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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具有科学性的政治传记，首先需要对传主有一个科学的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晚年也犯有严重错误。如何对毛泽东作出客观的和公正的评价，不仅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施拉姆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的分析不可能不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一位学者，他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总的方面来说，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比如，作者在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时认为，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离开毛泽东，既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也不能认识它的现状和未来。

作者还认为，彻底改造旧中国，把中国人民中蕴藏的无穷力量解放出来， 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人民的最大贡献。

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独特道路，这是他个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作者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基本概括了毛泽东的历史伟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过程中使用过的提法，用以表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施拉姆使用这一概念，侧重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他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历史进步力量；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是反帝斗争的旗帜，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施拉姆相当重视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他以西方习惯的思维方式强调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解当然有所不同，但从整体看来，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并充分评价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 这还是应予肯定的。

施拉姆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活动基本持肯定态度，与国内研究者的认识基本接近；他对于“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尽管有些用语较为尖刻，甚至感到苦涩，但在总的

施拉姆认为，新中国建立后，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发展经济，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完成这个任务，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科学的务实精神，进行细致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这样一来，战争年代许多成功的经验就不适用了。因此，他不赞成“大跃进”的急躁冒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极端作法，认为这是不适当地照搬指导战争的某些方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应当看到，《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作法和观点虽然有一些偏颇之论，但他公允地指出：“不是毛当前的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将来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在历史上的地位的决定因素，并且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作了合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预测。一个西方学者早在 1967 年能有这种认识，应当说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