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踏上创业之路
事有机缘，机缘是处处存在的，你应该不放弃任何一个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成功的机会。——盛田昭夫
正式从学校离职
1946年4月，当时前田先生已经退休，不再担任文部大臣了。盛田昭夫和前田，还有井深大一起乘夜晚的火车赶到小铃谷村去，他们准备恳求盛田昭夫的父亲允许盛田昭夫加盟新公司。他们知道让一个准备继承家业的盛田昭夫改行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当面向盛田昭夫的父亲表示诚意。
在日本，请别人的儿子，特别是长子，脱离自己的家庭而把他永远地带进一个商业世界，那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在某种情况下就好像是过继一样。
就是现在，在一些行业中，特别是小企业，这种做法也还是要与父母正式商量的。甚至在大公司里，当一个年轻人加入公司这个大家庭时，也要表明其家庭背景、受何人推荐以及对双方的忠诚保证。
这种委托是诚恳的，因为它将贯穿一个人毕生的事业，而不是像在一些流动性更大的国家中那样，只有几年的雇用期。事实上，盛田昭夫等于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担负起新的责任。
见面寒暄之后，井深大和前田先生向盛田昭夫的父亲介绍了新公司的情况以及他们今后的打算，为了这项新事业，他们绝对需要盛田昭夫的加入。话说完后，他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盛田昭夫的父亲的回答。
盛田昭夫的父亲对此事好像有所准备。稍加思索后，他说道：“我希望盛田昭夫能够继他之后成为户主，也希望盛田昭夫能够继承家业。”
然后，他转向井深大和前田先生说：“但是，如果我儿子想做别的事情来发展自己或者充分施展他的才干，那么他应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说完后，父亲看着盛田昭夫，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接着对盛田昭夫说：“如果你自己喜欢，就去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吧！”
盛田昭夫非常高兴，井深大更是喜出望外。
盛田昭夫的弟弟当时还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书，他主动答应在父亲退休以后接管盛田酿酒公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东京后，盛田昭夫他们凑齐了钱准备成立东京通信工程公司，这笔钱很少，只相当于500美元，或者说刚刚够数。很快他们就把钱用完了，只好经常向盛田昭夫的父亲借贷。
他父亲相信盛田昭夫和他们的公司，从不逼他们还钱。盛田昭夫只好给父亲一些公司的股份，后来他变成了公司的大股东。
虽然盛田昭夫可以从东京工业大学的教书工作中得到另外的收入，但他的心并不在教学上。他很想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新公司里工作。
有一天，他高兴地从报上读到一条新闻，意思是占领军当局决定从所有教师中将以前当过职业军人的人清洗出去。
这里面也有盛田昭夫的份，因为他曾经是一名职业技术军官，而且根据他的委任状，他应该在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日本帝国海军中终身服务。执行占领的联军总部对旧军人的清洗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职业军人是战争中的主要罪犯，他们曾一度控制了政府，所以不能让他们对战后日本的无知儿童再施加不良影响。
对于盛田昭夫而言，这次清洗是个好消息，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撤销对大学的承诺，而且还可以回到新公司去一心一意地工作。他去找服部教授，对他表示，虽然自己很喜欢教学工作，但由于这个消息他不能继续留在大学里了。
他到办公室去查看，但是别人告诉他，尚未接到文部省的正式通知，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学校里让盛田昭夫继续留任，直至他们接到官方的正式通知为止。
盛田昭夫只好又在学校里教了几个月的书。他很想离开学校，但是又深感有义务帮助他的恩师服部教授，而不能一走了之。等了很久还没有见到有通知来，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盛田昭夫把报纸上的文章给校长和田小六先生看，向他表示了他的担心，如果他继续留任而被发现的话，那么校方就会因为“未清洗”受到惩罚。校长考虑了盛田昭夫的意见，最后同意了。就这样盛田昭夫的教书生涯结束了。他向服部教授告辞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公司。
几个月过去了，盛田昭夫一直没有得到将他从大学里除名的正式通知，学校里每个月都要打电话来通知他去领取工资，因为他的名字还留在工资单上。虽然他已不再教书，但是为了补偿通货膨胀，每隔两三个月还要给他加一次工资。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46年10月，文部省终于颁发了对他的清洗令。那些日子里，他们的新公司一分钱也没有赚到，所以能够继续领到一份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1946年8月，白木屋百货店准备重修房屋，他们不准备再给盛田昭夫他们留一个地方了。盛田昭夫等人暂时搬到东京的老城区吉祥寺去，但是那里并不令人满意。最后他们搬到御殿山上的一个非常便宜的、荒废了的木棚屋里去了。御殿山地处东京南郊的品川，曾一度因其美丽的樱花而闻名。
1853年御殿山上曾设有要塞，是东京湾防卫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在1947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搬进那间经过风吹雨打的老房子时，御殿山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要塞雄姿，周围到处都是战后破败的景象，遍地弹痕累累。
由于房顶漏水，有时他们不得不在办公桌上撑一把雨伞。但是，由于远离闹市，他们在这里更加自在，而且比以前那个百货店里有了更多的空间。
当盛田昭夫的亲戚来看他时，都不禁对这种寒酸相大吃一惊，他们认为盛田昭夫已经成了一个流浪汉，回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他的母亲。
在探索开发一种新的产品时，经常有人向井深大建议制造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在日本仍然有很大的需求量，而不是再加个短波接收器就可以满足的。但是井深大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建议。他的理由是大公司可能很快就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他们势必将其元件优先用于自己的产品，然后才卖给其他人。
很自然，他们会把最新的技术保留在自己手中，尽可能长久地在与他人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经常谈到新公司的概念，它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明智的公司，用精巧的方法生产高技术的新产品。仅仅生产收音机并不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好主意。
生产磁带录音机
经过商议，盛田昭夫他们对剩下的家庭用具进行了一次并不科学的调查。此时，他们已经卖出了不少的短波接收器，使很多日本人从战争中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的中波收音机功能大大增强，现在他们意识到人们还有很多的留声机。
在战争期间，新的电动机和磁拾音头是不可能弄到的，很显然，用这些东西对战前或者战时生产的那种老式留声机进行修理、改造还是大有市场的。
新的美国流行摇摆乐和爵士乐随着唱片进入日本，大家都渴望得到。美国人带来了他们的音乐，占领当局兴起了一场运动，向日本人展示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占领当局控制了广播电台，学校里又可以重新教英语了，英语广播也得以恢复，而这些在战争期间都是被禁止的。
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和军事独裁，民主、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思想重新植入了这片土地。
战后初期，什么东西都很紧缺，每个人都必须到黑市去采购。盛田昭夫所在的新公司，也就是1946年5月7日正式成立的东京通信工程公司，想方设法买了一辆非常破旧的“达特桑”牌小卡车，价钱大约相当于100美元。
整个公司里只有盛田昭夫和井深大这两个最高领导者有驾驶执照，所以他们不得不自己驾车去交货，去买日用品，去为工厂搞原材料。他们要办公，要帮助装车卸车，车开不起来时又要去摇，还要干其他的杂活。
东京街上的景象一片混乱、嘈杂，到处是烟雾和恶臭。汽油短缺，而且价钱非常昂贵。很多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都进行了改造，使用废油、焦炭和其他固体可燃物，包括垃圾和煤粉。战后这些车还在行驶。街上偶尔还出现了驴车。盛田昭夫他们想尽各种合法的和其他办法为他们的卡车搞到汽油。
许多美国兵卖汽油，用管子从他们的吉普车和卡车油箱中往外吸，还有些人干脆整桶地卖。占领当局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在汽油中加上红色染料。街上随时设置关卡，警察阻拦车辆，宪兵把一根长玻璃管插进油箱中，一头用手指按住后再抽出来，如果他发现管子中有红颜色，司机就要费一番口舌了。
但是不久他们抓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些聪明的日本人发现用焦炭可以把汽油中的染料滤掉，这样一来，又开创了一种兴旺的新行业，使黑市汽油合法化了。
盛田昭夫他们知道大电气公司对更换零件的生意不感兴趣，他们生产和销售新的留声机。做零件生意肯定不是他们的理想，他们努力的目标是高技术，井深大对眼下的情况很清楚。当时他们制造的新型电动机和拾音头是最好的，正是这些产品才使得公司没有因为财政危机而垮掉。
现金十分紧张，当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对银行严加控制，在流通中冻结了大量的现金，这给盛田昭夫他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个人和公司从银行中提取现金都有一定的额度。这也正是他们不得不动员每个人都来生产电热毯的初衷，想通过直接销售来多搞点现金。
井深大下决心要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不再是对战前市场上已有的产品加以改造，而是在日本前所未有的，也就是钢丝录音机。他们已经见过德国生产的钢丝录音机的样机，日本的东北大学为了这种机器正在研究一种特殊的钢丝。研究者们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已经为磁性钢材的开发生产奠定了基础。
井深大打听到住友金属公司可以生产他们公司所需要的钢丝，这是一种直径精确度达到1/10毫米的钢丝，不容易制造。井深大去了一趟大阪，与住友公司商谈为新型录音机生产钢丝的事，但他们对他的订货不感兴趣。
井深大的一个朋友叫岛茂雄，他负责日本广播协会的战后重建工程，岛茂雄一直推荐让井深大接这个合同。
日本广播协会的总部离东京市区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只有500米远，当井深大他们制造的那台设备交到日本广播协会总部时，每个人都为它的质量感到惊讶，特别是那个原来持怀疑态度的准将，他弄不懂为什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厂能在临时工棚中造出这样的高技术产品。大家都来表示祝贺，人人脸上都露出了微笑，将军也非常高兴。
这期间，井深大在广播协会总部的一个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台美国制造的威尔考克牌磁带录音机，这是他见到的第一台磁带录音机。简要地查看了一番后，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他曾试图制造的钢丝录音机不能与这种录音机相比。钢丝录音机有着明显的缺点，尽管其设想不错。
但是哪怕只要看一眼新的录音机，就会知道磁带要容易摆弄多了。磁带不像钢丝，它可以方便地剪接，所以修改部分可以单独录制，再插入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在一个较小的卷绕盘上就可以储存大量的磁带。最大的优点是磁带录音的保真度比钢丝好得多。
磁带录音是德国人发明的。事实上，战争中德国人曾经用磁带录制了很多宣传节目，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播放。
安培克斯公司是美国战后最早投入这个行业中生产硬件的几家公司之一，而主要的磁带生产厂家则是明索托矿业和制造公司，现在改称3M公司。这项技术在不断地成长和改进。井深大现在正是要自己的公司来生产这种机器，而不再是钢丝录音机了。
在此以前，井深大谈到过可能制造的产品已经太多，以至于同事们，特别是会计，都有点不耐烦了。井深大自己也明白，他的信用越来越成问题了。他下决心要为日本造出新的磁带录音机，他必须使我们的同事们和那位手头很紧的审计员相信这个主意是可行的。
井深大与日本广播协会的那位美国军官商量，允许他把那台录音机借回去给其他的人看一下。那个军官有点不愿意，但是最后还是答应由他自己带着那台录音机到他们公司来。
大家都围上前去观看，看完后，每个人都相信公司的确应该搞这个项目，只有他们的会计除外，他叫长谷川纯一，是盛田昭夫的父亲从家里派来帮助盛田昭夫他们料理公司财务的。
