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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饱尝战争的痛苦
包括懦夫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动战争，但要结束战争却要得到胜利者的同意。——盛田昭夫
生活在战争年代
“远亲不如近邻。”这是中日和平时期的客气话。当然，曾经弱小的日本也用此话和强大的中国搞好关系。但当中国这个邻居失火的时候，难免就有些政治狂热分子想出来搞个趁火打劫。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封建军阀就多次发出要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叫嚣。明治天皇即位伊始便制定了分期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所谓“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为了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
1890年5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要求国会通过准备对中国作战的军费预算。据1893年的统计，日本陆军的兵力平时为63000人，战时可达23万人。日本的海军也迅速发展起来；至1894年7月丰岛海战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33艘军舰，还有鱼雷艇24艘。
一切准备就绪，日本就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1894年春天，朝鲜暴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喊出了“逐灭洋倭”、“尽灭权贵”的口号。日本政府早就蓄谋侵略中国和朝鲜，随即派兵进行镇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派往朝鲜的侵略军已达10000人左右。
1894年7月23日，侵入汉城的日军悍然发动政变，攻进朝鲜王宫，拘禁朝鲜国王李熙；两天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口外的半岛附近不宣而战，对援助朝鲜的中国北洋舰队发动了海盗式袭击，事后又颠倒黑白，反咬一口，说北洋舰队进攻了日本军舰。
8月18日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定远号”、“致远号”覆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是嚣张。不久旅顺口、威海卫失守，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全军覆没，日本人的胃口更大了！
进入20世纪，日本人的侵略扩张的野心更像发酵的粪坑，不断地冒出一连串气泡。
盛田昭夫的少年时代是个暗杀的时代。
1928年6月2日夜，日本陆军精心策划并完成了炸死中国东北军大帅张作霖的阴谋，这一年盛田昭夫只有7岁。
1931年至1933年更是一个黑暗的年代。
军人左翼分子在大川周博士和樱会活跃分子桥木欣五郎中佐策动之下，搞了一个类似“三月阴谋”但比其更凶残的武装政变计划，准备于10月底袭击将在首相官邸举行的内阁会议，杀死首相以下各位大臣，占领军政要地，解散国会，迫使天皇承认军人内阁。
起事前，阴谋策划者内部发生分歧，走漏风声，政变阴谋破产，1931年10月7日，宪兵当局逮捕首谋者。
1932年1月8日，在天皇裕仁前去参加检阅的途中，一名朝鲜人在天皇通常乘坐的轿车下面投放了一颗炸弹，结果裕仁坐在另一辆车里。
一些中国报纸写道：
可惜朝鲜人炸错了轿车。
裕仁自己也曾同宫内诸臣笑称袭击者选错了目标。但是在中国日本租界的日本兵却气昏了头，将他们的怒气发泄在中国平民身上。
1月28日夜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军队挑衅，在上海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日军苦战数周难以推进，连连增兵，并出动飞机轰炸上海平民，造成数千无辜平民死亡。
就在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血战之时，日本又发生了一起震撼全国的暗杀事件。秘密组织“血盟团”创建人井上日认为，日本必须背离20世纪，回归“神种”天皇统治下的农村经济，实行君民共治，唯有这样才能消除日本的种种弊端。
为实现他的神秘主义理想，“血盟团”采取“一人杀一人”的暗杀方针，团员歃血为盟，指天发誓，定期在东京郊区护国堂举行盟主井上日设计的祭祀、默祷和多种神道仪式。
1932年2月7日，“血盟团”的一个团员在一所学校前面将公开反对增加军费的财政大臣前藏井上准之助杀死；一个月后，日本商界领袖人物三进总社公司理事长琢磨男爵在东京市中心他的办公室里被暗杀，杀死他的是“血盟团”的另一名成员。
1932年5月15日，裕仁天皇的内阁首相犬养毅被杀害，凶手是提倡“农本主义”的“爱乡塾”的塾生。他们还以消灭“特权阶级”为借口，攻击掌玺大臣的公馆，以及其他一些大企业的办公室，他们也破坏了日本银行和三菱银行。
此次事件标志着两党政治的结束。从这一天开始，首相均由无党派人士担任，这实际上意味着天皇只能从陆、海军中选择首相。接替首相的是81岁高龄的退役海军大将斋藤实。暗杀阴谋还在继续以同样的节奏推进。
1932年8月，警视厅阻止了一起暗杀新首相斋藤实的阴谋；9月，破获了一起企图杀害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的计划；10月，警视厅又破获了一个企图谋杀牧野伸显的阴谋。
1933年7月，“爱乡党”和“大日本生产会”等秘密组织的44名恐怖分子在准备暗杀内阁所有成员以及其他政治要人时，被警视厅传讯。
这次阴谋的所有参与者不久即被全部释放。理由是他们出于爱国动机。但是真正阻碍警视厅继续深究和司法部门认真审理的原因是，他们确知在恐怖分子后面牵线的是一个军人小组。
就在暗杀阴谋此起彼伏的日子里，盛田昭夫读完了小学、中学。那时他对于各种政治问题并不注意，日本教育制度的日益军事化开始使他感到新奇，面对天皇裕仁身着戎装的大幅照片宣誓鞠躬，盛田昭夫觉得像“盂兰盆节”追荐亡灵一样有趣。
1934年，盛田昭夫13岁，每天要上两小时的军训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师是由军方派来的，他是个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又是一个颇有煽动力的演讲者，通过他深入浅出的讲解，盛田昭夫他们终于明白苏联是日本潜在的敌人，日本可能会与苏联作战，最好是先发制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供职于海军科技处
当盛田昭夫进入大学时，战争已经开始了，浅田教授的实验室被迫承担海军的研究项目。
盛田昭夫继续在做他的试验，所以他总是逃课，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试验时间。盛田昭夫发现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愿意讲课，因为他们所有的著作和论文都可以找到，而学生自己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将要讲些什么。
因为盛田昭夫经常逃课，所以他可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试验时间。这期间，浅田教授对他的帮助越来越大。
不久后，在浅田教授的指导下，盛田昭夫也可以帮教授为海军做一些小事了，主要是电子学方面的事，因为这种工作比老的电路或是电气机械方面的事更接近纯物理。
在大学里，浅田教授被公认为是应用物理学的专家，报界经常向他咨询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在浅田教授承担海军的研究项目期间，他还同时开始撰写一个星期专栏，详细地叙述科学研究和技术上的最新动态，当然，这些动态只限于不保密的内容。
这期间，读者们给浅田教授写信，对他们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想法征求教授的意见。于是，专栏办得朝气蓬勃，深入人心。
盛田昭夫经常为浅田教授的研究帮些忙。当教授太忙的时候，盛田昭夫偶尔也替他撰写专栏文章。
盛田昭夫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议论过原子能，并且阐述过这样的想法：
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原子能，就可以造出极其强大的武器。
