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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有意义的时期就是他的发展时期。——歌德
走进婚姻殿堂
1788年6月18日，在意大利周游了一年半后，踌躇满志的歌德回到了魏玛，回到奥古斯特公爵所赐的弗劳恩普兰大街寓所。在罗马时歌德就先写信给公爵，建议君主重新安排他在宫廷的职务。
歌德在信中说：“公爵殿下，我多么感谢您给了我这宝贵的机会让我去旅行。在这一年半的孤独生活中，我重新发现了我自己。我是什么呢？是个艺术家！除此我还能是什么呢？希望殿下能够重新考虑我的工作安排，让我在您的身边尽力吧！我已看到这次旅行给了我什么好处，它是怎么使我身心澄澈。您到目前为止一直对我十分宽容，所以，我恳求您让我仍留在你的身边工作吧，只不过，请允许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把其他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吧！”
公爵答应了歌德的请求，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只保留枢密顾问的头衔和伊尔美瑙矿山总监职务，并改任他为公国艺术科学事务总监，分管文化艺术工作。
歌德终于脱下了政治家的外衣，从此一心一意地从事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这令他的朋友们非常不理解，内侍总管克内贝尔问歌德：“你的这些职务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呀，你为什么说放弃就放弃了？”
歌德回答：“对我来说，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面，那才是我梦寐以求的！”
在意大利，歌德接触了许多新的思想，他想通过自己艺术科学事务总监的身份将这些新思想带给魏玛公国的子民。但他的做法，当地的人们总是不能理解，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古怪的新思想呀？他是不是在意大利撞邪了。”
别人不理解他，他就得争取让人理解他。8月的一个晚上，公爵夫人在小客厅里举行茶会。歌德兴致勃勃地在朋友们面前大讲他在意大利旅行的见闻，并且让朋友们看他画的画册和带回的古董、纪念品，然而，令歌德失望的是他的这些朋友们反应冷淡，对他所讲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但也并非没有人动心，公爵的母亲阿玛丽亚听了歌德的介绍，就表示愿意去意大利看看。
这一时期，公爵因骑马摔伤了腿，心情一直不好。他的腿伤好了以后，又忙于普鲁士的军务，很少在国内。当他回家听说母亲想去南方领略一下那里的风光时，正好也想去散散心，就陪同女公爵和夫人去意大利了。
朋友们的远去让歌德陷入了孤独，他在意大利虽然过了一年半的孤独生活，但在那里究竟有许多画家朋友做伴，何况罗马七山的风光和名胜古迹令人流连忘返。从那个世界大都市回到这个弹丸小城，他感到很不习惯。他在日记里埋怨道：“我从那个万象纷呈的意大利回到无定形的德国，晴朗的天空变成一片阴霾。朋友们来安慰我，不是把我拉到他们一边，而是使我绝望。我对远方的、几乎是不熟悉的事物的喜悦，我的痛苦，我对失去的东西的悲叹，仿佛侮辱了他们。这里没有人了解我，也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
就在歌德失去朋友、退出政治旋涡，与施泰因夫人又产生分歧的时候，一个叫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的姑娘不经意地闯进了他的生活。
那天是1788年7月12日，歌德正在伊尔姆河畔魏玛公园里散步，迎面走来一个姑娘。她向歌德行屈膝礼，向他呈递一份请求书。
原来她是为哥哥来的，目的是请歌德为她哥哥奥古斯行找一份工作。奥古斯行毕业于耶拿大学，现在是纽伦堡一位男爵的秘书，报酬很少，还即将被解聘。他是一个通俗作家，写了很多东西，但挣钱不多。他们的父亲原是文书科长，生活放荡、嗜酒成性，最终弄得家破人亡，已于两年前去世。她的母亲也早已亡故，他和妹妹只好寄居在叔父家中。哥哥无人帮助，只好托妹妹求人相助。
歌德打量了她一下。这个少女约摸23岁，个子不高，也不漂亮。她的皮肤呈浅褐色，低额，薄唇；两颊丰满，圆圆的下巴，披着一头鬈发，未有认真梳理，衣着也很简朴。
歌德问这位姑娘靠什么生活。她说，她在伯图赫绢花厂工作。原来，歌德去过该厂一次，该厂大约有20来个女工。在歌德去意大利之前，克里斯蒂安娜的哥哥就曾亲自找过歌德寻求帮助，歌德回到魏玛后，她便带着哥哥的嘱托再次前来。
姑娘的天真朴素刹那间攫住了歌德的心。在歌德眼中，克里斯蒂安娜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了健康的朝气，有如鲁本斯油画中的女性。歌德看完信，连忙答应帮忙。同时，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对姑娘的好感，殷勤地指着远处邀请说：“那是我的花园别墅，有空请来玩，地方虽简陋，倒还凉快。”
这时的歌德已年近40，几乎可以做克里斯蒂安娜的父亲。他来魏玛13年了，一直没有结婚，在意大利流浪的日子里，他一直想有个温馨的家。这时他找妻子的标准不是美貌，不是财富，不是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像一个女作家那样能诗能文。他已经功成名就，他不需要有个才女帮助他搞创作。他需要的正是克里斯蒂安娜这样生性活泼、粗识文墨、善于理家的家庭主妇。
年轻的制花女工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一位宫廷大臣、名闻天下的大作家的垂青。不久，她的哥哥的请求得到满足，成了歌德研究植物的助手。克里斯蒂安娜本人则成了歌德花园别墅的常客，并很快就和歌德同居了。这一天，歌德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我结婚了，只不过没有履行仪式而已。”
虽然歌德在日记里这样写了，但为了他的身份着想，他与克里斯蒂安娜的婚事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但魏玛不是罗马，这儿不过是巴掌大的一座小城。
不久，这个地位显赫的公国大臣、世界闻名的诗人、贵族与一个地位低下，比他小17岁的女工同居的桃色新闻，就很快传遍全城。魏玛关于他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风生水起。
本来，歌德来到魏玛城后，魏玛宫廷和上流社会曾有很多贵妇淑女对其一见倾心，但她们都没能打动高傲的歌德，而现在这份荣幸竟然被一个普通的平民姑娘夺去了，她们真是太生气了。
一时间，各种诽谤和责难向歌德倾泻过来，连一些歌德的崇拜者也对这事义愤填膺，他们说：“国家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伟大诗人做出这种破坏法律和习俗的事。”
贵族们则这样指责他：“一个堂堂大臣居然和一个下贱的平民女子结婚，真是侮辱魏玛宫廷！”
在这些诽谤和指责声中，只有赫尔德尔和奥古斯特公爵对这桩不相称的结合表示同情和理解。
赫尔德尔说：“结婚是你自己的事，不要理会别人怎么看。”
奥古斯特公爵说：“克里斯蒂安娜是个好姑娘，娶了她，是你的福气呢！”
能够得到好朋友的祝福，歌德觉得心里愉快多了，他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安慰和鼓励。我会永远爱克里斯蒂安娜，对她不离不弃。”
面对各种流言飞语，歌德不屑一顾，他骄傲地向外宣称：“我追求这个姑娘时，她很穷，连一件漂亮的衣裳也没有，但我喜欢她，现在也是一样。”
很多人不了解歌德的择偶标准，他们问他：“您究竟要怎样的姑娘呢？”
歌德握着克里斯蒂安娜的双手，深情地说：“我要怎样的姑娘，你们现在已经看见了，因为我已经如愿以偿。就如我去海滨寻找贝壳，忽然在一只贝壳里找到一粒珍珠，我要永远珍藏在心头。”
听了歌德这样夸奖自己，克里斯蒂安娜感动极了。正是这粒珍珠，在18年后放出异彩，救了歌德一命。
1806年10月，普鲁士和法国军队在耶拿会战。普鲁士军队失败，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支持普鲁士的魏玛，法国兵分散住在魏玛居民的家里。
歌德家也被安排住进了两个法国兵。歌德让他们住在仆人的房间里。这天晚上，法国兵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他们住的是仆人的房间，就生气地闯进歌德的卧室。
一个法国兵用武器威胁歌德，说：“好啊！你居然敢这么对待我们！”
歌德当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克里斯蒂安娜不懂法语，就问歌德发生了什么事。歌德告诉她：“他们因为被安排在仆人的房间里过夜而生气。”
机灵的克里斯蒂安娜马上端过两杯咖啡，请法国兵饮用。法国兵这才把武器收起来，可他们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当时，歌德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藏起来了，他实在没有什么好的物品来打发这两个士兵。克里斯蒂安娜不慌不忙地走到橱柜边，拿出两只银烛台，送给法国兵，又让歌德用法语做翻译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了这两只银烛台，这可是非常珍贵的古董呢，它们是几百年前的一位公爵用过的，现在就送给你们两位吧！不过，请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因为这是我们家最贵重的东西了。”
法国兵把烛台抓在手里，看了一会儿，就叽叽咕咕地走了。歌德对克里斯蒂安娜镇静勇敢的做法真是又敬佩又感激，他说：“亲爱的，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我一直都欠你一个盛大的婚礼，总有一天，我一定要给你补上。”