公司的总务经理叫太刀川正三郎，他和长谷川两人对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抱着冷淡和批评的态度，他们觉得这个新的计划费用昂贵，而且也没有什么希望。他们认为公司不应该为这个项目花钱去搞研究和设计。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对磁带录音机的新概念感到非常激动，而且认定它是一个很适合公司的项目，所以他俩决定联合起来对付长谷川，要让他看到光明的前途。他俩邀他到一个黑市餐馆去吃饭，席面很丰盛，还有啤酒，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
他们三人又吃又喝，一直搞到很晚。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向长谷川解释了磁带录音机的功效，它将会带来一场工业革命，如果公司在这个领域立即动手，捷足先登，那么他们就能打败所有行动迟缓的大公司。他们必须看清形势，赶快抓住这个机会。说服工作大有成效，酒足饭饱后，在回家的路上长谷川满口答应了他俩的要求。
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制造磁带，而它正是这个系统中的关键所在。磁带是新项目的中心，这对盛田昭夫他们还是一个谜。由于盛田昭夫早期对钢丝录音机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对于制造磁带录音机的机械和电子部件有相当的把握，但磁带本身却是另外一回事。
日本没有一个人懂得录音磁带，而且也不可能进口，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制造磁带。一开始他们的策略就不是仅仅生产录音机，还要生产录音带，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用户买了录音机，以后就会继续不断地买录音带。
他们目前首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找到或者自制带基材料。他们没有塑料，只有玻璃纸，尽管他们知道玻璃纸并不合适，但手头上只有它。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再加上一个颇有才气的年轻工程师木原延年，组成一个小组，把玻璃纸裁成1/4英寸宽的窄条，涂上各种试验材料。
但是不久他们就弄明白了，这样搞是不行的，因为哪怕是最好的玻璃纸，在录音机构里走一两次以后就会拉伸变形，最终造成录音失真。
他们请了化学家帮忙想办法使玻璃纸更加结实，但仍然无济于事。他们又试了更厚的玻璃纸，还是不行。最后盛田昭夫去找他的表弟小寺高路，他在本州纸业公司工作，请他看一看是否有可能为他们公司造一种非常结实、非常薄、非常光滑的牛皮纸，他们可以用来做磁带的带基。
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找到好的磁性材料涂到带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井深大、盛田昭夫和木原，硬是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磁带，他们要切出足够的磁带绕到磁带盘上，于是他们把长纸条放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刚开始用的磁性材料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研磨成粉的材料磁性太强了，纸带上只需要较弱的磁性材料。
木原的研究结果表明应该采用醋酸亚铁，这种东西在燃烧后变成三氧化二铁。正是这种材料！但是到哪里去找这种材料呢？
盛田昭夫拉上木原，他俩一起到东京的药品批发街去。在那里他俩找到了唯一经销这种材料的一家商行。
他俩买了两瓶，带回实验室。公司没有电炉来加热这种化学材料，所以只好借来一个平底锅，用木勺子将它搅匀，再放到厨房的炉子上加热，直至它变为咖啡色和黑色。咖啡色的粉末是三氧化二铁，黑色的是四氧化亚铁。
木原擅长于检查粉末的颜色，并知道怎样把它们区分开来。他们把磁性粉末与日本漆混合在一起，调到一定的浓度，以便喷涂到纸带上。结果发现喷涂不行，他们又想尽种种别的办法，最后用浣熊腹部的软鬃毛制成一种刷子，手工刷上去的。
出乎意料的是，这样做的效果最好。当然，纸做的磁带是很差劲的。井深大说质量太差了，连打电话时常说的“喂，喂”都听不清楚，但他们还是为此感到自豪。
当时公司里有45名职工，1/3以上的人是大学毕业生。尽管人才济济，但是没有塑料做带基，他们还是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后来当他们能够搞到塑料材料时，他们马上将它投入应用。他们的技术已经准备就绪，很快就进入了早期的磁带市场。
井深大对磁带领域的信念很坚定，所以，公司对它投入了额外的大量精力。在初期的日子里，磁带对公司的前景起着关键的作用。至于硬件方面，他们将磁带录音机的结构完善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可以说，他们引领着世界潮流。
1950年公司生产出来的录音机又笨又重，但是它的音质相当漂亮，盛田昭夫充满自信，大家也这样估计，经过这么多的努力，他们终于走上了通往成功的道路。当他们的录音机准备上市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一旦顾客看到和听到它之后，一定会争先恐后地到他们公司来订货的。
推广磁带录音机
第一台箱式录音机重35千克，标价是17万日元，在占领期间的日本这是很大一笔钱。几乎没有私人愿意花那么大一笔钱来买一个他们认为不需要的东西。当时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00日元。
盛田昭夫他们做了50台这种录音机准备投入市场，然而市场却并不存在。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都没有受过有关消费品知识的真正训练，也没有生产和销售消费品的实际经验。井深大以前一直为政府和广播部门生产产品，只有后来制造的短波适配器和留声机更新零件除外。
盛田昭夫也是从来没有制造过什么用于销售的东西。虽然他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受过不少的管理训练，后来又在海军里得以应用，但他却一点也不懂商务和销售。俩人都一样，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两个都强烈地认为，只要他们能够造出好的产品，订单就会来的。然而，现实给他俩好好地上了一课。
这下子盛田昭夫才认识到，仅有独特的技术、制造出独特的产品是不足以使企业生存下去的。必须把产品销售出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潜在的买主看到你要兜售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价值。盛田昭夫吃惊地意识到他必须成为这个小公司的生意人。
总算非常幸运，公司里有井深大这样一个专心搞创造性设计和负责生产的天才，而由他来学习做生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事情出现了转机。盛田昭夫一直在想，磁带录音机的销售失败了，原因到底在哪里？
一天，在东京他家的附近，盛田昭夫逛到一家古董店前。他对古董没有真正的兴趣，他意识不到它们的价值。当站在那里看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并为它们的昂贵价格感到迷惑不解时，他注意到有一个人在买一个花瓶。那个人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把一大把钞票递给了那个古董商。这个价钱比他们的磁带录音机还高。
这是为什么？盛田昭夫感到奇怪，一个人宁愿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一点实际价值都没有的古董，而像他们的磁带录音机那样的新型的娱乐设备却无人问津。在盛田昭夫看来，磁带录音机的价值比一件古董高得多，因为利用它可以改善很多人的生活。极少有人能够欣赏花瓶上的精美线条，大多数的人都不敢去碰那么值钱的东西，生怕把它碰碎了。
正好相反，一台录音机却可以为成百上千的人造福。它可以给人们带来欢乐和惊奇，还可以用于教育，提高人们的素质。对于盛田昭夫来说这两者简直无法比拟，磁带录音机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他又意识到，花瓶对一个古董收藏者而言包含着价值，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件古董上投入大量的资金。盛田昭夫的先辈中就有不少人这样做。就在那个时刻，盛田昭夫明白了，要想把他们的录音机卖出去，首先要找出那些有可能承认他们产品价值的人和机关。
盛田昭夫注意到，或者应该说是前田多门先生注意到，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很缺乏速记员，因为战争中很多人被赶出校门参加军工生产去了。在这种缺失得以弥补之前，日本的法院只好依靠很少的速记员过量地工作。
通过前田先生的帮助，盛田昭夫他们向日本最高法院演示了他们的录音机，结果一下子卖出去20台。那些人很容易看出录音机的实际用处，他们一眼就看出了磁带录音机的价值，在他们眼里，它不是一个玩具。
盛田昭夫认为符合逻辑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日本的学校。在多次的销售会议上井深大都指出，日本人的教育传统是集中在阅读、写作和算盘技巧上的。但是战后美国人的到来，使他们感到口语交流和视听训练也很重要了，日本文部省起了引导作用。
日本可资利用的媒体材料太少了，只有一些16毫米的电影胶片有英语配音，而且少得可怜，因为在战争期间禁止使用英语，也不允许教英语。结果没有几个教师有语音设备来帮助他们理解这些电影的配音。当然学生就更加不可能了。
使用磁带录音机重放事先录好的语音磁带，再用它们来练习，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接受，而且不久就传到全国各地的学校。日本的每个县都建有一个电影中心，但是所有的片子都是英语的。必须想个办法配上日语才行，而磁带录音机正好派上用场。
随着这种教学方法在各县的推广，盛田昭夫认为很快每个学校都会需要磁带录音机的。井深大发现学校有这种设备的预算，所以他们还要设计一种更小的机型，让私立学校也能买得起。
第一个成功的产品是中型机，它比一个公文包大，但比一个衣箱小。他们把它叫作H型录音机。这种录音机很简单，只保留了7种速度中的一种，即每秒钟半英寸，而且也很结实。1951年，作为结婚礼物，公司把H型的生产样机赠送给了盛田昭夫和良子。
公司开始生产外观更加吸引人的便携机，而且颇具信心。公司开始扩大规模，他们搬进了御殿山上邻近的一个更加结实的房子里。新的观念最终还是得以接受，也许还有些操之过急，但是日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不仅仅是对原有的进行恢复。
随着技术的成熟，盛田昭夫他们很快就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从中盛田昭夫学会了不少与国际商务有关的知识。为了使磁带录音机达到高水平的录音质量，他们采用了永井健三博士的专利技术——高频交流偏置系统。这种系统在磁带进入录音头之前先将磁带去磁，并在录音信号上加上交变电流，它录出来的声音与以往用直流偏置的录音机相比，噪音和失真都较小。
他们对录音技术的未来非常关心，所以买了这项专利。当时这项专利属于安立公司，现在它是日本电气公司的一个子公司。1949年时，盛田昭夫他们买不起全部专利，只买了一半，与日本电气公司共享所有权利。
永井博士的专利在日本注册，早在1941年12月，他在战争正要爆发之前还曾在美国申请过专利，并在那年的早些时候把发明资料寄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地方。
盛田昭夫等人买下专利后向全世界的磁带录音机制造商发出了信件，告诉他们，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已经拥有交流偏置系统的专利，并可向他们出售许可证。
信中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在日本出售使用这种专利技术的磁带录音机，他们必须得到东京通信工业的许可。盛田昭夫他们收到一些公司的回信，声称并不想在日本出售磁带录音机，所以也不需要从他们公司买许可证。虽然盛田昭夫他们明明知道国外有些制造商正在使用这种技术，他们也没有许可证，但他们对此也别无良策。
维权的漫长之路
1951年以后，使忽好忽坏的录音技术得以发展的契机出现了：以政府公布的《电波三法》，即电波法、广播法、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的实施为开端，战前战后由国家和美军控制的电波向民间开放了。
随着广播的发展，家电业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很多公司在此期间感受到了冰与火的差别，因无线电接收机大量积压连税金都难以交付的松下电器、早川电机等，不但库存一扫而空，一件不剩，甚至一再增产都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在这时期，最能够大显身手的是东京通信工业公司。
获得好评的录音控制台销售一空，而且成了私营广播公司节目编制的王牌货。
有关人员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
那时若采用直接播送，慢的一年，快的半年就得垮台，能够支撑下来的正是磁带录音机。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产品购不进来，便迅速转为引进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机器。
在这一时期，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磁带录音机为私营公司的起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技术人员以此为跳板，全力以赴进行新产品的研制及普通机的改良工作。成果之一就是木原信敏研制的便携式录音机。
1951年，日本放送协会广播员藤仓修一赴美采访太平洋战争的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机场，在这个手提式小录音机帮助下，他录下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讲话。这个举动让手提式小录音机备受关注。