只是当时原子能与原子武器的想法都离现实太遥远。日本当时只有两座回旋加速器，开发原子反应的进程十分缓慢。日本当时的技术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铀235，照这样的速度计算，需要积累20年才足以制成一颗炸弹。
当然，盛田昭夫此时并不知道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已经走了多远，日本也没有人知道曼哈顿计划。
浅田教授的一部分工作是为日本帝国海军搞的研究项目，盛田昭夫给他当助手。与此同时，盛田昭夫接触到一些海军军官，他们是从离横滨不远的横须贺航空技术中心来的。
临近毕业，盛田昭夫还没有被征兵。
一天，一个军官告诉他，只要通过一次考试，物理系毕业生可以申请短期服役，并成为一名军官。盛田昭夫一点都不想当海军军官，虽然有时他也会这样想，与其被毫无选择地征入海军或陆军，还不如自愿报名，挑一个好一点的位置。
另一个军官是一名大佐，一天到实验室来，他告诉盛田昭夫还有一个办法。
海军当时有一个计划，要委托大学培养一批新征入伍人员。二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一旦被接受他就要在海军中终生服役。后面这个条件看起来非常令人担心，因为盛田昭夫并不想当一个职业的海军军官。
然而，当他谈到另一条出路时，盛田昭夫对前一个办法很快产生了兴趣。他说道：“学过物理专业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分配到战舰上去操作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也就是分配到战斗区域。这样能接触很多新生事物。”
这样一来，摆在盛田昭夫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申请短期服役，被分配到海上去，前途未卜；另一种是与海军签订终生合同，但可以继续他的学业。
盛田昭夫被推荐参加终生在海军服役的考试，并得到奖学金，这样他就可以在实验室里继续工作，获得学位。
盛田昭夫对这件事没有长时间地思考。他认定在那种时候终生服役的办法更好一些。
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盛田昭夫参加了考试，而且顺利通过。海军每月发给他30日元钱，还给了他一枚金色的锚徽，戴在领子上。
就这样盛田昭夫成了一名海军，分配到大学里培训。他的任务是继续学习物理学。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很久。盛田昭夫读三年级时，战争更加激烈了，物理系的学生也与全国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直接受到军方的控制。
1945年年初，盛田昭夫被分配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办公室，住进一个工人宿舍改成的兵营，第一天的早晨他就和其他应征的工人一起被赶进了工厂，而不是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到实验室去。一个人递给盛田昭夫一把锉刀，把他分配到机器车间。每天都要到那个车间去干力气活，锉一些钢制零件。
过了几天盛田昭夫开始想，如果再不离开那个鬼地方他会发疯的。全日本的学生都被从学校里赶出来，非重要岗位的工人都被征用去干军工，现在大学的理科学生看来也不能例外了。很多在校的少年儿童都参加了预备队。
龟井良子，她后来成为了盛田昭夫的妻子，也被从学校征召到一家工厂里去制作“红蜻蜓”训练飞机机翼的木制构件。由于那次的经历，她至今还会使用木工工具。
飞机构件厂遭到轰炸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去为伤员做病号服，后来又被调到一家印刷厂，那家工厂印刷一些用于亚洲占领区的军事印刷品。战争后期，大部分学校都只能每周上一天课，有些甚至一天课也上不成。
由于日本的兵力散布得太远，显得薄弱，所以国内几乎没有年轻的男人来干这样的工作。龟井良子和盛田昭夫直至1951年才初次见面，就在那一年他们结婚了。
在那个工厂里干了几个星期的苦役后，有人意识到把盛田昭夫的工作分配错了，盛田昭夫突然被调到光学实验室去，但是没有任何解释。
盛田昭夫开始感到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实验室里有军官和工人，他们是从摄影学校毕业的，只有他一个人是大学物理专业的学生，所以他们把遇到的技术难题积攒起来，让盛田昭夫研究处理。盛田昭夫也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分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出一个办法，来防止高空干燥的大气层中产生的静电在航空照片上造成锯齿状的条纹损伤。为研究这项任务，他需要到一个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去，于是他制订了一个计划，以某个政府强势部门的名义去查资料。
他给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知名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并假装是从海军直接打来的，盛田昭夫希望得到他的允许，以便利用该研究所的图书馆。结果，这位教授对他鼎力相助。
盛田昭夫向上司提出申请，每天去东京从事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申请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几乎立即就获得了批准。但是乘坐战时那种缓慢、拥挤的列车从横滨到东京大约要花一个小时，非常烦人。后来他搬到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去住，他是盛田昭夫的小学同学，在东京大学学法律，已经被征入海军。
平时盛田昭夫到研究所去，星期六回到工人宿舍，与他的同事共度周末。他学会了怎样当一个军工万事通。
但是盛田昭夫并没有逃避工作。他试着解决如何防止那些静电条纹。他了解到用测绘照相机拍摄航空照片时要用大量的胶卷，这样通常会引起静电火花，损坏图像。通过阅读资料和做试验，他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盛田昭夫来到暗室，这里有大量的胶卷可以利用，他试图在实验室里模拟静电火花。他在照相机的零件和胶卷上加各种电压，变换极性。不久后他就可以非常逼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那种现象。
他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出那种现象，但还需要精确地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和排除它的方法。然而由于光学部缺乏合适的设备，无法继续进行试验。当然具备最好设备的合适地方是浅田教授的实验室，于是盛田昭夫申请暂时调到那里去工作。
为了使上司早作决定，盛田昭夫还特意说明他不需要差旅费，因为实验室在他的母校里，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不花钱的地方住宿。他只需要他们允许他去那里的实验室工作就行了。他们的唯一投资是大量的胶卷，因为当时胶卷非常少，盛田昭夫无法在别的地方弄到。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答应盛田昭夫的要求。盛田昭夫不仅希望完成任务，还想利用这次提交给海军的正式研究报告作为他的毕业论文。
盛田昭夫的要求得到同意后，他得到了一大堆胶卷。回大学之前他把胶卷装进了他的背包。
以后的几个月里，当别人都在度过艰难时光的时候，他却住在当学生时家里为他租的公寓中，从浅田教授那里得到宝贵的指导，每周只需要为他的研究发出一份报告。
这个机会让盛田昭夫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他喜欢的、有创意的工作，当然他还可以继续从浅田教授那里学到新知识。
盛田昭夫从大学毕业以后，自动地成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这表示他必须通过实际的海军训练，于是他乘船去了滨松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离名古屋不远。
盛田昭夫在那里接受了4个月的军官教化和训练课程。军事训练的条件异常艰苦，而且训练的难度和强度都会很大，但是这对盛田昭夫的身体锻炼是值得的。
