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 10 月 22 日傍晚，还不满十八岁的毛泽东仁立在故乡湖南省首府长沙市内一个高地上。他度过了极其激动人心的一天。那天早上，十二天前在武汉首举义旗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在长沙也爆发了，几小时之内就推翻了旧的帝制政府。现在毛泽东看到，城内白旗林立，迎风招展，上写“大汉民国万岁”几个大字。

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前进方向。“民国”一词，当时是用来翻译西方的“共和”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国家”。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非常革命的思想。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人民唯一的政治职能是服从其正统的统治者，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才有人提出，只要每个公民自觉地参加社会生活，就能激发出为使中国重新富强所必要的活力。最早形成这个观念的人是严复，严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他所翻译的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不久之后毛泽东读起来就如饥似渴。具有这种观念的人有 1898 年的维新派，后来还有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中的同志，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形式。他们为了举行起义，推翻清王朝异族统治，建立共和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 但都失败了。现在，“人民的国家”终于宣告成立了。

但这个“人民的国家”，同时也就是“大汉民族的国家”。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几天以后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从一件事情上看出来了，在宣告新政权成立的文件上，“大汉民国”几个字，比在同一页上的“大英王国”高出两格。他不得不把文件退还长沙革命当局。

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引导他进行这项事业的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最初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后来是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但同时他决心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即居于首位。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开始巧妙地以炮舰、贸易、传教士相结合的办法来“教化”中华帝国。自那时起，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极其珍视，一直是欧洲人感到恼怒而又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把中国视为“中央之国” 不足为奇。大多数强大的民族，至少在其上升时期，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更为值得注意也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文明，中华帝国囊括了整个文明世界。这种观念是中国在三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历史上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有时为异族所征服，但从未接触过与其同样发达的文化，更不用说比它更发达的文化了。十三世纪的蒙古族征服者，同十七世纪的满族征服者一样，不久就为中国人*所同化。在受到西方冲击以前，只有在一千多年以前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之后，中国才受到外来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这种异域的信仰在少数人中间作为宗教而存在，并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久就为固有的传统所淹没而发生很大变化。

除其发展主要是处于孤立状态外，中国的传统中有两个因素使中国在传统上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根本不同。这就是珍视历史和关心政治（把政治视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诚然，传统的中国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朝代兴衰的循环过程，而不是逐步向前发展的，走向进步或作出补偿。按照儒家的观点，早有人指出，政治是等级制和极不民主的。所以中国同现代世界的接触势必从基础上动摇其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引导中国人民重视民族生存的历史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方面，从而又使中华民族异常杰出地屹立在现代的世界上。这种历史感和政治命运感**，又使毛泽东及其同僚，易于而且必然保持今日中国同汉族帝国之间的连续性，尽管世界上最*原文为“Chinese”，

destiny。——编注

激进的一次社会革命引起了许多变革。

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革命之后而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如果说新中国看来趋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因素和传统因素融为一体，那么，这种走向融合的倾向是中西两种模式和思想长期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到十九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但是这种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却不亚于中国人历来对夷人所怀抱的巨大优越感。中国人因忧虑国家的前途，也因捉摸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出世了。毛泽东[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每一部历史或传记著作，都多少有赖于对书中所述时期某个方面有专门研究的人给予评论或指点，而这部传记，由于其题材的性质，则较我的其他大部分著作，更多地归功于同事们的帮助。自从十五年前出版了诸如布兰特、施瓦茨、费正清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和施瓦茨著《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等开拓性著作以来，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近年已有几部重要的专著问世，本书已加以充分利用，但还有更大量的著作在撰写或出版中。其中几部书的作者还曾恳切地对本书原稿发表意见，促使我注意研究重要资料，有时还让我看他们的部分手稿。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学者：沃尔特·古尔利和罗伊·霍夫海因茨，他们即将在哈佛大学完成专题研究，其专题分别是 1921—1927 年的国民党和中共1927—1945 年的农村政策；唐纳德·L·克莱因正在哈沸东亚研究中心编纂中共人物辞典， 他不仅指出了一些小的错误，而且提供了本书所述毛泽东之外其他大部分人物的简历材料；西德尼·刘（Sidney Liu）是一位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军事史的专家，他对书中论述江西共和国的几段作了详尽的评论；埃兹拉·沃格尔也是一位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军事史专家，在哈沸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他提出了一些很有益的看法，尤其是关于书中论述 1949 年以后时期的那一部分。在巴黎的同事克劳德·卡达特和让·谢诺思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提供了一些材料。最后，我极其感激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白瑜（Yu Beh 的译音，下同）教授，他让我自由利用他同毛泽东相处时期的回忆录（自 1916—1918 年两人在

长沙同班学习至 1925—1926 年国共合作时期）。

还应当感谢埃德加·斯诺和出版其无可代替的著作《西行漫记》的维克多·戈兰茨公司，他们同意我引用其中一些简短的引文。 1936 年毛泽东向斯诺先生讲述的本人经历，仍然是他迄至当时的基本生平史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同意我转引尤丁和诺思所著《苏维埃俄国和远东》一书中一段引文，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同意我引用博伊德·康普顿所编《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一段文字，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应当在此说明，我大大得益于陈志让的著作《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这本书是第一部严肃的、有文件根据的毛泽东传。我在相当多的史实与观点上不同意陈先生（有几处例外，我觉得加以指出是多余的，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读者不难看出）。但是，毋庸置疑，如果我不能将我们两人的观点作

一对比研究，并利用他在几个方面所广泛掌握的毛泽东生平背景材料， 则现在这本书更会失之于专题性研究的不足。

关于引证毛泽东著作时所选用的版本，有两个问题也许应当作一说明。首先，如我在此书中所不时指出的，

目前官方版本的原著，改写之处甚多，很不可靠，不能从中了解毛泽东一生各时期实在写的或他实在想的东西。有鉴于此，当需要注意某段文字的确切措辞或含义上的细微差别而该文又收入我所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时，我就引用那本书上的译文，那上面的译文我尽量依据中闰现行的文本。其次，有许多文章没有收入上述文集，我就用北京出版的英译本（四卷本， 外文出版社 1960—1965 年版），而不用劳伦斯—威沙特公司和国际出版公司早先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的五卷本。后一种版本现在受到中国人的非议， 所以看来最好是引用经认可的译本。本书在打清样阶段，北京版英译本才问世，似无必要将书中的伦敦版译文均换为北京版译文而给出版商增加困难。因此我只在注释中将引文出处改动了一下，想查北京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读者，会发现引文同书中译文不完全一致，但不难查出引文出处。

传中翻译了现已发表的全部三十七首；波尔·德米热维尔翻译并分析了其中十首（《法国信使》， 1965 年 4 月号）；C·N·泰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

<雪>到<咏梅>》的文章（《亚洲研究杂志》， 1966 年 2 月号）； 1964

年 1 月官方发表了十首诗词的译文（《中国文学》， 1966 年 5 月号）。这促使我对我以前自译或改译的某些诗词又加以推敲，并作了一些修改。这方面，巴黎的唐纳德·霍兹曼教授曾以其渊博的汉语和中国文学知识惠予指教， 在此也表示感谢。

由于得到了上述学者的热情帮助，或利用了他们已出版的著作，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大体上准确无误。我力求不带偏见，如果不无主观见解的话。书中无疑还会有错误，有些观点和说法可能缺乏说服力，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还在 1984 年，我们就已经着手翻译施拉姆教授著《毛泽东》一书。经过一年多的翻译、校注和编审工作，本书作为《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第一辑同读者见面了。

斯图尔特·R·施拉姆是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曾任该校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是当前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近年来他多次访华， 进行学术交流。

自六十年代以来，施拉姆教授相继发表了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书信、讲话译文汇编）、《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参加撰写）、《毛泽东：初步再评》等。

在这些著述中，政治传记《毛泽东》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此书在 1966 年出版第一版，1967 年修订再版，此后连续重印了八次。当前西方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都把此书列为主要参考书，并经常援引其中的资料和观点。就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来说，此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根据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 1967 年修订版全文译出，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仅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本书中的引文凡有中文版本的，我们都参照中文版本作了核校，以中文版本为准。书中凡引自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引文，我们都把原书页码更换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 年修订版页码，以便查阅。对于书中某些涉及文献和史实的文字，我们尽可能按原始资料作了必要的编注。为方便读者，原文附于每章之后的注释，我们都改为脚注，列在每页正文之下。除此之外，在基本观点、表达方式和体例方面，一律参照原文。我们在编注过程中对本书某些观点提出的看法，以评述的方式附在书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对和编审。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应一（第一至四章，第七、八章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党校：唐秀兰（第五章）、何祚康（第六章，第七章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德（第七、八章的一部分，第九章， 第十章和结束语）。参加校订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的杨德（第一至七章）和张宁（第八至十章和结束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的石仲泉、杨德、张宁、张爱茹参加了本书的编审和注释工作。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翻译、审校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指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86 年 10 月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毛泽东站在城内一个高地上，亲眼看到了起义军取得胜利。当他凝视为欢呼“大汉民国”而树起的许多旗子时，怎么也想象不到，三十八年以后， 几乎是在同一天，他会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他试图把原来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同新生产的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热情结合起来，于是提出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893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①韶山冲一个村子里。他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后来家境好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36 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生平时说，他十岁时，父亲已经成为中农，并且做些小买卖来增加收入。再往后，据毛泽东说，他父亲成了富农，兼作米商。他在说明这种阶级成分时指出，他家成为中农时，有田地十五亩①，每年可收六十担谷②；成了富农时，有二十二亩地，可收谷八十四担。③

虽然中国农村非常贫穷，一个人生活稍有宽余，即足以定为“中农”甚至富农，但毛泽东也可能稍微夸大了他家的阶级成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从前经常同父亲发生激烈冲突而对他不那么孝敬了；也许是他在 1936 年想借此说服学生中间的许多富农子弟，他们的阶级出身并不一定妨碍他们参加革命活动。无论如何，不管毛泽东的父亲后来拥有多少财产，他出身贫农这一点肯定对其家庭有深刻影响：不讲究体面，不追求生活舒适，也不注重衣着。除纯粹为了实用外，他父亲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

毛泽东的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帐用。他母亲完全不识字④，毛泽东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也信佛，直到青年时代才破除迷信。此事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具有什么意义，还难于作出论断。佛教思想含有辩证法因素，这也许能说明毛泽东何以自学生时代起就往往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问题。但民众信佛是出于虔诚而不是把它作为哲学。毛泽东的母亲一定就是这样。

毛泽东常常同他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有时人们从毛泽东同他父母的关系中去寻找他产生革命倾向的线索。（台湾学者通常认为，他对父“不孝”， 证明他生性邪恶，注定最后要沦为匪或某种叛逆。）其实，这种冲突是很普通的，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作父亲的常象毛泽东的父亲那样，以高压手段管教子女。而且，毛泽东对待他父亲的态度并不完全是一味痛恨，从他对斯诺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从后来得到的其他材料来看就更加清楚。这并不是说，注意性格结构的观察家不能从我们所知道的毛泽东同他家

① 县为地域区划，原为帝制明代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县以下由乡绅治理。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地域单位， 在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继续存在。

① 亩为传统的中国土地面积单位，约相当于 0.15 英亩。

③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05—106 页。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错误，其中一些我将在我这部书中加以指出，但毛泽东本人对斯诺先生的自述，仍然是关于他的身世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料。即使不完全准确，但因为它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过去的看法，所以也是极其令人感兴趣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注释，此后我只在同别的资料加以比较或引用一段特别长或重要的文字时，才注明这部著作。但应当讲明白，除另有说明者外，凡毛泽东关于自己截至 1936 年生平的自述，均引自《西行漫记》。（以

下凡《西行漫记》中引文出处，均以三联书店 1979 年的中译本为据，——编注）

④ 斯诺：《西行漫记》，第 108 页。

情上，毛泽东可能的确体验到，一般说来，长者总是更加尊重敢于反对他的人，但是，从毛泽东同他周围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的接触中，可以更好地找到形成其政治品格的关键因素。

从八岁起，毛泽东在旧式小学念书。在这种学校中，学生只背诵儒家经书，不求甚解。毛泽东感到枯燥无味，就象他那一代的其他中国学童一样， 又私自读一些几个世纪以前根据口头传说编写的通俗小说，教师走近时就用经书遮着，这些小说对他无疑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赛珍珠的译本题名为《人人皆兄弟》）。《水浒传》是描写绿林豪杰造反，反对腐败的朝廷和贪官污吏的故事。尽管毛泽东说他“不喜欢”那些经书，他倒学得很好，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常常引经据典就足可证明。还应当指出，《三国演义》贯穿着儒家原则，其主题是将刘备和曹操两人作对比，把建立蜀汉的刘备描写成理想的儒家君主，曹操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没有小说上写的那样坏）。就是《水浒》这部伟大的描写农民造反的古典小说，也只反苛政而并不批判帝制本身。绿林好汉起义的目的是，在发生动乱而皇帝失察的年代，维护真正的儒家之道。因此，这些小说，不管学校的老师认为多么具有颠覆性，充其量也不过促使毛泽东成为一个脱离不了传统轨道的叛逆者。

毛泽东十三岁时，为父亲所迫，不再在韶山小学堂读经，开始整天在地里劳动，并帮助记帐（他从六岁起就用部分时间在田里帮助劳动）。他继续不断地看各种书，不仅看他所喜爱的小说，还读《盛世危言》（买办郑观应著）之类的时论著作。《盛世危言》主要呼吁推进技术和经济现代化，实行君主立宪，但也谴责洋人在上海对待华人的态度。据毛泽东说，这本书进一步激起了他想恢复学业的愿望，于是他离开家庭，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去学习，后来在村中一位老先生那里又读了一些经书。但是，这些零敲碎打的学习，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终于在十六岁那一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 迸了现代高等小学，即东山高等小学堂（设在附近他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

毛泽东进了这个学校后，身临闹市，大开眼界，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时才开始，但在本村度过其少年时代时已经打下了基础。1904 年，黄兴试图刺杀聚集在长沙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朝廷官员，事败后逃离长沙。这一英勇行为传到韶山，使毛泽东思绪起伏。湘鄂边界的反清大起义，他在自传中虽未提及，但大概有所风闻。这些起义在 1906—1907 年冬春之际爆

发，由在当地农民中影响很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领导。三年以后，即 1910 年春，发生饥荒，民众起来造反，遭到镇压，许多人被处决。毛泽东和同学们就此事议论了许多天。毛泽东说，他觉得造反的人也是象他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不久以后，韶山哥老会的人造反，反抗一个恶霸地主，在山里扎寨据守。毛泽东和同学们也“都同情这次起义”，认为最后彼处决的起义首领是一个英雄，①

虽然如毛泽东所说，这些事件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他当时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仍然是比较含糊的。1910 年发生饥荒，韶山的贫穷村民要求邻近的富户接济，但毛泽东的父亲照样把粮食运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饥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泽东说：“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0—111 页。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在毛泽东的自传中很含糊。我尽力根据历史背景加以澄清。

界的关系的看法却是既明确而又积极的。在去湘乡前不久，他读了一本哀叹中国丧失朝鲜、台湾、印度支那，缅甸以及其他领土和属国的小册子，他认为从此自己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1936 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本小册子开头的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告诉我们，读了这个小册子以后， 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并“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

毛泽东对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比对国内问题看得清楚，这在当时的中国具有代表性。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起，经过 1860 年英法远征军火烧圆明园，1895 年被日本人（一直被视为一个渺小而不开化的民族）打败， 1900 年义和团起义被镇压——这里仅列举了几个最重要的事件——一再蒙受巨大屈辱，这使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以使中国摆脱任人摆布和软弱无能的处境。最初一个时期，就是最有雄心的朝廷大臣也认为，只需采用夷人的技术，不必触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就能做到这一点。到了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实力不仅来自机器，而且来自能够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的思想和制度。这就是严复在他的论文和译著序言中鼓吹了十余年的一种见解。②后来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连反动的慈禧太后在死去前两年，也同意采取若干小心翼翼的步骤，实施更大程度的君主立宪，而 她在 1898 年还曾因谭嗣同有维新思想而把他斩首。几年以后，歌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呼声就高涨起来， 影响很大。但在这时，在应当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上，人们还往往把议会、工厂、思想同等看待，认为都仅仅是达到自强救国目的之手段。有几个极端保守分子仍然认为，就是民族的存亡也不如保存中国的“儒家之道”重要，他们认为，只有“儒家之道”才能使生活有意义，能够维持尊严。但是， 这种“文化主义”，虽然在几十年前还占支配地位，却很快让位于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以国家的生存为最高目标。①各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对国家命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意见分歧很大。1898 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是君主立宪派；孙中山和他的合作者汪精卫、胡汉民倡导共和。两个集团都片断地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并就“社会主义”展开论战。② 但在救国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这些思潮。他表兄送给他一本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本论述 1898 年维新运动的书。这两本书毛泽东读了又读，他非常钦佩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又学习了一些历史和时事。也就是在那里，在 1910 年，他才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去，实际上他们已死了两年。他还从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员那里听说了一些日本如何强大以及 1905 年战胜俄国后如何引为骄傲的故事。在一部叫作《世界英杰传》的书里，他读到了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拿破仑、格莱

②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1—112 页。

② 本杰明·施瓦茨：《探索富强之道：严复与西方》，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在这部研究严复生涯的光辉著作中，施瓦茨论述了严复如何本着使中国强盛的目的来阐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并从而揭示出十九世纪乌托邦的潜在倾向，尽管他的论述肢浅，歪曲了诸如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等人论自由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关于毛泽东受严复影响的一些分析，见我对施瓦茨这本书的书评，载《法国政治科学评论》， 1965 年第 1 期。

① 约瑟夫·利文森著《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第 1 卷（伦敦 鲁特利奇与基根·保尔公司 1958 年版）， 对这个转变有出色的记述。

② 见 R·斯卡洛皮诺与 H·希夫林著《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 主义思潮》，载《亚洲研究杂志》，1959 年 5 月第 18 卷第 3 期，第 321— 342 页。

一个同学说：“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他的结论是，中国也需要这样伟大的人物，以求富强，避免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①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中，他特别向往传奇式的帝王尧、舜，向往秦皇、汉武的业绩，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可见，从日本到美国，从现代的西方到古代的中国，能够激起毛泽东的憧憬和热情的人物，既是勇士，也是开国元勋。（毫无疑问，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钦佩公元前三世纪建立了统一大帝国的秦始皇和在伺匈奴交战中扩大了帝国版图的汉武帝这位“英武之帝”，而不是因为前者焚书，后者实行强迫劳动，尽管近年对焚书一事又产生了若干疑问。）尚武，元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但是，还应当指出，中国主要因西方拥有军事优势而遭受屈辱，而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却第一次取得了对欧洲人的胜利，在这种时候，一切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最关心的始终是军事实力问题。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的那一年，不仅更广泛地接触到世界上的问题，而且对中国社会上的阶层也有了新的体验。同学中大多是地主子弟， 穿着讲究，行动文雅。毛泽东只有一套象样的衣服，通常是身着破旧的短衫和裤子。而且，由于他曾因父亲反对而辍学，是在比较不顺利的条件下念书的，他比别的学生大六岁，个子比大家都高。这个高个子衣着寒酸的“新来的乡巴佬”受到大多数同学的嘲笑和敌视。就象毛泽东同他父亲的关系那样， 他在东山的经历在他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他日后思想发展的一个因素，不应当加以夸大，但这一年是不会使他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较前温和一点的。①

那年冬天，实际上是 1911 年初，毛泽东“开始向往到长沙去”，他听说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想进那里的一所中学。他经一位高小教员介绍， 乘轮船到了省城。他几乎不敢希望“真正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实际上他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入学了。他虽然在长沙呆的时间很短，但却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长沙，他第一次看到报纸——孙中山的机关报，得悉湖南同乡黄兴领导攻打广州衙门。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这次广州起义， 是在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的策划下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下一次尝试就将是 10 月 10 日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在其间相隔的几个月中，长沙同全国一样，政治浪潮不断高涨。毛泽东读了报纸，又见此情景，非常激动， 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当时思想上还“有些糊涂”。他试图把原来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同新产生的对孙中山及同盟会革命分子的热情两方面结合起来：于是提出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①

毛泽东从发表政论发展到了采取政治行动。象当时中国其他许多青年一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4 页；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28 页。至今毛泽东还崇拜拿破仑。1964 年，毛泽东对法国议会代表团说，虽然罗伯斯比尔是个伟大的革命家， 但拿破仑给他的印象更深。

① 毛泽东此时和后来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同学和朋友萧旭东（萧瑜），对毛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困难处境作过一次大事渲染的描述。他在回忆录中，竭力把毛泽东的性格说成是融高傲、残忍、顽强于一体，这肯定是漫画式的描写，虽然其中不无真实之处。关于毛泽东同其他同学的关系以及他这时的思想状况，萧则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对毛的自述是一个补充。见《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5 页。

行剪去了十几个同学的辫子，因为他们本来答应剪辫子，后来却又食言。 武昌起义后不久，一个革命党人来到长沙毛泽东所在的那个学校，作了

一次充满爱国热忱的激动人心的演讲。毛泽东深受感动，几天以后决定去武汉参加革命军。但是，他还未作好准备就因长沙也爆发革命而受阻。后来， 如前所述，他站在城内一个高地上，亲眼看到了起义军取得胜利。当他凝视为欢呼“大汉民国”而树起的许多旗子时，怎么也想象不到，三十八年以后， 几乎是在同一天，他会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② 此处应为“汉人”。——编注

毛泽东退伍后决心继续求学。他为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所吸引，先后到一所警察学校和一所肥皂制造专科学校报了名。毛泽东又注意到法政学堂的广告，广告许诺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期满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对这种前途产生了兴趣，遂写信向家里要学费⋯⋯，后来毛泽东又为另一则广告所说服，认为最好能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进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最终，毛泽东考进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周长沙爆发革命，决非偶然，而是由于两个省内的同盟会领导人事前相约起事。要弄明白何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必须对当时湖南的形势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该省的政治传统有更多的了解。

湖南地处华南，属亚热带，境内多崇山峻岭，又有四大江河横贯其间， 自古以来为土匪出没之地。湖南人喜食辣椒，以个性强悍并有政治才能著称

（毛泽东甚至提出过一种辣椒和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论）。谚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①其实，在过去一个世纪，出生于这个省的著名人物走着极其不同的道路。太平军最后主要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消灭，而曾国藩这个大学者和清朝的官吏就是湖南人。同这个旧秩序的著名维护者齐名的有诸如谭嗣同和黄兴这样的人物。谭是 1898 年维新运动中最有名的殉难者。黄不但是孙中山的副手和同盟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革命人物，其革命经历可以追溯到 1902 年。他属留日学生，这类人在本世纪初几十年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才真正大批地赴欧美留学。在这之前，主要是从日本吸收现代思想，因为日本近在咫尺，中国人学日语也比较容易，当时赴日留学生中湖南人最多，其中不仅有黄兴，还有陈天华。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陈就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理论家，直到他 1908 年自杀。

孙中山和黄兴赖以组织起一支力量从而推翻清帝国的主要手段是秘密会党和“新军”。“新军”是清政府为应付现代战争而按西方建制编组的一支军事力量。这两种组织在湖南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秘密会党，异常众多和活跃。

1903 年 12 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在成立会上致辞时宣称：

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①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毛泽东点燃了火线，引爆了秘密会党的革命潜力。而在 1904 年那个时候，黄同湖南秘密会党头目马福益结成联盟，约定马配合城市，在农村举行起义，黄及其在军队学员中的同党则在城里以炸弹暗杀省府主要官员，并夺取城市。他们动员了几十万哥老会及其他秘密会党的成员来进行这项斗争。结果秘密败露，马福益被捕处死，黄兴被迫逃亡日本。两

① 1920 年，后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写这句谚语并非夸大其词。见陈著《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摘录， 载 H·卡里埃·德昂科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巴黎阿芒·科林公司1965 年版，第 291—292 页。此作品的英译本不久将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①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 页。——译注）1905 年， 华兴会同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建立同盟会。

起义。

我们知道，这些起义的消息传到韶山，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 年的起义不是同盟会所策划，事出孙中山和黄兴的意外。当时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立即派人前往联络。

起义军坚持了一个多月，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次运动还是被镇压了下去。残酷的镇压使湖南的革命活动暂趋缓和，但也不过平静了两三年。正是在这个短暂的重新组织力量时期，辛亥革命在长沙的未来领导人焦

达峰、陈作新完成了学业，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焦主要在秘密会党中做工作， 陈是新军中的一个尉官，两人都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参加同盟会。1936 年毛泽东没有把他们视为老练的革命者，而说他们是哥老会的代表人物，这说明毛很注意传统的造反势力。①（诚然，他当时看得比较简单，可能并不了解他们的背景或身份。）②

当时湖南经济困难，有利于该省许多革命领导人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天灾，1910 年发生米荒，米价上涨一倍多，但官府顽固地反对平粜。4 月 13 日，一万多人聚集起来请愿，抚台表面上似乎听取他们的申诉，实际上却派兵镇压，杀伤多人。群众怒不可遏，不顾士兵开枪射击，赤手空拳地冲进衙门，放火烧了官府。

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农民因备遭困苦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1911 年春，黄兴攻打广州衙门虽然失败，但在湖南以及全国，人们感到即将发生决定性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焦达峰和同盟会在湖北省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约定一旦武汉（在湖北省）或长沙首先举行起义，另一省的革命党人要在十日内相继发难，予以支援。1911 年 10 月 10 日革命爆发，焦达峰原拟按约行事。长沙以省咨议局议长谭延■为首主张共和的温和派有所犹豫，使起义推迟了几天，但湖南还是在革命爆发十二天之内发难响应。

毛泽东在向埃德加·斯诺讲起自己的生平时，对 1911 年 10 月 22 日事变作了十分生动的叙述。他说，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工人在城内攻占城门，支援拥护革命的军队攻城。①实厅上，谈不上打了“大仗”。革命党人攻打的两座城门，其中一座根本未遇抵抗；焦达峰率部攻打的另一座稍遇反抗， 但晓以民族大义后守军迅即投向革命。在城里，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领导人一度准备联合攻打抚台衙门，但抚台发现其卫队无斗志，已从事先准备的在后墙挖好的洞中逃跑。当时的各种材料也未提到曾发生工人或平民起义；整个战斗任务由新军担任，为时很短，实际上没有流血。很明显，毛泽东象许多年岁大阅历多的人回顾革命往事一样，自己曾身临其境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仅仅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就想当然地来描述辛亥革命当时应有的情景。

但是，如果说他关于革命起义本身的叙述多属想象，并如前所指出，他把焦达峰和陈作新误说为仅仅是秘密会党的领导人，那么，他对于后来的政治风云的描写则要准确得多。他说，焦、陈“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6 页。

② 毛泽东的生平事迹中还有许多情节模糊不清，对于涉及其革命生涯的所有重要论述，我都尽可能作出旁证。所以从第 3 章起，脚注甚多。为了避免注释过多，第 1、3 章所述关于毛泽东少年时代中国和湖南的一般情况，都未引证参考材料。关于焦达峰、陈作新和辛亥革命在湖南的发展情况，主要参考《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32—171 页；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

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三联书店 1957 年版；同时期发行的《华北先驱报》；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6 页。

泽东解释说，代表省内有产者利益的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把他们杀死。一天毛在街上行走时，看到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这的确是实情。士兵中的“暴乱分子”在焦、陈掌权后一周杀死了他们，极可能是谭延■指使的，谭肯定得到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同时，应该承认，“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在 1911年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甚至孙中山不久后也发现，面对掌握实权的军阀，自己也无能为力，直到他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孙中山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真正有效的作用。

毛泽东原来就想参军，既然革命已经发展到长沙，他就不必去武汉，在湖南就能够入伍。他参军后，成了赵恒惕上校的部属，最高上司是谭延■。谭在消灭了对手后已经大权在握，成为最高军政领导人。这两人当时谁都不可能注意到毛泽东这个十八岁的列兵。不过后来他们对他就很熟悉了。赵恒惕成了毛泽东的敌手，而谭延■，说来也怪，在他算作国民党“左派”时， 成了毛的盟友，毛泽东参军的目的，是“为完成革命尽力”。看来他从未参加过战斗。正当孙中山和袁世凯（原为朝中高官，后转而拥护共和）双方支持者之间的武装冲突似乎不可避免的时候，两人达成了和议，孙解散了他在南京的政府，就理论上说重新实现了统一和和解。其实，袁独揽一切权力， 真正主张共和的革命党领导人，不是很快被抓、被杀，就是被放逐或被剥夺言论自由，但是，在 1912 年春，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决定退伍，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如果说毛泽东实际上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参加辛亥革命，那么，他在军队的六个月却标志着他在接受教育方面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他的朋友埃米·肖（EmiHsiao）所说，这段很短的军事生活是否就使他早在此时断定军队在中国是政权的关键因素，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只有经历了军阀时代长期的分裂和元政府状态之后，才能得出这种结论。但是，毛泽东的确扩大了他的接触面，特别是同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交上了朋友。这时他还存在着浓厚的学生心理，要从每月七元的薪饷中拿出相当大一部分去向挑夫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挑水，但毛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干那种事有失尊严。①他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读报。剩下的银饷，他都用来订报纸。有一种报纸登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几种小册子（江曾经留学日本，于 1911 年 11 月建立“中国社会党”）。他为这些著述所鼓舞，，就同其他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还同学生时代的几个朋友通信讨论这个问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毛泽东说他在 1912 年对社会主义抱有“热情”，我们肯定不能据此认为他这时已经支持社会革命。我们知道，五年以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几乎没有丝毫激进思想，但当时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潮所产生的想法，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不会毫无影响。

毛泽东退伍后决心继续求学，但是他不能确定究竟应该选择何种科目或专业，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当时的中国很有代表性。旧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非议。虽然在最新式的学校里仍然读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但只有少数极端保守分子才认为它们在现代还有用。而且，旧的科举制度，在帝制被推翻以前，就于 1905 年废除了，只读经书的人从此不再有任何前途。但是另一方面，虽然人们认为必须采用现代西式的教育，也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新式学校，可是还不知道，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国家生活中将居于什么地位，哪些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7 页。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7 页。

因此，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感到选择道路困难。当时他为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所吸引，先后到一所警察学校和一所肥皂制造专科学校报了名。一个法政学堂的朋友，又使毛泽东注意到他那个学堂的广告。广告许诺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期满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对这种前途产生了兴趣， 遂写信向家里要学费，并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前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后来毛泽东又为另一则广告所说服，认为最好能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进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他在那里实际上只学了一个月就退学了，因为大部分课程都用英语讲授，他听不懂。

他又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进行了六个月的尝试，在那里读了更富有传统性的历史著作。之后，他决定还是自学为好。于是他又退学，每天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从早到晚呆在那里，这样度过了半年。就是在这个期间，他读了严复翻译的反映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如《原富》、《法意》， 以及达尔文、穆勒、卢梭、斯宾塞等人著作的译本。他又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并学习了俄、美、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地理。①

虽然这个期间毛泽东极有收获，但他难以为继，因为家里不支持这种似乎漫无目的的学习。而且他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的“前途”，认定自己最适合当教员。一则招生广告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次是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广告。1913 年春毛泽东考进这所学校。次年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 毛和同学们遂转到第一师范。1918 年春，毛泽东在该校毕业。

这五年在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首先，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五年里获得的，其内容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 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但是，这五年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这五年使毛泽东能够进入教育界，执教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一个使他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阶梯，更为重要的也许是，长沙第一师范和其他男女生学校的学生团体，思想活跃，有政治觉悟，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使自己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的演练场。他在那里产生了后来付之实践的思想和方法，在那里结交了朋友和同志，其中一些人追随他直到 1949 年革命取得胜利。

胜利之日，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两个极亲密的朋友都不在他身边。其中一个是蔡和森，多年以前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另一个是萧旭东，他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方向，成了毛泽东的死敌。

蔡和森同毛泽东的母亲一样，是湘乡县人。他是六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父亲一度是上海江南兵工厂的一个小职员。蔡因其母而同曾国藩有远亲关系。蔡和森、毛泽东、萧旭东被认为是学校中最有才华的三个学生，他们也以此自负，喜欢自称三个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爱读的小说《三国演义》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

顺便提一句，在长沙的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始终重视体育锻炼。他和朋友们有意识地通过长途跋涉和经受风吹、雨打、日晒来锻炼身体的抵抗力。在师范学校时，毛泽东结交了另一个同代人，这就是在他日后的经历中

有很大影响的李立三。有一天，毛泽东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署名二十八画生（他的名字三个字原共二十八画），邀请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同他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收到“三个半人的回答”。“半个回答”来自李立三， 他听了毛泽东说的话以后，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走了。1936 年，毛泽东稍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两人在十几年之后，在什么才是最能保证象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0 页。

毛泽东从未受过大学教育。但是，这个学校的标准很高，就其所学而论，同进一个省立大学一样。特别是师范学校里有两位教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一位是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国文教员，他嘲笑毛泽东模仿梁启超的文风，叫他以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1936 年毛泽东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①

另一位是伦理学教员杨昌济。杨只教高年级。，所以毛泽东直到 1915

年或 1816 年才成为他的学生。当时，中国知识界已在酝酿五四运动，跃跃欲

试。从狭义上讲，“五四运动”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示威游行，其目的是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转让日本而不归还中国。但是“五四运动”又泛指 1915 年至 1921 年这个时期，以及在此期间席卷中国的激进思想。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几乎无人公开主张全盘模仿西方的习俗和思想为己所用，而是探讨如何使西方的某些东西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1898 年维新运动期间主张“全盘西化”的谭嗣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例外中的一个，康有为、梁启超也未走这么远。但在 1911 年以后的几年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标志就是《青年》评论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 的创刊。《新青年》的灵魂是北京大学（国内知识分子中心）的陈独秀，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主张完全彻底西化。他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能够救中国，它们将把过去的愚昧、迷信、野蛮一扫而光，并为一个新的、现代的、世俗的西方式国家奠定基础。

陈独秀对中国的过去，几乎是一切都厌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国家的前途。恰恰相反，他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②这句为人们经常引用的话表明， 他将现实主义置于对过去的自豪之上，其目的正是为了救国。但是，毋庸置疑，陈在其 1915—1918 年的著述中那样彻底地抛弃中国的历史遗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伤民族尊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难于容忍的。再者，整个民族，而且大部分农民是文盲的一个民族，抛弃其整个历史遗产，代之以根本不同的传统，也是一个问题。在评价陈独秀的历史作用时，必须看到，在二十世纪初叶，压在*此系原文，疑为“消”字之误排。——编注中国身上的传统和权威的负担多么沉重。如果没有陈独秀及其朋友们对过去率先发起猛烈的、摧毁性的有效进攻，就简直不可能在后来从传统中大量推陈出新而不再沦为传统的奴隶。

毛泽东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差不多从《新青年》创刊之日起，就是这个刊物热情的读者和坚决的支持者。他还鼓励他的所有学生看《新青年》， 正是通过他，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毛泽东还通过上课从杨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思想为一体的教育，杨对此十分胜任，因他不但对中国古文有坚实的基础，而且曾在日、英、德留学十年。在那里他成了康德和托马斯·格林的信徒（也敬佩塞缪尔·斯迈尔斯），但并不放弃十二世纪著名哲学家朱裹的理学。杨昌济在毛泽东进入他授课的班级以前，在长沙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话，无疑概括了他的教学精神：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 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1 页。

② 引自《青年》杂志第 1 期社论。此文的摘录见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5—47 页。周这本书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关于陈独秀的思

想，另见本杰明·施瓦茨著《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27 页。

因此，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深入利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在他看来，向西方学习的益处，不是以一种新的文化来整个地取代中国的文化，而是借以推动中国文化的恢复活力。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确实是很深的。毛泽东在 1936 年谈到杨时，还忘

不掉他后来同杨的女儿结了婚。他很爱她，但她后来在 1930 年被国民党杀害。人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毛泽东说杨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①这不仅是出于对岳父的爱慕， 而且表现出对老师的衷心敬佩。

杨昌济不仅指引毛泽东去接近《新青年》杂志社主张西方化和反对偶像崇拜的激进派、而且指引他接近另一个团体，其成员从十七世纪初湖南大学者王夫之的著作中寻找鼓舞力量，以求在保持中国固有传统的前提下使国家达到复兴。这个团体就是船山学社，或称工夫之研究学会，②是由长沙一批杰出的文人学士建立的，它几乎和《新青年》同时出现。清统治者征服中国后， 有几个很有名的人物拒绝为异族统治者效劳，王夫之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这些人批判朱熹和其他宋明理学家著作中的唯心主义邪说。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家使文人脱离实际，闭门修养，以玄想代替实践，导致民族丧失独立。他们还强调尚武精神，这种主张即使不是同经书直接对立，也是同传统观点格格不入的。船山学社的成员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当代催人奋进的力量。在杨昌济的推动下，毛泽东曾出席船山学社的会议，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袁大胡子在这方面对他也有所鼓励）。

毛泽东的第一篇论著，是 1917 年 4 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从这篇文章看，毛泽东那时主要是从这些新传统主义者那里而不是从刊载他文章的那种杂志上吸取新的思想。该文题为《体育之研究》，向同胞们推荐了一套毛泽东自己设计的锻炼方法，作为既增强体质叉陶冶性情的手段。毛泽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力提倡体育运动的人，因而此文用这个题目并非毫无意义。但是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他认为体魄矫健、意志坚强的重要性乃在于能够使中国人顶得住外国的压力，挽救自己的民族。文章开头的几句极其明确地说明了这个目的：

因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 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①

在论述体育的功效那一段，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②

① 杨昌济：《劝学篇》，载《公言》杂志，1914 年 10 月第 1 卷第 1 期。（译文引自《杨昌济文集》，河

南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9 页，署名杨怀中。——译注）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1—122 页。

② 王夫之，号船山。船山是山名，是他在清政府统治中国后的隐居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雷格出版社 1969 年修订版，第 152—153 页。全文的译文和对 1917

年毛泽东的思想更细致的分析，见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法译本，巴黎莫顿公司 1963 年版。（原文见《新

青年》，1917 年 3 卷第 2 期。——编注）

② 同上，第 157 页。（原文见《新青年》，1917 年第 3 卷第 2 期。——编注）

种品质：关心中国之命运；强调勇气、力量和尚武精神是救国之道。相比之下，对于“自觉”（这是 1917 年毛泽东自己的用语）的认识，则看来仅仅是初步的。毛泽东写道，“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他已经从赞赏十九世纪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人（包括杨昌济）那里知道，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但是他尚未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发挥这种力量，必须打破束缚个人自主性的旧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相反，他还引用孔夫子《论语》上的话（“君子求己”）来论证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并把曾国藩视为性格坚强的楷模。但是，尽管 1917 年毛泽东在思想上看来仍然是以中学和传统主义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读了《新青年》并接触到激进的欧化思想后未受影响。就是一个生活在北京或上海，懂得一种或几种西方语言的中国人，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理解同自己的传统迥异的各种概念也非易事。对于一个不懂外语、从未离开过本省的年轻湖南人来说，就更为困难。虽然如此，毛泽东还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毛泽东趋于采取更加进步的态度，无疑也是受了另一位教员的鼓励，这位教员后来成了他的忠实政治信徒，这就是徐特立。徐是湖南人，农民出身， 曾在日本留学，并在那里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徐特立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反对传统观念；他是因步行去学校而引人注意的两位教员中的一个。

（其他教员多坐人力车；几个富有的教员，包括杨昌济在内，还坐轿子。） 在长沙求学时期，毛泽东个人品格中追求新思想的一面，在他的各种活

动中要比在那篇保存下来的文章里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成立一个组织，探讨新的思想，要比用一种不为人们所熟悉的文体展开系统而充分的论证要容易一些。早在 1915 年，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就当选学生会秘书，在这项工作以及其他活动中，毛泽东越来越积极地提倡研究新思想，并反对呆板地遵守校规的旧观念。其最初一个极富有特色的创举，就是建立“学生自治会”，主要是为了组织学生集体抵制学校当局的无理要求。

就是在最初采取这种步骤组织大家抵制陈规陋习时，毛泽东也表现出深受童年时代那种农民生活环境的影响。有一件事可以证明。1917 年春，各派军队在湖南发生混战，不断进行抢掠，毛泽东指挥学生保护第一师范学校。他率领学生“志愿军”采取湖南农村中的老办法，将嫩竹削尖插在校园墙头， 士乒翻墙就会被刺伤眼睛。（谁也没敢翻墙！）

1917 年中秋节，毛泽东又一次而且更为明显地流露出了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一群学生聚集在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人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但毛泽东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答道：“学梁山泊好汉。”①

梁山泊是一个山地要塞的名字，毛泽东所爱读的小说《水浒》上的绿林好汉在那里安营扎寨，兴兵起事，除强暴以伸张正义，处乱世而求国泰民安。刚好十年以后，毛泽东上井岗山，开始走上了一条与此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的道路。但在此刻，1917 年底，他即将采取另一个步骤以吸收西方的新思想。这方面最重要的实际行动是他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学会于 1917 年初开始活动，1918 年春正式成立。这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学生会社之一，其成员最后都参加了共产党。

其他材料证明，正是在 1917—1918 年冬春之际，毛泽东六年来接触各种

① 此事及毛泽东早年其他各种事迹，是我访问台北国立政治大学 白瑜教授时了解到的。白很友好，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他的回忆录。白教授原是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比毛泽东晚两年进校。

观，这种世界观要比数月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观点激进得多。这时，他在伦理学教科书上写了以下批语：

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宗教、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①

这段批语不仅提到资本家，而且断然否定“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但这时表现出来的新的个人品格，同毛泽东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时的思想有很大的连续性。对经书的尊崇，让位于进行革命和激进改革的热情，但民族主义和对武德的强调，仍然是毛泽东个人品格中的两个核心特征。

如果说毛泽东在 1917—1918 年开始形成更新的观点，这无疑主要是由于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达到了相应的阶段。但这也是同五四运动酝酿时期整个中国在社会和思想上的变化急剧加快分不开的。形势的发展决定了毛泽东的归宿。1918 年他在第一师范毕业时，尽管有政治觉悟，仍不过是一个来自乡间的学生。1919 年夏，他在北京呆了半年后回到湖南，并投身于五四学生示威以后的各种政治活动，这时，他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向职业革命家生涯的道路。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7 页。所谈教科书是二流新 康德主义者弗里德里奇·泡尔生著作的中译本。（中译文引自李锐著《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2 页。

杨昌济是个很富有的人，其家庭不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又仅思想激进不守古训、不修边幅而且无明显生活技能的年青人。

毛泽东在其自传中称：“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激进分子，在为改造中国的习俗和思想而寻找一个模式时，均瞩目西欧。陈独秀等人羡慕法国的民主传统；另一些人则倾向英国。还有一些人，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同盟国的实力，在《新青年》上著文称道“德国军国“主义”，然而在毛泽东准备前往北京时，形势即将发生变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爆发一年后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① 这是一种过分简单的看法，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理。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 1906 年，就有《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前已谈到，本世纪初就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确实是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传人中国。它不是突如其来的。毛泽东反复断言，五四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分水岭，就含有这个意思。②但其影响增大如此之快，在仅仅一两年内，关于中国前途的论战用语就完全变了。

李大钊在并未真正理解俄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时，就对其历史和哲学意义大加称道，足以说明这种变化的特点。李大钊后来是中国共产党两位主要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是陈独秀。李大钊论述俄国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登在 1918

年 7 月的《新青年》上，另一篇更加有名的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0 月份发表，几乎在毛泽东抵达北京的同时。他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关系到俄国人，而且是反对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我们可以特别有把握他说，毛泽东很用心地读了这些文章，因为后来他经杨昌济（刚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介绍，在李大刽手下作图书馆助理员。李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历史系教授；毛泽东每月有八块钱薪水，只能节俭度日。——他同其他七名湖南学生共住一个房间， 但是故都之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他还经常应邀去杨昌济家中，并在那里结识了他未来的夫人杨开慧。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职位特别低微，其职业不过是个谋生的手段，他很少有可能同人们或各种思想接触。他打算和去图书馆的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攀谈，但多半是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①但他最后找到了别的办法去参加大学的文化生活。一方面，他参加哲学和新闻学会，获得了听课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一个大学里等级观念仍然很重的环境中，能够容许他充分参加其活动。有一次，他听完讲课想向胡适提一个问题，胡得知他不是个大学生而仅仅是个图书馆助理员后，便拒绝同他交谈。）更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李大钊于前一年春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这既是一个结识人的途径，又是确立最终政治信仰的一个步骤。②

李大钊本人这时还远远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没有达到充分的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横排本，第 1408 页。

② 同上第 2 卷，第 626—633 页。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7 页。

② 此小组是否于 1919 年以前正式成立尚有一点疑问，但有可能于 1918—1919 年冬春之际进行了非正式的

活动。见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44 页。

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论述是狭隘的宿命论，完全违背辩证法；并且说，这种社会哲学虽然有用，还必须补充以更加强调人类精神创造作用的其他思想，毛泽东的上司尚且如此，难怪他在北京期间尚未以任何明确的方式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列宁主义了。恰恰相反，他在自述中承认，这时他虽然“越来越激进”，但“思想还是混乱的”，“正在找寻出路”， 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大。可是他又说，1918—1919 年冬春之际，“在李大钊手下”，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消除这种说法上的混乱，他又说，在他第一次访问北京期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①而陈这时既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而是继续把议会民主和科学精神作为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答案。

上述不同说法之间的矛盾也许主要是表面上的。当时正是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上发生极其猛烈的变革的时期，即使博学的成熟的学者也往往在几个月内就改变观点。因此，一个初次接触首都生活的外地年轻人，在思想上同时朝着几个方向迅速发展，是不足为奇的。他为无政府主义所诱惑，是因为他象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要打碎旧社会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枷锁。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根深，因陈是他多年来在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又因为陈不妥协地拥护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事物，能够满足他渴求解放的同一愿望。他在“李大钊手下”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不仅因为李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始人，毛泽东在这个小组里扩大了这方面的知识，还因为他同李非常相象，也是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李大钊所具有的这种品质，其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会过分的。直

到 1918 年秋，他才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在此以前，他之所以对“新文化” 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恰恰是因为他认为陈独秀在思想上对于民族价值观念重视不够。①这时他脐身于文化革命领袖之列，应当说是象征着这个运动即将向两个方向转化，即不仅如前所述，趋向马克思主义，而且趋向民族主义。当然，正是由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强调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才促使这两种趋向结合起来。但是李大钊和继李之后的毛泽东最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列宁不同，他们不仅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当作反帝宣传的旗帜，而且认为它们本身就值得重视。

然而，1919 年春，在准备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尚未宣传过任何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时，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②，现在加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但仍然是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并未从中引出正确的观点。而且在这种思想混合体中过去有现在仍然存在着传统主义因素，尽管他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议上，毛泽东曾因将社会主义同形形色色的中国古代思想流派结合起来而引人注意。据说，他这时甚至敬佩曾国藩，竟视之为楷模毛泽东所以要效法曾国藩，毋庸置疑，不是由于认为他具有特别保守的禀性，而是觉得他作为一个懂得如何运用政治和军事力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7—132 页。

① 早在 1914—1915 年，两人之间曾发生一次著名的论战，争论人民的自由与启蒙同国家的生存相比，哪个更重要。李大钊当时强烈地主张，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痛苦，也比无国家沦为“亡国奴”好。李，陈论战文章摘要以及从1914 年至1927 年李牺牲为止二人思想发展之对比，见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 72—82、280—314 页。关于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详细研究，见莫里斯·梅斯纳写的李大钊传记，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5 页。

一点也不会漠然视之。

1919 年夏的政治运动，有助于毛泽东澄清自己的思想，终于开始使他具

有了自己的明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风格。他于 2 月末或 3 月初离开北京，先去上海，给去法国的一些朋友送行。这些朋友将赴法“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是由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于 1917 年发起的，学生用一半时间工作，以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1918 年春夏，毛泽东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就关心此事，准备赴法而去北京的湖南学生特别多。到京城以后，毛泽东继续为这项活动积极奔走，并协助制定了赴法预备生在京期间的学习计划。①

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毛泽东在自传中说，他本人从不想去法国，因为他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而当时知情的人说，他曾认真地考虑过去法国的问题，最后决定不去，是因为他没有学好外语，怕到外国后发生困难。总之，他最后决定留在国内，仅仅陪着他的一些朋友到上海，送他们上船，然后返回长沙。引人注意的是，十七年以后他在回忆此行时，还特别记得他曾游历了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牌：孔墓和《三国演义》上提过的筑有城墙的名城。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发现省内群情激愤。督军张敬尧特别残忍，①他是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实力派段棋瑞将军的亲日派安福系代表人物，因此人们对他的镇压政策更加痛恨。自 1915 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国内对日本就日益愤慨，而中国代表团却逆来顺受地承认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

消息传来，人们更加怒不可遏，因为正是东京从这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会议上捞到便宜。1919 年 5 月 4 日，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同时提出反日口号，并放火烧了一个部长的住宅，因为这个部长同四年前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特别有关系。

消息从北京传出立即在湖南引起反响，尽管张敬尧采取措施镇压一切反日活动。在长沙如同在北京一样，运动第一阶段的动力是学生，在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6 月 3 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当日“学生联合会”代表宣言，要求将 5 月 4 日北京学生烧了其住宅的亲日政客斩首。②

6 月 3 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两天以后在上海，不久又在全国其他大城市，引起商人和工人抗议而进行罢市罢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和组织了一个包括其他社会阶层的群众运动。（然而运动仍局限于城市，农民未发动起来。）其后数周，各类组织纷纷建立。毛泽东在湖南继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既发动成立新的团体，又发动示威游行以反对北京政府和张敬尧的亲日政策，当时两个最重要的团体是“国货维持联合会”（为抵制日货）和“湖南各界联合会”（包括社会各阶层）。后一团体是借鉴了北京、天津、上海的先例，于 7 月 9 日由“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有工商界参加。“湖南各界联合会”的成立，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团结的标志，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其重要性还表现在它为五四时期毛泽东极有影响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社会背景，这篇文章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①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84—86 页。

① 他的继任者赵恒惕将军（毛泽东在 1911—1912 年的老军事长官， 也是他在五四时期多次政治斗争中的对手），1963 年 6 月在台北会见我时 说，张“不是人，而是野兽”。

② 李锐引证的宣言最后这句话（见《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第 95 页），并未见诸当时发表的宣言（载《学生救国全事》，上海 1919 年 10 月出版），但这本书是在段棋瑞统治下出版的，可能力谨慎起见而删掉。

该文发表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湘江评论》

是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刊物，于 1919 年 7 月 14 日创刊，毛泽东任主编。李锐为了证明毛泽东日后的思想和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切基本概念早在其学生时代即已产生，就竭力说这种“民众的大联合”，实际上相当于 1949 年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谓在这种专政制度下，工农要起领导作用。② 这完全是一种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的确提到农民（虽然他们根本未参加五四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及其他社会阶层都是这个“大联合”的参加者。他还举出俄国革命的胜利，并为“红旗军”在全世界的发展而欢呼。但是， 他并未把布尔什维克的红旗和五四运动的红旗加以区分，而五四运动既打马克思的旗帜，也打杜威的旗帜，在他的分析中，丝毫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诚然，在李锐提到的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曾宣称，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正是中国所需要的。此文即使没有预示毛泽东将会在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但的确标志着他在思想上出现了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倾向的极其重要的一面。

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早已开始产生农民重要并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的思想，其见解与俄国民粹派并无不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还不是这个意义上的； 他并不特别关心农民。但是，他曾经是，当时仍然是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他认为，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个强大的进步力量。这个思想的确可以看作是一个桥梁，引导他摆脱 1917 年比较保守和带有传统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而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看到， 他已经开始关心中华民族的生存。他把这个混然一体的民族划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另一部分是为数极少的同洋人站在一起的军阀和投机商。以后数十年间，毛泽东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进步性或反动性的论断有许多变化，但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使命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他亲自撰写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别的知识分子而进行的学术练笔。他这个刊物的影响特别广：创刊号两千份一天之内就卖完，后来每期印五千份①。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尤其是在农村，但因刊物采用浅显易懂的文体（这是新文化运动早期阶段的重要收获之一），其潜在的读者大为增加。抛弃难懂和矫揉造作的文言文，代之以白话文，这个主张是胡适在 1917 年 1 月《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到 1919 年夏，大部分政治和文学著作，都采用了比较接近中国口语的文体①。这次由知识分子在其狭隘的天地里进行的“文学革命”， 乃是促使他们走出象牙之塔为全体中国人民而写作的必要前提。

象在北京的老一辈比较有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那样，毛泽东打算最充分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影响舆论。这种新的形势不可能不触动当局。不出所料， 在《湘江评论》出了第五期以后，张敬尧就予以查封，同时取缔了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毫不畏惧，接着担任长沙另一个学生周刊《新湖南》的主编。张敬尧不久也加以查封，毛泽东就在长沙的主要日报《大公报》发表文章。其中几篇极引人注意，都是论述他一直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即妇女权力平等问题。当时长沙有一个年轻姑娘因父母违背其意志逼她出嫁而自杀，事后毛泽

① 此文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39—241 页。

②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03—104 页。（作者此 处引文有误，李锐的原文是“人民革命统一战线”而不是“人民民主专 政”。——编注）

①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00 页。

① 关于采用白话文问题，见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 26—28、271—283 页。