对磁带录音机的需求在视听教育中奠定了基础，继而发展到广播领域，磁带质量的提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1年，盛田昭夫的弟弟盛田正昭从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专业毕业，进入了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盛田正昭立即被派到东北大学计测研究所所长冈村俊彦教授的研究室，学习研究磁性粉及其氧比物的技术，以期攻克难关。
至1951年下半年，民间广播热达到沸点，日本的广播界开始使用“苏格兰”醋酸盐材料的录音磁带，因为这种磁带表面光滑，频率特性优越。至1952年，对美国制造的醋酸盐材料录音磁带的进口遏制解除，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美制磁带，公司因此陷入困境。
有一天，盛田昭夫带着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回到公司。
“这个人要卖给我们赛拉尼斯公司的醋酸盐材料，一块儿谈谈吧！”盛田昭夫兴奋地对井深大说道。
此人自称是“20世纪商会”的驻日贸易商派西·威廉，兼任赛拉尼斯公司驻日代表。他能讲些日语，因而说话越来越投机，双方终于谈妥了购进醋酸盐材料的事宜。
不久，期待中的醋酸盐材料到货了。但是，盛田昭夫他们不久就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这就是与美国驻日进口业的巴尔克姆公司有关专利权的争执。
在广播热潮中，磁带录音机的需要迅速扩大。着眼于此，作为办公用品、汽车部件和以驻日外国人为服务对象，美制磁带录音机的进口得到了通产省的准许。于是，通过百货店等，日本商人经营录音机的贸易公司应运而生，被称为安派克斯公司代理店的巴尔克姆贸易公司就是这样的公司。
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得知此事后，都大吃了一惊，立即购进这种录音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它的制作技术与东北大学永井教授发明的交流偏压法完全一致，盛田昭夫不禁勃然大怒，他认为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持有的专利权不容侵犯！
此事说来话长。
永井教授在日本取得专利后，曾在1941年年初向美国申请专利，并把发明资料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时过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件事便不明不白地搁置下来了。
虽然永井教授的专利在美国一直没有获准登记，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他的研究有兴趣的美国团体和个人利用这项研究的资料。
一年半后，美国有个叫卡姆拉斯的人，也发明了与永井专利完全相同的技术，并在美国取得了专利的同时，向除日本以外的其他主要国家提出申请，获得了专利权。但在日本确立的仍然是永井教授的专利权，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盛田昭夫他们买了这项专利之后，就发函给全球所有的录音机制造商，宣告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已经取得这项交流电偏压系统专利，并且愿意提供执照，同时，公司也告诉各制造商，如果他们想把应用这项专利的录音机销往日本，也必须预先向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取得执照。
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盛田昭夫他们决定向巴尔克姆贸易公司提出警告，要求他们迅速停止进口，或者交纳专利使用费用……
可是，巴尔克姆贸易公司根本无视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再三警告，更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美国产品的优越性。迫不得已，盛田昭夫他们决定向法庭申请强制命令。
盛田昭夫已不是第一次与美国人谈判，上次谈判的结果就相当不错，这曾经让盛田昭夫开始对将来有了新的勇气。
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心拼上老命了，要么任人宰割，要么冲出樊篱！何况，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专利还经过盟军总部的同意，仅这一关就使得盛田昭夫理直气壮！
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最后一次向巴尔克姆贸易公司发出严正抗议，但是被蛮横地拒绝了，还说：“战败国不得如此狂妄！”
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再也忍无可忍了，立即向法庭递交了巴尔克姆贸易公司侵犯权益的起诉书。
1952年9月15日的《朝日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在选举、广播报道和教育中广泛应用，现已成为“时代宠物”的磁带录音机，围绕其专利权，日美同行业间发生了激烈的摩擦。
就这一专利权纠纷，在通产省内部、电气通信机械课与专利厅通信测定课也发生了对立，事情的发展引人注目。
产品占国产磁带录音机1/3的东京通信工业公司，以美国的输入者巴尔克姆贸易公司为对手，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暂时禁止美制磁带录音机的输入、销售、使用、陈列、移动等，从法院作出决定后的第十五天起，东京的巴尔克姆贸易公司及日本桥高岛屋两处、大阪心斋桥一带的首都商会一处，共计3处进口的数十台磁带录音机，都被临时查封。因而这一问题迅速表面化起来。
《朝日新闻》刊载的这则消息一直被盛田昭夫珍藏着，他说：“法庭听取了我们的辩辞，颁布了强制命令。我们随着有关官员到了海关的仓库，毫无惧色地在门口贴上封条，禁止巴尔克姆贸易公司运走那批磁带录音机。报纸认为这个故事是绝佳的题材，代表着日本独立的立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家我们这样的日本小公司竟然大胆地向美国制造商挑战，因此报纸把这件事当作头条处理。”
当时的东京通信工业公司，虽然以最早研制开发国产磁带录音机而引起人们注目，但它毕竟不过是个资金2000万日元，职工人数不足200名的中小企业。这样的公司竟能挤出400万日元的寄存保证金，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使有关企业部门目瞪口呆，而共同持有专利权的日本电气公司居然静观以待，希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同行业的一些人也说：“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恐怕是别有所图吧！”
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然而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确实别无所图，他们认为这一问题是牵涉到日本全体产业界的违约行为，如果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以后就会有接二连三的违约行为发生。因此，盛田昭夫他们坚定了决心，即使对手是美国，也决不妥协让步。
对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强硬姿态持批判态度的，是准许巴尔克姆贸易公司输入磁带录音机的通产省电气通信机械课。
主管课长陈述了如下见解：
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正确地行使了自己的专利权。但以此权利为遮掩，独占交流偏压法磁带录音机的生产权，甚至拒绝其他公司交纳正当的专利使用费，这样生产录音机的态度，通产省是难以认可的。
这番慷慨陈词刊载于1952年9月25日的《朝日新闻》，但这是一个歪曲事实的意见。交流偏压法的专利，是与日本电气公司共有的，并非东京通信工业公司一家独占。如若有意制造磁带录音机，只要与日本电气公司协商，也是可以的，单单批评东京通信工业公司一方，未免失之偏颇了。
另一主管部门专利厅通信测定课持完全的支持态度，明确表示：“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措施是正当的。”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由于巴亚利斯柑橘事件、日本可乐事件等，日本厂商遭到了美国以侵犯图案、商标权为名的严厉惩罚，专利厅对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支持也多半出于对此的反击。
通产省与专利厅的对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这是明显的事实，当时在日本放送协会任职的岛茂雄的谈话，颇能充分说明问题，事前盛田昭夫曾与井深大谈过，因而某种程度上颇知内情。只是那时他们都年轻气盛，好胜心强，认为有理的事就该竭力去干。
“但我到底是日本放送协的工作人员，因而也不可能有所偏袒，所以，如果巴尔克姆贸易公司卖给我们录音机，经研究，好的产品当然要购进。由于这层关系，我屡屡被上司技术局局长叫去问道：‘实际情况如何？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主管部门和同行业界众说纷纭，巴尔克姆贸易公司也并没有沉默，他们向美国制造商报告了情况，厂商表示他们早已向卡姆拉斯专利权的所有者美国艾摩研究中心取得专利权。他们还借助占领军的力量向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施加压力。
有一天，盟军总部专利局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井深大，说想见他。接到通知，井深大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时，谁要是被盟军总部找去，谁就得担心是否违反了规定，甚至还有坐牢的可能。
“恐怕就要这么给关进拘留所了……”
盛田昭夫和谙熟英语的前田多闻陪同井深大来到设在东京丸之内岸本大厦的盟军总部，原来盟军总部的官员想要了解有关这项专利权的有关事宜。
专利部门的上校很有绅士风度，上校检阅完文件并仔细听取了他们的说明，然后说：“好吧，我们一定妥善处理此事。”
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卡姆拉斯专利权所有者美国艾摩研究中心在中途露面了。这个公司以美国为主在世界21个国家取得了专利实施权。因而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如果不和这家公司缔结技术援助合同，就不能出口磁带录音机。对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来说，还没有这样不合算的事。
盛田昭夫千方百计四处调查，终于取得了证据，找到了永井教授研究报告的英文版本！他用大量事实证明了早在艾摩研究中心取得专利前，永井教授研究报告的英文版本已在美国公之于世！
井深大高兴得简直要跳了起来，因为如果以此为武器，在美国提出公诉，就会使得艾摩研究中心的专利失去法律依据，从而成为社会公有财产！
艾摩研究中心得知这一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永井专利的合法性。
这个案子诉讼了3年，直至1954年3月，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终于胜诉。
在诉讼过程中，盛田昭夫和他的同人们学习到了不少关于国际商务的知识。
这样，东京通信工业公司不但在“岸边”阻止了美国势力的“登陆”，而且还和共同拥有永井专利的日本电气公司得到了在日本出售磁带录音机的专利使用费。另外，以不追究艾摩研究中心责任为交换，取得了在美国无偿使用艾摩研究中心这一专利的权利，这一权利也适用于日本国内其他厂家。
只是有附加条件：获得专利使用权的厂家出口产品时，必须将使用费的一半交给东京通信工业公司。也就是说，这两家公司因共同拥有永井专利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利益。
一场“马拉松赛”终于跑完了，东京通信工业公司获得“冠军”。然而，这也招致了同行中的对立。他们要求开放永井专利，其中有的厂家试图钻专利的空子，向新系统的研制挑战。
先行一步的是自诩为立体声爱好者科技集团的赤井电机公司的赤井三郎。
赤井三郎不敢触犯永井专利，便在电路上略施小计，搞出所谓“新交流偏压法”来，接着生产出这种电路的磁带录音机“AT—1型”，投放市场，这是1954年8月的事。
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立刻向赤井电机公司提出严重抗议：“你们侵犯了专利！”
可是赤井反驳道：“这是我们独自研究出来的，并未触犯永井专利！”
于是，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又起诉赤井电机，以求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东京通信工业公司与赤井电机公司在研制上的激烈竞争从此开始了。其他那些被专利捆住手脚、想生产却又干不成的同行业中的有名公司，对赤井巧妙的游击战拍手鼓劲，公开批评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的霸道姿态，还在政治、资金方面捣鬼，明里暗里施加压力。
盛田昭夫深深地为同行这样的态度感到苦恼，何况磁带录音机是自己和同人用血汗凝聚而成的产品啊，怎么能够轻易开放专利呢！
发现各国文化差异
盛田昭夫的心中早就酝酿着要为东京通信工程公司开辟一个国际市场，这样一来，井深大和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出外旅行。
1952年，磁带录音机的生意做得很好，井深大想到美国去一趟，看看那里的磁带录音机还有什么新的用途，还想了解更多有关制造磁带本身的情况。他基本上不会说英语，但他能想法子应付，而且善于观察事物。
令人失望的是在美国他仅在一些语音实验室里发现使用录音机，而录音机在日本的学校里比在美国使用得更加广泛。另外一件使井深大感到失望的事是没有一家磁带生产厂允许别人参观。但是这次旅行却仍然使他们受益匪浅。
