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记作品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中的史实是否准确、资料是否翔实。

我们看到，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比较认真地进行了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例如，他为了核实毛泽东抗战时期的一句话，曾多次同埃德加·斯诺书信往来，终于挖掘出期诺及其夫人当年的一些笔记和文稿。

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苏联、日本和台港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著作和回忆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国的新西北》；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艾伦·惠廷的《苏联在中国的珠策》；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诺思与尤丁合著的《罗易赴华使命》；诺思的《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鲍罗廷的秘书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的回忆录《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查默斯·约输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萧柞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科（1930—1934）》》，唐卓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以及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史沫特菜等人的几十部著作。其中许多著作在我们国内尚无正式译本，它们有的提供了具有相当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有的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作者以广泛的资料为基础，才得以对毛泽东前期的一些活动作出比较可靠的分析。

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农确地反映和分析这个过程，除了参考各种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研究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我们看到，作者在这方柄进行了比较扎实的工作。他除了研究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外，还参阅了毛泽东在《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周报、《红色中华》、《中央政治通讯》、

《中央军事通讯》、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解放前各解放区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和流传出去的国内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党内的一些讲话。

对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对于有关著作中的不同说法和观点，作者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进行了比较、鉴别和考证。例如，对于张国轰在其回忆录中的某些说法，作者就力求利用各种旁证材料进行分析和批评。据粗略统计，书中对一些观点和史实加以比较和说明的脚注就有三百余条，对于澄清国内外的某些误会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作者在史实考证和文献分析方面不无失误，但总的说来，比较丰富的资料和比较严谨的考证，是《毛泽东》一书前半部分的显著特点。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未必正确或完善但却有一定启发的见解。例如，作者在书中实际上分四阶段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

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五四运动前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处于探索阶段，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政治责任心。那时，毛泽东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但尚未树立明确的世界观。可是在这一时期，融中西学为一体的倾向在其思想中已出现。他拥护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青年》杂志，参加了“船山学社”的活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表现。五四运动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发展中是个分水岭，由此开始他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毛泽东从瞩目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确立了马克忽主义世界观。作者认为，毛泽东此时虽然只能算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初学者，但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给他以极大启发。创建“自修大学”，表明他在继续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作准备。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第三阶段始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作者认为，斯大林指导的错误，促使毛泽东“寻求一条新的、中国式的通向权力之路”。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基本形成，其标志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前后的一系列著作。此后直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都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摸索革命和建设的独立道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第四阶段大致始于 1957 年后。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极端唯意志论和狭隘经验论的倾向开始露头，这种倾向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放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无产阶级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己长期以来一贯遵循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是否经历了作者所说的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进行更科学的阐述；但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基本线索来分析这一过程，仅这一点来说也是可取的。

又如，作者认为，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公开冲突的党内矛盾起源于“大跃进”，其实质是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两种不同方针政策之争，也是党的领导层就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大辩论。他不同意国外某些人把个人权力欲和虚荣心看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更深刻的考虑是培养接班人，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新型党组织。这样的分析，应当说，也显露出了作者深邃的见解。

作者认为，虽然不必过多指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实际作法却无助于实现其目标。作者指出，毛泽东号召造反，打碎全部现有的党组织，这在一个共产党已执改的国家中是令人费解的。这不仅使一大批党的重要干部被打倒，而且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因此，这场运动虽然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但它的实际作法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性主义精神相违背，也否定了毛泽东本人的一贯思想。作者例举说：毛泽东一贯反对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却使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毛泽东一贯强调团结广大干部，“文化大革命”却怀疑并打倒了一大批所谓的“走资派”；毛泽东过去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文化大革命”却号召红卫兵造各级党组织的反，使之陷于瘫痪。这些分析也与我们的看法相近。

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不符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趋势。他预言，中国的科技、管理人员和现代工人不可能无限期地接受“文化

策终将取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改变未必意味着中国将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而重新仿效苏联模式。他还指出，否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不一定就是否定他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这些看法也是很有见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从根本上在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 这场大动乱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从现在看来，作者在书中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许多阐述和分析虽然很不全面、很不深刻，但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能在二十年前就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上述一些独到见解，这也表现了作者的客观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