自由之伟大浪潮”加以称颂。②

毛泽东办刊物受阻，遂以更多的时间从事实际政治活动。1919 年 11 月， 他改组学生联合会，12 月组织长沙所有中学和部分小学的学生进行罢课，反对张敬尧③。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张不会轻易放过反对他的人。几周前，他曾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毛泽东虽已不是学生，但也参加了。张在会上痛骂学生干涉政治，不把对日关系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最后厉声向他们喝道：“你们若不听我的，就砍掉你们的脑袋！”此时一个女学生被吓哭了，但毛泽东告诉她，张不过如狗在狂叫，不要去理他①。

1919 年 12 月的学生罢课取得了当局的一些让步，但对一些象毛泽东这样的人来说，湖南的形势不久又变得非常危险，他们因搞政治活动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借助外界的力量，才能把张敬尧赶出湖南。于是他们派出一些代表分赴几个大城市活动，毛泽东再次去北京。

这时，毛泽东已经不象一年前那样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了。他发表在

《湘江评论》、《新湖南》上的文章，博得了当时三家最重要的刊物的好评。这三家刊物即《新青年》、《新潮》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②。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虽然比较短，却是其政治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全译本或摘译本刚开始问世。1919 年 11 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全译本在 1920 年 4 月发表）和考茨基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大部分内容③。毛泽东读了这两部著作的中译本*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他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②毛泽东恰好此时去北京，也许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杨昌济 1 月底去世，毛可能想去看望和安慰杨开慧。

毛泽东再次从北京去上海，并在那里见到陈独秀，同陈讨论了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陈独秀曾因以文科学长身份支持五四学生示威而被扣留六个月，1919 年 12 月获释后去上海避难。在关押期间，他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 1936 年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裸刻的印象。”③

毛泽东在上海以接洗衣服维持生活④，但不久之后就时来运转。当时国民党的重要成员易培基在谭延闿的保护下呆在衡阳。易在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中取得了谭的支持。易培基原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的老师，毛在被迫留落外地时在衡阳遇见了他，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1920 年 6 月易培基随着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军队胜利地返回长沙后，身负重任，并兼任师范学校校长，遂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小主事。附小主事这一职位，使毛泽东在长沙有了

② 文章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34—337 页。毛泽东未来的岳父杨昌济关于两性关系的观点特别激进。他在 1915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赞英国人，因为他们和中国人不同，不介意寡妇的性行为。

文章署名 CZYSheng（化名），载《甲寅杂志》第 1 卷第 6 期。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15—117 页。

① 见白瑜教授的回忆录。

② 罗家伦（现为台湾一高级人物）在《新潮》1920 年 5 月 40 日一期上的热情赞扬，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4 页。又见《新青年》，第 7 卷第 1 期，第 104 页；《每周评论》，第 36 期，第 4 页。

③ 关于当时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时间和方式，详见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 第 299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1 页。

③ 同上，第 133 页。

④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20 页。

是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编注使毛泽东第一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可以维持生计，甚至过上一定程度的舒适生活。既有地位，又有稳定的收入， 这不仅关系到他的工作和政治活动，而且关系到他的个人生活，使他能够在那年冬天同杨开慧结婚。杨昌济是个很富有的人，其家庭不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不仅思想激进不守古训、不修边幅而且无明显生活技能的年轻人。

毛泽东在其自传中称：“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确实如此，毛泽东既未放弃他在学生中间的政治工作，不久又进而比较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组织工会之类的活动。毛泽东一生中的这个新阶段，也是同当时中国的整个形势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分不开的。他在 1920 年冬至 1921 年春的活动，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1 页。

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两个组织，是毛泽东仿照其师长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作法而建立起来的。

毛泽东还比较有创造性地建立了文化书社、目的是在湖南发行各种激进书刊，当时这类书刊在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多。为办好这件事，毛泽东说服新任都督谭延闿为书社写了招牌。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土生土长的，其组成人员在第三国际代表插手以前，就基本上相信苏联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在探索行之有效的革命公式的过程中，若元莫斯科的帮助，就不会那样快地或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组织。俄国人的干预为中国革命分子提供了某些有利的条件：有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志给予理论上和组织上的指导，还有物质援助。但也有两方面的消极作用。苏联领导人不仅仅是要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家，他们还要对俄国的命运负责。经验证明，当被迫作出抉择时， 他们往往将后者的利益置于前者之上。而且，就大多数居于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而论，他们只有欧洲的经验，并具有欧洲人的心理，即使他们一心想向中国同志提供无私的援助，他们分析问题也往往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出不了什么好的主意。

这两个因素大体上结合在一起而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莫斯科过于强调城市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因而认为，既然亚洲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而不成熟， 当前就只能满足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革命”。这种革命，既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又不会在一个邻国激起大的社会动荡，完全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因为苏联首先需要在东方建立起一个稳定和友好的缓冲地带，以防止外部进行新的干涉。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议总是目光短浅和自私的。在初期，苏联人的确提出过非常有益的忠告，帮助他们克服宗派主义错误。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苏联将对外政策的目标置于首位，斯大林又天真地认为他完全了解中国，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结果一再把中国引向灾难。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列宁在欧洲革命家中首先充分认识到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意义。自 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而在整个东方激起新的民族觉醒和反抗浪潮以后，他便逐渐产生了将亚洲民族革命纳入世界革命大目标的正确策略思想。但直到 1920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各种观点才写成一个提纲，为共产国际所正式通过。

1920 年，共产国际还没有象后来那样成为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列宁不得不在非常激烈的讨论中为自己的结论辩护。他的主要对手是印度共产党人罗易。他们之间的辩论在许多方面反倒成了当前中苏论战的先兆。一方面， 罗易如今天的中国人那样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准备同资产阶级妥协方面走得太远，而没有在亚洲革命中充分地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另一方面，他断言， 世界革命的关键在亚洲，殖民地若不先发生大动荡，动摇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并为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西欧无产阶级则将一事无成。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包括象罗莎·卢森堡那样的激进分子，往往极度轻视非欧洲民族的革命性，认为他们仅仅是有待欧洲无产阶级去解救的消极力量。列宁长期同这种倾向作斗争，但他并不准备附和罗易而走到另一极端，而且严厉地告诉这位印度人说，他走得大远了。代表大会最后所采取的立场基本上是列宁的， 而对罗易作了一些很有限的主要是文字上的让步。在策略上，代表大会规定，

宁在其原提纲草案中所写的那样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合作，而只能同“民族革命”运动合作。列宁在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十分清楚地指出，这种更改纯粹是形式上的，因为就其性质来说，殖民地的任何民族运动，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代表大会断言，欧洲革命和亚洲革命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但未明确说明何者更为重要。①

这种立场虽然在 1920 年 7 月就已经确定下来，但在 1922 年 1 月前没有在中国发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理论家中间存在着分歧。那时指导他们前进的还不是列宁的思想，而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全部责任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根本没有准备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而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共产国际的上述立场之所以没有立即在中国发生影响，毫无疑问，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一时难于接受如此陌生的一种思想，但也由于苏联领导人向中国传播他们的信仰时行动迟缓。早在 1918 年，列宁和契切林即开始致力于既

同北京的保守政府也同孙中山建立关系①，但是直到 1920 年初，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代表魏金斯基才到达中国。在当时苏联驻北京外交官的协助下，他同李大钊进行了接触，李又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结果，首先于 3 月间在北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然后于 5 月间在上海、9 月间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核心组织。②

9 月或 10 月间，即从北京接到那里已经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消息后不久，毛泽东也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小组。同时他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个组织于 1920 年 12 月末成立。（青年团最早出现在上海，8 月间成立。）在湖南，这两个组织的很大一部分成员都来自新民学会①。

这两个组织，象他在 9 月间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样，是毛泽东仿照其师长李大例和陈独秀在别处的作法而建立起来的。他在同一时期办的其他某些事比较有创造性，其中之一是在 7 月底建立文化书社，目的是在湖南发行各种激进书刊，当时这类书刊在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多。为办好这件事， 毛泽东说服新任都督谭延闿为书社写了招牌② 。谭原是清朝翰林，书法写得好。另一项也是更加非凡的活动是湖南自治运动。当时中国因内部争斗而陷入四分五裂，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在宣传地方自治思想，谭延闿本人1920 年夏返回长沙后也表示拥护。按照官方历史著作的说法，毛泽东举起自治的旗帜，其目的是想利用当时的形势，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鉴于谭延闿的意图显然不是要建立真正的人民自治，而是在同北洋军阀对立的情况下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正如毛泽东已开始进行的，组织一个运动支持人民参与制定新的省宪法，就能够暴露谭延闿的民主的虚伪性。另一方面， 只要未来的省宪法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就可以为推进革命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上述看法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完全如此。赵恒惕于 1920 年

11 月取代其前任督军而成为湖南的统治者后，于 1921 年 8 月通过了省宪法，

并规定自 19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第二年夏，毛泽东忘记了，即使是作为权

①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此问题的讨论，见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 40—48 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艾伦·s·惠廷著《苏联在中国的政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54 年版，第25—41 页。1919 年 7 月著名的加拉罕宣言允诺将中东路无偿归还中国，这本书对关于这个宣言的各种说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①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46—153 页。

② 同上，第 137—141 页：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 249 页。

的文章中宣称，他“历来”反对湖南自治①。他之所以改变了以前的态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他暴露出的湖南独立主义受到了批评。

1920 年冬至 1921 年初，毛泽东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工人运动组织者的生涯，但为时不长。（这只是一种业余活动，他仍然任长沙小学主事。）在此过程中，他产生了我们前已指出的那样一种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致旅法友人蔡和森的信中，他说世界由三分之一的资本家，三分之二的无产阶级所组成，根本未从民族上加以区分②。

到 1921 年春，中国国内有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巴黎中国留学生还成立了一个小组。经过一些初步商议之后③，1921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内六个小组每组有二名代表，还有一名旅日华侨代表，总共十三人出席会议。会议代表中，日后最知名的除毛泽东外，还有张国煮（北京）、董必武（武汉）、陈公博（广州，1944 年继汪精卫之后任亲日傀儡政府首脑），李大钊和陈独秀均未出席。李仍在北京，陈早在 1920 年 12 月应邀去广州在孙中山依靠军阀陈炯明保护而刚建立起来的政府中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大会还有两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不久前才有个荷兰人亨利克斯·斯尼夫列特同魏金斯基一起工作。

斯尼夫列特化名“马林”，后来在决定中国革命的方向上起了重大作用。人们常说，代表大会是在戏剧性的环境中召开的①。第一次代表大会**

原在上海中国当局管不到的法国租界一所正在放假的女子学校举行。代表们进进出出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但一个可疑分子（显然是警察局的侦探）的闯入使他们提高了警觉，全体代表除二人外均及时逃脱（此二人经审问后不久也获释）。

为了更能保证安全，遂决定离开上海，最后一次会议在浙江省嘉兴南湖的船上举行，伪装假日游览。

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特别突出地反映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纲领中提出的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并“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消灭阶级。一项关于党的实际工作的决策，所谈几乎完全限于组织工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列宁所主张的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合作，连有别于阶级目标的民族目标也没有提。相反，决议规定：“对现存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本党应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

① 《向导》周报，1923 年 8 月 15 日第 36 期，第 270—271 页。关于 毛泽东倡导自治的一般情况，见李锐

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21—131 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0、296—298 页。

③ 鲍·舒米亚茨基在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杂 志 1921 年第 1 期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 “最近”在华中召开了一次会议， 有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会议决定，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无产阶级 的统一政党，即共产党”。舒米亚茨基又说，这项决议已经付诸实践，因 为他写这篇文章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在华中”召 开的会议；可能是董必武所说 1921 年 5 月的那次会议（见尼姆·威尔斯 编《红尘：中国共产党人自传》，第 39 页）。据他说，那次会议，李大钊 和陈独秀都出席了。

① 关于代表大会最详尽的记述，包括对与会代表姓名和会议确切 日期的考证（官方确定的 7 月 1 日建党日

期是大有疑问的，代表大会可能 在当月晚些时候举行），见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是陈在1924 年写的一篇文章，经韦慕庭校订并写了导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1960 年出版，东亚研究所曾加以翻印，内部散发。（中译文见陈公博著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8—102 页。——编注 **经我国学者研究确认，“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为 1921 年 7 月 23 日。——编注

决议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作报告，如有必要，应向第三国际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派出一名代表②。鉴于要同共产国际建立这样密切的联系，莫斯科又派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而党所制定的路线并不接近列宁的路线，令人感到奇怪。但是，看来马林和魏金斯基并未参加最后一次在南湖举行的会议，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决议。不管出席与否，国际代表很可能感到，会议主要目的是建立党的组织，即使其组成人员具有各种各样甚至异己的思想倾向，以后总有机会加以处理。

代表大会显然曾就同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某些讨论，即使未作全面研究，至少也探讨了同孙中山合作的问题。据说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 致使原为大会准备的一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宣言始终未能公布， 因为与会代表中许多人认为，孙中山并不比北洋军阀好。①

现在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在这种辨论中毛泽东究竟站在哪一边。经认可的毛泽东传作者李锐说，毛泽东既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目标的思想，又反对“拒绝知识分子入党的极左的错误观点”。②这似乎是说， 他站在非宗派政策一边，暗示他支持同国民党合作，这很符合毛泽东在思想和行动，上久已有之的倾向性，即致力于中国“民众的大联合”。但从他在前一年冬致蔡和森的信看来，更为可能的是，他此时在思想上正经历着一个宗派主义阶段，可能赞成集中全部力量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工作，而这正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特点。

不管毛泽东在 1921 年夏的态度如何，他不久就同整个党一样改变了观点，表示接受甚至热心拥护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合作。但在按照这条路线制定出任何明确的政策以前，莫斯科必须决定它要支持哪一派民族主义者。1921 年 12 月，马林在前往孙中山在广州附近桂林的总部途中，不仅拜访了统治中原的亲英军阀吴佩孚，还访问了湖南督军赵恒惕③。毋庸置疑，莫斯科之所以举棋不定，不仅是出于外交政策上的考虑和希望同中国的实权派打交道，而且是由于孙中山的政治行动步调紊乱并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经过 1921 年 12 月的会谈，双方确信在一些方面互有需要，才为苏联代表第二年同孙中山作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基础。但莫斯科在孙中山和其军事庇护人陈炯明之间仍然犹豫不决。

这时，毛泽东已经回到长沙，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全国党员仅六、七十人，因此要建立一个郑重的有实力的组织，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过，除进行党务工作和工会工作外，毛泽东还在文化领域搞了几项创举，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也许是 1921 年 8 月创办的“自修大学”，其宗旨是创造一种环境， 时而听演讲，时而同教员和同学展开讨论，以推动学生象毛泽东本人曾经作过的那样，进行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①。这决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

① 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 129—130 页。

② 有些材料断言，并没有明确决定要同第三国际联合。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韦慕庭的看法，他在为前引陈公博文所写的导言中提出了根据，见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 33—34 页。

① 关于此问题，可参看韦慕庭为前引陈公博文所写的导言，见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 30—31

页和陈的文章。陈公博在 1943 年同日本人相勾结时所写的回忆录说，国际代表曾试图改变反对同其他政党

合作的决定。见前引书第 53 页。（此事在中译本中未查到。——编注）

②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50 页。一大通过的纲领中有这一说法：党“完全与黄色知识分子阶级 断绝一切联系”。见陈公博著前引书第 126 页。

③ 见 1921 年 12 月 19 日赵恒惕致谭延闿函，存台湾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见本书第 21 页。

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象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毛泽东的另一项创举，象创办“文化书社”一样，证明他善于利用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和机构来达到激进的目的，这就是 1922 年下半年他在湖南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原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在美国的支持下于 1921 年大规模发动起来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的“平民教育运动”同原来的运动一样，其目标也是教会每个文盲认识一千个常用字， 但是不采用别处使用的课本，毛泽东叫别人另编了一套教材。这套教材首先讲社会上的所有财富都是农民和工人创造出来的，然后解释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和工农联合等问题。毛泽东指示各地运动负责人在各个村子中同当地士绅联系，使有声望的人支持此事①。

尽管教育领域的这些创举饶有兴味和富有特色，毛泽东当然主要还是致力于党务工作尤其是工会工作。1922 年全国到处发生工潮。1 月间，赵恒惕在长沙残杀两名无政府主义劳工领袖，毛泽东随即发动了一个反对赵的运动。他还和另外两个后来在中共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湖南人即李立三和刘少奇一起，在全省领导了一系列罢工。毛泽东还在石匠、印刷工人和其他各行各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②

在毛泽东从事这些活动时，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即将发生根本变化。1922 年 1 月，一个包括国共两党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席了远东第一次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会上，他们受到了季诺维也夫直截了当的斥责，他要他的中国同志不要轻视那些“老板和罪人”，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要同他们从事共同的事业①。于是，中国共产党便在 1922 年 7 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抛弃了前一年所采取的宗派主义态度，而通过了一项拥护同国民党联合的决议。毛泽东说，他曾去上海准备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但因忘记了地址，找不到任何同志，只得又返回长沙。②

此时中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苏联人必须决定他们在中国究竟支持哪一个“民族主义者”。陈炯明此时转而反对孙中山，孙幸免于被捕，再次到上海避难，不再有任何活动基地。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和马林先后在上海访问了他。他虽然地位不稳，但却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国共两党按通常方式结成统一战线的建议，显然是担心会难于控制他的新的同盟者。但他准备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两党之间就可以建立合作。

这项建议可能使大多数共产国际代表感到震惊，马林则不然，因为他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参加过大体上与此相类似的“党内合作”，他在发展那里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那里的社会主义者曾同一个带有宗教色彩名为伊斯兰联盟的民族主义革命组织亲密合作，但合作在似乎即将取得成就时而告中断。现在有了一个再次运用这一策略的机会，马林迅即抓住时机，

① 关于“自修大学”，见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53—159 页；关于湖南的平民教育运动，见同上书，第 167—168、181—182 页。

②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60—211 页。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史，见让·谢诺思著《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巴黎莫顿公司 1963 年版。

① 艾伦·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第 5 章；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 79、296—297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4 页。

合作的决议①。

于是中国共产党就冒着风险同国民党合作，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这次冒险在似乎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却以失败和党在城市中的基地全部遭到破坏而告终。

① 此事是马林自行决定，还是根据莫斯科的直接指示，是一个还没 有弄得很清楚的问题，见康拉德·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哈 佛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0—32 页；E·H· 卡尔著《苏俄历史：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第 3 卷第 2 部分，麦克米伦公司 1964 年版，第 689— 692 页。我在这里所表达的看法和布兰特、卡尔相同，即马林自行决定，事 后才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根据不足，尚不能作为定论。

毛泽东投入到同国民党合作的组织工作中去，他是如此热心以致遭到自己党内同志的怀疑。他的湖南同乡李立三嘲笑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才能提出适应当时农民情绪的口号。“打倒军阀！” 这一口号非常明确有力⋯⋯至于“打倒帝国主义！”对第一次听到中文“帝国主义”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毛就把它解释为“打倒洋财东！”

马林赞成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合作的那个独特方式，不管事先是否经过苏联领导人的批准，但这一政策的实质符合莫斯科当时的意图，则是没有疑问的。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不相信亚洲民族具有革命能力， 这一态度在 1922 年 11 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反映得尤为露骨。卡尔·拉狄克指责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人中没有影响，嘲笑他们具有“孔夫子”思想， 接着就教训他们，要他们明白，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即使在民主共和体制下统一国家，都还不是议事日程上的事。①也就是说，莫斯科的方针是要在南方把孙中山树起来，同时为了它们自身的外交利益，又要同北京的吴佩孚和满洲的张作霖打交道。

虽然所有的中共党员都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指示，但有些领导人则更乐于接受这条新路线。首先想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求更为有效地革新国家新方法的陈独秀，是对这一路线最持保留态度中的一个，他只是服从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需要而已。因为 1923 年 2 月 7 日吴佩孚对铁路工人的大屠杀，使他深信无产阶级单枪匹马，是无法对付那些“军阀”的武力的。②

李大钊从未放弃要使中国独立和取得崇高地位的信念，对于同孙中山合作的政策充满热情。毛泽东也是如此。事实上，新政策肯定会得到毛的支持， 因为同孙联合的反帝目标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弦。

如果指责毛仅仅是憎恨外国人，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也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确实不能饶恕那些侵入他的国土并侮辱其国民的外国人。1924 年稍后一些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就可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他有一个在国外念了几年书的老同学有一天到上海去看他。毛当时穿一身中式破衣服，他看了一眼他朋友穿的西服，轻蔑地说：“你还是换了你的衣服吧”。他朋友问：“为什么？”毛回答说：“我带你去看”。于是就把他带到上海市的一家公园门口， 指给他看门口挂着的那块有名的招牌：“华人与狗不准入内”。①

在毛于 1923 年写的文章中，对这种侮辱言行表示强烈不满的情绪反映得很充分。他以讽刺的语言谴责北京政府的媚外行为，②并训斥他的同胞没有象恨日本人那样来痛恨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以厌恶的口气说：“难道国民只知

① 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 265 页。

② 这次使 35 人死亡的镇压行动是一系列事件中的高潮，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支持吴佩孚反对其军阀对手，以此换取在吴控制的地区放手组织工人的权力。这在后来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政策，看来是马林和李大钊两人出的主意。参见康拉德·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25 页，他把责任完全归之于马林及共产国际。谢诺思在其所著《中国的工人运动

（1919—1927）》（巴黎莫顿公司 1963 年版）一书第 277 页中，则认为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李大钊。

① 见白瑜教授的回忆。白教授还谈到了毛在长沙时代的另一件事，也可证明他的强烈的民族主义。那是在第一师范学校同湘雅举行足球赛时（湘雅是那鲁在中国设立的一个预科学校，进这一学校的大多是与西方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的子女），在一大群观看球赛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了毛的高大身躯，他大声喊道：“打败洋奴！”“洋奴”一词是对那些过于屈从西方利益的人的鄙弃之称。

② 他在 1923 年 8 月写道：“如果我们有一个外国主子放了屁，那也是非常香的”。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

政治思想》，第 210 页。

主义更要厉害的？”③至于美国，那是“最凶恶的刽子手”。④

毛在 1923 年 7 月提到商人也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这比他对妄自尊大的、反帝联盟所针对的“外国主子”所持的敌意，乍看起来更令人吃惊。他说：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 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衣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①

如果说反帝斗争是符合毛的民族主义气质的话，那么，全体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思想，则正投合了他在 1919 年已表明的民粹主义倾向。只是在用语上有所不同，他用“统一战线”代替了“民众的大联合”。②如果他认为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必须属于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他这种态度无疑是由信念与机会主义综合而成的。1923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与这一思想类似的路线，大会通过的宣言说，“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第三次代表大会还决定共产党必须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①张国焘就此指出，毛泽东原来是支持工会独立的，可是当反对派的观点得胜时，他又改投了反对票，目的是能在党内得到提拔。②

张国煮是很有资格的共产党见证人，他颇能歪曲事实，以适应他个人的目的，③而且他一直是反对毛的。可是我们没有理由完全无视他的证明。在中共三大上，毛确实是想提高他在党内的地位，正象他那篇承认商人是国民革命领导者的文章那样，是想讨好国民党。（他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在中共三大上，他被选人中央委员会，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组织部长，代替了张国焘；在 1924 年 1 月的国民党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但是，毛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也不只是想起重要的作用，而是为坚强的信念所驱使，认为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起来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必需的。他一定也意识到中共的弱小，那时还仍然只有四百名左右的党员。

在斯大林的使者鲍罗廷指导下进行的国民党的改组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情（鲍于 1923 年 10 月抵广州）。这种“从内部”进行的合作，以前仅有过一例，即马林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那里的伊斯兰教联盟是组织松散的群众运动，很容易被坚定的少数派所控制。同样的，1924 年以前的国民党，正象

③ 《向导》周报，1923 年 8 月 29 日第 38 期，第 286—287 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89 页。

① 同上，第 206—207 页。

② 同上，第 208 页。

① 《向导》周报，1923 年 6 月 20 日第 30 期，第 228 页。（该宣言还指出，国民党必须“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才能“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其次，该宣言认为，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而不是“必须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编注

②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36—37 页。显然在共产国际压力下作出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会议， 在两个月之后变了。

③ 见同上书第 6 章第 118 页上关于他对南昌起义所持看法的分析。

可现在却提出要按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国民党本身改造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而且还为孙中山提供了一支由苏联顾问训练的现代化军队。孙在 1923 年底虽然得出结论，除了依靠苏联，别无其他选择，但他完全不想成为莫斯科的傀儡。从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来看，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完全是值得的，因为莫斯科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莫斯科的两个伙伴来说，都充满着危险。要是共产党能成功地控制住国民党的中下层组织，那么他们就可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整个国民党。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就会被由他们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机器所摧毁。②

毛泽东立即投入到同国民党合作的组织工作中去，他是如此热心以致遭到自己党内同志的怀疑。自从 1923 年 6 月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后，他移居

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1924 年 1 月和 2 月，他曾去广州作短暂逗留，参加国民党一大。那时他刚过三十岁生日，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以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出现在讲台上，这是一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已经为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赢得一席之地，从下面一件事可以得到证明，他是审查国民党新党章的十九个委员中的三个共产党代表之一。①他还经常参加讨论，强调共产党对孙中山主义的坚定支持。

正如已经指出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以这一身份参加了中央党部的会议，直到他于 2 月 7 日或 8 日启程去上海。他留下了四份决议，它们非常清楚地暴露了他那时的政治思想。国民党中央在 1924 年 2 月 9 日的第四次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讨论，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这些决议全力抓住了组织方面的问题。在毛的全部政治生涯中，这是他的最大资本之一。他一方面反对广东省高层干部的过剩，他说，中央及省的国民党机构是“空洞的组织”。他认为，那些在“指导党员行动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的组织”，是设在城市中的一些局或农村中层一级的机构

（县或区的机关）。但与此同时，毛又强调，国民党在人力和财力上不应过于分散。他建议在会后几年内，党应以其 70％的财力用于运动已得到很好开展的八九个主要城市，其余 30％给那些真有发展前途的十一个或十二个地区。其他地方则暂时可以不管，“以免分散我们的力量”。

毛想使国民党分权的想法并不反映农民的利益。他建议党要花力量的那些地方主要都是大城市。长沙也未列入。对这一点最可能的解释是毛想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他偏爱自己的故乡。毛在有关决议草案中只提到了 1924 年积极进行工作的二十个城市中的九个，其他都以“等等”概括了。在毛的思想中，长沙可能已包括在那些未指名的城市中了。从下列事实可以证明， 他对湖南革命的进展并不是漠不关心的：1924 年 4 月，他派他的朋友、以前

① 这是根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莫娃的证明，她在鲍罗廷使华后期曾任他的秘书和译员一年多。见她写的回忆录《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 179 页。她的书对苏联使团在二十年代中国的那段历史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某些军事顾问的情况，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到。

② 黄埔军校非正式成立于 1924 年 5 月 1 日，6 月 16 日由孙中山主持举行隆重开学典礼，蒋介石任校长，

周恩来主管政治部（见本书第 63 页脚注①）。

① 《革命文献》第 8 辑，台北 1955 年版，第 1152 页。这一关于毛的材料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丁·韦

慕庭教授对我的提醒。另外两位共产党代表是李大刊和谭平山。（在《革命文献》第 8 辑 1978 年影印版第

144 页上刊载这一史料，谓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成员十九人是：谢持、何世桢、谭平山、丁惟汾、廖仲恺、茅祖权、孙科、朱济青、李守常、萧佛成、汪精卫、张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泽东、石瑛、邓泽如、谢英伯。其中李守常即为李大钊。——编注）

织。①

毛在提出这些决议草案后不久便回上海，他在中国共产党内身居要职， 同时又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他在上海时的国民党同事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俩不久就分别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领导人。根据毛的自传所说，在这一年年底时他病了，不得不回湖南休养。①事实上他可能是由于工作过度而劳累，但他的生病起码有一部分是出于策略原因，这也是无疑的。因为他受到中共党内那些反对因过分强调同国民党合作而丧失自己党的独立性的人的严厉攻击；他的湖南同乡李立三嘲笑他是“胡汉民的秘书”。②繁重的工作和怀有敌意的批评这双重的压力太厉害了，于是毛就回故乡韶山村躲了起来。

他一回到故乡就发现农村的形势已完全不象过去那样平静了。在五四动乱时期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的农民，最后终于觉醒，参与了政治活动。到那时为止，国民党比中共更加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虽然国民党机构中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早在 1922 年，出身地主家庭、加入了共产党的彭湃， 在他家乡广东省开始组织海丰和陆丰的农民。③1924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农民部，澎湃是农民部的第一任部长，并主持 1924 年 7 月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很快就离开广州，继续在广东农民中进行工作，而其他共产党员继续在国民党农民部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④可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农民不感兴趣。陈独秀于 1923 年 8 月说，在象中国这样的小农国家里，“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1924 年 12 月时他还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而且“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中，也须“做一个督战者”。至于农民，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几个同盟军之一，所有的农民都“带有妥协性”。①

在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并不鄙弃农民。相反，1923 年成立了农民国际， 并于 1924 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于 1923 年 5 月给中共的一个指示中还强调农民“是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②莫斯科与中共在关于农民革命性问题上的分歧，也是他们在同其他阶级或政党合作问题上一般继续存在的不同看法的表现。中共不得不接受莫斯科关于同孙中山联合的意见， 但很多人对孙仍抱怀疑态度。他们的这种担心不能说全无根据。孙的性格古怪，而且反复元常。在他要求鲍罗廷为国民党一大写了一个宣言，号召进行反帝的“国民革命”之后，他又担心党内保守派的反对，所以在讨论中，他

① 关于毛的四个决议的正文见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的报告，载《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 年 2 月 24 日第 9

期，第 11 页。关于夏曦的任务，见夏的信，由上海执行部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传达，4 月 21

日，出处同上，1924 年 5 月 18 日第 31 期，第 5 页。感谢罗易·霍夫海因茨先生为我提供了这些材料以及一套缩微胶片。他所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的著作在“作者致谢”中已经提到。霍夫海因茨先生在谈到这些文件时，对于毛不在其 1924 年的工作计划中提到长沙的问题也提出了上述解释，这对我说明毛

在 1924 年时的立场有很大帮助。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5 页。

②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37 页。

③ 海丰和陆丰（统称为海陆丰），位于广州北部海岸。

④ 关于彭湃在农民部以及在海陆丰等地农民中的活动情况，请见江渡辰吉写的两篇文章，载《中国季刊》，

1961 年 10 月—12 月，以及 1962 年 1—3 月第 8、9 期，第 160—183、149—181 页。

① 见《向导》周报，1923 年 8 月 1 日第 34 期，第 258 页；以及《新青年》，1924 年第 4 期，第 22 页。

② 《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莫斯科 1934 年版，第 114—116

页。

这后一个文件被鲍罗廷称作是 1924 年前的国民党的“空话”。这使鲍罗廷花了几个小时来说服孙，让他放弃这一突然产生的念头，采纳那个被一致认为是以中苏合作为思想基础的文件。③

1924 年末，孙接受亲日的安福系领袖段棋瑞的邀请，去北方讨论和平统一国家的条件。途中他在日本停留，发表了盛赞中日友好的讲话。面对这样一种手腕，中共机关刊物在 1925 年 1 月初发表文章说，孙中山已经“有失群众的信仰”，说他的态度已有碍于“国民革命之进行”。①

当然，所有这些指责随着孙中山于 1925 年 3 月在北京逝世而被人忘却， 他的名字成了同共产党合作的坚定政策的象征。但是斯大林和中共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对斯大林来说，国民党只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是一个对他有利的伙伴。可是对共产党来说，则不得不与国民党这个同盟者共存下去， 并且以不安的心情看着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力量的不断发展。

在 1925—1927 年这段决定性的时期里，毛泽东在莫斯科、国民党及共产党这三角关系中的立场，总的来说，是更接近于国民党，而不是靠拢斯大林或陈独秀。这一事实显然使毛本人及现在的北京史学家感到难堪，下面我们就谈到北京史学家歪曲毛在这段时期活动的一些情况。实际上这丝毫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除非人们出于个人的考虑，认为一个亚洲革命者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甚于关心社会革命是不光彩的。只要中国的民族利益同苏联的利益一致，毛就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如果不一致，毛就采取独立路线。早在斯大林同意之前，他就赞成蒋介石统一国家的北伐计划了。因为对他来说，国家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事。后来他建议同国民党破裂，依靠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的土地革命，也是在斯大林听任这一破裂发生之前，因为毛最终关心的不是苏联西伯利亚边界的安全，而是拯救中国的革命。

毛发现农民具有革命力量的时间，正如已指出的，从他 1924 年至 1925 年冬春回韶山休养之时已经开始。那时广东的农民运动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在 1925 年 2 月至 3 月蒋介石为反对陈炯明而进行第一次东征期间，海陆丰的农民不仅热烈欢迎他的军队，并且还为他们提供侦察、放哨等帮助。湖南是在得到这种有关“农民协会”的报导后，那里的农民才开始自发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的。

1925 年“五卅”惨案后发生的事件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 “五卅”运动本身是中国革命的巨大转折点之一。那天下午，一批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中国工人而游行的工人和学生，在英国巡捕房一个警官的指令下，遭到上海租界巡捕的开枪射击。十个示威者被杀，五十人受伤。次自下午在商会举行的会议决定，所有学生和店员，以及在外国资本家工厂工作的所有工人，举行总罢工。巡捕在后来几天内的进一步枪杀只是加强了群众的决心，到 6 月中，运动扩展到了广州。6 月 23 日，英国和法国巡警又一次开枪射击群众，打死五十二人。结果使广州与香港之间的交通全部停顿达十六个月之久。①

六年前，横扫沿海城市的大规模反日运动并未把农民唤醒。现在，他们对中国人所受的外来侮辱很快就表现出敌对态度，这种政治觉悟的提高，反映在农协的发展上。毛对埃德加·斯诺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 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

① 这篇文章为陈独秀的好友彭述之所写，载《向导》周报，1925 年 1 月 7 日第 98 期，第 818 页。

① 关于这一时期的材料，见谢诺思著《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第 371—444 页。“五卅”的示威游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在这方面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是蔡和森， 他是毛泽东在长沙的密友。

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①

那时在中国工作的一个苏联顾问最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24 年初毛曾到鲍罗廷住处去，“在他回湖南准备组织农民协会前向鲍罗廷请教一些问题”。②这一说法是想强调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事实并不象所说的那样。毛直到 1924 年末才回湖南，也并没有要回去组织农协的想法。不过毛从

鲍罗廷那里接受了某些观点倒是可能的，鲍在 1925 年给国民党员讲课时曾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完全取决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土地问题。③

不管这种灵感来自何处，1925 年夏，毛一旦开始工作，就以他特有的才能提出适应当时农民情绪的口号。“打倒军阀！”这一口号非常明确有力， 因为中国农民深受各色牌号军阀的掠夺，对理解这一口号并不困难。至于“打倒帝国主义！”则有些不大好懂，对第一次听到中文“帝国主义”（按字面来说是“皇帝国家主义”）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毛就把它解释为“打倒洋财东！”①毛组织农协的活动最后引起他的老熟人赵恒惕的注意，他又一次被迫逃往广州。他到达广州显然是在 10 月或 11 月的某个时候，是他离开那里将近一年以后。②

毛在广州看到的是紧张而又复杂的局势。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因病未参加），在同国民党关系上通过了一条比较带有宗派色彩的路线，这显然反映了对于孙中山临死前不久产生的怀疑。“五卅”事件暂时改善了中国各社会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反对外国暴行的群众团结了起来，但其后果是分裂性的。由于受中国对手支持的罢工的影响而关闭的那些外国人开的工厂（中国商人和实业家甚至出钱来维持罢工者及其家属的生活）很快就看到那些中国人开的工厂也不得不关闭，因为资本家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还要补助工人。更普遍的是，有钱的中国人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与外国同事以及各国的外交和军事代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另一方面，工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明显而迅速地扩大。

后果之一，就是在 1925 年夏秋时，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共产党分裂活动的“新右派”。他们提出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驱逐出去，在两党之间建立一种不受束缚的和更少危险的合作形式。

1925 年 8 月，国民党左派中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廖仲恺被暗杀。“新右派”领导人之一胡汉民受到怀疑，以至必须把他送出国，到苏联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5 页。

② 切列潘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第 1 卷，第 84

页。

③ 鲍罗廷：《国际政治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 3 版），广州 1927 年 1 月版。

① 见李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一书中的一篇 文章，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64

页。

② 官方编史工作者为了掩饰毛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合作时间长于任 何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领导人，便严重歪曲毛的生平活动年表，在被歪曲叙 述的一年多的活动时间里，就是以毛抵广州的日期开始的。这种改写历史的情况发端于毛本人在 1936 年向埃德加·斯诺谈他自己经历之时。但是 毛比起现在北京写历史的许多人来说，则又要诚实得多。就这个有争议的 问题来说，毛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他组织湖南农民的活动在赵恒惕中止 它以前曾持续了“几个月”（斯诺：《西行漫记》，第 135 页）。（《西行漫 记》中的记载可能有误。——编注）可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真正 认真组织农民也是在“五卅”之后，这同上面所说他回广州的日子是符合 的。其次，毛的《长沙》一诗，显然写于秋季，在最新出版的他的诗集中 注明的写作日期是 1925 年。这就说明，他在湖南起码呆到 9 月。最后还 有一个材料来源，虽然不很明脚，但

却常有一些有用的资料。这一材料指 出，毛抵达广州的时间是在 11 月（《现代史料》，第 4 卷第 3 部分，

上海 1934 年版，第 343 页。见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00 页上所 引。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体会议上提议，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被共产国际的代表否决。总之这次全会对国民党持完全敌对态度是可以肯定的。②

毛泽东回到广州，所有这些紧张的形势看来并没使他感到很大不安。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国民党的机构中真正起到了主要作用。在这点上，他忠实反映了斯大林的立场，即决不同意陈独秀及中共其他许多领导人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出现的倾向持反对和怀疑态度。无疑他也在寻找一种合适的组织以便应用他关于发挥农民革命潜在力量的新观点，而国民党仍然比中共中央委员会更多地表现出对农民的兴趣。

为毛提供影响土地革命进程重要机会的是创立于 1924 年的农民运动讲

习所。当讲习所于 1925 年 10 月 1 日开办第五期时，湖南学生的人数突然上升到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湖南省党组织吸收的共产党员，①毛在这一发展中可能是起了作用的。下列情况有力地证实这一推测， 他的兄弟、后来成为他在政治上的密切合作者的毛泽民，就是湖南学生中的一个。② 毛可能没有主管这一届的工作，但他完全可能讲过课并对此很感兴趣。他确实主持过于次年 5 月开始的第六届讲习所的工作，但那时候，在莫斯科、蒋介石以及中共的三角关系中已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事件。

这场复杂的戏的第一幕是 1926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但由于名义上的部长江精卫集中精力于政府主席的工作，毛实际上主持宣传部。②因此他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宣传问题的报告。

在大会通过的概括了毛报告主要思想的关于宣传问题的决议中有下列论述：

一个政党的成功必须取决于这样一点，即一定要有重心。国民党的重心蕴藏在无数受剥削农民群众之中。宣传部必须不断地把党员的注意力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并指导他们依靠这一重心。③

这时毛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尽管无可否认，但他在大会所争论的问题中显得最关心的是组织与纪律方面的问题，这是后来几个月中事态发展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大会遇到的严重问题是如何处理所谓的“西山会议派”，因为他们曾于 11 月底和 12 月初在北京西山的孙中山墓前聚会，通过了一项把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的决议。毛以宽大的态度向大会建议要宽大为怀，他说，不能因为西山会议本身而处罚右派，而只能看他们是否*据有关文件记载，毛泽东此时的正式职务应为“代理部长”。一编注违反了纪律。他还向大会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被大会接受了），再次推迟对错误最严重的三个人

① 关于戴季陶和“新右派”的问题，见前引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 国的失败》，第 55—61 页；韦慕庭和朱莉·豪合编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206— 212 页。称他们为“新右派”是同玩固的“老右派”相比而言的，这些右 派在 1923 年，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虽然胡民汉确实是 怀疑共产党，但指责他合谋刺杀廖仲悄事实上是不公平的。

① 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65 页。

② 第五届农讲所的 113 名学员的全部名单中有毛泽民的名字，见《中国农民》1926 年第 2 期。

② 他在自传中的说法是“任国民党宣传部长”（见斯诺著《西行漫记》，第 135 页），虽然文字上有误， 但内容确切。毛的地位同在黄浦军校主持政治部的周恩来是类似的，尽管名义上周是副主任。

③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6 年 4 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第 136 页。

路上来。”①

不管毛是反映他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中共党内起码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是重要而引人注意的。尽管这些人是保守分子， 但毛强调与这些人保持同志式的团结，认为他们是真诚投身于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斗争的。毛明确表示，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而言，他更多地重视前者（至少就目前来说）。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讨论整理党务案的问题。在讨论中，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一个同事提出了一个三点计划，旨在减少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究竟有何意图给他们造成的不安。要求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讲明他们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必须完全公开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未经当地国民党组织的许可，任何国民党员不得加人共产党。对这几点意见，先是张国焘， 接着是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员作了回答。也就是这一次，他俩的观点完全相同。这些内容从理论上说是好主意，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现有条件下， 公开声明共产党员身份而不遭逮捕或处决是不可能的。毛说，迫使部分革命力量经受这样的打击，“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②

大会最后通过了由陈公博提出的一个妥协方案，就是由两党的中央执委会召开一次会议，寻求一些办法使右派对共产党员的活动感到放心。毛曾因为没有参加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而失掉了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的位置，但现在他却又一次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得最多选票（248 张）的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及蒋介石相比，他所得选票为 173 票，李大

钊得 192 票。①大会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一份新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的主编，这份刊物在 3 月初开始发行。虽然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共产党影响问题在决定蒋介石与莫斯科的较量中起一部分作用，但决定性的问题是北伐。进行军事讨伐以推翻北京的军阀，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直是孙中山最后几年最迫切的愿望。他接受了苏联的很多援助，因为他深信， 这是要建立一支能承担这一任务而又属于他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唯一道路。而现在蒋介石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的野心，而且也是考虑到国家的前途， 驱使他来实现孙中山的愿望。

苏联的看法则完全不同。1926 年 3 月，就在这一决定性较量即将出现的时候，苏共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由托洛茨基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准备的一份关于远东政策的报告。在这位“不断革命论”鼓吹者的思想指导下，准备了一份几乎完全是讲是否可能使用外交手腕的文件。新近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使莫斯科感到惊慌。苏联人现在提议，承认亲日派张作霖在满洲事实上已拥有的自主权，以此向日本求得苏联自身的安全，而不惜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他们不管吴佩孚在三年前对铁路工人的大屠杀，还抱有同吴佩李恢复谈判的想法。至于对广州革命政府，苏联人派其驻法国大使拉科夫斯基去试探， 承认他们自主的可能性，想以此来抵销张作霖的势力。在一份谈到与广东关系的报告中，下面的话是斯大林亲自提出并加进去的：

广州政府现在阶段必须坚决反对进行具有进攻性军事讨伐的思想， 一般来说，任何这种做法都可能怂恿帝国主义采取军事行动。①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179 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179 页。

① 同上，第 165—167 页。

① 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麦克米伦公司 1964 年版，第 769—772 页。

莫斯科尚未得到这一消息。对蒋在军队政治委员中逮捕大批共产党员以及软禁苏联顾问的行动，毛显然是不会同意的。但蒋的动机就某种程度说是向莫斯科施加压力以便得到苏联对其计划中的北伐的支持。那么就这点说，蒋与毛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蒋发动事变后十天，即 1926 年 3 月 30 日，毛参加了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动议，根据会议记录概述如下：

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月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②

毛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证明他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北伐实际上会起促进农民运动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证实了他独立于莫斯科的立场，因为莫斯科就是在这同一天表示坚决反对广州发动任何类似这种性质的进攻行动。因此，只要蒋同苏联人讲和，除免去他特别厌恶的两三个顾问外，①重新恢复所有军事顾问的职务；同时对国民党右派进行象征性的批判以平衡他向左派发动的政变，毛同蒋继续合作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更为奇怪的倒是这样一件事，就是他从 1926

年 5 月到 10 月，仍然担任着农讲所所长这一如此重要的职务。

蒋同莫斯科恢复关系是有条件的，除了要斯大林支持北伐外，再就是“整顿”国民党，目的是要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在任何领导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人数规定只能占三分之一，并且不准他们担任各部部长那样高级的职务。在这一规定下，谭平山被迫辞去组织部长职务，林祖涵辞去了农民部长职务。毛本人也失掉了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但他还保留了农讲所所长职务。不管怎么来解释这一情况，说他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也好，或者说主要的因素是由于他和蒋都具有民族主主思想也好，但事实毕竟是事实。①毛在农讲所的活动对蒋和国民党并无好处，这是确实的。毛把他们作为

农村鼓动者来培训的那些年轻人，在短期内保证了中共控制基层的革命发展；1927 年国共分裂后，当毛领导第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上山时，他们中有很多人跟随毛上了山。但毛是否预见到了这些效果呢？有一个从长沙时代以来就很了解毛的人回忆说，毛在 1926 年春天曾对他说，他“有一个办法”。来补救共产党同蒋介石打交道时的弱点，他说这个办法也包括在农讲所为将来

② 《中国农民》，1926 年第 5 期。

① 在蒋厌恶的顾问中有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库伊贝舍夫 （他是苏联著名领导人、当时苏联经济事务部人民委员万拉林·弗拉基米 洛维奇的兄弟），他以季山嘉的名字前往广州（西方材料中一般都错拼为 季山科）。库伊贝舍夫于 1925 年夏接替化名加仑的布留赫尔，作为苏联军 事顾问团团长赴广州。在蒋的要求下，他被召回莫斯科，他的工作又为加 仑接替，因为蒋更信任加仑。可能是因为库伊贝舍夫坚持要对全部国民军 实施集中管理而遭到蒋的厌恶，显然这一政策是想最大限度地扩大苏联 影响。也有一种说法是， 汪精卫曾提出一个计划，要组织一个旨在逼蒋不 向国民党中的反共派的要求屈服的反蒋联盟，库伊贝舍夫也参加了这一 计划的制订。同时，蒋在日记中还抗议季山嘉对他的“嘲弄”。从这里也 可看出，他们的破裂可能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见前引韦 慕庭等编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第 212— 217、267—268 页和前引阿基莫娃著《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 第19p、207、236—237 等页。布留赫尔后来成了斯大林 1938 年大清洗中 的牺牲者。

① 1953 年在北京出版的一个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0—32

页）。但就是在这本书的一篇文章中，李锐仍然掩饰第六届农讲所的开办日期。毛是在农民运动委员会于 3

月 16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农讲所所长的。见《中国农民》，1926 年第 4 期。

想为中共建立一个有自主权的基地，以此同蒋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这作为他的目标之一是有可能的。但还有一个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在 1926 年夏，毛仍然期待着一种长期的合作，如果不是同蒋介石，那么就同国民党的其他人合作。

第六届农讲所的课程，大体上和以前几届是一样的，这一届的时间从1926 年 5 月 3 日持续到 10 月 5 日。毛同前任农讲所所长一样，仍把重点放

在军事训练上（在 380 个小时的总学时中，军事训练为 128 个小时），这既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也符合他个人的基本爱好。他除了担负其他工作外， 还有授课任务，讲中国的农民问题（23 个小时），并讲 9 个小时关于农村教育问题。他还亲自执行由他首次采用的很有特色的教学计划，由学生自己阅读书和文章，然后对教师提出的问题交出书面答卷，由毛及另一位教师批改。

①

第六届农讲所的开学时间与第二次全国劳工大会以及 5 月 1 日召开的第

二次省农民大会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蒋介石在 5 月 2 日对这两个大会的联合

会议发表了讲话，题目是“工农兵大联合报告”。他回顾了在 1925 年东征期间彭湃领导的农民为他的军队提供的帮助。他肯定地说：“武装的工农，在革命中的关系比军队更重要”。②他的说法可能比刘少奇的话更使与会农民产生好感。刘在三天后说，工人必须“提携农民”，并领导他们前进。③

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观点一致的刘的观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方面，毛在国民党内比在他自己党内更为自在。可是，在他与之共事的国民党员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和他一样，对农民抱有信心。蔡和森的妹夫李富春，是国民党政治训练班的负责人，就曾邀请毛给他的学生讲授农民问题。①同时，毛在 9 月曾带领农讲所全体学员到海丰参观两周，听了彭湃的讲课，并看到了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②

尽管毛同国民党的关系仍很密切，但他并未完全失宠于中国共产党。夏天，陈独秀及其同事们对蒋的“整顿”所作出的反应导致毛在党的领导层中得到了新的职务。1926 年 7 月的二中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放宽两党之

② 白瑜教授赠书，在施拉姆著《毛泽东的“军事偏差”》中有极详细的引述，载《共产主义问题》，1964 年第 1 期，第 50—51 页。

① 关于农讲所的报道，见《中国农民》，1926 年第 9 期。李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一书中又引用了这一报道，见该书第 20—32 页。

② 《中国农民》，1926 年第 6、7 期合刊。

③ 他用的“提携”这个词，也有“象小孩一样拉着”这个意思。我估计发表在 1926 年 6 月 5 日第 14 期《政

治周报》上的文章，实际上同刘在大会上的报告是一致的。我已从《新青年》第 5 期第 778 页上记下了这一报告的日期。

①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第 249 页）中说，在第六届农讲

所期间的合作，时间是 1925 年秋天，这一说法同他系统地歪曲毛的活动年表是一致的。（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249 页上的原文为：“1925 年，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后，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 1980 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46 页上，李锐修正了上述说法，改为：“1925 年

和 1926 年，毛泽东在广东主持有名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 459 页上说：“1926 年春，毛泽东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编注）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两个日期是对不上的；我们所谈及的事情要么发生在 1925 年秋天第五届农讲所期间，要么是在第六届农讲所开办期间。如果是第六届的话，那么，应是

1926 年夏天。后一个假设的时间似乎更有可能。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国民党于 1926 年 5 月“整顿”以后，李在国民党内也仍继续担任要职。（原丈如此，疑有误。——编注）

② 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3 页。

的必然结果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本身在农民中的工作（因为到那时为止一直把农民看作是最好留给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建立了一个在中共领导下的农民部，任命毛为领导。①但决议中要求国民党给予更多独立性的规定很快就被莫斯科取消了。期大林政策的基石仍然是相信蒋介石。中共这一独立的农民部除见诸文字外，是否确定存在过，还不清楚。不管怎么说，到 1927 年 7 月为止，毛在农民方面做的重要工作都是在国民党主持下进行的。

1926 年夏，当毛在广州训练农民鼓动员时，蒋介石的北伐取得了巨大胜利。8 月，湖南已完全被革命军占领，蒋在长沙发表讲话说：

中国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之后才能得到自由⋯⋯第三国际在当前世界革命中堪称为革命的总参谋部⋯⋯如果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我们必须联合苏联来推翻帝国主义⋯⋯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是否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用于中国呢？不，她要我们完成国民革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不是要运用共产主义原则呢？不，他们也不是要这样做，他们是要应用三民主义，我相信参加我党的共产党员现在并不是要搞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民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坚决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来推翻帝国主义⋯⋯②

对毛这样一个以支持北伐来表明他投身国民革命的共产党员来说，对蒋的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好感要比大多数同志都强烈，这是很易理解的。顺便可以提一下，上面所引蒋介石的讲话同毛在 1926 年 3 月＊所写文章，有惊人的相似之点，毛这篇文章已列为现在公认的经典《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毛也谈到了国民党应如何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同时，在反对第三国际还是反对反革命的“两面大旗”的问题上，他没有采取不妥协的阶级路线，也没有肯定无产阶级或中国共产党应该领导革命，②而只是同蒋本人在六个月以后不加犹豫提出的那些口号不谋而合。当然，这仍然未能阻止北京史学家把毛的1926 年的文章说成是“中国最早的和最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文献”，说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③实际上，在研究马列主义方面，毛还只不过是个初学者，而且在经过修改前的这篇文章中还有很多理论错误。④他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后，是他的掌权方式己在实践中定形之时。

在形成毛后来的理论观点的实践经验中，有几件事要比 1926—1927 年冬

春发生的几件事更为重要。在 10 月结束这一届农讲所时，毛显然在上海作过

短期逗留去担任共产党的农民*原文第一次发表在《革命》半月刊 1925 年 12

月 1 日第 4 期第 1—15 页上。—编注部长。①他立刻就开始行动了。11 月，

③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82—83 页；韦慕庭等编：《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第 278—281 页。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6 页。

② 《蒋介石全书》，1927 年版。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是“东亚无我主”（笔名）所写，日期是 1927 年 1

月 15 日。

② 唯一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话是 1951 年加进去的。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47 页中关这种改写历史的例子。

③ 何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5 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6—47、210—214 页。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5—136 页。毛的年表是如此含糊不清，以致很难知道毛是否去过上海，是什么时候去的。

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表讲话。③然后他就对这个省的农民运动进行全面调查，形成了他那篇著名的报告的主题。

关于这一报告的思想正统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争论，④可简单作一概括。毛重视农民问题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异端，因为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谈到农民苏维埃问题和东方国家的农民为基础的革命问题。⑤从正统的标准来看，他的错误是在于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⑥而由于这个报告是向国民党做的，这样说就很不得体。总之，这篇报告的重要