1948年，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两人都曾经从《贝尔实验室记录》上了解到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雷和其他人的工作情况，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对威廉·肖克雷他们的发现非常关心。
那一年，在美国的小报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有关贝尔实验室发明了一种叫作“晶体管”的元件的报道，井深大在美国旅行时第一次听说很快就可以买到这种奇妙的小玩意的许可证。于是，当他回到日本后，他便立即开始进行筹划。
盛田昭夫他们对这种固态元件完全是陌生的，要弄懂它，并决定用它做什么，那绝不是一两个工程师可以完成的事。
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塔夫特旅馆里，房间太嘈杂，井深大晚上无法入睡，他想到自己的公司里现在有120名职员，其中1/3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有各种专业，例如电子、冶金、化学和机械，开发公司自己使用的晶体管这项工作将是对他们技能的一次挑战。他当时并不知道可以用晶体管做什么，但他对它所代表的技术突破感到非常激动。
第二天井深大想去拜访西电公司专利许可证经理，因为西电公司是贝尔实验室的专利持有者。但是他们告诉他，经理先生太忙，没时间见他，井深大只好求助一位朋友，他叫山田志道，住在纽约，在一家日本的贸易公司做事。井深大拜托他代为打听，然后就独自回国了。
那个时候生产的晶体管并不是盛田昭夫已经取得许可证，制造出来后直接使用的晶体管。这个奇妙的小玩意是电子技术上的突破，但是它只能用在音频频率的场合。
事实上一年以后，当盛田昭夫最后签署专利协议时，西电公司告诉他，如果想用它来开发家用产品，那么只能做助听器。
那个年代还没有可用于收音机的晶体管。当然盛田昭夫对助听器的市场并没有兴趣，因为它极其有限。盛田昭夫想做一种人人都用得着的东西，于是计划让公司的研究和技术人员开发出自己的高频晶体管，用于收音机。
盛田昭夫开始考虑用晶体管可以制造什么样的收音机。当时在收音机领域里的国际潮流是一种新的概念。“高保真”，这个新名词很快成为时尚。人们想听纯正的声音，真实的再现，或者至少是生动的再现。
有些早期的高保真发烧友已经买了各种声音的唱片，包括火车头的噪音、飞机起飞、马在奔跑、警笛、老式武器开火以及其他各种音响效果，就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新机器。扬声器变得越来越大，声音也越来越响，一些新词汇，像低音喇叭、高音喇叭、失真、反馈等，纷纷进入人们的语言。
使用很多真空管组成的放大器被认为可以产生最纯正的声音。但盛田昭夫却在设想用晶体管取代笨大的、发热的，而且不可靠的真空管。这将给他们带来一次机会，不仅可以使电子产品的体积减小，还可以降低功耗。
如果可以设计出一种能够在相当高的频率下工作的晶体管，那么他们就可以制造出使用电池的超小型收音机。盛田昭夫希望能用最小的功率收到最逼真的声音。
日本人一直对小型化和紧凑化很感兴趣。
日本的盒子是套装的，日本的扇子是折叠的，条幅可以卷起来，屏风上用艺术的手法描绘出整个城市，可以折叠，可以整齐地拢到一边，或者用于装饰、娱乐和教育，或者只是用来分隔房间。他们的目标是生产一种收音机，小得可以装进衬衣口袋，不是便携式，而是袋装式。
以前美国无线电公司也用“花生米”真空管做出过中型便携机，一半的空间都被昂贵的电池占掉了，电池的寿命大约只有4个小时。晶体管可能可以解决功耗和体积的问题。
由于大家都想开发晶体管领域，所以当听说可以买到它的技术许可证后，盛田昭夫马上到纽约去签署最终协议。他也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哪里有公司的立足之地，所以他打算把纽约的事办完后再到欧洲去一趟。
当他在东京羽田机场登上飞机时心情很激动，手里拎着一只箱子，肩上背着一个包。
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辽阔使他大失所望。什么东西都很大，距离都很远，开阔的空间一望无垠，各个地方互不相同。盛田昭夫认为不可能在这里销售自己的产品。这个地方把他制服了。美国经济发达，看上去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缺。
当盛田昭夫把西电公司的许可证寄给井深大时，他突然产生了信心。当时日本的外汇控制得很紧，他们必须得到通产省的批准后才能将25000美元的许可证费从日本汇出。晶体管是如此的新颖，而日本的外汇又异常紧张，整个国家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正在开始加速发展，所以通产省的官僚们看不出这种元件有什么用，也就不急于批复。
另外，通产省认为像东京通信工业这样的小公司不可能担当搞全新技术的重任。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曾顽固地加以反对。井深大对这种鲜为人知的元件将来的用途作了雄辩的说明，但还是等了6个月才使官僚们相信。通产省从来就不是日本电子工业的帮助者，尽管有些评论看来如此。
当通产省还在考虑盛田昭夫的申请时，他正在旅行途中。他飞往欧洲，在那里参观了很多公司和工厂，并对公司和日本的前途开始感到轻松了一点。他参观过大众、奔驰、西门子以及其他一些小公司，其中有些小公司在后来的岁月里消失了。
当然，在电子领域里，盛田昭夫想参观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电子公司。正是参观飞利浦公司给了他勇气和新的启发。
在离开德国时，他有点灰心。尽管战争中德国受到重创，各方面的条件却都在迅速得以恢复，相比之下，日本的战后进程显得太缓慢了。
有一天，在杜塞尔多夫市的科尼西大街的一家餐馆里盛田昭夫要了一份冰激凌，服务员端上来时在上面插了一把纸做的小伞，作为装饰。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从你们国家来的。”
服务员的话里透着对盛田昭夫的恭维。但盛田昭夫想，这也就是他对日本和日本的能力的理解，而且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自己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
盛田昭夫乘火车从杜塞尔多夫来到埃因何温，当穿越边境从德国进入荷兰时他发现了很大的区别。
德国尽管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但是正在变得高度的机械化，大众汽车公司每天已经可以生产出700辆小轿车。每个人都在快速地重建和生产各种东西和新产品。
但是荷兰的很多人还在骑自行车。这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而且还是一个很小的农业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古老的风车，就像老早的荷兰风景画。不管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那么古雅。
当盛田昭夫最后到达埃因何温时，他惊奇地看到飞利浦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公司，尽管他事先已经了解到飞利浦的电气产品在东南亚和全世界都很成功。盛田昭夫记不起他原来希望看到什么，但是他想象中伟大的N．V．飞利浦先生的企业实际是建立在一个小农业国边远一角的小镇上，太令人感到惊奇了。
当地人为了表达对飞利浦博士的敬仰，不仅在火车站前树立了他的塑像，还将火车站大楼做成台式收音机的形状。在火车站前，盛田昭夫凝视着飞利浦博士的塑像。这让他想到了故乡的小铃谷村和曾经树立在那里的高祖父的铜像。
盛田昭夫在城里漫步，脑海里还在想着飞利浦博士。参观完工厂后，他一直在想，一个人出生在这样一个农业国的边远小镇上，竟然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巨大的、高技术的、世界知名的公司！也许自己在日本也能做到。
这真是一个梦想，他在荷兰写给井深大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飞利浦能够做到，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到。
那时候盛田昭夫简直不会说英语，他是作为旅游者去参观工厂的，绝不是头面人物的访问，一个公司的负责人都没有见到。那时他只代表着一个不知名的公司。
但是从那以后的40年里，索尼和飞利浦这两个从很小的偏远地方发展起来的公司多次合作，共同设计标准，联合开发了多项领先技术，包括标准盒式录音带，最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家庭音响和数字激光唱盘，在激光唱盘中索尼的脉冲编码调制研究能力与飞利浦公司的精密激光技术熔于一炉。
索尼名称的诞生
在1953年，盛田昭夫第一次出国旅行时就想过，公司的全称“东京通信工程株式会社”不适合印在产品上，因为它太饶舌了。
即使在日本，自己公司也要把它简称为“东通工”。但是在美国，盛田昭夫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这两个名称来。盛田昭夫认为“东京通信工程株式会社”用英文翻译出来很笨拙。
有一段时间他们试着用过Tokyo Teletech，但是当听说美国有一家公司叫Teletech时，他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看起来，如果不想个聪明的办法，他们公司的名字就不会为人所知。盛田昭夫也想过，不管取个什么样的新名字，都必须一箭双雕，它既要是公司名，又要是商标名。这样他们就不需要为了使两者都出名而付出双倍的钱来做广告。
盛田昭夫也试过一段时间的公司标志，在一个细线圆中放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金字塔的两侧各插入一个锲形，构成一个独特的“T”。他们的第一批晶体管和晶体管收音机都需要一个特殊的、明智的商标，以便于人们记忆。盛田昭夫等人决定首先在晶体管收音机上使用新的商标，而且这个商标将来还要用于其他消费产品上。
盛田昭夫在美国时为这件事考虑再三，在那里他注意到很多公司都使用3个字母的缩写标志，例如ABC、NBC、RCA和AT&T等。有些公司也使用其全名作为标志。他觉得这种做法颇具新意。
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从进口汽车的牌子上来辨认它的名称，三尖星是奔驰，蓝色的椭圆是福特，卡迪拉克的皇冠，皮尔斯的箭头。后来很多公司开始把名称与标志一起使用，像雪佛莱、福特、别克，还有其他一些汽车，即使不会读，也知道它们的名称。盛田昭夫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办法。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决定公司的新名称。他们一致同意不用标志。名字本身就是标志，所以不能太长，最多四五个字母。
日本所有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和胸针，一般都取公司标志的形状，外人是无法识别的，只有几家非常著名的公司除外，例如三菱公司的3个菱形。就像汽车公司一样，他们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公司标志，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司名称，盛田昭夫也感到真的需要一个名称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每天只要一有时间，他们就会展开讨论，并把每一种可能性都记下来。盛田昭夫要取一个新名字，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都可以被人识别，都可以用当地的语言读出来。
他们试了一个又一个。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翻阅了不少字典，想找一个漂亮的名字，他们偶然地找到一个拉丁文单词，“sinus”，意思是声音。这个单词本身好像就有声音。
盛田昭夫的事业与声音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sinus”上。当时在日本，借来的英语俚语和绰号变得很流行，有些人把开朗的、聪明的男孩叫作“sonny”或是“sonny-boys”。显然“sunny”和“sonny”这两个单词都有乐观的、明亮的发音，与那个他们正在研究的单词相似。当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sonny-boys”。
不幸的是，在日本“sonny”这个单词会给他们惹出麻烦，因为根据日语对罗马字母的拼读规则，“sonny”应读成“sohn-nee”，它的意思是输钱。这种名字是不能用来发布新产品的。
这个问题让盛田昭夫他们动了一阵子的脑筋，有一天盛田昭夫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去掉一个“n”变成“Sony”呢？正是它！
这个新名字有一个好处，在任何语言中它都没有意思，而只代表“Sony”这个发音，容易记忆，又包含了盛田昭夫需要的内涵。更进一步，就像盛田昭夫提醒井深大的那样，因为它是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很多国家的人都会觉得它是自己的语言。
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花钱教人学英语和使用罗马字母，也包括日本在内。学英语和使用罗马字母的人越多，认识他们公司名称和产品商标的人就会越多，而他们不需要花一分钱。
于是他们开始在产品上使用“SONY”这个商标，但还是将公司的名称保留了一段时间。第一个产品上的商标用的是一个方框，中间有4个细线斜体大写字母。
不久盛田昭夫就意识到，要使新的名字被人识别的最好办法是将名字写得尽可能简单易读，于是盛田昭夫将新名字改写成传统的、简单的大写字母，并一直沿用至今。名称本身就是标志。
1955年SONY生产出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1957年生产出第一台袋装式收音机。它是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机，但它实际上比标准男式衬衣口袋大一点，尽管大家说它是袋装式的，却并没有具体指的是什么口袋。
大家都很喜欢这样一个点子，就是让一个销售员表演怎样把它轻轻松松地装进衬衣口袋里去。最后终于找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把销售员的衬衣口袋做得比正常尺寸稍稍大一点，刚好可以让收音机滑进去。