提心吊胆地工作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只有像盛田昭夫一样的理科学生才能暂时免予征兵。那时日本已掀起一股战争的狂热，战争成了人民生活的中心，盛田家收到一封应征信，正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的弟弟盛田和昭被征召入伍。
还是中学生的盛田正明也和同学们一道自愿参军。这两个消息给了盛田家沉重的打击，尤其是盛田昭夫的妈妈。她不禁失声痛哭，责怪盛田正明不体谅她。盛田昭夫也忍不住责备盛田正明，说他那么小就去参军，简直是异想天开，胡闹！
盛田正明却回答说是因为同学们都去了，自己如果不去的话，会被别人认为是不爱国，自己可能还会遭到嘲笑。盛田昭夫对他说：“你太自私了，一点也没有考虑过母亲的感受。”
盛田正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战争可不是什么好玩的游戏，你可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盛田昭夫也说：“真搞不懂你为什么愿意去参军。”
“愿意？鬼才愿意。这个时代有我选择的余地吗？”一直沉默的盛田和昭终于说话了，“大哥你不是也不愿意参军吗？可是结果怎么样了呢？不也成了一名职业军人吗？与其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自己会被选中参军派上战场，不如索性自愿加入。”盛田和昭悲愤地说。
一时间，空气似乎凝固了，大家都明白，在战争的年代里，这是谁也逃不脱的命运，望着哀伤欲绝的母亲，盛田昭夫却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话。
当时入伍通知都是用红纸印的，上面写着报到的日期和违反命令的惩罚。男人们通过红纸信被束缚住了。
望着眼前的红纸信，上面不过贴了一张邮票，可是它给整个盛田家却带来了紧张、恐怖和绝望！在战争年代里，人的生命价值就像一张邮票似的。
没过多久，入伍的日子到了。
母亲亲自为两个儿子整理好草黄色的国民服。父亲表情严峻，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就要离开家了，盛田正明忍不住放声大哭，母亲取下头上插的梳子，把它放进儿子的手里。“多加小心啊，一定要回来。”
在日本的文化里，据说在九死一生的关头，身上带着亲人的梳子就能够保全性命。街道主任和肩上横挂着“爱国妇会”带子的妇女们簇拥着昭和正明走了。
母亲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泪流满面，也许是对儿子在战争中的生存也失去了信心。盛田昭夫那瘦削的肩膀显得格外有力，他轻轻抱着母亲，却感到母亲在他怀里颤抖不已。
盛田昭夫把盛田正明送上了火车，他俩都哭了。盛田正明参加了海军飞行训练，幸运的是他还在训练初期阶段时战争就结束了。三兄弟经常同时在海军的飞机上飞行。他们试图制造一种热跟踪武器，为了进行试验，盛田昭夫经常带着试验仪器乘坐夜间飞机。他的同事教他开飞机，当然不是正式的。
有一段时间里，母亲对他们在战争中能活下来已不抱希望。幸运的是他们三兄弟居然安然无恙，而且连受伤都没碰上。
对美国的战争是一个悲剧，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惊，尽管宣传媒体全都指责西方国家联合攻击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盛田昭夫还是个孩子，当然不懂那时发生的政治事件。
不管什么时候，父亲与他的朋友聚会，他们都会谈到时局的危险。他们是商人，他们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开明得多，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公众场合只有保持沉默。
学校里的年轻人只知道相信当局的话，那时的新闻是有倾向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听说了攻击中国城市的传闻，还有在南京发生的事，盛田昭夫相信父亲听到的比他说出的多，但是年轻人很少关心这类事情。盛田昭夫知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但他绝对没有想到过战争。
盛田昭夫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闹钟，把它设定在每天早晨6时叫醒他。
他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国还是12月7日，他的闹钟自动地打开收音机，他听到广播说日本空军攻击了珍珠港。他大吃一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条消息惊呆了，他记得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在街头，高呼万岁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大阪帝大的学生也排着长队加入游行庆祝的队伍，向陆海军捐款献物的狂热分子随处可见。报纸上，军事记者不断发表自己随意加以夸大的文章，就连大本营和海军军令部、陆军参谋本部的人员也同样沉醉于自以为是的所谓“强国”梦中。
在日本全国上下陷入一片狂热之中的时候，作为联合舰队司令的山本五十六，在日本的声誉也达到高峰。
就在盛田昭夫收听到日本突袭珍珠港、日本全国沉醉于“强国”梦的时候，美国国会当天通过决定，向日本宣战。
罗斯福总统在国会上发表了对日宣战的演说：
昨天，1941年12月7日，将成为我国的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日本昨天对夏威夷群岛的袭击，给美国海、陆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遗憾地告诉你们：许许多多美国人被炸死。
昨天，日本政府还发动了对马来西亚的袭击；昨夜日本部队袭击了香港；昨夜日本部队袭击了关岛；昨夜日本部队袭击了菲律宾群岛；昨夜日本部队袭击了威克岛；昨夜日本人袭击了中途岛。
这样，日本就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发动了全面的突然袭击。昨天和今天的情况已说明了事实的真相。美国人民已经清楚地了解到这是关系我国存亡安危的问题。
作为海、陆军总司令，我已指令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防御。我们将永远记住对我们这次袭击的性质。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去击败这次预谋的侵略，美国人民正义在手，有力量夺取彻底的胜利。
我保证我们将完全确保我们的安全，确保我们永不再受到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危害，我相信这话说出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大敌当前。我国人民、领土和利益正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我们决不可闭目无视。我们相信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有无比坚定的决心，因此，胜利必定属于我们。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要求国会宣布：由于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对我国无故进行卑鄙的袭击，美国同日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盛田昭夫当然没有听到罗斯福总统的声音，那天上午他听到的是天皇发布的《宣战诏书》。享有天佑、践万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忠诚勇武之众：
朕今向美国及英国宣战。朕希望陆海军将兵奋其全力从事交战；朕希望百官励精奉职；朕希望众庶各尽其本分，以期举亿兆一心之全国总力，达到征战之目的，期无失算……
盛田昭夫从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术高人一筹，例如，那时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金属真空管，而在日本没有任何同类产品。盛田昭夫自己就买过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真空管做过试验。由于通过电影和汽车、留声机等产品，还有他叔叔了解到美国的技术，所以盛田昭夫认为大错已经铸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几个星期，报纸上一直在刊登日本军队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日本军队打沉了两艘以前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主力战舰“查尔斯王子号”与“雷普尔斯号”；日本军队还占领了菲律宾和香港。