歌德说到做到，当法国军队撤走以后，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在雅各布教堂举行了正式的宗教婚礼。
在这之前，歌德从来没有带克里斯蒂安娜参加上流社会的交谊会。甚至客人来访时，她也躲在内室不出来待客。当他们正式举行婚礼后，出身贫贱的克里斯蒂安娜才逐渐在社交场所露面。尽管这是一件挺委屈的事情，但善良的克里斯蒂安娜认为只要能在这位伟大的诗人身边就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和克里斯蒂安娜生活在一起后，歌德特别希望能有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克里斯蒂安娜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在1789年圣诞节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奥古斯特，由公爵做儿子的教父。此后她还生了4个孩子，但都夭折了。
像从前一样，每一次的爱情都会激发歌德的创作灵感，躺在温馨的小家庭里，他又写了不少优美的爱情诗，著名的有《清晨的悲叹》、《探望》以及长诗《罗马哀歌》、《威尼斯警句诗》等。
《罗马哀歌》是用六步韵诗体写成的，又名《罗马恋情》，包括24首相关但并不很密切的组诗，在这首长诗中的第五首最为人称道，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情人剥夺了我白天的几小时，
晚间她便还我几小时作为赔偿。
不是亲吻，就是倾心对谈；
如果她睡意蒙昽，我便躺着遐思悠悠。
我常常在她的怀抱里吟诗作赋，
用手指在她的脊背上轻数着六音步韵律。
她在甜睡中呼吸着，她的气息灼热到我内心的深处。
阿摩这时拨亮了灯，
想起从前他曾为罗马三诗人同样地效力。
这组诗所描写的克里斯蒂安娜实际上融合了罗马少女浮士汀娜的形象，也反映了歌德夫妻的恋爱生活，是歌德对克里斯蒂安娜爱情的佐证。
在克里斯蒂安娜怀孕阶段，歌德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他伏在妻子隆起的肚子上，告诉未来的儿子：“再等几天，时序女神就要来领你进入人生的路程。按命运指示，不管你遭际如何，我的儿啊，既是爱情造出你，也必将有爱分给你。”
克里斯蒂安娜对歌德越来越重要，她对歌德体贴入微。歌德还是经常外出旅游，每次出门，他都写信要克里斯蒂安娜照管好家里，克里斯蒂安娜也总是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
1790年3月，歌德受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委托，再次去意大利迎接正在那里旅行的公爵的母亲，这期间的歌德已经不再愿意在那里多待一天了，他在写给家里的信里只有两行短诗：
东好，西好，
在家最好！
这两行短诗充分说明了歌德的恋家之情，虽然歌德在前一次离开意大利时是恋恋不舍，但旧地重游，他再也鼓不起从前的雅兴，因为，此时的诗人已难以割舍他的妻子了。
在歌德外出的日子，克里斯蒂安娜对丈夫的爱也是牵肠挂肚的，1793年6月，她给远方的歌德写信，表达自己的思念，信写得很朴素，但流露出款款深情：
在又冷又湿的风雨天气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亲爱的，这种天气你一定够受罪的，我十分担心，因为我们这儿冷得要命，非生火取暖不可。
我和小家伙一切都很好，孩子说起你就没完没了，并且总是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再回来？”要是知道有你的来信，他总是说：“爸爸在信里没有说给我一个吻啊？”
亲爱的，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我始终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怎样才能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给你增添一点快乐，因为是你使我这样幸福的。
祝好，亲爱的，孩子和我千遍地亲吻你。
可以看出，克里斯蒂安娜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歌德的熏陶和调教下，她的信已经写得很出色了。
不幸的是，1815年1月，克里斯蒂安娜患了一场重病，第二年就去世了。歌德伤心地为妻子写下了一首简短而沉痛的悼亡诗：
哦，太阳啊，你徒然想，透过阴暗的乌云照耀，
我却要用我的悲痛的身心，为她的死亡哭悼。
宫廷剧院总监
1791年，魏玛宫廷剧院建成了，奥古斯特公爵要求歌德担任该剧院的总监一职。
公爵对歌德说：“阁下，这个剧院的建成有你很大的功劳，我觉得由你来出任剧院总监最合适。”
原来，早在1779年，歌德与科罗娜在魏玛剧院演出了《伊菲格尼在陶洛斯》之后，歌德就建议公爵殿下开始修建魏玛宫廷剧院了。为了让这个剧院与普通的德国剧院不同，从建筑式样到经费筹措，歌德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剧院顺利地修建成功，歌德从心底感到高兴。他愉快接受奥古斯特公爵的任命，担任起了剧院的领导人，并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歌德觉得，既然剧院修成了，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起来，他和剧院的工作人员开始商量即将上演的剧目。
工作人员问：“我们的剧院布景是否应该更漂亮点呢？”
歌德回答说：“不，剧院的布景不要太堂皇，甚至演员的服装都可以不必太华丽，但剧本一定要选择最好的。”
“那么，您认为什么才是最好的剧本呢？我们应该出演喜剧还是悲剧，还是其他什么呢？”工作人员说。
“从悲剧到闹剧，不管哪个类型都行，不过一部剧本总要有使人喜见乐闻的东西。它必须恢弘大气，赏心悦目，至少要是健康的、含有某种内涵的……”
歌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剧院工作者打断了，他提醒歌德：“可是先生，现在的观众都很喜欢看一些刺激的剧本呢！”
歌德摇摇头，坚决地说：“这可不行。如果我们一味迎合观众的口味，尽上演一些病态的、卖弄感情的或者是阴森恐怖的剧本，那么，观众的欣赏水平只能越来越低。更重要的是这类剧本只会毒害演员和观众，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
工作人员接着说：“先生，如果我们不能迎合观众的口味，那么我们的剧院可能会赔钱啊！”
歌德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就算是赔钱，我们也要为观众和演员负责，作为一个剧院工作者，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不能让戏剧毒害人民！”
其实，到底要演什么剧本，歌德心中也没有底，他从前的剧本已经出演过了，再次演出将不能吸引住观众。这时，文坛新星席勒把自己的剧本《阴谋与爱情》寄给了歌德。歌德看完剧本后说：“这是多么动人而深刻的故事啊，我们就应该上演这样的剧本！”
歌德高高兴兴地把剧本拿到剧院，他要亲自指导演员们排练。在排练过程中，担任女主角的演员总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歌德就示范给她看。他用激愤的声音说着剧本里的台词：“等级的限制要倒塌，阶级的可恨的皮壳要破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演员们给歌德鼓起掌来，他们互相鼓励说：“瞧！我们的总监表演得多么好啊！他这么重视戏剧，又亲自指导我们，我们如果演不好，真是太对不起他了。”
演员们终于很投入地排练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总监是一位大行家，敷衍了事是过不了他这一关的。
一个剧本的成功上演，不知要预先排练多少遍。可是，不管歌德有多忙，每次遇到主要的排练，他都要去剧场观看。
宫廷剧院演员们精湛的表演受到人们的好评。在歌德的主持下，该剧院又上演了一些著名的戏剧，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莫扎特的歌剧、莫里哀的喜剧等。
这样，魏玛宫廷剧院就像一颗明星点亮了魏玛贵族们的空闲生活，不管是年老的贵族还是年轻的贵族，他们都啧啧称赞这位新上任的总监：“歌德先生真是一位天才，他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一天，歌德从剧院下班向家中走去，在路上，他听到了两个普通百姓的谈话。
一人说：“哎！你听说了吗？昨天又有人在一家乡村酒馆酗酒闹事打伤了人。”
另一人说：“是吗？那我们以后都不要去喝酒了，免得发生危险。”
前一人说：“可是，空闲的时候我们不去酒馆，那去哪里消遣呢？我们倒是想去宫廷剧院，可那是贵族才能去的地方啊！”
后一人无可奈何地说：“唉！看来我们还是只有到酒馆去了。”
这两人的谈话让歌德吃了一惊，他快乐的心情立即变得沉重起来，他想：“这都是我的错呀！既然是国家的剧院，为什么要把阶级分得那么清呢？我自己不也曾是一名普通的市民吗？”
想到这里，歌德立即跑过去，激动地握着这两个人的手说：“谢谢你们的提醒！”
这两人觉得莫名其妙，他们看着歌德远去的背影，询问旁边的人：“这个人是谁呀，他怎么要谢谢我们呢？”
旁边的人说：“他是我们魏玛公国的顾问官，也是魏玛宫廷剧院的总监，伟大的诗人歌德博士。怎么，你们连他都不认识吗？那他为什么和你们握手呢？”
这两个百姓恍然大悟，他们自言自语地说：“啊！难道歌德博士是在告诉我们，宫廷剧院即将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开放？”
事实上，这两个百姓猜得并不错，第二天，歌德就亲自在魏玛宫廷剧院的门口贴出这样的告示：
从即日起，每逢周日或其他节日，本剧院都会向每一位市民开放。
路过剧院的人们发现了这个告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自从宫廷剧院向普通市民开放以后，奥古斯特公爵常常听到这样的报告：“殿下，现在酒馆再也没有人闹事了！”
“殿下，这个月我国没有出一件案子。”