这个值得骄傲的成就有一点令人遗憾，SONY的晶体管收音机并不是市场上的第一台。
美国有一家由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支持的雷根西公司，在SONY之前用雷根西这个牌子推出了一种采用TI晶体管的收音机，但是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并没有在市场销售上下功夫。
雷根西已经在这个行业中占有领先地位，本应可以利用这种地位开辟巨大的市场，就像SONY后来做的那样。很明显，他们错误地判断这个行业没有前途，于是就放弃了。
新推出的小收音机用上了新的商标SONY，盛田昭夫对发展晶体管化的电子产品有庞大的计划，并且希望袋装式小型收音机是未来成功的一个预兆。
1957年6月，SONY公司在东京羽田机场入口处的对面树起了第一块写有“SONY”的广告牌，同年年底又在东京中心的银座地区也树了一块。
1958年1月，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正式改名为索尼公司，并于同年12月列入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名单。
索尼公司在17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SONY”这个名字，包括很多行业，不光是电子工业，为的是对它加以保护，以免别人在同类产品上利用它。但是他们很快就得知正是在日本国内有人侵害了这个名字。
一天，盛田昭夫他们打听到有人正在销售“SONY”牌的巧克力。
盛田昭夫为公司的新名称感到非常自豪，而为有人想利用它感到很气愤。那家利用索尼名称的公司以前在他们的产品上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牌子，当索尼公司名声在外的时候，他们却改头换面。
他们为一系列的巧克力和零食注册了“SONY”这个牌子，甚至把他们的公司都改为了“索尼食品公司”，连使用的字母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时候索尼公司经常使用一个叫“Sonny Boy”的小小卡通人物来做广告。这个卡通人物的名字叫“阿诚”，是由日本《朝日新闻》报的漫画家创造的。假索尼的巧克力商人也开始使用相似的卡通人物。看到这种东西在大百货商店里出售，盛田昭夫感到恶心和生气。
索尼公司把冒名顶替的骗子带上了法庭，并请了许多知名人士，例如演艺明星、报界记者和评论家，来证实他们给索尼公司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有一个证人说，他看到SONY牌的巧克力后以为索尼公司现在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因为它要靠卖巧克力来维持生活，而不再搞电子高技术；还有一位证人说，她对索尼公司有印象，它是一个真正的技术型的公司，所以它的巧克力肯定是一种合成物。
盛田昭夫担心如果让这种巧克力继续充斥市场，它将会把人们对SONY公司的信任完全毁掉。
盛田昭夫一直认为商标就是企业的生命，必须全力加以保护。商标和公司的名称并不是耍小聪明，它们代表着责任和对产品质量的保证。如果谁要想随便利用别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信誉和能力，这跟偷盗并没有什么两样。
尽管有人盗用索尼的名称，盛田昭夫却并不为此而沾沾自喜。
在日本打官司是要花很长时间的，这件案子拖了4年，但索尼公司总算是赢了。在日本的历史上，法院第一次使用了不正当竞争法而不是专利或商标注册法，来为索尼公司伸张正义。
巧克力制造商是注册了名称，但却是在索尼的名称变得深入人心之后。为了证明这个名称是可以公开使用的，他们的律师曾经到全国各大图书馆去查过，想找出这个名称属于公用范畴的证据，但他们肯定大吃一惊。
结果他们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无论哪本字典里也找不到SONY这个单词。盛田昭夫早就料定他们会发现这一点，因为他们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这样做过。这个名称是独一无二的。
打造索尼品牌
虽然索尼公司还很小，但是盛田昭夫认为日本是一个很大的、有潜在活力的市场，日本的工业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日本的公司必须出口产品才能生存下去。
日本除了人的能力之外，没有其他自然资源，日本别无出路。所以他们很自然地盯着国外市场；另外，随着生意日益兴旺，很明显，如果不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就不可能把公司办成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当初所设想的那样。
他俩要改变日本货质量差的形象。他俩推断，如果要想出售质量好的高档产品，就必须有一个宽裕的市场，也就是要找一个富有的、高品位的国家。
作为一家新公司，他们必须在日本的市场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原来的老公司正在恢复生产，打出人们早已熟悉的牌子。他们必须创造自己的名牌。他们为此而推出新的产品，甚至还为它们编造了一些新名词，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创新也有不好的一面。当第一台磁带录音机被投入市场的时候，它在日本还不为人知。
当然，索尼公司不能将磁带录音机，即“taperecorder”一词注册为己有，他们只好提出“Tapecorder”，即家居音响。因为市场上只有他们的产品，Tapecorder这个名字几乎一夜之间就变得家喻户晓了。
后来，当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开始制造磁带录音机时，人们把所有厂家产的磁带录音机都叫作“Tapecorder”，这种现象是否值得庆贺，实在令人怀疑。
从那以后，他们特意强调，在他们的产品上显著地标明公司名称，尽管他们仍然给一些产品创造新名字，像随身听就是一例，这样一来，商标名称、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就都很清楚了。
索尼公司的进展很顺利，但要想在日本建立起自己的名声，那还要通过激烈的竞争。而且日本人一旦相信一种牌子的商品，就会成为那种商品的忠实用户。
但在国外大家却站在同样的基础上，也许索尼比别的公司还好一点。日本的消费品在战前实际上无人知晓。任何印有“Made in Japan”，即日本制造的商品在战前运到国外去时都给人留下了质量极差的印象。
在美国和欧洲很多人对日本的了解仅仅限于纸伞、和服、玩具和其他的便宜货。在选择公司的名称时，盛田昭夫并没有故意地隐藏自己的身份，而且按照国际规则还必须说明产品的原产国名，但是对此他也确实不想加以强调，怕的是在能够展示产品质量之前就被人拒之门外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总是把产品上“Made in Japan”，即日本制造这一行字印得尽可能小，有一次因为太小了，美国海关逼着他们把它重新印大。
盛田昭夫从早期试着推销磁带录音机的经验中意识到市场实际上就是一种交流。在日本的消费品分销传统系统中，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是相互隔开的，绝不可能交流。产品要经过第一、第二甚至第三个批发商才能到达零售商的手里，制造者与最终的用户之间隔着一层又一层的中间人。
这种分销系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它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代价太大，而且效率也低。每过一道手，价钱就要上涨一次，有些中间人甚至根本就没看到货。也许这种系统对日用品和低技术的东西是合适的，但索尼公司一开始就意识到它不能满足自己公司和公司的高技术新产品。
第三或第四道转批发商简直不可能再对产品和想法有兴趣和热情。索尼公司必须教会用户如何使用产品。要是这样做，他们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渠道，以自己的方式把产品推向市场。
索尼公司推出了很多产品，这些产品以前市场上从来没见过，实际上也没人制造过，例如晶体管收音机和固态个人电视机，他们开始享有领导新潮流的声誉。
有些人把索尼公司比作电子工业的试验白鼠。如果他们生产出一种新产品，同行里的巨头们就会等着看他们的产品是否会成功。如果成功，他们就会向市场上推出大量的相同产品，占尽索尼公司努力的结果。
在很多年里情况就是这样。索尼公司总是首先出场。他们的大部分主要产品，从小型固态收音机、晶体管电视机、随身听立体声放音机、随身看手持式平面电视机到随身听CD放音机等都遭到了跟风。
索尼公司把立体声引入日本，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家用录像机，发明了单枪三束彩显系统，改进了计算机的3.5英寸软盘。索尼的手持式摄像机和小型放像机给全世界的电视新闻采集和播放带来了一场革命。
索尼首创了玛维卡无胶片照相机和光盘系统，还发明了8mm录像带。而这些只不过索尼公司的一小部分。
刚开始的时候，索尼的成功记录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当他们开发出一种产品投入市场后，竞争对手就会采取小心谨慎的等待和观望态度。
早期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独占市场，然后其他竞争者才会相信新产品是成功的。他们赚了大笔的钱，整个市场都是他们的。但是当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业绩越来越明显时，其他人在投入进来之前的等待时间就越变越短。
为此，索尼公司只能在新产品上领先三个月，此后其他人就会进入市场，推出他们生产的同类产品。如便携式CD放音机上，索尼公司幸运地得到了一整年时间，而在随身听磁带放音机上仅只六个月。说起来这应该很让盛田昭夫值得骄傲，但是代价太大了。他们必须为改进产品保留一笔费用。多年来索尼公司一直把销售额6%以上的资金用于研究与开发，有些年甚至用到10%。
索尼的计划是用新产品引导公众，而不是去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公众并不知道能够买到哪些东西。所以索尼公司并不是去搞大量的市场研究。而是改进他们对产品和产品用途的思想，再通过交流来教育公众，从而创造出一个市场。
比如，关于众所周知的随身听，这个想法是这样形成的。
有一天井深大到盛田昭夫的办公室来，他带来一台公司制造的便携式立体声磁带录音机和一副标准尺寸的耳机。他看上去不高兴，对这种系统的重量颇为不满。
盛田昭夫问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解释道：“我想听音乐，但又不想打扰别人。我不能成天坐在立体声录音机旁边。我是这样来解决的，我把音乐随身带着，但是这个机子又太重了。”
对这件事盛田昭夫已经考虑了很久，现在正像井深大说的那样，它成为一个焦点。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没有音乐简直就不能活下去，几乎每个人在家或者在车里都有立体声录音机。
井深大的抱怨促使盛田昭夫立刻采取行动。他命令公司的工程师拿来一台可靠的小型盒式磁带录音机，这是他们的产品，叫“软件工程”，盛田昭夫让他们把录音部分的电路和喇叭去掉，换上立体声放大器。他又交代了一下他所想要的其他细节部分，包括非常轻的头戴式耳机，结果这个要求后来成了随身听开发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
每个人都使盛田昭夫感到为难。似乎没人喜欢他的想法。在一次产品规划会上，一位工程师说：“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但如果没有录音功能，还会有人买吗？我看不会。”
盛田昭夫回答说：“既然成千上万的人都买了车用立体声放音机，它也没有录音功能，我想这些人也会买这种机器的。”
没人公开笑他，但他也没说服项目组的人，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干下去。甚至在制造出第一台样机之前，盛田昭夫还独断专行地规定销售价应该适合年轻人，使得他们好像买本书一样。
不久，第一台试验产品就交到了盛田昭夫的手中，还配有一副新的轻型耳机。盛田昭夫为它小巧的尺寸和耳机产生的高品质声音感到高兴。
在传统的大喇叭立体声录音机中产生声音的大部分能量都浪费了，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声音可以到达使用者的耳朵里，其余的声音只是引起墙壁和窗户振动。他们的小机器只需要一点点电池的能量用于放大器就可以驱动轻型耳机了。轻型耳机的保真度与盛田昭夫预期的一样好，或者说还要好些。
盛田昭夫兴冲冲地拿着第一台随身听赶回家，试着听各种音乐，但盛田昭夫发现他的妻子不高兴了，她感觉受到冷落。于是盛田昭夫决定，每个随身听带两副耳机。又过了一周，生产部门又做出一种机型，有两个耳机插孔。
过了几天以后，盛田昭夫邀请他的高尔夫球友、小说家正治薰去打高尔夫球。坐车开往俱乐部去时，盛田昭夫递给他一副耳机，请他听一盒录音带。盛田昭夫自己则带上另一副耳机，观察他的表情。
他很惊奇又很高兴地听到他的妻子、音乐会钢琴家中村弘子正在演奏格里希的钢琴奏鸣曲。他开心地笑了，想说什么，但是因为他们都戴着耳机，所以他不好说话。
盛田昭夫马上意识到这是个潜在的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让我们的人再在机子上加一个用按钮控制的麦克风，这样两个人就可以通过“热线”在音乐之上互相对话了。
盛田昭夫认为索尼公司已经生产出了极好的东西，他对此充满热情，但是市场销售人员却并不满意，他们说这种东西会卖不出去的。对这样一种大部分人都觉得没用的东西盛田昭夫却激动万分，真让他感到十分尴尬。但他对这个产品的生命力非常自信，所以他表态说他个人愿意对它负全部责任。
他完全没有理由为此后悔。这种想法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而随身听刚一问世就大获全胜。其实盛田昭夫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随身听这个名字，但它却似乎到处都很流行。
索尼美国公司和索尼英国公司都很担心印上随身听这样不符合语法的名字的产品恐怕卖不出去，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不改。后来虽然索尼公司在海外市场上又试过其他名字，在英国试过Stow Away，即收藏，在美国试过Sound About，即耳机，这些名称没有叫响，而随身听却名声大振。
