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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世界为何高度关注中国七千多万人脱贫
2015 年岁末，世界关注中国的一个关键词是“脱贫攻坚”。
实现到2020 年让7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事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中国长治久安，同时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世界关注中国脱贫攻坚，因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中国的脱贫形势十分严峻。
到2020 年7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需要每年减贫1000 多万人。罗中友协主席、前罗马尼亚央行行长杜米特雷斯库认为，中国脱贫工作之所以面临较大挑战，是因为一方面国际和中国国内经济大环境同过去相比要复杂困难得多；另一方面，越到后面工作难度越大，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地区和人口是扶贫数十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难点。
中国的脱贫任务艰巨繁重。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瓦利说，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有待提高；贫困地区一般地处偏远，需要打通与发达地区交通设施等联系；贫困地区通常自然条件较恶劣，需要克服先天不足，培育经济增长点。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脱贫目标时间紧迫。
中国确定的脱贫目标意味着在短短5 年时间里，让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规模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印尼政治分析人士李卓辉认为，面对这一任务各级政府有非常大的压力。
在2015 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期间，中西部22 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
日本《朝日新闻》说，让地方干部以书面形式承诺执行政策的做法很罕见，中国把脱贫作为最优先的课题。
脱贫是中国社会变化的标志性指标
世界关注中国脱贫攻坚，因为中国社会将由此出现巨大变化，中国有能力有条件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对中国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意味着到2020 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
日本《朝日新闻》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直接关系到中共的凝聚力，中国切实需要提高内陆和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现在中国进入了力争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
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莱穆斯认为，对中国而言，消除贫困，一方面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另一方面，中国可以更加有把握地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增强中国的总体国力。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脱贫攻坚的任务虽然艰巨，但有完成任务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别尔格尔说，中国提出到2020 年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解决5000 万人左右贫困人口脱贫，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 多万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实行社保兜底脱贫，采用这样的方式脱贫是现实可行的。
中国政府要求扶贫开发投入力度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相匹配。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引导资金、土地、人才、技术、管理等各种要素向贫困地区聚集。
杜米特雷斯库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积累的扶贫经验，将是中国在2020 年之前实现脱贫目标的法宝。
中国脱贫攻坚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世界关注中国脱贫攻坚，因为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大事。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规模的脱贫任务在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的探索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极为宝贵的意义。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瓦利说，中国人口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减贫经验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帮助他们尽早脱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7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对世界减贫的贡献超过70％。韩国湖西大学教授全家霖表示，中国消除贫困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契机。
莱穆斯认为，中国实现70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努力，将推动世界消除贫困的进程。
（邵进 闫亮）
肯尼亚
在肯尼亚纳库鲁的埃格顿大学，刘高琼（左）查看甜叶菊种植试验情况。（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2016 年）
在肯尼亚纳库鲁的埃格顿大学，工人乔治在塑料大棚内种植西红柿。（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2016 年）
肯尼亚纳库鲁的埃格顿大学种植西红柿的塑料大棚。（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2016 年）
在肯尼亚蒙巴萨一处施工现场，瓦妮库（左二）和同事交谈。（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2016 年）