这些报告听得公爵心里非常高兴，他叫来歌德表扬说：“阁下，我说得没错吧，让你来管理剧院是我作出的最好决策。瞧，你为魏玛的市民们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呀！”
歌德谦虚地说：“殿下，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的支持，我哪有现在的成绩呢！”
为达到这一目的，歌德在剧院的管理上煞费苦心，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他向下级解释说：“为了使我们的剧院兴旺起来，我们的剧院规章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处罚条文，要有固定的酬劳和奖励优异功勋的规程。你们每犯一次错误，我就要扣薪，但是你们要是做了超过自己分内的事，我也会奖励你们。”歌德的这一套生意经显出商人的精明。
在任何时候，歌德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剧作家。白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就会坐在安静的书房里，为剧院创作剧本。
在这一时期，歌德创作了大量的剧本，如《托尔夸多·塔索》、《罗马狂欢节》、《意大利游记》等。其中，以5幕诗剧《托尔夸多·塔索》最为成功。
《托尔夸多·塔索》这部诗剧，歌德从1780年就开始写作，直至1789年7月才得以完成。剧中主人公托尔夸多·塔索确有其人，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当时意大利还处于分裂状态，他在一个叫费拉拉的公国宫廷中服务，后来因与封建宫廷冲突，以致精神失常，被公爵囚禁多年。
歌德年幼时读过塔索传以及塔索的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德文译本。他学了意大利文后，还读过该诗的原文。
歌德创作的《托尔夸多·塔索》剧本情节是：1575年4月在费拉拉郊外公爵的宫殿，塔索把他刚写好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献给公爵，公主亲自编好月桂冠给他戴到头上。这时，宫廷首相安托尼俄·蒙太卡蒂诺正好从罗马回来。他亲眼目睹塔索得此殊荣，心怀嫉妒，嘲弄塔索。塔索气愤至极，拔剑欲与之决斗，公爵将他斥退，令人将其软禁。塔索不解其意，将剑和桂冠交还公爵。公爵旋即派安托尼俄向他宣布赦令。
公爵夫人和公主建议塔索去另一个城市佛罗伦萨，但谁也没有想到，塔索竟然偷偷地爱上了公主，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告别时失去自制力，竟去拥抱公主，向公主表白爱情。公主大惊逃走，这时公爵恰好见到这个场面，便命人将塔索拘禁。塔索见到公爵与公主乘车离去，不再理会他，他深感失望，便破口大骂，连已经成为他朋友的安托尼俄劝解也没有用。诗人塔索从此精神失常，直至死去。
歌德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塔索与安托尼俄的和解，肯定了与环境妥协、与现世妥协的思想，也肯定了从事实际事务者的价值。在魏玛，由于歌德为公国做了很多实事，连一直和他不和的老首相弗里奇最后都与他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因此歌德笔下的《托尔夸多·塔索》已不再是一出悲剧。
另一方面，塔索求爱的失败则表示一个人应该经常进行自我克制，不要去追求得不到的东西。这一思想也正是歌德这一时期内心世界的心声，即放弃“狂飙突进”时期诗人的幻想与热情。
歌德的《托尔夸多·塔索》具有完美的形式，除第一幕只有4场外，其余4幕每幕都各有5场。这标志着他从意大利回国后，在自己的艺术风格上向古典主义过渡了。
通过《托尔夸多·塔索》，歌德再次表现了人到中年时自己的烦恼，他青年时期所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只是因为恋爱而烦恼，而中年塔索却是因政治环境不如意，在痛苦时“倾诉满腔的烦恼”。
歌德在《托尔夸多·塔索》的最后一场戏中，设计了被抓起来的塔索发泄了自己满腔悲愤的长达63行的独白：
好，去吧，暴君！
你到底总要除下你的假面具，
让你扬扬得意吧！
你已把奴隶锁住，你蓄谋已久，
终于拖到现在让他吃苦；
去吧，我憎恨你，
我完全感到厌恶，横行霸道、多行不义的执掌权柄者激起我的厌恶。
我终于看到我自己遭到驱逐，
被一脚踢开，被赶走，像乞丐一样！
他们给我戴桂冠，
不过是为了把我打扮成牺牲拿去献祭！
到了最后的时日，
他们还骗取我的唯一的财产，
用花言巧语骗去我的诗，
紧紧地抓住不放！
唯一的财宝如今在你们手里，
这是我不论投奔何处的敲门砖；
我只有靠它能使我免于挨饿！
现在我明白，为何要给我休假。
这是个阴谋，你就是阴谋的首脑。
这样就使我的诗不会完成，
只为了使我不再能更加扬名，
使嫉妒者能找到无数的缺点，
使世人终于完全忘掉了我，
因此要让我安于闲居无为，
因此要叫我珍重我的身心。
哦，真是可贵的友谊，难得的关怀！
想到在我的周围不断地织着无形之网的阴谋，
真使我厌恶。
而看它变为事实，更加可憎。
而你这妖精！你曾那样温柔、
那样天仙似的引诱我，
我突然看出你原形！
天啊，干吗这样迟！
当然，歌德本人并没有像塔索那样骂过自己的公爵陛下，相反，歌德和奥古斯特公爵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尽管这样，歌德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仍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卡尔·奥古斯特从来也没有理解过我。”
歌德从出任宫廷剧院总监一职起，苦心经营剧院30多年，使魏玛的戏剧在欧洲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们把这段时间的戏剧高峰叫做“德国的歌德时代”。
戏剧在西方文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先后出现过几次高峰，第四个高峰便是德国的“歌德时代”。由此也可见，歌德经营魏玛剧院的重大意义。
可惜的是，1825年3月22日，魏玛宫廷剧院被一场大火吞噬。这天午夜，歌德被救火的嘈杂声吵醒，他从窗口望见剧院的上空烟火升腾，他的小孙子跑来告诉他：“爷爷，剧院失火了，真是太恐怖了。”
歌德望着烟火弥漫的夜空，往日的演剧排剧的情景又浮现在心头。他神情发呆，身子在微微地颤动，很久不说一句话。他的助手爱克曼先生来看他，向他报告剧院起火的情形。
歌德眼角流出了泪，嘴里不断地重复他的小孙子见火起时，害怕地说出的一句话：“人的遭遇就是这样惨啊！”
醉心科学研究
歌德当上宫廷剧院的总监后，又有很多新旧朋友围绕到他的身旁。1791年，他在那不勒斯认识的瑞士人海因里希·迈耶尔来到魏玛，并在歌德家中一直住到1803年。年轻的哲学家谢林也前来耶拿任教，他以其进步的自然哲学观点而受到歌德的赞赏，但他却为落后的教会所不容。
歌德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仅次于文学创作，他和魏玛的自然科学家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关注着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并时常向朋友们袒露自己的心迹说：“我的气质促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衷于自然科学，在我看来艺术创作、自然科学研究乃至数学运算，一切都同根本真理有关，它的发展在思辨中不像在实践中那样容易看出来，因为实践乃是精神感受到的事物的试金石，是内在感觉变成真实事物的试金石。”“坚信自己决心的价值的人，一旦转向外界，要求世界不仅只是应该同他的想象协调一致，而且要求世界必须服从他，顺从他的想象，进而实现他的想象。之后，他才悟出一条重要经验，不是他的行动有误，就是他的时代未能认识到真理。”
对于歌德来说，文艺创作和自然科学这两条不同的道路，都通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根本真理。
此时的歌德仍是魏玛宫廷的文化大臣。魏玛并没有大学。所以他经常去耶拿。耶拿大学聚集了许多人才。他经常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试验。
耶拿在魏玛北面，乘马车去约有3小时路程。这里有一所耶拿大学和一座植物园。这正好做歌德研究科学的实验室。歌德觉得，自己当画家的美梦破灭了，但他想当自然科学家的梦想，仍吸引着他继续努力。
从意大利返回魏玛后，歌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比文艺创作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对植物学、颜色学、人体解剖学兴趣最为浓厚。1790年4月，为迎接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母亲从意大利回国，歌德前往威尼斯。在威尼斯的海滩上，歌德的仆人偶然拾到一块头骨，交给了他。
歌德仔细观察这块骨头，他看出这不是人骨，而是绵羊的头盖骨，令他意外的是，它和人的头盖骨一样，都是从变化着的脊椎骨产生的，这些发现让歌德欣喜若狂。
在此之后，歌德开始《植物的变形》一书的写作，他在先前关于“原始植物”的构想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所有植物发展过程的进化体系，即植物变形体系。
歌德认为，植物的所有部分都是从一个唯一的基本器官发育而成的，即由茎上的结节生发出叶子。具有完善形态的植物都是经过逐步演进才形成的。而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则可以由植物形态变化过程中所产生不同的变种来加以说明。他仔细观察了植物生长过程之后，把变异分为有规则的、无规则的和偶然的三种。他还绘图并详细论证植物是如何从种子长出胚芽，变成胚叶，然后长叶子、开花结果的变异过程。
歌德通过观察，确认了植物的发展和变化，但在分析变化的原因时，他只承认量变而不认为有质的飞跃。歌德看到羊头骨之后，从植物的变异联想到动物的变异。他在1806年写出了《动物变形记》。