最后盛田昭夫打电话给索尼美国公司和索尼英国公司，告诉他们：“这是命令，就用随身听！”
不久索尼公司就很难跟上订货的要求了，所以不得不设计出新的自动机械来对付潮水般涌来的订货。当然，他们铺天盖地的广告也促进了销售，在日本索尼公司雇用了年轻的夫妻星期天到东京银座的“步行者天堂”去散步，一边走一边听随身听，大出风头。
虽然开始的时候盛田昭夫曾考虑到一个人单独听音乐显得不大礼貌，但是使用者认为他们的小机器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盛田昭夫还在希望人们可以共享随身听时，就已经发现每个人都只愿意自得其乐，所以我们干脆拿掉了“热线”，后来在大部分机型上又取消了一个耳机插孔。
盛田昭夫一直认为随身听会成为流行的产品，但甚至连他都没有做好准备。在销售台数达到500万时，他对曾一度持怀疑态度的项目组提出，他预计这只是个开头。从第一台随身听上市以来，他们已经卖出了2000多万台，共有70种不同的型号，甚至还开发出防水和防沙型，更多的品种还在层出不穷。
非常有意思的是，随身听是把一些功能从录放机中拿掉，现在却几乎走了一个圆圈，他们又把原来拿掉的功能拿回来，或者是再加上一些附加装置，例如小型扬声器，甚至还加了新的东西，例如从一盘磁带拷到另一盘上。
索尼公司开始建立自己的销售和分销网络，使他们的信息可以直接与用户见面。在适当的场合仍使用原有的分销系统的同时，索尼公司也建立了自己的渠道，只要有可能，盛田昭夫总是直接与经销商打交道。
这样一来，盛田昭夫可以认识经销商本人，使他们懂得索尼产品的价值和用途。索尼的经销商也就变成了传播者，并且还鼓励零售商也这样做。
开辟海外市场
1955年，索尼公司生产的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很小，也很实用，他们为此感到非常骄傲。盛田昭夫把美国看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市场，那里的经济发达，就业率高，美国人很开通，喜欢新东西，而且国际旅行也越来越方便。
盛田昭夫带着价值仅29.95美元一个的收音机到纽约去，看是否能够找到零售商。
但遗憾的是，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兴趣，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小的收音机？美国人都想要大收音机。我们的房子很大，房间多得很。谁会要这么小的收音机？”
盛田昭夫把他在美国看到的情况向公司人员解释，他说：“仅在纽约市就有20多个广播电台，是的，这里的房子很大，大得甚至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这个小收音机，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而不至于打扰别人。当然这种小收音机的保真度不及大收音机，但是就其体积而言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很多人对盛田昭夫的争辩都觉得有道理，向他提出了颇具吸引力的交易，但是盛田昭夫很谨慎，不止一次地拒绝了看起来可以赚大钱的机会。经销商认为他是在发疯，然而尽管索尼公司当时还很小，盛田昭夫个人也没有经验，但是时间最终证实了盛田昭夫作出的决断是正确的。
布诺瓦公司的人很喜欢这种收音机，他们的采购经理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真想进点货。就买10万台吧！”
10万台！盛田昭夫大吃一惊。这个订货数量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价值是索尼公司全部资产的好几倍。他们开始商谈细节，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把布诺瓦的名字印在收音机上。盛田昭夫的脑子转得飞快，他认为绝对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盛田昭夫曾发过誓，索尼公司决不当其他公司的原设备制造商。索尼公司要靠自己产品的实力为公司创造自己的名牌。
盛田昭夫回复他说自己还要与公司再商量一下。接着他把这笔生意的大致情况发回东京。公司的答复是让他接受订货。
盛田昭夫不喜欢这个主意，也不喜欢这个答复。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拒绝。索尼公司不能用他人的名字生产收音机。
当盛田昭夫回到布诺瓦公司再去见那个人时，刚开始他好像并没有认真地对待盛田昭夫。认为盛田昭夫怎么可能拒绝这样的订货？他认定自己吃定了盛田昭夫。
当看到盛田昭夫并不为之所动时，他干脆长话短说：“我们公司的牌子是花了50年功夫才建立起来的名牌，没有人听说过你们的名字，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的呢？”
盛田昭夫懂得他在说什么，但是他有自己的观点。于是回答说：“50年前你们的牌子也和我们今天一样，不为人知。我把新产品带到这里来，现在我要为我们的公司将来的50年迈开第一步。再过50年，我可以向你许诺，我们的公司将会与你们今天一样有名。”
盛田昭夫对这个拒绝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个决定给了他更多的信心和自豪，尽管当他回到东京向井深大和其他负责人谈起此事时，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他干了一件傻事。
但是，盛田昭夫从那以后却经常说：“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中最好的一个。”
当盛田昭夫在美国到处转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位经销商，他看过收音机后表示很喜欢。他说他有150多家连锁店，他想大量购进。
盛田昭夫很高兴，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要求盛田昭夫把连锁店的名字印在产品上。他只要求盛田昭夫对5000台、10000台、30000台、50000台和10万台收音机的订货分别给出报价。
多么好的一笔生意！回到旅馆房间后，盛田昭夫开始思考这笔大宗订货对他们在东京的小工厂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自从公司搬出御殿山上那所没刷过油漆又漏雨的房子以后，工厂已经扩大了许多。后来公司搬到了邻近的一个比原来更大、更结实的厂房里，而且还打算添置更多的设备。
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力在目前的小生产线上一年生产10万台收音机，同时还要生产其他的东西。他们的能力少于月产10000台收音机。如果承接10万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订货，他们就必须招聘和培训新工人，并扩充设施。这些意味着大笔投资和大规模扩产，也意味着一场大赌博。
盛田昭夫没有经验，还是一个年轻的新手，但是他有自己的智慧。他考虑了他能够想到的所有后果，然后坐下来画了一条曲线，有点像倾斜的字母U。
5000台的价格是正常价格，在这条曲线的起始部分。10000台的价格要打折扣，所以在曲线的底部。至30000台时价格回升。50000台的单价比5000台的高，10万台的单价比5000台的要高出很多。
盛田昭夫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他有他的道理。如果仅仅为了完成一次10万台的订货而将生产能力扩大一倍，第二年又无法再得到同样的订货，那他们就会遇到大麻烦了，可能会破产。因为情况如果真是那样，他们怎么能够负担得起新雇的职员和新增的闲置设备的开销？这种想法是保守的、谨慎的。
盛田昭夫有信心，如果他们承接下大宗订单，那么在有订货的情况下，赚来的大量利润可以付得起新设备的费用。然而扩产并非如此简单，要搞到新的投资是很困难的。盛田昭夫并不认为这种依靠订货的扩产是好主意。
在日本，他们不能在订货情况好的时候就雇人，不好的时候就裁人。他们对雇员承担长期的义务，反之雇员也对公司承担义务。
当然，盛田昭夫还有一点担心，如果他对10万台的开价太低，经销商可能会说，他愿意要10万台，但是先以10万台的单价买10000台试一下，以后他可能根本就不再买了。
第二天盛田昭夫拿着报价又来了。那个经销商看了之后眨了眨眼睛，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放下报价，耐心地说道：“盛田先生，我干销售代理这一行已经快30年了，你是到过这里的人中的第一个，对我讲买得越多价格越高。这简直不符合逻辑！”
盛田昭夫向他解释了他的道理，对方仔细地听他讲。当他不再感到吃惊后，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笑了笑，以10000台的单价订了10000台收音机，这对双方都比较合适。
盛田昭夫是幸运的，他对经商没有经验，也没有一个老板在身后督促，所以当他决定开出那份报价时，公司里没人可以加以否定。他在实干中逐步制定公司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期，盛田昭夫并不是唯一的在纽约经商的日本人。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者说很多人，都是仰仗懂得外国市场、在海外建立了办事处的日本大贸易公司。盛田昭夫并不认为这种做法十分好，因为这些贸易行都不懂得他们的产品，也不了解盛田昭夫的经商哲学。
盛田昭夫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美国的商人常常抱怨日本的分销系统太复杂，因为当他第一次计划向美国出口时，他对美国的市场之复杂感到惊讶而灰心丧气。每当他对美国商人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总是觉得出乎意料。
那时候为了把日本的商品出口到美国，公认的做法是把货交给一家在美国设有办事处的、有经验的日本贸易公司，由它把货再运到美国的港口，他们在那里的代理办完海关手续后把货交给分销公司，再转给批发商，最后到达零售商手里。
盛田昭夫可以理解美国和其他的外国商人在面对日本的分销系统和复杂的日语时受到的挫折，因为这就像他自己曾经面临美国系统和英语时的遭遇一样。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成功地找到了摆脱现存系统的出路，这也是他当初在美国的必经之路。
索尼公司需要一条分销的途径，通过这条途径，可以把他们的新技术和它的好处更加方便地、直截了当地传递给消费者。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寻找这条途径。这是他们必须经历的艰难的学习过程。
在美国站住脚跟
盛田昭夫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如今他又承担了公司在美国的销售工作，实在是力不从心，在好朋友格罗斯的建议下，盛田昭夫决定委托达尔莫尼克公司作为索尼公司的代理。
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4000台索尼收音机被盗。盛田昭夫立刻报了案，焦急地等待警方的回复。
在美国，盗窃案件屡见不鲜，但这件事却被报纸大肆渲染。
有一家报纸这样写道：
昨天，在达尔莫尼克公司的仓库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4000台索尼收音机被盗走。
尽管路上行人很多，但在傍晚18时左右，却有四五个男工从二楼破窗而入，将卡车停在路旁，堂而皇之地将东西偷走了。
最令人奇怪的是，仓库里存放的不仅有索尼公司的产品，还有这家贸易公司经手的所有制造商的各种产品，可是那帮小偷却独独看上了索尼的产品。
索尼是日本一家普通公司，但发展速度却相当惊人，最近已进军美国市场，他们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具有独特的魅力。
看到报纸后，盛田昭夫转忧为喜，他没想到自己一分钱不花，却有几个小偷帮他做了一回广告，收到的宣传效果是出人意料的。由于这起偶然事件，索尼公司一夜间闻名美国，被盗损失总额高达10万美元，但是那不是索尼公司的损失。
索尼公司分文未花，却达到了极其有效的广告宣传效果。不仅如此，还意外地得到了相当于被盗数量4000台收音机的追加订单。
这段插曲说明了索尼公司的收音机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
收音机被盗事件也使索尼公司一跃成名，终于在美国站稳了脚根。
可是这时，索尼与达尔莫尼克公司之间却出现了问题。原来，索尼的名声越来越响，销售数量直线上升，达尔莫尼克公司这家代理店，不考虑如何保证商品质量，却总是降低商品价格。
有一次，甚至未经盛田昭夫的同意，达尔莫尼克公司便自作主张地将收音机的皮套降价出售。盛田昭夫为此非常气愤。
他找到经理，生气地说：“为什么总是不经我同意，就擅自降价呢？”
“我这样做，也是为你们好，大家都可以多赚些钱。”
“我们更强调质量，注重长远的利益。”
“你们应该生产那种价格低廉一些的收音机，这样薄利多销，一定可以大发一笔的。”
经理没有领会盛田昭夫的意思，反而兴冲冲地说：“请原谅，我实在没法同意您的看法。”
盛田昭夫接着更加认真地说：“我们不想为了赚钱，而降低产品的质量。”
经理开始默不作声。
“索尼的商标不是廉价商品的代名词，请您以后不要再自作主张了。”
“好吧！”经理悻悻地答应了。
没多久，索尼公司向全世界公布了晶体管电视研制成功的消息。达尔莫尼克公司见有利可图，居然没和盛田昭夫打声招呼，就以代理店的名义做起了广告宣传。
这可把盛田昭夫给气坏了，盛田昭夫马上找到律师罗西尼。说：“我要和达尔莫尼克公司解除关系。我早就对他不满意了，如果再合作下去，会有更多的麻烦。”
“你不想让对方代销电视机？”
“是，我担心这种世界首创的划时代电视机一旦交给他们，被他们降价或者打折出售，那会毁了索尼的声誉。”盛田昭夫懊悔地回答。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要和他们解除关系，请你帮我做这件事。”
“这会很麻烦。”
“我已下定决心，请你尽快办成此事。”
律师罗西尼答应了盛田昭夫的请求，开始和达尔莫尼克公司商谈解除关系。
可是达尔莫尼克公司拒绝接受任何解释，他们提出：“如果索尼公司要解除合同，就必须赔付100万美元的违约金。”
盛田昭夫对这个数字大吃一惊。
罗西尼对此无奈地解释道：“现在看来，付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简直是漫天要价，100万美元对于索尼来说可不是个小数字。”
“不必着急，只要他们肯说出条件，就还有机会。”