这一切都发生在12月份，盛田昭夫开始想，日本军队的实力比自己认为的更加强大。战争一旦开始，广大公众，也包括盛田昭夫的父母，都相信除了为战争共同努力之外没有其他变通的办法。
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着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新闻，诸如歧视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日本撤离中国，而中国东北地区正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带。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叫嚣，赤祸对日本是危险的威胁，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保护日本，使之免受其害。
军国主义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们强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学校的校长在背诵《教育敕令》时发生了一点错误，就要自杀赎罪。
警察和特警四处巡视，只要他们怀疑一个人有一点不忠诚、不顺从或者不恭敬，就将其逮捕。当电车经过东京皇居周围的时候，售票员必须及时通告，每个乘客都要行鞠躬礼。学校的学生要对写有天皇圣训的随身携带的神龛鞠躬。
这些都是军方用来控制国家的办法，而普通人能做的只有顺从。
对这些做法怀有不满之心的人其实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来却很难，也很危险。反抗者被送进特殊的“教化营”中，如果再顽固不化，就会被迫去干最卑贱的苦役。
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都被管制起来并关进监狱。
4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后，盛田昭夫得到了中尉军衔，并奉命返回横须贺的光学部。
一个简短的命令，他被调去帮助监督一个特殊小组，它已经疏散到了乡下，在那里研制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他们的基地设在镰仓南边的一个小镇，正对着相模湾。他们的组长是一名大佐，组员中有一些高级军官，加上两三名和盛田昭夫一样的中尉和几名少尉。
一位年长的中尉当值勤军官，相当于总务长，那就是盛田昭夫。如果在舰上，盛田昭夫应该是甲板值勤军官。他必须处理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包括为小组提供食品，尽管他担负着这样的工作，但是身处乡间的环境，还是令人心旷神怡。
他们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装饰，还附有一个庭院花园。电影厂常把这里作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滩上面的悬崖脚下，盛田昭夫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个旅馆已被海军租用，作为军官宿舍。
每天早晨，盛田昭夫沿着海滩从旅馆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时美国的B-29轰炸机几乎每天都要携带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轰炸东京、川崎和横滨，回来的路上正好从他们那里经过，但是海滩上有时却像度假胜地一样安宁，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虽然盛田昭夫还年轻，但在家里他已经受过大量的管理训练，所以他可以照看全组人的生活。小组的食品短缺，他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进行补充。盛田昭夫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尉，他与一个鱼店老板交上了朋友，这个老板经常到海滩上来。作为海军，他们配给了一点米酒，米酒当时是很紧缺的，于是他们用米酒换取新鲜的鱼。
但这还是不能满足年轻人的食量，盛田昭夫想出了另一个主意。他利用军邮给家里发了一封信，让他们寄一桶酱油和一桶豆酱来，上面注明“供海军使用”。当时盛田公司正在为陆军生产脱水豆酱，日本人生产这种东西并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酱汤就行了，公司还为海军生产一些酒精制品。这样的货物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是盛田昭夫做的一件违反规定的事，虽然他明知违反了规定，但是当时他们只有想些办法才能生存下去。而且如果有人追究，盛田昭夫也可以成功地为自己辩护。
豆酱和酱油运到后，他们把它藏到地下室里。只要一有鱼，他们就用这宝贵的贮藏品交换。用这种办法，使得小组的人都吃得饱一点，在困难的环境中得到快乐。
盛田昭夫在一个特别项目组服役，这个小组由陆军、海军和非军方的研究者组成，工作是开发热搜寻装置。为了这个，需要大胆而又富有创造性思维的任务，他们集中智慧迎接挑战。
他们组里的一位非军方代表是一个出色的电子工程师井深大，当时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对盛田昭夫的人生起巨大影响的人物。井深大比盛田昭夫大13岁，但是他却与盛田昭夫结下了忘年交，成为同事与合作者，以及后来创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为这个研制小组的一名成员对于盛田昭夫来说是令人兴奋的。虽然他年轻气盛，但是他却习惯与长者为伍。他们聚会在一起，搞一个超前时代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不短，大家彼此非常了解，但是对热搜寻装置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进展。
美国的响尾蛇导弹就是他们当时想要制造的那种装置，但是直至战后它才问世。
那时盛田昭夫只不过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在开联席会议时他会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陆军军官，他们会在桌子对面倾身问道：“对于这一点海军是什么意见？”
对这样的问题盛田昭夫必须尽可能严肃地回答：“嗯，先生们，海军的看法是……”
在这种时刻盛田昭夫会由衷地感谢父亲的训练。
井深大先生对小组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原来在自己的日本测定器公司里设计出一种大功率放大器，它通过检测地磁场的扰动可以探测到水下30米处的潜水艇。这种装置悬挂在飞机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大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并把它的频率从1Hz至2Hz变到易于察觉的600Hz。
盛田昭夫听说在对这种仪器进行全面试验时，曾在台湾附近侦察到26艘潜水艇，但是在实战中为时已晚，当这种仪器准备好了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配置这种仪器了。日本丧失了制空权，美国军队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们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岛屿，每天的轰炸摧毁了日本的飞机工厂。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对东京和川崎、横滨所有的工业、军事区域的空袭日益频繁，日本的军港在三浦半岛上，这些被炸区域就在盛田昭夫工作地点的北边。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空袭，他们周围都会响起警报，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挨过炸，但还是要受到惊吓。
