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肯定本书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它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从运用资料来说，在说明和分析建国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路活动方面，缺乏翔实的资料，与建国前部分相比，显得单薄得多。有些史实也说明得不够准确，甚至有明显的错误。

史实方面的错误，书中其他部分也有一些，例如对“富田事件”和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活动的叙述，都与事实有出入，但这方面的错误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中。例如，作者根据某些流传出去的并不可靠的消息，认为红卫兵是由军队指导和创建的；彭真早在 1966 年 4 月就被捕了；江

青在 1966 年夏已成为中央委员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说法显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作者尚未掌握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加之各种传说纷纭，真伪难辨，这也许是出现上述失误的客观原因之一。

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或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作者还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或者还存在一些偏见。

这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方面。作者在书中根据欧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在一段时期年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我们知道，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发展，工人群众生活水平确有提高，但从根本上说，这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更没有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未消失，更何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所揭示的是社会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显然不能根据某些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就断言它“过时了”。

我们还看到，作者虽然对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同时又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这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各个国家进行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中国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有特殊的性质和特殊的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才可能得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在世界范围年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作者在叙述和分析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方面，也有许多明显的错误观点，甚至有使中国人民不愉快的言论。

例如，对于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作者一方面看到，它采用的是与“肃反”、“三反、五反”不同的说服教育方法，其目的是帮助广大知识分子重新建立“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运动有压抑人性的方面，是以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个人的新孝道填补知识分子头脑中由于摧毁了父权而留下的真空，等等。毫无疑问，思想改造运动存在着严重缺点，如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和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对其缺点和消极面看得过重；对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没有加以严格区分，出现过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等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但是，也应当看到，思想改造运动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增强爱国主义和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共同建设新中国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者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批评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有些人所谓的“洗脑筋”的说法，有较大的片面性。对建国初期政治运动的评述都有这种情况。

论，不加区别。这本书是在 1967 年修订再版的，出现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来看，毛泽东和林、江是有本质区别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是在他错误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确曾一度信任和重用过林彪、江青，而他们也利用毛泽东的失察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革命家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林彪和江青则是妄图利用毛泽东的失误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头子，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帮派体系和准备阴谋叛乱的秘密武装力量。毛泽东对他们进行过批评和斗争。这样一些重要区别是不应当忽略的。分析“文化大革命”，显然不能根据表面现象把林彪、江青与毛泽东混为一谈。我们相信，作者如果将来修订再版此书，或许也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还看到，书中的某些不正确的观点还同作者认识问题的方法有关。例如，作者认为，毛泽东晚年表现出的唯意志论倾向早在红军时期就存在了，其根据是毛泽东当时就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主张加强政治教育来改变红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成分的阶级属性。又如，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个人崇拜狂热，其渊源可追溯到延安整风时期。理由是那时最终导思想。诸如此类的分析，显然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正确的，必要的，不如此，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不可能建立，也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同样，延安时期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与晚年的个人崇拜也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从表面看，这些现象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科学的分析，应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从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臆测某些现象的历史渊源。

在生物学研究中常有这种情况，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也常常如此。但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必须注意事物质的规定性，把不同质的事物区别开来，仅靠表面上的相似性，往往会混淆不同的事物，牵强地把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以作者对个人崇拜的分析为例。个人崇拜是一种有其本质规定的社会现象。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尊敬与个人崇拜是两码事，前者未必一定会发展成后者。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本人是反对个人崇拜的。1949 年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1956 年，党的“八大” 总结国际共运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吸取斯大林后期犯错误的教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完全科学地解决领袖与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也没有形成一整套相应的制度，但由于毛泽东在那时的作风是民主的，他享有崇高威望并没有直接导致个人崇拜。实际上，只是到 1957 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功，党的一些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复杂现象，我们党对一些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正确原则产生了认识上的偏颇。再加上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止常，毛泽东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情况有所发展，进一步助长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直至“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因此，根据延安时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来推断个人崇拜起源于此，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即是爱国主义者，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既从本民族利益出发，也要兼顾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民族利己主义者有原则的不同。作者在分析一些国际问题时，往往淡化毛

况在书中比较明显，当然是一个较大的误解。

作者在书中还多次提到毛泽东的某些文稿的修改问题，并对此颇多非议。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历来持严谨态度。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他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有不妥当或不完善之处时，总是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修改和补充，力求以最完美的形式把自己的著作奉献给读者。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就是按照这种态度编辑的。选集中的有些地方由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由作者亲自校阅过。从当时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要求来说，主要是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一个基础读物。因此，这样的编辑是有其必要性的。至于对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专业人员来说，仅仅依靠这个选集显然是不够的。仅毛泽东的许多文稿没有收入选集，收入的有些文章也与最初发表时的原始形态有所不同。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去做专门的研究了。好在收入选集或未收入选集的毛泽东的不少文稿，都在党内外的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研究人员要找到这些文献不是太困难的。因此，毛泽东修改文稿，从基本方面看，不存在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 之类的问题，更谈不上要欺骗舆论，蒙蔽世人等等。当然，那时的编辑工作从技术处理方面说，是有缺点的。再加上后来对毛泽东的文献管理逐渐严格起来，给研究工作也带来了很多不便。应当指出，在“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对《毛泽东选集》的有些原稿或未收入选集的文献，采取的许多不正常做法，那是与毛泽东修改文稿、出版选集时的初哀相违背的。毛泽东修改文稿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不能把他严谨的科学态度简单地作为不纯动机加以指责。当然，现在看来，如果在《毛泽东选集》中给那些作过重大修改的文章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并注上原文初次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会使读者和研究者感到方便许多。这是编辑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在这方面有了改进。

以上看法，是我们一些不太成熟的意见，有的可能不正确，既欢迎施拉姆教授提出批评，也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石仲泉张宁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