美丽的东西体现在行动中。”

爱国主义这一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奋斗，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而英勇献身，并使人们懂得这是高尚的追求、美好的追求。爱国主义作为道德规范，是调整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是我们评价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是否正确的重要尺度。如果一个人的行动符合这一道德规范，那么他就是一个爱国者；如果一个人的行动不符合这一道德规范，那就谈不上是爱国。所以，热爱祖国的思想和行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个人利益自觉地服从祖国的利益，是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一切剥削阶级的伦理学家，把道德吹得神乎其神，好象道德这个字眼和利益沾边就不那么圣洁了。他们主张有道德的人就是与人无争、于世无求的人，讲求利益就是不道德的。他们这一套理论，实际上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容忍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很明显，这种道德观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道德观。由于阶级的局限，剥削阶级伦理学家没有也不能科学地解释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及其形成的原因。比如，在封建社会里，一些剥削阶级伦理学家宣扬爱国就是“忠君报国”。为什么要忠君报国呢？他们说， 帝王是上天的儿子，是“天子”，国家就是上天交给“天子”管理的天下， 而“忠君报国”就是向上天尽责，就是要替上天保住封建帝王的天下。这种解释是非常荒谬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也是道德规范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祖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疆域、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生活条件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整体，每个国家的人民总是在祖国这个环境中实现其权利和义务的，离开了祖国，个人的一切利益就没有保障。蔡文姬是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的女儿，通晓诗书，颇有文采。蔡邕当时是个大官，完全有权、有财产让女儿过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按理说蔡文姬的个人命运还是不错的，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国破家亡，蔡文姬也不得不从官府的深闺中出来逃难，不幸为匈奴所掳，流落塞外。由此可见，祖国的利益， 如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是所有祖国儿女实现其个人利益的基础、源泉和保证。因此祖国的利益也就是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祖国的利益又不等于个人利益。一方面，祖国的利益是无数个个人——即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同个人利益相比较，祖国利益是全局性的、无比广泛的利益。另一方面，祖国利益还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全体人民长时期的历史命运的利益。同个人利益相比，祖国利益是长远的， 无比持久的利益。因为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祖国对它的儿女总是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吸引它的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强盛而奋斗，并在祖国的富强中发展自己，满足自己正当的个人利益。在根本方面一致的前提下，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在遭受到外敌人侵之际，祖国的安全和个人的安全就常常不能两全。又如，为了推动祖国、社会进步而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就要冒牺牲个人生命的危险。在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以个人利益服从祖国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保全祖国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来保全祖国的利益，是祖国的利益高

于个人利益这一客观的利益关系在道德关系的反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民都在自已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识到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祖国利益的道理，并且把它作为人们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道德评价和判断的重要标准，从而在各民族人民中普遍形成了爱国主义的道德规范，在这一道德规范的指引下，出现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所歌颂的赫克托耳的事迹。他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神圣的伊利翁和普里阿摩斯的执矛人民”而英勇作战，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在已经没有获胜希望的情况下， 依然奋战不已。在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指引下，中国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也曾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祖国危难之际，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更是把爱国主义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瞿秋白、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代革命家都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即使在流亡国外期间也时刻不忘祖国的解放斗争，同祖国的人民心心相连。恩格斯曾经说过：“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他愈到晚年，愈加关心德国的前途和命运，愈对德国充满必胜的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用爱国主义教育人民群众， 认为爱国是一种高尚的美德。1945 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其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把“爱祖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公德。

那么，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作用方式是什么呢？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作用方式是靠人们自觉自愿地实行的，是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任何道德关系不是强制性的关系，因而反映个人和祖国之间的爱国主义，道德规范也不是强制的。爱国主义的道德力量都是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即通常所说的“良心”来起作用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为祖国、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义务时， 我们就会觉得内心无愧，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并且形成一股力量和信心， 在今后的岁月中继续坚持这种行为；当我们做了不利于祖国的事情、或者错过了为祖国服务的机会时，我们那颗“中国人的良心”就会感到内疚和惭愧， 在今后尽力避免发生类似的行为。我们行动上的有所为或有所不为，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是受到“中国人的良心”这种内心信念支配的。当然，这种内心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由于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应尽的义务而产生的强烈的责任感。爱国主义的道德力量是通过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来发挥作用的。我们中华民族早就形成了强大的爱国主义社会舆论，一切进步阶级总是用民族英雄的爱国事迹和民族败类的卖国行径从正反两方面来教育人民，使其认清爱国和卖国的原则界限的。我国华北地区就广泛流传杨家将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叙述北宋名将杨业（又名杨继业）及其子孙抗击北辽和西夏的统治者侵扰中原而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称赞杨家将“父子皆名扬，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千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个故事的流传深刻说明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人民总是怀念、尊敬历史上抗战救国的民族英雄的。同时它也教育人民要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那样忠于祖国，坚决反对外敌的侵扰。许多人到杭州参观岳王庙，无不深深感到民族英雄是多么可歌可泣！民族败类是多么可鄙可耻！岳飞是宋朝的高级将领，在抗金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的结局是凄惨的。他被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和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岳飞的惨死曾引起人民的悲痛。他死后不到十年，南