“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和这家公司解除关系。”盛田昭夫再一次强调。
经过盛田昭夫和律师的讨价还价，违约金的数目一点一点往下降了，一直降至10万美元。
“差不多到极限了，可以答应了吧？”盛田昭夫高兴地说。
可律师却不愿意，他对盛田昭夫说：“再给我一天时间，我准能让他们再降。”
第二天，律师果然带来了好消息。
“违约金最后降到了75000美元。”
盛田昭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结果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由衷地感叹，并问罗西尼律师：
“你做得太好了，我该付给你多少酬金呢？”
“25000美元。您不是说过10万美元已是最低限度了吗？我的报酬可是从对方嘴里抠出来的。”
自打罗西尼一显身手，成功地帮助索尼公司减少损失后，盛田昭夫为此更加喜欢他了。当时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大笔钱，但是在盛田昭夫眼里原则更加重要，令人满意的是盛田昭夫的美国老师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必须不惜代价来结束这种交易关系。
最后，作为结算的一个组成部分，索尼公司买下了达尔莫尼克公司大约30000台收音机的存货。
结识网罗人才
1960年在纽约市2月的严寒里，几个未来索尼美国公司的成员面对的却是好几卡车的收音机，每个收音机都用漂亮的纸盒包装起来，这更增加了它的体积。
爱文·沙格尔提供了放收音机的仓库，当卡车冒着2月份清晨冰冻的严寒开到那里时，他们什么工具也没有，只好穿上工作服，把货物扛进仓库。他们5个人从头一天的上午一直工作至第二天早晨的4时。等到30000台收音机整齐地码放在防滑垫木上之后，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办公室去喝点速溶咖啡。
仓库保管员查利·伐尔给大家轮流倒上咖啡后就回家休息去了。他们中的一个人想再去检查一下箱子的码放情况，他从办公室到仓库去，重新清点一遍数量之后又回到办公室来，但是在他开门时不小心弄响了匪警装置。
保安人员冲进来把他们当场抓获，一群日本人和一个美国人，正在喝咖啡，满身污迹，一脸倦容。当然这很难是他们想象中的抢劫情景，但仍然很可疑。
爱文·沙格尔是公司负责人之一，又是在场的唯一的美国人，所以他一个劲地向保安人员解释盛田昭夫是这家公司的经理。保安人员看到他们的脏工作服，投下了怀疑的眼光，没有相信他的话。
伐尔知道匪警系统的密码，但他还在回家的路上，无法与他联系，只好相互干瞪眼。
最后还是沙格尔想出了一个开保险柜的办法。这个主意使得保安人员一时感到有点恼火。但当他们看到沙格尔真的知道号码，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了公司的文件来证明他的身份时，也只好勉强认可，他们一边摇头，一边走了出去。
这次虚惊使得他们更加觉得亲如一家了。
盛田昭夫花了很长的时间寻找一条途径，来打开索尼公司产品在美国的销路。
非常幸运，盛田昭夫的一个日本老朋友山田志道，介绍他结识了阿道夫·格罗斯先生。格罗斯先生是一个制造商的代表，自己也开了一家公司，叫阿格罗德公司，在百老汇大街514号。
当盛田昭夫向格罗斯谈起索尼公司和公司想要干的事业时，格罗斯说他很喜欢，并且立即答应做索尼公司的代表。他甚至在他的办公室里当即给盛田昭夫留了办公桌的位置，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为私人交情，同时还保持着业务上的往来。
他和盛田昭夫成了好朋友，也成了盛田昭夫的老师。盛田昭夫非常幸运地在美国找到了几位好老师。其中有一位是他在东京遇到的，他是夏威夷出生的日籍美国人，他的名字是嘉川义延，大家都叫他“医生”。
这个美国人到日本来，在占领军的经济部当律师。1952年占领结束后，他选择了继续留在日本，为几家日本公司当代表，其中还包括一家电影公司。
盛田昭夫请他给索尼公司当顾问，盛田昭夫早年几次到美国都是他陪同去的。这样，盛田昭夫有了几位好老师，阿道夫·格罗斯、嘉川义延，还有一位，也许是盛田昭夫最好的老师爱德华·罗斯尼，他原来是格罗斯的律师，后来成了盛田昭夫的律师。
阿道夫那时已有50多岁，而盛田昭夫还只30岁出头，但他们成为忘年至交。他很和蔼、机智，毫不做作，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是在说笑，但是充满正直。
他对国际贸易很感兴趣，事实上他已经准备进口一些欧洲的高质量电子产品，包括德国制造的伊来克唱盘，它在早期的高保真发烧友中大受欢迎。
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他俩谈了很久，他对盛田昭夫和索尼公司以及公司的原则都非常关心，想知道有关的每件事。在很短的时间里，盛田昭夫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关于在美国经商的经验。
他向盛田昭夫解释美国和美国的商业世界，还包括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情报，例如不同商店的形象和特点以及在美国经商的最佳途径。他也试图使盛田昭夫美国化或者说至少教会了他一些人情世故。
1958年阿道夫·格罗斯在伦敦死于突发心脏病，盛田昭夫受到沉重的打击。盛田昭夫一直对他有一种强烈的负债感，并把他看作是他的美国父亲。格罗斯夫人一直与索尼大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总是邀请她参加索尼美国公司的一切庆祝活动。
直至格罗斯去世以后盛田昭夫才遇到他的律师爱德华·罗斯尼，同时他还结识了阿道夫的会计师爱文·沙格尔。从这两位好人那里盛田昭夫学到了有关美国的商业会计和法律知识。
当盛田昭夫考虑成立索尼美国公司的时候，他需要可以信赖的人，这两个人正是他最好的老师和助手。因为沙格尔是持有执照的会计师，所以他可以监督盛田昭夫的税务事务办理得是否合适。
罗斯尼与盛田昭夫形同手足，在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打高尔夫球，一起处理业务上的问题。除了其他的事情之外，罗斯尼还向盛田昭夫讲授了美国的商业合同，这是日本几乎没人弄懂过的知识。
第一次和嘉川义延到美国去的时候，盛田昭夫把他领进了一家自动售货餐馆，并在一家便宜的旅馆订了房间。嘉川义延告诉盛田昭夫，这样做是不行的。为了面子与尊严，也为了公司的威望，他们必须在更高的层次开展活动。
他还告诉盛田昭夫，住最好的旅馆的最差房间比住便宜旅馆的最好房间要好得多。他坚持让盛田昭夫到好的餐馆去吃饭，学会品味菜肴与服务质量上的区别。当盛田昭夫手头很紧，但又要到美国各地去旅行时，他俩有时不得不共住一个房间，但他俩总是住在较好的旅馆里。
有一个像嘉川义延那样的好老师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那时候到美国来的大部分日本商人都抱得很紧，他们向那些比他们来得早的日本人打听这个国家。不用多想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值得称道的办法。
尽管在外国多住了几年，那些日本商人还是个陌生人，听从他们的劝告，就像瞎子给瞎子引路一样。盛田昭夫是从另外的人那里来了解美国的，他们的家就在美国，而且每个人观察事物的视力都是1.5。
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对人才都是格外重视，他们要痛痛快快地干一番事业，一时间，公司人才济济，科技人员信心十足，在此前后，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再次吸收了大量外部人才：
吉田进，1945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专业，经由西川电波公司1953年进入东京通信工业公司，AIWA，即爱华公司前副总经理，现任总经理；
森园正彦，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第二工学部电气工学科，先就职于西川电波公司，于1953年进入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现为索尼公司副经理；
高崎晃升，1937年毕业于北海道理学系物理专业，曾任东北大学副教授，1953年由金属材料研究所转入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后任常务董事，现为索尼顾问；
江崎玲奈，194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物理系，先后就职于神户工业公司、奥林金电气公司，于1955年进入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曾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奖，现在美国IBM，即计算机公司任职；
植村三良，193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曾任东北大学副教授，1955年由铁道技术研究所转入公司，后为研究部长、研究所长；
鹿井信彦，195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从日本某公司转入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现为专务董事；所有这些科技人才都为盛田昭夫、井深大的人品和公司的工作所吸引，陆续参加进来，组成了一个精锐团队。
譬如，吉田进和森园正彦所在的西川电波公司是生产拾波器和录音带容器等音响器材的公司，当他们听说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正在开发新产品，偶尔来公司拜访一次，就决定留下了。
高崎晃升是东京通信工业公司资助的东北大学科学计测研究所冈村俊彦教授的妹夫。
应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的要求，高崎晃升负责仙台工厂的建设和制造亚铁酸盐，他对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的诚恳待人十分钦佩。高崎晃升在东京土生土长，曾在仙台兼任东北金属的研究所长和大学讲师。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段经历，高崎晃升进入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后如鱼得水，仙台工厂开工之始就被委以重任——这正是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人尽其才的人才活用法。
深入了解美国
不久后，盛田昭夫开始频繁地来往于东京和纽约之间。
作为常务副总裁，他不能长时间地远离东京，但是作为正在美国组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他又不能在东京逗留太久。
盛田昭夫开始感觉到应该把索尼公司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美国。他必须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虽然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但他仍然需要进一步地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
在美国建立公司的名声是一回事，了解美国人又是一回事，而且更难。但是盛田昭夫意识到他个人的未来以及公司的未来很大程度上都将依赖于美国和其他国际业务。
索尼公司的产品半数以上已经出口，盛田昭夫有这样一种想法，索尼公司必须成为世界公民，在他们做生意的每一个国家成为好公民。索尼公司必须知道更多的市场统计和销售数据。
盛田昭夫决定成立一个公司，叫作索尼美国公司。回到东京后，井深大和岩间都表示怀疑，更不用说集中在纽约的索尼公司的那些低层干部和雇员了。盛田昭夫坚信应该做这件事，而且没有人能提出非常好的理由来反对此事。
盛田昭夫在东京的同事们决定，因为只有他最了解美国，这件事就由他去办。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事看起来都是一个长远的项目，所以盛田昭夫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后再开始进行。但是后来他并没有等待很长的时间。
盛田昭夫很早以前曾向大藏省提出申请，汇50万美元到美国，以备日后使用，但是一直没被批准。出乎意料的是，正在他考虑成立美国公司的时候，批准函来了。这样，在1960年2月索尼美国有限公司成立，资本是50万美元。
16个月以后索尼公司在美国市场上作为美国受托收ADR上市了200万份索尼普通股票。
对于盛田昭夫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学习过程。虽然战前东京电力公司曾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过债券，索尼公司却是在美国发行股票的第一家日本公司，索尼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刚刚建立的ADR系统。
在ADR系统下，股票虽然被发行地的股东持有，但是提供股份的收据却委托给一家美国的财政机构，这些收据可以在美国交易，就像一般股票一样。
索尼公司的银行是野村证券公司。史密斯·巴尼公司的美国分公司及其总裁伯勒·沃克都认为索尼公司应该进入美国股票市场，在美国发行股票可以搞到资金，这种可能性激起了盛田昭夫的兴趣。
1960年的秋天，他们在东京讨论了这件事，史密斯·巴尼公司同意和野村证券公司一起担当管理担保方。
早在1960年的时候，盛田昭夫就在东京的银座地区开了一个展示室，在那里潜在的顾客们可以试用他们的产品，而没有推销员在一旁促销，展示室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地方，它的广告价值是巨大的。因为他们是新公司，盛田昭夫必须向日本人介绍自己，就像后来他还要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做自我介绍一样。
盛田昭夫一直想在纽约建立一个展示室。盛田昭夫巡视了这座城市，意识到如果他要找的人是有钱人，他们买得起索尼公司的高价产品，那么应该到第五大街去找。
盛田昭夫在曼哈顿中区的第五街徜徉，观察那里的行人和商店，结果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把搜寻的范围缩小到第五大街的东段，在第四十五路口和第五十六路口之间，因为那一段看上去是最高雅的部分。