性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而在于使这篇报告具有生气的革命激情，以及它所记录的重要历史时刻。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写下了并以极好的口才谈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激发人民热情以达到中国的民族目标的唯一方法。可是在后来几年时间里，他在国民党的机构中，是如此全神贯注于国民革命的工作，以致对改造中国社会性质的必要性，兴趣大为减少。突然，在湖南农村，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农民爆发出来的那种他从未想到过的革命热情，他写道：

很短的时间年，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 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①

毛认为求得解放之路有两条：文化的和社会的。第一种主要是推翻迷信习俗——从反对尊祖到取消夫权——这对国民党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第二种解放的办法显然就不会被接受了。毛在他的报告中确实常常只攻击“土豪劣绅”，而不针对地主。但在别的地方，他说得又很明确，他写道：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②

如果国民党不仅象斯大林，而且也象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农民党”的话①，那么它的领导人一定会欢迎他们的阶级反对剥削者所取得的胜利。遗憾的是，革命军的大多数军官不是出身地主阶级就是出身于同地主阶级有血缘关系的城市富裕家庭。国民党在 1924—1926 年对农民运动的异常同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受农民威胁的地主都是支持广东的陈炯明的。但是现在北伐的革命风暴冲击了这个地区，大多数军官被吸收到了革命军

② 《江苏和浙江农民的悲惨生活与他们的反抗运动》这篇文章，发表于 11 月 25 日《向导》周报上，可能是根据个人观察写成的，也可能是根据在上海得到的报告。第一种假设的可能性似更大，因为它的叙述具有第一手印象的生动性。（见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第 248—249 页。）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259—261 页。

④ 特别是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和本杰明·施瓦茨就这一问题所交换的意见，载《中国季刊》，1960 年第 1、2 期。

⑤ 在最近出版的一份记录中，他甚至提出，共产党本身的组成应该适应农民国家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 以及列宁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思想，参见卡雷尔·德昂科斯与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

（1853—1964）》，第 45—46 页。

⑥ 毛 1926 年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方面的问题，是 1951 年加进去的。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50、247 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250 页。（此段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 页。——编注）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 页。

① 托洛茨基在 1926 年 9 月写的一文中把国民党说成是“农民自己的党”，类似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见

前引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217 页）

取消土地革命，即使他们以国民党的名义这样做。

这就是斯大林命令他们做的事。早在 1926 年 10 月，当问题刚开始变得尖锐时，他就发了一份电报，强迫中共约束农民运动。②两个月以后，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想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来。

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其核心是信任蒋介石的“革命军”。斯大林对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和意图，从北伐开始前所持的过分怀疑态度转为过分乐观的态度。对有些人说的在那些由革命军自己开创的地区普遍出现“某种失望情绪”的说法，斯大林回答说，苏联在国内战争期间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这样就显然把蒋的军队和 1919 年时的红军划上了等号。这个前提一成立，那么要一举解决下面两方面的问题就不难了，既要得到农民的同情，又不急于用过激的土地政策把国民党吓跑。那么，通过革命军队和“人民革命政权”（共产党员被邀参加这政权，并使之左倾）的机构，就足以“满足” 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了。总之，没有别的实际可能，因为“几万”中国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个规模）除了通过国民党的政府和军事机构，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①

对国民党军队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共产党应付国民党军队的能力所持的这种极其错误的看法，主要是出于无知呢，还是以保卫苏联自身利益为前提、对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抱怀疑和悲观态度？无疑，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斯大林政策的根子非常明显地所映在 1925 年 1 月他所作的讲话中。他在这篇讲话中分析了能“给我们的政权，给我们的国家”作出贡献的四个“苏维埃政权的同盟者”。第一个最重要的同盟者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 但遗憾的是欧洲“革命运动的状况”眼前还不能提供很多希望。第二个同盟者是“不大发达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它们是“我国革命的一支极巨大的后备力量”，但“他们行动得太慢了”。因此，必须依靠第三个“同盟者”， 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靠外交手腕），而首先要依靠第四个同盟者，即苏联农民的支持。②

这种利己主义，再加上一个人的过分自信，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苏联这段时期的中国政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个人自以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卫士和提倡者，就对一个完全不同于他自己国家的大而复杂的国家的情况完全了解。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有更为现实的政策，就能轻易地、甚至有可能夺走蒋介石的胜利果实，从而建立共产党的统治。“国民党左派”中那些人本身的教训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竭力想通过党和政府来控制蒋及其军队），证明要想夺蒋介石的权是何其不易。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事变为国民党分化为左派和右派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 1926 年的最后几个月，当党和政府机关正跟随军队北去，并计划要在华中成立革命政府时，蒋同左派的紧张关系就不断迅速加剧。这种加剧元疑是由那些不同意斯大林对蒋介石抱信任态度的共产党员促成的，但它也是由蒋同左派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敌对造成的，同时也是政府领导人看到大权在握的军事领导人在作出战略决策时不同他们商量而自然产生的一种不安心理。到1927 年 1 月，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同南昌的蒋介石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再加上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已经改变策略，公开动员人们起来反对蒋，因为蒋明确宣布他的意图是东向上海，而不是立即前往

② 他本人在很久以后承认这一说法，见他在 1927 年 8 月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7 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29—332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5—28 页。

和军队的办法使蒋服从于党的领导，任命了从 1926 年春以来就逃亡法国的汪精卫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延闿担任领导职务。

除这些组织措施外，三中全会终于采取具体步骤把斯大林在 1926 年 11 月关于要吸收少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意见付诸实施。新成立了五个部，有两个部派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负责农民部，苏兆征负责工人部。刚从湖南调查回来的毛泽东，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资格参加了会议。① 虽然毛并不是那些被任命为部长中的一个，但他在三中全会上讨论农民问题时起了积极作用。3 月 15 日，他提出了一份“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规定对那些搞反革命活动的人处以死刑或关押。他说：在革命形势下，用“和平方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必须对他们实行革命制裁，“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②

很明显，毛被他在湖南目睹的革命风暴所吸引，而且在后来几周中，这一经历对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产生影响。1927 年 4 月 2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土地委员会”，包括毛和谭平山。③ 这个委员会开了几次会，在一次会上，毛归纳了他从湖南认识到的重要问题， 他说：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④

土地问题委员会一系列“扩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于 4 月 19 日召开，参加者是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的许多政治工作人员，还有武汉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毛在这次会上根据国民党革命的要求来论证没收地主土地是正确的。他说，只有当“生产大军”供应革命军粮食时，他们才能前进，土地改革是使农民在这方面提供支持的最好办法。①

为了制定土地改革的明确政策，土地问题委员会决定成立五人小组，毛为组长，来起草一个“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这一文件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②这个标准本身尽管不很明确，但还是比较温和的。而毛及其五人小组通过的一个“土地调查”，其内容则要激进得多。它规定：“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百分之十二，均是反革命的”。③大家还记得，毛自己的父亲占有二十二亩土地，因此，他为反革命所定的标准实在是非常低的。

毛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向委员会解释决议草案的，他的话表明他对革命行动的态度，既包含国民党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目标，他说：现在所决定为政治的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论凡

① 见 K·A. 威特福格尔在《中国季刊》1960 年第 2 期第 17 页一文，引自《人民论坛》，1927 年 3 月 18 日。

②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社 1972 年版，第 259 页。这本书当然是极为反共的，但

蒋先生得到了国民党的档案，包括三中全会以及毛在 1927 年 4 月参加的其他会议的原始文件。因此，他的书对毛在这时期的立场提出了完全新的看法。

③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 278 页。

① 同上，第 284 页。（前引毛泽东的这段原话为：“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 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 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编注）

② 同上，第 286 页。

③ 同上，第 289 页。

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自行分配。⋯⋯军阀在湖南，是剥削农民的。国民（即武汉）政府到湖南后，仍未能完全免除剥削⋯⋯

毛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为了进行战争的需要，从农民那里取得资源是必要的，说如果没收了土地，人民得到的就会更多。因为那时农民已不用交地租，他们就能不那么困难地交付大量的税。他把“土地调查”材料中已暗示的，但在“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未公开提到的结论明确提了出来，那就是，应该象没收地主土地一样没收富农的土地。最后他大力强调各地区的不同条件，因此需要有个灵活的政策。他说，在农民已经开始平分土地的湖南， “政治没收”就不够了：反之，在其他农民运动发展较慢的省，搞“经济没收”的条件又尚未成熟。②

4 月 22 日，毛在土地问题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他的决议提案，汪精卫对这个文件表示担心，因为它“名以政治的没收，而实行经济的没收”。” 按他的看法，政治没收只能扩大到大地主。汪精卫的批评倒不使毛感到意外， 更为严厉的一击是夏成的批评。**他不仅是个共产党员，而且从毛在长沙学生时代组织新民学会及其他组织以来一直是毛的密友和政治合作者。夏说， 这个决议提案有“很多矛盾”，会使“⋯⋯贫农与富农立即斗争”，总的说来是完全行不通的。

另一个共产党员彭泽湘，则批评这一决议提案的提法还不够，他要求立即“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土地。有些人埋怨毛走得太远了，有些人又说他走得还不够远。毛在回答这些批评时说，只要有四个或五个象湖南这样的省， 那就有可能立即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在目前形势下，这样做条件还不成熟。接着就重申他的基本思想，他认为，事实要比合法的条例重要得多：“不过人民不缴租给地主，制度是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律是在事实之后加以承认的”。一旦“经济没收”在全国的条件成熟，*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关于汪精卫的发言有如下记载：“如汪之批驳云：‘关于决议草案第一项，是政治的没收，似嫌笼统，因为由此可以变为经济的没收。我们现在要问所谓耕者有其田，是否今日即需做到？如不有明确决定，即可用政治的没收其名，而做经济的没收其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的头衔，而没收其土地也。’”一编注**蒋永敬在同书中关于夏曦的发言有如下记载：“共党分子夏曦亦认为前项草案有‘很多矛盾’，他认为：‘草案是一部分没收的，其未被没收的部分仍有地权，如此有两种佃农：耕国家的， 耕私人的。⋯⋯两种所纳田税不同，则农民立即分化，贫农与富农立即斗争， 革命必致破坏。所以这个草案是否能行，甚属疑问。”——编注就可以准备另一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了。①

1927 年 4 月 20 日，**在土地问题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一份“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规定最大的地主的土地也可不没收，只要他们有亲属在军队服役。至于其他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毛的“经济没收” 的办法——即由农民直接采取行动拒绝交租——不是一个好方法；而“政治没收”，即在小范围内同意不没收军人的土地，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会议还

① 关于“经济没收”和“政治没收”这个提法在当时有两个不同的含意，既指没收的方法，又指没收的目的，就是说，“经济没收”既指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没收，诸如拒交地租，同时又带有改变土地结构这一经济目标，这是同巩固革命军队的政治目标相对而言的。毛在此是以第二种含意来用这一词的。

②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 289—290 页。

① ①②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 291—292 页；第 293 页。 **据蒋永敬书中说，此次会议是 19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编注

4 月 26 日，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并建议要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只应实行有秩序的、有限制的没收；而在其他地区则要用大量的激进的口号来发动农民。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鲍罗廷的意见。④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终于在 5 月 6 日通过，规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都不在没收之列。根据毛和鲍罗廷的要求，还规定农民可在当地组织自治。⑤

这就是 4 月讨论的情况。毛在其自传中说，这时候讨论了他在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可能是指在他领导下所写的决议草案）。他“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⑥但同时他又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通过的决议是完全符合他的立场的。但就我们所见事实并非如此。⑦这个问题又由于有下面这一情况而现为复杂。就是在 4 月份，毛还被行命为全国农协临时委员会的五个常务委员之一。五个常务委员中的三人也是土地委员会的三个委员：毛本人；武汉政府农民部长谭平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重要领导人邓演达。但是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是由谭延闿领导的，他是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者。他和汪本人一样，在那时一直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可是在农民的革命行动面前，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毛自己的说法是，这个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可是问题很明显， 就算名义是由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领导，这样一个机构也很难说是共产党建立的。⑧不管怎么说，它的作用主要是约束农民，目的是不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破裂。这一任务更为紧迫，因为武汉政府需要得到湖南军阀唐生智的武力支持。唐是在北伐时投入到国民党事业中去的，表现得很开明，并早在 1926 年 10 月就同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①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即他军官团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于湖南地主家庭，因此受毛在几星期前以巨大热情考察的事件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受唐生智领导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 4 月进行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公开而坦率地宣布：相当多的官兵，特别他自己军队中的官兵都拥有土地，因此，在决定土地政策时必须把这一情况考虑进去。②

莫斯科不管这些警告的信号，仍坚持不仅要同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合作， 而且还要同蒋介石合作，上海工人在起义后把这个城市交给了蒋，但蒋很快就在 1927 年 4 月用对上海工人闻名的大屠杀解决了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这一

③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 297—298 页。

④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称，“中央首领陈浊秀大致赞同鲍罗廷的意见，但亦有不同之处。”

—编注

⑤ 同①，第 298—304 页。（《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国民政府应从速颁布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例，并选派农政人员前往各乡区县指导并扶助其组织。”—编注）

⑥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6 页。

⑦ 关于 4 月讨论的其他说法，见罗伯特·诺恩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1927 年的国共分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74 页，以及前引阿基莫娃著《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 349—

350 页。

⑧ 上面所引领导人名单是根据一个原始文件未尾的署名，这一文 件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艾萨克斯收藏的材料中（任命日期为 1927 年 6 月 13 日）。江渡辰吉引用了一个日本的材料，也证明谭延闿是主席（《中国季刊》，1962 年第 9 期）。毛的说法见前引斯诺所著书第 137 页，蒋永敬并 未提及这个机构，但它仍可能是在 4 月讨论过程中建立的，也许是作为一 种手段，以保证在实际贯彻所通过的决议时不致被激进思想所歪曲。

① 韦慕庭等合编：《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第 417、394 等页。

②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 294 页。

既能得到唐生智的兵力保护，又能继续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这个打算失败了，他们既未得到安全，也未能推进革命，这并不奇怪。但他们倒确实得到了经验教训，有些人从这一教训中还得出了结论：他们可以自己管自己的事， 起码也能做到象斯大林那样。

这时，毛已深信根据地是不可少的，1928 年秋，毛在对士兵讲话时解释说，根据地之于部队，就象臀部之于人一样。没有根据地或没有臀部，人就不能休息。只得到处奔跑，直到累死。

两年前，毛拒绝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南部进军的命令，这次，他认为上级党的命令可能危及他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时，又有意识地违背上级党的命令。

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并无情地镇压了上海的工人运动，从而彻底地结束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策。但是过了五个多月，斯大林才同意放弃这个合作的原则，而中国共产党人某些人却过了更久才与过去的政策决裂。斯大林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想要保住他无所不知的神话。1927 年春，苏联党内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作殊死斗争的路线正在形成。如果能证明斯大林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那么对他的威信就会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从来没有将中国作为主要问题的反对派这时对斯大林发起了全面的攻击。斯大林的辩护是：他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叛变，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证明， 他的政策在武汉当局打交道时仍然是起作用的。

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却有不同而且更为复杂的看法。他们对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不象斯大林抱有那么大的幻想，尽管他们之中仍有人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但是，如果他们当时就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镇压。一些象毛这样的仍然有幸能在汪精卫和唐生智统治下和平地生活的人，从同志们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遭遇中完全清楚地看到，如果进行一场实力的较量，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几乎于蒋介石在上海镇压的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不久即被处以绞刑。广东也开始了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有两种考虑，或者不惜任何代价，不论需要作出多少妥协，坚持与武汉的国民党联合：或者断然与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决裂，竭尽全力举行革命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为倒下的同志们报仇。这两个政策，党逐一试行过，但都失败了， 以后毛泽东经过长期和痛苦的努力，创造并应用了把革命暴力与战术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终于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国共联合的破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斯大林确定下一步该如何办以前，处于停顿状态，与此同时，共产党尽最大努力与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好；第二个阶段，力图与汪精卫和唐生智合作，但同时建立共产党对基层的控制，这种作法终于导致 7 月与武汉方面的决裂；第三个阶段，竭尽人事地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和少数仍愿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保持一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两个星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特点是讨论相当混乱。这不仅由于斯大林的政策本身就是矛盾的，还由于参加会议的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位是鲍罗廷，他的正式头衔是国民党政策顾问，他还是莫斯科驻中国的最高特使。但共产国际不久前又派来了一名正式代表，印度人 M·N·罗易。罗易表面上捍卫当时正统的观点，实际上却歪曲它，使之更带有宗派主义倾向，对共产党的资产阶级盟友采取不妥协的态度。自从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他一贯就是如此的。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和好的问题上甚至比斯大林走得还要远，他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这两人之间有一个最奇怪和有趣的分歧，这就是鲍罗廷提出了“西北理

论”，而罗易却驳斥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号召共产党暂时退到反动力量比沿

它们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因为它不是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而是寻求一个军事庇护者来代替另一个军事庇护者。当时，唐生智的态度越来越令人感到忧虑，因此，共产党应该离开他的辖区，转而依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庇护。鲍罗廷和陈独秀提出的这一理论的必然结论就是共产党应该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从而可以打开通向冯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

罗易的意见与此相反。共产党人不应以这种方式来“扩大”革命（实际上只能是削弱革命），而应该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原基地广东去“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①。

显然，土地改革对武汉政权的前进方向是个试金石，因为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改变农村的阶级关系，最终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提供坚实的基础。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就象在所有问题上一样，决定执行 1926 年 11

月至 12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的指示，虽然在全体会议以后，形势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国际在土地问题上的指示并不是很明确的。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只能在国民党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具体地规定：只应没收反国民党政权的反动军阀、地主的土地。对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讨论过程中， 出现了三种意见：

1. 代表大会只应全面执行第七次全面会议的指示，规定只没收“反革命” 拥有的土地。

2. 代表大会应继续坚持“政治”没收的原则，但必须改写全体会议的规定，即地主们有责任提出证据，不仅仅没收“反革命”的土地，而是应当没收一切大地主的土地，但凡能证明是革命军队军官家属的“革命”大地主， 则不在没收之列。

3. 立即没收一切土地。②

毛在这次讨论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毛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的主张，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根本未能讨论。①事实上，毛的报告的最初文本并没有就土地改革②提出过具体的建议，但正如前一章所述，毛根据他在湖南的经验确实提出过显然是激进的主张，这个主张他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曾向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提出过。他那时提出凡土地超过三十亩的即是反革命，所以他的主张不是接近于上述第二意见，而是接近于第三种意见。

（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是第二种意见，该意见大致相当于国民党所执行的“政治没收”的政策。）

因此，在 1927 年 4 月，毛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左翼，虽然不是极左翼， 因为他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四月会议上，由于不够激进而遭到其他共产党员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那时立场的独创性和对今后的意义，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他要没收什么人的土地，而且要考虑他所提出的没收方法。在土地委员会四月会议上，他建议由农民自己采取直接行动，或者以“经济没收”的形式——即简单地拒绝缴租，或者由当地农民协会组织实际重分

① 见诺恩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另见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121—122 页。莫斯科在接到询问对中国革命意见的电报后，冷漠地回答说中国同志应同时执行这两个政策。

② 《中国季刊》，1962 年第 9 期第 162 页上江渡辰吉的文章。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6 页。（此处与斯诺原文不符。——编注）

② 但有一处提及土地改革，参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55—58 页。

大部分党的领导人同汪精卫和谭延闿一样，并不准备依靠农民的“暴乱”行动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他相当现实，没有继续为这一既为中央委员会又为共产国际代表所谴责的政策辩护。（甚至罗易也赞成妥协解决办法，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因此，毛暂时放弃了由农民采取直接行动的意见。但是，由基层群众采取行动来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始终是他一贯的主张。

过了几天，毛对代表大会的气氛感到失望，而不再去参加大会，借口是生病。北京的历史学家们说这是因为陈独秀不让他发表意见，①也可能是毛由于翟秋白代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农民部长而忿忿不平。②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领导人之间表面上的和睦，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特点。事实上，佑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笨拙地、不讲策略地将共产党人的目标明确他讲了出来，人们有理由怀疑国民党领导人是否在当时、当地就已经明确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5 月 4 日罗易就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专程莅会听他的报告。在包括汪和其他国民党名流在内的听众面前，罗易作了如下的讲话：

共产党正参加这个政府，因为这是一个要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现阶段，斗争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参加这个国民革命政府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机构作为实现领导权的工具。③

这番话用明确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参加你们的政府就是为了接管政府。”在罗易讲话后，汪精卫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罗易的意见，小资产阶级（据认为国民党领导就是其代表）的确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走向社会主义。①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他说这话是否真有诚意。

虽然罗易对汪和国民党的其他“小资产阶级”领导人这样讲是很不策略的，但他的立场与载人 5 月 30 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的斯大林的意见十分相象。为了将当时的“三个阶级联盟”②转变为工人与农良的专政，并在武汉政府中取得无产阶级的（即共产党的）领导权，共产国际号召中国共产党促进国民党的改组，以便将它变成一个易于操纵的群众组织的松散联盟。应该同时从上（由政府）和从下（由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改组军队。③

这个意见确实太令人吃惊了。因为它实际上是要求国民党的政治家和将军们自掘坟墓，然后由他们的盟友共产党将他们推入坟墓。但是如果将这个意见与斯大林当时给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指示比较起来，却又显得几乎是很谨慎的了。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是通过农民协会⋯⋯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

①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第 106 页。

②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158 页。

① 引自罗易总结代表大会工作的文章。见诺思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第 285—286 页。

② 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在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以前的“四个阶级的联盟”（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已变成三个阶级的联盟，见他接见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 9 卷，人民出

版社 1954 年版，第 219—226 页）。

③ 决议全文见《战略与策略》，第 167 页—179 页英文摘录见诺思与尤丁合著《苏联与东方（1920—1927）》， 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957 年出版，第 369—376 页。

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名左右的共产党

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①

只有联系到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才能感到这一文件的荒谬。虽然唐生智本人还继续装出“革命军人”的样子，他的下属中有些人已经开始以行动表示他们担心农村骚扰所带来的后果了。何键在四月会议上就已表达了这种心情。5 月中旬，驻鄂西宜昌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接到南京蒋介石的命令， 要他开赴武汉。虽然他原是唐生智的部下，但在 5 月 18 日却起而反抗武汉政府了。幸而有共产党员叶挺将军率领的、匆忙集结起来的军事干部（团）及其他部队，才将局势稳住。叶挺将军率领的部队在离武汉 25 英里处挡住了夏的部队。主要由国民党官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领导的工农组织与当地军队的关系越来越紧张。5 月 21 日何键下属驻长沙的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上校奉何将军的直接命令突然袭击了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数百名农民民兵在长沙被机枪杀死，共产党的负责人被捕，省工会与农民协会均被解散。此事与夏斗寅的活动有直接联系，因为夏的进军切断了武汉与长沙之间的铁路，他们还用散布各种谣言的办法，加速了这次事变。许和何都背叛了唐生智和国民党左派投向蒋介石，蒋则提升许上校为师长作为奖赏。

在共产党员和他们所执行的政策遭到公开攻击时，鲍罗廷经过长时间的交涉，结果只是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有他本人、唐生智和陈公博， 另有唐的两名官员。但他们在赴长沙的途中就被许克祥挡了回来，许威胁说要处决他们，只让陈公博赴长沙。唐生智的确谴责了——以温和的语气—— 他原部下在湖南的反共行径，但这种抗议只是道义上的。①

怎么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呢？在收到电报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与国民党谈土地改革元异“对牛弹琴”①。因此，他们决定只执行这命令的另一半，即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任务落到毛的头上，因为他是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中最积极的共产党委员，他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思想上肯定是很苦恼的。②在收到上述斯大林著名的电报前几天，农民协会号召对 5 月 21 日的屠杀保持克制。整个 6 月，毛及其同事继续在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虽然他也驳斥了地主散布的对农民协会的污蔑，他说：不

① 尤丁与诺恩：《苏联与东方（1920—1927）》，第 379—380 页；另见《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54，第 31 页。

① 夏斗寅和许克祥对共产党员的袭击的最详尽的叙述见蒋永敬著 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 311—354 页。该书是使用了他所能得到的档 案材料和最近在台北出版的许克祥与何键的回忆录写成的。上两段的细节均取自该书。另见诺思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第 276—282 页。 恰巧就在这时，国民党的领导人终于将两个月前就已通过的把两个部交 给共产党员的决议付诸实行，任命谭平山为农民部长一其目的无疑是要 提高他的声望以镇压农民。另见维·阿基莫娃的《在革命中国的两年 （1925—1927）》，第 345—355 页。

① 这一词是张国焘几个月后引用的。译后见韦慕庭著《失败的灰烬》，见《中国季刊》1964 年第 18 期，

第 47 页。

② 毛的朋友蔡和森后来说，1927 年 5 月下旬和 6 月上旬，毛公开宣传联合一切真正的左派力量反对武汉的国民党领导（诺思与尤丁：《罗易赴华使命》，第 284 页）。但毛在这时就公开反对国民党的说法是很值

得怀疑的，他只是在 8 月下旬才真正向左转的。

东只是为了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才继续参加由国民党发起的这个组织并指导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有个分所）④的。6 月 4 日中央委员会发出布告要求湖北的农民不要“侵犯”军人的家属。中央委员会说，“所有这种幼稚的行动”“会给反动军阀和官僚以口实，煽动军人反对农民运动。⑤禁止这种幼稚的行动是农民协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农民应该“帮助国民政府重建长沙的政权”⑥。不幸的是，与斯大林的幻想相反，“国民政府”丝毫无意制裁“反革命”军阀。汪精卫反而接近冯玉祥，商谈与蒋介石和解的问题①。促使汪作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罗易向他通报了斯大林 5 月 30 日的电报。罗易与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同，他真心诚意地想执行斯大林关于同时从上和从下进行革命的命令。他在中央委员会里遭到否决后，想获得汪精卫同意斯大林的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计划，从而迫使他的同志们去执行这一计划。这当然不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举动，但是，如果过分估计这一举动的后果却是荒谬的。罗易的行动可能使共产党与武汉的决裂提前一周或两周， 但无论如何，决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7 月 15 日，关系终于决裂。尽管共产党作了一些最后的努力，如 6 月谭平山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并就他未能使“农民走上正确轨道”而表示遗憾， 也未能避免事态的发展；

毛泽东在九年以后总结 1927 年事件时，认为对此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他也严厉谴责了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他认为“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②他没有提斯大林，但他肯定会想到这位俄国领袖在这场灾难中所起的作用。二十五年以后，中国人与赫鲁晓夫辩论时说，“我们为斯大林辩护，但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③肯定是这个“体验”促使毛后来努力寻找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通向权力之路。

与武汉决裂后，国共合作的破裂就从第二阶段——同时从上和从下采取行动——进入了第三个和最后的阶段：试图利用“国民党旗帜”的阶段，虽然掌实权的国民党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准备与共产党合作。这个阶段只维持了两个多月，从 7 月中旬致 9 月底，但这个阶段在毛的事业中，却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就在这几个月里，毛受中央委员会的派遣到湖南，在秋收时组织武装起义。这一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其反响至今犹在。因为，毛将起义的幸存者集合起来组成一支小小的游击队，由他率领上了井冈山，这正是通向北京道路上的第一站。中国共产党在 7 月后半月制定了一个战略计划，湖南的秋收起义是其中的一部分。陈独秀在部分由他制定但主要由斯大林制定的政策失败后灰心丧气地撤回上海去了。但是， 大多数中央委员仍留在武汉地区。警察的镇压显然并不十分有力，他们还有相当大的自由可以活动和开会。在这样的紧急形势下，他们连续开了三个星期的会。在共产国际的新代表罗明纳兹于 7 月 20 日左右到达时（鲍罗廷和罗易在这场灾难后均已离去），中央委员会已决定秋季在农村进行减租运动。罗明兹同意了这个决定，但补充说，这场运动应以没收土地为中心，虽然只

③ 上述 1927 年 6 月 13 日的指示。（原文如此—编注）

④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98 页。

⑤ 换句话说，许克样的屠杀是农民自找的。

⑥ 《向导》周报，1927 年 6 月 8 日第 197 期，第 2150—2151 页。

①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138—139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9 页。

③ 《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北京周报》，1963 年第 38 期，第 10 页。

执行）。

与此同时，包括李立三、谭平山和瞿秋白在内的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在九江附近开会，决定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由驻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举行起义。①中央委员会与罗明纳兹在了解这一建议后都同意了。几经讨论，决定一旦起义成功，最好是返回广东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起义会合。设立了指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被任命为书记，并于 7 月 25 日派往南昌。

7 月 26 日周恩来途经九江，这时包括李立三、邓中夏和谭平山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开会讨论起义的目标。遵照那时的斯大林路线，决定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宣言。但是，与会人员在土地政策上意见有分歧。谭平山仍对他作为农民部长未能“使农民走正确道路”感到遗憾。他建议起义之后，再也不要没收土地了，以免在部队中引起分裂。周说服全体人员执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占地五百亩以上者为大地主，在中国的那个地区，五百亩是笔很大的财产。）

起义的军事领导人决定由叶挺和贺龙担任。②叶挺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贺龙则是国民党极左翼的一位代表，但他在起义后不久人了党。贺龙在其下属中威信极高，党希望依靠他的威信能使大部分人倒向起义方面。他的比较保守的同僚们也认为他是个重要人物，曾多次试图争取他倒向他们一边。

贺龙指挥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他们的上级是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他似乎不坚决支持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反共立场。这至少促使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尤其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对他抱有幻想。7 月 26 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仑报告了他与张发奎最近进行的一次讨论。加仑说张同意回到起义的目的地广东。因此，加仑认为应与张协同举行起义，在抵广东后再与他决裂。他认为，这样起义部队就会有三万人， 如果没有张发奎的支持，贺龙与叶挺只能集结起五千至八千人。到会的人一致同意这一结论。

罗明纳兹此时仍是赞成举行起义的。但他拿出莫斯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说如果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可以放弃这计划而将同志们派到农民中去工作，张国煮受命将这一情况通知南昌的起义部队。在途中，他发了一份电报， 命令他们在他到达以前不要行动，但他在 7 月 30 日抵南昌时发现，不论他怎样说，起义领导人已决心举行起义了。为争取他们同意他自己十分谨慎的立场，他歪曲地传达了莫斯科的电报，他没有传达如果没成功的希望，可以不举行起义，却传达说命令是：只在有成功的把握时才举行起义。

这种说法，毫无效果。周恩来威胁说如果不按计划执行，他就要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第二天早晨，张国焘终于服从大多数的意志，但他仍要求再推迟两、三天，看看是否能与张发奎达成协议。据了解，张发奎当时正在附近的庐山与汪精卫会晤商谈镇压共产党的措施，因此其他人反对这个意见，起义于 8 月 1 日凌晨举行。

中国现在将南昌起义的日子定为红军节。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昌起义是在违背斯大林命令的情况下举行的。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张国焘本人，他在几次与西方历史学家①谈话时都是这样说的，其目的是想掩盖他当时没有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的说法是虚构的，但它反映了一种很重要的心理

① 除非另注有处外，南昌起义的情况均根据韦慕庭在《中国季刊》1964 年第 18 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机密文件叙述的。

② 北京出版物中说朱德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但现有资料只附带 地提及朱德。

① 见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143—145 页。

丧失信心到准备违抗他们认为是斯大林下的命令。

南昌起义后犯了一连串的错误。集结起来举行起义的一万或一万二千名部队于 8 月 4 日、5 日两大向南开拔，但在向广东撤退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发动农民或进行土地改革，甚至连最大的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在 9 月底占领汕头时，他们又急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原封不动地使用原警察并枪毙了几名犯有抢劫罪的人），以致当地老百姓说“这支部队与蒋介石的军队一模一样！”这次起义从头到尾完全是一场军事冒险。

“军事冒险主义”也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的指责，但那是另外一种的冒险，虽然毛对军事行动的爱好也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央委员会看来，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的起义都是执行它的基本计划，南昌军队起义只是后来的一次次要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文件中未提到毛的名字， 但是如果毛没有全部参加 7 月未、8 月初制定这政策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话， 至少也参加过几次。

最有决定意义的会议是 8 月 7 日的会议，历史上称之为“八七紧急章议”，之所以称它为紧急会议，是因为按规定开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不足，但是， 出席的人仍然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上毛被选人中央委员会，而缺席的陈独秀则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机会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没有指出它来自莫斯科。党的新决策人是对俄国文学有很深造诣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不久他就发展了极左倾向，并使党执行了一条现在官方的史书所说的“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八七会议当时所确定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是相当温和的。再次使用了国民党（“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尚不组织苏维埃，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宣布与国民党进行公开的斗争。

会议后不久，毛泽东被派至湖南任特派员，领导该地的起义并纠正湖南同志当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他们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军事冒险主义”，即只信赖各种有组织武装部队（从由工人组成的民兵一直到土匪）的介人，而不相信农民群众自发的起义。不久，中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毛自己的军事冒险主义比要他去纠正的同志还要严重。除了这个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可称为“右”的错误外，毛还表现出其他可称为“左”的错误。其中主要的是他要求立即建立苏维埃。他抵湖南后一周或十天，在 8 月 20 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

某同志来湘道及共产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 1917 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

在 1905 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①

毛认为共产国际已改变政策的印象，可能是由于他误解了斯大林 7 月底对其观点的修改。斯大林并未承认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已成熟——这就会证明反对派的批评是正确的，反对派从 3 月份以来就一直提出应建立苏维埃—— 他说中国共产党应通过宣传使群众对苏维埃的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在中国革命高潮再次到来时，就有了实际建立苏维埃的基础了，但斯大林估计在六个月或一年内这种高潮是不会来的，同时，除了可以谈论苏维埃外，绝对不准组织苏维埃。

① 这封信和本章中有关 1927 年至 1928 年 3 月党内通讯及指示均 引自机密的“中央通讯”（后改为“中央政治通讯”）。我在《1927 年毛泽东的 “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964 年第 2 期，第 55—56 页）一文中对毛 8 月 20 日的信有较长的引文。

问题上也参与了“左”的运动。他到湖南以后，在一封信中宣称，他终于明白了国民党不是号召群众的有效工具。他写道：“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应把这面旗子交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其次，毛坚决主张“土地问题一定要全般解决”，无例外地没收一切土地予以重新分配。

毛在 5 月 20 日的信中提出的意见，根本没给中央委员会留下什么印象。中央委员会严厉地命令他必须遵守党正式规定的路线，即不得组织苏维埃， 应打国民党的旗帜，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在他们谴责毛的“左”的错误的同时，瞿秋白及其同伴却执行着另一种“左”倾冒险主义。8 月 20 日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明显是一条盲动路线，这条路线在 1927 年 11 月的全会上进一步发展了并获得通过。

这条路线具体表现在湖南、湖北的起义计划上，这是由中央委员会详细制定并在 8 月底传达给毛的。这些指示的中心是以暴力和恐怖作为革命鼓动的工具。在起义前，要共产党人暗杀农村中罪大恶极的地主，以鼓舞农民的革命精神。在起义过程中，他们应全部消灭掉农村中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城市中的所有官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平民政权”。暴动应开始在城市中举行，为夺取城市，可以使用土匪、各种军队的游勇散兵和工农民兵本身，但这些人只能作为辅助力量。城乡的起义，主要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自己的任务。

这种把革命当作连续不断的、自发的群众暴力活动的看法与毛当时开始形成的战略思想是有冲突的，他认为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当然，那时他还没有形成在敌对环境下长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当时他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还只是何者才是夺取全国革命起义首次胜利的最好办法。很快，形势就使毛认为他领导的军事力量是代表革命打击敌人最有效的工具。

在秋收起义时，总共有四个团可供毛使用。从战斗力来说，由原武汉国民党政府的警卫团组成的第一团是主力。该团的军官基本上是共产党员。他们在 7 月 15 日决裂后离开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在途中听说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已经自南昌南下，他们即进入湖南。

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第二团最可靠，因为它是由一千多名安源矿工和萍乡、醴陵的农民组成的。第三团是由萍乡、浏阳的农民和湖北的农民民兵组成。第四团则由原属 5 月份反叛武汉政府的夏斗寅将军的部队改组而成。

毛的计划是以第一、四团为右翼，自东北向长沙进军，第二团为左翼， 自长沙东南的安源攻萍乡及醴陵，然后集中攻浏阳。第三团为中路，攻长沙以东稍偏北的东门市，在 9 月 12 日与第二团合取浏阳。然后，四个团向长沙

集中，于 9 月 15 日开始攻打省会长沙。“数百名武装同志”和数千名工人将配合部队行动，里应外合占领该城。

中央委员会得知这计划后，在 8 月 23 日的信中（该信同时驳斥了毛关于苏维埃、土地改革和国民党旗帜的意见）说，将占领长沙作为起义的起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毛执行这计划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对于武装部队看得过重，对群众的革命力量却缺乏信心，因而， 将起义变成了一次“纯粹的军事冒险”。中央委员会于是为他制定了在长沙东、南、西南方向三个地区群众起义的计划。

对此，毛在回信中相当严厉他说，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是“一项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不重视军事，但同时又希望举行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他还说， 他把他领导的有组织的军事部队只看作是一种“辅助力量”，用以“补充工

在春、夏季的镇压中所受的损失比其他省都大。党内文件的统计透露，全国死伤和失踪的人数共十三万人（显然，这数字不包括上海的数字），其中有一半是湖南的。在 5 月 21 日长沙屠杀前，全省有二万多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三千多名在长沙。现在，一共不到五千人，在省会的只有一千人。肯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尽管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评，说他没有同时在湘南作好起义准备，他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沙地区。他的部队人数有限，他认为将部队分得太散是不慎重的。

9 月 9 日，起义开始。通向长沙的主要铁路因组织怠工而被切断，在以后的一周内，没有火车通往长沙。10 日，第二团按计划在安源起义，攻打萍乡。12 日醴陵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土地，恢复工会与农民协会， 第二团由于受到优势敌军的攻击，不得不从醴陵撤退，但又于 15 日攻浏阳， 结果大败，该团人员损失三分之二。在第一、四团合攻平江时，由国民党部队改编的第四团叛变，从后面攻击第一团，形势进一步恶化。第一团（原警卫团）在损失了一百人后撤走。第三团按计划占领了东门市，进而攻打浏阳， 但第二团未能抵约定地点，因此，第三团在元援军的情况下未能占领该城。

面对这一形势，毛在 9 月 15 日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因为无获胜的希望①。他收集第一、三团的残部总共一千人，率领他们从省会走向农村。②

这一形势是由一个“马同志”③向中央委员会汇报的，他亲自到中央委员会斥责湖南党组织的贪生怕死的背叛，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一汇报，在 9 月 19 日向湖南省委发出强制性命令，要求立即进攻长沙。很难说毛是否收到了这个命令，但他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他改组了部队并在每支部队内建立了党代表制度，然后率领部队进入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于 10 月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

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严厉斥责毛在长沙“背叛”的那一大（9 月 19 日）， 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包括了毛在 8 月底争论中在所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即立即组织苏维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无例外地没收一切土地。这简直是一种奇妙的巧合。虽然很快就证明毛在这些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 11 月的中央全会上仍然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湖南省委里的职务被撤销了，因为他未能坚持土地革命的要求， 并有“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

几个月后，毛才知道他受到了处分。他也不知道 11 月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即把“不停”或“不断”，革命的思想作为总的理论原则——如果它的政策失败了，斯大林就可以因此将中国党的领导人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对这一原则的实施办法就是不断地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直至最后胜利。目前， 这种起义只能在农村中举行，但其目的不是要象毛当时正在做的那样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是要使群众经常处于革命激情之中，虽然只有以后在日常的经济斗争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时候才能举行城市起义，但是城市无产阶级的起义最终将有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应对工人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以便将来能发挥作用，在最近的将来，这些准军事组织应用于刺杀“黄色”工人

① 按当时的文献，这一决定是由中共湖南省委作出的。对此，省委书记彭公达应负相当责任。但毛是特派员和中央委员（毛泽东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编注），在党内职务高于彭。据说他在起义时是省委

（他也是省委成员）的“核心”，因此，我简单地将这决定归于他。

② 上述关于秋收起义的情况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当时的党内刊物《中央通讯》，该刊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因此比较可靠，但该刊对毛和其他在湖南起义的领导人有明显的不满倾向。二是《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38—540 页。

③ 显然是一个外国人的化名，可能是个俄国人。

1927 年 12 月初给湖南、湖北共产党员的一份指示中明确了毛应确切执行的战术。这些战术是：“封锁”各县（未解释如何做到这点），建立革命政府，尽可能多地处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和大地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①。在城市，除去上述恐怖与暗杀政策外，还要动员群众“打外国人”。

这一指示和 11 月全会的决议一样，如果传达到毛那里的话，那也已是

1928 年春季了。当时，他正以完全不同的战术在井冈山忙于构筑阵地。他根

本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 11 月的命令使党和军队的干部工人化，反倒联合了两名盘踞在此偏僻和人迹罕至地区的土匪头子袁文才和王佐。*这样，他的一千名残部就增加了六百人，他少得可怜的装备还补充了一百二十支步枪。袁与王都被任命为团长（毛自己任军长），据毛自己说，他在井冈山时，他们两人都是“忠实的共产党人”。后来在他们独自留守时，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 终为农民杀死。②

王与袁的这一事件事实上意义非常重大。它反映了毛式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即人的意志与客观因素二者相比，他更重视人的意志。不久后，他在谈到他的部队中游民成分比例很高的时候说，唯一可补救的办法就是加强政治教育“来改变这些人的素质。”③这种认为经过一定的教育，农村游民可以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认识是极端唯意志论令人吃惊的反映，它最终导致了“主观可以创造客观”的观念。④

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

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 1926 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在“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同情的。①无疑，他在井冈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袁和王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亡命之徒一样，都是秘密组织的首领。他们的组织与哥老会有联系。毛认为哥老会在湖南的 1911 年革命中是起了主要的作用的，可能这使得他对这两人深为信任。②

躲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旧式造反者并不象毛那样有好感。相反， 他们在收到关于毛的情况报告后深感不安。他们写信给朱德，要他与毛会合，

① 彭湃 1927 年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楷模。该政权因为执行极端的与恐怖的政策，军事力量又不足，于 1928 年 2 月被摧毁。见江渡辰吉在《中国季刊》1961 年第 8 期和 1962 年第 9 期上发表的文章。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43 页。（此说有误，袁、王二人实为误杀。—编注）

③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74 页。

④ 见本书第 10 章。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46 页。（毛泽东著作的现行版 本中并未作实质性的修改。——编注）

② 关于袁与王是历史上与哥老会有联系的三合会的首领一事，见 1929 年 9 月 1 日有关朱毛军队的报告。

该报告载于 1930 年 1 月出版的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部的军事通报《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

的报告》，刊于《中央军事通讯》1930 年 1 月 15 日第 1 期。该报告可以证 实一些在他的自传中及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他经历的事，可以纠 正一些错误说法并增加了一些细节。另见回忆录《回忆井冈山的斗争》，北 京工人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23 页。

那样为民除害，而没有唤起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起义。①

虽然中央委员会认为那时朱德要比毛更为可靠，但信中也批评他犯了另一种错误，这就是恢复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南昌起义的部队 9 月底在汕头失败后，朱德集结余部 2，000 人左右在广东和邻省到处流窜。最后，为保存这支小部队，他同意将部队“改编”为云南将领范石生下属的国民党某部， 范则给予朱部相当的给养。中央委员会听到这个联盟的消息后很为恼火，命令朱立即与范决裂，并尽可能地拉走范的部队。朱收到这命令后，即在 1928

年 1 月与范决裂开赴湘南②。

朱德所作的事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离经叛道。在中国的六、七个省份里， 许多共产党小组仍然竭力通过国民党工作。这一现象很普遍，以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在 12 月 31 日发出通报，命令所有党组织立即停止这类行动，并开除任何拒绝脱离国民党的党员。①

中央委员会只是在 12 月中旬所谓“广州起义”失败后，才公开批评与国民党的合作。“广州起义”是一个无效的冒险行动，它是在斯大林命令下（全然不顾中国革命的后果）举行的，因为他在与俄国反对派的持续斗争中需要一次胜利来证明他的正确。起初，这一冒险行动使“不断革命”的政策得到更坚决的执行。但不出两个月，莫斯科从这一事件中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在 1927 年夏曾谴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在1928

年 2 月的决议中又严厉谴责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在这两条路线完全失败以前，斯大林一直对这些偏差视若无睹，也不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为此，瞿秋白被召到莫斯科去，并不准回国，他在 1930 年以前一直留在莫斯科，化名为“斯特拉柯夫”。

共产国际 1928 年 2 月的决议在 6 月初才传到上海的中央委员会，毛则在

11 月 2 日才收到这决议。②在此期间，井冈山的部队在这近一年内经历了一个艰难阶段，主要是受到执行各种形式的“盲动主义”的代表们的干扰，而这种“盲动主义”都已由莫斯科谴责过了。

事实上，毛自己的政策并不象他现在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与瞿秋白的政策有什么根本不同。11 月全会所号召的恐怖方法在井冈山根据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第一个冬天，举行了多次游击队起义，“屠杀地主”（而不是象现在出版的“毛选”中所说的“推翻”）。据毛说，初期所建立的一些政治形式，包括地方苏维埃，是他“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但其他的组织形式是毛和他的同志们根据从报纸上了解到“广州公社”的作法和名称后建立

① 1927 年 12 月 21 日给朱德的信，载《中央政治通讯》第 16 期，第 96—104 页。

② 在上述 12 月 21 日的信后，又于 12 月 27 日发出一封更为直率的 信，见《中央政治通讯》第 16 期，第

105—106 页。上述 1930 年 1 月 15 日《中央军事通讯》所说报告承认了联盟的事实并提供了细节。朱德在对 史沫特莱讲述的自传中提到了他与范石生的联系，但只说联盟是范主动 提出的，内容只是在朱德的要求下，范提供了几百套制服及一些弹药，而 朱德则未承担任何责任。见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第246 页。但这 种说法与当时的材料不符。[当时的事实是：朱德于 11 月 21 日在汝城与 范部第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经过两天谈判，在朱德所部是共产党的部队， 一切行动听共产党的调动；补充的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部队内部如何组 织，训练工作如何进行，完全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的条件下，达成 协议。朱德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 0 团。朱德 （仍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 0 团团长。 谈判结束后，范石生赴汝城和朱德会面，并迅速提供一批现款和军用物资。一编注]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 16 期，第 4—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1947 年编印，第 53—54 页。

在土地政策上，毛认为只有无地的农民是可靠的，所有自耕农（不只是象现在选集版本中所说的富农）都可能是敌人。此外，他认为处决（不只是处罚）几个这样的农民是解决他们反抗土地改革的必要措施。②

虽然在 1928 年，他并不是象他现在所说的那样温和，但在湖南省委看来他还是太温和了。理论上，在与中央委员会断绝一切联系的情况下，他是要向省委负责的。在对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有一段以相当苦中作乐的幽默口气写的话：

3 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4 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 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①毛所说的“改变”不仅是改变了政策，还使他失去了在边区党内的领导地位。到该时为止， 中央委员会任命毛为书记的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前委”是井冈山地区党的最高领导。这时，它改为“师党委”，由湖南特委的一名代表任书记。新任书记为显示他的权威，命令毛在湘南采取军事行动。其结果，不但毛的部队受到挫折，而且在他的部队离开根据地时，根据地本身为国民党部队所占。② 幸而，在这次远征途中，毛与朱德会师了，并在湘南又征了八千名农民入伍。士气又振奋起来的红军回到井冈山，收复了根据地。

1928 年 5 月 20 日“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宁冈附近的茅坪举行，

选举了由 23 名委员组成的“特委”，毛为书记。这样毛又恢复了对当地党组织的控制，部队则组成“红四军”，朱德为军长，毛为党代表。①该军由六个团组成，番号分别为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三团，共有一万多人。但只有两个团配有步枪。其它的团只有长矛。此外，这些外表雄壮的部队是由思乡的湘南人组成的，最后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二团都开了小差，回到农村去了。②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这时被称之为“朱毛军队”中剩下的四个团多次打退了敌军八至十八个团的进攻。毛与朱德这时已掌握了游击战的一条基本原则：集中兵力，“以免逐个被歼”。但上级党组织仍认为红军基本上是进行突然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相当长时期中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个持久特点。因此，他们发布了只从政治而不从军事考虑的命令。6 月底，湖南省委的两名代表杜修经和杨开明抵达边区，命令毛与朱立即开赴湘南。他们拿出一封

① 《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1947 年编印，第 55 页。 [毛泽东当时说：“政权机关是‘工农兵代表会’及‘人民委员会’两种名 字，简单称为工农兵政府，没有苏维埃的称呼 这些简单的做法， 一部 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 12 月 11 日暴动的消息照 着这一广告做的（加人民委员会）。”一编注］在现行版本中，广州公社的 影响以及从它抄袭来的“人民委员会”都删掉了。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想入 非非而牺牲了中国人生命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但中国共产党似乎愿 意忘记它。

（1966 年的《毛泽东选集》中，作了一些改动，只说了：“这个 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称为工农兵政府。”—编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77 页。

② 同上，第 58 页。

① “红四军”这番号是精心挑选的，以便表明它与有“铁军”之称的国民党第四军是有连续性的，南昌起义时朱德的部队就是来自该军的（原文如此—编注）。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0、75 页。《中央军事通讯》，1930 年 1 月 15 日第 1 期。（《毛泽东选集》上是这样说的：“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 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 ”—编注）

从杜和杨所说的政策性质看，这封信可能是 3 月底中央委员会致湖南省委的命令或其大意。这些命令说湘南是湘、鄂、赣三省起义的中心，而这三个省又是全国起义运动的中心。中央委员会认为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各军阀派系混战，因而为消灭地主的政权和军权和准备在全国总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时机。该信驳斥了“客观上放弃、主观上轻视”城市的观点，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党的成分，而且还“提出了是否由无产阶级领导土地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为纠正这一偏向，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即改组”湖南的党。至于边区，应任命一“特别委员会”，对政治与组织事宜全面负责。②

当杨开明知道当时已有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时，他只罢免了毛的书记职务，而由他自己任书记。毛是否先已风闻有成立“特委”的命令，所以在5 月份抢先成立了自己的“特委”，这可能是个有趣的猜想。但可以肯定，

虽然上级党组织大力支持杨和杜的政策，毛在距离宁冈 30 英里的小镇——永新召集了同志开会，通过决议，反对省委向南进军的命令。但杨和杜乘毛不在之机和湘南士兵思乡之情，鼓动湘南士兵发动这次战役。很难说朱德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但他是这次战役的红军司令。这次战役由第二十八与二十九团参加，第三十二团是后卫部队，只给毛留下了有 200 支步枪的第三十一团来守卫边区。

国民党的第三军的 5 个团和第六军的 6 个团乘此机会联合向永新进攻。

毛率领装备很差的一个团以游击战抗击了 25 天，但最终永新和宁冈在 8 月中都失守了。这时，国民党第三军与第六军之间发生了内哄，然而红军力量太弱了，未能利用这机会。因此毛赴湘南劝说朱领导下的主力返回。这时朱在7 月 27 日与他的老朋友范石生的恶战中，第二十九团丧失殆尽。但战斗力较

强的第二十八团仍未受损失，于 8 月 18 日占领桂东。8 月 23 日毛在该地与朱德会合，两人决定同返井冈山。

他们返回井冈山时，发现情况很糟糕。红军只占有几个“土匪”出没的山头。①平原与所有的城镇都在敌人手里。但到 10 月，大部分——虽不是全

部——失土均已收复。局势稳定后，毛与他的同志们就在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并选出新的特别委员会，书记是拥护毛的。

②

这时毛收到了中央委员会 6 月 4 日的信，信中附有共产国际 2 月决议， 该决议批判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和“不断起义”的战术。信中还有颇得人心的命令，即重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五人前委。11 月 6 日的会议决定总的同意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组织了前委，但有关军队组织的一两个具体问题则不予执行①。11 月 14 日，红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任命了由 23 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五人常委会的书记。由于特委和军委都属毛的前委领导， 并且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的观点都与他一致，因而毛牢牢地控制了边区的党组织。

① 《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1947 年编印，附录第 84 页。

② 《中央政治通讯》，1928 年 7 月 3 日第 30 期。

① 《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1947 年编印，第 85 页。这是毛泽东用来形容如果再犯战术错

误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说法，但它也可以用来形容 9 月份的实际情况。这个词在现行版本中已删去。

② 关于这次战役及 1928 年 7 月至 10 月的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7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1947 年编印，第 53—54、80—81 页。毛特别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取消军内党代表的意见（他的理由，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96—197 页）。同时，他鼓励通过士兵委员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而不是按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建立单独的政治部门。见约翰·鲁著《1927—1930 年处于反对地位的毛》，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3、96、108 页。

的是已过时的决议。1928 年 8 月及 9 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1928 年至 1929 年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才传到井冈山。摒毛说，他和朱德对六大制定的路线是“完全同意的”。他说：“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党恢复了一致。”②众所周知，我们在后面还将多次提到，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这说法有一点正确的地方，即六大至少还承认在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并以根据地为依托进行游击战，而不按瞿秋白所建议那样四面出击，是有益的。但是，这些战术基本上被视为在全国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并可能进行群众起义和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前的临时办法。虽然也承认农村的农民当时要比城市工人更为积极，但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是上海等地大屠杀带来的不幸结果，应尽快纠正。“无产阶级领导权”仍然是无可怀疑的教条。党的工作应特别重视在工业企业中建立核心， 和“改善党的社会组成情况”。在农村，基本上应从雇农和贫农中吸收党员。党不应该是整个农民的代表，更不应该是游民的代表。①