宋首都临安就发生了刺杀秦桧的事件。这正表明了人民对爱国英雄岳飞的崇敬，对民族败类秦桧的憎恨，铸造了秦桧夫妇、万俟◻和张俊的四具铁像， 双手反剪背后，长跪在岳飞的墓园里。这因为秦桧是陷害岳飞的策划者，他的妻子王氏是共谋者，万俟◻是派去把岳飞定成死罪的首席法官，张俊是为诬陷岳飞做出了大力的人。岳飞墓地的这种布局，正是把忠与奸、正与邪和谐地衬托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对比。所有这些都是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制造舆论，教育和影响人民，要崇敬忠于祖国的民族英雄，鄙视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从而懂得爱国者必然流芳百世，卖国者必然遗臭万年。我们民族形成了悠久的爱国主义风俗习惯，这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褒扬。

爱国主义的社会舆论、风俗习惯能够增强人民爱国主义的内心信念，培养人们的爱国观念和爱国主义的责任感。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惊心动魄的歌词，就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并非艺术的夸张，而是血写的史实。根据历史学家刘大年的推算，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以及被帝国主义残杀的人民，当以亿计，即以 1 亿人计算。他们的血肉之躯，首足相连，围绕中国也可达四圈之多。这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牺牲，是中华民族从警醒到崛起的历史见证。当然，中国人民从警醒到崛起，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它是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但是，也正是在这曲曲折折的道路中，始终奏鸣着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正是爱国主义的内心信念、爱国观念和责任感，使中国设计研究院院长赵克功，60 年代，留学回国以后，他在激光研究领域中厚积薄发，成为一名骁勇的开路先锋。他的研究成果之———同时产生 6 条谱线的激光器至今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连白宫也在一番明察暗访之后，才相信这个事实。当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说：“我们只想证明，中国人民能够在较差的条件下，做外国人能做或还不能做的事，中国人不光是历史上聪明，现在也聪明。”赵克功充满着对祖国的自豪。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秦大河，在地球极点，在最寒冷的冰雪荒原，在七个月的艰难跋涉中，他既探险又科考，承受着六个队员中最沉重的负荷， 取得了累累的硕果。当他带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归来时激动地说：“荣誉属于祖国和人民！”正是由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 1982 年赴法国留学的李华，完成了一项的科研成果。他违逆导师的愿望，坚持冠以“中国留学生” 的名义发表。1984 年夏天，他举行了一次“中国葡萄酒品尝会”。“这也是葡萄酒？”“中国葡萄酒就是这个样子？”法国同行的议论，刺伤了李华的自尊心，他回国后同贺普超教授一起主持丹凤县“葡萄——葡萄酒优质高等技术开发”项目，研究出四种高档产品，其中红葡萄酒 1987 年 2 月在法国奥朗日葡萄酒国际博览会上获得质量保证书，随后进入法国市场。法国导师拥抱着他说：“中国人，倔犟的中国人，你又成功了。”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 36 岁的王振国研制的“复方天仙丸”在 38 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夺得世界发明个人最高奖。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汉字超越漫漫纸章书写历史一步跨入电脑时代，王永民推出了他的方案每分钟可打 112 个

字，比台湾的“天龙”方案快 37 个字，世界哗然。正是爱国主义精神使壮年电镀工艺专家陈松禄，1985 年抛下国营的铁饭碗，承包了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杭州西湖电镀厂。仅仅两年，工厂产值和利润就翻两番，他倒在急救室里，还含糊不清地对秘书交代：“从美国引进的镀银机资料已到深圳，要快点⋯⋯”还没说完，就永远闭上了眼睛。正是爱国主义精神，使邓家先、

彭加木、蒋筑英、罗健夫、张醒⋯⋯一个个知识分子鞠躬尽瘁，为国捐躯。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以遭隔离的不自由之身， 继续研究武汉长江大桥晃动问题。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在“牛棚”里写出了癫痫病的科普读物。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北京医科大学教授林琼光，50 年代，谢绝法国导师的挽留而回国；80 年代到巴黎进修，业满后再次不顾劝阻，如期归来。她说：“我就是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侯惠奇放弃定居美国的机会，于 1989 年 7 月回国，他说：“我的土壤在中国。”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来自100 多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凝聚在一起，抵制了当时“出国热”和“挣钱风” 的诱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使北京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们说：“国内的事情总还要有人做，人生能有几回博，象我们这些在高能物理方面工作一辈子的人能获得一次为国争光、争气的机会，又怎能为图个人享受而不顾国家呢？”

赵克功如此，李华如此，秦大河如此⋯⋯古今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无不如此。他们抱定这种信念，恪守不渝。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各条战线的劳模，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最真切地显现了对祖国的耿耿忠诚和灼灼的热爱。“爱祖国，为祖国的前途而奋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这就是爱国者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