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志

1931 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引起梅兰芳等艺人的强烈愤慨。

为了鼓舞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志，梅兰芳与叶玉虎（恭绰）等人一起编演了《抗金兵》。

初次上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梅兰芳饰梁红玉，林树森饰韩世忠，其它一些名角也参加了演出，强大的演员阵容，高超的表演艺术与激愤的抗敌剧溶为一体，使观众的激情升华到了顶点。

随后，梅兰芳又把齐如山根据明代传奇编写的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反映在敌人刺刀下，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以激励民族气节。《生死恨》于 1936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天蟾舞台与观众见面。

连演三天，观众暴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移至南京大华大戏院上演时， 购票的观众竟把票房的门窗玻璃挤碎了。观众非常喜爱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生死恨》。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像梅兰芳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看来，是大可利用的人物。果然，有一天， 上海青帮头子张啸林托人向梅兰芳提出，要他在“电台”播一次音。梅兰芳借口就要赴香港和内地演出，拒绝了他们。

虽然回绝了敌人的要求，但为了防止敌人的暗杀和绑架，梅兰芳决定， 必须离开上海，于是，乘 1938 年率剧团到香港演出之际，梅兰芳就在事先租

好的乾德道 8 号一公寓里留居下来。

梅兰芳息影香港，心情虽然悒郁，但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坚信总有一天可以重登舞台。他仍然像过去那样，把生活安排的井然有序。

每天起床后，梅兰芳先看报，然后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下午在家学中文和英文，晚上阅读书籍，钻研文学艺术，有时独自拉着二胡悉心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做到曲不离口。为了不引起旁人注意，他对外声称自己的嗓子退化不能再登舞台了。

客居香港，梅兰芳的主要消遣，一是绘画，一是看电影。

一天，他正在绘画，一位朋友的夫人偶然拿了一张照片请他着色，这本是游戏之作，但着色之后，这张着笔细腻，敷色淡雅的照片竟成了一幅绝妙的“仕女图”。

那段时间，梅兰芳不但看了许多电影，而且还经常和电影界朋友一起研究把古典戏曲搬上银幕。一次，他对朋友说：“天总是要亮的，到时候，我一定拍一部古典戏曲的片子。我有这个信心。”果然，他的愿望没有落空，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吴性栽出资，费穆导演的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

《生死恨》在沪问世。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盟国之地的香港，成了日军的攻击目标。不久，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沦陷第三天，梅兰芳正在客厅与朋友谈论战争局势，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中年男子要见梅兰芳。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叫黑木，奉酒井司令的命令来找您。您什么时候有空去见我们司令？”

梅兰芳立即回答：“现在就可以去。”这种大义凛然，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神态，令在座的朋友肃然起敬。随后，梅兰芳镇静地对黑木说：“我们走

吧。”

黑木陪着梅兰芳走进酒井司令的办公室。一会儿，矮壮的酒井走进门来， 一见面，就握着梅兰芳的手，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梅先生您好！20 多年未见面了。您还认识我吗？我在北平日本使馆做过武官，又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看过您的戏。”一面说，一面盯着梅兰芳嘴上的胡子，惊讶地说：“您怎么留须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

“我是唱旦角的，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梅兰芳平静地说：“已经失去了舞台演出条件，唱了快四十年的戏，早应该休息了。”

“遗憾，遗憾！”酒井连声说道。他沉吟一下接着说：“虽然看不见您的演出了，可我们还是朋友，有空常来，回头我让黑木给您开一张特别通行证。”

梅兰芳谢绝了酒井的宴请，回到了亲友们的身边。

第一关闯过去了，但酒井并未就此罢休。为了庆祝日军占领香港，日军决定召开一次庆典会，并派人给梅兰芳送去了一个请帖。特请梅兰芳演唱一出京戏。梅兰芳接过请帖，指着坐在旁边的医生对日军派来的人说：“我已经不能登台了，现在牙又疼痛，更无法演出。”梅兰芳见来人面有疑难之色， 就请医生写了一张证明，附在回信里，说明不能参加的理由。来人只得复命去了。

过了几天，日军又派人来了。梅兰芳淡然一笑，说：“我早已说过，我不能登台，就是登台一个人也无法演出，因为我的剧团不在此地，恕我不能从命。”

两次拒绝，日军知道梅兰芳登台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没再来请。

几次拒绝演出，虽然都顺利闯过来了，可梅兰芳的处境却不顺心，有翅难飞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当时有些人乔妆改扮，轻装简从地从广州湾偷渡到内地。梅兰芳也打算这样偷渡，离开香港这个藩篱。经过几番周折，梅兰芳终于先把绍斯、绍武