所有这三点——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共在农村的阶级基础狭窄，或者准备在近期内进行全面斗争，或者根本就不进行斗争的战术，而不是逐步扩大红区，直至解放全中国——都与毛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战术有明显的矛盾。这时，毛已深信根据地是不可少的。1928 午秋，毛在对士兵讲话时解释说，根据地之于部队，就象臀部之于人一样。没有根据地或没有臀部， 人就不能休息。只得到处奔跑，直到累死。②与此同时，必须指出，毛当时对用什么办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还没有明确的思想。1928 年 11 月，他几乎绝望地写道：“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 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③

在毛的报告原本中，他解释这种寂寞之感的语气表明他也深深受到当时盛行的思想影响：

这不算暴动，这只是打江山①，这种打江山的办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如此，是因为完全没有了全国的革命高潮，

全国受着残酷的豪绅阶级的封建统治，广大力量的被压迫阶级还没有发动，所以变成冷冷清清的打江山。②

显然、这时在他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在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还很稳固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小片地区内创造革命气候思想。他没有能发现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执行的是教条主义的和不现实的土地政策。在井冈山初期执行的政策是按照毛在 1927 年 8 月 20 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提议的那样，先没收全部土地，然后在农民中分田。这个政策没有认识到甚至只有一小块土地的农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44 页。

① 这政策的主要各点在共产国际 1928 年 2 月决议中都已作了具体规定，并写进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中。中共的决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均有所发挥，但实质都是一样的。见《战略与策略》，尤其是第 86—87、207—211 页；康拉德·布兰持、本杰明·施瓦茨与费正清合著《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哈佛大学出版

社 1952 年版），第 127—165 页。关于六大路线与毛后来发展的革命模式的关系的精确分析，见施瓦茨著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 115—126 页。

② 《回忆井冈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1 页。

① “打江山”这个词的意思是用老式方法征服全国，以前争夺皇位的人是从很小的地盘出发的。

② 《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1947 年编印，第 82 页。

地比他原先的面积更大更肥沃，他也不愿意。1929 年 4 月，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执行了最初只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冬季收到了六大的决议，可能是纠正这一错误的部分原因。该决议批判了分田中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③

1929 年春，毛转到较大而富庶的地区活动，该地区的社会结构也较复

杂。可能因此才在 1929 年春制定了新土地政策。

1928 年 11 月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五军抵井冈山。多山的边区无力供养这支联合部队，那年冬季的气候异常恶劣，使情况更为严重。国民党军队又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因此，决定向东南进入赣南，留彭德怀和王佐留守井冈山的老根据地。

彭德怀从这时起直到 1959 年受到屈辱以前，在建立和指挥红军中都起着

重要作用。彭于 1900 年左右出生于毛的故乡湖南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十岁时，即离家出走，当过牛倌、煤矿工人和鞋匠学徒。1916 年，他在湖南参加了军队，逐渐晋升，但不参予政治活动。1926 年北伐时，任唐生智部下何键的第三十五军第五师第一团的团长。国共分裂后，在何清除所属部队中的左翼分子时，他仍能留职，1928 年初，他任何部第一旅旅长。1928 年 7 月他率部在平江起义，几个月后，幸存者随他上了井冈山。①

朱与毛于 1929 年 1 月 14 日离根据地，大柏地一场恶战使部队损失一半

②，后来在铜鼓与兴国地区站稳脚。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以后成立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建都瑞金。与此同时，井冈山的部队遭到国民党部队的三面围攻。王佐及其少数随从留在荒山僻岭，又恢复了土匪行径。彭德怀率领第五军残部与毛泽东和朱德在赣南会合。1929 年 4 月这两支部队会合时，毛与朱只剩下二千人，彭只剩下八百人。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收到了 2 月 9 日中央委员会的信，对他的整个事业表示毫无信心。信中说，为保存红军并发动群众，要他将部队化为小股分散到农村去，并要求朱德与毛本人离开军队，以隐匿大的目标。对此，毛在 4 月 5 日的信中回答说：“愈是恶劣环境， 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②但争论的不仅是战术问题。中央委员会（李立三虽然没有书记的职务③，却是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对江西的作法极为关心，认为它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尤其对缺乏无产阶级领导感到关心。1928 年 11 月，李在通报中埋怨由于“农村斗争的特殊情况”， 农民有意识”在党内有了反映，并说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克服农民意识带来的危险，因为农民意识可能导致“革命和党的彻底毁灭。”④对这种说法， 毛在 4 月 5 日的信中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回答说，只要允许他在实际中自行其是，他就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全部理论。他承认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并说虽然在农村小片地区内建立苏维埃有助于加速革命高潮，但放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错误的。但他还说：

① 关于平江起义，见《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76—579 页。

② 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272—275 页上对于下井冈山和大柏地战斗有经典性的叙述。

① 《中央军事通讯》，1930 年 1 月 15 日第 1 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0 页。

③ 自 1928 年六大到 1931 年，总书记是船员向中发，他于 1931 年被捕并被处决。他基本上是形式上的领导人，受其他有力人士的操纵。

④ 施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 137 页。

如果任何党页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①

他含糊地提到持有这种意见的“任何党员”，只能是有意地讽刺。事实上，不仅是李立三和他在上海的同事们，而且莫斯科本身对在中国六、七个省份中分散的根据地中使用农民游击战术是否有用也是非常怀疑的。在 6 月

7 日致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共产国际比李走得还远，实际上建议放弃整个农民斗争：

农民群众的斗争必须与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地配合。此外，我们在农村中的战术应该与党的工作协调起来，即在日常经济斗争中争取城市无产阶级。完全不需要立即开始农民运动和号召以游击战和起义进行土地革命。相反，中国目前的形势，要求党必须利用具体的、次要的冲突在农民基本群众中发动并扩大日常斗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从而最后将他们提到更高的政治水平上去。②

所谓的“日常”斗争包括抗捐、减租或抗租运动。但这封信并未说明， 这类基本上根据西欧议会民主国家的情况制定的策略如何在有残酷镇压现象的中国农村中应用。共产国际 6 月的信对土地政策，尤其是苏区的土地政策有些奇特的提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有信给毛泽东，要他“与富农结成联盟”，共产国际引了这段话①并斥之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它认为斗争不仅应指向地主，也应指向富农，不论富农对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如何。

②

这文件可以证实，初期，毛在土地问题上的路线比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还要激烈，而以前人们认为毛的路线比中央委员的要温和些。这一态度与毛当时持续的革命激情和急躁情绪是一致的。毛在 4 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在一年内争取包括省会南昌在内的整个江西省的计划，而当时他的部队只有 2800 人。1930 年 1 月，他仍然觉得一年为期虽然时间短了些，又有些“机械”，但那些怀疑有可能很快地争取全省的人是犯了“过高估计客观力量和过低估计主观力量”的错误。③

毛后来指出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基础上的。在他形成这一思想时，共产国际在这问题上已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但是在 1929 年秋，莫斯科突然改变了立场。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莫斯科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部分是由于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态，即蒋介石与敌对的将军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混战。在 1929 年 10 月 26 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莫斯科说新的起义正在开始，必须采取措施，在高潮到来时“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专政”。①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59—260 页。（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99 页。文中“党员”前并元“任何”二字，应为“党员中”。—编注）

① 这段话可能引自中央委员会 1929 年 2 月 9 日的信。对此信，毛在 4 月 5 日作了答复。但是，人们只是从毛对该信的驳斥中才知道有该信，因此，不可能对该信的内容有确切的了解。

② 《战略与策略》，第 240—24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3 页。《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1947 年编印，第 98—99

页。

① 施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 134 页；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牛津大学出

作准备的方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 1929 年 12 月第四军党的古田会议上，毛公开承认，红军的大部分士兵是游民。他认为这是部队中产生“流寇思想” 的原因，但他仍然认为“加强教育”是可以改造他们的。就是要依靠由这些不可靠的阶级成分组成的红军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军队、将革命高潮推向前进⋯⋯。”②

李立三不但对一支由游民组成的军队不感兴趣，而且对农村的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他在 1930 年 3 月写道：“农村是统治阶级的肢体，城市是头脑和心脏。如果头脑和心脏死了，人就一定会死，但如果肢体断了，人却未必会死。”他的这些话只不过是重复共产国际的意见罢了。共产国际在前一年10 月的信中说：“苏区能站稳，最近甚至能扩大并巩固他们的活动成果⋯⋯ 这些农民活动都是革命潮流的重要支流，它们将发展壮大，汇入全国革命运动中去。”①

直到 1930 年 1 月，毛本人也认为他们的活动只是“支流”，如果全国没有革命高潮，这支流就会消失在沙土中，虽然他认为这支流的重要性远比莫斯科和李立三所认为的要大得多。但是 1929 年末和 1930 年初，红军取得了

一连串的辉煌胜利，对苏区的评价突然提高了。到 1930 年 6 月，李立三本人得出结论说，虽然城市工人的斗争仍然是未来革命的决定性因素，“红军的强有力的进攻”对胜利是不可缺少的贡献。因此他命令对中南地区的大城市发动一连串的进攻。

首先，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于 7 月 28 日攻陷长沙，守城约十日，同时，朱德的第一军团（毛为政委）向南昌进军，贺龙的第二军团向武汉移动。经过24 小时激战，朱和毛放弃了占领南昌的打算，向西撤走。在途中，他们与彭德怀相遇。彭德怀此时收到李立三的命令，要他再次攻打长沙。因此，第一、三军团共两万人，再次向湖南省会进军。在与装备精良的蒋介石部队打了十三天后，毛“劝说”同志们放弃这一毫无希望的战斗，返回江西南部的根据地。②两年前，毛拒绝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南部进军的命令，这次，他认为上级党的命令可能危及他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时，又有意识地违背上级党的命令。

版社 1954 年版，第 13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只以阉割的形式摘录了古田会议的一段决议。决议原文的摘要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68—270 页。此处最后一句话引自《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26 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35—138 页。（此段引文在 1969 年修订版中未查到。—编注）

② 关于这些事件的军事方面的情况，在陈志让著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的第 156—159 页上有明确而详尽的报道。《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上的说法有些不同（第 594—600 页），该书说第二次攻打长沙的联合部队共有三万二千多支枪。

莫斯科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无知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们竟然在 1930

年 3 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望而生畏的敌人”—

—毛泽东发讣告。

蒋亲自飞到重庆指挥战斗，国民党空军甚至投下传单说毛泽东将成为另一个石达开⋯⋯。红军强渡大渡河，避免了重遭石达开的命运。从此以后， 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在抵陕西以前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了，但他们却遇到了极为巨大的自然困难⋯⋯毛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与张国焘的冲突。

在着手为中国革命制定出新的方针以前，共产国际象往常一样，感到必须弄清楚谁应对过去的错误负责。此事最初是交给 1930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去处理。但是，尽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曾在莫斯科参加讨论李立三政策的瞿秋白、周恩来都出席会议，会议结果却远不能令人满意。瞿和周主持通过了一项非常宽容的决议，认为李只在客观形势的判断上有小的失误， 并未在政治路线上犯大错误，这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中共领导的威信，其实是因为他们同李立三的许多看法相一致。共产国际因而不得不亲自出面追查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和瞿秋白都被召到莫斯科。

这段历史同毛泽东本人的革命生涯有直接关系，理由有二：一方面，近年有人称，毛泽东在 1930 年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在

其 1930 年 6 月的决议中为中国革命规定了未来的整个方向。另一方面，李立三同斯大林之间产生分歧的真正根源在于李的中国中心主义，而这种中国中心主义同今天成为毛泽东的特征的中国中心主义却异常相象。

“立三路线”的权威表述见于 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决议规定了不久就要命令红军攻打长沙、南昌、武汉的基本原则。这个文件于 6 月底以前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讨论以后通过的一项决议并未明确批评李立三的观点，而是以比较温和的措辞制定了一项类似的方针①。莫斯科和李立三一致认为，红军在迅即到来的危机中可以发挥极有效的辅助作用，但须有一个条件，即无产阶级要加强对军队的领导，而且城市无产阶级要通过总罢工及其他此类传统的斗争方式直接参加战斗。双方都谈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都预料决战很快就要发生。李立三无疑更加乐观自信；对他来说， “很快”就意味着“立即”，而莫斯科提出必须先加强红军。更重要的是， 李认为地区性或省一级的苏维埃不会存在很长时间，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会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起义，导致对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决战。①而且中国的这种事态发展，将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战争，最后推翻资本主义。②

① 6 月 11 日决议的英文本见布兰特·康拉德、本杰明·施瓦茨和费正清合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84—200 页。我认为共产国际通过决议的时间如俄文本[见《战略与策略》，

第 272—281 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3—112 页。一编注]所记是 6 月下旬，而不是中文出处中的 7 月 23 日（或笼统的 7 月份）。

① 这并不妨碍他在彭德怀占领长沙期间，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署名发表公告。公告全文见《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99 页。[作者所注出处可能有误，该书中没有李立三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签署的公告；李立三此时不在湖南，省苏维埃主席由王一芬（即王首道）代理一编注］

② 鉴于李立三有这种思想，毛泽东当时以及后来一再责备他为“半托洛茨基主义”并非毫无道理。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27228 页。

中心进行政治总罢工”，还预言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决战”，故不能说莫斯科早已为毛泽东的最后胜利绘出了蓝图。③诚然，在战术问题上，毛泽东的主张接近莫斯科，而和李立三的看法不同，因为李严厉地将“顽固地坚持游击战的军事概念”斥之为“一种严重的右倾错误”，要求“完全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对敌人的主力进行坚决进攻”。但在另一个也是比较深刻的关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和认为俄国不了解中国情况的问题上，李立三和毛泽东的看法则显然是一致的。

李立三的中国中心主义走到了极端。他在 6 月 11 日的决议中写道：

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 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罗易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世界以亚州为中心的见解直到 1963 年以来北京所捍卫的立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李立三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仅认为中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毫不掩饰他主要忠于中国而不是忠于莫斯科。据称他在 9 月 3 日政治局会议上曾说，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另一回事，又说打下汉口以后再同莫斯科讲话就不同了。②这种态度当然不会得到莫斯科的赏识，但共产国际对李自称比俄国人更了解自己的国家一事几乎同样感到恼怒。此事在追究李立三和瞿秋白错误的会议上成了主要议题之一。贝拉·库恩抨击这两个人就象以前的陈独秀和谭平山那样谈论中国“民族的特殊性”。俄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L·马迪亚尔强调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别人特有的问题。他说，“大多数不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委员也深信莫斯科不了解中国情况”，又说这是自鲁思·费希尔以来所有共产国际叛徒惯用的口头禅。共产国际另一个审查人员曾援引李立三的话，指出他说过：“中国许多特点，国际很难了解，差不多不能了解，因此也就不能够实际上领导中国的共产党。” 马努伊斯基概括地指出，李立三竟敢责备俄国人有“狭隘的民族成见”，其实是他自己犯了“很厉害的地方主义”的错误。①

当然，共产国际当局绝不是贬低中国的重要地位。马努伊斯基甚至宣称： “中国党对于殖民地各国共产党应该起到象苏联党对于整个共产国际那样的作用。”②但他同时强调指出，中共还没有“自己的列宁和斯大林”，只有接受苏联的具体指导，才能顺利地进行工作。

苏联人自称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情况则更加引人注意，因为莫斯科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元知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一个有名的例子是，他们竟然在1930 年 3 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望而生畏的敌

③ 这是萧祚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一书中的主要论点。

② 《战略与策略》，第 290 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 112 页。

——编注]

① 对李立三的审查是在 1930 年 12 月，其主要文件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4 卷第 3 期（1931 年 5 月

10 日）第 16—41 页上。前引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一书第 7792

页上有概要介绍。上述许多细节为萧书所无，系笔者摘自这份期刊。

② 萧祚良对此问题的概括叙述[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86 页]略有出入。

农民已经用

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①其实，毛泽东早在 1930 年 2 月就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当时建立的还只是地方苏维埃）。斯大林不仅对这种形势发展不太了解，而且对其详细情况似乎也不大感兴趣。

如果说斯大林远离中国，那他早在 1930 年春就派手下人去中国了。新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批他在中山大学时的学生，这些人后来被讽刺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批年轻人没有革命经验，脑子里装满了莫斯科流行的观点，认为有一个良好的列宁主义理论基础要重要得多。尽管得到米夫的支持，他们还是未能夺得对党组织的控制权，因为当时的党还牢牢地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但这成了李立三在莫斯科受审查期间的一条罪状。我们“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共产国际的一位官员抱怨说，“（秋白和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随着李退出历史舞台（他被留在莫②斯科，直到 1945 年方回国）。只有以何孟雄为首的工人运动派和态度灵活的周恩来同这批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为首的留苏归国留学生相对抗。斗争双方的力量极不相称，在 1931 年 1 月的四中全会上归国留苏学生派终于牢牢地夺得了对党的控制权。

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领导人物王明和秦

邦宪①，在几个方面都非常相象。他们两人均出生于 1907 年，回国时仅二十三岁，二十四岁取得了党的领导权。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特权阶层的代表， 王是一个大地主的少爷，秦是清朝一个县太爷的儿子，两人都在上海念书， 后来去莫斯科（王在 1925 年，秦在 1926 年），当时都是十几岁的青年人。

秦 1925 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王 1927 年才在莫斯科入党。因此，他们作为上海这个沿海大城市的青年人，都不会有关于农民的第一手知识或任何政治经验。

这些人的政策现在称之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历时四年的激烈斗争，他第一次成了党内最高权力的直接竞争者。自 1927 年秋上井冈山以来他一直只是观察党中央内部的派别斗争，尽力避免执行在他看来是灾难性的指示。现在苏区规模和红军实力如此之大，毛泽东和他的所谓“实权派”成了争夺党内领导权的直接对手。

毛泽东同归国留苏学生之间的斗争，仍然围绕着 1927 年以来他一直同党中央有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政策问题和游击战术同城市革命的关系问题。在土地问题上，毛泽东原来在井冈山制定的政策极其激进。但到 1930

年 2 月，在建立江西省苏维埃的会议上通过新土地法时，他已经大大地向右转，他的“富农倾向”甚至超过了李立三。②他不仅容许自耕农保留自己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还允许富农保留他们的良田，不要求他们用良田向贫农换瘠田。他把自己的政策归结为两个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①李立三在莫斯科受审查期间，各种“富农倾向”都受到谴责，据说这些

③ 《国际新闻通讯》，第 10 卷第 14 期（1930 年 3 月 20 日）。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20 页。

② “皮（pí）同志（显然是个俄国人）的发言”见《布尔什维克》第 4 卷，第 3 期，第 54—61 页。

① 陈绍禹因其 30 年代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在西方也以化名广为人 知，下文均称呼他王明。秦邦宪化名博古，多数读者可能不熟悉，还用其 真名。

② 倒台前夕，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是既右倾又“左”倾：右 倾，因为他对富农宽容：“左”倾，因为他要立即实行集体化。这种双重 错误倾向，是他在莫斯科受审查期间的另一桩罪状。

① 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7 页。

到苏区来信，反映富农比以前更得势了。②1931 年 9 月 1 日的指示，标志着居于领导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开始夺取苏区的控制权，指示中对“富农倾向” 的批评是特别针对毛泽东的政策的。③

1930 年底至 1931 年初毛泽东开始同归国留学生发生对抗。要正确地分析这时军事战略问题是如何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必须先从被称之为“富田事件”的一件模糊不清和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说起。此事引起毛泽东同赣南红二十军领导人的冲突。根据多方面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既涉及原则问题，也有纯粹而露骨的权力上的考虑。红二十军领导人同赣西南特委站在一起，赣西南特委是李立三在苏区的一个堡垒，曾在 1930 年 7 月召开一次会

议，反对毛泽东在同年 2 月采取的土地政策。1930 年 12 月他们起来反对毛泽东时所主张的政策，在土地问题和军事策略上同李立三的政策相类似。此时很明显，毛泽东所感到关切的，不仅是要维护他视为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消除对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可能性。

不管其动机如何，他处理得很果断。12 月初，他以“AB 团”（国民党建立的反共秘密组织）特务的罪名逮捕了赣西南特委的几个领导人，这些人被关押在赣南富田镇。12 月 8 日或 9 日，驻扎在附近东固的红二十军一位营政治教导员起兵反叛，率部至富田解救被关押的人员。反叛分子逃至赣江对面的一个镇上，他们在那里因不易受到毛泽东的反击，坚持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双方在宣传上互相攻击，背地里又玩弄手腕，形势错综复杂。在争斗过程中，毛泽东的总前委透露，在那些领导人被关押在富田而触发事件以前， 红军中已有四千四百余名“AB 团”分子被捕。在平息反叛时，毛泽东极其严酷，约有两千或三千名官兵死于镇压。①

某些怀有极大敌意的批评家认为，整个事件完全是毛泽东借以消灭其对手的阴谋，这元疑言过其实，但此事的确是暴露他残酷性的第一个重大实例。他所建立的效率极高的秘密警察在这次事件中也用上了。现在并无根据证明，毛泽东象许多握有绝对权力的人（尤其是斯大林）那样，以杀戮或折磨革命敌人或自己的政敌为乐事。但是，只要他认为必要，他从来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的。可是也应立即补充一句：若不如此，他就绝难生存。几十万人在 1927 年国民党的镇压中牺牲，“富田事件”及其后果又造成了几千人的死亡，但这还仅仅是序幕，在亘古未有的最大也是最残酷的革命风暴中，双方后来所造成的杀戮其规模就要比这大得多。1930 年 7 月红军暂时占领长沙。从长沙撤离后，毛泽东的夫人和妹妹就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尽管人们对此深感悲痛，但她们的牺牲也不过是在毛前三年殉难亲友和同志们长长的名单中增加两个而已，毫无疑问，毛泽东认为这都是革命斗争中难于避免的。他决不发慈悲，也不要求别人的慈悲。

1931 年初，毛泽东的处境似乎极为有利。经过“富田事件”，江西党组织中反对毛泽东其人或其政策的人被有效地消灭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他所开创的苏区工作。实际上，他的成功反而使他倒霉。因为既然党的最高当局和共产国际开始重视苏区，他们自然会拿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制定苏区的政策，并要求贯彻执行。留苏学生所维护的政策，虽然不同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政策，但同样是和毛泽东的政策根本对立的，因此毛泽东同

② 《布尔什维克》第 4 卷第 3 期上到处可见，尤其是马其亚尔的发言（第 21—27 页）。

③ 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159—162 页。

① 以上关于此事件的记述，主要根据以下两本书中最新的综合性资料：前引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98—113 页以及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

社 1965 年版，第 164—165 页。

命，因而更加严酷和激烈。

1931 年夏或初秋，中央为摆脱困境，脱离秘密状态，遂决定离开上海迁往相对安全一些的江西中央苏区①，斗争因而更

加尖锐了。现在的局面不再是一个远在外地的机构偶而发来书面指示， 毛泽东可用拖延战术来顶住，而是党的最高当局就在身边直接发布命令，并且就地监督命令的执行。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抵达江西后，随即采取措施，限制毛泽东在党和政策中的权力。在限制其政府权力方面，11 月成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国际 1930 年 6 月的指示曾提到建立这种政府的必要性，李立三也坚决支持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想把政府建立在大城市而不是农村地区。1930 年夏秋之际，已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采取若干预备步骤，但因李立三倒台而停顿下来。①共产国际在其 1931 年 8 月 26 日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中，以更加确切而急迫的措辞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决议明确指出：“应当在最短期间内， 在最可靠的地区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②③

第一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具有象征性的日子11 月7 日在瑞金召开，宣布成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出六十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出人民委员会，

由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这样，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就受到削弱和限制，但并未被剥夺。

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中的处境甚至更为不利，1931 年 11 月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他在各个方面的政策都加以谴责，尤其是着重指出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即坚持游击战术，并顽固地拒绝将中央苏区同邻近各省的根据地联结起来以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翌年 8 月党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受到批评；而且丧失了军权，红军指挥权落入周恩来手中。” 这种不利的形势到 1933 年 5 月发展到顶点，当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整个红军的政委，周是强烈支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路线的。①

① 迁往江西的时间说法不一，如说 1931 年，1932 年，甚至 1933 年。笔者 倾向于同意萧祚良的看法，他根据现有材料，认为大约开始于 1931 年 8 月 [前引萧柞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

（1930—1934）》，第 161—162 页]。但肯定还有探讨的余地，况且还可能不是一次迁去的。几乎 可以肯定，周恩来是在 1931 年夏末秋初去江西的。向忠发被处决后，秦邦 宪任总书记，他大概是在 1932 年初去江西。当时王明回莫斯科，在共产国 际任殖民地问题专家数年。根据王明向尼姆·威尔斯口述的自传（香蒂· 斯瓦鲁普曾经引用，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克拉伦登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49 页）。他回

莫斯科的时间是 1931 年 6 月。中央某些领导人未 去赣西南中央苏区，而去其他根据地，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

① 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消长史料（1930—1934）》，第 39—49 页。

② 《战略与策略》，第 306 页。[译文可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 159 页。

——编注]

③ 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173 页。*宁都会议是在 1932 年

10 月上旬召开的。周恩来在会上不同意中央局提出的毛泽东离开红军的意见，提出要把毛泽东继续留在红军中指挥作战。但中央局没有同意，随后，宅泽东离开了红军。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暂代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周恩来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仍征求毛泽东的意见。1932 年 10 月 26 日，中央和中央局才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关于周恩来限制毛泽东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力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编注

① 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 第 165、210—211、220—221 页。

（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周恩来等同志 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先发 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和南城的命令是错误的。周恩来向中 央和苏区中央局提

剿，正在为挽救江西苏区而斗争；毛丧失军权的确给最终导致失败的僵硬战术开了方便之门。1930 年夏秋之际，红军攻打长沙和南昌引起了国民党各派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发现共产党力量不断壮大，便暂时停止了他们之间的内哄，以便对付这一威胁。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1 月的第一次围剿、1931

年春的第二次围剿和 1931 年夏的第三次围剿，所动用的兵力大不相同，但红军的基本战术原则却始终如一。这些原则是毛泽东和朱德上井冈山以后逐步制定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军事理论的一部分。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中，军事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当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为了研究起见，也可以分开来。两个方面看来都是融合了古今的思想，既有传统性，又具创造性。在军事方面，传统的烙印最为明显， 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几个世纪以来，地面部队的作战策略，较之成功地取得人民政治支持的条件，其变化要小得多。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切战术原则，在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尤其是公元前 500 年崛起的著名军事作家孙子的学说中，都可以找到。

首先，其根本思想为每战必集中兵力、以己之相对优势对敌之相对劣势， 方能取得胜利。如 30 年代红军那样，在同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时， 显然必须采用这种战术，而孙子早就把它视为一切战争的基本原则：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市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 毛泽东将这一基本思想用之于红军在江西反围剿的特殊条件，对它作了

如下的阐述：

处于战略上年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 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 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那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仗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①

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周 恩来等同志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编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7—212 页。这篇著作写于 1936 年，总结了毛泽东在江西反围剿的经验。

上述孙子引文中的第一句和毛引文中的最末一句，清楚地表明了“以十当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便是对自己一方部队的行动必须保密。这是孙子全部学说的基本思想：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仗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

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①

毛泽东并未充分发挥这个论点，主要是由于他认为保守红军秘密（以及有关敌人的补充情报）实质上主要是个政治问题。毛援引国民党将官陈铭枢的话说：“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②毛的解释，当然是说由于农民群众喜欢红军而仇恨国民党。但同时，从纯粹军事方面说，他绝不忽视欺诈。毫不奇怪，他直截了当地援引了孙子的论点：“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③毛还从他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里学到许多战事中欺诈的作法。

这些都是毛的主要战术原则，它们没有得到“归国留苏学生”的赞同， 与此同时，这些“留苏学生”元疑并不厌恶党的导，而是厌恶毛的高度灵活的战略概念。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在井冈山发明的有名四行字诀：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毛和朱在第一次“围剿”期间，为了指导敌人包围中的弱小部队，在这些基本是防御原则的基础上，研究形成了“诱敌深入”苏区的原则，以达到在最有利情况下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目的。无需说明，毛并未想过无限期地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与他自己早期的乐观主义相反，他越来越感到斗争的长期性，红军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开始战略进攻。从 1931 年 9 月开始，支持“归国留苏学生”领导的秦邦宪和周恩来，批判毛的思想为“游击主义”，

毛泽东断言（同上书第 188 页），在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即 1931 年夏，他的军事思想超越了“朴素性”， 形成为“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毛泽东的原文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编注）既然实情如此，笔者的见解就同陈志让的看法（见前引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63—164 页）相反，笔者认为，并非不

可以用 1936 年写的这篇文章来说明在其以前 5 年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虽然他的思想在那时以后自然有

所发展。关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见本书第 8 章。关于毛泽东的战术同《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还可参见 S·B· 格里菲斯为他所译《孙子兵法》（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写的导言（该书第 45—56 页）。

① 见《十一家注孙子》，第 18、80、397—398 页。

②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2 页。

③ 同上，第 193 页。

情况下，“游击主义”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坚决主张以“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以及“不打烂坛坛罐罐”这种新口号来代替那些旧口号。①

这种战术方针改变之意义和后果，我们只要比较五次“围剿”，就可以非常明白。1930 年 12 月和 1931 年 1 月第一次“围剿”，时由于富田事件， 情况变得很复杂，当时富田和东固的群众不相信红军并且和红军对立。但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不是精锐部队，在数量上也只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十万对四万，所以困难并不突出。那时充分运用了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战术， 在第一次交战前，须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用毛自己的话说：

⋯⋯（我们）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

②

红军第一仗便打着了张辉瓒的两个旅和他的师部，连师长张辉瓒本人在内九千人全部被俘获。这次战争的胜利，吓得另外两师逃跑；共产党追击其中一师，并将其一半消灭。于是第一次“围剿”就以全部失败告终。张辉瓒后来被当地农民审讯后处决了。①

第二次“围剿”作为毛战术例子来说，要更加艰苦和有趣得多。对立双方部队，敌军从数量上说处于两倍以上的优势；进攻部队约达二十万人，而红军只有三万余人，这样，首先打击敌军中最弱之部就显得更为重要。红军于 4 月底 5 月初不顾有被发现的危险，驻扎在东固二十五天②以等待王金钰撤离富田的战术据点。最后时机成熟，红军同时打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总共十一个团，并诱其在富田附近和红军打了一仗。打这一仗的地方，东北距国民党另一师仅三四英里，西南距蔡廷锴精锐的十九路军仅十多英里；但他们竟未觉察，因而也未出来干与，真是国民党军“处处黑暗”，而红军“处处光明”。红军在第一仗打赢后，十五日之内行军七百里③，又与敌军弱部打五次仗，缴枪二万余支，这样结束了第二次“围剿”。④

毛在此后不久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得意心情：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89 页。

① 参见同上，第 201 页。

② 此时对富田事件的反应已大部消除，红军不必象第一次“围剿”时那样避开这个地区。

③ 一里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2 页。

注释，直立之云代表红军战士对国民党军队在“围剿”期间红军暂时放弃的根据地里胡作非为的愤怒；“枯木朽株”代表敌人，他们虽然还直立着，但已注定要腐朽灭亡。诗的最后两行，反映第二次“围剿”总司令何应钦对几个孤立纵队缓慢推进的失败战术非常气恼。①

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努力在战争规模和战术上作出重大改变。蒋介石现在积极起来，亲自到南昌指挥这次作战。在这次战斗中，他还投入了他的十万嫡系精锐部队。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红军的日子更不好过，他们未能象上两次“围剿”时那样预见和制订全部战役的步骤。下面是毛本人对这次“围剿”的叙述，他自己还画了一个地形图。图中表示了第三次“围剿”时敌我双方的力量部署。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 “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

（三）“围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

（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相打，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①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 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 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坡，猛力并进， 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田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年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蒋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①

毛对此次“围剿”的叙述极其有趣，它阐述了如何运用其作战思想—— 着重隐蔽自己和打击敌军薄弱之点，以及“诱敌深入”根据地之战略。这次

① 译文系作者所译。说明摘自《毛主席诗词浅释》（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年版）。（见《毛泽东诗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6 页。——编注）

① 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中，加上了“几十个方里”几个字，即不到 10 平方英里。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2—203 页。

整的和客观的报道。虽然红军如毛所述采取了计谋，但是蒋的最强部队基本上仍完整元损，要不是在 9 月 18 日“沈阳事件”的关键时刻及时得到了消息， 蒋的精锐部队本会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的。蒋介石面对日本的威胁，无法分心于反共的“围剿”，因而延迟了进攻。事实上，蒋认为在 1931

年 10 月辞去主席职位是有利可图的，这样可以以另一种姿态在下一年的一月重新上台。①

从长远来看，也许会证明日本的长期侵略是毛上台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在当时，日本侵略对苏区的影响相对来说十分有限。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一样坚持下列观点，即在推翻“反动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以前， 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与国民党阵营中不同政见力量达成任何一种“统一战线”的想法，更不用说与蒋本人建立“统一战线”了。

如上所述，正是在第三次“围剿”结束和中日冲突开始以后几个月内， 毛逐渐被剥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所拥有的权力。

此时，他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以这种资格继续作为这个政权的主要发言人，但是他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因此，当我们要追溯毛在 1932 年至 1934 年间的政策时，我们发现情况与其他任何阶段不同。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在我们阅读一篇毛的讲话或文章时，我们可以认为这准确地代表了他当时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拿江西苏维埃共和国阶段来说，把毛真正说过或写过的东西串连起来只是第一步， 我们还必须根据可得到的贫乏证据，判定他是当真那样认为还是并不当真那样想。

总的来说，由于 1932 年至 1934 年并不是毛一生中最有趣和最有特点的时期，因此费许多笔墨来猜测他在每个问题上可能持有的论点，是毫无意义的。一般他说，他似乎在经济政策方面比在军事战略问题方面享有更多的权力和独立。秦邦宪、周恩来以及其他人可能认为，毛的游击战术虽然已经过时，但他和农民关系密切而且能动员农民支持红军，他仍是有用之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社会政策的一个方面应该予以特别的重视，因为它非常紧密的符合毛性格的基本倾向，看来很可能他不仅同意这个做法，而且实际上是由他发起的。这就是所谓的“查田运动”。1931 年 11 月所通过的土改法，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土改法。诚然，富农分坏田①——前提是他们不采取反革命的态度——，地主则根本不分地。中农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置身于土改整个过程之外，除非他们自愿参加。②1933 年 6 月毛发起的大规模“查田运动”，正如运动的名称所示，目的在于检查土地再分配是否合理。但是在毛的思想中，推进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要比运动的经济目的更为重要。

毛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农村革命改造有三个阶段：土地改革，检查运动和发展农业。换句话说，他认为只有经过社会关系的彻底改革， 才能发展农业生产（在国民党封锁的条件下，这个任务尤为紧迫）。

他之所以如此考虑，可能不是由于对革命的抽象信奉，而是由于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本质之认识。毛解释说，由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具有祖传的名望和

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68—170 页。

① 毛在 1930 年 2 月制定的政策与前完全不同，但他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他的观点，而不是屈从于压力。如前所见，他在井冈山时期采用的是激进得多的土地政策。

② 康拉德、施瓦茨和费正清合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第 224 页—226 页；又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178—179 页。

得象农民协会那样的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他们用这种办法伪装并重新取得了许多他们祖先的特权。为了反对这一种倾向，需要发动贫农反对过去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唤醒贫农对他们切身利益的觉悟。毛写道，“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之间是严重的斗争着，但这里的斗争，不是象第一时期（土改阶段）里红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斗争了，而是革命农民群众同戴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①

毛认为，查田运动在使农民看清隐蔽敌人的真正阶级本质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几个月以后，毛在叙述苏区首都附近一个模范区所发生的情况时， 说明了查田运动在实践中的意义：

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二百余家，枪决了群众所谓“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反革命活动。②

在此背景下，你必须理解毛于 1933 年 6 月写的有关决定农村阶级成分的指示，指示中写着：“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

苏维埃对地主的政策是剥夺他们全部财产，消灭地主阶级”。③

但是我们从毛举的例子中的事实可以看到，三百户地主富农中，也只有十二个“大老虎”被枪毙，而且毛在 1933 年至 1934 年鼓吹的“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指肉体上统统消灭这些地主分子。

全部剥夺地主的财产，摧毁了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基础；动员农民群众同他们作斗争，目的在于摧毁地主传统上和习惯上所拥有地位的根子。 “查田运动”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仅是由于它是江西苏维埃政府政策

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由于它是 1949 年以后类似政策和急务的先兆。另一方面，查田运动反映了毛的一个信念，他认为土地改革是经济的又同样是政治的措施，同时又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一个过程。就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时那样，江西常常开会以便把群众和当局的决定结合起来，从而同意严惩敌对阶级的处置办法。毛于 1934 年 1 月总结“查田运动”工作的时候，声称“只通过少数几个苏维埃机构来进行这些工作，就会有降低群众斗争情绪的危险”①。

这种把注意发动群众作为改革中国农村的关键以及认为应当经常检查现状发现问题以便防止从前的剥削阶级重新抬头的思想，直至今日仍以反复不断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形式存在。更一般地来说，毛关于革命首先是一种心理过程的想法，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影响了“思想改造”和“整风” 等一系列政策，而当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达到了顶点。

如果毛能用这个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的特征施加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那么他对处理军事问题的影响看来实际上等于零。但正是这方面的情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央委员会采用的呆板战略，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从而结束了江西共和国。

① 《红色中华》，1933 年 6 月 10 日第 86 期，第 3 页；《红旗》，1933 年 8 月 31 日第 59 期，第 32 页。

② 《斗争》，1983 年 8 月 29 日第 24 期，第 4 页：《红旗》，1933 年 10 月 30 日第 61 期，第 46 页。

③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载《红色中华》，1933 年 6 月 29 日，第 89 页。此件当时并非毛签字，但是

一直认为是他所写；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3—115 页。文中观点比他大多数其他著作修改得更多。

① 在 1934 年 1 月 24 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康拉德、施瓦茨和费正清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一书中的节译文。

于 1931 年秋季采用过，由于 1932 年 9 月第十二次共产国际全体会议所采取

的立场，这种战略方针在 1932 年底和 1933 年初得到了频繁的应用。在这种时候，常常说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而形成的“革命高潮”，给予共产党员在革命危机成熟前的短时间内发动群众参加即将来临的为权力而斗争的重任。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正如共产国际所详细列出的，不仅包括动员群众“参加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全国性斗争”，发展和统一苏区领土和加强红军，而且还要直接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①

这样就使他们相信全世界的革命即将成功，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则更为大胆地鼓吹正面攻击蒋介石的军队，因此他们比以前更不能接受毛的灵活游击战术。应当承认，这些城里人对毛的“农民方式”很轻视。从军事上来说，头三次“围剿”已证明“诱敌深入”苏区，使战斗得以在对红军有利的环境下进行的战术方针是成功的，但是政治上这些战术方针具有的不利之点，使苏区人民经常承受战争危险和痛苦。声称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合法政府却又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公民，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实体呢？

即使到后来分析江西根据地瓦解的原因时，毛对这些反对意见也只能提出否定的答复。他指出，竭力想维持苏区的稳定状态，反导致了危机的到来； 他并未认为，如果奉行他的战术方针，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

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的暂时的流动⋯⋯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 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经济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①

如果毛在 1936 年（即他写这些评论之时）没有迅速取胜的。行动计划，

那么在 1933 年至 1934 年进行决定性的战略争论的时候，他就更加不可能提出一个速胜的行动计划了。从他的态度看来，共产党的上策是维持现状，等待他们能扩大领土和影响的新情况的出现。但是这个时期，他再也不能公开地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了，甚至还不得不赞同对他本人的一场若隐若现的攻击，然而这是在反对“罗明路线”运动的幌子下进行的。

在第四次围剿中，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用的是灵活的游击战术。现在总是把这一战术与毛联系在一起。官方史书上把共产党对 1932—1933 年①第

① 琼·戴格拉斯编：《共产国际（1919—1943）》文献第 8 卷，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21—230

页及其他地方均可见。

① 关于这次故役的日期，是有意见分歧的。斯诺根据毛的口述认为 该战役发生于 1933 年 4—10 月（见《西行漫记》，第 155 页）。陈志让（《毛泽 东与中国革命》，第 176 页）却认为是在 1932 年 6 月至 1933 年

3 月。萧柞 良在大事记中把战役开始的日期定为两个，即 1932 年 6 月和 1933 年春， 但未加任何说明[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 （1930—1934）》，第 310—311 页]，这是独一无二的作法。事实上，1932 年 6 月是开始围剿次要的苏区的日期，而 1933 年春是对中央苏区的主要战役 的开始日期。

的极为简略的叙述中显然可以看出当时红军所用的战术与以前的战术是不同的，其中包括由周恩来、秦邦宪等人提出的御敌于远离苏区中心地方的战术

③。但是，倒霉的罗明不同意用他指挥下的弱小的游击队去正面攻击国民党军

队，因而从 1933 年 2 月就被“归国留苏学生”们谴责为犯有“悲观主义”、“取消主义”、“逃路主义”和其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毛本人并没有公开地谴责罗明，但他还是按照上级的旨意谴责了一切与“罗明主义” 有关的异端，并说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完全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出击”路线。但是他自己的兄弟毛泽罩却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党的领导特别指出罗明路线的恶劣影响，因为它是清算这一错误倾向的障碍。①

在 1945 年关于党的历史的决议中，罗明被说成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他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受到当时控制党的“左倾分子”的不公正的攻击。虽然我们在几处都已看到，毛派的官方史书对事实并不尊重，但是在这一具体事件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1945 年的决议确实反映了毛当时的观点。当时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不但不能为他的兄弟辩护，反而不得不赞扬中央委灵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我们已说过，在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执行这条“出击”路线的结果是取得了胜利。从短期看，这确是值得庆幸的，但从长远看，其结果却不幸地证明了那种认为红军可以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能够把他们挡在根据地以外的意见是正确的。在以后一次的围剿中，蒋介石采取了建立碉堡并逐步紧缩对江西根据地包围圈的新战略，上述的乐观和主动出击精神带来了十分不同的结果。但是在第五次、也是决定性的战役开始之前；由于蔡廷锴第十九路军的反叛，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在斗争中显得突出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在 1931 年 9 月侵略的反应，是严格遵循当时共产国际“从下而上统一战线” 的路线的。它承认在广大群众中，甚至在国民党部队中都有真正想抗日的人， 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才能奏效。这是 1932 年 9 月共产国际第十二

次全体会议和 1933 年 12 月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的观点①。这也是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在 1932 年 4 月抗日宣言中的立场②，但是，中国共产党在 1933 年 1 月提出了一条较灵活的路线。他们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停止对苏区的进攻、给予民主权利和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部队”——与任何政见不同的指挥员签订协议。③虽然他们没有表示愿意和国民党上层领导人（更不用说蒋介石了） 打交道，但是，这已比当时的共产国际要走得远了。莫斯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主张，因为共产国际的报纸也登载了 1933 年 1 月的这份宣言。④即

使在 1933 年 12 月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王明也只提出了共产党应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19 页。（第 3 卷原文为：“但是因为毛 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 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1933 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 了胜利。”——编注）

③ 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次战役还是打胜了，可能就是出于这 个原因，毛才只简单地谈到这次战役。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3— 204 页。

① 关于“罗明路线”的主要文件，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 第 230—247 页。

① 《战略和策略》，第 316—370 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 170—277

页。——编注]

② 《苏维埃中国》第 1 集，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 1957 年版，第 44—48 页，［本书系根据苏联外国工

人出版社的版本（原书第 1 集第 1933 年印的，第 2 集系 1935 年印的）翻印的。——编注）

③ 同上，第 60—61 页。

④ 《国际新闻通讯》，1933 年 1 月 26 日，第 91—92 页。

军队（有组织）的单位合作。他把 1933 年 1 月提出的与“任何部队”联合的提法看成是纯粹的宣传策略⑤。

但在他发言前一个月，即 1933 年 10 月 26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真的与得到蔡廷锴在军事上支持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达成了初步“抗日反蒋”协议①。蔡从来就不同意蒋介石对日让步的政策，他领导的第十九路军于 1932

年 1 月在上海英勇抗日。事实上，蔡是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后才开始行动的。但是在蒋镇压福建政府时，红军却袖手旁观。

毛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早在 1936 年他在接见斯诺时就批评说没有和福建的叛乱联合是个极为严重的错误②，以后他也一直这样批评这些事的。但当时他表明的立场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1934 年 1 月，在蒋对福建的叛乱者进行决定性的进攻后不久，毛在第二次全中华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他们时是极不友好的。他在结束讲话时说，“至于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它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说，“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有“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③。

很难说毛斥责福建叛乱者的这番话是由于他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因而不得不违心说的话。事实上，虽然毛对作为社会范畴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但是在要与资产阶级国民党人（不管这些资产阶级如何爱国）共掌政权时，他常常是极其保守的。江西时期红军的参谋长龚楚——他有时难免出错，但他不是一贯敌视毛的人——说在中央委员会辩论蔡廷锴提出的联合建议时，毛是“游击派”的主要发言人。他们不愿在这样的事件中拿红军来冒险。（因此，他称毛为“保存派”，意思是说他们是只关心保存自己力量的人。）①毛本人在 1935 年 12 月的报告中虽然认为蔡廷锴的叛乱是“对革命有利的”，但是，他仍象当年那样批评福建政府“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②的做法。

因此，完全有可能，毛对与蔡廷锴合作的态度比他现在要我们相信的远为保守。另一方面，当时他的影响很有限，如果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坚持要支持蔡的话，他一个人是无法阻止的。此外，上面所引王明 1933 年 12 月在共产国际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也说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对福建的叛乱者并不热情。可能在国内战斗的秦邦宪比在莫斯科的王明的态度要现实些。也许象龚楚说的那样，周恩来是支持蔡廷锴的那些人的领袖。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未，为什么秦和周未能推行与福建政府结盟的政策呢？还必须指出， 认为蔡廷锴是共产主义与反动政治之间“第三条道路”的代表的那种不友好的态度是与当时莫斯科的路线完全一致的，莫斯科的路线认为主要打击对象应该是“中间力量”。（这个路线的一个冽子就是对待社会民主主义的目光

⑤ 《战略和策略》第 362 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 220—222

页。——编注]

① 《红色中华》，1934 年 2 月 14 日第 149 期，第 4 页；萧柞良对此有简述，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248—249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56 页。

③ 《红色中华》，1934 年 8 月 1 日第 221 期；萧柞良对此有简述，见萧著上书，第 296 页。

① 龚楚《我与红军》，香港南风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62—367、 395—400 页。龚甚至说由于毛在这个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受到了留党察 看的处分。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2 页。1933 年 12 月毛对福建政府作 了类似的但尖锐得多的批评，要求福建政府改正这些错误，作为共产党支 持的条件。他与朱德共同签名的致”人民革命政府”的电报摘要，见萧祚 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253 页。

希特勒上台起了作用。）总的说来，1933 至 1934 年，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都拥护这一敌视“中间力量”的政策，那么在蔡廷锴的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违背这个政策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待福建叛乱者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始终是个最弄不清楚的问题。但是不管谁应该对拒绝支持人民革命政府负责，由于这个错误，结果是共产党不久就发现，在愈来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是孤立无援的。

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蒋的军队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和冯·福尔根豪生的指导下采用新的、极为有效的战术造成的。前面说过，这些战术是在江西中央苏区周围建立一圈由铁丝网和其他工事连结起来的碉堡。一方面，这种阵地战使红军很难象蒋过去运用运动战时那样歼灭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另一方面，它使国民党部队有可能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这种封锁对苏区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到 1934 年夏，那里的居民甚至得不到足够的盐，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在军事方面，按照毛的说法，除去开始时打了一次胜仗外，红军“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他还说这“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①。但是毛本人认为应该怎样打，仍然是不清楚的问题。1936 年， 他很明确他说明应该采取的打法。红军应乘福建叛乱的机会，掌握主动，向北向东，向南京和汉口方向大举出击，这样可将国民党包围苏区的军队调开， 打破蒋的堡垒战术。一方面，这一战略是与毛一贯的（至少是前几年的）谨慎作法不一致。另一方面，1933 年底至 1934 年初，毛发表的意见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即国民党已处于军事与政治崩溃的边缘，红军已成为“无敌的铁军”，完全能够与蒋介石的军队正面作战。① 换句话说，他在言辞上是太乐观了，而在行动上可能又是太谨慎了，这与他以后所说应该采用的战术是不一致的。

即令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肯定共产党就能战胜冯赛。克特的堡垒战术。但是，可能性至少要大些。到 1934 年夏初；已经基本上作出了从江西撤退的决定。

新政策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 1934 年 7 月 15 日发表的声明，这份由毛和朱德签署的文件称已派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击侵略者，如果先遣队遇到有部队准备接受 1933 年提出的联合的三个条件，“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将象先遣队那样与中国的所有武装部队联合，共同奋斗。”这支由方志敏率领的先遣队不久即被国民党部队消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浙江与福建边界打游击。②

毛泽东 1934 年 8 月 1 日在接受访问时宣布全国的红军部队，包括江西和其他华中地区根据地的红军，已受命准备北上①。从这时起，即开始积极准备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4—205 页。

① 毛在 1936 年 12 月所作的马后炮的分析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19—220 页。他在第五次战役时发

表的不妥协的言论，见 1933 年 8 月 12 日的发言（《红旗》，1933 年 11 月 20 日第 62 期，第 10—23 页）

以及他向第二次全中华苏维埃大会作的报告（《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第 80—89 页）。

② 1934 年 7 月 15 日的宣言的摘要，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20 页。显然，派出“抗日先

遣队”北上的决定是 4 月份在重要战略中心广昌落人陈诚指挥的国民党部队手中的前夕作出的。关于这事和先遣队的意义，见萧柞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286，293—295 页，及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82 页。

① 《红色中华》，1934 年 8 月 1 日，第 221 期；对此，萧柞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

（1930—1934）》一书第 296 页有简述。

影响肯定是有限的，很可能根本就毫无影响。甚至有人说他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实际被软禁在瑞金以西五十多英里的小镇于都。8 月和 9 月，他得了疟疾，病得很重。②

早在 8 月，负责井冈山老根据地的萧克奉命与在湘黔边界根据地的贺龙会合。这一任务胜利地完成了，10 月，这支联合部队改组为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司令，任弼时任政委。③

10 月 15 或 16 日，红军主力终于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在新丰的速战得胜后，红军打破了包围圈，穿过广东最北端和湖南的南端，然后跨过广西北部的湘江。

他们共有十万人，”其中战士八万五千人，党政干部一万五千人。他们没有明确的意”图和目的地，而这二者是有联系的。如果他们真的想打日本， 他们就该还向北走。如果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在失去江西根据地后寻找一个安全地区，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四川停下来，张国焘在第四次围剿中被逐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在四川站住了脚。我们可以假定毛泽东本人是真心诚意想打日本的，这一方面是为了有一个能号召群众的新目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命运。但是毛那时仍然不能左右局势。部队是由朱德和周恩来领导的，朱为总司令，周为政委，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名叫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的德国军事专家来协助。①李德要对阵地战的战术负责，这一战术使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损失惨重。这时他又鼓吹走最短的路线抵达目的地，即令这样走意味着与强大得多的敌军正面战斗。②

合乎逻辑的第一步似乎应与在湖南西北角活动的贺龙的第二和第六军团会合。因此，在敌军密集的火力下，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强渡了广西北部的湘江。红军渡河后集合时，人员已损失了一半。在遭到了这样惨重损失的情况下，大家终于同意毛的主张，不在湖南中部孤注一掷地硬拼而向西进入敌人力量较弱的贵州省。①

年底，红军渡过贵州中部的乌江。这一战役只是由于少数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员的大无畏精神才取得了胜利。他们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用筏子渡过了宽阔的江面，爬上光秃秃的石壁，突然夺取了扼守渡口的国民党碉堡。红军采用了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战略，包括使用缴获的国民党制服和旗子， 实际上未发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遵义。1935 年 1 月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那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使毛控制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在长征初期受挫不仅是由于正面攻打集中的强敌，还由于将整个国家的坛坛罐罐（机器、金银、印刷机等）全都带着上路。在遵义，这一整套政策，由于均未成功而被放弃了。执行这一路线的总书记秦邦宪被撤职，由

② 关于毛蒙受屈唇的最明确的说法见龚楚著《我与红军》，第 395—400 页。张国焘在接见萧柞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296—297 页]时虽不能证实龚楚所说的细节，也说

在 1933 年末，毛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实权。龚楚在上述的段落中提到了毛的病。毛的医生傅连漳也在《红

旗飘飘》第 10 卷第 3—12 页中提到毛的病。陈志让在《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83 页上也有简述。

③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83 页；尼姆·威尔斯：《红尘：中国共产党人自传》，第 139 页。

① 李德最近因在东柏林报纸（《新德国》1964 年 5 月 27 日）上发 表了一篇充满敌意的、名为《毛泽东是以谁的名义说话的？》的文章，从 而知名于世。他本世纪初生于慕尼黑附近，1928 年在德国越狱逃跑（由于 他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以叛国罪被判刑），在被派往中国以前一直住在莫 斯科。按他的《新德国》上发表的文章，他不是象人们估计的那样是个职 业军人，而是个中学教员，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他的那一点军事素养显然是在赴中国前在苏联获得的。

① 以上系根据当时红军参谋长刘怕承在《长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一书中《回顾长征》一文（第