在肯尼亚奈瓦沙附近，一名农民在除虫菊种植园里劳作。（新华社记者潘思危摄·2015 年）
除虫菊种植园的投资人李昌洪在肯尼亚部的纳库鲁郡指导当地农民种植除虫菊。（华社记者李琰摄·2018 年）
当地农民在肯尼亚西部的纳库鲁郡摘除虫菊。（新华社记者李琰摄·2018 年）
李昌洪在田里查看除虫菊长势。（新华社记者潘思危摄·2015 年）
在肯尼亚内罗毕，一名工作人员走进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新华社记者潘思危摄·2016 年）
在肯尼亚内罗毕拍摄的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一隅。（新华社记者潘思危摄·2016 年）
十八洞村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村民邀请远方的客人品尝湘西特产猕猴桃和猕猴桃果汁饮料。（新华社记者王天聪摄·2017 年）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接亲队伍在行进中。当日，两对分别来自湘西和湘潭的新人特地来到十八洞村体验苗族婚礼。（新华社发·2018 年）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来自花垣县的苗族同胞在表演迎秋鼓。（新华社记者王天聪摄·2017 年）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小学学生在课间做游戏。（新华社记者刘金海摄·2017 年）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小学师生在课间和智能机器人“小E”玩耍。（新华社记者刘金海摄·2017 年）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竹子寨。（新华社记者刘金海摄·2017 年）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新郎的迎亲队伍遇上新娘亲友拦门。当日，两对分别来自湘西和湘潭的新人特地来到十八洞村体验苗族婚礼。（新华社发·2018 年）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新华社记者王天聪摄·2017 年）
82. 指尖上的幸福：联合国扶贫项目试水中国“苗绣”
53 岁的苗族妇女黄西九生平拥有的第一个存折，是她最近两个月绣工所得的4800 元。在她的家乡，距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凯里市20 多公里的季刀苗寨，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 元。
黄西九7 岁开始跟着母亲学习刺绣，精通平绣、邹绣、堆绣、锁边秀等苗绣技法，在黔东南州的“百佳绣娘”比赛中，两次摘得桂冠。村寨中像黄西九一样技艺高超的绣娘已不多，她们从没想过苗绣还能挣钱。
2015 年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宋庆龄基金会、凯里市文产办在贵州黔东南苗寨推出了“指尖上的幸福”项目，主要通过开展苗绣技艺培训，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女性增加收入、改善生计。
“我们请村寨里的老人们传授技艺，有些绣法由于针法本身复杂又耗时，传承断层曾经长达六七十年。项目可以使这些古老的针法传承下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文霭洁说。
培训期间，开发署还邀请苗绣大师测试绣娘们的水平，对其上交的作品进行评比，根据成绩给大家发误工费。
第一次评比时，黄西九等少数绣娘出色地完成了“作业”，领到200 元。有的绣娘潦草应付，没有领到一分钱。
“那些没有好好做的姐妹很后悔，第二次评比时，几乎全村寨的妇女都参加了。”黄西九一边用带有浓重苗语口音的普通话说，一边将一根线破成4 股，穿针引线，一根针上下锥，一根针绕线绣。
该项目在过去7 个月内给季刀苗寨的绣娘组织了3 次培训，共150 人次参与。经过培训，村寨的60 名妇女中，有46 人成为了具有相当技艺的绣娘。在开发署的牵线搭桥下，她们手中的作品也开始走出苗寨，成功接下来一些奢侈品牌定制礼品的订单。
黄西九几乎每天都要回味一遍领到第一笔订单手工费时的兴奋。“我的公公、婆婆、丈夫、儿媳都夸我能干，丈夫还说我不比他挣得少。”黄西九说，“这比喂猪、喂鸡好多了，我感到骄傲。”
苗寨里的农活和家务活过去大多由女性负责，而当刺绣可以为生活带来收益，男人们开始主动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了。
但由于资源的局限，不少苗寨男性都外出打工，苗寨女性在自身发展方面仍然面临很大挑战。
黄西九说，当地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很多姐妹不识字，甚至连自己的汉语译名都不认识，发钱的时候还要按手印领取。
“‘指尖上的幸福’项目，希望把减少贫困与保护传统苗族文化遗产、促进女性自身发展结合起来，同时让她们参与当地社区的发展，以提升她们的经济和社会参与能力。”文霭洁说。
36 岁的陈琴是季刀苗寨中为数不多普通话流利的女性，卫校毕业的她曾在村子里担任乡村医生。但2015 年，陈琴看到村寨中留守老人和儿童生活贫苦，意识到苗寨妇女自身的发展难题，便联系了寨子里的姑娘一同成立了一家小微企业，收集村寨里的手工银饰、绣片通过网络售卖，帮助村寨妇女用刺绣为家庭创收。
由于没有好的产品想法和专业的经营指导，苗绣的销售不尽如人意。当“指尖上的幸福”落地季刀村后，陈琴毫不犹豫地申请成为项目联络人，在项目初期，她挨家挨户去劝说妇女们加入培训。
在联络培训的同时，陈琴开设了家庭旅馆，吸引外来游客。
这样不仅推广了苗族文化、苗绣产品，还提高了收入。陈琴的年收入已由2014 年的2 万—3 万元，增长到10 万元。经济上的富足让陈琴高兴，但更让她兴奋的是越来越多的绣娘加入进来，有些在外打工的苗族女性也回到寨子成为绣娘。
“指尖上的幸福”为期3 年，除季刀苗寨外，还在猫猫河村设置了项目点，当地的苗寨妇女参与热情也很高，甚至成立了合作社。
在合作社的第一次培训中，培训老师让苗寨学员用笔画出平时比较熟悉的民族图腾并讲述背后的意义，希望当地社区和群众根据苗寨资源主动开发发展方案，使参与项目的少数民族群众享有发展和脱贫的主导权。
“开发署希望通过引入社区可自我运营的商业模式，帮助当地特色产业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甚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孵化出少数民族特色产业的社会企业，使扶贫的成果可持续。”
开发署驻华代表处的项目负责人谷青说。
陈琴很期盼下一阶段的培训，她期待村寨中多一些管理和营销的人才。陈琴号召季刀苗寨的绣娘们从每100 元的收入中拿出3 元作为种子基金，鼓励支持更多的苗寨妇女创业。
“刺绣只是一个点，苗家还有古歌、情歌，这也需要传承，应该充分利用寨子的资源，形成合力。现在已经积累了5600 元创业基金了，虽然不多，但我相信未来我们苗寨的姐妹们可以利用经营与创业真正摆脱贫困。”陈琴说。
（刘伟）
83. 新西兰“农民教授”帮助中国反贫困
一场秋雨让“苦甲天下”的西海固更凉、更绿了。
身穿黑夹克、蓝色牛仔裤，脚蹬黑色运动鞋的蒂姆·哈维爬上一个小山坡，不得不歇几分钟让急促的呼吸平缓下来，然后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满是泥泞和粪便的羊圈。
“养了几年了？”“最开始有几只羊？现在有几只？”“养得怎么样？”……问题一个接一个通过翻译到达46 岁农民李生禄这里，有些他能准确回答，有些却只能摇头。
李生禄的家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田坪乡燕李村，是县里交通最不便利的村庄之一，距离固原市区近100 公里。这里也属于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燕李村是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扶贫点。2014 年，他们在此推行“全赠半返”的扶贫模式，即第一年向农民免费赠送8 只母羊、1 只公羊进行繁育，第二年回收4 只母羊。目前，李家共有60 只羊。