他认为动物最重要的部分是脊椎骨。动物形态各异，但都有脊椎骨。各种器官也都是由脊椎骨发展而来。当然，歌德在这里所说的动物全部指的是脊椎动物。
歌德对自然科学的迷恋持续了一辈子，有很多事都能说明他对自然科学的痴迷程度。
1792年2月7日，奥地利、普鲁士两国与法国王朝流亡者联合，缔结反对法国的大同盟，准备推翻法国革命政权。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魏玛的奥古斯特公爵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公爵奉命指挥一个普鲁士军团，歌德随军到了前线。
有趣的是即使身在战场，炮弹横飞，歌德也有闲情逸致观摩自然，探索科学。
一次，他在一个有水的弹坑里发现一些小鱼，鱼在阳光照耀下颜色发生变化，他不禁看着了迷。
又有一次，大炮轰鸣，不少士兵因此得了“炮热症”，医生束手无策，歌德听说后，想弄清真相，亲自到前线体验，炮弹从身边“嗖嗖”飞过，他却一点也不畏惧。
战争结束后，歌德又重新回到科学和文学的生活氛围之中，他打算在安静的工作室里持之以恒，细心地照管好科学和艺术的神圣之火，为实现自己的宏愿而努力。
在这期间，歌德在文学的创作上也有一些成果，1794年7月底，他完成了《平民将军》的写作。不久，他又将德国古老的动物叙事诗《列那狐》改写成六步韵诗，通过各种拟人的动物对现实生活中官僚、骑士、僧侣等人的丑恶行径进行讽刺和揭露，对受压迫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市民寄予深切的同情。
尽管这样，歌德还是没能放弃科学研究，他对植物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791年，他在弗劳恩普兰官邸里设立了光学实验室。这是一间很小的暗房，仪器设备都非常简陋。但是，歌德通过自己的实验写出了著名的《光学论文集》。
歌德的客厅里摆了许多石头。这是他从外地，特别是从意大利收集来的。但比较起来，他在地质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少。
1794年，歌德开始研究颜色学，直至1810年他费了10余年心血终于写成两大卷《颜色学》，长达1300多页。
英国天才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认为在白色光里存在所有其他的颜色，通过三棱镜就能证实牛顿的见解。然而歌德却向牛顿提出了挑战，认为牛顿的学说是荒谬的，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歌德在《颜色学》前言里把牛顿的学说比做一个仓促建成的古堡，虽然不断地扩建和加固，但却不能住人。他认为必须让这个古堡的四壁和屋顶接二连三地倒塌并将瓦砾清除干净，才能建立新的理论。歌德的新理论是：“颜色是光明的行动，痛苦的行动。”
歌德通过对矿物、生物、人类从物理学、心理学及美学上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一切颜色都是由于闷光，由于明暗相互作用的结果。光明与黑暗如同斗争的南北两极，相互影响。它们在二者之间存在着闷光，即颜色的世界。他称蓝色和黄色为两主色。黄色具有愉快、活泼、刺激性小的性质。蓝色使人感到寒冷，令人不快。
歌德的这部专著出版以后，读者反应冷淡，原因是他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此他创作的《颜色学》并没有成为他所希望的“传世之作”。它只是在维也纳畅销了一阵子。
作为自然科学家，歌德的确是有独到的发现的，但他的这些发现都带有偶然性。因为，他仅仅是个业余的科学家，没有什么正规的仪器，只能靠自己肉眼观察。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歌德的科学发现能够有这些成果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联手作家席勒
1794年7月下旬的一天，歌德应邀前往耶拿出席自然研究会的会议。这次会议本身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却揭开了歌德一生中极为重大的一幕。
这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歌德的旁边坐着一个后来成为他生死之交的新朋友，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并开始了影响德国文学史的伟大友谊，这个人就是席勒。
弗里德里希·席勒比歌德小10岁，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马尔巴哈。席勒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后来到部队当军医。席勒幼年接受一名善良的牧师的耐心教育，后来进入拉丁语学校读书，学习始终名列前茅。13岁，席勒进了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办的军事学校。该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被人称为“奴隶养成所”。
1779年12月，歌德陪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去瑞士时，途经斯图加特，顺道访问了这所“卡尔学校”。席勒站在队列里欢迎他们。两年后，就是这个席勒写出了充满“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剧本《强盗》，在曼海姆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再过两年，他的又一部剧作《阴谋与爱情》问世，再次轰动德国剧坛。
由于他的作品包含明显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当局迫害。无处藏身的席勒不得不到处流浪。1787年，这位“狂飙突进”的剧作家来到了魏玛。
这年8月28日，歌德的一帮朋友，聚集在歌德的家中，为不在场的歌德祝贺生日，席勒也被他们邀请来了。席勒坐在一张靠边的桌子前，眼望着桌上的高脚酒杯出神。他来魏玛以后，听到许多有关歌德的事情，他自言自语地说：“歌德这个人真走运，童年很幸福，又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枢密顾问官，在文学上也有名气，真令人羡慕。他的才华和智慧未必比我高，他为什么得来那么容易？而我却要永远与自己的命运作斗争。他只比我大10岁，我却远不如他。”
第二年，歌德从意大利回到魏玛。席勒渴望立即见到歌德，并托人转达他对歌德的最良好祝愿。席勒等了近两个月，歌德仍未接见他，他感到十分困惑。
在9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歌德在郊外的别墅里，请了许多朋友来聚会，也请了席勒。由于人多，歌德只随便地与席勒讲了几句话。席勒盼望着有一天能和歌德就文学艺术问题长谈。但从这以后很久，席勒仍不见歌德召见自己。
席勒失望地给朋友写信说：“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和他的观念根本不同。同他相处常常会使我不快，他对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很矜持，我相信他是个非常自私的人，我对他的感情是一种爱与憎的奇异的混合。”
席勒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有靠写稿度日，他将自己的窘迫情形写信告诉给歌德，并顺便寄上了自己的诗歌《欢乐颂》。他在信中说：
歌德先生，请您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我将会非常感谢。
歌德看完席勒的诗，觉得席勒的确很有才华，他一边看信，一边想：“我一定要帮助他。”
可是，什么工作才合适席勒呢？歌德想来想去，决定推荐他到耶拿大学任教。他认为，这样席勒便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创作了。
1789年元旦，席勒被聘为耶拿大学客座历史教授，担任哲学、宗教、艺术和风俗史的讲师。
5月26日晚，席勒去上了第一堂课。他授课的教室座无虚席，480名听众超过了全校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席勒在耶拿一年多的教学中受到了学生的崇敬，并与贵族小姐夏洛特·冯·伦格费尔德结了婚。但他想要得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他还想在这里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
席勒在耶拿大学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学评论小组，并以评论家的身份写文章。
这时，一位有影响的大出版商科塔发现席勒有从事杂志编辑和组织工作的巨大能力，建议与席勒合办一个文艺杂志。由席勒主办，他负责经济，席勒愉快地答应了。
这个刊物名叫《时代女神》，它以席勒的声望和高稿酬吸引了许多大作家。新刊物一出版就获得社会上的好评。席勒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决心把当时有名的赫尔德尔、歌德和康德请来。他以“无限尊敬他们的团体”的名义，分别给3个人发了邀请信。
在这个时候，歌德正为不能写出新的剧本而着急，他立即回信表示乐意同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结成联盟。一个月以后，歌德与席勒在耶拿大自然爱好者协会见面了。
虽然这已经不是歌德和席勒的第一次见面了，但此时的席勒作为《时代女神》的主办人，已让歌德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两人刚一见面就唇枪舌剑地战斗起来。这是因为两人的哲学观点不同。席勒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认为真理来自主观的思考，与经验毫无关系；而歌德是一个固执的经验主义者，他认为一切真理都来自经验，不是来自由主观思考得来的思想。