6 页）。刘曾参加南昌起义，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因而得名“独眼龙”。

席毛的手中。②

毛就象其他伟大的军政领导人在不同但同样危急情况下那样，对于最终“有权指挥全局时”显然感到高兴。但当他一想到滞留在后方打阻击战的同志们时，他在长征中不论多么疲劳和危险，始终高涨的热情也受到影响。在这些同志中，有他的兄弟毛泽覃和生肺病的瞿秋白。1935 年 3 月，毛泽覃战死，瞿秋白被俘，最终被处决。

这时，红军已抵达四川边界附近的地方，合理的方针应该是象以前准备与湖南的贺龙部队会合一样，与在四川北部的张国焘部会合。但是这种打算， 和前次想与贺龙部会合的打算一样，蒋介石看得非常清楚。他迅速采取行动， 阻止他们会合。但是，他要四川做到这点比在第五次“围剿”的地区要困难得多，因为四川当时不受国民政府直接管辖，蒋不得不与当地军阀合作。在毛和他的同志们于 1 月中旬北上时，他们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都遭到国民党和当地军阀部队的联合进攻。①

在这种情况下，毛断然采用了他很久以前在李立三时期就提倡的战术：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②。其结果可在本书所附地图上看到。

***在贵州北部作打圈子运动时，红军一方面军在关键的娄山关一役中取得对该省军阀省长王家烈的重大胜利。当地雄伟的风光和新获得的权力与肩负的责任，促使毛写下了长征途中的第一首词：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①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毛谨慎地决定不强行通过四川中部敌军坚固的阵

地而在遵义重渡乌江，绕道云南和西康赴四川。这时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指挥对红军作战。毛渡过乌江后，直指贵阳，似乎要攻贵阳。他在制定计划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②蒋的确由于红军的这次佯攻而从邻省调了增援部队，但红军却突然向西，横穿云南。在对省会昆明又作了一次佯攻后，红军向北赴云南、四川交界处的金沙江。少数战士又一次乘小船渡过湍急的河流——这次伪装成国民党的侦察部队、警察和纳税人——进入

② 毛有 1938 年前只是事实上的主席，而不是正式的主席。

① 关于四川的军政情况及蒋对红军采取的措施，见加兰万提《长 征》一文，载《中国季刊》1965 年第 22

期，第 108—119 页。

② 摘自他 1929 年 4 月 8 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1 页。 ***本书中译本已将地图省略。——编注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83 页。（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8

页。——编注）

② 见刘伯承在《长征》一书中写的一篇文章。

红军在经西康北上时，蒋介石确信命运已使敌人落人他的手中了。他们或者被迫向西进入西康即四川边界处的难以通行的地区，或者穿过峡口，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太平军的石达开将军就是于 1865 年在这个地区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的。显然，蒋介石的心里是将这二者作了类比的，他认为共产党与太平军一样都是农村中的痞子，尽管孙中山盛赞太平军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国民党空军甚至投下传单说毛泽东将成为另一个石达开①，蒋则亲自飞到重庆指挥战斗。

抢渡大渡河是长征史中传奇式的业绩。开始时，它与横渡乌江差不多—

—对守卫安顺场的小股敌军进行奇袭，缴获一艘小船，由十八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勇士向对岸峭壁顶上碉堡内的敌军阵地发起攻击。但是这次强占渡口只是战役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因为要靠小船将全军渡过去是要旷日持久的，这样，强大的敌增援部队就会有时间赶到。此外，部队易受空袭，而河流又湍急，不可能架起临时便桥，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占大渡河西北上游一百一十英里的沪定吊桥。在作出此决定前，已乘小船渡河的第一师必须在河的对岸前进，以支援主力部队的行动。

两岸的部队在咆哮的河水声中在石壁上攀援狭窄陡峭的小路前进。他们在泥泞中艰难地行军，在阻挡前进的支流上架便桥，偶尔与小股敌军战斗。开始时，军团司令部给左岸的先头部队三天时间行军一百一十英里赶到沪定桥。但是在第二天早上还剩二百四十里（或八十英里）时，该部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赶到。政委们甚至连召集会议的时间也没有，只得边行军，边解释。临近黄昏时，他们发现对岸有敌军的队伍，正以强行军的速度赴沪定桥。夜色降临后，对岸的敌军点着火把。如果红军要沿着崎岖的小路行进，也必需点火把。为避免遭到河对岸敌军的射击，指挥员们命令四川籍的战士在敌军询问时大声答话。假称是日间被击败的三营敌军。5 月 25 日清晨，红军按时抵达，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敌哨所。

对岸是沪定城，有坚固的工事防护，并配有机枪和迫击炮。

两岸之间，横跨着十三根铁索，铁索嵌入巨石中。两根铁索当栏杆，另九条上原来铺着木板，但已被敌军抽去。这时又组织了志愿队。下午 4 时， 二十四名人员，带着机枪、大刀和手榴弹，开始沿着摇摆不定的铁索爬行， 后面跟着一个连，带着木板铺桥面。有些突击队员坠入河中牺牲了，但其他的人继续缓慢前进。靠近对岸的地方，桥上还有些木板，在最后关头，敌人纵火烧木板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但先头部队中剩下的人一面掷手榴弹一面冲过火焰，架桥连及该团余部随后跟着前进。到黄昏时，沪定的两个团敌军均被击散，红军完全控制了该城。不久，第一师沿左岸赶到，途中击退了遭遇的敌军。红军就这样渡过大渡河，避免了重遭石达开的命运。①从此以后，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在抵陕西以前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了，但他们却遇到了极为巨大的自然困难，这使他们的征途成为军事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业绩。毛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与张国焘的冲突。在艰难地翻过高耸的、冰雪封住的夹金山山口后，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了，然后共同向北进到毛儿盖。在这里，这两人的分歧终于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毛泽东继续宣传北上到高岗、刘志丹已建立了苏维埃的陕甘边区，以便充分鼓舞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张国焘认为这政策不现实，建议撤到西康、甚至西藏去。现在将这种主张贬为“逃跑主义”与“军阀主义”。它的确是“逃跑主义”，因为它将使红军远离国民党追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

① 同上，第 12 页。

① 关于这一著名的战役，有许多说法，上文基本是采用《长征》一书中两个章节（第 5—12 页）的说法。

很难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但是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无疑只是指张以他自己的威望和权力与毛对抗。在党内，他曾多年是毛的上级，这时他不愿成为毛的下级。

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僵局。部队一分为二，张国焘与毛各指挥一支部队。张率领他的那一半走向他一直想去的西康，毛和他的部队则向北进。

这一事件中唯一真正难解之谜是朱德为什么陪着张国焘向西走而没有与毛共命运。以前所作的解释是由于自然障碍或者由于国民党部队的行动造成了两支部队和（或）朱毛的分开。但是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唯一明确提到朱德这样做的动机的是他对史沫特莱口述的自传。他说是张国杰以枪逼他一起到西康的。②他可能被逼或受到压力，但这不可能是全部原因。家乡观念可能也是个因素。涨国焘在进入四川后招收了一支新的军队，参加军队的大部分是四川人（这也是他不愿按毛的愿望北上的原因）。朱德和刘怕承都是四川人，刘伯承也将命运与*朱德去红四方面军系根据中央决定，——编注张连在一起。他们可能与张一样想留在家乡附近。总之，似）有理由认为当时朱并不完全同意毛的意见（他在 1933 与 1934 年曾与秦邦宪、周恩来、

李德合作执行了一条毛坚决反对的路线）。总之，这两个从 1928 年初起一直合作（如果不是在思想上）的人这时分手，毛独自率领他的部队北上了。

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还要经历整个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即越过令人生畏的草地。草地是一大片沼泽地，任何人走错一步，就会陷入沼泽，除非幸而附近有同志用棍子将他拉出来，否则很快就会没顶。更为糟糕的是非汉族居住区的少数民族比红军经过的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更仇视汉人，不论这些汉人是红军还是白军。在云南”，刘伯承与一个彝族部落的首领歃血结盟。

②红军在云南和其他地区都使少数民族相信，他们与少数民族以前所见到过的

中国军队和政府不一样。但草地上的部族干脆把他们的牲畜赶走，将粮食藏起来或运走，消失在笼罩沼泽的茫茫大雾中。只有当他们从山上将巨大的石头滚向在大片沼泽中、少数在山口行进的红军或伏击掉队的人员时，红军才知道他们仍然留在当地。这样，完全没有可能从当地居民中筹集粮食，甚至用红军在长征途中买东西的银元也换不来粮食。红军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以后他们就吃马肉，再以后就煮或者烤皮靴、皮带或其他可能有营养的东西吃。他们采集或挖得的野菜中有许多是有毒的，吃了就恶心、腹泻甚至突然死去。除此之外，整天有雨，夜间极冷，他们的双腿经常泡在有毒的泥浆中，十分疼痛，除了开水，没有别的药物可用来治疗。只有七、八千人经受住这场考验，向东到达腊子口，然后向北翻越岷山，在甘肃南部又遇强敌， 但是毛和他的同志们在佯攻天水后，迅速向东北方通过穆斯林聚居的地区， 突破了会宁和清宁之间的封锁。

在他们抵达陕西以前翻越最后一道天然障碍六盘山时，毛在另一首词中抒发了他的感情：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379 页。《作者的叙述与史沫特莱的原文不符。—

—编注）关于这时毛、张的冲突，见加兰万提著《长征》，载《中国季刊》1965 年第 22 期，第 120—122

页。

② 刘伯承：《回顾长征》，见《长征》，第 11 页。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①

“苍龙”是东方星座的名称。这里指来自东方的日本侵略者。如果“缚” 苍龙是指最后战胜日本，那未，这还是十年以后的事。如果这句问话只是指： “什么时候抗日才开始成为我们的事业？”那未，回答是：“很快。②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83 页。（见《毛泽东诗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9 页。——编注）

他不得不时刻在两条战线上斗争——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莫斯科的支配⋯⋯因为他一直（乃至一生）肌是一个人人信服的革命家，又是一个满怀激情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大批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奔赴延安，给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对蓝藏似乎一见钟情，便同贺子珍离婚，和这个新来的富有魅力的人结婚⋯⋯。

朱德受爱戴，而毛泽东受尊敬，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热爱他⋯⋯。 不论那些在 1949 年年初劝告毛半途停顿革命的好心人和爱好和平的人

是谁，他们的劝告没有生效⋯⋯。

1935 年秋，当毛泽东率领残部快要抵达在陕西省的终点时，他终于取得了对本党的控制权——虽然他的权威在其后数年内绝非不受挑战。现在到了这样的地区，又有了这样的政治地位，他就能够以最坚定的抗日派的姿态出现，利用日本继续侵略而在中国国内所激起的巨大社会动员力量，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不得不时刻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莫斯科的支配。

国共之间初期发生的一些争吵无需赘述。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久都认为还是以合作抗日为有利，而不要再继续相打，但双方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办法。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自信负有领导整个中华民族的使命，谁都丝毫不打算同对方无限期地分享权力。即使在他们合作最热诚、最有成效之时，也经常在算计对方，企图在必然分裂之前加强自己的地位。

同苏联的关系问题更为复杂，因为两国共产党之间既有斗争，又真心实意求团结。同时斯大林有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目标，这两个目标都是毛泽东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第一个是，如果有可能危及莫斯科的外交地位的话， 不要过于猛烈地推进中国革命，第二个是，确保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的指导和控制之下，虽然后来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但在 1935—

1949 年期间，双方在这两点上始终存在具有根本性质的紧张关系。诚然，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能公开藐视斯大林的权威，尽管偶而大胆暗示莫斯科在中国的权利和影响是有其限度的。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究竟谁最终掌握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他们两人始终没有忘怀的一个问题。

1935 年 9 月，在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抵达前不久，徐海东所辖原在湖南东南部活动的二十五军团结束行军，在陕甘根据地同刘志丹会合。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一新单位，即十五

军团，总兵力约七千人，打退了国民党的一次进攻，尔后继续前进。10 月，参加长征的毛泽东及其八千名老战士同他们会师，

粉碎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围剿”。至此，毛泽东指挥下的总兵力约达一万五千人。1936 年，兵力又有增加，因为贺龙的部队已从在湖南的根据地来到陕西，张国焘和朱德的部队远征到西藏边界后也终于回来了。但不论是同周围的国民党部队，还是同 1934 年在江西提出的组建“一百万红军”的目标相比，总兵力仍然是很小的。①

在这种情况下，既高举所有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旗帜，又不投降国民党

① 关于 1935—1936 年红军各部抵达北方的情况及其兵力，见陈志 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律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95—202 页；陈 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 68—76 页：《长征》，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77 年 版，第 166—175 页；《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5—136 页。毛泽东的 湖南同乡任粥时，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后来成了他极为忠实的副手。 在劝说张国焘东返一事上显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则具有解决这种问题的卓越才能，因为他一直（乃至一生）既是一个人人信服的革命家，又是一个满怀激情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终于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且学会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正确地制定政策。《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对 1935 年 12 月底政治局召开的瓦

窑堡重要会议作了一个总结，他不仅如 1933 年以来所一贯主张的那样提出联合“任何武装力量”，而且对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力量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比较透彻的阶级分析。不仅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买办和地主也被认为是抗日统一战线潜在的同盟军，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英美等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国家是同日本有矛盾的。此外，他还提出建立一个能够得到所有这些力量支持的单一的“国防政府”。①

同时应当指出；这种成立正式联合政府的主张，仅仅是对国民党作出的很有限的让步。因为它虽然如早先的八一宣言一样，提出“国防政府”应经各党派和各社会团体的代表协商产生，但显而易见，共产党将在这种协商中起领导作用，陕北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将构成新的抗日政权的核心。无论如何， 不容许蒋介石和国民党起主导作用。这种立场同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共产国际的路线是 1935 年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号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又强调指出，在中国，“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①

1936 年 2 月毛泽东所填的词《沁园春·雪》，形象地流露出了他这时候

的整个观点，这种观点比 1935 年 12 月会议讲话那种政治性文章所提出的看法更加引人瞩目，调子也更加和谐：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① 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 1935 年 12 月 27 日讲话的唯一文本，见于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8—148 页；该文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雷格出版社 1969 年修订版，第 154—158 页。此文无疑经过改写，几乎其中每一点都象是现在的观点。但总的说来，我认为它是同毛泽东当时讲话的主旨相一致的。（参见施拉姆上书，第 137138 页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不过，我将“人民共和国”改为“国

防政府”，“国防政府”是当时的提法。参见 1935 年 12 月 25 日政治局决议当时的说法，见《目前形势的

分析》，理论与实践社 1936 年版，第 32—47 页。[《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35—737

页。——编注]“国防政府”的口号是 1935 年 8 月 1 日在毛儿盖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可见

《六大以来》（上）第 681 页。——编注]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 1935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9 页。—

—译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已经号召成立“国防政府”。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

咯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①

这首词断言，中国历史上的伟业还有所不足；今日的革命家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但是我们的历史又是光辉灿烂的。中国的壮丽山河， 到今日更加妖烧多姿，而两千年来历代帝王励精图治的英雄业绩到今日则相形逊色，们这些业绩也还是值得钦佩的。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提到成吉思汗，因为毛泽东几乎与此同时在他拟定的1935 年 12 月对内蒙人民宣言中再一次提到这位蒙古族征服者：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年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同时相信，年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咸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 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上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①

宣言中说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映出当时还处在毛泽东准备倡议同国民党合作而尚未认为必须把他的老对手包括在内的过渡阶段。痛斥国民党反动性的言辞实际上不见了，而对它最大的谴责也只是说它不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1936 年上半年最常见的对蒋介石的攻击是骂他为“卖国贼”。对蒋介石的这种攻击，当然从反面反映出当时的政策（以苏维埃政府为

抵抗侵略的主要中心来动员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民族集团或社会团体），是这种政策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这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工作很有生气。除内蒙以外，他还在 1936 年 5 月向中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回族发出呼吁，向他们提出，把土耳其回族复兴的“荣誉”作为指导整个回族的“南针”。

②在国内，他又向哥老会发宣言。哥老会是有名的秘密会党，他在湖南和其他

① 拖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雷格出版社 1969 年修订版，第 166 页。（原文见《毛泽东涛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1—62 页。——编注）这首词的写作时间，近年由 1945 年改为 1936 年； 参见下页注①。

① 《目前形势的分析》，第 52—53 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六大以来》（上）， 第 732 页。同施拉姆的引文稍有出入，蒋介石前天“其走狗”三字。——译注]鉴于《雪》的意境同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大体上相吻合，特别是这里又提到成吉思汗，笔者认为无理由象陈志让那样对中国在毛泽东诗词最新版本中更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持异议（见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5 年

版，第 341 页）。

② 见由毛泽东单独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36 年 5 月 25 日）。（见《六大以来》（上），第 764 页。——译注]

老会的会员相信，他们的想法实际上是和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因为彼此都打富济贫，都反对外国压迫者而爱护本国同胞。①

这种呼吁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当时的形势，自然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从政治上看，起决定作用的显然还是同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为形势所迫，两人在同自己的宿敌打交道时，都不得不逐渐克服本能的仇恨， 1936 年 5 月，阎锡山军队拦击共军，②得到陈诚所辖蒋军两个师和少帅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满洲）东北军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最后决定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发通电。毛泽东后来说，他在 5 月 5 日发出的通电，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③虽然此后仍然有几次以敌对的口吻谈论蒋介石， 但是九年以来共产党报刊上对他的辱骂却很快消失了。

1936 年夏，在同斯诺长谈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他愿意同其宿敌合作：

必定有一天须要炸出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他的部下所打倒，他的部下决不愿作日本的奴隶。他的许多将领现在很难控制，都要求采取抗日的政策⋯⋯

这种越来越大的来自他自己的将领和抗日群众运动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答应人民的要求。如果他停止内战，开始抗日，重新建立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我们将欢迎这种变化，并全心全意地同他合作。但这只能由蒋介石来作决定。这种决定不能再拖延很大了。①

此时蒋介石本人无意同共产党合作。但是有人比较愿意响应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关于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吁。其中为首的一个是张学良，他的部队在同共军作战被俘而经过教育释放后，都怀念在满洲的家乡。张便通过各种途径同共产党接触。②10 月间，毛泽东的确愿意宣布，除非受到攻击，红军不再同张学良的“人民革命军”作战。

毛泽东就此向报界发表声明时说，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仅准备同人民革命军，而且同南京政府“携手合作”抗日。他宣称：“我们极其希望同南京政府合作”。③

蒋介石为这种形势所困扰，又急于发动一次攻势，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 遂匆匆赶赴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但他在那里却被扣留，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张劝他必须先抗日后反共，而不是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众所周知，结果达成了表面上有利于蒋介石的妥协，实际上他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从表面上看，张学良承认自己完全错了，并谦卑地请求蒋介石给予适当的处分。（委员长乐于照办；“事变”后将近三十年了，张学良还被软禁在台湾。）但是与此同时，理论上出于个人的意志，蒋介石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很快同意和共产党及所有其他爱国力量合作抗日。①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61 页。（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1936 年 7 月

15 日），《六大以来》（上），第 766 页。——译注]

② 这次拦击，是由本书第 171—172 页所述“抗日”东征引起的。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3 页。5 月 5 日通电全文，见该书第 246 页。

① 斯诺：《西行漫记》，英国戈兰茨公司 1938 年版，第 33—36 页。（中文本未查到。——编注）

② 《中国的新西北》，上海平凡出版社 1937 年版，第 74—75 页。

③ 《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延安 1936 年版（油印小册子）。

① 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述甚多，可参看蒋的自述，这一自述是他夫人的回忆录《西安事变》（上海 1937

问题。对于同蒋介石合作，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无疑远比莫斯科有保留。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是唯一可能成为民族领袖的人，他的确一心想让中国在蒋领导下保持某种形式的政治团结，因此苏联的报刊一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就痛斥之为日本人的阴谋。②张学良很快找共产党商议如何处置蒋介石， 共产党是不愿放过这个同其宿敌算帐的时机的。据斯诺说，在陕西的红色首都发出了要求对委员长公审的呼声。③但是最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显然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自行发起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较之那些更反动的领导人还算好一点，如果把他杀了，那些人就可能在南京得势。下面是毛泽东在当时的一项声明中所作出的解释：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代派。①1937 年上半年，双方在达成新时期国共合作的协议方面进展很快。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为达成妥协打下了基础。共产党在此电中作出四项让步：1.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2.陕西苏维埃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的一支部队，分别受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普选的基础上，在“特区”建立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这些让步的条件，是国民党将电报中所提以下五点定为国策： 1.停止内战；

1. 保障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2. 召集各党各派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力救国；

3. 迅速完成抗日之准备工作；

4. 改善人民的生活。②1937 年 9 月 22

   日，即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并开始大规模

入侵中国两个月后，国共双方达成了最后协议，其条件和共产党在 2 月间提出的要求相类似。其主要区别是增加了一条，即保证共产党的活动有利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纲领，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共产党在 1936 年 8 月 25 日致国民党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那封信要求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并“重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①

这样诉诸国民党所信仰的主义，引起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种错觉最后传播得相当广（尽管没有后来所说的那样广），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毛泽东在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时就尽力作了澄清。

1937 年 3 月 1 日在同美国记者 A·史沫特莱（1 月间到延安②）

年版）的附录；J·M · 贝特兰著《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麦克米伦公司 1937 年版。

② C·B· 麦克莱恩曾以充分的文件证明这一点，见他所著《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9—91 页。

③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 页。这种说法可能过分，同毛泽东随后在 1937—1938

年所采取的态度不协调，下面还要谈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8 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7 页。

① 同上，第 231 页。

② 史沫特莱女士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她在西安的经历及延安之行的记述，见她所著《中国战争的赞歌》， 伦敦戈兰茨公司 1944 年版，第 96— 143 页。

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之类的问题。

在谈话过程中，史沫特莱女士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是否意味着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而变成单纯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回答说：

共产党人绝不将眼光局限于一个阶级的一时利益，而是极为热忱地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而且是永远以民族命运为怀⋯⋯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①但同时他们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决不矛盾，因为中国只有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才可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由此可见，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共产主义，但只有首先拯救民族免于灭亡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在结束谈话时，毛泽东回顾说， 1925 至 1927 年期间，他和很多同志曾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工作，他们所以能够这样作，是因为他们信仰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也适合中国现在的需要。

②

1937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因为这项政策在许多党员中间引起了一些担心。③在向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断言，在目前阶段，共产党的纲领虽比三民主义激进， 但同三民主义并没有根本冲突。在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的共同斗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找到合作的基础。④

虽然将社会革命暂时从属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并相应地采取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同列宁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完全一致的，但毛泽东对问题的看法仍然同苏联领导人有重大区别。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中国人联合起来救国，不仅仅是一个灵活的策略，而且本身就很重要。重要到何等程度，看一看他贯彻这项政策的热情就知道了。他不仅预言国民党会有“光明的前途”，并赞扬其“伟大的领袖”蒋介石①，而且在其向中共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联合的组织形式时，明确而有力地表示支持 1924—1927 年曾经采用过的“党内合作”方式。他甚至预先表示接受同蒋

介石在 1926 年防范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活动的办法相类似的两项限制措施：向国民党提交参加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的名单，不吸收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②

当这些建议向蒋介石提出时，他自然认为无非是象 19241927 年那样，企图“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③而且，这时毛泽东的一切言行，包括1938 年 10 月那次报告*中一段话在内，表明他决不打算牺牲自己独立权力的根基。②但是，在“第二次统一战线”期间，如同第一次统一战线那时，毛泽

① 此处，中文本（唯一的一份）用了一个古老的字眼“大同”或者说“大和谐”来表达共产主义思想。

② 《时论选集》，上海 1937 年版，第 359—372 页。

③ 在前述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提到，有一批人（显然是在共产党内）害了“左倾幼稚病”， 反对在西安事变中释放蒋介石，并反对同国民党合作的整个政策。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9 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28 页；另见毛泽东著《论新阶段》，第 4 节第 2 点。

② 《论新阶段》，第 3 节第 18 点，第 5 节第 5 点。

③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英国哈拉普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7—88 页。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 年第 30 版，第 88—89 页。—译注） * 指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编注。

②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18—219、247 页。

观。

看来似乎荒谬，毛泽东诚心诚意地（至少有一部分是诚心诚意）提出同国”民党合作，反倒使他成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因为其诚意是出于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这就在当时被彻底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他作为领袖的威望，并且最后在既是民族主义又是社会革命的浪潮中， 由农民群众把他推向了权力的宝座。

长期以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毛泽东所以能够取得政权， 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日本侵略的形势下，远比蒋介石成功地激发起了群众的爱国心。近年有一部根据日军大量档案材料写成的著作，以可靠的史料证明了这种看法。①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以全国抗日的化身出现，游击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回想一下，长征在很长程度上被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1936 年 1

—2 月，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确曾进行过一次他们称之为“抗日远征”的行动。在毛泽东、刘志丹、徐海东的指挥下，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只遇到阎锡山微弱的抵抗，很快在山西省占领了十八个县。就在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战；到 1936 年 5 月，大部分红军被赶过黄河，刘志丹牺牲。①共产党于是展开了一个前面已提到的争取同南京结成统一战线的运动，终于在1937 年 9 月 22 日双方达成协议。协议中关于军事问题一项全文如下：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乏统辖，并持命出动，担任杭日前线之职责。②

按照这项规定，延安地区的红军（已改名为第八路军）于 1937 年 9 月再次渡过黄河，几乎立即投入抗日。③这样，共产党终于能够经蒋介石认可，去干他们自 1934 年以来早已宣布他们希望干的事情。

但是，共军的抗日斗争以及后来他们在同国民党的冲突中增强自己的地位，不是靠正规军打阵地战，新编八路军被南京政府限制在四万五千人，无论如何招架不住强大日军的正面进攻。他们却能够以游击战术极有效地打击侵略者，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既有理论，又训练有素，尤其是因为日军不能占领广大农村，只能占据交通线，沿交通线向前推进。共军的这种军事行动， 国民政府也最难于控制，他们在敌后化整为零，分成许多一两千人的小部队， 连了解他们的发展情况都不可能。到 1945 年，共产党控制的部队竟增加了十倍，由五万人发展到五十万。①

① 见查默斯·A·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作者在书中又夸大了自己的论点，提出了一个基本上缺乏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两千年来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和政治实体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当务之急，莫不是挽救中国免于夷人入侵。但是作者却要我们相信，这两点同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少或毫无关系，而这种民族主义在 1937 年就莫明其妙地凭空产生了。另一方面，他认为，农民因受到地主和收税官压榨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对于他们决心拥护共产党，只起了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作用。但是，尽管有这种片面的看法，这本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著作。

①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 99 页。

② 《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献》，香港 1946 年版。此宣言于 1937 年 7 月 15 日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 9 月

22 日由国民党发表。[见《六大以来》（上），第 844—845 页。——译注]

③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 99 页。

①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 73 页。约翰逊认为这两个数字是极可能的，但他指出那个时期之初和最后实有总兵力也许比这两个数字高得多。

起来的各种自卫队和抗日游击队予以支持、改造和收编，因而扩充了实力。在政治上，共产党实行“三三制”，即游击区地方政府的组成，共产党员、其他组织的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这样成立的政府，当然还达不到多数人统治意义上的民主，在那种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但它大体上是廉洁正直的政府，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爱戴——日本人也元可奈何地看出这一点。②1937 年实行减租而不没收土地的温和经济政策，增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力。地主所收的租较前少了，但他们准能收到，因为延安政府及其所发出的各种指示保证他们有权收租。农民则以不超过其收成三分之一的部分交租而得到不少实惠，因为以往的地租通常要占收成的一半以上。“苏维埃” 这个名称被抛弃了，西北的根据地改称“边区”。

“新四军”在华中采取了同华北八路军相类似的战术。“新四军”是 1937

年 9 月建立的，由各根据地在长征后留下来的残余部队组成。当时；流亡在香港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叶挺（由于在流亡期间丧失了党籍，他被认为是一个不象其他某些共产党员将领那样会引起惊慌的人物）被召回任军长。副军长是项英，他曾是江西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位副主席之一（另一位是张国焘）。现任外交部长陈毅，也许是当时他的部下中最能干的一个。1938 年春， 这支军队改编完毕，开始仿效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法，以游击方式袭击日本人的交通线。①

毛泽东的抗日主张显而易见是真诚的，共产党对侵略者发动的游击战又卓有成效，因而沿海城市大批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日益被吸引到延安来，延安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政治中心之一。学生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始于 1935

年 12 月 9 日，当时有数千名学生在北京示威，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这次示威很快波及到国内其他地方，激起了全国学生和教员以至其他社会阶层的同情。示威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党的强大影响之下，②国民党领导人自然不赞成，因为他们一般不喜欢群众运动，而且运动所引起的冲动，可能威胁到避免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的官方政策。于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为了寻求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而开始川流不息地前往陕西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及其同事很快采取措施接纳这些人。1936 年 2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共同签署公告，宣布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定于 4 月 1 日开学。据说学校的宗旨是训练“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干部，以拯救中华民族免遭灭亡，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已经造成亡国的威胁。教学内容分为四类，分别培养官员（一千名学员）、政治工作者（一千二百名学员）、游击队领导人（三百名学员）和骑兵、炮兵、工程兵军官之类的专门人材（二百名学员）。前三类课程为六个月，第四类为一年。学员不论其政治背景、阶级出身或性别，只要决心抗日，一概表示欢迎。要求最低学历为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自然欢迎中学生或大学生。①

1936 年夏斯诺访问苏区时，这个大学已经开学。②1937 年国共正式达成协议，抗日战争也开始了，学生们去延安容易了一些，也使他们增加了去那

② 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一书中处处可见，尤其是第

93 页。

①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 74—76、123—132 页。

② 北京的官方史书现在说整个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见何之著《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年第 1 版，第 128 页。约翰·伊斯莱尔指出；虽然共产党最后控制了这次运动，但并

不是他们发动的，见《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

① 《目前形势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社 1936 年版，第 62—64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88—93 页。

贵的新干部，其中许多人现在还在党政机构任职。

边区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是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教员徐特立。徐学识渊博，知道如何教育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因为他在 1919 年四十多岁时，曾作为工读生去巴黎进修，1928 年又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在瞿秋白手下任江西苏维埃政府副教育人民委员。1935 年瞿被国民党杀害后，他接替瞿任教育人民委员。①

大批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奔赴延安，给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1928 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时，开始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贺子珍一起生活。

她虽然在 1930 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以前可能还没有正式成为他的夫人，但在以后九年中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一个生在长征途中。贺是寥寥无几的参加长征的妇女之一，尽管她当时已经怀孕。1937 年，她去苏联就医。在她出国期间，一个自上海来的著名电影女演员蓝蘋到了延安，在那里的一个剧院工作。毛泽东对蓝藏似乎一见钟情，便同贺子珍离婚，和这个新来的富有魅力的人结婚，此后两人生活一直很幸福。②

毛泽东虽然对此感到欣慰，但并未忘却青年时代的伴侣杨开慧。1937 年夏在见到蓝藏以前。他曾问史沫特莱是否爱过男人？为什么爱？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还有一次，他向史沫特莱吟诵了一首怀念其第一个夫人的诗。这首诗和毛泽东平生所写其他诗词中的大部分从未发表过。③但二十年以后，他又填写了一首怀念开慧的词，这次公开发表了（这首词即《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有了新夫人的时候却同他唯一幸存的弟弟毛泽民分别了。1925 年，毛泽民曾应毛泽东的要求进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此后一直忠实地追随着他，两人在政治上共命运。

1938 年，泽民在延安辞去主管边区经济工作的职务去新疆工作，任当地军阀盛世才将军的财政部长，盛当时还在同苏联合作。当盛将军脱离莫斯科归顺重庆时，毛泽民在 1942 年 9 月被捕，1943 年被杀害。毛泽东的妹妹泽红（Tse—hung 译音）早在 1930 年和他的第一夫人同时遇难”。毛泽东的弟弟泽覃在 1935 年牺牲。现在，毛泽东一家就剩他一个人了。②

毛泽东在西北时期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人物。前十年报刊上虽然经常提到他，但只知其名：对一些人说来是匪首，对另一些人说来是革命英雄，但都是个抽象的概念。现在，继 1936 年夏斯诺的开拓性采访之后，接连不断有人设法去边区访问，对生活在边区的人作了第一手报道。

他们对毛泽东有各种不同的描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无不对他深感兴趣。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说，毛泽东的特征是将知识分子的深邃和农民的机敏结合了起来。虽然在其后的五年内并未产生严重的对领袖的崇

① 徐特立的自述，见尼姆·威尔斯著《红尘：中国共产党人自传》， 第 44—45 页。

② 1937 年上海黎明书局曾出版贺子珍传，作为毛泽东对埃德加· 斯诺口述自传中译本的附录，并由毛泽东手书作序。据这本传记记载，她 是地主的女儿，1927 年参加共产党，南昌起义期间她曾率领一个女兵团。 不管最后一点是否确切，她显然是个性格刚强的人物。又见陈志让著《毛 泽东与中国革命》，150 页；梦秋（Meng chiu 译音）所著《随军西行见闻 录》，上海 1938 年版，第 94—96 页。

③ 见 A·史沫特莱《中国战争的赞歌》，第 122—123 页；R·佩恩 《一个革命家的肖象：毛泽东》，伦敦阿贝拉德一舒曼公司 1961 年版，第 233 页。据佩恩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的七十首汇集付印，题名 《风沙诗词》，但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

② 艾伦·惠廷和盛世才：《新疆：是走卒还是中枢？》，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前引陈志让著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204、210 页。

魄力”。史*毛泽红应为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1929 年 8 月在衡山遇难。

——编注沫特莱这位热情奔放而极其敏感的女士，曾对毛泽东的个性作过极深刻的描述。初次见面，她觉得他象个女性，有点难于接近。“不管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特点，”她写道，“他总是一个文弱之人”。后来，她发现他神采奕奕，举止文雅而意志坚强，仪态威严。沉默之中饱含热情和纯朴。但是，尽管他能够同几个好友畅谈，总的说来，他还是沉默寡言，态度冷淡。史沫特莱接着说：“我最初所强烈感到的他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气质原来是不喜与人交流思想。朱德受爱戴。而毛泽东受尊敬。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热爱他，但是他性格内向，一般人敬而远之。”

在那几年见到毛泽东的西方人都深感他热诚，甘愿为了实现一种理想而牺牲个人的舒适生活，这同国民党大部分政客的贪污受贿和纵欲无度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他们对毛泽东质朴的农民作风和不在乎个人外表，一般都看不惯。斯诺特别吃惊，他看到毛泽东“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或者在热天当着来访者的面脱下裤子。（陈志让说得对，人们对此感到惊愕，有些是由于不熟悉中国人的习惯。）另一个见到过毛泽东的人说， 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抽烟时发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声音，这是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①

由于外国人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共产党控制区和在访问后发表印象纪要容易得多，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方记者的报道，才知道国内还有一支大的政治力量。（《西行漫记》完整地记载了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立即被译成中文。）这些著述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树立了怀有崇高目标的爱国者的形象，对中国国内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也引起了一定的幻灭感，尤其是在学生中间，因为他们得悉毛泽东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蓝蘋而抛弃了一道参加长征的忠实伴侣，他们原来把他视为严格的革命清教主义的化身。）

到 1938 年夏，尽管中国在上海奋力抵抗，并获得台儿庄大捷，日军还是

占领了中国沿海一些大城市，武汉于 10 月间陷落。日军攻占南京后进行的大屠杀，是当代最野蛮的大规模恐怖活动，进一步激起了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情绪。国民党大本营迁往重庆，在日军战线后面，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实际上成了唯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 开始形成其抗日战争的理论。

在毛泽东的写作生涯中，延安时期，尤其是 1938 年初至 1940 年初，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不仅写作质量很高，而且长篇、系统的著作多，报告、讲话、指示之类的东西少，这是他一生任何时期所不及的。其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后根据地局势稳定，他又不亲自参加对日作战， 使他有比较多的余暇，这是他自学生时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全盛时期也许地有一两年例外。另一方面，他终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了自信心和从世界角度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所必需的远大眼光。

他在 1938—1940 年的著作分两类，第一类主要讲抗日战争军事方面的问题，第二类讲政治问题。1938 年上半年写的几篇军事著作，构成了一个三部曲，从不同层次对战争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先是出了一本叫作《基础战术》的小册子①，具体地论述游击战的日常活动。然后他开始探讨游击战在抗日战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69 页。史沫特莱：《中国战争的赞歌》，第 121—122 页；G·斯坦：《红色中

国的挑战》，伦敦皮劳特出版社 1943 年版，第 82 页；前引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211 页。

① 《基础战术》，汉口自强出版社，1938 年 3 月版。这一著作由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几次演讲组成，未收入

《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已于 l967 年初由帕尔马尔出版社出版，内有笔者的导言和 S·B· 格里菲斯将军的序

毛泽东为抗日战争制定的游击战术，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中所采用并于1936 年加以系统阐述的战术基本相同。这些战术要求“避实攻虚”，④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重在消灭敌人有主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或据点。毛译东说：“杀敌一千，自杀八百，那是不合算的。”⑤

在毛泽东看来，抗战和内战的主要区别，不仅在于动员群众的口号不同， 还在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要着眼于世界形势。在军队内部和人民群众中间，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鼓吹民族复兴，激发民族意识，揭露日本人的残暴，以增强“誓死杀敌之决心”。①

毛泽东强调，大无畏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这特别能说明毛泽东的个性及使他获得最后胜利的勇士气质：

我们看见敌人的时候，就不要以为敌人手上拿着兵器，就如老鼠见猫一样，怕得不得了，不敢接近他，混入其中，去作破坏的工作。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均是人，那么怕什么呢？怕他有兵器吗？兵器我们可用方法夺取过来的，所怕的，不过是怕给敌人打死。可是受敌人压迫到这步天地，难道还有谁怕死？死还不怕，还有什么敌人可怕呢？所以我们看见敌人的时候，无论他是多少，要当他是可以充饥的面包，马上就可以将他吞下去。②

前面已多次着重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号召，尽管绝不能概括毛泽东的整个目标，然而是极其真诚的。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这种真诚的感情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威望。毛泽东宣称：中国的抗战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他又说，这个战争在将来不但影响到中日两国的命运，而且将“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①

毛泽东完全有理由为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而自豪，稍举一二中国人民所受到的苦难和表现出的勇敢就足能证明。②他还正确地预言，中国革命最终将对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产生巨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的确切性质和范围还不完全清楚。在 19 兜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则是世界形势将对中国的斗争产生何种影响。

据毛泽东分析，整个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时已接近结束，

言；（《基础战术》并非毛泽东所著。——编注）

② 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现行毛泽东著作正本中，此文写作时间是 193s 年 5 月。这一著作原是《抗日游击故争的一般问题》（1938 年 7 月 7 日抗战一周年时发表）的第 7 章。关于此文同 S·B· 格里菲斯将军译文《毛泽东论游击战争》的关系，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85—288 页。

③ 《论持久故》是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1938 年 7 月在《解放》杂志

第 43 卷第 4 期发表。

④ 毛泽东这一说法《基础战术》第 4 页）显然出自孙子（见《孙子兵法》第 5 篇第 4 段和第 6 篇，尤其是该篇第 6、10 两段），实际上概括了古代战略家军事学说的精华。

⑤ 《基础战术》，汉口自强出版社 1938 年版，第 6 页。

① 同上，第 85 页。

② 同上，第 3 页。看了这一段话立刻使人想起毛泽东在二十年以前五四运动时期的一段话：“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 资本家不要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62—163 页。（《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 年 7

月 14 日。——译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1—442 页；见《解放》杂志，第 4344 期，第 20 页。

② 史沫特菜的记述饱含热情而带有倾向性，但极其动人，见《中国战争的赞歌》。

于一定的均势，中国在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游击队经过前两阶段的发展和锻炼，将转入攻势，放弃游击战术，进行大规模运动战。但是只有在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的支援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毛泽东或其他任何人都难于确切知道中国能够得到哪一个国家的支持。直至 1939 年初，他认为，尽管张伯伦实行绥靖政策，“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但“广大民众， 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进步人们，都在同情中国抗战”，最终会使英、法、美各国政府相信，反对日本侵略是符合他们各国利益的。①1949 年 9 月，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他谴责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象“疯狗”一样凶恶，除了“向他们的敌人，向世界的墙壁，乱撞乱碰”以外，不会干别的什么。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的领导人张伯伦比希特勒还坏。②

中国可以指望从苏联得到什么援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实信徒，毛泽东不会怀疑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将会援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且，1939 年 8 月的条约，暂行解除了斯大林对苏联西部边境的担心，使他可以在东方有行动自由

——日本人深知这一点，曾在柏林猛烈反对这项条约。这就是毛泽东在当时的声明中所强调的一个方面。但是，这项条约又是如此明目张胆地将原则服从于俄国的民族利益，不管当前所引起的实际反响如何，势必也在中国造成对苏联意图的怀疑。除此之外，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作用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早已出现紧张（或者不如说紧张关系从未完全消除）。

这时，双方之间的争论是通过王明间接进行的。王明在莫斯科呆了六年， 提高了地位，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于 1937 年下半年回国。回国后不久，他就向一名美国记者宣布，他回国是为了同蒋介石进行协商，通过协商共产党可能参加南京政府。①1938— 1939 年期间，他全力从事统战工作，所执行的路线看来是承认抗战的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这就是王在 1951 年遭到指责的错误偏向。②象所有对于对手的责难一样

（他回国后看来是毛泽东的两个主要对手之一，另一个是张国焘），这个指责无疑过于简单化。我们知道，毛泽东本人在其 1938 年 10 月的讲话中，曾预言国民党有“光荣的前途”，虽然他也强调共产党要发挥独立的作用。但是在第二年，尤其是在世界形势因苏德条约而发生变化之后，毛泽东趋向于执行一条更加坚定的路线。在 1939 年 12 月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主要用作党员课本的著作中，他明确断言，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③而一个月以后在为大范围读者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则比较审慎，甚至有一句表明承认领导权将继续属于国民党（如果国民党证明有此能力的话），这句话在现行版本中被删掉了。但就是在这第二种版本

③ 见《论持久战》第 35—54 段，《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30—442 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93 页。见 1939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给《论持久战》英译文写的序

言，见《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 年 2 月），第 8—10 页。

② 1939 年 9 月 14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讲演，载《解放》杂志 1939 年 9 月 30 日第 85 期，第 1—6

页。

① 麦克莱恩：《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 113 页。

②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9 页。

③ 有两个版本，文字上有出入，其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47 页。

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不配担负领导，他们就准备肩负起全部领导责任。④

列宁主义认为，在未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中，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 即“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根据这个已为大家所接受的原则宣布，在中国，这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将采取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这种新民主主义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不是由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领导，而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提出这个论点，反映出以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为方向的共产党的正统理论已经形成。列宁曾经谈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他还提出在某种条件下可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将行使专政的阶级扩大为“各个革命阶级”，其中之一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说明他已经在探索后来他在 1949 年宣布的“人民的专政”。这个理论上的新发展，带有强调全体中国人民的革命性的倾向。另一方面，尽管毛泽东追随斯大林， 认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但他并没有象今天这样提出亚洲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以比较正统的调子断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是主力军，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仅仅是其同盟军。

到 1939 年冬至 1940 年初发表这两篇非常明确而重要的著作之时，毛泽东终于做到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指导思想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两个主要对手均被清除。张国焘同王明一样，主张对蒋介石采取更加和解的路线，于 1938 年初由延安逃往国民党控制区，同年 4 月被开除出党。王明被

降级从事次要工作，到 1939 年底，不再能发挥任何实际作用。①

毛泽东宣布，共产党此后要在领导国家方面发挥重大的可能是支配的作用，并宣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不会使蒋介石高兴。但毛泽东的行动也许比其言论更加使蒋介石不安。到 1910 年春，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和脱产游击队约达四十万人。新四军发展慢，未达到数月前党中央规定的十万人的指标。原因之一无疑是单纯搞军事，妨碍了政治工作，新四军领导人当时曾为此受到批评。②1940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指示，命令项英、陈毅迅速扩充部队至上述数字，并“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③

诚然，扩展游击根据地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最有效的抗日方式。但蒋介石不可能看不到共产党的力量因此而得到巨大发展，并将在赶走侵略者以后加强同国民党讨价还价的地位。如 C·约翰逊所说：“虽然共军确实是在抗日，但其方式只容许中国有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者。”④

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地位的这种挑战所引起的紧张局面，

由于 1940 年的国际形势而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赖以取得支援的欧洲民主国家在军事上的惨败，加重了重庆的悲观情绪，谣传要妥协媾和。3 月间，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亲日傀儡政府，甚至表现出更为危险的倾向。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 8 月 20 日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以表示战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30—231 页。见《毛泽东选 集》第 2 卷，中共晋察翼中央局 1947

年版，第 85 页。（在现行版本中， “专政”前没有“革命民主”一词。——编注）

① 前引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 118—123 页。

②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 13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12 页。

④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 136 页。

在这场攻势中，八路军四十万人同时在华北五省对日军进行袭击。敌军遭受重创。铁路和其他交通线被破坏，还有一座重要的煤矿被毁。战斗一直持续到 12 月初，打破了日本最高司令部的计划。

当时，华中新四军同该地区各国民党部队之间产生了磨擦。

陈毅因苏南与重庆代表采取敌对行动，于 1940 年夏派出所属很大一部分部队渡过长江进入苏北。他们在该地袭击和打垮了国民党韩德勤部，将其残余部队驱至该省西北部，②导致国民党进一步采取强硬态度。1940 年 6 月国共双方代表达成谅解：新四军撤出华中，交换条件是共产党可以在黄河以北地区（山西南部除外）自由行动。但是，如约翰逊所指出，重庆要求共军北移，并不意味着容许他们消灭面前的一切国民党部队。③由于苏北发生战斗， 重庆政府于 1940 年 12 月 9 日命令新四军所有部队在 12 月 31 日前移至长江以北（另给他们一个月时间去同黄海以北地区的八路军会师）。部队主力按规定日期渡江，但由于一些迄今还含糊不清而有争论的理由，军部直属部队约九千人仍留在长江以南。1941 年 1 月 4 日，这支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

经过十天战斗，实际上被消灭。项英被杀，叶挺军长被俘，一直关押到 1946 年。①

此事件标志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再有任何真正的合作。②重庆政府极力谴责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并令其解散。共产党不仅拒绝解散，而且迅即着手重建，并予以扩充。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并派刘少奇这样的人物任政委。这支部队的游击活动很快扩展到刘少奇于 1941 年春划定的七个军区。这些地区在战争结束时都变成根据地，而且成立了能够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③

正如约翰逊所指出，从长远看，新四军事件对共产党极为有益，因为经过这次事件，已经享有民族勇士荣誉的共产党，又获得了民族义士这一更加可贵的称号。“只要共产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加抗日，他们就可以若元其事地违背国民党的军事指示，他们也懂得这一点。”①这个论断实际上概括了此后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的情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干脆不再服从国民党的指示，连表面文章也不做了，然而他们作为民族利益最坚决捍卫者的声望却越来越高。

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因而恶化，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日军日益猛烈的进攻。日军早已构筑堡垒来分割和孤立游击根据地，这时更加强化这种政策，以防止再发生百团大战。1941 年 7 月，日军在华北推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结果八路军兵力由四十万减至三十万，华北共产党地区人口由四千四百万减至二千五百万。②

从总体上看，“三光”政策造成的大规模烧杀反而增强了农民抗战的意

① 关于百团大战，见上书，第 56—59 页。

②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第 132—136 页。

③ 同上，第 138—139 页。

① 以上关于新四军事件的记述，主要根据前引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

（1937—1945）》，第 136—140 页。据约翰逊援引一位日本人的记载，该地区的国民党长官命令叶挺在安徽某地渡江，这样会使他处于一个强烈反共将军的支配之下，因此他改向西南方向移动。根据现在共产党的说法，新四军原准备在指定的地点渡江，但为日军所阻，并且缺少弹药。见约翰逊书第 22 页注(40)。

② 毛泽东关于三十年代初期内战的长篇专题论文写于 1936 年，到 1941 年 2 月才发表，决非偶然。

③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 144—145 页。

① 同上，第 139 页。

② 同上，第 58 页。

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地区全部实行经济封锁，这的确给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造成了越来越困难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经济上的难题，他们在根据地发动一次成功的大生产运动来对付，包括鼓励农民成立互助组和军队参加工农业生产。③政治上的难题则以“整风运动”来解决。“整风运动”于 1942 年 2 月正式开始。

整风运动有两方面的目的，那一方面都不容忽视。一方面，增强中国共产党在困难环境中的团结和纪律，向战争期间发展的大批新党员灌输关于马列主义和苏联政治制度方面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另一方面，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使其具有毛泽东所亲自培育的特殊品质。简言之，毛泽东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 年 10 月他在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口号，并作了如下阐述：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腐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在 1941 年 5 月 5 日一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着重阐明了一个与此相类似的论点：

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咸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及外国故事（限于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抽象地搬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作用，忘记了自己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①

③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作了一个题为《经济和财政问题》长达二 百页的报告，非常具体地论述了边区遇到的物质困难。在现行版本的《毛 泽东选集》中，只收进了此报告的前 6 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72—173 页，[见《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上），中共晋翼鲁豫中央局 1948 年版，第 510—511 页。一译注]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文献》东北书店 1949 年版；B·康普顿：《毛的中国：整党文献（1942—1944）》，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61—63 页。后一本书由康普顿翻译并写导言。康普顿是根据整风运动中的原文本翻译的。在现行官方版本中，毛泽东作了删改。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毛删去了对“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的人的批评：还在这个报告的后一部分删去了一句讽刺性的话，即叫“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啃《反社林论》”，而不要求他们学习本国的东西。康普顿的导言，虽然是将近十五年以前写的，但作为对整风运动的全面评价，还是一种比较新的研究，因而迄今仍很出色。此书现已出于装本。

1942 年 2 月发动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强烈谴责党八股尤其是“洋八股”。在其第二次长篇演讲中，他抱怨说，1938 年他提出的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条件的号召被当作耳边风，现在要求立即忖诸实践。②

前一年 5 月，毛泽东只批评从欧、美、日回来的留学生，但现在他想加以清算的“洋八股”，显然是指照搬苏联模式。因而整风运动是部分地针对苏联在党内的突出影响。中共最近出版的一本官方史书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书中说，整风运动是针对“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他“不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只片面地引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词句”。①

整风运动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懂得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教导他们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的确并不意味着反苏。供党员学习的一本材料汇编中，翻译过来的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文章约占四分之一。②但是，如果说整风运动教导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其苏联同志的思想和方法，那么，同时又要求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之，只选择和汲取其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毛泽东的目标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达到完全独立自主，并具有自己的特别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体系。

毛泽东试图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一个有别于独立的政治方向的独立的哲学基础，此事值得一提。延安时期，自 1936 年起，有几篇重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译成中文，为毛泽东所第一次见到。此外，延安党内知识分子中经过深造的哲学家，开始撰写自己的著作，在不同层次上向大众介绍苏联哲学思想的当前趋向。既然按照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尊崇为领袖的人物必须同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毛泽东也就尝试撰写这类文章。1937 年 7—8 月间，他作了两次演讲， 到 1950 年和 1952 年才对外发表，题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引人注意。因为其中反映出一种看法，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动荡不定之中， 就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不会达到最终的固定不变的和谐一致——这种观点在后来的“不断革命”理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这两篇论著乃人门之作。三年以后，即 1940 年初，毛泽东又写了一篇理论性文章，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这篇论文不仅内容贫乏，枯燥无味，而且是如此相象地模仿翻译过来的苏联哲学著作，在其中仅仅两个部分问世以后，毛泽东便决定停止发表。②这三篇著作反映出毛泽东试图取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资格的全部努力。也许他比中国现在把他吹嘘为理论家的那些人更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无论如何，他的伟大之处不在这里。他根据中国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他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

的同胞们所接受。尽管他的“思想”现在受到过分的颂扬，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作出重大的贡献。

不管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其贡献如何，毋庸置疑，在 1942—1944 年整风运动结束时，他已经成功地使他的同志们养成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观

① 何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51 页。

② 康普顿：《毛的中国：整党文献（1942—1944）》。

② 卡尔·A·威特福格尔对毛泽东的三篇哲学著作进行了最细致 详尽的研究，见他所写《评毛泽东对于辩证法概念与问题的处理》，载 《苏联思想研究》，1963 年 12 月第 3 卷第 4 期，第 251—277 页（附有《辩 证法唯物论》的完整译文）。虽然在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阐述上，笔 者同威特福格尔教授在许多方面有深刻分歧，但笔者认为他在这个问题 上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笔者关于毛泽东作为一个辩证家的观点以及对 这方面其他著作的评论，见笔者发表在《中国季刊》（第 29 期，第 155— 156 页）上的文章。

5 月，他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盛赞他自己的党所独立取得的成就。他说， 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经过这种革命运动，党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 1935 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的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①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高潮。毛虽一心想在中国建立起他自己独立和有独创性的领导权，但他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如前所述，大部分与莫斯科的观点相同。1940 年 1 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甚至提出中国不久将不得不在苏联和英美帝国主义（不是德国帝国主义）②日益尖锐的斗争中，抉择其立场。1941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曾指责“罗斯福阴谋扩大帝国主义战争”，因为他把美国拖进了对德战争。①

希特勒入侵苏联，使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毛不久即强调美国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迫切性，同时呼吁立即宣布对德宣战。②珍珠港事变后两天，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调指出英美参加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③