对盛田昭夫来说，他们的房子正好在悬崖下面，很难被炸弹炸到，另外，也没有人会来炸他们。谁会想到去轰炸悬崖呢？他们并不是行动的军事力量，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这不是从军事上考虑，而是从逻辑上来考虑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于是盛田昭夫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和大家分析他的想法。
盛田昭夫对大家说：“根据海军条例，无论什么时候响起警报，我们都应该起来，穿上军服，按着指令到位。但是我们的位置看起来不可能遭到轰炸，所以以后即使响起警报我也不想叫醒大家。”
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欢这个做法。
“另一方面，”他又警告大家说，“如果有炸弹落到这里，我们也无可奈何，大家都完了。”
同事们都乐意地接受了盛田昭夫的推断。为了做表率，盛田昭夫搬出了旅馆，非常戏剧性地把仪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楼。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盛田昭夫觉得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轰炸一个像他们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们在那里再也没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与其每次警报响时都起来，第二天又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惫，还不如蒙头睡大觉。
清理战争的废墟
1942年4月18日，由詹姆斯·杜利特尔中校指挥的美国B—25轰炸机群对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进行了轰炸。这次异常危险的作战行动旨在鼓舞美国人的士气，给日方造成的损失甚微，但对日本当权者的心理冲击却是巨大的。
这种陆用B—25双引擎中型轰炸机由起重机吊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冒险起飞，直奔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这是陆军飞机第一次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每次起飞的成功都是一个奇迹。
完成低空投放炸弹的任务之后，13架飞机按预定计划降落在中国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机场上。一架飞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苏联领土上降落，机上人员被苏联当局扣留，其他几架飞机燃料耗尽，不得不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迫降，8名美国飞行员被日军俘虏，日军逼迫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詹姆斯·杜利特尔的B—25空袭证明：天皇本人也处于空中报复的威胁之中。这时即将举行庆祝天皇41周年诞辰的盛大阅兵式，于是连连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商量在阅兵式进行中出现空袭警报该怎么办？
在1945年的7月和8月中，几乎每天每夜都有对东京和横滨地区的空袭。盛田昭夫他们可以看到银色的B-29飞机在轰炸内地之后从头顶上飞过，附近的高射排炮向它们开火。有时从窗口可以看到B-29被击落，掉到海里去。曳光弹划过天空，弹片撒向大地。空袭时可以感觉到地面在颤抖。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通过美、英、中三国联合宣言，这是对日本的最后通牒。
宣言声称：
我们无意使日本民族遭受奴役，也无意灭亡其国家，但战犯将受到严惩，特别是那些残酷虐待我方战俘的人。战后日本政府应排除一切障碍，复兴和加强日本人民的民主倾向，实行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尊重最基本的人权……
但是日本的战争狂人对《波茨坦宣言》不屑一顾，叫嚣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杜鲁门又等了一个多星期，没听到东京的任何回音。
1945年8月6日8时15分，两架B-29轰炸机出现在广岛上空。人们对B-29已司空见惯，以为这是例行侦察，许多人甚至没有打算躲进防空洞。
前面一架飞机打开舱门，用降落伞投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原子弹。
突然之间，广岛这个美丽的港口城市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一道强光从人们眼前闪过，接着，一个中心气温高达1亿度的火球腾空而起。爆炸中心的人群和牲畜，被原子弹彻底毁灭，被毁灭的人，只是在人行道上或石墙上留下了一个个依稀的轮廓。
距离爆炸中心投影点4000米的地方，热力仍能灼伤皮肤。数以千计的女人身上的衣服，深色的部分全部被烧毁，浅色的部分则完整无缺。从光学常识判断，深色的衣服吸收的光要比浅色的衣服多得多。黑色会吸收所有的光，而白色几乎不吸收光。因此，她们身上的皮肤，就跟和服的花纹一模一样。
热浪过后，是狂飙似的气浪，在爆炸中心投影点周围方圆13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建筑物不是被大火焚毁，就是被爆炸后形成的气浪推倒。
爆炸几分钟后，下了一场雨点大如弹子的黑色“原子雨”。原子雨过后，刮起了飓风。由于原子弹爆炸后形成了真空，飓风从四面八方吹回中心……
B-29轰炸机驾驶员正在返航，他们远远地看到一团蘑菇云从广岛升起。却不知道在这朵蘑菇云升腾之际，广岛的15万市民和军人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正在日本陷入一片恐慌之际，杜鲁门总统就原子弹爆炸之事发表了风格怪异的声明：
这个太阳从中获取能量的源泉，现在可以使日升之国化为一片黑暗。在这个国家的皇位宝座上坐着一个太阳之神——天照大神的嫡传子孙！
关于爆炸的详细报告下午才送到东京，日军大本营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日本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进展，已足够使日军军事指挥官们知道这是一枚什么样的炸弹。
军部将炸弹的性质告诉了天皇裕仁。
天皇和他的内阁闻讯后再次陷入麻木状态，整整一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想到任何结束战争的办法。盟国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8月9日凌晨，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远东总部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苏联红军在4400千米的中苏边境线上，向日军发起强大攻势，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遭到毁灭性打击。
与此同时，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蘑菇云又一次冉冉升起，当这朵美丽的云彩飘散后，长崎瞬间沦为废墟，昔日繁华的街市化为焦土，20万生灵涂炭……
当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时，盛田昭夫正在与海军同僚共进午餐。情报非常简短，甚至没有谈到到底投的是什么种类的炸弹。但是对于一名离开学校不久而且还获得过物理学学位的技术军官而言，盛田昭夫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炸弹，它对日本和自己意味着什么。
尽管日本以前从未战败过，但前景已经十分明了。而有一个青年人却为此感到乐观。从那一时刻起，盛田昭夫在内心里对自己的将来有了信心。
几个月以来，盛田昭夫一直认为日本将会战败，继续打下去是徒劳无功的。同时他也知道，军方想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当时盛田昭夫年仅24岁，获得了大阪帝国大学的学位，正在军中与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小组，试图完善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