听村干部说这位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的外国人是很牛的专家，李生禄赶紧请教：“羊老流鼻涕，是咋回事？”
哈维听完后，连忙让李生禄告诉他是哪些羊，两人合力抓住一只，抬起羊头仔细观察。
“羊有点感冒，加上前段时间没下雨天气干燥，空气中粉尘太多，所以羊就流鼻涕了。不过不严重，再观察一段时间。”
哈维解释说。
李生禄是第一次见哈维，可同属燕李村却相隔近10 公里的李玉刚却已连续三年接受哈维的养殖指导。
“他每次来肯定钻羊圈，不嫌脏、不嫌臊，还给我们讲咋种苜蓿，咋喂养，咋防病，好得很！”这位55 岁的农民连连夸赞。3 年来，李玉刚家从没有一只羊到存栏34 只，累计还卖出去116 只，收入4 万多元。
“在宁夏外专局的组织协调下，我们和哈维合作了很多年。
老先生理论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强，每到一个点，都先去养殖场、养殖户家里看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培训。”宁夏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杨奇博士告诉记者，哈维在实地考察时会拍很多照片，然后利用休息、赶路的时间做PPT，培训时农民就能看到自己村甚至自己家的照片，很有兴趣听。
8 月13 日晚到达银川，14 日一大早就从银川出发一路往南来到西海固，十余天里每天满负荷运转。给哈维开车的年轻司机都觉得自己快受不了了，由衷佩服这位71 岁的外国专家。
2004 年，新西兰与宁夏银川市有一项农业合作项目，哈维作为新西兰方面的专家第一次来到宁夏。
2017 年是哈维第十二次来宁夏，2016 年9 月他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作为搭档，一路走来，杨奇感觉哈维的体力明显不如往年，爬楼梯、上山坡都十分吃力，半天缓不过劲，但另一方面他又很“年轻”，抓羊“轻轻松松”，两三个小时培训全是站着讲。
在宁夏西海固地区，畜牧养殖是脱贫致富的“金饭碗”。
“给农民培训不能光讲理论知识，要讲实际操作，这点哈维做得特别好。而且他经验丰富，注重细节，长于精细化计算，每次上课都能明明白白告诉老百姓这样养能省多少、能赚多少。”
杨奇说。
一个农民打算将牛圈拆掉一半来养羊，以便通风透气，但哈维告诉他不用拆，只需把其中一边的房顶垫高，这样省事省钱，空间还大；一个农民嫌大牛圈养羊太宽敞，抓羊不易，哪只羊打针了也分不清楚，哈维教他一些小技巧给牛圈合理分区，让一切井井有条……
“哈维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见到每一个农民先握手。他不怕脏、不怕苦，这种精神让我很感动。”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马继凯说。这位学者型官员最早促成哈维来宁夏，且10 多年来坚持当他的翻译。
退休前，哈维是新西兰梅西大学的教授。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并不容易，因为家庭贫困，哈维高中毕业后只能回家养牛养羊，5 年后攒够钱才得以进入大学。
正因如此，他一直说自己“骨子里永远是农民”。
“我热爱我的工作，享受在宁夏帮助农民，特别是培训年轻农民的过程。希望通过提高他们的养殖水平能让他们获得更多经济效益，改善生活。”哈维说。
马继凯告诉记者，有些地方哈维去了多次，虽然每次讲的内容不同，但有一些农民听课会不认真，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提不起劲来翻译”。可哈维告诉他，只要十人里有一人在认真听讲，只要这个人有改变，培训工作就有意义，就值得花精力。
哈维已在中国工作30 余年，足迹遍及贵州、内蒙古、新疆等地，并先后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和宁夏颁发的“六盘山友谊奖”，他最早工作的贵州省更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
“我喜欢中国的西部，这些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畜牧养殖业来说，从家庭式养殖发展到养殖场、合作社等，速度非常快，而在新西兰这一转变历时近百年。尽管目前两者仍有差距，但中国畜牧养殖业发展后劲很足。”哈维说。
往返12 次，宁夏已成为哈维的“第二故乡”，他学会了用筷子，也学会了像豪爽的宁夏人一样喝酒“干杯”。
“虽然我头发白了，行动慢了，但我的心依然很年轻。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来宁夏，培训更多的农民。”他说。
从西海固回银川的崎岖山路上，哈维还在核对数字，撰写报告……
（艾福梅）
84. 墨西哥“咖啡先生”扎根中国西南村庄扶贫
早上8 点半，位于云南省普洱市的雀巢咖啡中心开始运转。
农艺服务部经理孔赞龙和门口等待出售咖啡豆的“咖农”打过招呼，便匆匆向仓储中心走去。
孔赞龙来自墨西哥，是雀巢公司派驻在普洱的农艺专家。
自1992 年雀巢公司在云南成立咖啡农艺服务部门以来，已经有6 任外国专家在普洱指导当地咖啡产业发展。
2014 年底来到中国的孔赞龙，已经在普洱度过了3 个咖啡收购季，现在他仍能回忆起刚来中国时的兴奋劲：“普洱不算大城市，那时，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但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孔赞龙来到普洱的时候，云南的咖啡产业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经过近30 年的发展，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到全国的98％以上，而云南咖啡又有近六成来自普洱市。2015 年，普洱咖啡种植总面积近77 万亩，被誉为“中国咖啡之都”。
“在咖啡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的云南是最适合发展咖啡产业的地方之一，这里仍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
他说。
“在墨西哥的时候主要是负责同咖农的沟通，现在除了采购还要负责出口、质量把控等工作，需要一些新的知识和经验。”
他说。
在孔赞龙眼中，云南对咖啡的态度经历了从探索到熟悉，再到现在享受其中的过程。“咖啡成了普洱的支柱产业之一，街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咖啡馆。不过最让我惊喜的还是咖农的变化，一方面，种植咖啡的农户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咖农’也不再只关心产量，开始注重咖啡豆的质量，这有助于云南咖啡品牌的建立。”
2016 年3 月，雀巢在普洱设立了全球首个咖啡中心。占地3 万平方米的中心有着专业化的实验室、综合处理仓储设施和咖啡豆检验室，孔赞龙的工作也越发忙碌。咖啡中心成立伊始，咖啡豆收购量每天有110 吨，如今，中心每天能收购近200 吨咖啡豆。
孔赞龙告诉记者，收购量的上涨也源自“咖农”种植水平的提高。刚来普洱时，他和当地“咖农”交流后发现农户种植咖啡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收效不错。“在种植这一块农户已经有了一定经验，目前我们正组织为农户提供专业培训，教他们如何进行咖啡豆加工和质量控制。”