1942 年，毛和苏联领导人一样，对英美不采取攻势日益不耐烦。他在一篇欢呼斯大林格勒胜利的文章中讽刺地说，这两个国家只有在能打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会最后下决心开辟第二条战线。④第二年，当盟国竭力在北非和意大利展开进攻的时候，毛才和斯大林一样对伦敦和华盛顿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态度，多次满意地谈到英美对战争作出的贡献。⑤

毛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莫斯科一样有了改变。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这种改变在 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又向前进了一步。一方面，自 1941 年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勉强维持稳定至今的国共关系，进一步剧烈恶化。另一方面，蒋及其御用文人开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之优越和西方现代革新之无益，这必然使毛怀疑五四时期他热心支持陈独秀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斗争，是否真正最后获得了胜利。蒋的这些倾向在 1943 年底出版的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有了最显著的表现。蒋在书中斥责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有害，断言孔，子对一切事物几乎都有过定论。①

在此情况下，毛和他的同志开始表现出越来越亲美的态度。毋庸置疑，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21—423 页。又见 1943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解放日报》，1943 年 5 月 28 日。

② 法文译文见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 洲》，第 357—358 页。现在这段已被删去和改写，只指苏联和一般帝国主 义大国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参看《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1 页。

① 《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29 日社论，毛密切关心此报，常为它撰写不署名的社论，本文现已当作毛撰写并且收在目前流行的《毛泽东选集》中。此社论还进一步反对达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罗斯福为了在欧洲腾出手来有意如此。几天以前，毛亲自写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党内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62—763 页。

② 《解放日报》，1941 年 11 月 7 日。

③ 《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13 日。指示所暑日期为 12 月 9 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44 页。这一轻蔑的句子，可见 1942 年 10 月 12 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原文。

⑤ 例如他 1943 年 2 月 20 日发的电报。

① 正式英译本（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47 年版）中，已取消或删减了某些段落：但在《亚美》杂志主编菲立普·贾非所著未经授权的《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经济理论》中，保持了原来的段落（纽约罗伊出版公司 1947 年版）。

大肆赞扬美国传统，而且明确将美国十八世纪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中国在二十世纪进行的斗争等量齐观：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②

这些亲美情绪的表示以及毛及其同志把自己表现为华盛顿和林肯继承人的努力，均有十分实际和直接的目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而国民党是反动的和排外的，则民主的美国理应适当地将一部分援助给延安，而不必一切经由重庆国民政府。（我们马上能看到，共产党事实上提出了此种援助的具体要求。）但是，与这种明显的权术同时存在的，或许尚有某些诚意。抗日战争期间访问过延安或共产党游击区的美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旅行者，常感到在这里远比在国民党的中国要自在得多。

他们被这里所见的正直、关心进步，首先是被这里的高昂士气所吸引。他们有时得出结论说，由于毛和他的同志们即认真又有理想，那么他们一定会和记者自己具有同样的理想。①

很可能，毛和他的同志也是此种误解的受害者。当然，他们不可能象某些美国人那样下结论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杰弗逊式的民主党人”，而认为美国会喜欢“社会主义民主”。可是，如前面已援引的《解放日报》7 月 4 日社论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对美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予以高度赞扬的。当时，毛还未象他在 1946 年那样，把美国单独提出当作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凶恶的反动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多年来，他认为只有德国和日本最反动——但 1939 年至 1941 年期间不同，这期间英国也在最反动国家之列。毛预料，中国要有一个漫长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在此期间内至少需要与一部分国民党人合作（也为领导权而斗争）。在此情况下，他也毫无理由先验地排除与世界范围内反动性最小的“资产阶级”势力进行合作。况且，前面已提到，甚至早在他听说马克思之前，他的想象力已被华盛顿为独立而战所吸引。三十多年以前，毛就赞美过“八年苦战”始获之胜利，在1944 年庆祝 7 月 4 日美国国庆祝词中，他又不止一次地重复了这些话。

不论双方的诚意和政治上的考虑各占几许比例，毛泽东和美国政府的代表于 1944 年秋开始了第一次重要的接触。8 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的陪同下终于在延安开始工作。《解放日报》上一篇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为题的社论中，表示希望这个组织的报告会使美国军队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进行的抵抗。①毛对谢伟思本人解释过，观察组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极为有用，便最重要的在于观察组“对国民党所起的政治作

② 《解放日报》，1944 年 7 月 4 日。

① 在唐卓（译音）著《美国在中国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 学出版社 1963 年版）一书的第 176—236 页，可见对此问题有趣和引起争 论的讨论。作者在题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共产主义与美国政治传统》一章中所述，大多具有见地和根据。但他的描述也有美中不足，因为他对某 些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在美国塑造中国形象的记者和外交家，进行了极其 尖税、部分毫无理由的个人攻击。如果“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本质和意图的 误解仅仅是当时舆论的一种反映”，或出于“美国政治传统本身”（p·219 ），那末用这样的敌意和轻蔑来对待他们，看来是不公平的。可是，要 对这本无疑是对此复杂时期最明智的、最完整的、文献十分丰富的研究著 作过多地吹毛求疵，会显得太苛刻了。

① 《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5 日。

事实上，这个观察组和美国整个对华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观察组是在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1944 年 6 月出使重庆之后成立，这也是他这次出访的一部分成果。在出访期间，他向蒋介石反复说明了为进一步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与中共改善关系之重要性。与此同时，出现了由罗斯福总统在 1944 年 7 月向蒋建议所引起的危机。他建议，由史迪威上将直接指挥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在内的全部中国军队。①

美国政府提出统一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计划，其必然结果是不久又提出了中国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几乎立即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来延安的领导人正式支持这个意见。②

华盛顿和延安的政策具有密切的相似之处，只有在此情况下才能解释1944 年 10 月发生的一桩非常事件。毛亲自捍卫英美民主政体领导人，反对蒋介石的粗暴元札和排外情绪。10 月 10 日，蒋选中在中国国庆（“双十节” 是 1911 年辛亥革命纪念日）这一重大节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演说之际，断然宣称他决不在史迪威问题上让步。毛立即在一篇社论中对蒋回击， 宣称蒋这样做，“有失抗战领袖的身份”：

一个“四大强国的领袖”，在国庆这样的节日，对于外国人的严肃批评（其中包括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指为听信“敌寇汉好造谣作祟”，实在有失中华民国的体统。十分有趣的是，蒋氏在此次演说中， 提出了“本身能自立自强和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一项要求。（蒋威胁如果美国坚持要派史达威来指挥中国军队作为进一步援助的条件，他们就要这样做）⋯⋯这是蒋氏排外情绪的表现。事情是战争到了今天，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如此腐败无能，某些人认为在中国战场上有设置同盟国联合统帅部的必要。为了拒绝此项要求，平素以专靠外国援助为法宝的人们，也谈起“自立自强”了，并要“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了。①

众所周知，围绕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而开展的斗争，以蒋介石全部胜利而告终。史迪威被召回，由魏德迈上将接替。罗斯福不再要求魏对中国军队行使权力。首次提出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高斯大使，由佩特里克赫尔利来接替。向总统建议召回史迪威的，也正是赫尔利。②

赫尔利虽把支持蒋介石作为他对华政策的基石，但他开始时对共产党绝无敌意。正如唐卓清楚表明的，他采取较友好态度是出于两种错觉：他不相信毛和他的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且他以为他们软弱，最终会和蒋合作，尤其在苏联的政策也把他们推向同一方向时更是如此。③在正式任命为大使以前，④他曾为此飞抵延安直接和毛泽东洽谈。

赫尔利的政治风格肯定一开头就使毛为难。他在延安机场用印第安人的

② 休伯特·费斯：《中国的纷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62 页。

① 有关此事背景，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162—175 页。

② 同上，172—175 页。

① 此文原为不署名的“延安观察家”所写，发表于 1944 年 10 月 12 日《解放日报》上。现已确定为毛所

写（《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56— 957 页）。但是，可以理解，上面援引该段，已在书中删去。

② 费斯：《中国的纷乱》，第 100—124 页。作者对史迪成危机作了极 精辟的概括。

③ 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176—195 页。

④ 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派至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于 1944 年 9 月 6 日抵重庆。高斯大使于 11 月 1 日辞职，

11 月 30 日赫尔利被提名担任此 职。见《美国和中国关系》，华盛顿国务院 1949 年版，第 59 页。

案，这比较合乎他的东道主的心意。

他和毛谈判了两天两夜，赫尔利把这次谈判说成是“最紧张和最友好的” 谈判。毛最后于 11 月 10 日正式在一份修改的协议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也签了字，表示他本人同意协议的草案。②

对赫尔利来说，协议中有一条决定性的条款，证明了整个协议的正确， 该条款规定：“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和实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毛和他的同志愿意作出此项保证，以换取在建议中的联合政府及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中的代表权、新政府覆行民主自由的义务和平等分配外国提供物资的规定。可是，这些条款绝不会为蒋介石接受。赫尔利至多能从蒋处获得一个空洞的、有条件的允诺民权的三点计划，而政府仍归国民党单独所有，根本不作任何改变，其交换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须归编国民党军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 1944 年 12 月 24 日打电报给赫尔利，谓国民政府并未表示足够诚意保证谈判继续，③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赫尔利和毛泽东对蒋的本意感到完全失望，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仍希望从美国得到有益的支持，于是，朱德为了鼓励伪军叛离南京伪政府， 于 1945 年 2 月要求借款二千万美元。但赫尔利拒绝了此项计划，他坚持一切美国物资均须通过国民党政府。①于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限的政治合作的短促插曲，并未取得具体的成果，但当时毛对美国仍采取相当友好的态度。1945 年 4 月 13 日罗斯福逝世，毛在一份致杜鲁门的电报上签字，表示他的“深切吊唁”②。十天以后，毛在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有好几段（现已删去）赞扬美国对战争和中国将所作的贡献。③

这种气氛的改变，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是从 1945 年 6 月《亚美》杂志事件开始的。当时，约翰·S·谢伟思由于把他的报告副本交给了这家杂志的主编菲立普·贾非而被捕。④可以回想起 1944 年底和 1945 年初，谢伟思曾和美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贾非在延安无疑给人印象很好，因此他曾编好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不加删节的译本。当然，共产党对此事件反应极为强烈。《解放日报》的社论把这次逮捕说成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文章说，共产党人不反对美国人民，也不反对美国政府，但是他们反对象赫尔利之流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社论通篇调子尖锐，几乎有些寻衅，社论最后警告说，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反动派，那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其应有的教训。①

① 费斯：《中国的纷乱》，第 214 页。

② 根据国务院白皮书，赫尔利只作为证人签了字，但林赛勋爵的叙 述大意谓赫尔利的签字表示对此协议的同意和支持，这一说法似更可信。 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290 页。

③ 关于赫尔利与毛的谈判.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 1950）》，第 289—295 页。在《美国和中国关系》第 74—75 页上，有毛签 了字的五点协议，还有蒋的反建议。

① 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178 页。向美国呼吁援助的想法，也许是 1944 年底至

1945 年初由美国军界和外交界人士作为准备实施的计划而向朱德提出的，即为共产党和美国军队合作，则后者应向共产党根据地派遣伞兵和技术人员，向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1—1950）》，第 152—153 页；费斯著《中国的纷乱》，第 205—206 页。

② 《解放日报》，1945 年 4 月 14 日。

③ 有一段友好的话，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74 页。毛还宣称，虽然偶有不同意见，但“英、美和苏联”三个民主大国仍然团结一致，将来还会团结一致。见斯图尔特·盖尔德著《中国共产党人》（伦敦戈兰兹出版社 1946 年版）原书译文，第 2 页；《论联合政府》（中国出版社 1946 年版），第 2 页。

④ 简况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541 页。

① 《解放日报》，1945 年 6 月 25 日。

安报刊上写了三篇不署名文章，斥责“赫尔利和蒋介石双簧”的“破产”。② 诚然，他仍强调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承认“相当一些政治家和军人”以及大部分美国舆论都懂得中国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可是，文章的语调却与有关《亚美》事件社论一样咄咄逼人，提出的教训也一样：如果美国政府采取只支持蒋而反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美国将“给自己以千钧重负”。③毛在 1945 年 7 月 4 日同当时访问延安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谈话时，情绪更为强烈。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①正当日本投降使中国国内政策不可避免的危机日益临近之时，延安和华盛顿的关系也处于山雨欲来的气氛之中。

当毛准备好他政治生涯新阶段的时候，他加强和巩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控制。在 1945 年 4 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党章。党章的总纲中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奉为“党一切工作的指标”②。刘少奇称赞毛“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③

名副其实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追溯到 1942—1944 年的整风运动期

间，但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含苞待放，从此持续盛开。④1942 年 1 月 23 日。当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前，毛向边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发出命令，指示他们印数千份《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发至连长为止。拿到书的人要把决议当作课本“加以熟读”。毛还加一句，“各级干部均须熟读”。⑤这个决议原为 1929 年所作，实际上为毛亲自所写；①因此，他是在命令认真学习

他自己的著作。对毛崇拜的进一步表现可以从 1943 年底到达延安的劳动英雄致敬电看出，他们欢呼毛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云云。②

1945 年对毛崇拜的发展，象整风运动为它早期的发展提供土壤一样，应打上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印记，这是很自然的。刘少奇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在这方面赞扬了毛；还把毛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可喜榜样”。③

刘这次的赞扬已超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范围，他坚持应承认毛的思想， 亦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有益

② 只有 7 月 10 日和 7 月 12 日两篇社论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为证明 7 月 19 日第三篇社论为毛所

写，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87—388 页。

③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01 页。

① 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第 4950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540—541 页。访问毛在 7 月 4 日举行完全于出于偶然，但只强调与一年前社论中之气氛已大不相同。

② 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332 页。

③ 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6 页。

④ 毛并非没有参加。1945 年 7 月，他给延安写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说中国人民希望遵循“毛泽东道路”。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 想》，第 387 页。

⑤ 《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15 日。

① 《毛泽东选集》中只摘录了这篇长文中的很短一部分。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72—275

页。

② 上面这一句摘自 1943 年 11 月 21 日《解放日报》上的致敬电。1943 年 12 月 2 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

延安劳动英雄于 1943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以及他们要求为毛代耕粮食（1944 年 2 月 11 日《解放日报》）。

③ 在援引的正式英译文中，这个意思有所删减。根据中文本的法译本，见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

《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 361—365 页。

群众”，将“学习中国的榜样去赢得他们革命的胜利”。他在 1949 年写道， 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具有和中国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性质。①但是，这些声明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断言一切附属国家会团结起来，断言他们政治形式的特点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刘少奇提出一个想法，中国不仅仅是亚洲和非洲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而且还是亚洲和非洲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领袖和思想上的导师。

他们要求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比起毛自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莫斯科更加不受欢迎。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在政治利益上的分歧，这样做一再使毛同他的俄国同志的关系发生麻烦。

1945 年春，毛泽东和斯大林明确宣布的政策目标，暂时相同：在中国建

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毛在 4 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题目恰恰为《论联合政府》，而苏联人也支持这个口号。但莫斯科和延安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上，无疑有些不同。从长远来看，毛和斯大林自然都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但他们两人中谁也没有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足以立即接管政府的领导权。（现在流行的《毛泽东选集》中， 毛的报告中有关这方面的建议，都是事后加的。②）但是，毛主要的兴趣在于为他的最终胜利奠定基础，而对斯大林来说，更为敏感的则是打内战对蒋愿意满足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同意的俄国要求（例如在大连建立海军基地）的诚意有何影响。①

由于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日本的抵抗突然崩溃，这使毛和斯大林都不得不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提前作出对将来有重大意义的具体决定。主要的问题是有关在中国的日伪军受降问题。在日本投降（8 月 14 日）的那天，斯大林根据雅尔塔的一致意见，与重庆政府缔结了一个友好同盟条约，如果此条约付诸实行，蒋介石对此将极为满意。有个补充协议规定，只要苏联军队在他们之前占领东北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就不再算“临时军事作战区”，而应转交中国国民政府予以管理。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谈判过程中，曾冷嘲热讽地强调这条有争论的条款，他于 8 月 10 日警告蒋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说，如果不马上在条约上签字，中国共产党就会首先进入东北。②毛的意图很实际，为了在扩大和巩固共产党根据地时得到重要的武器装备，他指挥下的部队应当尽量在各地接受日本军队和伪军的投降。8 月 10 日，朱德具体执行这项政策， 命令他指挥的一切部队占领敌人控制的城市、市镇和交通线，要求日本军队和伪军投降。蒋立即发出一个相反的命令，指示所有共产党部队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以前在原地待命，不得解除敌人武装。这就使毛在延安报纸上写了另外一篇不署名文章，强烈谴责蒋是一个“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他情愿和敌人合作而不愿和同胞合作（8 月 11 日蒋发布一项公告，煽动伪军指战员转而效忠重庆）。毛写道，如果考虑各个军队对抗日战争所作的有效贡献，只有共产党和军队才有接受敌军投降的权利。他最后向三大盟国要求朱德应有

④ 《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5 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74、377 页。

② 这种增加的例子，如毛提出的在政治制度中的“共产党领导权”，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第 299 页。现行版本中关于共产党或无产阶级领导的其他断言，见《论联合政府》或斯图尔特·盖尔德著

《中 国共产党人》，第 25—27 页，并与《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981 页 比较。

① 麦克莱恩：《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 180—182 页，书中分析了当时苏联的动机， 作出了上述推理。

② 对这次谈判的精彩概述，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270—287 页。

仅仅两周以后，毛为了对他不久前称之谓（不署名，这是真的）法西斯分子和民贼发出的邀请作出反应，抵达重庆。在离开延安的前夕，他草拟一个党内通知，向干部解释他的政策。他的出发点是在国内的力量平衡。“日寇迅速投降”，他写道，“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共产党军队绝不应消极地接受这种形势；相反地他们还应全力来争，特别是在华北方面。但除了军事方面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由于苏联、美国和英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有可能“有条件的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亦可能“有条件地承认” 国民党的地位。这就会出现和平合作的阶段。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共产党应当努力利用合法手段扩大在城市的影响。作为交换，他们会接受蒋要求缩小“解放区”的某些要求，目的在于取得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但是，他们战略的基本原则仍旧与以前一样：“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 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②

这两个宿敌于重庆相见，1926 年以来这是第一次。毛和蒋都知道，这个民族不仅要对中国未来两种相对的概念作出判断，

而且还要对体现中国两个未来的人作出判断。几个星期以前，毛在延安曾对一位访问者说过：“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①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②他抵达重庆不久，就把他写的一首词《雪》给了他的一位熟人，而且发表在报纸上。这首词是毛的佳作之一，它所产生的作用可能有助于抵消他在尊严、讲究的蒋旁边相当笨拙的外表。

毛在重庆期间，四十三天不时穿插宴会的谈判，表明双方虽然都不愿落个阻碍和平解决的罪名，但事实上却没有条件达成协议。共产党认识到他们暂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坚持参加国民党政府的程度，于是就放弃了他们联合的要求而限于要求在蒋控制的现政府下的民主化。正如毛预料的，这样做是可取的，他们一致同意放弃某些“解放区”，把他们的军队缩编成二十个师， 只要国民党政府也把它的军队按同样比例进行缩编。但是他们坚持保留军事力量的牢固核心以及这种力量的根据地，即维持国中之国。毛的推理很清楚， 如果他能以某种形式维持现状，那么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党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瓦解，最后定能使共产党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的适当结合，使国民党弃权而接管其领导权。从蒋这方面说，他不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而决心立即打垮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1945 年 10 月 10 日的临时协议墨迹几乎未干，蒋就对根据地加强了攻击，毛也就此结束了他的重庆之行。与其说蒋同意毛所谓事态正向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向发展的看法，不如说他过高估计了当时他自己的力量。①

蒋根据美国给他的日益增加的、但相当谨慎的援助，尤其是帮助他将部队运至北方，他不仅深信无疑他们能在共产党之前占领东北部分地区，而且还相信他可以得到苏联某种程度的支持，或者至少说，在他努力从政治上统一这个国家方面，苏联会保持慷慨的中立。斯大林 7 月间在莫斯科和宋子文

① 关于这些情况，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303—311 页。毛写的 8 月 12 日社

论全文已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083—1085 页上。此文与当时《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13 日发表的文 章相同。

① 引自《孟子》。

② 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第 49—50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

第 540 页。

① 谈判的上述情况以及本段落和下一段里对蒋政策的分析，主要 根据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1—1950）》，第 316—324 页上的材 料。

确认斯大林说过此话，这并非全部虚假。报道称斯大林在 1948 年对 E·卡德尔说过，战后他如何劝告过中国同志“参加蒋介右政府和解散他们的军队”， 因为“中国的起义没有发展前途”。②

在实际做法上，苏联对中国的政策表现得犹豫不决和自相矛盾。日本投降后的头三个月中，苏联红军给予中国共产党大量援助以巩固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允许朱德的部队进入重要地区，不让国民党进入。到了 11 月，莫斯科又一反上述作法，允许蒋的部队占领以前由中共控制的某些地方。然后， 1946 年 3 月和 4 月苏联最终撤退的前夕，又把援助给共产党。正如唐卓所说， 毫无疑问，“苏联对中国明显的自相矛盾和同时使人困惑的行为，表明苏联在调节它的基本政策，以使之适应于莫斯科所估计的主要形势”。可是，苏联的“基本政策”是否象唐卓所断言的那样简单明白的“反对国民党和支持共产党”①，也许就说不准了。由于斯大林全神贯注于苏维埃国家的安全，也由于他对于一个他可能无法控制的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缺乏热情，因此上述公式一直含糊不清。

必须承认，斯大林不得不使其政策适应当时的主要形势，而这形势本身确实非常复杂和不明。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不愿承担他们双方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破裂的社会责任，因此不论毛的还是蒋的政策特点，都不可能是坦率的和明晰的。美国当时政策的不现实、自相矛盾和犹豫不定，更增加了当时的混乱。②这里不需要详细分析这一年乔治·C·马歇尔使团在中国举行的复杂谈判，尤其是这些事件均已在最近一本确切的、文献丰富和客观的报道中谈到。③1946 年上半年，毛对他自己在与其说是军事斗争不如说是政治斗争中的前途，比蒋更有信心。这种信心的依据是毛在 10 月访问重庆时达成的

最后于 1946 年 1 月履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大部分有利于共产党地位的提案。但

是，尽管有这些差别，毛和蒋继续谈判，可实际上诉诸于武力。因此，到 1946 年年中，这个国家进入全面内战就不令人惊奇了虽然毛不寻求战争并且宁愿用政治行动来推进他的事业，但毛作出不畏惧战争的决定时，一个重大的因素是他相信美国一般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的核武器与群众的坚决斗争相比，并不起决定的作用。1945 年 8 月 9 日《解放日报》关于前一天丢在广岛上空原子弹的报道，题目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但是，仅仅四天以后又有一篇文章宣称，原子弹虽然有威力，但不应当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在日本投降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苏联的参战和其他盟国的地面部队。①这第二个观点，直接受毛看法的影响，因为毛于 1945 年 8 月 13 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阐述过：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

② 符拉基米尔·戴迪热：《铁托言论》，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 社 1953 年版，第 331 页。近年来中国许多毫不掩饰的参考材料（下面还 要提到）也倾向于确认这种叙述是可靠的。米洛万·德热拉斯著的《同斯 大林的谈话》一书中，文字虽稍有不同，重复了这些话。见《同斯大林的 谈话》（卢普特·哈特一戴维斯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82 页。

① 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338—339 页。关于 1945—1946 年苏联在东北的政策，

见同书第 327—340 页。另见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 79—91 页。

② 唐卓探讨了此种混乱和缺乏现实主义的原因，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338—339 页。

③ 同上书，第 401—440 页。

① 《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9 日和 8 月 13 日。

的。⋯⋯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①

毛在 1946 年 8 月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中，又明确地和有声有色地重申了这个观点。他宣称，原子弹是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 实际上并不可怕。②当然，这符合当时苏联官方的观点，虽然斯大林用的语言没有这样生动。但是到了 1948 年年初，苏联在它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方面获得了进展，斯大林表示了他对原子弹的赞赏，他宣称原子弹是“一个有威力的东西。有一威一力！”③毛的观点则至今没有重大的改变，这个我们在以后会看到。在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时候，由传统和经验形成的个性至少和客观现实同样重要。

从 1946 年至 1949 年的内战。主要是军事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不需要

我们在此详细来谈。在严格的军事方面，毛的总战略主要和他在 1938 年著作中有关抗日战争的建议一样，即从以运动战反对强大敌人为主的阶段，转为直接进攻国民党主要据点的阵地战的阶段。1947 年圣诞节，他把红军的作战原则概括如下：

1.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3.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①

现在，毛在过去一样总认为政治动员和赢得群众同情，是取得军事斗争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诚然，他仍然相信他在 1938 年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②1947 年，他号召红军“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 的优良作风”③。他也发布了许多“解放区”应当执行的政策，也发布了许多指示，以便巩固革命根据地。当时实行的农村政策要比 1937—1945 年间的政策激进，因为那时候的政策主要是减祖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但当时的策略是渐进和适合当地情况的。毛打算仍然把“开明绅士”包括在他决心维持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之内。④只在共产党在上述地区控制数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079—1080 页。

② ③同上，第 1138—1139 页。

③ 在 1948 年 1 月欢迎南斯拉夫人宴会上的讲话。见德热拉斯著 《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0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91 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90—291 页。

③ 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77 页。

④ 同上，第 1157 页。

催促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在约二十年的时间里， 以种种形式表明了对老百姓的尊重和反对强取豪夺，这就使红军区别于中国农民所见过的一切军队，从而大大有助于赢得百姓的支持。①

中国 1946 年至 1949 年的内战，元疑是历史上一支比较小的但得到群众支持、有献身精神、组织良好的军队，战胜一支比较强大的但士气低落、领导无能、不得人心的军队的惊人事例。1945 年，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挥的部队，总数从五十万左右扩大到了约一百万人。国民党部队大约是他们人数的四倍。②到 1947 年年中，经过了一年大规模的内战。国共军队的比例从四比一到二比一，毛才能在一项命令中断言，如果能以同样速度歼灭敌军，那么再有一年，优势将转到共产党方面来。③1947 年年底，毛宣称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④六个月以后，国共部队在数量上的对比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毛的部队已仅

稍少于蒋的部队。⑤鉴于共产党部队的高昂士气和智谋，事实上现在共产党已经更为强大，而且确实在 1948 年下半年获得了一连串明显的胜利，从而决定了战争的结局。⑥

中国国统区通货膨胀、浪费和贪污猖獗，人民中普遍厌战和憎恨蒋介石， 这些也有助于最后的结局。1947 年 9 月，国民党宣布民主联盟为非法，从而把中国“第三势力”（其实从未成为一股势力）中的一大部分推进了共产党的怀抱，这个错误加强了毛的实力。①但是，从纯粹军事方面来说，国民党也打输了，相当重要的是由于蒋在任命重要指挥官的时候，继续顽固地推行任人唯亲的做法。

毛在 1948 年 11 月写道，战争进程将比他原来预计的缩短，大约再有一

年左右时间就可结束。②到 12 月初，东北和华北实际上已全部落人共产党手中，除了北平和天津附近地区以外，那里大约有五十万国民党军队。毛遵循歼灭敌军为决定性目标的原则，指示林彪切勿立即攻打各国民党兵团，在以后的两星期内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方针，这样敌人才不致从海上向南逃跑。③这个计划迅速实现，国民党阵地上的五个主要牢固据点，——被攻破。天津于 1 月中旬经二十九个小时战斗以后被攻占；傅作义将军为了避免无谓的破坏，北平和平解放。④如果共产党继续他们的攻势，整个中国显然都会听从共产党的摆布。

在此关头，南京开始发起和平倡议。蒋于 1949 年 1 月 1 日亲自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他的和平愿望，并申明他不计较他继续任职或者隐退，1 月 21 日他把总统职位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但是，一方面，他为自己保留了大多数有效的控制手段并利用它们推行他自己放弃大陆立足台湾的政策。①另一方面，毛的条件完全可以理解为简直是全部投降，最后，就连国民党内部的主

⑤ 同上，第 1226 页。

① 同上，第 1185 页。

② ⑥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374 页上的图表。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76 页。

④ 同上，第 1188 页。

⑤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374 页。

① 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46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0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05 页。

④ 傅作义将军为此被任命为秋天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水利部长，作为报答。

① 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497—498 页。

4 月 20 日，南京政府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协定最后修正案。②次日，毛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③同日，共产党部队在三百英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4 月 23 日终于战领南京。几天以后，毛在一首诗中抒发了他的情怀：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④

正如我们所见；毛虽极钦佩孙子，但他现在却与写“围师必阙，穷寇勿迫”①的军事战略大师反其道而行之。毛提出共产党不应重犯“楚霸王”的错误一指项羽在对汉朝未来的创始人刘邦有生杀之权时，留下了刘邦的命，但最后项羽却被他手下留情的敌人所灭——事实证明毛这个与孙子相反的方针是正确的。毛无意为了一个为主宰中国而同他斗争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人，去冒丧失自己胜利的危险。

他在采取这个立场时，不仅仅和孙子背道而驰。1964 年发表过一篇对这首诗的权威性评论，文中说：

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都有一些好心肠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②

其实，在这些“好心肠的朋友”当中，肯定有斯大林本人在内。在国内则包括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毛在 1948 年 12 月 30 日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中，斥责了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③不论如何，不论那些在 1949 年年初劝告毛半途停顿革命的好心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是谁，他们的劝告没有生效。当毛的军队继续胜利进军的时候，毛又一次开始想到了政治问题——筹备成立新政府和新政权将奉行的政策的基本提纲。

② 经过和国民党代表在北平谈判两周而提出的协定文本，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89—139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86—1388 页。

④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6 页。

① 《军争篇》，《孙子兵法》第 7 篇。见《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3 页。

1949 年 9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9 月 30 日，朱德为会议作了以“毛主席万岁”为结束语的闭幕词。10 月 1 日，毛站在天安门上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人物⋯⋯。毛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可能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来说容易显得不那么温文尔雅。相反，他使中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虽然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得到大部分城市居民的赞许， 却稍稍扰乱了农民的心。

1948 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公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有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为了组织这个会议，共产党的领导人于 1949 年 6 月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个时候，这

个会议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表示和 1946 年 1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脉相承，只是那次会议因蒋介石反对会议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建议而失败。）毛在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中宣布，需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接着，他又重新说明他自 1945 年以来经常谈到的关于未来中国的定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②

毛在同一个讲话中声明：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①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在支持“他们的走狗，中国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者

（显然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之间，采取了一种中立态度。即使美国到头来也许会“不再勾结”中国反动派，毛也显然不相信和一个“帝国主义” 的国家有任何真正合作的可能性。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并于 1949

年 6 月 30 日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尖锐地声明：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毛所有著作中最重要和最有新见地的文章之

①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91 页注[4] 。

②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同上，第 1400—1401 页。 毛在 1945 年 4 月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宣 称他的目标是“浊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他在当时的著作中常 用这个句子。

①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03 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同上，第 1410 页。

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抽出精华，然后以简练尖锐的形式表达出来。与此同时， 他已经拥有的权力以及即将正式授与他的权力，使他可以比他在 1937 年至

1945 年期间坦率得多地来谈这些问题。在那个时候，毛自己觉得有责任去企求（或者看起来在企求）国民党的合作，承认国民党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内的领导作用——即使对每个决意要了解毛言外之意的人来说，都很清楚毛决心要把真正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现在他可以很方便地放弃所有这种妥协， 并且毫不含糊地确定他本人权力的现实以及他要用以重新塑造中国社会的方法。

这篇文章中设计的前景既灵活又死板。它让中国很广泛的一部分人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统一战线中和工农结成联盟，而且它们将无限期地包括在“人民”之中。它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将享有“反动派”——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联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被剥夺的权利。它们甚至还要参与针对反动派的“人民民主专政”。毛写道，“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但与此同时，毛相当明确地指出，只有在规规矩矩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才能有完全的公民权。他呼吁要立即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他坦率地给国家机器下了个定义：“压迫敌对阶级的工具”。在最近的将来，这个工具就要用来改造和消灭地主职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至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写道：

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②

1949 年 9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后的名称）

的第一次会议。①会议开到 9 月 30 日，批准了由毛泽东主持新政权的组织和组成。毛本人在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充满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开幕词，断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永远不再作受欺负的民族”。②9 月 30 日朱德为会议作了以“毛主席万岁！”为结束语的闭幕词。10 月 1 日，毛站在天安门上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就这样，过去五年里毛一直谈到和写到的“联合政府”成立了。可是这个政府和 1944 年他首次设想的那种政府十分不同。确实，政治协商会议包括十四个党派和各种其它的团体，还有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在政府和国家副主席中都有非党人士。（毛下面的六位副主席中，包括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两个最重要的小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各有一位代表。）可是大家都很明白谁握有真正的权力。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作为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基础的“共同纲领”，完全符合毛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规定的重要原则，包括他对人民下的“四个阶级集团” 的定义以及“一边倒”的外交政策。③但是，我们不能把政府中有非党人士参加简单地看作是毫无意义的。由于普遍厌恶国民党，普遍渴望以任何代价换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12 页。

① 9 月 27 日，北平正式改称为北京，计划代替南京作为首都。

②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67—168 页。

③ 《共同纲领》和周恩来关于共同纲领的报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文献》第 253—274 页。

支持的具体象征。从毛自己看来，这也符合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所奉行的比较温和的政策；

毛和他的同事面临两桩伟大的任务：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开始恢复战争破坏的经济，然后来奠定将来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负责引导中国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进步的难以理解的人，在许多方面对他担负的使命是非常称职的。他具有三十年的政治经验。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国内战争的那些年月，使他的领导才能以及斯诺在 1936 年就提到过的冷酷无情特色，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此同时，斗争的年月也教育他懂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由于他出身于农民，他了解群众精神世界的需要。左舜生写过：“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人物”。①这不是全部事实真相，但是这是事实真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无疑也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可是当毛在 1949 年着手完成其任务的时候，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国，而是几个中国，他个性中对一部分中国人有吸引力的那些方面，往往使其他人反感。毛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可能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来说容易显得不那么温文尔雅。相反，他使中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虽然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得到大部分城市居民的赞许，却稍稍扰乱了农民的心。

在毛的性格中，只有一个品质得到了他同胞的一致反应：他维护中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当他 1949 年 12 月去莫斯科寻求对建立新政权的

援助和支持的时候，充分显示了他的这种品质。毛在 12 月 16 日抵达苏联首

都，恰好赶上 22 日*①庆祝斯大林的七十寿辰。

毛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的境况并不很有利。斯大林对毛崛起控制中国共产党没有出什么力，虽然毛一胜利，斯大林就承认了这个事实——至少在外表上——他也没有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来帮助他的中国同志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他持这样的保留态度，理由之一无疑是担心，如果采取更有挑衅性的政策，美国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干涉行动。这种担心现在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但第二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理由是，他不愿意出现一个可能不象其欧洲卫星国那样驯服的另一个共产党大国，这种情况后来一直存在，诚然，近年来中国人的态度很可能更增长了苏联人这种厌恶情绪。

我们已经注意到刘少奇在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重大意义，他在报告中欢呼毛泽东思想是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指导思想。次年，刘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次反响极大的谈话中，进而更明确地提出了类似的思想：

毛泽东伟大的贡献在于把欧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亚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广大人民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耕作着一小块土地⋯⋯中国在试图过渡到更工业化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先进工业国的压力⋯⋯东南亚的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所选择的道路对他们都会有影响。①

① 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载《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第 49—50 辑，1967 年台北文海出版社版， 第 536 页。

① * 原文如此。——编注

①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载《亚美》杂志第 11 卷第 6 期（1947 年 6 月），第 161 页。这篇文章对斯大林的影响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斯大林亲自干预禁止斯特朗女士写的关于毛的书在苏联出版，因为此书强调了毛的独创性的贡献，但斯特朗女士的书已在东欧一些国家出 版。

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②但是苏联的发言人根本不同意中国“道路”的独创性，而是继续强调毛和他的同志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俄国人的榜样和援助。③

至于斯大林，他继续用他的行动来表明他不想全心全意支持毛和他的同志们。1949 年 1 月，李宗仁当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李一起草拟了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规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以换取俄中（国民党中国）的“真正合作。”④而且在 4 月，苏联大使是唯一陪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外国外交代表，共产党军队进南京的时候，苏联大使没有留在南京。苏联人甚至在 5 月还继续同国民党政权（这次还是以蒋介石为首）谈判新疆的经商权。①

鉴于这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对背景，毛和斯大林之间的谈判不可避免地是长时间的和费力气的。毛在 1950 年 1 月 2 日和塔斯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他可能要在莫斯科逗留“几个星期”。但他又说，确切的逗留时间将部分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②事实上， 他在苏联呆了九个多星期，最终也只部分地满足了他的国家的利益。

1950 年 2 月 14 日圣瓦伦丁情人节签署的协议，缔结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条约保证苏联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或者任何直接或间接和日本合作的国家的进攻。单独有个协议规定苏联五年内每年给中国贷款六千万美元一无论和美国给国民党的援助相比，或和苏联给东欧卫星国的贷款相比，这都是一笔很小的金额。可是为了取得这笔数目有限的款子，毛被迫同意苏联可以继续留在旅顺和大连，直到 1952 年到期。（事实上斯大林后来没有遵守这个期限，他去世以后这两个港口才归还中国。）毛还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并含蓄地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属于苏联影响的范围。虽然蒙古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希望中国或是苏联宗主权的干涉，但是对一个从少年时代就因中华帝国的分裂而忧心忡仲，而且总是把这个帝国版图的定义说得尽可能广阔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副难吞的苦药。1936 年毛就坚信，一旦中国革命胜利，外蒙一定会出于自愿加入中国联盟，1939 年他把外蒙和内蒙都归在中国国境之内。①没有理由认为他后来改变了他的看法——可是在这方面就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2 月 17 日，毛即将离开莫斯科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新条约中确定的中苏友谊是“永久的，牢不可破的”。他还在访问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以后

② 《新华月报》，第 1 卷第 2 期，第 440—441 页。

③ 关于莫斯科和北京的不同观点以及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的例 子，见卡里像·德昂科斯和施拉姆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 1964）》，巴黎阿芝·科林公司 1965 年版，第 93—100、361—397 页。

④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 293 页。（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1957

年版，第 238 页。——编注）这项协定未能实现，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李宗仁要求美国援助而同时又与莫斯科谈判消除美国影响是“不可恩议”的。

① 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02 页。

② 《新华月报》，第 1 卷第 3 期，第 579 页。

① 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下面接着列举了西方、南方和东方接壤的国家。在现行的版本中，在所引上句以后又增加了 7 句：“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85 页。延

安官方解放社在 1939 年出版的原来颀本中，既没有提到蒙古，也没提到北方的国境。如果这是一个“遗漏”，

那么 1949 年 1 月北平新华社出版的本子以及 1949 年 6 月在香港出版的本子，都没有改正。至少 1939 年的本子上这问题惹人注目地悬而未决。（毛在细致列举所有接壤国家时，没有其他漏掉的。）但是看来他所指的“东北和西北”，本意十分可能是指与苏联交界的整个半圆地带，蒙古则被看作是中国这边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他这个想法至少有一部分是真诚的。他毫不动摇地想保持对他自己革命的控制权，但并不意味他愿以一切代价证明他的独创性，也不意味他不愿向苏联经验学习。与此相反，由于毛长期以来在组织共产党和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方法上运用列宁主义的许多原则，他现在打算充分利用列宁接班人在建立国家机器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所用过的方法。过去为了取得政权，他把列宁主义的策略和自己的游击战术结合起来，他现在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应用苏联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些特殊情况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以及农民的极端重要作用两条。毛在断言人民民主专政毫不担心能有力量“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以后，在他著名的论文中宣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① 这确实是支配全部新政权历史的一个问题。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全国范围内的基本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②，这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长征。在这个艰巨的任务中，二十五年来承担了武装斗争全部重担的农民，仍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者”。可是只有农民在经济上充分起作用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在政治上充分起作用。对毛来说，农民在经济上充分起作用就是指“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如果说这里指对农民的“教育”，那就没有充分表述出实际情况。毛十分了解，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在农村进行一场包括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文化和知识革命，以及转变那时时处处渴望土地的农民个人主义世界观。这种对传统的思想和行为的大变革，只会受到某些中国农民的欢迎，但是会受到其他农民强有力的反对。而且，长时间的作战和受苦， 连人民解放军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也希望好好休息，享受他们的胜利果实。早在 1948 年，毛就反对过共产党统治下的新闻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所宣传的“贫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观点。①

要说服农民不应当休息而应当进行艰苦的“改造”，同时还要给予足够的支持来维护政权的稳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和他的同事无疑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可是最近的情况说明他们离达到目的还很远。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毛刚从莫斯科访问回国制定新政府的基本政策的时候，似乎在这方面没有见到有直接的困难。改造农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第一步，是完成“解放区”在内战开始后一直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当然这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学说的。按照这个学说，常常规定土地个体所有制是走向集体化道路的一个阶段。可是，毛以一种特定的形式运用这个政策，他强调剥夺地主土地所起的“教育”作用。

毛在 1927 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抢毙一两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②

② 《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天津中苏友协 1950 年版，第 4—5 页。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14 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上，第 1376 页。

① 毛非常简练的中文原文中说“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坐”有《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23 页上所说“统治”的意思，又有休息的意思。

②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57—267 页。由于发现这个说法太温和，毛在 1951 年的版本中把“一两个”改成“几个”。

在新政权建立前后，土改随红军进展而铺开的时候，毛怂恿农民起来杀死不仅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地主。与此同时，他，继续告诫干部，就象他 1948 年以来所做的，要反对“乱杀”①。

然而，他不回避暴力，他把暴力看作是改变农村力量对比和心理关系的主要方法。在毛看来，除了事实上许多地主过去专横地殴打和杀害他们的佃户因而理应受到严厉惩罚以外，只有当佃农在群众集会上痛斥过去剥削他们的人然后处死他们的时候，农民才体会到有了改变，他们现在是主人了。

在这农村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中，受害者的数字相当有限；最苛刻的提供消息人士之一，说过约有“数万人”②受害，这大约等于地主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真正的恐怖浪潮还在以后。从政治和心理上来说，这对所有有关的人并不是一次很猛烈和精神创伤很大的经历。另一方面，从经济上说，执行的政策是非常温和的。和内战末期所做的相反，只有地主的土地要没收，而不包括富农的土地在内。③毛在 1950 年 6 月 6 日向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说明了改变这个政策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从政治上说，富农已不再象“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生死斗争时”那样是一种危险。从经济上说，实行“保存富农经济以便早日恢复农业地区生产”的政策，是合乎需要的。④从表面上看，这个政策和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鼓励“富农分子”致

富的政策有点相似，可是中国人没有经过初级的和过激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就直接实行这个温和方针，而且他们也避免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特有的鼓励私营企业的极端做法。在允许富农保留他们土地的同时，也严厉禁止他们占有更多的土地。再则，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孤立，不准他们参加新的农民协会，因为这限于贫农和中农参加。

在改造现有社会关系的计划中，婚姻法几乎和土改法同等重要，婚姻法是毛在 1950 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这个法的原则和目的，和毛大约在二十年前江西时确定的基本相同，那时，毛就颁布过一套临时的婚姻条例。其目的之一是确立妇女的平等权利，这是毛早在学生时代就深切关心的一桩事。他在 1931 年写道，“在封建统治下，妇女所受的压迫和苦难，要比男子受的多得多。”与此同时，婚姻改革的目的（1931 年和 1950 年）是使“自由选择对象成为一切婚姻的基本原则”，从而对“整个封建婚姻制度”以及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家庭制度，特别是对家长对他们儿女的权利，都是一个打击。①虽然，毛自从 1919 以后的一贯态度充分地表明，他认为婚姻自由本身就

是合乎需要的，但这项改革显然也有政治作用，它 削弱了家庭对个人的控制， 从而促使公民形成一种以改造传统社会为宗旨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同在农业方面一样，在这个方面，毛和他的同志们也着手解放潜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力量，以便在进入下一个集体化阶段之前，利用这些力量摧毁那

① 见毛 1948 年 2 月 15 日命令，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27 页。

② ③唐彼得：《今日共产党中国》，纽约普雷格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267 页。

③ 有些称“半地主”的富农，要没收他们不是和雇农一起耕种而是 租出的那部分土地。见土改法第六条。要给予被剥夺土地的地主和贫农同 样的一份土地。

④ 《新中国的经济成就》，1952 年北京版。刘少奇在 6 月 14 日的报 告中对此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 年 北京版，第 7—13 页。

① 此段引文摘自毛在 1931 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婚姻条例（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37 页）。这两次 改革的原则和目的是相同的。1950 年法律中的婚姻法全文，参看《婚姻法 问题解答汇编》（文化供应社 1951 年版）第 1—8 页。婚姻法第一条所确 定的基本原则与毛在 1931 年所宣布的十分相似：“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 卑、滇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 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特别是由于来自家庭关系方面的阻力，在这两方面的进展甚为缓慢。在毛颁布婚姻法一年半以后，即 1951 年夏秋，党的最高当局一再斥责在共产党员甚至在干部当中，仍旧有人坚持“男尊女卑的封建态度”。①就土地改革来说，刘少奇在 1950 年 6 月的报告中宣布，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上改将于

1952 年底结束。而且他还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要保留“富农经济”，“只有在广泛应用机械耕种、组织集体农庄和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它才能被废除。他宣布说，要做到这一点，“还要相当长的时间”。②

事实上，改造中国社会的整个过程不久便显然加快了速度。这个变化无疑部分是由于毛本人的急躁脾气，同时也由于一种自然趋势，任何革命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便会出现猛烈的势头。可是，正当土地改革法将要实施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毫无疑义，朝鲜战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政策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莫斯科、北京和平壤在企图征服南朝鲜的决定中各自起何作用，现在还不大清楚，而且尚有争论。过去十五年当中，曾在不同时期提出过种种可能的揣测。有人把全部责任归于斯大林，有人又把一切归咎于中国人的好斗性。虽然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不大恰当，但是现有的证据看来是支持基本上是苏联首先提出战争这个结论的。毛可能默许，也可能没有默许这次战争（有些证据表明直到进攻前一天或前两天，他还没有得到消息）；可是，如果他默许了的话，也只是在他设想（无疑斯大林也如此）美国不会介入、北朝鲜可以自己完成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这两种假设看来都是合理的； 国务卿艾奇逊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明确断言，朝鲜不在美国防务范围以内； 而且战争的头几天已使人大致料到，如果双方都没有外国介人，会有什么结局。）不论如何，不能想象毛会故意寻衅同美国发生冲突。内战还没有结束， 在许多偏僻省份，孤立的小块对抗地区尚有待消灭；在西藏还没有建立起控制权；但最主要的是，毛决心打败蒋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为此，邻近省份的部队都作好了准备，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进攻准备在夏季开始。①

这时，不仅共产党政权手上有其它的军事任务，而且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为了有更多工人参加生产活动和反对通货膨胀，毛和他的同事用六个月的时间全力以赴集中精力首先解决部分军队的复员问题，这支庞大的军队是在内战期间形成的。

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经历了土改，另外还有一亿农民要在 1950 年下半年才开始土改。这样，大多数现有干部的精力就要投人这项工作。党的六月全会和国家机关的全部重点都是经济问题。毛在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开幕词和闭幕词中，总共只有一句话谈到外交，肯定了和苏联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前两天，也即 1950 年 6 月 23 日，毛在闭幕词中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人民将受到两种艰巨的“考验”：战争和土地改革。他声称，“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第二种土改考验正在进行，只有土改结束才走向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①毛就是在进攻南朝鲜前两天还向他的同胞们特意保证说，战争的考验已经结束。而且，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几个月之中也没有认真做动员舆论的工作。报刊只用比较少的篇

① 《干部学习资料》，第 40 期，特别请阅第 11、25 页。

②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 11 页。

① 文伦·S·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心参加朝鲜战争》·纽约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60 年版，第 21—

22 页。惠廷这本书总的来说仍是对 这问题研究的最佳著作。

① 《干部学习资料》，1950 年 7 月第 11 期，第 7—12 页。（见《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编注）

8 月下旬，才看出点改变，一直到中国部队已经在鲜鲜打仗，反美才达到了高潮。②

鉴于以上一切情况，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在 6 月 25 日以前故意实行他相信

会使他的国家卷人战争的政策。确实，杜鲁门总统在 6 月 27 日下达“中立” 台湾海峡的命令以后，毛所作的愤怒反应表明，他并不希望直接和美国对抗。

杜鲁门这个决定（同于预朝鲜的决定一样），标志着美国完全改变了原先的政策，③从而具有十分广泛的含意。从此，如果需要阻止中国共产党为征服台湾、消灭蒋介石敌对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华盛顿就要准备直接干预。由此，毛和蒋两人至今都认为纯粹是中国人的问题，就变成中美不直接冲突便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面对局势的这种新发展，毛愤怒地断言美国总统已经证明他自己以前有关不干涉台湾的声明是“假的”，美国这样做是公开“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他重申了他的为人熟知的论点，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他还呼吁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进行充分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①

毛的声明同样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当时他对台湾比对朝鲜更有兴趣。他虽然肯定认为朝鲜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统一是好事，但是，不能确定他会愿意恰巧在华盛顿似乎要解除其对华义务的关头，冒着把美国注意力拉向远东的风险，来实现平壤“兄弟党”的目标。（朝鲜共产党人最近以来对中国同志明显的不友好态度几乎不可能鼓励这种利他主义。②）

说得更明白些，朝鲜冒险可能达到的目的（证明美国软弱从而削弱美国在日本的影响，改变全世界的力量平衡），与其说符合当时中国的利益，不如说符合苏联的利益。当然，毛和任何人一样对于打“美帝国主义”感兴趣， 但是他满可以等到国内局势巩固、清算了蒋介石以后才这样做。在最近几年发表的对朝鲜战争的惨痛回忆中，不止一次地暗示，中国人感到他们是为了苏联的目的牺牲了自己。

⋯⋯苏共领导⋯⋯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①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②

② 根据我自己对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的观察，我作出这个断言。请参看惠廷著《中国跨过鸭绿江》，第

82—84、139 页。

③ 见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 558—564 页。他正确地强调了杜鲁门决定所引起的后果，特别是此决定注定了艾奇逊想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起来反对苏联的企图要破产。

①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7 页。

② 关于 1950 年前的朝鲜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见惠廷著《中国跨过鸭绿江》，第 42—45 页。

① 这里还包括毛个人付出的牺牲。毛的儿子毛岸英在战争中被害。 岸英是毛和第一位妻子杨开慧所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学习 过。（1961 年 7 月 18 日《工人日报》上有篇文章里，有一幅毛岸英回国时 的照片，译文见于《中国大陆报刊综览》1961 年 9 月 11 日第 2575 期。）鉴 于毛近年来猛烈攻击“修正主义”，当时看来合乎逻辑的安排，毛岸英是 卢契·隆哥儿子同屋这事，看来富有讽刺意义。

②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北京周报》1963 年第 47 期，第 12—13 页。（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 版社 1965 年版，第 265 页。——编注）

起作用，不论他自己是否全心全意同意斯大林根据战争只会是纯粹的朝鲜战争这种错误假定所作的决定，美国军事反应的气势和战斗力不久就迫使莫斯科和北京面临困难的政策抉择。八九月间，这两个共产党大国尽力促成以妥协为基础的外交解决。安理会的苏联代表①放弃了七个月来为了反对国民党代表出席而拒绝参加会议的做法，开始强烈要求举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北朝鲜、南朝鲜参加谈判。这时华盛顿自信能获全胜，因此除了在联合国保护下统一全朝鲜以外，拒绝接受任何条件。甚至在中国日益尖锐和明确地警告说，如果有人威胁她的边境中国就要介入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冲淡华盛顿的这种乐观主义，或者阻挡住麦克阿瑟进军鸭绿江。②

这样，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年，毛就发现自己卷人了和美国的战争。新的义务必然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紧张情况。我们看到毛本人对待美国的态度虽然基本上是敌对的，但还是有其模梭两可的地方。中国的舆论整个来说还不是明确地反美。甚至在两国真正交战以后，以中国共产党干部为对象的期刊仍然认为有必要发表文章，耐心地解释为什么要把美国当作敌人而不能当作朋友。③

毛本人在 1950 年 12 月 2 日致天津工商界代表的一封电报中，赞扬了他

们在 10 月发动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含蓄地承认了亲美感情的顽固性。他宣称，“美帝国主义老对中国人民作了大量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应当拒绝相信这些骗人的话。”①

毛和他的同事承认有一部分人对他们进行这场冲突抱有糊涂看法，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任何国家在战争时期都自然会出现的强制实行严厉纪律。镇压不同政见的趋势。结果便是新政权为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而根除或者解除实际的或事实上的一切反对派武装时，空前频繁地采用恐怖手段和高压手段。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来进行，其特色是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肃反运

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第一个运动是根据毛在1951 年 2 月 21 日颁布的十分严厉的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展起来的， 这个条例对定义下得很广泛的犯法行为规定了死刑或长期徒刑。②3 月份主要城市召开了一连串的群众集会，一些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声讨他们的罪行以后，当场被宣判死刑。根据公安部长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几个月内在北京一个城市就举行了近三方次会议，参加者总数共达三百多万人。在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地区，大多数人都受过这种“教育”③。报纸上天天有长长的被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