（化名）托朋友先送回了内地。孩子走了之后，梅兰芳离港之心越来越强烈。偷渡不行，只有明走。于是梅兰芳取得酒井的同意，取道广州，乘飞机回到了上海。

梅兰芳回来了。整个梅家沉浸在欢快之中。虽然梅兰芳平安归来，一家欢聚，可是困难、逼迫却不断向梅兰芳袭来。

4 年多香港和上海两处生活费用，使梅兰芳历年来的积蓄差不多用光了。尽管拮据，梅家宽厚待人的祖风不减当年。尽管开支日益扩大，梅兰芳也没有当着人叫过一声苦，辞退一个人。尽管家中开支已经使梅兰芳难以支付，但是，对外界和亲友的告贷，梅兰芳照例是有求必应，绝不推辞。

在货币一再贬值，物价不断飞涨的情况下，梅兰芳经济困境越来越严重了。就在这时，上海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到马思南路梅家，约请梅兰芳出来唱戏，以摆脱困难。

梅兰芳经过反复认真考虑，认为如果刮掉胡子，没了挡箭牌，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南京、东京都会来人要求演出，这先例绝不能开，绝不能剃须登台。

这以后，尽管说客不断，但都被梅兰芳一一推辞了。

此时梅兰芳的心境，莫过于他在“达摩面壁图”中所叙：“穴居面壁， 不畏魍魉，壁破飞去，一苇横江。”尽管经济拮据，政治压抑，但梅兰芳对

胜利充满信心，对胜利后重返舞台充满信心。

1942 年的一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到梅家，要梅兰芳在 12 月作为团长率剧团到汪伪首都南京、伪满首都长春、日本首都东京巡回演出， 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

梅兰芳抚着胡须，沉着地说：“我已退出舞台多年，年岁大了，早已没有嗓子了。”

“胡子可以剃掉嘛。”褚民谊皮笑肉不笑地说：“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嘛。”

“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

“这⋯⋯”褚民谊语塞了，脸青一阵红一阵，不知如何是好，支吾了两句，十分狼狈地走了。

褚民谊没能把梅兰芳“动员”出来，日军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亲自出面进行胁迫。这个无恶不作的敌首，派北平《三六九》画报社长朱复昌“动员”梅兰芳出来演出。

朱复昌不直接去上海找梅兰芳，而是去安福胡同姚玉英家，强迫姚玉英飞到上海，传达勒令梅兰芳参加演出一事，倘若违抗，便以军法从事。姚玉英知道事关重大，可又无计可施。万分焦急之时，秦叔忍（梅兰芳姑丈秦雅芬之子）闻讯赶到姚家，商量好姚玉英一到上海就让梅兰芳注射伤寒预防针。因为秦叔忍知道梅兰芳打这种针会立刻发高烧。接着，姚玉英和朱复昌、山家少佐一同到了上海。

梅兰芳从姚玉英口中知道事情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就依计而行，让他的保健医生吴中士给他打针，果然发起高烧。

山家少佐不相信梅兰芳会突然生病，请上海日本军部派军医去梅家量体温。结果确认梅兰芳发烧 42℃，卧病在床。

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梅兰芳不惜损伤身体，再次抵制了敌伪的胁迫。利用梅兰芳来庆祝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阴谋破产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广播里传出了日本投降的喜讯。不一会儿，梅兰芳的挚友、学生陆续来到梅家报告这盼望已久的喜讯。在楼下客厅里他们看见梅兰芳手中拿着把折扇，遮住了脸的下部，轻快地从楼上下来。吴震修笑着说：“你应该找个理发师来剃胡子了吧！”梅兰芳把扇子往下一撤，露出了八年前的面目，不但春风满面，唇须全无，而且灰色的西装，绛红的领带， 雪白的衬衫，黑亮的皮鞋和花色的袜子全是新的。

梅兰芳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首先剃干净胡子，从头到脚换上了八年来没有穿过的新衣新鞋，我今天比小孩子过新年还要高兴。”

梅兰芳平常为了保养嗓子，说话的声音柔和偏低，这一天却提高了调门， 而且笑出了声。50 岁的中年人，竟笑得像年青人那样天真。两年前梅兰芳就对冯幼伟说过：“总有一天，日本军阀会垮台的，到那天，我剃了胡子重新登台”。

这以后，经过一番吊嗓，练功，两个月后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的庆祝会，在兰心剧场和程少余演出了《贞娥刺虎》。

这是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八年后的第一次登台。尽管他的嗓音不够理想，身段不够自然，可观众不断的掌声与激动的心情，足以说明了人民群众

对这位有着高度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艺术家的无比热爱与尊敬。

在哪些日子里，上海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谈的都是梅兰芳， 既谈他息影八年后的表演艺术，更谈他蓄须明志的高尚情操，这位人民的艺术家以他那精湛的艺术和高贵的品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