如今，每天在同各部门沟通协调工作状况后，孔赞龙就会来到仓储中心外监督。对从“咖农”那儿收购来的每袋咖啡豆都会抽样，样本混合后拿到实验室检测，在完成对大小、含水量等指标的测定后，咖啡豆会进入烘焙、研磨等后续环节，并进行感官评估。最终，只有各项指标达到雀巢全球咖啡豆采购质量标准的咖啡才会在仓库装袋。据悉，中心采购的85％的咖啡豆会出口到欧洲等地的雀巢加工厂进行加工。
“普洱的咖啡产业充满了希望，相较于其他传统咖啡产地，这里正迸发着活力，拥有无限的可能，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动力。”孔赞龙说，咖啡中心落成后，他还有很多计划想要去实施，希望能在云南工作久一些，能亲眼看到云南咖啡叫响世界。
（阚静文）
85. 小山村偶遇“扶贫”洋专家
在河南省洛宁县上戈镇培训中心的苹果种植技术课堂上，白发碧眼的老师、屏幕上的全英文课件和台下坐着的上百名中国农民，让人有些吃惊。
在这个离郑州300 多公里的深山沟里，同在台下听讲的上戈镇党委书记田卫杰说，这位名叫科特的洋专家来自意大利，是苹果种植方面的权威，同时也是当地一家现代农业企业的顾问，这次他正是受企业邀请来做指导，并给镇里的果农们授课两天。
洛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上戈镇是该县最贫困的乡镇之一，220 多平方公里镇域面积绝大多数位于伏牛山深处，1.7 万多口人中有4000 多人仍处于贫困线以下。苹果种植是上戈镇的传统产业，引导农民种植苹果增收是当地扶贫开发的主要手段。
68 岁的科特看起来精神矍铄。他的课件图文并茂，他讲一段，翻译就翻一段。听课的果农都说听得懂，挺有用。在展示欧洲的苹果园时，不少果农发出惊叹声，因为这与他们的苹果园截然不同，长出的苹果也比他们的漂亮许多。
科特主要讲授的是欧洲先进的矮化密植种植模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稀植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产果快，而且亩产是传统种植模式的2 到3 倍，经济效益更高。
课堂授课结束之后，科特又来到当地一家果园现场讲解。
一名果农指着生了腐烂病的传统稀植模式果树问：“腐烂病怎么治？”科特摇摇头说：“意大利没有腐烂病，我也不知道。”
他转身指着旁边的矮化密植果树笑着说：“你教我中国种植技术，我教你欧洲种植技术。”
果园里白雪未消，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科特向果农们现场示范矮化密植苹果树的压枝、剪枝等田间管理技巧，并同果农们进行互动交流。
“种苹果是为了产苹果，而不是为了产木材。”最后他这样总结欧洲的种植理念。
30 多分钟很快过去了，时间已经到了中午1 点半，科特才结束现场授课返回吃饭，很多果农依然意犹未尽。
上戈镇庙洼村村民张应周听完科特的授课后，感觉受益匪浅。“我种了30 年苹果，听了之后觉得还是人家欧洲的技术先进，我准备把老苹果树拔了，也试试外国的方法。”
科特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5 年，目前已十多次到中国各地考察、授课，但来到洛宁这个小山沟还是第一次。
“中国这30 年变化巨大，农业理念也转变很快，但仅就这片山区的苹果种植而言，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相信把苹果种好了，一定能帮助这里的农民致富。”科特说。
邀请科特前来授课的陕西海升果业发展有限公司洛宁分公司已经流转了2000 亩土地，按照欧洲的技术进行苹果示范种植。
“这里具备矮化密植的条件，通过示范先进的种植模式，引导果农转变种植理念，再根据土壤、地形、水利等条件帮助农民进行种植方法的改善，提高产量，肯定能够帮助不少农民脱贫。”该公司董事长王俊清说。
（李亚楠 刘金辉）
86. 麦当劳与坝上汉子的“土豆梦”
1990 年，麦当劳第一家中国餐厅开业，选址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深圳。两年后，北京王府井也有了金色“M”招牌。
餐厅生意火爆，超乎想象，但背后马铃薯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从事马铃薯研究的坝上汉子王登社回忆说，麦当劳的招牌薯条在中国并没有合适的加工原料马铃薯。作为全球马铃薯产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每年却要进口5 万吨左右的薯条来满足市场需求。
他介绍，制作薯条的马铃薯要同时满足“长椭圆形、芽眼浅、还原糖含量低、干物质含量高”等诸多条件。中国的大部分马铃薯长于抗旱抗病，但并不符合加工标准。
其实早在1982 年，麦当劳曾调研过中国的优质马铃薯种植地，第二年还把适用于加工薯条的一系列洋品种引入中国，其中就包括在北美地区最常见的薯条加工原料—加拿大品种“夏波蒂”。
自20 世纪90 年代初，麦当劳开始从美国派遣马铃薯方面的专家到中国。在业务往来中，王登社的人生第一次跟“老外”有了接触。
外国专家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极大震撼了王登社，也激发了他的热情。他观察到，在中国，农民种植农作物不成功，往往缺乏的不是“良种”，而是“良法”。一想到合资企业集约化、规模化的农场操作场景，他便再也不想窝在研究室里，“要到更大的平台做更多的事情”。
这种“不安分”后来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1995 年，王登社加入位于北京的麦当劳薯条供应商，默默学习、总结着外国团队的“成败得失”。“我当时想，也许可以把理念与实际相结合，在外国专家的基础上加以一些创新和改变，没准就能成。”
1999 年，王登社找到老东家坝上农科所，创建了自己的试验系统。
2002 年，“夏波蒂”终于在中国大地成功大规模量产，王登社与“夏波蒂”也联系在了一起。
后来，王登社成立了张家口雪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雪川农业），从马铃薯种业起步，进军国内种薯市场，入驻河北省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
王登社强调，研发将是自家企业永恒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想长远发展，必须不断创新，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工艺、产品。”
随着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国外农产品蜂拥而至。
与拥有高度产业化、机械自动化生产条件，掌握先进管理和市场理念的国际巨头相比，处于劣势的中国马铃薯产业亟待实现整个行业水平的跃升。
2014 年，为进一步提高贫困地区马铃薯的加工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雪川农业开始与荷兰爱味客合作开展马铃薯加工项目。双方共同投资6 亿多元，安装建设新的法式冷冻薯条生产线和全粉生产线各一条，每小时可加工7.5 吨马铃薯。
雪川农业用“造血”的方法进行精准扶贫，把企业的奋斗精神也注入农民群体的血液之中。
这些年，雪川农业在河北省张北县、沽源县、康保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正镶白旗等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先后投资近5 亿元，建设了国际标准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基地。与周边地区多家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户签订马铃薯种植回收合同，为2 万多个贫困家庭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六七百个当地村民现在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雪川人”，还有4000 多人也加入了其临时季节性用工的队伍。
