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同西方许多传记作者一样，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的个性和品格很感兴趣，他试图揭示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同其性格结构的内在联系。

例如，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高明的战略战术，这同他青年时代的个人品格中形成的民族主义、重视“武德”和“好斗”精神不无联系。

不能否认，个人品格因素在历史中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但它毕竟属于历史偶然性范畴；夸大这种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作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

作者虽然对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发表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见解，但总的说来，在这方面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对这种分析的局限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海外某些学者专从性格结构推演毛泽东政治品质和革命倾向的作法，主张把分析的重点放到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上去。

施拉姆教授认为，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格局中进行的。正是在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学说，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这本书基本上是在不同层次的各种关系结构中研究毛泽东的。

作者进行分析的第一个层次是中西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宏观结构。他力图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这一总背景下把握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势，分析毛泽东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性贡献。这样一来，本书就有了一种较新的观察角度和较为开阔的视野。作者进行分析的第二层次是中国共产党同第三国际、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中国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革的影响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由于种种原因带来一些消极后果，作者通过这种关系来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活动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作者分析的第三个层次是国共两党的关系。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在各个革命阶段中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构成了毛泽东一生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脱离开这种关系就无法正确认识毛泽东各个时期立场和观点和内在逻辑。作者还看到，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的形成、贯彻， 往往是通过党内斗争实现的，因此，他也把党内各种不同观点的斗争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层次。作者的上述分析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努力在各种关系中把握毛泽东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动因和实质，注意比较妥善地处理历史人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从而使本书的分析有一定的历史感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