然后盛田昭夫开始寻找合适的、临街的出租门面，他注意到这条街上展示出很多国家的国旗，但还没有日本的。盛田昭夫决定，当他们的展示室开张的时候，他们将第一个在第五街上挂出日本国旗。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盛田昭夫花了两年的时间，最后只好定在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他亲自动手画了一张布置图，并在一面墙上镶了玻璃，使房间看上去显得大一点。他在展示室里工作，试着适应美国人的生活节奏，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认为自己应该把家搬到美国来，去体验一个美国人的生活。
当盛田昭夫一个人在纽约时，他收到过很多的邀请，结识了不少人，但是他知道如果他在美国有个家的话，这种经验将会更加丰富。他还通过在美国的经历，发现了日本人与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盛田昭夫没有对别人谈起过这个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自信应该这样做。美国是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而纽约一直是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
1962年10月，盛田昭夫带着他的妻子良子到纽约参加展示室开张仪式，在开张仪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胆地向她说：“良子，我们搬到纽约来住吧！”
良子非常了解他，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甚至并不显得很惊讶。盛田昭夫知道，她出生在东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她可以处理好搬迁到另一个大城市里去的事情，虽然她不会说英语，但她还是会改变自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她下决心来完善盛田昭夫的计划，实际上她的为人处世使每个人都惊奇不已，由于这次搬家，她甚至还建立起了自己的业务。
盛田昭夫知道她会将一切安排妥当，因为他长年出差在外，把她一个人留在东京，她不仅要照料家务和孩子，还要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和业务联系人。盛田昭夫不在家的时候经常给她打电话，让她把一些信息转到公司办公室或者其他地方去。
在美国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但他知道她的个性和信心将帮助她获得成功。现在她在国外已有很多朋友，因为她后来表现出非凡的待人接物的才能，而且懂得成为民间外交家的诀窍。
因为良子从小到大对外国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也并不想到处旅行，她的法国大菜做得很好，所以盛田昭夫觉得这一切更加令人敬佩。她出身武士家庭，她家在德川幕府时代后期开始做书籍销售和出版的生意，一直发展成为很大的连锁书店。
良子年轻时的生活充满活力，她家在东京的住宅和盛田昭夫家在名古屋的住宅没什么大的不同，家里有佣人，有亲戚，热热闹闹，姐妹们和一个弟弟在一起有欢笑也有争吵。
她曾回忆说：
家里一天到晚都有人谈生意，就像盛田昭夫的家里一样。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只出过两次远门，是到东京以西的箱根度假区去，就在富士山附近。
1951年两人经人介绍相互认识之后，她承认，小的时候，她认为像盛田昭夫的老家名古屋那样还要往西去的地方已经是一片荒野了。但是她的父亲穿西装，也算得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盛田昭夫和良子有两个儿子，英夫和昌夫，还有一个女儿，名叫直子。英夫10岁，昌夫8岁，小直子才6岁。盛田昭夫感觉到全家出国居住这种经历对他的家庭很有好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到很难。
回到东京后，井深大对这件事表示疑虑。
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他不愿意他的常务副总裁离得太远，但是盛田昭夫提议他可以每两个月回来一次，在东京住大约一个星期。盛田昭夫极力提倡使用电话，他解释说，其实任何时候他俩都可以保持联系。
在盛田昭夫的劝说下，井深大最后同意了。盛田昭夫知道他迟早会同意的，于是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
在纽约，盛田昭夫让办公室人员为他的家人找一套住房，不久他们就为他们找到了理想的公寓。
一个叫纳逊·密尔希太的著名音乐会小提琴家住在第五街1010号第三层的公寓里，就在第八十二路口大都市博物馆的对面，他决定搬到巴黎去住两年，想把公寓连同全套家具暂时租出去。
租金相当高，至少以他当时的财力来说是很高的，一个月1200美元。但是其他的条件样样令人满意：位置优越，不需要搬很多家具到纽约去，甚至不需要任何装修。
密尔希太大师的品位对于盛田昭夫很合适，他们可以马上搬进去。公寓里有12间房间，他们在日本住惯了小房子，这里简直就是宫殿了。其中有4间卧室，加上佣人的房间，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单独的餐厅和一间书房，房间都很宽敞，富有情趣，而且配有舒适的家具。
到了晚上，博物馆的灯就亮了，照在整个建筑的正面，盛田昭夫一家想象着这就是巴黎，虽然纽约已经对他们很富有魅力。
盛田昭夫在4月份住进了公寓，因为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他们家要到6月份才能搬来。盛田昭夫虽然是一个人住，但却有很多事情要干。
每天他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与纽约人挤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盛田昭夫也销售产品，给客户打电话。只要有空，还要去曼哈顿为孩子们找学校。
史密斯公司的山姆·哈特威尔在找学校的事上给了盛田昭夫很大的帮助。他的孩子也在城里的学校上学，所以他对这方面很熟悉。他给盛田昭夫很多忠告，甚至为他安排面谈，有时还陪他一起去。
盛田昭夫曾到20所学校里去面谈，想找一个合适的，希望他们愿意接收3个完全不懂英语的日本小孩。
盛田昭夫在为孩子们找一个学校，至少愿意让孩子们在那里学两年，因为盛田昭夫刚开始时只打算在纽约住两年。没有几个学校对此事感兴趣。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起受欧洲影响的传统。
最后还是圣伯纳德学校的校长说，他很有兴趣使他的学校更加国际化，他同意接收盛田昭夫的儿子。盛田昭夫也为直子找到一家学校。随着孩子上学问题的解决，盛田昭夫的家就可以搬到美国来，他开始感到轻松多了。
下一步，盛田昭夫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于是他飞回东京，带着全家到新的皇宫饭店去，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度周末。
那一年是1963年，东京正在准备迎接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开工修建高速公路系统、许多新的饭店和其他设施。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候应该让家里的人住进东京最新的旅馆里享受一下。
英夫对进房间之前不必脱鞋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星期六的夜晚，他们来到顶层，在优雅的、可以俯视皇居的皇冠餐厅饱餐了一顿，回到房间后盛田昭夫说出了准备搬到美国去的消息。他还向他们许诺，途中要去玩迪斯尼乐园。
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将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环境中去，但是8岁的昌夫却非常愿意。后来他说，因为所有的西方电视节目都有日语配音，他以为美国人也说日语。
英夫年龄稍大，对搬家不太热心，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但是盛田昭夫还是真的送他们去了迪斯尼乐园，就住在那个公园的旅馆里，让孩子们在去纽约之前玩了个够。
盛田昭夫意识到了这次搬家对家里人的影响，但是他相信“身临其境”这种理论。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来到纽约，在安家之前，他们把儿子送进了缅因州的维诺那培训营。
盛田昭夫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快的办法能使他们早日适应美国的生活节奏。培训营规定他们在开始的两周内不得去看孩子，这样他们将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会得到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
盛田昭夫把儿子送进培训营后，他建议良子去考一张美国的驾驶执照，盛田昭夫告诉她，在美国每个人都必须开车。另外还有些业务需要她开车去办。此外，盛田昭夫的儿子们在缅因州，他自己又要出差，良子必须学会自己照料自己。
盛田昭夫觉得他们应该能够到郊区去看望朋友，周末时能够出去旅行。在准备题试的时候，良子对自己有限的英语口语能力很担心，她把全部的考试资料都背下来了，包括100道可能的试题，尽管她并不太懂。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题试，路考也没有问题。
当盛田昭夫在美国初建公司的时候，经常有日本的工程师和其他人到纽约来，良子对他们而言简直成了无价之宝。有时候那些工程师会生病，或者吃不惯怪味的食物，或者遇到搞不懂的事情时需要帮助，这种情况下，良子除了会为他们做饭，还会给他们出主意。
他们的书房变成了一个电子实验室，工程师们在那里检查和测试对手厂家生产的电视机。书房里到处都是电视机、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来回走动。
夏令营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对儿子们来说是艰苦的。那里没有其他的日本孩子，他们被分到不同的小组，睡在不同的帐篷里。营长买了一本英日字典，这样在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对他们说几个他刚学会的日语单词。
昌夫说，他在那里事事都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做。在维诺那培训营有很多让个人选择的机会，这与日本的夏令营大不相同，日本的夏令营中每个人学的都是同样的课程。昌夫总是与多数人一样。
由于他们年龄的不同，英夫被分到中级班，昌夫被分到初级班。所以他们只有在吃中饭的时候才能见面。两个不会说英语的日本孩子要学会怎样打棒球和游泳，还要与美国孩子一起攀登岩石，而这些孩子说的却是第三种语言——美国俚语。
他们和其他的营员相处得很好，盛田昭夫和妻子周末时尽可能地去看望他们。英夫特别能吃，他很喜欢充足的份饭，各种冰激凌，大量的西瓜和水果汁。
昌夫不太喜欢培训营，但是第二年夏天到了该回营的时候，他还是急切地想回去。后来到了要退营的时候他还感到不高兴。
孩子们学会了独立自主和美国式的作风，这些对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的。他们看出了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区别，开始懂得了祖国的荣誉感和国旗的象征意义。
每天早晨，他们感受到唱美国国歌和升美国国旗时的伟大。后来盛田昭夫在东京建一所新房子时，也竖了一个旗杆，两个儿子回到国外去上学之前，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升起一面日本国旗。
那一年直子太小，还不能到夏令培训营去，所以她被送到了城里的毕奇伍德培训营，只在白天接受训练。她慢慢地习惯了新的生活，很小的孩子看起来有一种适应性。
在纽约上完一年级后，她看来已经够条件上夏令营了，由于听她哥哥讲了维诺那培训营的故事，她自己也这样想。
第二年过了两周之后当盛田昭夫他们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带他们走到湖边，上了一艘小船，她自己划船让他们到处周游，她为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良子的英语刚开始时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决心学好它，她学英语，听英语，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
每当盛田昭夫出差在外时，如果她在公司没有重要的事要办，她就带孩子们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纽约市郊去看望朋友。周末如果盛田昭夫在纽约，有时他们会出外野餐，良子开车，盛田昭夫就把地图放在双膝上，像一个导航员。
良子对招待来宾也很内行，举办午餐会和鸡尾酒会她只要一个日本的帮手，她就像是个勤劳的女佣。
良子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美国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经常邀请她去赴午宴，而盛田昭夫他们当时在纽约只有一个翻译，还是个男的，良子觉得带他去参加妇女们举行的午宴不太合适。
另外在日本，男人们从来不带妻子参加外面的业务娱乐活动，在其他的场合，当两对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时出席时，丈夫总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礼仪，男主人会让女贵宾坐在他的右边，经常离她的丈夫较远，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语言交流上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