未来十年，王登社打算带领团队踏踏实实地夯实国内马铃薯市场的基础，为走向国际做足准备。
（韩筱婧）
87. 牵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贫困地区孩子“搭桥”
维吾尔族姑娘古丽扎尔（化名）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她遇上困难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她的“宋阿姨”。
“宋阿姨”并不是她的亲戚。她叫宋月兰，是新疆伊宁霍城县二宫村的儿童福利主任。她的工作是确保困境儿童得到有效关爱和服务，打通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2010 年儿童福利项目刚刚开始实施，宋月兰入户时发现古丽扎尔家里情况不太好。女孩的父亲患有小儿麻痹，母亲患有严重的肺病，3 个孩子未成年，都靠家里10 亩地种苞谷和低保为生，一年收入只有五六千元。
更让宋月兰吃惊的是，古丽扎尔的弟弟已经1 岁多了还没有落户。“她家经济十分困难，没有钱去医院生孩子，只好在家里生，所以没有出生证，没法办户口。”宋月兰说，“而且他们父亲不懂汉语，不知道找谁去办。”
没有户口非常不方便，孩子去医院打疫苗打不了，也办不了合作医疗卡。宋月兰前前后后跑了两个月，当年就给办下来了。
此后她就特别关注这个家庭，经常招呼孩子们周末去儿童之家。
“弟弟去了儿童之家以后懂事了。”古丽扎尔说，“他回来知道帮助做家务了。”两个弟弟分别上二年级和四年级，他们还在儿童之家交了不少朋友并学会了写日记。
2015 年4 月的一天，宋月兰下班刚到家，15 岁的古丽扎尔就找到了她，原来是家里筹措不到买种子的钱了。宋月兰当即拿出2000 元给了她，说：“钱你先拿回去用，不够再来找我。”
古丽扎尔连声道谢，并承诺收了庄稼后就还钱。这个承诺在当年秋天就兑现了。
儿童福利主任示范项目由国家民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0 年推出，最初覆盖了河南、四川、山西、新疆和云南5个省区的120 个村，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全国31 个省市区的6 万个村子。
项目通过与基层儿童及其家庭的直接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助其获得基本的社会福利。
“儿童福利主任就像一座桥，让贫困儿童能够享受到国家的政策，从而生活得更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员许文青说。
伊犁州通过民政局和住建局联合并发动社会组织参与，支持5 个县开展了村级儿童之家的建设和儿童福利主任的工作，帮扶对象包括无户籍儿童、孤儿、单亲儿童、留守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
伊宁县盖买村儿童福利主任阿提记得，最初到艾孜哈尔（化名）家入户的时候，男孩和弟弟正在院子里玩耍。
“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上学，他们回答说因为没有户口。”
她说。
艾孜哈尔的父亲2008 年因为暴恐入狱服刑10 年。他的妻子很快改嫁了，留下当时6 岁的艾孜哈尔和只有1 岁的小儿子给叔叔一家抚养。叔叔家靠种苞谷和到集市上卖一些鞋子之类的小商品为生，且自己家还有2 个孩子。
阿提用1 个月时间帮艾孜哈尔兄弟俩落户。4 个上学的孩子每学期开销要1000 元，阿提帮他们申请了低保，及每人每个月60 元的困境儿童补贴。
除了一两周来看望一下孩子们以外，阿提还安排他们去了寒暑假温馨课堂。那是动员村子里的大学生利用假期义务给孩子们辅导功课的场所。
现在艾孜哈尔和弟弟不但学习成绩有了提高，性格也变得开朗了。和记者交流的时候，他一直带着微笑。
艾孜哈尔先天手指脚趾粘连，阿提打算找机会带他去伊宁县的医院看看，让他参与到免费手术的项目中。
如果一切顺利，他们的父亲2018 年就能出狱了。儿童福利主任对他家的帮助让他很感动。除了嘱咐艾孜哈尔照顾好弟弟之外，父亲还在信中表示，自己现在很后悔。“希望以后一家人都要守法，不再犯错了。”
民政部一位负责该项目多年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副司长说这正是他想看到的。“一个地区的稳定关键在社区稳定，而社区稳定的关键在家庭，家庭的关键在孩子。”他说，“儿童是一个地区的未来，儿童团结意味着民族的团结。”
然而，儿童福利主任的工作并不容易。宋月兰每个月作为儿童福利主任的收入只有800 元，却几乎每周都要入户，这些年已经骑坏了3 辆摩托车，两腿都患上了关节炎。
宋月兰一共负责920 个孩子。“这些小娃娃跟自己特别亲的时候很有成就感。”她说，“孩子们生活的改变是我坚持的最大动力。”
过年的时候，古丽扎尔和妈妈会炸一盘馓子送到宋月兰家里。宋月兰推荐古丽扎尔作为受助孩子代表去北京参加夏令营，女孩还给她带回了一个镯子作为小礼物。
看到记者在她家采访，古丽扎尔说她长大后也想当一名记者。“那样我就可以记录身边的这些故事了。”她说。
（白旭）
88. 中国减贫行动惠及邻国
中国的减贫行动不仅造福本国公民，也惠及邻国人民。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省腾冲市猴桥镇，当地政府鼓励民众通过参与跨边境贸易来提高收入。
村民蔡福会说：“猴桥曾经是一个有着1780 位居民的贫穷小村庄，但是现在超过300 个人加入了跨边境贸易，我们在过去半年里净赚了60 万元还要多。”
缅甸居民也紧随其后。据腾冲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何舒源介绍，他们公司目前聘用了5000 多名缅甸员工，而且这个数字在忙碌的旺季还可能超过7000 名。
在云南缅甸边界的张家老宅村，当地政府刚刚建成一条水泥路，将这个曾经偏僻的小村庄和附近的城镇连接起来。这个村庄生产着最好的茶叶，但是落后的交通阻挡了茶叶的销路。
新路开通后，茶叶终于得以运往外地，价格达到每公斤400 元。
村民艾帅祥说：“几千米之外的缅甸乡村也从这条道路中获了利，因为他们种茶的山区离我们很近，所以现在也在我们的村子里卖茶叶，这样一来，就满足了许多顾客的需求，多亏有这条新路。”
四月中旬，中国当地政府在云南一个边界县举行了“村长研讨会”，约有100 位村长、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参与会议，他们分别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
在研讨会期间，他们表达了对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希冀。
研讨会的一位参会者表示：“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关于中国脱贫经验方面的农业培训和交流。”
（李家瑞 李怀岩）
89. 中国经验助非洲农民减贫增收
农业一直以来是中非合作的重要领域，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期间，农业现代化被确定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之一，双方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务实高效农业合作，为非洲国家农村地区的减贫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塞内加尔农民的“致富领路人”
今年6 月，卸任中国援塞内加尔农业组组长不到一年的郑俊杰，又紧接着飞往了乍得，参加第六期中国援乍农业专家组，主抓蔬菜和水稻技术工作。
“近七年的援非岁月，已经在我心中铭刻了难以销蚀的痕迹。去年卸任回国，大半年时间魂牵梦萦的仍旧是非洲。”郑俊杰说。
据他介绍，中国援塞内加尔农业技术合作组有十多人，下设两个小组，一个是位于首都达喀尔郊区的蔬菜组，另一个是位于该国北部与毛里塔尼亚交界的波多省的水稻组。