会后，歌德陪席勒回住处，两人继续谈话。歌德兴致勃勃地给席勒讲植物变态的本质，还画出象征性的原始植物的图形。
席勒听着看着思考着，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歌德指出：“这种变态的本质来自经验，并且完全被经验所证明”时，席勒却摇着头说：“不对，这不是经验，而是由主观思考出来的思想。”
歌德一下子愣住了，感到很尴尬，他立即发现了他和席勒的分歧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还是歌德善于应对，他说：“我有理念，但我不知道它，却又能用眼睛看到，这倒使我十分高兴！”
席勒也不想把同歌德的关系弄僵。他反问一句：“难道会存在一种与理念相适应的经验？因为理念的特点就在于它永远也不会和经验相符合。”
在这第一次坦诚相见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磁石的两极，虽然异质，但相互吸引，而不是相互排斥。歌德对他的朋友说：“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凡是靠近他的人，都摆脱不了他的控制。”
过了一个星期，他们俩在耶拿再次长谈，不过这次谈的是艺术理论问题，他们发现，两人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主要思想却惊人的一致。
这一年的8月23日，席勒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简直是一篇学术论文。他开始分析了歌德的天才、他的创作方法和精神发展的过程。他声称，他对于歌德的了解甚过歌德本人。他在信里肯定了歌德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创作方法，认为歌德是直观的天才，而自己则属于哲学家、推理人物之列。他也说到自己的缺点：“我缺少客体、形体，思想上抽象的推论太多了。”
在信的结尾，席勒邀请歌德为自己主持的新杂志撰写稿件，并指出，如果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两人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
歌德正好在生日前夕收到了席勒的信，便回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说席勒的信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歌德在信中明确地表示：“我们双方彼此清楚了我们目前达到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更能不间断地共同合作。”他还热情地邀请席勒到魏玛做客。
席勒从耶拿赶往魏玛，住在歌德家中，和歌德朝夕砥砺，共同切磋了14天，双方弥合了分歧，拟订了一个繁荣民族文化的合作计划。计划包括：创建《时代女神》刊物，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登载文学作品、组织作家队伍、培养后代新人的阵地和场所。两人约定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通信。
从此，在德国文学史上开始了歌德和席勒密切合作的新时代。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文学时期。这个“世界的角落”，弹丸之邦的魏玛，成了德国古典文学运动的中心。
1795年5月，《时代女神》第一期出版了，歌德的《罗马哀歌》、《德意志流亡者谈话录》、《文学上的无短裤党》，席勒的美学著作《美育书简》、《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等都发表在这本期刊上。
同时在刊物上撰稿的还有费希特、洪堡、施勒格尔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德国伟大的文化名人。
但这时的德国文学潮流充满了庸俗鄙陋的市民习气，读者们喜爱的是伊弗兰德等人的通俗小说，他们对文学的一番高论和严肃文学作品不感兴趣。
《时代女神》杂志只能在小范围发行，这使歌德和席勒大失所望。《罗马哀歌》还遭到非议，说诗里有些下流话，连赫尔德尔也不主张发表它。
歌德愤世嫉俗，早就想对德国的鄙陋状态、德国文艺界的昏庸和愚昧发起进攻和回击。因为他辛辛苦苦写出的8卷本《歌德著作集》印了4000册，订购者寥寥，仅售出了626册，这使歌德大为感慨。
同年12月23日，歌德写信给席勒，建议采用古罗马诗人玛迪亚利斯·瓦勒里乌斯用的二行诗体《赠辞》，发起一场论战，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赠辞》是一种讽刺短诗，多则几行，少仅两行，诗体适合于警句、格言、讽刺、训诫。两天后，歌德就把试作的12首这样的讽刺短诗寄给了席勒。席勒随即复信赞成。于是，两个诗人你一首，我一首，有时甚至两人讨论，共同创作，分不出是谁作的。他们把这些诗分赠他们的对手，诗句尖酸刻薄，针砭时弊。被触痛者大有人在。在短时间内，他俩共写了近千首警句诗。
这些《赠辞》发表在1796年10月席勒编辑的《诗神年鉴》上，文学史家把这一年称做“赠诗年”。
从这一年起，席勒开始了《华伦斯坦》三部曲的写作，而歌德则着手重新创作《浮士德》，并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赫尔曼和窦绿苔》等作品。歌德又一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完成了自《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以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是歌德以1777年至1785年间写的小说稿《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为基础，加以改编和扩充写成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一个商人儿子威廉·迈斯特加入一个巡回演出剧团，并通过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反映18世纪末德国戏剧界的繁荣状况。
歌德后来完成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在内容上比《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要广阔得多，意义也要深刻得多。这部著作属于德国文学中的所谓发展小说，其实也就是教育小说。故事讲述威廉·迈斯特出生于富商家庭，本性善良正直，从小怀有提高与完善自身的受教育思想。处在新时代中的他，为认识自己和世界而接受教育，大胆实践，增加生活阅历，经受生活的磨炼，并通过对戏剧艺术的追求和对个人情感的培养，排除了爱情、友情等各方面的种种困扰，最终体会到了生活的意义，达到了他所追求的个人思想境界。
在这部小说中，歌德贯彻了他的务实的人生哲学，即人们应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理想，威廉便是在实践中追求人生的意义，而不是在书本或冥想中追求的一个典型。
歌德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这部作品，全靠席勒对他的督促和激励，他把这部稿子完成后第一个拿给席勒看，席勒愉快地称赞此作品是歌德的又一次突破。
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后，社会反响平淡，并没有像歌德当年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引起读者的轰动。
幸好，歌德在这同一年还完成了史诗《赫尔曼和窦绿苔》，这部作品终于使歌德再次赢得读者的青睐。
《赫尔曼和窦绿苔》是一首以爱情为线索的叙事诗，取材于1734年出版的一本书名为《从萨尔茨堡被逐的路德派教徒流亡全史》的历史书。歌德从该书中改编了一个小故事，写成了共2000多行、用六音步诗体的长诗，他把故事背景换成了法国大革命。故事情节很简单：法国军队打败普奥联军后，进驻莱茵河地区。难民纷纷从河西岸逃到河东岸。
金狮旅店店主及其妻子救助难民，店主儿子赫尔曼爱上了难民中一个美女窦绿苔。而她早已与另一男子订婚。但未婚夫去法国参加大革命不幸阵亡。
赫尔曼的父母嫌贫爱富，不肯同意儿子娶一个流浪的贫穷女子。牧师建议将女子带来看看。赫尔曼的父母一见这女子长得如花似玉，稳重端庄，暗中欢喜，立即改变初衷。这时的窦绿苔原以为赫尔曼是叫她来做女佣的，听了之后深感意外。其实她也早爱上了赫尔曼，当赫尔曼上前拥抱她时，她拿出了一个装有200杜卡托的钱袋作为嫁妆。赫尔曼一家更加欢喜。这部田园诗以皆大欢喜的场面结束。
这部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了宁静的田园牧歌风味的作品，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歌德的保守思想和对法国革命的冷淡态度。他在书中把法国革命所带来的生活动荡和小市民的庸俗平静生活作了对比，歌德肯定并赞美后者，刻画了实质上庸俗的小市民生活，对革命带来的动荡则表示厌恶。
这是歌德与席勒订交后写成的唯一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席勒称它为“我们整个当代艺术高峰”的叙事诗。
这年年底，歌德去耶拿席勒家商议第二年的合作计划，两人看到了《诗神年鉴》刊登《赠辞》引起社会的良好反应。该刊出版后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再版。同时，《赠辞》发表后，反对他们的人受到讽刺，很不甘心，纷纷写文章攻击他们。