至于受害者的人数，1951 年 10 月正式公布过。1951 年上半年人民法庭处理了八十万件反革命分子的案件。周恩来后来宣布过，受审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六点八被判处死刑，大多数在 1952 年前执行。把这两份材料

合在一起，就可知道 1951 年上半年处决了十三万五千人。实际的人数无疑多得多。敌对人士估计，被害者人数高达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比较合乎情理

① 可以记得，就是他的缺席才能使安理会得以通过杜鲁门总统介入朝鲜的决定，而且在联合国的赞助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了 干预。

② 关于从 8 月至 11 月中国政策的变化，企图妥协的失望以及导致 北京介人的几个阶段，见惠廷著《中国跨过鸭绿江》，第 68—172 页。

③ 见《干部学习资料》，第 21 期，第 11—26 页。

① 《时事手册》，1950 年 12 月 20 日第 5 期，第 3 页。

② 《人民日报》上有全文，1951 年 2 月 22 日。

③ 见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1951 年 10 月 1 日。

如果我们取其中间数，即有二百万人被处死的话，这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相当于在法国或英国那样大小的国家处死十五万人，或者相当于在美国处死六十万人）。对于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来说，这个数字并不算庞大，在此之前进行的长期而残酷的内战中，双方死伤人数要更多些。而且，在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中，无疑有许多人事实上参与了有组织的或秘密的反政府活动——但其他人却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而被处死。当今北京辩护者中一些天真未泯者宣传说（尽管中国人自己并不这样宣传），革命是专靠温文尔雅的劝导和教育来进行的，显然，当时的情形远非如此。1951 年的大部分时间，真正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全中国。

1951 年 10 月，毛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前的一次讲话中宣布，过去一年中进行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都取得了胜利。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土地改革在 1952 年底将要完成。美国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入侵已被打退。至于“反革命残余”将很快在大陆上“基本肃清”。①肃反运动与以后的运动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肃反运动的目的主要在于消灭居民中的一个部分。要在肉体上消灭的，只是某些“反动分子”，其他的反动分子要用送进劳动营的苛刻方法来改造，他们在毛要建设的新中国里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相反，“三反”运动的对象是党内干部，“五反”运动的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都被当作新社会的正式参与者，要从这两部分人中清除的只是少数不良分子。因此，主要是用说服而不是用强制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我们在考察另外一个运动的时候。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显得更为清楚，这个运动就是解放以后立即开始而在 1951 年才达到高潮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毛在政治协商会议所作的闭幕词中曾要求在这方面进行大量工作；1951 年 10 月，毛表示满意，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毛在发起这次运动时强调，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教育和说服”属于人民范畴的人的“民主方法”，它根本不同于惩治敌对阶级的做法，敌对阶级“被迫通过劳动把他们自己改造成为新人”。②这与肃反运动所采用的公开恐怖手段相比，确实是一种不那么粗暴的方法；但是说它是“民主的”，也只是指参加运动人员之广泛，而不是指与运动有关的人对他们的命运具有任何有效的控制。

革命政权在努力改变中国的面貌时要依靠广大干部，而思想改造运动对于干部发挥作用具有极其重大的实际意义。但这个运动在展现毛的一般领导作风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它以相当纯粹的形式显示了北京政权自从建立以来每个行动在或多或少程度上所共有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所用的方法。这次运动是 1942 年至 1944 年“整风运动”合乎自然的发展，它表现了毛热切地希望将互相冲突的要求个人“自觉行动”和要求履行正确的社会纪律两者调和起来。对于一个站在这个社会制度之外的人来说；这两个要求看来是互相矛盾的；两者可以调和，但是不能使两者都完全满意。毛却完全不同意这

① 八十万件的数字是唐彼得在其所著《今日共产党中国》中提供的，第 240 页；周恩来 1957 年 6 月 26 日的讲话，可见于《1955 年至 1959 年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和分析》，前言由罗伯特·R·” 鲍威尔和费正清撰写（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03 页。被害人数为一百万至三百万的估计，是雅克·吉那马兹在

《人民中国》第 3 版第 47 页提供的（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吉那马兹将早现在是驻北京的法国武

官，从 1937 年至 1949 年间也曾以同样身份在中国住了十年。他能看到大量情报，又是一位忠实而无成见的观察家，他的估计是很有份量的。

① 《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24 日。

② 《干部学习资料》.第 11 期，第 12 页。

蚁”，别的都不要。但是持有这种看法，不仅把毛本人思想过分简单化，而且也没有考虑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沧桑经历的全貌。他们摈弃了过去，也摈弃了过去对传统和合法当局的尊重。

但是他们发现，纯粹个人抗议得不到真正的慰藉和满足。旧的君主政体被推翻了，但议会民主制却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替代物。中国的知识分子， 从心理上说，他们追求必然和肯定；从政治上说，他们渴望安定和效率。由于旧中国天下的崩溃以及使人蒙受凌辱的西方人侵，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从历史上说受到了挑战。以上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毁灭自我意识和建立自我意识那些惊心动魄经历的反应，而建立自我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核心内容。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在一份研究这个问题的令人赞赏的报告中提出， 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①他认为，重新确定个性的方向，即使对那些对现政权不抱同情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做填补了前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普遍地实行的强烈反对父权所造成的真空状态。

对父亲的孝敬转变为对共产党政权的孝敬，关于这点，与把毛泽东看作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眷顾万民的形象这种日益发展的个人崇拜之间可能有些关系，利夫顿没有作出推论；因此这里不用赘述。另一方面，毫无疑问， 毛个人是了解由于反对父权和反对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所造成的真空的，他本能地懂得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必然性和权威的怀恋。可是他的理解有极大的局限性。由于他从未接触过现代科技知识，他未能了解某些成问题的态度远不仅仅是他斥责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②它们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其他任何人只要想得和他完全一样，就会富裕起来。因此，当他努力把自发行动和纪律调和的时候， 他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服从上面。

相当合乎逻辑的是，思想改造运动和 1942 年至 1944 年的整风运动一样， 事先和同时进行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有段时间，中共中央的一个专门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奋力工作，准备领袖著作的一个新版本， 这个版本至今仍是中国出版的所有版本和译本的根据。我们已经在这本传记中一再看到，毛本人已全部把著作重新写过，以便修改青年时期的错误以及一切不符合现代正统观念的事实和理论观点。这个删改版的第一卷于 1951

年 10 月出版，可是从 195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开始，卷内重要文章已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与此同时，主要的理论家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吹嘘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①

由上述精神所指导进行的思想改造，其后果对某些人来说是悲剧；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快乐，感情和理智上的安全；至于对其他一些人（或许是大多

①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关于中国“洗脑筋”的研究报告》（纽约诺顿出版公司 1961 年版），第 19 章，第 371、379 页。本书是在广泛访问了经过思想改造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后写成的，是对这个问题最有趣和最有启发性的研究。另外还可参看 E·H· 沙因著《强制性说服》（纽约诺顿出版公司 1961 年版）。

② 见《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30—332 页。正如利夫顿很公正地指出，毛对“自由主义”下的定义，事实上包括了许多从传统中国伦理方面吸收过来的保护他人感情促进社交关系的原则， 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毫无关系。见利夫顿著《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关于中国“洗脑筋”的研究报告》，第 383 页。

① 尤其要看陆定一著《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载《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23 日；陈伯达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载《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28 日。

动的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并没有正规地受到监狱中被改造的西方人遭到的暴力，可是从人性方面来说，看来这次运动的任务十分含糊不清，一般他说具有压抑性。另一方面，对加强政权本身的作用来说，它无疑具有积极的效果。

毛在 1951 年 10 月 23 日的讲话中说道：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①

诚然，鉴于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以及缺乏足够的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干部，除非在遇到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抗时，毛和他的同志们是不会听任这批训练有素的人力白白浪费掉的，除非在他们遇到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抗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使毛和他的同志可以改造足够的不同阶级出身和不同政治经历的大学生、前国民党官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这样新政权就能够至少在一个时期内雇用他们。因此，正如毛说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决定性的贡献。

1951 年年底，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同时进行，到 1952 年春季的“五反”运动，主要的重点放在社会效用上，其次才是思想的改造上。可是他们还是号召用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和肃反运动时所用的群众批判的方法，只不过进行时，态度不那样敌对。第一个运动涉及党和国家的干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三反”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把犯有三项中一项或其他几项罪的某些人清洗出去，然后又推动有关的其他人积极地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情报的“五毒”，它主要涉及仍然以半自治方式经营他们公司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和企业家。“五反”运动是和“三反”运动相联系的， 因为受商人的贿赂即国家公仆的贪污。民族资产阶级是个中间阶级（人民的一部分，可是仍然依恋它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次运动的方法和目的也是中间性质的。它的目的不象土改那样根本消灭一个阶级，并把这个阶级的成员降到体力劳动者的地位。农民并不需要地主耕种土地；但是工人阶级还需要工厂主和商人的技术来指导他们的企业。因此，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工厂主和商人的思想，为使他们为将来担任领工资的经理角色作好准备。与此同时，这次运动的目的也在于摧毁他们仍然保留下来的有权有势的独立地位，而这种地位是靠他们企业的人力物力得到的。因此，要他们交纳大量罚款，然后又用贷款使他们免遭破产，以此使他们在经济上依赖政府。比起对“三反”运动中牵连的干部来说，“五反”运动更多地应用了群众批判和强制的手段。虽然坐牢的威胁对于严重犯罪者来说常常近在咫尺，但压力主要是心理上的——职业毁灭的威胁，驱使大批商人去自杀。他们还用思想改造的方法要求商人在雇员面前“坦白他们的罪行”。①

毛这一次又居于这些运动的最前线。在 1952 年的元旦祝词中，他在祝贺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线”上、在国防战线上、在土地改革战线上、在镇

② 正如利夫顿指出，他有机会与之谈话的中国人，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全是这个制度的“失败”，因为他们选择离开这个国家（西方人是强迫驱逐出境）。但是从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某些灌输的价值观念的接受程度来看，可以想到这些不同态度可以代表留下来的人的态度。

① 《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24 日。

① 关于“五反”运动的生动描述，可见鲍大可著《共产党中国初期（1949—1955）》，帕尔马尔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35—137 页。

以后，他对“三反”运动这个“新开辟的战线”，给予了特殊的注意：

（我要）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政治）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①

在毛发表这个极有特点的、重点放在斗争和戏剧性效果上的谈话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看来是沿着苏联的方针朝着有计划发展的轨道前进的。1952 年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形式，与俄国经验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是这些组织是走向苏联类型合作农庄的过渡阶段。②1952 年年底， 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将于 1953 年开始。1953 年 2 月，毛号召他的同胞研究苏联经验，学习苏联经验。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去世。毛对这位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列的时间几乎乌他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一样长的人物，发表了最富文采和感情奔放的颂词。③这时，毛泽东是作为斯大林的忠实门徒，共产党中国是作为苏联的一个翻版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实际情况远为复杂，毛在形成他用以领导他的国家走向“富强”目标的方法的过程中，他的好战性格至少和苏联的计划方法同等重要。

① 《时事手册》，1952 年第 1 期，第 4 页。（见毛泽东 1952 年的《元旦祝词》。——编注）

② 关于集体化的初期阶段，见鲍大可著《共产党中国初期（1949—1955）》，第 172—188 页。

③ 关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诚挚程度，参看本书第 10 章。

由于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从而一举克服中国的落后状态上面，这无疑使毛对赫鲁晓夫嘲笑公社并竭力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捞取政治资本的作法更为敏感。在 195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不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四年主席候选人的决定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独特地位⋯⋯。

毛泽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现在他要让中国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如果有人要概括从 1949 年特别是 1958 年以来中国政策的演变，那么可以把它描述为不断提高人的意志，使其凌驾于理智地分析事实之上的过程。可是，这个定义虽然很有启发性，却把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如果你再考虑三个因素，那么你就可以多少接近一个公正的看法：即第一， 用来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方法；第二，领导人对于他们自己消除大自然对人类行动局限性的能力的看法；以及实行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具体方法和目的。在这些方面，可以说上一章里叙述的“思想改造”，的方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六年中，一直被大规模和频繁地使用，以致这个过程已成为毛的中国的基本特征。这些方法的精神和达到的效果，势必使领导人对他们主宰人和物的力量产生一种浮夸的看法，从而进一步鼓励了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思想显著特点的那种唯意志论的发展。但是，这种极端的唯意志论和共产党政权用以发展经济的办法是相互抵触的，因为这些方法总的说来是合理的（1958 年至 1960 年的“大跃进”插曲除外）；同时，这种唯意志论也由于毛本人思想和性格中与他的好战热忱，至少直到最近一直并存的现实主义和常识而有所缓和。总的结果是一种曲折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强调的重点是间歇性地一个时期强调阻碍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各种困难，一个时期又强调所有新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固有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可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

一直到 1955 年，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总的特点是相当稳健。从 1952 年“五反”运动开始，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和企业家被逐步剥夺了他们对自己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保留全部或部分财产权， 而且还能得到一份利润。

经过三年的准备工作，1953 年初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计划的详细内容到 1955 年才最后讲清楚。1954 年 9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对这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第一步作了正式的规定。宪法的序言中宣布， “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但是设想中的改革步伐，仍是稳健的。新的宪法规定，国家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在为讨论宪法而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需要“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成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无需说明，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并没有改变权力的现状。与 1949 年通过的临时法令一样，根据新宪法毛泽东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统一战线” 及其体现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和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存在，但对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仍在中国共产党手里。

毛虽然真心诚意地履行其作为国家元首的职责，例如他还亲自接受几乎所有大使呈交的国书，①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有点古怪和没有思想准备

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成立，直到毛于 1958 年底隐退为止，他亲自正式接见了近七十位递交国书的高级外交官。

致意的时候突然惊呼一声：“Ne—mOkaoa！”那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天哪， 那么高啊！”

总的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的计划方法和轻重缓急的次序，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对重工业的强调，甚至超过苏联 1929 年至 1934 年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可是这样强调的原因，据说是由于 1949 年前中国经济的极端不平衡，当时全部的现代工业不过就是在沿海大城市或附近地区的轻工业。①在农村，1953 年从“互助组”过渡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标志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这种新形式之所以叫作半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合作社在给社员分配收入时，其中一部分是按照合作社成立时社员入股土地和资金的多少，而不仅仅根据他们的劳动。这个计划开始实行的时候是相当有节制的。及至 1955 年 7 月，也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农户参加这种合作社。

后来突然间，毛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的讲话中号召迅速提高合作化的比例。

由于这次呼吁（到 10 月才发表），合作化进程骤然加速，其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本人乐观的预言。

在加速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同时，所有仍然在私人手中的工商业实际上都实行了国有化。确实，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都留下作为领工资的经理。虽然理论上在“四个阶级专政”中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位置，但是自此以后这个公式已经徒有其名了。

这个步骤由于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作家胡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55 年冬和 1956 年春，开始在工业中号召“跃进”，这显然就是两年以后“大跃进”的预兆。①

可是，标志着 1955 年冬和 1956 年春伟大转折点的，首先是农村的合作化浪潮。这个变化的具体实际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状态，引人注目地表现在 1956 年初出版的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②此书由全国和地方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合作化各个方面的报导集成；但本书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原因在于毛不但亲自为此书写了一篇总序言，而且对其中许多篇材料写了按语。

诚然，毛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所作的讲话中，对运动提出了有利于合作化的合理理由。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要求，发展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要的。毛相信对于实现机械化和采用为实现此目标所必需的其他技术来说，合作社是最佳形式。③可是，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合作化进程而出现的思想和气氛的变化：

1955 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955 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 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

① 李富春 1955 年 7 月 5—6 日的讲话。见《共产党中国（1955— 1959）》，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59—60 页。 **胡风（1902—1985），文艺理论家和诗人。1955 年在所谓“胡风反 革命集团”一案中被锗定为“反革命分子”1965 年被判刑。1980 年 9 月， 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反革命集甲”和胡风本人 平反。1981 年，胡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 作家协会顾问等职。——编注

① 李富春 1955 年 7 月 5—6 日讲话。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 页。

② 此书原来出版时为三卷，但不久即出版一卷本的节本。1957 年外文出版社出了以上述书名为题的英译本。

③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39、343—346 页。

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①除了这种好斗的性格和把人分为英雄妖魔的幻想以外，他还总是对人的“自觉行动”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自 1933 年“查田运动”以来，毛一直坚持强调，中国农村的改造首先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改造的过程：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②

毛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和 1933 年时一样，是要铲除农民中原来比较富裕阶层的代表们的影响，他们图谋伪装起来重新取得他们某些原先的社会声誉或经济优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文章和毛写的按语， 既批评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进合作社管理机关的现象，又批判了原“上中农”对待合作化的消极或否定态度。毛还坚持认为，迅速从半社会主义合作社进到全社会主义合作社是非常重要的，后者将全部按照社员的劳动来决定分配。”他提出，完成这个过渡，花三年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其实，1956 年上半年就大部分完成了过渡。中国农民发现，毛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以后不到三年，他们便陷入了公社的冒险中。

1956 年下半年，由于一连串的原因：农民对仓促合作化的抗拒，歉收， “跃进”造成的工业解体，首先是被赫鲁晓夫在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而后又被匈牙利暴动所引起的焦虑，这种种原因使毛的急躁再一次平息下来，而且采取了一条比较谨慎的路线。但是毛的乐观性格很快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由于毛相信总的说来中国人民同意政权的基本原则，他在1956 年年中宣布了“百花齐放”的口号，然后 1957 年 2 月亲自干预并作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以此来进一步推进这个趋势。虽然这个政策部分地是从中国情况出发提出的，但这也是试图吸取从苏联和匈牙利经验中学到的教训。因此，在我们分析这个政策以前，必须回顾一下中国的外交关系，尤其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和莫斯科关系的发展过程。 1953 年至 1955 年，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一样，都属于北京政府的稳健

时期。中国政策和苏联政策相同，只不过以一种独立的和独创的方式向“和平共处”的方针演变。尼赫鲁倡议结束朝鲜战争，使斯大林和毛相信，愿意在苏美冲突中保持中立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在世界事务中起积极的作用。早在*关于毛对阶级分化和不同阶层在合作社中起的不同作用，见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一书中的按语，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第 701—702 页。文中所提问题，还可参看同书第 857—860 页。1951 年，印

度和中国互派过文化代表团，于 1954 年 4 月两国又缔结了体现著名的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条约。其中两项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一次讲话中提出的作为新政权外交关系基础的原则①。

培养与中国接壤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的良好关系而不去号召推翻他们

（毛在 1949 年对尼赫鲁正是这样做的），这种趋势在 1955 年举行的万隆会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29—730 页。

② 同上，上册，第 123 页

① 见本书第 9 章，第 216 页。

经享有温文尔雅和熟练外交家的声誉，他在万隆会议上，总是作为非欧洲世界两位主要代表之一和尼赫鲁一起出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但由于他们都是亚洲人而团结一致。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同苏联领导人一样，不得不再三在两种政策中进行选择：一种主要是支持不结盟的亚非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这主要是出于外交策略；另一种则主要是革命的政策，其目标是推翻这些资产阶级盟友。就苏联而言，它在 1955 年至 1956 年期间，明确执行一种政策，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将来相当长时间里是不发达国家中进步的推行者。在万隆会议时期，中国也表现出一种作出类似让步的倾向。因此，周恩来于 1957 年 3 月承认，亚非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已“开始走上独立和发展的道路”。②但是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同毛和他的同志从经验中形成的非常根深蒂固的倾向相矛盾的。因此，当毛的国内政策在 1957 年下半年进入更激进的阶段时，好战态度在外交事务方面也有所表现就是很正常的了。

可是，如果说 1957 年冬和 1958 年春毛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向“左” 转，与以前和以后发生的“左”右倾有所不同的话，那主要是因为这段时期的特点是北京和苏联关系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这个时期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分水岭。在此以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看来基本上和苏联的相似，而且尽管有南斯拉夫的先例，许多观察家都当然地认为共产党集团有着磐石般的团结。在此以后，中国着手实行一系列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政策，而且事态仍在发展，很快便导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形式同以亚洲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形式之间的公开冲突。

斯大林逝世前夕，尽管多年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出现了不少导致紧张的原因，可是他们的关系表面上还是亲密和协调的。1953 年 2 月初，毛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把学习苏联经验的重要性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①一个月之后斯大林逝世，毛发表了题为《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他在文中颂扬他已故的同志是“当今最伟大的天才”。根据我们所知的有关斯大林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获得的成功，也根据中国发言人至今说过的有关他犯的错误，毛在悼词中的这段话肯定地要么是故意冷嘲热讽，要么是对苏联新领导表示遵从。毫无疑义，几乎在毛整个成年时期，斯大林都是毛政治领域中的中心人物，不论他有什么弱点，这样一位人物逝世所引起的震惊也起了作用，但几乎不足以解释下面这段话：

每一个人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佑量的。[我们前面已看到，他对中国革命如此有信心，因而他在 1949 年初还在和国民党人进行谈判。]他对中国革命的问题，献出了他非凡的智慧[！！]由于遵循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由于伟大苏联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凡年以前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①

4 月 1 日，莫洛托夫宣布同意周恩来在前一天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倡议， 这个倡议最终开辟了结束朝鲜战争的道路。1953 年 9 月，苏联领导人缔结了一个新的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除了 1950 年协定中规定的五十个工厂以外，又规定建设九十一个工厂。毛泽东为此打电报感谢苏联政府和苏联人

② 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 414—415 页。

① 《人民日报》，1953 年 2 月 8 日。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30—431 页。

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而且进一步作出姿态，包括增加经济援助，次年 5

月将旅大归还中国，放弃苏联在 1950 年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

新的苏联领导人就这样以具体的形式表示了他们想改进与中国的关系并在平等基础上对待中国的愿望。高岗下台的难以理解的插曲，大约也是毛作出的从苏联得到更多独立的表示。如前面所见，高是中国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内战时期，毛派遣他和林彪部队到满洲去。1949 年高岗成了东北地区（1954 年宪法通过以前，全国所分六个地区之一）党和国家机器的主要领导人。1952 年晚些时候，他被指定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但是到 1954 年初，人们看不见他了，后来就宣称

他在他的“反党活动”受到批判以后于 1954 年 2 月自杀。有理由相信高岗和苏联人有着亲密的关系，毛不大可能在斯大林在世时把高除掉，而不激起比苏联新领导表面上提出的更强烈的反对。

赫鲁晓夫在苏共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谴责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元疑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新的亲密关系瓦解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象他们最近所宣称的那样强烈反对赫鲁晓夫的行动。与此相反，当时·中国报刊表示强烈同意，“非斯大林化”的某些方面。尽管如此，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标志着苏联政策演变的开始，事实证明其最终结果是毛所不能接受的，即使他当时并没有清楚地预见到这些结果。首先，开始提出“非斯大林化”的方式不能不使中国领导人恼怒和惊恐。他们不同意的理由主要还是他们现在声称当时曾向苏联同志阐述的那几条：对斯大林“总的缺乏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以及“没有事前和兄弟党商量”。①

这三条不满理由中的最后一条最为明显，而且也未必是最不重要。毛无疑地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认为他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少的几个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中的一个；确实，他认为自己是领导人物也不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竟然没和他商量就大胆实行一项政策，它可能会破坏他们两人共同坚持的基础，这种做法肯定使他认为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怠慢。

责备苏联“缺乏自我批评”也是容易理解的。当时如果真有什么意见， 毫无疑问，意见一定提得非常客气，毛肯定看不起现在如此厉害地反对已故主子斯大林的亲信。后来，毛用辛辣嘲弄的文字表达了这种轻蔑：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①

至于“总的缺乏对斯大林全面的分析”的反对意见含有两种意思。一方面，这是指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应当是片面的。现在据称，毛早在 1956 年 4 月，即赫鲁晓夫报告两个月之后就已告诉过米高扬“斯大林功大于过。”② 不管当时他是否果真如此明确，但这是完全符合 1956 年4 月 5 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观点的，这篇社论也许是毛写的，至少肯定是毛授意写的：

② 《人民日报》，1953 年 9 月 16 日。

① 《北京周报》1963 年 9 月 6 日社论，刊于 1963 年 9 月 13 日第 37 期，第 9 页。

① 关于斯大林问题》，载《北京周报》1963 年 9 月 20 日第 38 期。（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

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33 页。——编注）

② 《北京周报》9 月 6 日社论，1963 年 9 月 13 日第 37 期。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①

可是毛要求作的“全面的分析”，不仅仅是一个公正的分析；这个分析是要把斯大林统治的消极方面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看，而不仅仅把这些消极方面轻率他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因此在我们上面援引的 1956 年 4 月《人民日报》社论一段的后面，紧接着又说：

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丸年的时问，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②

在最近的中苏论战中，莫斯科提出，如果毛不同意反“个人崇拜”的运动，那是因为这含蓄地攻击了对毛个人的崇拜。中国存在着对毛和他的思想的崇拜这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看到自从 1942 年“整风运动”以来这种崇拜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也将很快有机会来考虑近年来这方面的表现。虽然对毛的崇拜有它自己的特点，但这种崇拜及其后果确实和斯大林晚年时在苏联能见到的现象有某些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可能真的会使毛感到不安。但是，毛对赫鲁晓夫提出的“非斯大林化” 怀有敌意的主要原因，无疑还在于他那种深远的历史感。正如他当时说的， 斯大林的行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象并具有时代的特征”。因此，断言斯大林一生的最后二十年的全部政策基本上是罪行和错误，就是怀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间接地怀疑得到这个运动支持——虽然是勉强的支持——而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看来，赫鲁晓夫想把斯大林个人和他统治了整整一代的制度完全分开的企图在逻辑上是荒谬的，政治上是具有爆炸性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因此，毛无疑从一开始就对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方法而不是对批评斯大林本身怀有敌意。另一方面，现在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 1963 年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国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立即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其他两个主要新理论——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有可能不仅和“帝国主义”国家共处而且还可合作——表示反对。这些问题后来在 1957 年莫斯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论了，它标志着中苏关系更重要的一个阶段。可是这次辩论的来龙去脉，受到了 1956 年 10 月和 11 月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深刻的影响。

中国人现在坚持说，他们对两个国家的问题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既反对苏联领导人企图用武力威胁他们波兰同志的“大国主义”，同时又商讨立即干预以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①第一个断言可能是对的；第二个断言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现今的文章中，——如 1956 年 12 月 29

①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2 页。

②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3 页。

① 《北京周报》，1963 年 9 月 13 日第 37 期，第 10 页。

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坚持平等态度和避免犯“大国主义”的重要性。①另一方面， 毛当时并未把匈牙利事件归咎于“反革命分子”，他说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因而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②

在这次冒险行动中，反革命是否可能取得成功呢？1956 年 12 月的社论中提到的两条理由，不仅明显地预示了毛后来在 1957 年 2 月讲话中宣布的有控制的缓和紧张的政策，而且还预示了这政策的最终结果。一方面，由于领导犯错误，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同时“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③毛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讲话，把匈牙利的经验运用到中国：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④

1957 年春“百花”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毛全部政策的基础就在于相信中国的人民群众懂得给他们自由的限度。和当时国外广泛存在的幻想相反， 从旨在鼓励多样化意义上说，这个政策根本不是一个“自由化”的政策。确切他说，毛的想法是，马克思主义既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形式，那么如果在一定范围内鼓励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进行辩论，最终定会使马克思主义战胜其它一切思想。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有助于教育非党知识分子、作家和干部，并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最近的将来，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即使部分是错误的，也会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立场。毛说过，“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①

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并没有满足于批评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于是强调他公式的另外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国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暴乱，与其说他强调自由， 不如说他强调纪律，与其说他强调用消灭当局弊病的方法来“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还不如说他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1957 年初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原来是针对党和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后来就转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激烈运动了。右派分子被遣送下乡，通过参加适当的劳动进行改造。诚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知识分子往往以轻视体力劳动著称，所以取得生产劳动的某些具体经验无疑是一种有用的教育措施。可是在多数情况下，下放政策变成了强迫从事力不胜任的艰苦体力劳动，

从而损坏了不习惯体力劳动的那些人的健康；或者变成迫使人做羞辱性的工作（如某人原在大学担任教授，却强迫他清扫厕所），这种做法主要目的在于瓦解有关对象的士气，而不在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①

①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7—38 页。

② 同上，第 33 页。还可参看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39 页。

③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3 页。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7

页。——编注）

① 1957 年下半年的向“左”转，也使中国向保护“社会主义法制” 的进展告终，这与 1953 年以来苏联的情况相似，虽然中国还没有达到对 嫌疑犯采取完全武断处置的地步。至于最早用苏联事例（斯大林时代和

方面，激进主义也日益明显。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举行的。

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这是他第二次出国旅行，但这是他第一次出席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许多主要人物参加的讨论会。（他在 1949 至 1950 年冬春访苏期间在会议上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发表了讲话，除此以外他主要致力于私下谈判。）现在中国人宣称在 1957 年会议上他们就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上有尖锐的分歧，他们宣称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夺取政权，但是不应当过分强调这种可能性，否则结果就会“松懈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②可是看来，他们事实上对会议在这个问题和其他大多数问题上的最后决议基本满意。关于国际关系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论，最为有声有色，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最惊人的方式亲自参与了辩论。就总的国际实力对比而言，他创造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口号。当时，这个口号中的“东风”是政治上的东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实力由于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正使人注目。只是到了后来， 这个词才具有地理的和种族的涵义。

毛对热核战争问题的意见，无疑最为耸人听闻。毛强调“战争狂人”有可能在各地“扔原子弹和氢弹”，但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在一场世界大战中充当侵略者，他断言还应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考虑战争的结局，——他继续说：

我和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辩论过这个问题①。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 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建设，我们希望和平。可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下决心在进行我们的建设以前奉陪到底。如果你每天·怕战争而战争最后来了，那么你怎么办？②

根据中国最近的报道，在此一个月以前，即在 1957 年 10 月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政府要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以及生产这种原子弹的技术资料。①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由于了解他们原子弹的杀伤威力而保持清醒头脑，他们听到毛在 11 月会议上意见以后，对于将这种武器放在中国人手里的后果肯定会感到担心。如果说，外交事务方面谨慎和负责的态度是产生中苏冲突的重要因素，那么中国国内政策的演变及其引起的反应， 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58 年春，以“大跃进”和“不断革命”口号为其特点的新激进政策②

斯 大林以后时代）和中国传统做法来追溯当前法律程序根源的研究，参看科 恩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导言》，《哈佛法律评论》，1966 年 1 月号，第 469—533 页。

② 《关于对和平过渡问题几点看法的提纲》，1957 年 11 月 10 日。刊 登于 1963 年 9 月 13 日第 37 期的《北

京周报》上，作为 1963 年 9 月 6 日 社论的第一个附件。（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人民出 版社 1965 年版，第 112 页。——编注）

① 根据这个谈话的苏联文本以及后来的中国报道，这里的“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指的是尼赫鲁。

① 中国 1963 年 8 月 15 日声明。见《北京周报》，1963 年第 33 期，第 14 页。苏联人既未确认，亦未否认这种说法，但是只限子埋怨中国人暴露了有关社会主义阵营防务安排的秘密情报。很可能他们没有许诺也不愿意交给北京原子弹样品，可是毫无疑问，他们有过某种新防务技术的 协定。

② 关于这个政策的实质以及把“Pu—tuanko—ming”翻译成“不断革命”而不是“不问断革命”的原因，参

会第二次中央全会召开的前夕，他用非常引人注目的词句表达了他改造中国人民的不能改变的决心以及他认为可以做到的信心：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①

由于这些有利条件，毛得出结论说，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②在 1958 年的党代表大会上鼓吹大跃进和不断革命的正是刘少奇自己，但他是以毛泽东的名义这样做的。1958 年夏，开始在试验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毛亲自促进人民公社的发展。9 月，他从全国巡视回来后宣称，为了在农业方面实现比 1958 年更大的跃进，必须在全国推广人民公社制度。与此同时，他维护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小批量炼钢的纲领，当时的措词鲜明地表露了他的全部思想和他对经济问题的态度：

我这次出去看到群众巨大的干劲。在这基础上就可能完成任何任务。我们一定要首先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群众在这方面已经动员起来了。可是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有些地方，有些企业，那里动员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进行⋯⋯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工业战线上的群众运动叫作“不正规”，并且贬之谓一种“农村工作作风”和“游击习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③

很难找到更为惊人的例子来说明我称之为毛的“军事浪漫主义”了。① 他不仅把战争看作一种至高元上的冒险和对人类勇气和人类意志的最高考验，而且他的性格和想象力中的好战品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愿意用战争术语来说明经济的甚至科学的和哲学的问题。

中国人自己虽然并不称毛是个“军事浪漫主义者”，但 1958 年以来描绘他是位“革命浪漫主义者”。直到大跃进以前，就象苏联现在那样，中国人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固有的反动思潮。可是“革命浪漫主义”却是另外一码事；人们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看法，在于“⋯⋯要看到生活里的新事物，要善于反映新事物，帮助新事物的成长”②。毛泽东和列宁则被认为是持这种看法的两个最伟大的范例。他们两位都认为在考虑客观条件的时候，不能夸大， 也不能把它们当作不去行动的借口。

从这意义上说，毛肯定元疑是“浪漫主义”的。到 1958 年底已在全中国人民中实际推广的人民公社制度，看来直接受到了他性格中这种倾向的影响。从经济方面看，公社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行政机构，把人力组织起来代替难得的机器，又规定了大小足以促进使用拖拉机和其它机器的土地耕种单位，以加速农村的发展。从政治方面看，他们的目的是在基层把政府、管理、经济和军事机构统一成为单一的实体，削弱家庭这类与之抗衡的组织，以此来加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思想方面看，由于中国人对苏联人表现出

见我的专著《中国的不断革命》（巴黎莫顿公司 1963 年版）。

①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 年 4 月 15 日。《红旗》1958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② 同上。

① 参看施拉姆著《毛泽东的“军事偏向”》，《共产主义问题》，1964 年第 1 期。

② 林默涵：《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4 页。

国已经发明了比苏联先进得多的社会形式，而且已经付诸实践。

从总是要夸大人的意志力量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目标都是“浪漫主义”的。对事实作冷静的分析，本可使毛知道，若没有比中国当时所拥有的多得多的熟练管理人员和有效得多的统计服务，那么原来设想的公社既不可能达到其增加生产的经济目的，也不可能达到控制社会的政治目的。但毛仍推行他这一政策，因为他设想革命热情和思想纯洁能够弥补技术能力和物质手段的不足。至于公社的思想方面，则具有动人但天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这在 1958 年夏季湖南农民创作的下面这首诗歌里就有所表现：

建立公社如上天， 一夜赛过几千年。利刀斩断私有根， 开辟历史新纪元。①

确实，毛的极端唯意志论自然来源于列宁在相对落后国家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但是，列宁相信人的意志在改造现实时的力量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可是在大跃迸时期，中国人却把它扩大到了自然方面。1958 年有一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书说过：

许多生动的事例表明：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地区。只有不良的耕种制度，没有不良的土地。只要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自然条件是可以改变的。①

斯大林也曾有过可以把沙漠变成花园的雄心，可是他从没有说过不存在沙漠。而且不论如何，苏联的这些年月已成为往事。意志已经服从于理性， 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建设起了苏联经济。因此，毛关于有可能超越客观困难赶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想法，在莫斯科引起了相当的恼怒，而中国人还宣称， 有了人民公社，他们可以开始立即奠定共产主义的基础。

在中国内政方面出现了这些争论问题的同时，毛和赫鲁晓夫于 1958 年夏

季就外交政策的一个具体问题首次发生了直接冲突。赫鲁晓夫于 7 月 28 日建议召开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印度的最高级会议来解决中东危机。这是迄今为止他要采取直接与西方大国领导人打交道这种方法的最明确的姿态， 这以后越来越成其为政策的特征。可是，三天以后赫鲁晓夫突然对北京进行了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访问，在此期间他收回了召开最高级会议的提议。这次冒然的转变显然是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压力，他反对和那些仍然支持台湾的另一个中国政府的“美帝国主义者”去打交道。为了斩钉截铁地表明他的这种看法，毛在 1958 年 8 月底开始炮轰沿海岛屿。

从 1957 年秋到 1958 年秋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虽然本身就很重要，但这时它们还只是表明根本分歧的征兆；中国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的思想，是在十分不同的经历中形成的，即使怀有最良好的意愿，他们要在同一个知识领域中共存也是非常困难的毛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各个方面， 都具有狂热唯意志论和政治上不妥协的特点。从 1957 年年底以来，重新应用他本人的经验显然加强了这种特点。他宣称，战争不取决于热核武器而取决

① 关锋在《哲学研究》1958 年第 5 期的文章中引用。该文的全部译文可见施拉姆著《中国的不断革命》， 第 6—18 页。文中反映了公社刚建立时人们对公社的无限乐观主义。

① 《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3 页。

介石战争时期他学到的经验的重要性，当时毛的“小米加步枪”有效地打赢了他敌手的飞机和坦克。① 中国人在 1957 年会议声明中否认和平过渡的观点，从范畴上否认先进国家的革命问题和马克思、列宁的时代所提出的革命问题应有所不同，他们后来不仅谴责陶里亚蒂那样的欧洲共产党人所作尝试的实质，而且还谴责他尝试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事实本身。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局限于中国经验之内，而且通过这种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世界上的其它各国。

有的这些倾向，正好出现在苏联——由于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由于赫鲁晓夫本人的新想法——日益觉察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并开始用不那么教条的精神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刻。显然，在毛看来，赫鲁晓夫的俄国是“资产阶级化的”和“修正主义的”，而在赫鲁晓夫眼里，毛的中国则是狂热和幼稚的。但是，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或者很快就比他任何一位前任对欧洲和美洲更为了解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却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无知。中国人确实也给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实。那过于仓促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以及他们企图大规模地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尝试，都造成了混乱，而且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不管怎样，中国人坚持他们的政策， 而且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坚持宣称已经找到走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只有两点上作了有限的让步）。在赫鲁晓夫以及毫无疑义在大多数的苏联公民看来， 中国人是在浪费苏联给他们的宝贵人力物力，而这些人力物力原本可以富有成果地在国内加以利用的。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赫鲁晓夫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反应是以两个大错误为特征的。一方面，他故意肆无忌惮地嘲笑公社，开始时是私下进行，例如他在 1958 年 12 月向参议员汉弗莱（现在是副总统）说了那番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以后则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另方面，他最终发展到利用经济压力作为迫使中国人就范的手段。其结果是重新燃起了毛对过去欧洲人狂妄自大的憎恶，并使他以一种本能的反应确认， 他已经在政治上达到了这样一种信念，既越来越难以把赫鲁晓夫的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了。

由于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从而一举克服中国的落后状态上面，这元疑使毛对赫鲁晓夫嘲笑公社并竭力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捞取政治资本的作法更为敏感。在 195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不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四年主席候选人的决定，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这次全会也是一个标志，它向这样一种认识迈出了勉强的一步：即承认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一举跃人共产主义。不论是党内对组织公社的草率方法感到不满构成了使毛辞职的实际压力，还是他完全根据自己意思作出这一决定，都明显地反映出了毛对实施不再完全符合他心意的政策，已经缺乏了热情。

诚然，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独特地位。可是从此以后，当北京的经济政策在 1959 年和 1960 年渐渐趋于合理化并更加谨慎时，毛则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事实证明大自然和技术比他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他的意志。现在他要让中国的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1959 年夏，他访问了他的家乡韶山，这是他 1927 年对农民运动进行了那次著名的调查以后的第一次访问。他缅怀往事，从中找到了对当今信心的来源：

① 确实，西方某些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他们却没有理由说对核武器无知，也不能说自己曾进行过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游击战争。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①

就在毛在湖南的同一个月份里，按照后来中国的说法，苏联片面地撕毁了关于新军事技术的 1957 年协定。①这是赫鲁晓夫企图通过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中国人改变他们政策的最初几个明确姿态中的一个。本来就可以料到， 一个意志坚强到要“指挥日月”的人是不会屈服于这种策略的。毛在 1959

年 7 月初上江西省庐山时写的另外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感情。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曾于1927 年7 月南昌起义前夕在此地就扑灭共产主义的方法交换过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不久也在这里召开。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苑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丸派②浮黄鹤，③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④

这首诗的要点在倒数第二行。“陶令”指的是大诗人陶渊明（死于公元427 年），实际上他一辈子只当了一次县官，而且一共只当了八十天左右。他突然结束了他的宦途生涯，因为有一次要他阿诙奉承和摆起排场地欢迎一位上司，他不愿意这样做而宁愿弃官为民。据说他说过：“我怎可在村夫俗子前为五斗米而折腰？”非常有可能毛在侍中将自己比作陶，而赫鲁晓夫则是村夫俗子。

最后一行里暗指陶描写一种空想社会的一篇名作的标题。毛显然认为公社和“大跃进”的中国是比世外桃源还要好的人间天堂。可是只过了一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给这种幻想以无情的打击。8 月 26 日的正式公报承认，以前发表的“大跃进”第一年的经济成就夸大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尤其是粮食产量只有二万五千万吨，而不是三万七千五百万吨（无疑， 实际数字还要低①）。1959 年的另一次歉收带来了一个贫苦的冬天，那年的歉收部分地是由于自然灾害，可这也是由于经济紊乱和农民对公社实现极端集体化和纪律化所作的反抗。解决和克服这个危机的方法，是让公社作为行政管理单位而仍然存在，但是采用更大程度的权力下放，即对经济活动的有效控制权首先交给与以前合作社相应的“生产队”，然后又交给总的来说与1950 年至 1951 年互助组相应的生产小队。经济计划中过于强调工业的做法

① 《北京周报》1963 年第 33 期第 14 页；第 37 期第 12 页。

② 在庐山东面近处有许多支流流入长江，古诗中一般称作“九派”。

③ 黄鹤楼在武昌的西南，位于可俯瞰长江的一个高山上。传说一位道士骑着黄鹤横飘此处。

① 见本书《结束语》，第 283 页。

毛从这些问题逐渐转向了外交，这不仅因为他对国内发展感到沮丧，而且也因为他发现外国列强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行为越来越使人恼怒。第一住这种事件发生在1959 年8 月召开的标志着开始从大跃进全面退却的庐山中央全会上。在会上，从井冈山时候就与毛一起的老同志，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一年半以前实行的政策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这个行为使彭受到撤职处分的耻厚。根据一些人所说，彭在 1959 年春季对华沙条约国进行“军事友好” 访问期间给苏联共产党的一封信中曾向他们表达了他的看法。①毫无疑义，在毛看来，这显然是苏联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事例。

很快又接着发生了其他两起冲突。塔斯社在 1959 年 9 月 9 日发表了一项

关于 8 月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声明对此次事件表示遗憾，而且劝告有关的“两国政府”作出努力解决此次“误解”。中国人认为，他们把一个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和一个“资产阶级”大国置于同等地位就是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这种看法并非勉强。这个声明在最后一分钟，即在 9 日上午才给中国人看，尽管北京正式要求不要发表，但苏联人置之不理仍于同日晚问发表，这个事实使中国人更加不满。②现在中国人和苏联人都把发表这项声明作为中苏公开不和的开端。

9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刚刚访问过美国并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谈过话后抵达北京。这次访问本身并不打算讨好毛，可是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他却大大地冒犯了他的各位主人。在他抵达的当晚，毛泽东特地设宴欢迎。赫鲁晓夫在这次宴会上尖锐地攻击了希望“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的人。按照后来发表的中国声明，“全世界都公认这是含沙射影地指中国在台湾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好斗’。”①

在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过程中，赫鲁晓夫甚至还提醒毛和他的同志，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作了“暂时的让步”，承认在西伯利亚建立的远东共和国。言下之意，毛同样应当承认台湾暂时脱离中国。②这种类比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远东共和国是一个亲苏的缓冲国，而不是一个充满敌意自称有义务重新征服全部国土的政府的避难所。而且即使真有相似之处，毛也是不会承认的。即使不从理智上说，毛在感情上也认为，牺牲俄国的国土是一回事；而牺牲中国的国土则是另一回事。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赫鲁晓夫含蓄地支持那怕是作为过渡阶段的“两个中国”的主张。

众所周知，从此以后，中苏关系日益趋于尖锐和更公开的冲突。本书没有必要来详细分析这个过程的几个阶段以及双方为了论证他们立场合理而发表的长篇累牍的文件。在这本传记的结束语部分，我将只从毛的方面来论述中苏冲突，即考察他如何在中国的态度上打上了他的印记，同时也考察这次冲突的教训如何形成了今日可以识别的他的政治信条。

1960 年 4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机关刊物《红旗》发表了社论《列宁主义万岁》。普遍认为，社论的某些部分是毛泽东写的，以后相继在北京发表的其他重要不署名文章也是毛泽东写的，或者说至少是由他授意而写的文章，并由他在最后定稿中增加了几处富有特点的润色。发表这篇文章的表面理由是纪念列宁九十诞辰，可是中国人后来指出，发表此文的真正动机是

① 最详细的情况可见戴维·A·喳尔士著《彭德怀将军的撤职》，《中国季刊》，1961 年第 88 期，第 63—

76 页。根据这篇和其他的报道，在 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不仅为彭德怀辩护，还为高岗辩护， 说他们两人只反对毛对苏联的不正确政策，没有犯什么过错。

② 《苏联领导人联合印度反对中国的真相》，《北京周报》，1963 年第 45 期，第 19 页。

① 《苏联领导人联合印度反对中国的真相》，《北京周报》，1963 年第 45 期，第 19 页。

② 1963 年 9 月 1 日声明，见《北京周报》，1963 年第 36 期，第 13 页

成一项协议的倾向。在这篇社论中，援引了毛茬抗日战争期间的著作以论证“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来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的论点。关于一场原子战争的最终结果，社论提出了类似毛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陈述过的看法：

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虚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①

毛又一次把他过去的经验当作检验各种问题的最高试金石。文章的绝大部分都是用来批驳经济和技术变革无论如何已使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分析不再有效的看法。

虽然在这篇文章中，中国人就象他们迄今为止在所有其他思想产品中一样，谨慎地坚持只是一般攻击“修正主义”或南斯拉夫的虚构说法，可是这样公开和系统地驳斥整个苏联立场，显然使赫鲁晓夫深信已经到了根本解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异端的时候了。他在 1960 年 6 月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斥责中国人是想发动核战争的“狂人”，斥责中国人在与印度的关系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等等。在一次肯定使毛认为是有意侮辱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宣称，当今的民兵在原子武器面前根本“不是军队，而只是一堆（人）肉”。

①他还激怒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重复断言今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主要决定于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除了阿尔巴尼亚党以外，所有出席布加勒斯特大会的共产党都加入了赫鲁晓夫对中国人的辱骂。在这种口头的和有组织的攻击之后，随之又直接施加经济上的压力。1960 年 7 月，苏联人单方面粗暴地决定在一个月以内撤口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根据后来中国的说法，这样就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②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 1960 年 11 月召开的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的策略，

便与 1957 年所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那时正是毛坚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现在他的代表则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的， 他们有权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政策，只俗守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和各国党一致同意的声明。他们还坚持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 但是这样给予莫斯科的最高地位纯粹是形式上和象征性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认为的，这很可能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准备在有朝一日中国人足够强大时宣布他们自己掌握领导权。

在讨论这些组织问题的同时，中国人在讨论的过程中坚持有关民族尊严、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对欧洲共产党人优越感最细微的暗示非常敏感的论点，因而他们成功地从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最后文稿中删掉了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办量”应当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为以前的附属国家服务的一段话。①毛和他的同志面对苏联援助的突然撤消，逐

① 《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0 页。

① 《北京周报》，1963 年第 36 期第 13 页和同年第 37 期第 13 页。

② 《北京周报》，1963 年第 37 期，第 14。

① 关于这点，以及 1960 年会议的全面情况，参见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

（1853—1964）》，第 114—120、422—433 页。

们根本不想承认有必要从他们认为是叛徒和修正主义者的人那里得到任何“同志式的援助”。

中国 1960 年的冬季是一个严峻的冬季。一个非常有效的配给制度使全国

人民同样地忍受着饥饿，但是要减轻饥荒，就必需在 1961 年的 2 月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进大批粮食。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毛又回顾中国的过去， 从而找到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的理由：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技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①。

据传说，尧帝的两个女儿是尧的继承人舜的妻子。舜有次游历南方时， 死于湖南的湘江附近，邻近九嶷山的地方，他的两位妻子都来到江边哭泣。竹叶因她们的泪水而永远变色，从而出现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斑竹。诗中的长岛在长沙附近的湘江中。在唤起“长岛人歌动地诗”的回忆中，毛显然是想起了他青年时代的革命经历。芙蓉国是从一首唐诗中引出的对湖南的一个文学性称呼。根据中国发表的评注，毛梦见他的出生省份“尽朝晖”，是表明他希望有朝一日见到中国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象以往一样，斑竹之美出于悲伤，所以今日最困难之日，也正是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之时。我们听说，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②但是显而易见，毛在这里并不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思考和感觉的，而是从伟大的尧舜一直到他自己时代的中国命运出发来考虑的。

1960 年 10 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斯大林进行攻击，而周恩来对此举的反应则是炫耀地到斯大林墓去献花圈，在此以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1962 年秋季的两个事件，标志着中苏关系恶化的新高潮：即中印边境战争和古巴问题上的苏美危机。1962 年 8 月苏联人宣布将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一事激怒了北京；同年 10 月份中国的进攻可能意在既使苏联人为难，又使尼赫鲁丢脸，这可使莫斯科气急败坏，苏联官员们甚至在与西欧和美国人谈话时也毫不含糊地严厉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上第一错在“冒险主义”，然后又错在“投降主义”，在毛看来，古巴危机进一步证明了苏联在现行领导集团的领导下已不适宜于做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毛在此以前一直以为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浪子回头。从此以后，在毛看来，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了。几乎直到这位苏联领导人下台的前夕，毛还照样在讲话中偶然向他发出呼吁要他侮悟和认识他的错误，可是显而易见， 毛丝毫没有抱有赫鲁晓夫会重视这些呼吁的希望。

自此以后，苏联领导人与美国“帝国主义者”事实上同样成了头号的甚至更可鄙的敌人。现在毛面对的敌人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个事实

① 施拉姆译，见《共产主义问题》，1964 年 9—10 月号，第 42 页。（见《毛泽东诗词选》，第 104 页。

——编注）

② 参见安旗在《文艺报》1964 年第 3 期上写的评论。

的那首诗可以看出：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来足奇。①

毛在他生日那天写的这首诗中肯定想到了他自己，我们可以猜想他就是诗中的“英雄”（或者至少是英雄中的一个）。“虎豹”明明白白是帝国主义（纸）老虎，而“熊罴”指的是俄国熊。因而依毛看来，赫鲁晓夫比起纸老虎来更没有什么可怕的。

1963 年 1 月 7 日，《真理报》首次公开明确地攻击中国人，而不再仅仅泛指阿尔巴尼亚人、“教条主义者”、“左倾主义者”等等。两天以后，毛写了他到此为止发表的最后一首诗词，也是最佳地表达了他为自己的国家极其自豪、对自己高度自信的一首诗词。这些词句有可能是针对两天前《真理报》的攻击有感而作；无论如何，这首词是对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直接反应。按照中国一箱评论的说法，“1963 年是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华大合唱十分嚣张的一年，却也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的一年。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也正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战士们不断涌现的时候”。②

毛则将这种形势描绘在一个将革命和传统形象奇妙结合起来的比喻中， 它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和行动：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①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① 施拉姆译，参见《共产主义问题》，1964 年 9—10 月号，第 42 页。（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6 页。——编注

② 安旗：《学习毛主席诗词的革命精神》，《文艺报》，1964 年第 3 期，第 6 页。

① 摘引唐代一位作家写的一个故事。故事说有人梦游大槐树国。这个国家的皇帝把女儿嫁他并赐他以荣誉。他醒来时发现在他窗外的槐树脚下有个蚂蚁洞，它代表了他梦中的现实。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②

说“小小”寰球，按照官方的评注，这是因为全球在能用行动来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眼里是“小”的。墙壁是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帝国主义”和“（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苍蝇正在徒然地猛攫过去。下面两行中的蚂蚁是指苏联人，这点中国人自己也确认不讳。

1964 年 4 月《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谴责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攻击， 宣称：“苏共领导妄想低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毗虾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①

古都长安，一般大概是代表中国。根据中国的评注，“树叶”代表革命疾风吹枯的反革命势力，可是毛也许还想到这是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的” 宣传。“鸣镝”则代表中国用以回答她敌人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听说，这首词的最后一行是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并不想等待外国的解救，而是决心自己解放自己。②

最后这个思想预示了以后三年中北京发表的关于国际局势的所有声明中的中心思想——亚非拉各国人民是当今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力量。特别是 1960

年以来③毛和其他中国发言人暗示过的对世界革命的这种看法，在 1963 年 6

月 14 日中国的信中首次明确地得到了阐明。在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这种看法表达得更为尖锐和准确，毛甚至拒绝和苏联领导人保持表面上的同志团结。

按照毛的看法，苏联和东欧已经执政的无产阶级和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没有执政的无产阶级，都已经向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这样的虚假预言家投降并在国内外背叛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唯有亚非拉各国人民仍然忠于革命，他们的斗争最终将改变颓废的欧洲和他们自己的状况。毛把自己看作是这些力量的化身，是世界历史舞台上唯一真正能动的和进步的力量，因此也是当然的世界革命的领袖。