在建设好高标准的实验示范基地之余，郑俊杰还带领组员们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培训，为塞内加尔培养各种农技人才。仅2015 年和2016 年，他们在南北跨度近千公里的广大区域举办各类农技培训班18 期，培训学员近千人次。
据郑俊杰介绍，在他们的指导下，塞内加尔北部波多省水稻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吉亚村村民基戈家的水稻田亩产由150 公斤增加到620 公斤，粮食获得丰收，基戈买了新摩托车，在宰牲节时特意给中国专家送来羊腿表示感谢。
郑俊杰说，在塞内加尔这样的故事并不少，仅在波多省就有6000 多农户受益于中国技术，粮食产量增加了50％以上。
许多农民都把中国专家称为“科技致富领路人”。
“中国中心”在贝宁展现示范效应
由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并经营的中国援贝宁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国第一批建立的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之一，它是中国政府落实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项举措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当地农业技术水平，促进农村、农业经济发展作用显著。
中国农垦集团国际事业部经理姚黎英介绍，示范中心成立以来，一批批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与贝方在农作物栽培、育种、畜禽养殖等领域开展合作，对加快贝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脱贫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玉米是当地主要农作物之一。中国专家通过传授玉米杂交高产种植技术，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贝宁畜禽主要以散养为主，满足不了当地市场的需求，示范中心引进优良品种，开展蛋鸡和肉猪的养殖实验和示范……“示范中心针对贝宁国情，因地制宜开展了农业技术培训、实验和示范。”姚黎英说。
据姚黎英介绍，采用了中国技术之后，当地村民库努家的玉米产量从每公顷约800 公斤增长到3.5 吨。如今，库努除了自己种玉米，还把技术教给周围村民，努力提高生活质量。
贝宁政府对示范中心给予了充分肯定，贝宁农业部门官员称赞它为提高贝宁农户收入、保障家庭粮食安全和实现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海战术”在坦桑尼亚农田焕发新生
为了让更多的非洲政府官员、非洲的农民能在他们的土地上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农业与减贫的做法，一些中国学界人士也开始走进非洲。
中国农业大学从2012 年开始，派出专家团队走进坦桑尼亚，选择在坦桑尼亚重要的农业产区莫罗戈罗省展开在非洲田野落地示范中国农业发展和减贫经验的探索。
在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的带领下，基于对中非农业发展的对比研究，中国学者提出了转换既有资源禀赋的发展路径，将中国人多地少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密集农业技术，在坦桑尼亚的条件下进行再开发，形成了劳动密集玉米增产技术体系。
“要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提高土地单产，用人力资源优势弥补资本不足，使非洲农业发展减少对于资本等要素的依赖。”李小云说。
李小云团队是基于非洲农业发展现状做出上述尝试。他们认为，高投入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思路在目前而言并不适合非洲，所以他们的项目强调“平行经验”的分享。尽可能把中国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业发展实际经验，而不是中国当下的农业模式介绍到坦桑尼亚。
过去六年，中国农业大学众多师生频繁往来中坦之间，积极指导当地农民开展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他们的探索获得良好的效果。李小云说，周边一千多个“示范户”在过去六年，粮食产量达到平均水平的2—3 倍，对减少贫困效果明显。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徐秀丽认为，这个项目“关注民生，发挥民间外交的重要性”。它的成功给一些非洲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另一个路径。
“农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囿于现实条件，一些理念和模式的效果还不能完全显现。”姚黎英说，“但是‘种子’已经播撒，待到条件成熟，自然会‘生根发芽’。”
（郝王乐 卜多门 李娜）
90. 中国“神草”站上全球反贫困前线
一种名为菌草的神奇植物2018 年11 月16 日在APEC 峰会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露面。当天，在中国和巴新两国领导人见证下，中国援巴新菌草旱稻技术项目协议当天正式签署。
“通过菌草旱稻技术项目的实施，我们希望使巴新东高地省的农业生产力翻一番，贫困人口收入翻一番，并增加妇女和青年就业。”正在当地推广该技术的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林占熺说。32 年前，他发明了以草代木栽培蘑菇的技术。这种草被命名为“菌草”。
“林草”名扬，可持续发展中国方案
2015 年的联合国成立70 周年系列峰会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在会上宣布，设立为期十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菌草成为该基金推进的重点项目之一。
中国菌草技术已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落地20 多年，福建专家教会当地部落种植高达数米、生长迅速的巨菌草，并作为原料培育食用或药用真菌，或作为优质饲料来养牛羊。2017 年，巨菌草在巴新创下每公顷年产鲜草854 吨的世界纪录。
在巴新，人们把菌草称为“林草”，以表达对中国专家的感激。
菌草的发源地和全球技术中心，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就在福建农林大学校园内，这里最显眼的是一丛丛比人还高大的草，那是到访的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此植下的“友谊草”。
目前，林占熺团队已就菌草技术在国内外培训了近7000 名外国科技人员和官员学者，为8 个国家培养了15 名菌草专业的硕、博士留学生。
在菌草中心攻读博士学位的理查德·扬基，是加纳的大学教师，他最关注用菌草改善环境—加纳有很多贫瘠土地，金矿开采也导致土地污染。回国后，他不仅要教学生用菌草养菇和治沙，还会同金矿公司及政府部门沟通，用菌草去治理土地。
“菌草让我们两个国家走得更近了。”他说。
“菌草”出世，反贫困绿色“奇兵”
20 世纪80 年代，福建农村大量用树木栽培香菇，引起林占熺的担忧—以破坏森林和生态为代价养菇致富将不可持续。他努力探索“以草代木”养菇，成功后又根据菌草用途广、生长快、产量高且根系发达的特点，用于治沙、养畜、发电和新材料开发等，形成了独特的菌草技术和菌草产业链。
那些用来选育菌草的野草有六大特征：光合作用强，固氮能力强，根系发达，植株高大生长快，适应性强，利用价值高。目前，林占熺团队已选育菌草45 种，能生产55 种食、药用菌。