军方希望日本的技术能够扭转战争的趋势，他们仍在努力地工作，但是他们知道为时已晚，他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他们不仅缺乏资源，还缺乏时间。
广岛事件发生后，盛田昭夫认为他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盛田昭夫不像当时的那些平民受到警察和军方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他可以接触到海军的情报，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尽管一个海军军官在不当班时这样做是违法的。他在1945年8月6日之前就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占有压倒优势，日本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
但盛田昭夫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竟会遭到原子弹的攻击。原子弹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夏日，人们无从知道扔下来的那颗原子弹有多么可怕。盛田昭夫在军营餐桌上得到的那份新闻通报只说扔下的炸弹是“一种新型武器，它发出强烈的光，照耀大地”。这些描述足以使盛田昭夫得知这肯定是一种原子武器。
实际上，日本军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封锁了广岛事件的详细消息，而且一些军官拒绝相信美国人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
日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还不足以预测到这种武器的毁坏能力，从而判断出它会使多少人失去生命，然而盛田昭夫曾见到过常规轰炸的后果。
其实3月9日的深夜至3月10日的凌晨，一批又一批的B-29轰炸机扔下大量的燃烧弹，几个小时之内烧死了10万人，当时盛田昭夫正在东京。他也见过自己的家乡名古屋遭到大轰炸后的可怕场景。
1945年，日本的大部分主要工业城市，除了京都之外，都被炸为废墟，成千上万日本人家园的土地上都堆满了烧黑的尸体。盛田昭夫不可能想象原子弹还能够制造出更加可怕的场面。
原子弹是8月6日上午8时15分投下的，但盛田昭夫他们直至8月7日才得知这个消息。盛田昭夫对广岛原子弹的反应是一个科学家的反应。坐在餐桌旁，面对在战时的日本可以说是相当奢侈的午餐，盛田昭夫一点也不想吃饭。
他看着同事们，对餐桌上的每个人说：“我们最好是现在就中止我们的研究。如果美国人能够造出原子弹，那只能说明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差得太远，无法赶上去。”
为了这件事，他的上司对他非常恼火。
盛田昭夫早就知道原子能的潜在威力，但他认为至少还要花20年的时间才能研制出原子弹来，所以一旦意识到美国人已经造出了这种炸弹，确实令人大吃一惊。很明显，既然美国人已经领先了这么远，那么相比之下，他们的技术就是原始落后的了。他们不可能再设计出什么新的武器与之匹敌。
盛田昭夫想象不出日本还能在短时间内造出什么样的新型武器或者防御设施来与这种炸弹对抗。广岛事件的消息对于他来说真是有点难以置信，它表明技术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虽然盛田昭夫知道美国技术与日本技术之间有差别，但是他一直认为日本的技术还是相当好的。在此以前的确如此，何况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试图从别的地方得到新的思路。例如说，有一次他们从一架击落的B-29轰炸机上找到一台毁坏的设备，从而了解到美国人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不同的电路，但是也并不比日本的好多少，这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盛田昭夫刚一听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时，他猛然间就意识到美国的工业能力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对日本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包括盛田昭夫自己，都应该对此早有准备。
在1945年的8月，当盛田昭夫意识到日本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都将发生巨变时，他感觉到焦急不安。他对自己的将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他和其他军官一样，请假回家去探望家属。
在盛田昭夫请假回家处理名古屋事务的过程中，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实行对日作战。在远东军队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苏联红军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
与此同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也向日军发起了总反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局发生根本的转折以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1945年8月10日，日本内阁终于确定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日本政府的正式照会，所有内阁成员都在照会上签了字。几小时后，电报发往日本驻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从那里转发到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
电文如下：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英、中三国首脑在波茨坦发表的，后由苏联政府参加签署的联合声明所提出的所有条款，如果该声明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特权的要求。
同一天，美国政府收听到了日本接受《波乔坦公告》的广播。随即征询英、苏、中三方意见，发表了一道复文：
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必须听命于美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身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然而所有这一切，包括日本准备投降的决定，公众还一无所知。日本政府还不知道以何种方式向人民宣布政府的决定。直至美国B-29轰炸机在继续轰炸的同时，撒下用日文印制的盟国照会全文的传单，盛田昭夫才知道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当初是一名军官说服了盛田昭夫从大学里报名加入海军，为的是可以参加一个项目，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学习，还可以避免远离本土几千千米去参加毫无用处的海战，白白牺牲自己的生命。自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之后，盛田昭夫比以往更加坚信，日本应该为了它的将来，尽可能多地挽救各类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告终。而日本的战败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封建性和军事性的结合，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日本的资本主义一诞生，就奉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为迅速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积累和尽快实现工业化，为避免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进而攫取海外原料市场，它在对内残酷剥削的同时，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走上了一条以侵略和战争为动力发展经济的道路。