① 《北京周报》上译文，1964 年第 18 期，第 14 页。（见《人民日报》，1964 年 4 月 27 日第 3 版编辑部按语。——编注）

② 安旗：《学习毛主席诗词的革命精神》，《文艺报》，1964 年第 3 期，第 6 页。

③ 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256 页。

毛泽东在 1962 年后期和 1963 年初所决定的方向，继续决定着迄今为止

的中国政策。正当本书在 1967 年 1 月即将付印的时候，毛作为一个个人还起着何种作用，有些不大清楚。但显而易见，他完全赞同过去一年中所采取的激进政策，但是可能他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已不能监督这些政策的日常执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试图评价毛对中国和对世界的影响的时候，这只是次要的。因为，北京的最近倾向不论是主要体现了一个将·死的人确定将来事物形式的最终努力，还是体现了他的接班人权力之争的第一个阶段，这些事件发展的前后背景，都是由毛一手安排的，即使明天他由于死亡或衰弱元力而消失，从两重意义上说，中国的形势仍将继续具有毛的标志：留任的领导人都是他数十年的追随者；他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实行毛政策的结果。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是毛的当前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其将

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在历史上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毛本人显然并不相信这个道理，他正忙于在他有生之日树立他自己的纪念碑。与此同时，最近的事件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过去毛的目的和方法所特有的个性， 但是它们独特异常，对中国和全世界又极为重要，因此，对毛一生的阐述不能就此结束而不对这些事件作出稍加详细的讨论。但是，在此以前，让我们试着总结一下 1966 年初以前的事态发展。

过去几年内中国政策发展的特有倾向，主要是表达了对下述这种独一元二的高于一切的任务的重视：在国内外树立毛泽东思想和毛的样板的持续有效性的心情。

在 1963 年 10 月题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社论中，可以找到早期想使毛在中国的经验适用于世界舞台的倾向的表现。这篇社论中的文字内容多处与毛在 1927 年写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有意对应，我们可以设想毛参加了此文的撰写。1927 年，在反对派认为湖南局势“糟得很”的时候，毛宣称革命派应当认为是“好得很”。①1963 年，他把对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态度，作为识别真正革命者的试金石。他写道，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1927 年他曾将农民比作“暴风骤雨， 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使“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 ‘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②

在这篇带有毛印记的社论中，我们看到：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 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虽然文中屈尊俯就地承认日后欧洲可能再次起重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全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

② 《北京周报》，1963 年第 43 期，第 6 页。英译文根据《红旗》杂志 1963 年第 20 期上中文文本，有所

改动。（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02 页。——编注）

持他们亚洲和非洲不大幸运的伙伴进行斗争，只表现了非常有限的信心。毛偶尔也讲些与此相反的话，在口头上高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很难相信他是真心诚意的。①

在毛看来，他的思想和经验适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在今天具有双重意义。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战争征服全中国，既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榜样，又可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总革命战略的榜样。林彪在 1965 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非常明确和生动他说明了这

一点。一方面，林彪强调——与几天以前在重新发表毛 1938 年论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文章全文时的编者按一样——毛在三十年前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① 另一方面，他还将中国的经验移植到世界舞台上来。②他提醒我们说，中国和俄国不一样，开始在农村，到了最后才在城市取得胜利。同样，整个世界革命事业最后也将取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因为他们是“世界的农村地区”。③

这里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倾向，已经走向极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欧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 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理解和误解亚洲的世纪。有些人企图在那里移植议会民主，其他人则企图移植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政治形式差不多同样不适合想要应用它们的中国现实。我们似乎正在从欧洲不了解亚洲的时代，走向一个亚洲不了解欧洲的时代。毛泽东现在以其本人经验的名义（这种经验过去常常被说成是独一无二的），大张旗鼓地宣布武装斗争是任何真正革命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而且轻蔑地开除敢于探索其他方式的欧美同志的教籍。如同美国经常想方设法强迫其他国家和其他大洲的人民按美国方式实现自由一样，现在毛看来决心强迫全世界各国人民按中国方式进行革命。这些冒险事业很有可能同样注定要失败。

如果毛用中国的观点来理解整个世界，这不仅因为他象其他任何人一样透过自己经验的眼镜来看待生活，他的态度还与他的同胞对他们自己文明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有关。本书一开头，就说到中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央之国”；本书也以同样的主题结束。我们第一次看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当时他为欧洲人带给中国的耻辱而悲伤，恳求他的同胞增强体质以抵抗外国人。我们现在向他告别，他正在谴责苏联人的反华傲慢态度，而且不顾“帝国主义者”的原子弹，仍然欢呼武装了的群众必然胜利。诚然，现在的中国和毛同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和毛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向世界提出的道路已经不再是孔子的道路，而是毛泽东的道路。但是在毛青年时代的政治和知识领域与中国当今存在的政治和知识领域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类似之处。因此， 正如现在那样，中国的道路被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同时又有普遍的意义。

在要求人们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他们自诩毛泽东思想具有独特性和普遍性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在这本传记中已经看到，毛在过去四十年里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严格的列宁主义正统观念。可是北京意识形态专家的著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历史说成是正统的。毛在原来写作《选集》流行本子里第一篇文稿的时候，几乎比中国共产

① 他在 1963 年 8 月 8 日的声明，见《北京周报》，1963 年第 33 期，第 7 页。

① 《北京周报》，1965 年第 35 期。

② 事实上，这种类比是由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领袖艾地创造的。见《北京周报》，1965 年第 24 期，第

11 页。

③ 《北京周报》，1965 年第 36 期。

被重新写过和重新解释，以便表明他不妥协地坚持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当然，这样大胆的欺骗显然意在表明毛是一贯正确的，他的思想从始到终都是正确和一贯的。”但是，重新塑造过去还有助达到更重要的目的，即表明中国革命者的思想和行动总是正统的，因此也是普遍适用的。

这种倾向在上述林彪的文章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文章把“当代的世界革命”说成是“世界的农村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的城市”

（北美和西欧）的包围。同时，林一再地强调毛泽东道路和十月革命道路一样，是以无产阶级统治为基础的。诚然，认为农民是农业国家的主要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务必服从工人的领导的这种思想，是十足正统的列宁主义。但是，当革命进程的决定性阶段是在远离真正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中心进行的时候，根本难以具体了解“工人阶级领导”的含意。林彪使用这个正统的公式看来并元其他目的，只是为了证实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 因此也是全世界真正革命者重振旗鼓的适当地点。

在中国历史学家用以说明过去他们国家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上，也能看出想表明中国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的同一愿望。北京的历史学家既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其所含亚洲文化低下的论点，也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因为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传统的中国只是“封建”的国家，因而也就与发展中相应阶段的其他社会相似。北京的历史学家现在声称，中华帝国具有“封建主义的特殊亚细亚方式”特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欧洲封建主义还典型。这样，过去的中国就属于全世界的历史，而同时又与众不同和高人一等，就如同中国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堪作模范的忠诚，由于其特定的中国化形式而阔步在世界进程的最前列。毛的思想和行动“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它们又“完全是中国的”和“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①它们不仅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而且因为它们是中国的，它们才越发是马克思主义的。

今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要求承认其普遍意义的作法采取了奇特的和自相矛盾的方式。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以前，让我们试着估计一下毛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并巩固他的国家方面的建树。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中国自 1958 年以后强调动员人力来代替难以得到的机器，强调传统手工操作和大规模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适合其他非欧洲的各国人民。象事实上完全没有外国援助而生产原子弹这样实际而惊人的成就，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对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作一个准确的全面估计，却是最困难不过的事，因为几乎缺少全部决定性的实际情况，1960 年以后，北京没有发表过任何确切数字，其他国家想把现在证据拼凑起来的专家，则比十五年前在官方统计材料同样笼统的情况下研究苏联经济的专家们对他们所作的结论更加没有把握。但是，可以作某些一般的概括。

首先，这很清楚，中国经济最大的弱点仍然是农业部分。毛和他的同志开始时，比三十年前苏联人对待农民要更老练和顺当些。虽然农民方面有某些反抗，但是合作化的完成，在生命和痛苦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远比苏联为小。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比较谨慎，但在此以后，他们开始喜欢冒险起来，而且由于狂热地建立公社而使农村陷于混乱，对经济和全国人民来说，后果是濒临灾难。1957 年，粮食产量最终达到一亿八千七百万公吨的数字，差不多等于 1937 年前的平均水平。1958 年的收成还没有显示出夏季开始的管理大动

① 引自刘少奇 1945 年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见卡雷尔·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

（1853—1964）》，第 363 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4—335 页。—— 编注）

收成甚至没有达到1959 年8 月宣布的经过修改的两亿五千万吨这个数字—— 仍大大少于原来宣布的三亿七千五百万吨——只到两亿或两亿一千万吨左右的数字。随后粮食收成直线下降，1961 年可能降至一亿五千万吨，1963 和1964 年回升到约两亿吨的水平。考虑到人口的增加，这就低于战前中国按人口平均的供应量，在最坏的年成，每天摄人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幸亏有了非常有效的配给制度才防止了群众性的饥饿。①

换句话说，尽管在农业方面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和苏联的做法不同， 但是中国的最后结果却与俄国当时情况十分相似——也即生产停滞在大约相当于正常情况下革命前的水平上。还要说一句，1962 年以后农业的恢复，大部分要归功于采取了事实上使中国做法接近苏联做法的措施：重新确定自留地，这在公社的第一阶段曾经全部予以禁止；以及将生产权力下放到与集体农庄相似的级别。

当然，在工业方面的成就具有十分不同的重要意义。在“大跃进”日期， 企图鼓足干劲一举在各方面增加生产，但却没有集中的计划以保证各种活动相互协调，这导致了严重的倒退。后来发生的混乱，加上 1960 年至 1962 年因粮食危机被迫把重点从工业转向农业，都造成了工业生产名副其实的崩溃，有几个作者都曾将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相提并论。②1959 年和 1960

年上半年还在持续增长的工业生产水平，突然下降到大大低于 1957 年的水

平。到 1963 年，1961 年和 1962 年为争取经济按比例发展而采取的以农业为基础、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措施使工业生产又重新增长；但是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大约还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也会低于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因“大跃进”而放弃本应有的增长率。

确实可靠的成就是：比印度高一倍或两倍的钢产量，虽然这两个国家都从非常低的水平起步；①以及不仅能生产原子弹而且还能生产包括一系列象载重汽车、火车头、重型机械和科学仪器等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项目的能力。

关于中国经济可以得到的情报如此含糊，以至每个观察家都可以各取所需，满有说服力地强调成功或者强调失败，强讽成绩或者强调代价。亚洲和非洲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也非常不同，这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倾向， 而且还取决于他们想从北京通过文化交流和技术经济援助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中得到些什么，总的来说，中国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显然比一两年前要逊色得多。考虑到苏联人过去在与中国人民和亚洲、非洲其他各国人民打交道时的不得体行为，以及中国作为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领袖和斗士的天然有利条件，中国的影响肯定比原来预料的要小。理由是多方面的。与苏联相比， 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一个因素，但这不能估计过高。礼物和贷款是宝贵的，但是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经济问题和

① 对已有的证据的概括，见柯林·克拉克著《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季刊》1965 年第 21 期， 第 148—149 页。还可参看约翰·洛辛·巴克著《大陆中国的谷物生产》，载于 J·L· 巴克、O·L 道森和 Y·L· 吴所著《红色中国的粮食和农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

② 特别参看成廉·w·霍里斯特著《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形成》，《中国季刊》，1964 年第 17 期，第 49、52

页。

① 见袁立武（音译）著《共产党中国的钢铁工业》（普雷格出版社 1965 年版）。作者在第 285 页上列出的数字为，1959 年钢铁总产量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中，只有八百六十万吨钢的质量合格；1960 年钢铁总产量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中，只有一千二百万吨钢的质量合格。其它的都是“后院熔炉”所炼，后来都被废弃， 因为这些产品对现代工业毫无用处。在 1961—1962 年萧条期间，据报道产量又回到了每年一千万吨至一千二百万吨的水平。

如果北京没有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点，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困难削弱了中国的形象。更重要的也许是在非洲亚洲世界内部，同亚洲和欧洲之间一样存在着心理和文化的差别。中国专家的严肃和清教徒式的态度，使得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当地居民认为他们象苏联人的恩赐态度或者美国人的摆阔气挥霍浪费一样，与己不同和不可理解，毛不仅对帝国主义敌人，而且对他认为是帝国主义工具的人，抱有持续的敌意，这也是许多亚洲和非洲领袖担心的原因。1965 年下半年，由于中国人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中的好斗姿态以及他们显然卷人了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政变，他们自己的上述行为显肄在促使对其意图产生怀疑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的冒险仍然是一次不可理解的大错误；但是中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界战争时的政策，从毛的革命和外交目标来说，事实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一方面，他的目标象在 1962 年那样看来是要在印度制造政治混乱， 并且在表明这个国家归根到底依赖“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以后，使印度的不结盟榜样丧失信誉。与此同时，1965 年秋中国人意在延长这次冲突的入侵， 是服务于削弱整个国际秩序这个更大利益的。毛认为整个国际秩序天生是反动的，因为它是以美国和苏联共同捍卫既成事实为基础的。

虽然从毛的游击战经验以及中美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这两重背影来看，这个态度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如前所述，这种态度不可能赢得亚洲和非洲的朋友，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中间，只有根少几位准备用口头以外的方式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冒险卷人武装战斗。苏联对印巴冲突的方针最终发展成为塔什于协定，因此苏联在同北京竟相对非欧洲国家施加影响的竞争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苏联捍卫既成事实的行动，自然地引起北京大声疾呼，称之为“背叛” 和“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自己象他们的革命词藻让人相信的那样始终一致和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在原则上的进步。

毛和他的同志对亚洲和非洲是“世界矛盾的中心”和“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毫不怀疑，他们深信，从长远来说他们在亚洲非洲革命者的援助下可以推翻帝国主义制度。但是当前中国还不能直接在全世界范围内抗衡美国的实力。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以此作为他们战略思想的基础。①中国对直接卷人越南战争的异常慎重，也是明证。②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社会主义阵营和“最大的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团结在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里边。按照毛的看法，由于苏联已不再参加这个斗争，反而在寻求与美国达成统治世界的协议，因此中国应当挺身而出，独自负起责任，独自负起制定旨在增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利益的外交战略和革命战略。

在执行一条明确的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路线的同时，中国还施展这样的外交手腕：不仅对亚洲和非洲的不结盟国家献殷勤，而且只要那些政府决心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他们也向法国这样的“帝国主义”政府献殷勤。如果说毛无疑是真心诚意地投身于其他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那么他主

① 人民解放军从 1961 年冬起发的几期秘密通报中的几篇文章，十分明确地证实了这点。这些文章落到美国政府手里，1963 年由国务院发表。对于这些元疑是真实的材料的分析，请阅约翰·威尔逊·刘易斯、艾丽恩·兰利、谢和约翰·吉廷斯在《中国季刊》1964 年第 18 期第 67—117 页上的文章。全部文章的英文译

文亦已出版：J·契斯特·陈编的《中国红军的政治》（斯但福胡佛研究所 1966 年版）。

② 毛在 1965 年 1 月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对美国介人北越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他宣称不论在什么情况

下，中国不会把军队派往国外，只在直接受到美国攻击的时候才进行战争。见《新共和》杂志，19665 年 2

月 27 日，第 17、22 页。

句，在毛心目中，中国的国内演变现在已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意义。因为他把中国当作是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肯定地走上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所以中国革命者的思想纯洁性和坚强意志便成了世界范围内最终胜利的主要保证。

因此，用毛的话来说，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不应当“改变颜色”——也即改变其政治性质。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使 1949 年胜利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深切体会过去斗争的严峻教训。

为了使中国能继续起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作用，过去一年横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关心的便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急务。但我们为了了解毛想做什么，必须回头重提一下 1961 年以来中国国内政策的某些线索。

如前一章所述，1958 年至 1959 年大跃进的失败，使人们开始采取比较谨慎和合理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约有一两年，思想领域里的压力也相应大大减轻。大家承认，政治热情并不能代替技术能力，对灌输的强调有所放松，在文艺方面，普遍地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显然，当时整个这种倾向肯定是毛所反对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放弃他自己所特有的政治风格，而且意味着名声扫地，承认他的领导使国家濒临灾难。另一方面，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特别是在与苏联的争吵中寻求安慰。可是，一两年之后他又一次开始在国内鼓励一种激进的政治气氛。在 1961 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九中全会上发出了警告，要求警惕“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卷土重来的企图。1962 年举行的第十次全体大会又宣称，与这种倾向作斗争需要进行持久的和尖锐的阶级斗争。从此，告诫人们对阶级敌人保持警惕，以及为将自己武装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调子不绝于耳，越来越高。

随着这种思想方面好斗精神的新浪潮，并没有出现经济政策方面任何相应的变化，总的来说，经济政策仍然遵循 1960 年所制定的现实方针。在中国国内政策的风格与实质之间，出现了悬殊的对照。矛盾如此鲜明，以致人们普遍认为毛一定与那些在最高领导岗位上实行有计划发展经济的人达成了某些妥协，他们可以随意执行这种具体政策，条件是允许毛在适当的思想烟幕后面掩盖其从“大跃进”后退。

现在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我本人一直到 1966 年初都赞成这种看法）根本是错误的。一方面，毛不是一个肯于轻易体面地自认失败或者甘受耻辱的人，同时现在很清楚，他从来没有宽恕过 1959 年指出他用“游击方式”发展经济以及为了中国的武装力量而与苏联人破裂所产生的后果、从而要求在国内事务上采取比较稳健的方针，并对莫斯科采取比较和解态度的那些人。只有彭德怀在 1959 年被清除，因为众所周知他不善于看风使舵，他过于公开地脱口道出了他的反对意见。但是，毛没有忘记其他那些人。另一方面，听任国内政策中风格和实质之间的矛盾存在下去，十分可能会在毛去世以后，使政策的谨慎实质和它的坚决支持者取得胜利，从而把国家引向毛只能看作是“官僚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猜测毛用何种方法着手增强他的实力以及在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整个战线上如何准备条件发动一次新的激进高潮，将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关的情报可能很快就会得到，但我们至今对 1960 年以后几年中北京最高领

导集团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没有任何确凿的情报。所能确定的是自 1964 年起，毛的努力开始表现出明确的后果。就在这一年，首次发出了培养接班人以保证中国革命按照毛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口号。

1964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便

文章发表一周年时，中国发表了对苏联猛烈攻击的九封复信中最后的和最值得注意的一封复信，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在这封复信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文章认为是毛提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观点。“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此期间，必须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段直接援引的据认为是毛说过的话中说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卧，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凡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按照毛的观点，避免“改变颜色”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训练和培养千百万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持下去的接班人。②可是在毛心目中，真正的接班人只能是那些受他的思想和榜样鼓舞而觉悟的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训练接班人的号召本来是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但就在 1964 年上半年的同一时间，某些事态正在酝酿之中，其结果是放弃青年团，而组织一个新的、具有无限战斗性的组织：红卫兵。*在这些事态的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军队作用的不断增长。1964 年初，发起了一个“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当时把军队看作是政治忠诚和政治觉悟的典范，而且各个组织都建立了与军队中“政治部”类似的机构来管理经济企业。

“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完全符合毛的思想和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我们看到，在毛取得政权的道路上，如果说红军没有实际上取代共产党而作为“无产阶级意志”的化身，它也绝不仅仅是党的一个简单工具。毛为了使军队和它在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相称，创立了一种首先在军队中运用尔后才推广到全国去的思想灌输方法。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军队便是第一个群众改造思想的学校。而且，毛把军队看作是斗争和牺牲精神的天然聚宝盆，对毛说来，这本是每个真正革命运动的标志。军队大生就是自觉性与纪律性的统一，而这正是毛始终关心的东西。因此，前几年里向中国青年作为样板提出的英雄们都是战士，就不足为奇了。

l964 年发起的运动，看来并没有涉及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把政权转交军队。但是，这是将来如此发展的一个预兆。直到最近，当国外可以买到红卫兵圣经《毛主席语录》（见本书第 290 页上的注①，下面我还要谈到）的时

① 《北京周报》，1964 年第 28 期，第 6—22 页。

① 这段话现已证明摘自毛 1963 年 5 月 9 日对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 劳动文件上的批语。见《毛主席语录》，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67 年编印 （广州），第 36—37 页。

② 《北京周报》，1964 年第 29 期，第 24—26 页。 *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群众组织。1966

年 8 月，毛泽 东对这一组织表示支持。——编注

① 北京最近出版的英文版和其他外文版《毛主席语录》中，已经删 掉了此事实以及有关第 l 版情况的序言

（请勿与 1966 年 12 月出版的版本 中林彪的前言混为一谈）。

1964 年 5 月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出版的，以此作为对认真学习毛著作的奖励而广泛发行。这本在对党和其他组织的干部进行思想培训方面起着重大作用的书，是由军队的政治部出版的。

今天已很清楚，军队还与 1964 年出现的对当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很重要的其他两种倾向有关：对传统的攻击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日益过分的崇拜。这种反对传统的倾向，在改革京剧的运动中有所表现。但目前还没有牵涉到消灭所有的京剧，仅仅要取缔一些诸如鬼戏等特别反动的京剧。可是这已经指出今天全面攻击传统的道路。

又出现了一个忠于毛及其思想的崇拜新高潮。我们己看到这种崇拜自1945 年以来逐渐发展，但是近年来这种崇拜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看来，不大容易超过“大跃进”时期所达到的极端程度。下面一段话是很典型的例子：

我所说的“相信”指的是相信毛泽东思想，而且这种信心必须坚定和毫不动摇。在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大量的实际经验表明了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体现，它是真理的象征。因此，如果有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表现出动摇，不论这种动摇只是短暂和轻微的，实际上说明这个动摇者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将迷失方向和犯政治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永远坚定地跟着毛主席！我们要百分之百地，毫无保留地沿着毛主席的道路前进！①

在表明毛思想的绝对和唯一有效性方面，几乎不可能有更甚者。1964 年以后，尤其是 1966 年的发展，在对毛的崇拜的深度和强度方面继续提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高度，同时在崇拜的性质方面带来了惊人的变化。为了了解这些倾向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将它们放在当前整个政治局势的背景下来观察。

随着发动一场对公社进行思想上和经济上的“清理”运动以及派遣大批学生参加这次运动，1965 年的注意力转到了农村。然后，在 11 月开始了 1966 年春认真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攻击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吴呛的， 他是北京的副市长，在 1959 年至 1961 年思想解冻期间写了一出历史剧《海

瑞罢官》，后来被人说成是赞扬“封建”道德和“以古讽今”的戏。在 4 月份又开始了对吴呛的抨击，这次在措词上更为严厉，罪名更大。据说，他写的剧本‘，矛头正是指向庐山会议（1959 年 7 月），指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目的在翻会议决议的案”，想使“右倾机会主义者”（即彭德怀） 复职，实行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①

批判吴暗的新浪潮迅速地波及到北京地区的整个党组织；据报道，北京市的市长彭真于 1966 年 4 月被捕人狱”但到 6 月初才正式宣布撤他的职。开

始看来，只是象 1957 年那样的另一次“整风”运动，严厉地考验一下党的机构，但大部分仍保持原样。但事实上却变成了一次大动荡，其结果不仅是清洗了史无前例的一大批党内重要人物，而且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

在我们回顾 1966 年春以来中国发生的离奇事件以前，最好停下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是谁发动了这场运动，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这符合毛的脾气

① 刘祖春：《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政治学习》，1959 年第 19 期，第 3—4 页。

① 《北京周报》，1966 年第 22 期，第 6 页。来来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1966 年的事件是毛五年来努力想再次证明其大跃进政策正确的高潮。另一主

面，虽然自从毛在 1966 年 7 月在长江里游泳以后，中国报刊不断努力表明他很健康，充满活力（也许正由于这些努力），但是有理由怀疑他本人是否还有能力对各种事态直接负责。

如果说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某个人在幕后为毛安排的，那么显然大部分责任应落在林彪的身上，自从他在 1959 年彭德怀下台后负责人民解放军以来，林在国家事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可是在 1965 年下半年以前，他一直深居简出。一般都认为他身体不好，因此也没有希望作为毛接班人的竞争者。1965 年 9 月发表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标志着他青云直上的开端。1966 年 1 月，林彪在对下一年指导军队的“五条原则”里，提出毛主席著作是“军队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这进一步强调了他在那时刚进行的强化政治正统观念运动中的作用。

虽然十分清楚，林彪背后的军队也不完全团结一致，但毫无疑问，他替现在控制军队的集团说话。因此，应当说，在《毛主席语录》现行版刚一出版，林就已经开始公开亮相了，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语录》的前言署的日期是 1965 年 8 月 1 日——8 月 1 日是纪念南昌起义的日子，是中国的建军节。

1966 年事件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毛的妻子。今天人们只知道她叫江青同志，而不知道她的舞台艺名叫蓝藏，她也是从半退休状态一跃而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从在延安和毛结婚以后，她在政治上未公开起过任何作用，但是根据有些消息称，她一直企图干预文化事务。1962 年她出面欢迎苏加诺夫人，是她近年来很少几次公开露面的一次。1966 年夏，她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负责指导“文化革命”的小组副组长，在后来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有几次独自外出解决有关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江青飞黄腾达的顶点，是 1966 年 11 月 28 日在一次庆祝北京京剧团和其他几个音乐戏剧团体列入军队建制的大会上，她被正式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的顾问。在那次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的讲话中，江青透露说，“几年”以前，她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我们可以设想， 她干预这个领域的最初几件事之一正是 1964 年开始的京剧改革。至于文化政策的要旨，她直截了当地断言，“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遣产是“不可能的”，这完全同她丈夫的立场相反，因为毛过去曾屡次提出赞同有选择地吸收中国过去的精华。她还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片面认识，她把摇滚乐、爵士乐、脱衣舞、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统统混为一谈，全视为旨在“毒害和麻痹人民”思想的东西。①

如果我们设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主要是在毛泽东——林彪——江青三人小组手里，那么他们为什么决定要发动这次运动呢？相当明显，这是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以利于执行激进的政策。毛本人一开始很可能认为，靠 1965 年下半年开始的传统式整风运动就能强制推行他的意志，但当事实证明，反对派远比他想象的要广泛和强大时，他就只好诉诸于更激烈的措施了。

党内在辩论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设想辩论的中心问题是 1958 年以来中国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群众运动与官僚主义；

① 《北京周报》，1966 年 12 月 9 日第 50 期，第 6—9 页；《红旗》，1966 年第 15 期，第 6—7 页。整个讲话，特别是江青关于北京京剧团及其领导成员的谈话，正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恶意的人战胜那些长久以来小看她的、阻挠她实现野心的党内权威人物以及她十分妒嫉的传统戏著名演员以后趾高气扬的一个明显和令人沮丧的例子。

年里一直等待时机成熟以便推行一次新的跃进，如这一设想是正确的，那么经济政策一定是个主要问题。这次毛决心在发动一次新跃进以前消灭反对派，他的疑心无疑落在所有那些在 1958 年至 1959 年对他政策缺乏热诚的人身上，刘少奇显然是其中之一。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许也冒昧地认为，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理性成分相比，“毛泽东思想”过去强调人的意志无所不能了，它更适合于激励游击战士而不大适用于建设现代经济。①

毫无疑问，越南的战争以及美国攻击中国本土的可能性，也是讨论的主题。一些中国事态的观察员以为这是个重点，并提出应当把整个文化大革命主要看作是一种准备和美国打仗的企图，这个仗毛认为今后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过去一年里的事态发展，在我看来首先是企图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面貌。但非常可能，北京由于东南亚事态所引起的担心，促使毛和林彪在中央委员会里强制推行他们过激的和不妥协的路线。

不论辩论什么问题，从 1966 年春以来发生的事态来看，毛的看法显然绝没有赢得全党的普遍同意。如果他的看法被接受，他就不会冒极大风险，着手建立“红卫兵”这个完全新的组织，除了毛和他的亲信以外，“红卫兵” 不受党的官员的控制。当然，这件事情在共产党政权的四十九年历史”中是完全没有先例的，过去共产党政权总是把党高于一切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作为他们最基本的原则。这也与毛自己在 1938 年制定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相矛盾。因为，红卫兵虽然利用了青少年喜欢占据舞台中心的热情，却是由军队创立和指导的，而且他们继续以军队作为他们的榜样和鼓舞力量。

如果认为林彪只作为军队的首脑接管北京，这似乎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看得过分简单了。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取得了政权，所以在他们的队伍中经常是政治和军队权贵一身二任，由于在根据地时军队起着政治的作用，因此实际上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真正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毛最后依靠林彪和其他一些军人，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士兵，而只是由*原文如此。——编注于他们看来是“最红”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风格最切合毛本人的游击思想。但由于 1949 年以来，民事和军事职能已有了截

然的区别，因此军队本身不仅在 1966 年组织红卫兵时，而且在导致这些事态发展的准备阶段中起关键作用，便是十分重要的了，我们已经见到，后来成为红卫兵圣经的小书是在 1964 年 5 月由军队的政治部出版的，然后又在 1965

年 8 月重新出版修订本。军队报纸从 1965 年 11 月最先攻击吴呛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站在前列。

不管怎样，激迸派和游击思想派的领袖是毛和林彪，而且毫无疑问这使党和军队都分成两派。激进派从事的活动完全与大多数军队所特有的纪律观念相悻，他们提倡“造反”。7 月份，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这个运动引起公众重视以前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得到批准又在理论刊物

《红旗》上转载，文内说道：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 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 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

乍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毛会鼓励青年人在一个共产党统治了十七年的国家里造反，尤其是这种造反是针对“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的。②固然， 据说这些人只是一小撮，可是事实上党机构的抗拒显然要比这些乐观的官方声明指的要严重得多，而且毛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清除少数几个人。他完全倾向于把现有的全部党组织打碎，然后从下到上地重建——无疑在此过程中要把红卫兵和其他人中涌现的站在文化大革命前列的大量革命干部和斗士吸收进来。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并未因一个混乱时期可能产生的后果而畏缩不前。就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他们第一张大字报中写的，目的是“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③

毛鼓动这种混乱局面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的雄心壮志显然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党组织。特别是 1966 年春夏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要成为经常性的组织。①文革小组要以巴黎公社为榜样用普选制度选出，文革小组成员可以罢免。这样干部便不可能脱脑群众，成为“资产阶级权威”。

在一个人们同时深切体会到中国清政府官员和共产党官员这两种致命的官僚主义传统影响的国家里，培养公民直接参与公众事务，以此作为一种矫正方法，这样一个目标本是值得称赞的。如我们所见，这也是毛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政治风格的特点。斯大林的方法是通过党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当他在三十年代对党的组织丧失信心以后，他就粗暴地借助于另外一个组织——秘密警察来清洗党组织。但是毛不同，他总是坚持通过群众行动。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对我们说，“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因为在中国它是铲除党领导集团中“走资派”的工具。②实际上， 我们已经看到，毛用以攻击党的机构的突击队，是得到军队谨慎和有效指导的。虽然红卫兵的行动比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来，表面上自发程度要大得多，但有理由怀疑青少年狂热加上群众暴力，能否作为管理现代国家的方法而成为官僚主义的有效替代物。

无论如何，毛目前在组织方面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以前路线的顶点（间接证明法）。同时，这些政策在某些方面又显然是与毛过去的作法完全背道而驰的。最高领导集团团结的破裂，尤其是如此，而这种团结一直是毛领导下的中国历史区别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很可能这不是毛的原意。虽然他对过去批评他的“游击方式”感到恼怒， 未尝不是他去年的动机，但他最初更为关心的可能是为某些政策和工作方法而斗争，其次才是反对那些反对他政策的人。

但从一开始“文化大革命”就是旨在维护毛自己的权威，以及林彪作为

① 《北京周报》，1966 年 9 月 16 日，第 38 期；中文载于《红旗》1966 年第 11 期第 29 页。大字报写于 7

月 27 日，在红卫兵 8 月 18 日第一次群众大会以后的 8 月 21 日始发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

是由人民解放军 6 月下半月组织的第二个试验组织）（此说似无根据。——编注）。援引毛泽东的话，也

作为大字报同时在北京报刊上较详细刊出，这段话摘自 1939 年毛纪念斯大林六十诞辰的讲话，全文发表在

《新华月报》第 1 卷第 3 期第 581—582 页。

② 这句话多次说过，例如，见林彪 1966 年 10 月 1 日的讲话，《北京周报》1966 年第 41 期，第 10 页。

③ 《红旗》，1966 年第 11 期，第 27 页。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6 年 8 月 8 日通过的决议。

② 参见《北京周报》1966 年第 52 期第 2O 页上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译文。

之间在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已经非常激烈，以致推行政策的斗争已很快变成一场为求政治生存的斗争——也许，最终甚至是一场为求个人生存的斗争。而且，虽然毛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共产党，但是在遭到反抗以后， 他很快不得不暂时放弃从内部改革党的努力，而赞成由军队支持对党进行全面攻击。这样，他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团结反对过他的人，这些人过去彼此之间未必都有同样的观点，更不必说组织了小宗派，但他们都共同对他们创立和领导的组织怀有深厚的感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情况和组织方面的情况相似。毛今天在这方面的政策虽然有些方面是从毛过去的政策发展出来的，但也是否定过去，甚至背叛了过去。

我们看到，早在 1918 年，毛把儒教的“三纲”看作是中国若要进步务必打碎的“恶魔”。从此以后，他一直在使人相信，中国只有经过一次深刻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惯井使之适应在现代世界生存的文化革命。才能够获得新生。一个短时期内，他认为用陈独秀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便可达到这一目标。后来他又相信了列宁主义；可是从政治方式来说，如果这意味着他放弃个人主义而赞成集体主义，那么在文化领域毛仍然赞成某些西方化的社会准则，在这些价值观念中，主要的东西是，以一种普罗米修斯式改造自然的强烈冲动取代始终作为中国社会之特征的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理想，破除迷信，抛弃屈从于父亲、丈夫、长者、官吏这类尊贵者的传统态度。

1938 年，毛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口号，后来一直继续提倡这个主张。可是，“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隐喻的外衣， 用中国的例子来阐述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传统中挑选出被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结合，那么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便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

毛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条件的混合物，虽容易被他的同胞们吸收，但也有危险，因为他们只主要记住中国的和熟悉的东西，而不领会对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新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果过去的勇猛提高了中国的民族自豪感，那传统隐喻的语言便不是证明中国革命的普遍意义的适当工具。因此，合乎逻辑的做法应该是最终达到一个论点，即保留民族的价值观念看来只是个累赘，而不是力量的源泉。

看来，1965 年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正在发生着这些事情。毛的口号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并且不再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民，而常常谈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诚然，谁也不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指的毛的统治。“阶级斗争” 则主要是指与党内反对毛的分子作斗争。但是即使是那些打着“毛泽东思想” 招牌宣传的偏执和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说法，似乎也有助于反复灌输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态度。在仔细阅读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无数工农写的“哲学”文章以后，就能发现文章作者从学习毛思想中所学到的是要随机应变，全面地看问题，用实验来检验他们的思想以及为了共同利益而努力工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合理核心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已被群众运动所吞没。这次群众运动的不合理程度——或者至少其形式——就连过去斯大林的俄国也是从未见过的。实质上，8 月中旬出现的这种趋势，是对毛个人一种完全新型的崇拜和把“毛泽东思想”从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一种具有神效的马克思主义古兰经。

我们在这本书中常常见到，为了表示毛的立场比实际情况要更加前后一

写成现在的版本。尽管如此，由篇幅很长且相当完整、按年代顺序排列文章所编成的《选集》，毕竟还是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画面，反映出他在多年斗争中为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而逐渐改变自己思想的过程。

1966 年夏，在广为人知的、报刊上又逐余转载的《毛主席语录》中，看不见任何这种历史观点了，它已消失殆尽。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精选过的短短几行引文似乎已不再是分析具体历史情况的片断了，而是必须牢记在心的万应箴言。固然，人们假定，看这些语录的红卫兵和其他人“应用”了它们。但是他们应用的不是毛的分析方法，而是毛作的结论。归结起来，主要是证明人的意志的全能，告诫人们要毫不留情地斗争以及既不能向“美帝国主义” 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也不能向在发展经济道路上遇到的客观困难妥协。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构成要素中，批判地分析历史情况几乎全部都从属于革命的意志了。虽然这反映出把，‘毛泽东思想”内容的简单化，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也是过去几年毛的中国和斯大林的俄国所特有的知识贫乏趋势的合乎逻辑的继续。但是从 8 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五十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也具有神效。

这个发展是和对毛的崇拜的发展和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几个月来，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见绌的程度。首先，从简单的数量意义上说，事实也确是如此，中国报刊上出现的毛的照片和毛的名字，要比十五年前苏联报刊上出现的斯大林的照片和名字普遍得多，显眼得多。①但是从质量上来看，其差别就更为惊人了。

直至不久以前，毛和他的思想虽然是最可尊敬的对象，但他本人到场却在他领导风格中不起任何重要作用。除了在国庆宴会和盛大游行场合以外， 毛很少公开露面。虽然他不象斯大林那样由于安全的原因被迫避开群众，他情愿通过书面声明或者通过对党和国家机构的秘密小组讲话的方式，使他的看法为众人所知，而群众大会则让别人去开。据认为，某种程度的神秘化和隐退显然有利于提高他的声誉。

1965 年和 1966 年冬春之交的时候，毛从公开场合完全消失，以至人们普遍以为他快死了，或是很长时间没有能力积极从事活动了（当时我也强烈地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现在还不清楚他不露面的主要原因，究竟是因为他的身体（他身体肯定不好）呢，还是因为反对他政策的人施加了压力，或是因为他自己有意准备春天开始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现在据说，他当时在上海准备“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不论如何，5 月初登过一张毛和当时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合照的照片，然后 7 月 16 日他在长江里游泳的时候又在公众面前露了面。8 月 10 日，他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总部附近的一个大厅里“接见群众”。可是，只是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好几次这类集会中的第一次），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标志，表明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异乎寻常的发展进程的开端。

虽然几天前，在北京街头已经能见到红卫兵，但红卫兵只是在这次群众大会上才算首次正式露面。在下午的大会上，一个女学生把一个红卫兵的袖

① 举例来说，随手选 1966 年 9 月 4 日《人民日报》看看，六个版面上毛的名字出现了二百八十次。斯大林

在世时最后一次苏联国庆日 1952 年 11 月 7 日出版的一期《真理报》上，独裁者斯大林的名字在六个版面

上也才提到了九十九次。1966 年 10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上，毛的照片占了第一版整整一版，而斯大林一般满足于他的照片占四分之一的版面。

（以后就这样称呼毛）毛个人和作为他实现“文化大革命”工具的青年积极分子连在了一起。红卫兵在空中挥动着红皮《毛主席语录》，这样产生的富有特点的效果，在以后每次盛大节日时都重复出现和更加增强。关于天安门广场群众大会的公开报道中有两段文字，比任何分析都更生动、更简明地的表明了今天对毛崇拜的程度以及把对他思想的崇拜和对他个人崇拜联结起来的方法。

第一段是摘自 10 月 1 日国庆节一百五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的报道：

当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宽阔大道上，早已汇集了数十里长的群众队伍。人们迎着朝霞，朗读毛主席语录， 高唱献给毛主席的颂歌：“红日在我们面前升起，灿烂的光辉照红了大地。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这时，在广场上红卫兵和少年先锋队的队伍里，系着巨幅标语的红气球，迎着红太阳冉冉升起。广场南面，十多万人用花球组成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千千万万只手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一片红光闪耀。四十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宽阔大道上，群众队伍成了红浪澎湃的海洋，欢呼声、口号声，好像阵阵春雷，滚滚不息，震天动地。

这时，很多人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记下了这个最幸福的时刻： “1966 年 10 月 1 日上午 10 时整。”①

10 月 18 日的红卫兵集会，也是用同样的词句来描绘的：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 12 时 50 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驰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10 月18 日下午 1 时 10 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①

在这些报道——以及它们描绘的事件——中，除了表现出十足狂热的阿谀奉承以外，也显著地表明对毛的崇拜越来越个人化。过去毛受到钦佩，甚至受到崇敬，但那是由于他的“思想”或者由于他作为革命领袖的贡献，所以这种钦佩和崇敬是用一种比较抽象和非个人的方式来表达的。现在，只要他到场，更不要说有机会和他握手，都会使那些看见他或者碰见他的人激动不已，人们常讲到他们事后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②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对

② 《北京周报》，1966 年第 42 期，第 23 页。

也把小红书放在身旁。

要对这样一种重大现象作出判断，并不容易。显然，这不止是一种人为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党内外无疑存在着深刻的和广泛的不同政见，但毛享有群众支持的程度，可能比斯大林纯粹靠警察恐怖来统治苏联所得到的要大得多。与此同时，有理由怀疑近几个月里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有没有严重地破坏了毛已博得的威望。在 1966 年 8 月 9 日红卫兵发动的恐怖浪潮期间，大约有儿万人被粗暴地殴打，其中几千人竟然被活活打死。众所周知，在红卫兵的后面，是林彪和他和军队。这种情况不大可能鼓励公开表示不同意见，但也不大可能增进公民与政府一致的感情。

不论如何，对个人生活的干扰，可能比三十年代俄国清洗时更加严重，虽然受害者的结局不是一律死亡或者关进强制劳动营。斯大林粗暴地消灭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者；而红卫兵不仅强行政治上的正统做法，而且还强制实行衣着和行为方面的“革命”清教徒品德。再说，毛不仅仅要求消极地接受他的政治路线，而且还要每个公民积极地参与执行路线。是不是有某些社会范畴比其他的范畴更倾向于支持毛当前的政策呢？虽

然所有这种概括只能是暂时性的和大概的，但是很难不得出这种印象，即“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反对城市、农民反对工人的一个运动。这不仅仅由一些直接的证据所证实，也实全符合以毛泽东和林彪为一方，以党的其他领导人为另一方的权力斗争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

从组织方面来看，军队主要是一支农民军队，毛从未忘记城市工人并未为了 1949 年的共产党胜利尽举手之劳而只是消极地等待军队占领城市这一点。另一方面，虽然党是在农村游击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党自然地倾向于极为重视城市无产阶级，我们已理解这就是刘少奇长期来的倾向。

再深一层说，产业工人的心理状态与毛今天想建设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吸收了某些技艺之后，势必认为技术知识是重要的，因此他们与当前认为死记硬背毛著作中的词句便是发展生产的万应灵药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而且，由于他们在主要是农业国的中国，从他们拥有的现代知识和他们享有有利的经济状况两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特权阶层，因此他们与极端平均主义的潮流不合拍。这种极端平均主义也是要以工农兵来取代职业作家政策的特点之一。而且工人可能不如农民那样容易参与 1966 年年中以后日益频繁发生的那种极端和原始的对外国人畏俱和憎恨的做法。

另一方面，也不能肯定大多数农民支持“文化大革命”。1958 年至 1960 年与此类似但没有这样激进的政策，曾在某些农村地区引起公开反抗。因此， 如果这次反应是一种放纵的热情，那将令人感到惊讶。而且根据一些报道， 在农村继续存在并比较有效地维持其控制的党组织要比首都的多。

毛最近努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广到工厂和公社去，这可能表明他并不太相信工人或农民的支持。

可以理解，最热心的支持来自青年。大多数红卫兵是 1949 年以后出生的，在他们懂事以后，人们就教他们把毛主席看作是中国的救星和慈父。再说，他们也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对过去的文化有所造诣，这一点再加上青年人的充沛精力，使他们成了 1966 年 8 月和 9 月北京和其他城市发生的砸碎雕像、烧毁图书和涂损绘画等行为的自然的和热心的工具。从数量上看，这种摧残文化艺术的行为比之大革命时的法国或者亨利第八解散.修道院时的英国也许不那么严重，但是鉴于许多老年的中国人元疑仍然极度尊重过去的遗产，因此，这对他们心理上的震撼可能更大。当时有不少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自杀，这不仅是他们受红卫兵折磨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们对于肆元忌惮地破坏中国文化和艺术遗产的行为感到绝望，只有头脑极其简单的狂热分

在这种攻击传统的背景下，现今对毛的崇拜所采取的形式显得格外古怪。无需假定这些形式仅是帝王传统的一种新变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与其说属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来副日中国的某些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诩代表无产阶级普遍真理向过去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的价值观念发动进攻，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却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普遍性原理和理性主义的实质相违背。

从一方面说，这些事件是毛一生合乎逻辑的极点。这本传记的中心课题是半个世纪以来毛参加中国人努力使国家现代化和发达的事业，同时又保持中国人的本色。毛在认识到需要西方的思想来推动中国前进（正如他的老师杨昌济写的）的时候，他自始至终都把重点放在中国人需要用中国人的方式来做事，而不仅仅是模仿西方上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早在 1918 年至

1919 年的冬春之交，由于他努力将社会主义和中国过去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在李大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受到了人们的注意。目前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是毛精心安排和缅怀往事的一种尝试，他以此来重温五四时代的文化革命，同时他也想把另一代青少年投到政治舞台上去，就象他那一代人在五十年前突然作为改造中国的新尝试的推动者站到历史前列一样，从而重新体验他自己的青年时代。

当然，这整个过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进行的；它不是不同思想学派的遭遇战，而是反映了今天的高级人物们之、间关于正确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场辩论。也许这场辩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掩饰下不再参加世界文化共同体，而参加世界文化共同体原是毛青年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五四运动时，人们以西方科学思想和西方哲学的名义，从杜威到马克思，来抨击儒家传统。而今天，中国的过去和西方的影响（包括来源于“修正主义”和“腐朽”的苏联的影响在内），统统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予以排斥。这个新教条并不是毛长期以来作为自己目标的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的结合，而是一种赞美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连祷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领导人已不再满足于笼统他说非洲和亚洲是革命暴风雨的风暴中心。最近几个月来，已经十分强有力地宣告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领袖。

由于中国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常常给予很高的评价，因此认为他们领袖的思想对革命理论的贡献在有些方面甚至比马克思本人对革命理论的贡献还重要——这和毛本人的虚荣心不大相关——就不会使人惊奇了。竟然一点儿也看不出它所批判和反驳的原理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所固有，而且也为毛本人的早期著作和活动所固有，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悲剧。毛毕生和旧社会的迷信作斗争；但他现在也忙于培植新的迷信。在“老三篇”的一篇里——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它们是今天向中国人推荐经常学习的文章—毛在 1944 年写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①今天谁要敢于公开批评毛，就会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把当前的发展简单地解释成一个上年纪的专制君主努力抱住权力不放和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这肯定是错误的。毛无疑诚心诚意地相信，他的领导和他的教导是拯救中国所绝对必需的。但是，不可能看不到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企图在他有生之年为自己建造一座比金字塔还长久的纪念碑：一个在未来的几世纪内应用他思想和崇敬他名字的中国。1965 年 1 月，毛对埃德加·斯诺说，中国的后代将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评价革命工作。他说，一千年以后，就连马克思和列宁也会显得有点儿可笑。

①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54 页。

他最终的精神境界。

三十年前，史沫特莱谈到毛时说“他的精神寓于它本身之中，使他与人隔绝”③。从长期来看，这种隔绝很容易使他和现实脱离，而且对各种形式的反对意见，那怕是从最老的和最忠心耿耿的同志那里来的反对意见，也不耐烦。但是元疑由于他不安地觉察到也许他的经验可能不再切合中国当今面临的问题，毛对于含蓄的和直率的批评他近年政策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了。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与其说这是对他能力的看法，还不如说是客观情况产生的后果。在毛生长成人的传统中国和一个竭力要在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吸收最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在知识和组织上的需要之间的鸿沟，要由单独一个人来逾越是太艰巨了。以吸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应向苏联和西方学习的政治和经济的经验教训方面，共产党内毛的某些同志和某些对手。从受的教育和性格来说，条件都比毛要强。但是正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中国传统的根基不那么深，而且脱离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正需要和愿望。毛十分卓越地适应这些需要，因此他能起到他所起的作用。现在他并不愿意承认他的思想和方法符合中国需要的这个漫长时期已经结束。因此，不断的和越来越激烈的运动，都旨在表明今天毛著作中的每个字仍然有效，他的游击战经验的每一课都仍然适用。

最后，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处境一样，毛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也会发生演变。马克思认为，他的制度的活力是依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革命力量，他认为无产阶级己从现在的社会完全异化出去，完全被剥夺了获得那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如果说这个原理终于慢慢地似乎在欧美先进的工业国里落后于潮流的话，那是由于工人在社会利益方面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以及他们越来越感到他们和现存社会之间的一致性的缘故。此外，由于不公正行为已引起广泛的关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更加显得过时。我们已看到，今天毛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外围无产阶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来代替马克思看作拯救整个社会的体现者的城市工人阶级。正是由于工人同美洲的和欧洲的社会结为一体，部分地使马克思主义对当今社会的反抗变得无力；所以把中国并入世界大集体中来，最终可以预期消除毛主义者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毒性。也正如已证明的，对西方社会中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有效的对策不是镇压，而是改革不公正的行为。所以，对付毛主义者的挑战的最有效对策，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遏制，而是积极地努力把中国拉到各国大家庭来，帮助中国人民享有全世界资源中合理的一份。

可以肯定、北京现时盛行的歇斯底里和排外气氛，并不有助于上述这种发展前景。但是美国人不能自鸣得意地看待这种局势。虽然如我前面所述， 我相信目前动乱的主要动力在于毛要改变中国面貌而且永远在上面打上自己印记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可是国外形势无疑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辩论以及在党和军队的关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红卫兵完全有道理正式宣布他们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而且还是人民解放军将来抵御美国进攻、保卫中国的后备军。即使我们可能相信没有一届美国政府会愚笨和不负责任到故意使国家陷入与中国作战的地步，但是我们对越南事件引起了北京很大的恐惧丝毫不感到惊奇。不能期望在中国大门口继续这场战争能鼓励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和宽宏大量。也不能期望一个工业大国每天把成吨成吨的炸弹倾泻到一个小小的亚洲国家人民头上的壮观，能冲淡毛把今日世界看作主要是亚洲、非洲

② 美国《新共和》杂志，1965 年 2 月 27 日，第 23 页。

③ 史沫特莱：《中国战争的赞歌》，第 210 页。

象。总之，越南的局势有助于毛游击战神话的生存，因为根据这种神话，武装斗争是解决任何问题的真正革命的办法。

随着去年的事态在北京进一步发展，美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担心这些激进的倾向最后会导致向外冒险；对中、国将忙于其国内问题而顾不上干预越南或别的地方的前景，表示满意。虽然不能排除第一种可能性。但是第二种可能性是大有希望的。今后，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中国远离世界独自在痛苦和挫折中折腾，而在这个世界中，象苏联这类表面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原则而崇拜起个人福利的金犊（古代以色列人的崇拜偶像），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总的来说已经表现出来他们不能够或者他们不愿意继续进行由中国榜样激励的有效革命斗争。虽然这在短期内看来不会比在东南亚军事扩张的前景更令人不安，但很清楚， 从长远来看，谁也不会从一个拥有七八亿人口的国家与人类其他部分如此隔绝的局势中得到什么好处。当我们进入一个美国决策者可能发现他们面临最不能预料的问题和抉择的时代时，可以制定的少数几个确定的和明晰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中国和世界脱离。

固然，关于毛的中国的未来，唯一有把握可以说的是，几乎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最高层的斗争中，力量对比看来稍稍有利于毛和他的一派的得胜。可是，即使用即刻处决的办法一举统统消灭从刘少奇算起的反对毛的一批人（据说温柔和隐退的江青就希望这样），在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和方法为根据的可行的政治制度方面，还会有许多障碍。中层和下层党组织中的成员，可能会反对毛企图通过军队和红卫兵来统治这个国家。甚至各省党和（或）军队的负责人（其中有些已成功地抵制了红卫兵运动在他们地区的渗透）也可能会坚持他们的自治权——或者是为了等待事态的结局，或者是以党的名义反对毛的个人统治，举起反抗的大旗。

短期内，毛的威望和由毛支配的武装力量的压倒优势很有可能使他能够粉碎一切反对派并维持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可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看到一种主张靠大规模歇斯底里和毛主义咒语相结合的方法而使中国强大的政策，如何能被科学家、技术员、管理人员和现代经济成分中熟练工人无限期地所接受。

因此，虽然不可能预言中国人民在最近的将来要经受什么考验和震动， 但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其他更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枯燥的但有效率的合理性的政策，最终将取代毛的干劲冲天的政策。这并不是说，中国一定会遵循苏联的榜样，今天反对毛的那些人更不是象毛自己说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苏联的共产主义变种在现在对谁也不具有巨大的思想魅力，无论哪个北京的领导集团，如果不把维持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作为它的首要目标

——虽然在毛接班人统治下，和莫斯科的关系不一定比现在的关系坏——就不能设想它可以存在下去。

不论将来中国采取的政策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很难看到现在对毛个人崇拜的夸张形式怎样可以在他消失以后还长期存在下去。可以肯定，他的接班人将会在事实上为了使他们自己不承担“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恐怖和流血以及这些发展可能会导致的经济灾难的责任，将不得不谴责对毛的崇拜。如果当真发生这种情况，毛的革命功绩不一定会被否定或者失去它们的重要意义。这些功绩将简单地根据它们特有的历史背景被看作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经验，而不一定作为将来的样板。显然，这永远不会使毛满意。他希望历史上记载的他，不仅是奠定他的国家新秩序基础的人物，而且也是永远拨正他国家航向的人物。几个世纪以后，虽然毛和马克思一样可能会过时，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这样，任何人的雄心也就都可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