“农民种植菌草，既能带动食用菌和药用菌种植加工业，也可促进畜牧业和饲料业发展，还能保持水土进行环境治理。”林占熺说。
多年来，菌草帮助宁夏、新疆、贵州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增加了收入，保护了森林，改善了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
在黄河上中下游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地区的多个地点，科研人员用菌草进行生态治理取得积极成效。林占熺与多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已联名建议，在黄河两岸建设1000 公里菌草生态安全屏障。
“鱼渔”并授，对外援助新理念
短短20 多年，菌草作为中国对外援助技术已传播到105 个国家，给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带来脱贫希望。
他的女儿和助手林冬梅指出，这些国家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很相似，正处于从贫困到温饱的阶段，人民对食品有更高要求，畜牧业对饲草的需求大增，出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矛盾。
“扶贫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短板。”林占熺说，“菌草提供了一个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不破坏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林占熺团队在发展中国家推广菌草时注重“五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简便化、技术本土化、生产标准化、农户组织化，短时期内就让大量贫穷人口参与到生产中，进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他们在非洲推广“10 平方米菇场”，农户用10 平方米土地一年可产1.2 吨鲜菇，种菇7 天后就开始有收入。菌草项目服务“穷人中的穷人”，把农村缺乏土地资源、劳动力与知识技能的单亲母亲、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为帮当地接受蘑菇，中国技术人员会扎上围裙当大厨，举办烹饪培训班和展销会，与当地人一起开发蘑菇食谱。
菌草作为饲草的用途受到很多非洲国家重视。马达加斯加农业部引进中国菌草技术主要是为了增加优质饲料，以减少当地牛羊被盗现象，减少游牧部落与农耕部落的流血事件。
在巴新和非洲国家，林占熺团队所有的菌草技术设计、生产和推广模式都围绕老百姓需求和现实情况来进行。若当地有迫切需求，他们常会做计划之外的项目。
看到东高地省旱灾导致严重的饥饿问题后，林占熺团队1998年从国内引进旱稻，在东高地省繁育成功了“金山一号”多年生旱稻，结束了巴新不能自产稻谷的历史。菌草和旱稻在东高地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示范省建设中都是要角。
中国专家还培训东高地省的中学生，让他们也学会了种植旱稻和菌草。
“这是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重要体现—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林占熺说。
（顾钱江 贺飞 宓盈婷）
91. 中国高铁＋移动互联网：令人称绝的脱贫“助推器”
智利驻华大使贺乔治表示，“中国在扶贫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高铁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是脱贫的两个‘助推器’，值得借鉴。”
来华两年半，贺乔治已经走访了中国22 个省、区、市，从繁华的东部沿海地区到西部欠发达的小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贺乔治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高铁以及遍布中国的铁路网，加上便捷的移动通信网络，从空间到信息实现了互联互通，把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对发展当地经济、摆脱贫困起到关键作用。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拥有超过2 万公里的高铁，占世界60％以上，中国还大量增开了中小城市间、中西部及边远地区始发终到的普速列车。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中国网民规模达7.31 亿，普及率为53.2％，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网民比例95％。移动互联网与线下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这值得智利借鉴”，贺乔治说。智利是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国家，国土南北长4352 公里，东西平均宽度只有180公里，被喻为“南美腰间的一把长剑”，国内地形多样，气候多变，多山地、沙漠，“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智利也非常需要便捷的铁路网络和快速的互联网络，相信在这方面两国有合作的机会”。
2016 年10 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显示，改革开放以来，7 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5 年的5575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5.7％。“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 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贺乔治说，两国在扶贫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拥有丰富经验，但也都面临挑战，可以互通有无。中国先进的高铁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可以在智利发挥作用，而智利专业的扶贫经验也可为中国提供思路。
智利通过多年努力，使贫困发生率从1990 年的38.6％降至2013 年的7.8％，目前人均收入达到14000 美元，扶贫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大使说，智利的经验在于聚焦各类贫困人群，分别对儿童、青年、妇女、棚户区的贫困居民等制定有针对性的项目，精准扶贫，例如“智利和你一起成长”项目，旨在跟踪每位儿童的成长，从母亲怀孕到孩子出生、入托、上小学，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养育配套服务，以此减少贫富差别，促进社会公平，成效显著。
贺乔治大使对中国中西部也不陌生，爱吃川菜的他还是四川大学名誉教授，他曾多次访问过西昌和成都，2016 年还作为太平洋联盟轮值主席国外交代表和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大使一起在成都参加了太平洋联盟投资论坛。贺乔治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在中国中西部找到两国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机会，促进中西部的发展。