通过获得割地、赔款和建立殖民地，日本经济实力迅速膨胀，不仅在4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奠定了重化工业的基础，而且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对外出口方面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畸形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由于过度发展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扰乱了日本正常的工业发展秩序，最终形成只有依赖从外部进口重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才能维持其工业正常运转的局面。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畸形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日本封建军事经济的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整个岛国成了一片战争的废墟。
参与处理战后事宜
日本投降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
天皇在此以前从来没有直接对他的臣民说过话，现在他出来告诉大家，今后的日子是艰难的。他还说，日本人民可以“为万代后世铺平通往和平之坦途”，为此他们必须“忍耐无法忍耐之痛苦”。他希望日本向前看，他说：“聚集全部之力量贡献于建设未来。”他还要求国家“保持与世界共同进步”，这是一个挑战。
盛田昭夫知道他的义务是回到工作站去完成要求他做的事情。虽然大家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没人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中的非军方人员还很年轻，其中不少的人还是女青年。因为盛田昭夫是值班军官，所以他应该对他们负责，思之再三，看来还是尽早地送他们回家较为妥当。
盛田昭夫不知道在这个艰难时期，他这么做会受到什么处罚，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他们都抓起来丢进监狱。
盛田昭夫对母亲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回去。”
盛田昭夫想，如果汽车和火车都不开了，那么要返回基地就可能要三天的时间。他觉得，大部分的地区交通都会停止运行，所以自己必须搭乘便车回去。那样的话，食物在路上是不好弄到的。为此，盛田昭夫让母亲替自己准备一点路上吃的东西。
于是，母亲为他做了很多饭团子，然后包起来，这样盛田昭夫就可以把它们装到背包里。
盛田昭夫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来到七八千米以外的火车站，由于他是一名军官，所以很容易就买到一张夜车的车票。
他坐在候车室里等待，以为要等一个通宵，但出人意料的是火车竟然准点到达，日本人在战时也保持着守时的传统。车上的旅客很少，车厢里打扫得整洁、舒适，他一路顺风地返回了工作站。结果准备吃3天的饭团还剩了不少。
盛田昭夫的任务比他想象的要容易一些。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当时的日本的确到处都是一片恐惧和混乱，正如他所预料的，一些军人企图阻止投降，例如一名叫小野的海军大佐和一批空军军官召集他们的士兵，告诉他们投降就是叛变。
那个地区的好几个空军部队威胁要在美国舰队进入东京湾接受投降时发起自杀攻击，军事事务局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命令所有的飞机解除武装，并将油箱排空。
一些少壮军官曾计划占领皇宫，以此来鼓励其他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动反对投降。有一小批暴乱者攻击了首相官邸，铃木首相稍加思索后，从一个紧急出口逃出了他的私宅。
暴乱者想搜查掌玺大臣矶多侯爵，但是他当时安全地躲在皇宫中。有些陆军和海军的飞行员甚至驾机从东京地区上空飞过，散发传单，向市民呼吁抵抗，声称天皇的公告是无效的。
陆军的一些军官以自杀的方式抗议投降，因为从技术上讲，尽管军队的伤亡惨重，战争中阵亡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士不下200多万人，但是军队还没有被打垮。直至最后，军人中的那些狂热分子也只好在不可回避的事实面前低头，去“忍耐无法忍耐之痛苦”。
8月16日盛田昭夫回到工作站，他的同事惊奇地看着他，特别是那个威胁过他而又被他奚落过的中尉。所有人看来都处在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
大量的日本士兵很快就从日本各地的基地赶回家去，火车和汽车越来越拥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投降。战场上的大多数日本军队还没有被打垮，稀疏地分布在亚洲各地。但在雷特、依华岛、塞班岛和冲绳的一连串惨败，美国对本岛的空中优势以及使用原子武器已足以证明战争不可能打赢。
广岛投下原子弹以后，苏联又对日宣战，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的恐慌，人们都很担心这个以前的假想敌人会在日本处于劣势的时候乘机占领日本。苏联占领了库页岛以及北海道北边的4个岛屿，其中最近的一个在日本本岛的视野以内。
在战争结束时，很多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家庭妻离子散。中国人收养了很多日本侨民的孤儿。在某些情况下，无法逃走的日本父母亲说服了中国人的家庭收养他们的孩子并保护他们。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战争的结束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同时也是民族的悲剧。日本的报纸在美军占领初期登载了一些描述占领者的文章，令人惊奇。例如《读卖新闻》是这样描述一批美国海军航空兵的：
非常随和，和蔼可亲；不管是在讲话还是在行为中都没有表现出胜利的骄傲。从今以后，日本人在与美国占领军接触时都应该非常注意这种和蔼可亲的态度。
有些日本人甚至为美国占领军的到来举杯庆贺，但是大多数人看到他们有时还是有点反感和怀疑。
当时盛田昭夫所在的部队没有接到命令。他们只好等了几天，每天除了喝酒，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让他们将重要文件烧毁。盛田昭夫烧掉了所有的个人文件，包括全部的报告和试验数据，还有他的几个私人笔记的记录本。
后来又接到一个命令，让他们保留一些特殊种类的资料，但是太晚了，所有的东西都随着烟雾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谁也不知道美国人会怎样处置被征服的日本人，所以当时全日本有很多人都把他们的记录烧毁了，也不管美国人会不会寻找犯罪的证据或者什么别的东西。
报社烧掉了照片文档，一些公司毁掉了记录资料，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人把家里的重要文件和记录埋到花园里。
盛田昭夫所在的部队还接到命令，要破坏所有的重要机器，但是盛田昭夫他们没有任何特殊的机器，他们甚至连武器也没有。最后一个命令是授权给盛田昭夫本人的：将工作人员遣散回家。
这正是盛田昭夫在等待的命令，但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缺少车辆来运送普通的工人，这些人的家分散得很广，搬到离原来的地方很远的遣散区去了。盛田昭夫必须计划好，怎样才能使这些人很快起程。
盛田昭夫他们意识到办公室家具和实验室设备是有价值的，在物资紧缺年代甚至比钱更加有用。他们已经接到命令要把这些东西毁掉。在一些部队里，有人把这些财产拿回家，到黑市上变卖。
从这些谋取私利的人身上，盛田昭夫他们得到启发，他们与当地最大的卡车运输公司洽谈，把用于试验的蓄电池给他们，他们把盛田昭夫等人的行李送回家。那家公司的卡车急需配备蓄电池，所以他们乐于交换。盛田昭夫他们又加上了一些办公室的设备、柜子和办公桌。
火车站站长也很高兴地要了一些旧家具，作为交换，他为盛田昭夫他们中的非军方人员提供了大部分的直达火车票和行李运输。
盛田昭夫先将高中学生和年轻的妇女送回家。有谣言说，海军军官会被定为战争罪犯，非军方人员可能被逮捕。盛田昭夫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逻辑，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与美国人交战。但是这种恐惧在混乱的局势下是很典型的。