歌德受到攻击反而有了更大的写作热情，他告诉席勒说：“《赠辞》只是一个冒险的开始，我们以后必须致力于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创造一些高尚的、善良的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使我们的敌人感到羞愧。”
席勒非常支持歌德的主张，他们决定每人写一批谣曲，作为1797年在杂志上刊登的新内容。
谣曲是德国独特的诗歌形式。它源于民间，是将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可长可短，形式灵活多变，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诗体，以前歌德写过《野蔷薇》、《塞森海姆之歌》等诗，早已成竹在胸，一旦决定，便手到拈来。几天之后，歌德便向席勒交卷。席勒肚子里也有的是故事，他们便你一首、我一首地竞相作诗，歌德写了《掘宝者》、《魔术师的门路》、《神与舞女》、《科林斯的未婚妻》等，席勒发表了《潜水者》、《手套》、《伊件科斯的鹤》等著名诗篇。
由于他们创作了这么多谣曲，1797年被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谣曲年”。
合作结出硕果
1797年8月的一天，歌德决定去瑞士旅游，临走的时候，他去拜访了席勒，对席勒说：“席勒先生，我要去瑞士旅行，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这样会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
席勒也觉得旅行是非常有益的活动，就说：“您放心出去吧！要记得把你的见闻告诉我。”
歌德高兴地同意了，随后就出发了。
瑞士美丽的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的风景让歌德非常陶醉，陪他参观的瑞士朋友介绍说：“歌德先生，您不知道吧，这儿就是传奇人物威廉·退尔的故乡。”
歌德惊讶极了，他说：“什么？威廉·退尔，就是那个领导瑞士人民起义、摆脱外国残暴统治的民族英雄吗？”
陪同回答说：“是呀，在这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传说呢！”
这可是个意外的发现，歌德想：“如果以瑞士为背景，以退尔为主角，创作一部英雄史诗倒是不错的主意。”
有了这样的想法，歌德就每天拜访那些知道威廉·退尔事迹的人，听他们讲威廉·退尔的故事，又参观威廉·退尔出入过的地方。
歌德还没有离开瑞士，他的脑子里，就已经开始构思威廉·退尔的整个剧情了，他想象着退尔驰骋在瑞士的大地上的英雄形象，赶紧把头脑里的情节、场景、人物一一地记录下来。
从瑞士回来，歌德把自己的发现和计划兴冲冲地告诉给席勒，席勒高兴地说：“看来您的这次瑞士之行，真是收获不少啊，如果这部作品写出来，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可是歌德太忙了，他既是公国科学艺术事务总监，又兼职宫廷剧院的事务，而且，他还有自己的《浮士德》需要完成。
歌德看着自己在瑞士做的记录，心里想：“这样好的题材如果浪费掉，实在是太可惜了。可是我实在太忙了，该怎么办呢？”
突然，歌德心里想出办法，他自言自语地说：“哈哈！我不能亲自写，但可以让席勒写呀，他一定愿意帮助我的。”
想好后，歌德立即拿着所有的资料，兴奋地去找席勒。他一见到席勒，就说：“我亲爱的朋友，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席勒不知道是什么事，奇怪地问：“什么事呢？”
歌德说：“你是知道的，我一人身兼多职，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关于退尔的资料我已经找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想请你来完成这部剧本，行吗？瞧，我连资料都一起带来了……”
席勒吓了一跳，不等歌德说完，便说：“先生，您不是开玩笑吧！您要把这些题材都送给我，这怎么好呢？”
歌德微笑地看着席勒说：“我是认真的，朋友，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将它写好吗？”
席勒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很久，他才吐出一句话说：“先生，您真是太无私、太仁慈了。你要我怎么感谢您呢？您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写到您满意为止。”
歌德紧紧地握住席勒的手，认真地点点头说：“来，让我给你讲讲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席勒以这个题材，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剧本之一《威廉·退尔》。剧本里，威廉·退尔被席勒塑造得非常逼真，退尔故乡的景色也被描绘得生动、具体，就像席勒亲自去过那些地方一样。
面对人们的赞扬，席勒总是谦虚地说：“我哪里去过瑞士嘛，都是歌德先生给我的题材，要是没有他，我是绝对也写不出这个剧本的。它应该算是我们共同创作的啊！”
而歌德则对他的朋友们说：“我只给他提供了很少的资料，他就能写出这么成功的作品，这是他本人的才华！”
歌德向席勒转让退尔的题材的事，后来成为德国文坛的一段佳话。
为了更密切地合作，席勒辞去了耶拿大学的教授职务，于1799年迁居魏玛。他的住处与歌德家近在咫尺。他经常来歌德家串门。歌德也常去席勒家。他们合作办刊物的事结束了，为了在文坛上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他们决定拿出更多的作品来。
作为剧作家，席勒应歌德之邀参与了魏玛宫廷剧院的领导工作，戏剧是他和歌德的共同爱好。他们一起改造剧院，选定剧本，每一次，席勒写出的剧作总是优先安排上演。这块神圣的舞台成了歌德和他展示古典文学艺术风格的重要阵地。
最初，魏玛宫廷剧院每五天演一次席勒的剧目，后来缩短成每三天演一次。
歌德与席勒两人的创作方法和作品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歌德写作全靠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写东西，从来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只是写好了以后，才拿给人看。而席勒则是根据理性的需要来选择安排故事情节，喜欢一边写一边给歌德看。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经常发生争论，最后是取长补短，使作品更加完善。
歌德也十分佩服席勒，说席勒的才能生来就是适合于舞台的。
由于魏玛剧院总是上演席勒的剧本，席勒的名字也一天比一天响亮起来，席勒感动地对歌德说：“我的成功有您的很多心血呢！”
歌德摆摆手，说：“是您的才华使您成功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促进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歌德和席勒还计划成立一个民族文学中心，创建一所作家学院。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7年时光里，歌德和席勒这两个文学巨人为德国文学的辉煌殚精竭虑，小城魏玛的天空在这10年时光里，也因这两颗文学巨星的照耀而变得异常灿烂。
据统计，从1791年至1817年间，魏玛宫廷剧院上演的剧本共计118部，歌德和席勒的剧本就有37部，每晚观众约500人。
为了增加剧院收入，歌德征得公爵同意，增加星期日晚场，这也丰富了人民的假日文娱生活。此外，歌德还组织魏玛剧团到梅塞堡附近的疗养地劳赫施泰特演出，增加收入，然后分发奖金。
就在歌德与席勒合作期间，小小的魏玛成为当时德国文化中心的时候，他们两人同时病倒了。
歌德得的是剧烈的心绞痛，席勒得的是一种慢性肺病。他们都病卧在床上，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一起互相切磋了。只有在身体稍好的时候，他们才会给对方写几封信。
席勒在信中对歌德说：“疾病使我的身心都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是那么薄弱，我失去了和疾病抗争的勇气，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歌德看见席勒的信，非常心痛，他没有想到因为疾病的折磨，竟然使好友说出这样消极的话来，他决定帮助席勒找回生活的信心，他便叫妻子克里斯蒂安娜替自己执笔，给席勒写了一封回信。
在信中，歌德对席勒说：“虽然我们经受疾病的折磨，生活充满痛苦，可是，我们不能失去和疾病抗争的勇气。只要我们满怀信心，我们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的。”
有一天，歌德觉得自己的病稍微好了一点，可以下床活动了，他就急忙穿好衣服，想去慰问病中的席勒，他一边走，一边想：“不知道席勒现在怎么样了呢？”
当他来到席勒的家门口时，席勒正从自己家的院子里走出来。
歌德看见瘦了很多的朋友，热情地询问席勒这是要去哪里？
席勒对歌德说：“我想要去看戏，您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歌德感到自己的体力有些支持不住，便拒绝了席勒的要求说：“真对不起，我实在太累了。”
歌德一直看着席勒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与朋友的永别。
1805年5月9日15时，席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年，他仅有44岁。
这天晚上，歌德患心绞痛，正在床上休息，没有人敢把这个噩耗告诉他，但歌德的意识里预感到了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他对克里斯蒂安娜说：“我感到，席勒一定病得很厉害，对吗？”
克里斯蒂安娜把话岔开支吾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歌德又对妻子说：“亲爱的，你帮我去看看席勒好吗？他到底怎么样了！”
克里斯蒂安娜没有说话，她开始轻声地抽泣起来。
歌德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他死了，对吗？”
克里斯蒂安娜哽咽地答道：“您自己已经说出来了！”
歌德再次重复了一句“他死了”，说完转过身子，双手蒙住眼睛，像个孩子般地痛哭了起来。
心绞痛反复发作，威胁着歌德的身体，失去朋友的悲伤威胁着歌德的健康。歌德又一次面临生活和创作的危机，他心灰意冷，3个星期之后，他写信给另外的朋友：“我原以为我自己完了，现在失去了一位朋友，等于失去我生命的一半。”
歌德实在不能承受席勒去世的打击，他的病更重了，医生劝他去疗养。
歌德来到萨勒河畔哈雷附近的劳赫施泰特温泉疗养。温泉的水，洗去了歌德身体的病痛；温泉附近的美丽的风光，也医治了歌德心灵的悲伤。歌德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
疗养地有一座夏日剧场，1805年8月的一天，剧场准备举办《大钟之歌》的演出来纪念席勒。
剧场的经理找到歌德，说：“先生，您是席勒生平最敬爱的人，请您为这场演出写一首‘终曲’好吗？”
歌德伤心地同意了，因为席勒的遗体是在1805年5月11日深夜安葬的，所以歌德“终曲”从可怕的夜半钟声写起：
我听到恐怖的半夜钟声，
沉重而郁闷，使人感到凄凉。
这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友人？
他关系着我们的一切愿望。
死神竟要夺去这可贵的生命。
唉！这个损失使世人多么怅惘！
这死别沉重地打击着他的家族！
世人都在哭，我们又怎能不哭？
他是我们的！在那好日子里，
这高贵的人是多么可敬可亲，
他乐于愉快地和人促膝谈心，
有时十分随和，有时严肃认真，
有时敏慧机智，有时充满信心。
把我们的生活准则深刻地阐明，
言论和行动总显得多姿多彩，
我们都有这种感受，这种体验。
他是我们的！愿这句豪言，
强有力地盖过哀痛的声音！
他本想在这安全的港口里面，
在暴风之后，跟我们永远相亲，
让他的精神有力地迈步向前，
一直走向永远的真善美之境，
把控制我们大家的凡庸平常抛在他身后，
成为空虚的假象。
于是他修好美丽的花园塔顶，
他从那儿聆听星辰的语言，
是那样充满神秘而又分明，
正迎合他的永恒、活跃的思念。
他在那里可怕地颠倒时辰，
使他自己和我们获益匪浅，
他就这样用最高的沉思，
对付使我们疲劳的黄昏和黑夜。
歌德和席勒合作的10年，硕果累累。他们在这鄙陋的落后的德国，在魏玛这个世界的角落，开创了德国古典文学的新时代。如果没有这次合作，席勒仍然钻进思辨哲学里出不来，歌德仍然精神不振地埋首于作为业余爱好的自然科学研究，他们能取得这些伟大成果吗？当然不会。他俩的合作把德国文学推到了一个高峰。小小的魏玛成为了当时德国人文荟萃的中心。随着席勒的死，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也宣告结束。
认清战争的实质
1805年，随着挚友席勒的逝世，歌德常常把自己关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用思考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一生，寻找今后的努力方向。
他回顾从意大利旅游归来后的这一个时期的情况：认识好友席勒后，在他的鼓励和鞭策下，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不少成绩。但是现在好友去世了，他是应该沉沦下去呢，还是继续创作？
歌德突然意识到，人的一生真是太短暂了，他不能再耽误下去了，他必须立即将全部的心思投入到创作中去，利用自己剩下的生命去创造出其他人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东西。
从失去好友的悲痛中醒来的歌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辞掉了肩上的所有职务。没有任何工作琐事打搅的他觉得一身轻松。
第二年4月，歌德顺利地完成了早就想写完的《浮士德》第一部，当他正计划着继续第二部构思的时候，战争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国家。
1806年7月12日，拿破仑强制德国72个邦成立了“莱茵联盟”。各邦军队共有63000人，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形成鼎足之势。法军20万人集结在莱茵河两岸。在拿破仑的指挥下，54000法军开赴耶拿，于10月14日打响了耶拿战役。结果，普鲁士军被打得大败而逃。这次战役一举歼灭普军40000人。
歌德因是名人，受到法军司令的保护，但是指定住在歌德家的奥热罗元帅没有来投宿，却来了16名阿尔萨斯骑兵。他们疲惫不堪，吵吵嚷嚷，要吃要喝，再加上有些失去家园的本地居民来寻求大臣的庇护。歌德的家里简直是闹翻了天，幸亏克里斯蒂安娜善于应付，才将他们的食宿安排妥当。
耶拿战役之后，拿破仑也来到魏玛，下榻在皇宫里。11月16日，他接见魏玛枢密院人员，但只见到枢密顾问沃伊克特和沃尔措根。歌德借口身体不适，写了便条请假，未参加谒见。公爵不在，只有公爵夫人留守魏玛。拿破仑盛怒之下，要消灭魏玛公国。多亏公爵夫人多方周旋，说她丈夫因系普鲁士国王姻亲，不得不尽义务参战，拿破仑才息怒。他提出的条件是：卡尔·奥古斯特不再参加普鲁士军务，并向法国交纳高达22万法郎的军费。后经过俄国沙皇说情，魏玛公国才保住。
但是，战争终究是残酷的，魏玛城在大火和抢掠的双重摧残下，不几天就面目全非，体无完肤了。歌德深深地感到痛心。
1808年，耶拿战役过去两年了。拿破仑在进军西班牙之前来到埃尔福特。这时的拿破仑声威显赫，原神圣罗马帝国领土上的4个国王和34个公爵都来这里向他表示朝贺。已被迫加入了莱茵联盟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当然也得到场，他给在魏玛的歌德发来了请柬，说拿破仑要召见他。
此时，歌德刚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非常不愿意会见这位法国皇帝，但经过思索以后，他还是去了埃尔福特。
这年10月2日，歌德第一次会见了法国皇帝拿破仑。拿破仑当时正在前总督达尔贝格的宫殿里处理公务，歌德穿着燕尾服，走上台阶，进入皇宫等候接见。关于这次的接见，歌德在16年后亲自口授了大致经过：
我走入宫内。皇帝正坐在大圆桌旁进早餐。他右侧，离桌子稍远处，站着塔列朗，他左侧，近处站着达鲁。皇帝正同他谈赔款的事情。皇帝示意要我过去。我走了过去，在他面前的适当地方停下来。
他注视我一会以后，说：“您真是一位人物。”我鞠了一躬。
他问道：“您多大年纪了？”
“60岁。”
“您保养得很好。”
“您写过悲剧。”
我回答了最必要的话。
这时达鲁接过话头。他为了向他得罪了的德国人讨好，提到了德国文学，还说他精通拉丁文，甚至编辑出版过贺拉斯的著作。
他谈论我，就好像我在柏林的恩主谈论我一样，从他的话里至少我看出他们的思想方式和想法。接着他补充说，我也从法文译过些东西，具体地说，译过伏尔泰的《穆罕默德》。
皇帝说：“这不是一个好剧本。分析过于烦琐，对这个征服世界的人作了这样不出色的描写，很不合适。”
然后他把话题转到《少年维特之烦恼》上来。想必他彻底地研究过这本书。他发表了许多完全正确的意见，然后提到某一个地方，说：“您为什么这样写呢？这样写是不合情理的。”他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完全正确。
我面带笑容倾听他的论述，微笑地回答说，我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也同样指责我，但是我觉得他的意见完全正确，承认检查起来这一段确实有些不真实。我又说，只是，如果一个诗人使用一种不容易发现的技巧，以便产生用淳朴自然的方法达不到的某种效果，那也许应该原谅他。
皇帝对此似乎是满意的，他又回到了戏剧的话题，并且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有如一个人像刑事审判官那样全神贯注地观看一出悲剧，同时深深感到法国的戏剧既不自然，又不真实。
他还谈到命运剧，他说，它们属于黑暗的时代。他说，现在什么是命运呢？政治就是命运。
然后，他又转向达鲁，同他议论起征收军税的大事来了。我则稍稍后退，刚好站到窗户的旁边。
等了好一会儿，皇帝起身向我走来，打手势叫我离开我站的那一排人。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在这整个谈话中，我不得不对皇帝的话表示赞赏，因为他听我讲话时很少是面无表情的，他要么沉思地点点头，要么说“是的”或“这很好”之类的话。同时，在他说完话时，通常还要加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见呢？”
最后，我抓住了一个机会，用一个手势向负责礼宾的官员询问，我是否可以告辞了。他肯定地回答后，我便立即告辞了。
这次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歌德走出房间时，拿破仑对身边人说：“这真是个大人物！”
4天以后，拿破仑来到魏玛城，为了向他表示敬意，魏玛宫廷举行了盛大舞会，剧院里还演出了《恺撒之死》，歌德被邀出席。
10月14日，在耶拿战役两周年之时，拿破仑向歌德和另一个德国诗人维兰德颁发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拿破仑送给他们的临别礼物。
拿破仑如此看重歌德，让歌德有些吃惊。当然，歌德心里明白，坐在拿破仑对面的歌德，是文学家歌德，而不仅仅是魏玛公国的有职无权的大臣。
拿破仑走后，歌德对占领军及占领军统帅的态度遭到了舆论界的指责，人们谴责他在关键时刻既没有拿起武器，也没有发挥一个知名诗人呐喊的作用，而德国人民一直进行着反法斗争，并于1831年10月将拿破仑最终打败。
在反法斗争中，许多德国作家，如寇尔纳、莫里茨、艾辛多夫等都走上前线，参加战争。寇尔纳还血洒疆场，牺牲在前线。有人说，如果席勒活着，他也一定会参军的。但是，歌德却做了一个旁观者，他不仅自己不去参军，而且还命令自己的儿子不许进入战场。
歌德的这些行为受到了德国人的指责，他们说他缺乏“爱国心”和“民族感情”。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歌德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是冷淡的，因为他反对暴力。