从安全方面着想，盛田昭夫相信最好还是让他们的人赶快回家。
盛田昭夫他们完全不知道美国军队会有什么行为，所有妇女们还是先回家去。战争中缺乏工程人员，他们部队来了一批高中理科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大约只有20岁。
盛田昭夫也想先把这批孩子送回家。但是其中有两个已经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住在朝鲜或是满洲，所以盛田昭夫只好让他们暂时到自己家去。
所有的姑娘和小伙子都被送回家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他们有一架望远镜，可以观看到那些美国军舰源源不断地开进相模湾来，他们准备去东京湾参加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文件签署仪式。仿佛整个美国海军都涌入了他们面前的这个海湾。
盛田昭夫很想离开。最后时机终于来到，他乘第一趟火车赶回家去。这次团聚的人真多，因为他的两个弟弟几乎也在同一时间回到家中。他们弟兄三个都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父亲和母亲都非常高兴。他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又安全地回到家里。
战争时期，军方利用了日本人执着的性格，他们总是用自愿的方式发起运动，就像在盛田昭夫的弟弟他们班上那样。很多热血青年在这种氛围中都自愿参加。虽然当年很多神风敢死队员由于没能参加最后的拼命而十分沮丧，但后来他们都很庆幸那时失去了机会而留下了性命。
战后，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全国各地巡视，对国民发表演讲。他改变了以往神的形象，像一个令人尊敬的父亲，日本人开始恢复正常的平静心情。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仿佛遭受了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
在大阪、名古屋和东京这些城市的市区只剩下了一些坚固的混凝土或石材建筑物。B-29轰炸机群扔下了雨点似的大量燃烧弹，脆弱的、用木料和纸做成的房屋、商店、工厂像火绒一样被烧得一干二净。穿过居民区的防火道本来是为了用来限制损失区域，但是在风的作用下余烬乱飞，所以也就不起作用了。
在东京，战前700万人口中的一小半在轰炸开始之后还留在城里。大约400万人已经迁到乡下或者其他小城镇去了。这场灾难比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加严重，但是大火引起的损失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东京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被毁灭了两次。
东京城里只有10％的电车在运行。公共汽车也只剩60辆还可以开，再加上一小部分别的轿车和卡车。液体燃料用完后，这些车的大部分都改成了烧焦炭和木柴。
疾病蔓延，结核率在一些地区高达22%。医院里什么都缺，甚至没有绷带、药棉和消毒剂。商店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或者放着一些卖不出去的废物，像什么提琴弓和没有网子的球拍等。一些剧院和电影院还开着门，放映电影，人们没有事情可干，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他们挤到这里来寻求几个小时的开心。
盛田家算是幸运的，在战争中没有死一个人，名古屋的公司办公室和工厂也没有受到破坏，甚至家里的房子在轰炸中也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全家团聚，大家松了一口气之后不久，他们开始议论今后的打算，盛田昭夫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全家对他的打算特别重视。
盛田昭夫父亲的身体依然很健康，而且仍在担负着公司的业务，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并不需要盛田昭夫留在盛田公司里。在战争期间，公司继续营运，生产干粉豆酱和酒精，所以公司的业务从未中断。
盛田昭夫在家时提出过一些建议，对工厂进行改善，但也并不直接需要他留在厂里。父亲身边有足够的管理和业务人员。另外，盛田昭夫还只有24岁，所以每个人都同意，盛田昭夫目前还不需要到公司里来。
在家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盛田昭夫接到了一位教授的一封信，他就是那位在高等学校里曾给过盛田昭夫良好教益的物理老师。
在信中他告诉盛田昭夫，他已经到了东京工业大学物理系，正在帮助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专门招收那些因为战争而中断了学业的理科学生。他现在的问题是缺少教师，他急切地希望盛田昭夫能够去他那里当教师。
盛田昭夫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继续搞物理，还可以到东京去。既然海军和日本的全部军事编制都已经废除了，盛田昭夫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其他的有兴趣的工作。
父母亲都同意他去教书，幸运的是当他还在家时，他试着与井深大保持联系，就是那位和他一起搞过研究项目的杰出工程师。当时井深大在东京开了一家新的实验室。
盛田昭夫到东京去接受了教书的工作。东京城西一带在轰炸中遭到的毁坏比市中心要少一些，盛田昭夫在城西的一个朋友家中安顿下来后就连忙赶去看井深大。井深大的新公司总部在一个破乱不堪的百货店里，看上去令人伤心。但是井深大的脸上却热情洋溢，在没人知道自己命运的这种时候，他和他的雇员们为有工作可干而感到高兴。
因为盛田昭夫知道井深大难以支付工资，所以他提出一个想法，他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在他的公司里干活。这样井深大就不必付给他太多的钱，盛田昭夫还可以从教书中得到一份工资，双方都可以过得去。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长时间地交谈，商量如何开办他们自己的公司，其实他们从第一次见面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46年3月他们最后决定，一旦完成全部细节后，他们就来办这件事。
就这样，盛田昭夫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一边在井深大这里当研究员，计划成立他们自己的公司。他们两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他们自己的公司之前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那就是盛田昭夫对自己的家庭所承担的义务。
盛田昭夫在回忆与井深大的关系时说，战争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与井深大保持着联系。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越来越难得到我们的工作站来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工厂转移到长野县去了，在东京的西北边，坐火车要几个小时，当时他在东京的工厂和实验室周围还有很多小工厂，正好是轰炸的目标区域。他到我们的逗子实验室来参加过几次会议，我也去过长野的苹果园，他的新工厂就坐落在那里。有一天在长野，盛田昭夫开始与井深大谈起我们战后的打算，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从短波广播中意识到战争肯定是会失败的。
这时，井深大还有其他的内部消息。他的岳父是前田多门，他是近卫文麻吕殿下的得力股肱。近卫曾多次出任总理大臣，反对军阀派系，然而他们最后还是在政府中占了上风，使日本陷入战争。前田后来被选为日本战后的第一任文部大臣。但在半年后的一次清洗中，因与战时政府有牵连而被迫辞职。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前田在东京的家遭到轰炸后搬到了休养胜地轻井泽，离长野并不远。井深大经常去那里拜访他。从与前田的谈话中，他了解到了很多外交与军事上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