歌德之所以没有去参加反法战争，是因为他对拿破仑战争持有不同的看法。客观地说，拿破仑入侵德国，在破坏的同时，也给德国带来法国革命开明的思想和制度，对落后的德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歌德从德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即使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人民也仍会受封建统治的压迫，而拿破仑的战争反而能使人民摆脱封建压迫，得到较大的自由。
因此，歌德对反法的“解放战争”始终抱着冷漠旁观的态度。
写出传世精品
1807年，歌德的身体基本康复，创作的欲望再次渐渐高涨。这一年，在耶拿流行的14行诗，歌德也很热衷。
同年11月7日，歌德去了耶拿。他觉得只有在耶拿幽静的环境下，他才能安安静静地创作。
尽管歌德在弗劳恩普兰的住宅里有30个房间，但自从他与克里斯蒂安娜同居5年后，她的妹妹和姑妈都搬来了这里，到后来，克里斯蒂安娜的哥哥也来住了很长时间。
这样一来，客人们喧宾夺主，竟把歌德挤到后院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了。不过，宽容的歌德从来没有和妻子的家人闹得不愉快，只是他和他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席勒在世时，歌德经常去耶拿居住，在那里，他住在两座宫殿式的住宅里。但是冬天屋子空荡荡的，很难烧暖和。他便租住民房，甚至住进旅馆。一年之中有4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他都在耶拿度过。有时候，他还让克里斯蒂安娜和孩子来耶拿团聚共度周末。
席勒迁居魏玛后，歌德去耶拿也少了，随着席勒的去世，耶拿战争的爆发，歌德更是很久没有去耶拿了。
这个时候的耶拿正值寒冬，歌德只带了一个仆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感到很冷清。在耶拿的出版商弗罗曼听说后，便立即邀请歌德到自己家里居住。
当晚，歌德坐着马车，来到弗罗曼的家里。
弗罗曼虽然是个出版商人，可是学识非常渊博，而且志趣高雅，为人善良。他有一个养女，名叫米娜·赫茨里普，以前歌德来访时，她还是一个穿白色童裙的小女孩，现在刚好是芳龄18岁，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她那又白又嫩的脸上，长着一对水汪汪的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细巧的鼻子；她把乌黑的辫子盘到脑后，使面庞显得更加清秀、漂亮，就像刚绽开的花蕾一样纯洁和美丽。
弗罗曼让女儿为歌德弹奏一曲音乐。米娜就一边弹着钢琴，一边用动听的歌喉唱起歌来。
美妙的歌声把歌德带回到自己的青春时代，他忽然觉得，自己又拥有了青春的活力。
一曲结束，大家都热烈地给米娜鼓掌。
弗罗曼对歌德说：“先生，您那么会写诗，您得写一首诗来赞美我们美丽的姑娘呢！”
米娜用清水一样的眼睛，看着歌德。她的眼睛，就像一面亮亮的镜子，映照出她童年时和歌德在一起游戏的欢乐时光。
歌德立即用当时流行的十四行诗来赞美米娜，这就是他著名的14行诗《成长》：
当你是可爱的小孩，
跟我一块跳向田野和牧场，
享受春光。
有这个女儿，我要像父亲一样，
殷勤照顾，建造幸福的住宅！
当你开始面对现实的世界，
你的乐趣转向家务的繁忙。
有这个姐妹！我就感到舒畅：
我们彼此会怎样互相信赖！
如今你无限制地美丽地成长；
我心里感到一种热烈的狂恋。
我去抱住她，减轻我的烦忧？
唉，不，你只能是我的女王：
你婷立在我面前，那样傲岸；
只要你投来一瞥，我便低头。
在年龄上，歌德可以当米娜的父亲，可歌德在诗中却逐步降低自己的身份，称米娜为姐妹、为女王。不难看出，此时的歌德再次爱上了这位年轻的姑娘，但这时他已经懂得怎样压制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感到自己是没人要的近60岁的老头了。
歌德和弗罗曼说完话后，默默地回到主人为他安排的卧室休息去了。
歌德在耶拿住了一个多月，米娜的形象始终萦绕在心头无法排去。一年后，他以米娜为原型，创作了戏剧《潘多拉的归来》。
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相传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以后，宙斯图谋报复，一方面将普罗米修斯绑在悬崖上受酷刑；另一方面命火神赫菲斯托斯用黏土捏成美女潘多拉，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米修斯做妻子。潘多拉出于好奇心，私自打开宙斯要她给厄庇米修斯的一只“百宝盒”，里面所装的疾病、疯狂、罪恶、嫉妒等祸患一齐飞出，只有希望留在盆底。从此人间有了各种灾祸和毒虫。
歌德写作的《潘多拉的归来》重新为这个故事作了一个结局，他将结局改成：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斐列罗斯和厄庇米修斯的女儿厄庇美莱亚在迷误和误解之后结合为眷属，潘多拉终于重新变成了人。
歌德的这个剧目问世后，他立即请宫廷剧院的演员们排演，虽然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剧院的第一领导了，但对于他的作品，剧院工作者们仍然非常愿意配合演出。
不久以后，这部戏在魏玛宫廷剧院上演了，人们看完以后，都感叹地说：“潘多拉是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哟！”
歌德在心里默默地说：“唉，其实这只是米娜姑娘可爱的一方面而已。”
歌德对米娜念念不忘，他为了化解对她的思念，引用化学术语“亲和力”作为下一本长篇小说的书名，开始写新的小说。
亲和力是瑞典化学家托伯恩·伯格曼在1775年发表的论文中用的一个术语，歌德读到了海因·塔博尔1792年的译文。它的含义是：自然界的不同元素和物质之间有着不同强度的吸引力和聚合力。特别是酸性和碱性物质，AB化合物和CD化合物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会生成新的化合物，变成AC和BD。这就是说，亲和力强的物质聚合在一起，亲和力弱的物质则分离开。
歌德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借用自然科学术语来研究人类的男女情爱关系。他本来在1807年开始写小说《威廉·迈斯特》的第二部时，想把“亲和力”的故事作为小说的一部分。但他后来发现仅仅用一部分来写这个化学术语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在1809年，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亲和力》。
这部小说的内容大致是：爱德华和夏绿蒂在青年时代就相爱，后来受资产阶级社会财势力量的支配，各自与一位年长而富有的对象结婚。直至年长的一方双双死去他们才缺月重圆，过着幸福而平静的生活。
不过当爱德华和夏绿蒂分别把朋友上尉和侄女奥蒂莉接来同住时，他们由友善维系的关系便出现了裂缝：爱德华爱上了奥蒂莉，夏绿蒂也被上尉吸引。
夏绿蒂的深思熟虑和现实感使她有力量压制自己的愿望，她坚持自己做妻子的义务，反对离婚；上尉也能以理智约束感情战胜内心的爱情，毅然离开朋友的家。但爱德华和奥蒂莉却沉溺于爱河中不能自拔，破坏了婚姻的神圣。
最后爱德华投身到战争中去，英勇作战，胜利归来。爱德华回家后，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求解除婚约。奥蒂莉是个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一天不小心无意将夏绿蒂和爱德华的孩子淹死，使得企图借孩子挽救婚姻的夏绿蒂心灰意冷，同意离婚。
奥蒂莉深感内疚，不愿嫁给爱德华，终日抑郁，不吃不喝，最后命赴黄泉。爱德华陷入绝望之中，也跟着离开人世。两人被合葬在村子的小教堂里，并肩长眠。而夏绿蒂和上尉也一直没有再婚。
在这部描写个人关系而实际上超越个人关系的小说中，化学上的亲和力成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一类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但在具体的思想、观念、结构上，又开启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先声。它与《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廉·迈斯特》不同，它们仍属18世纪的小说，《亲和力》的精神则已进入19世纪。
其实，在歌德生活的年代里本来就存在离婚再嫁或再娶的现象，而偷情野合的现象古今中外也都有，是全世界司空见惯的事。歌德以其诗人的敏锐感觉，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探讨，给人以新颖之感。
他的这部小说向人们表明：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如同化学元素一样，“亲和力”会因为吸引力的变化而变化，似乎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但小说的结局表明，这种破坏了传统习俗的亲和力只会给人带来不幸，似乎只有死亡才能解脱这种关系。
有人认为《亲和力》是德国第一部心理小说。并认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歌德生活中的原型。奥蒂莉很像米娜，那么美丽、善良。夏绿蒂则似乎同施泰因夫人很像，至于爱德华和上尉则是歌德本人。
歌德写的这本心理小说立意新颖，影响深远。由于《亲和力》涉及爱情和伦理，它的问世像当时25年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一样引起了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