（高蓓）
92. 世行行长：中国扶贫经验值得中等收入国家借鉴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中国扶贫开发经验值得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借鉴。
金墉在201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开幕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通过经济改革，融入全球市场，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20 世纪90 年代的近40％降至目前的1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贡献来自中国，这是人类扶贫开发史上的重要篇章。
金墉说，中国扶贫开发的经验对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世行正与阿里巴巴等企业合作，探索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科技手段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谈及中国经济形势时，金墉说，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取得成效，预计保持稳健增长。他说，中国有望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服务业和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
IMF 总裁拉加德在发布会上也表示，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因此IMF 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拉加德说，IMF 非常欢迎中国央行采取的控制信贷增长的措施，继续推进这些措施对于控制金融风险来说很有必要。
IMF 在2017 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中国经济近两年增速预期预测值均上调0.1 个百分点，分别至6.8％和6.5％。
（江宇娟 郭一娜）
93. 中国扶贫探索产生全球溢出效应
中国正努力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期间实现70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在这一人类史上超大规模的脱贫攻坚行动中，世界银行不仅发挥着独特作用，还将中国的扶贫经验带到了非洲、拉丁美洲的贫困地区，使中国减贫经验产生了全球溢出效应。
滇黔桂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位于中国西南部，是中国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因为位于喀斯特地貌山区，加上石漠化严重，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在石头缝里种玉米、黄豆等产值非常低的农作物，生活十分贫困，不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 元人民币这一中国贫困线的标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就位于这一片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地村民发现耐旱耐热的火龙果适合在石漠化山区种植，而且亩产值是玉米的几十倍。但是缺技术、不了解市场成了贫困群众发展火龙果产业最大的“拦路虎”。
平果县坡南村贫困户许海明就一度面临着这样的困境。2013年在平果县政府的政策扶持下，许海明和许多村民一起开始种植火龙果。但是村民们种出的火龙果个头小、病虫害严重，卖不上好价钱。
幸运的是，许海明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帮扶。在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的牵线搭桥下，2017 年4 月，坡南村火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列入世界银行贷款广西贫困片区农村扶贫试点示范项目。合作社最终得以与高校、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在种植技术和市场推广上得到了专业指导和资金支持。
世界银行中国局副局长阿洛乌阿曾专门赴平果县考察。见到许海明时，阿洛乌阿问：“你想通过合作社得到什么？”
许海明说：“希望在这里学习好的种植技术，了解市场的需求。来年我家的火龙果也有好收成，卖出好价钱。”
许海明的需求正是世界银行提供的。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灿滨介绍，世界银行扶贫项目团队曾多次到广西考察，选定了广西石漠化片区10 个县（市）开展扶贫项目。
世界银行贷款1 亿美元，广西区政府配套5 亿元人民币，用来扶持当地特色产业开展，引导有扶贫意愿和能力的企业前来投资，打通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大市场对接的渠道。
“与世行的良好合作，不仅壮大了中国的减贫力量，而且对借鉴国外经验，学习先进的减贫理念和管理方法，提高中国扶贫工作的整体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张广平说。
张广平介绍，自1995 年以来，中国与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50 多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合作。这些国际组织先后在中国260 个贫困县实施了110 多个扶贫合作项目，2000 多万贫困群众直接受益。
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的扶贫合作也产生了溢出效应。世界银行的官员认为，中国的贫困状况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贫困状况有着类似之处。中国在脱贫攻坚行动中探索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世界其他国家减贫脱贫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阿洛乌阿说，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世界银行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区开展扶贫项目时都分享了中国经验，“这次与广西的合作，旨在探索一种能够稳定脱贫、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并把经验推向广西以外、中国以外的地方”。
（王军伟 卢羡婷 曹祎铭）
94. 中国“农村淘宝”为世界提供扶贫经验
在2017 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上，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拉克什米·普里表示相信“农村淘宝”能支持乡村妇女创业，它的模式可以把全世界的乡村变得更好。
“‘农村淘宝’是非常好的项目，这样的电商平台不仅对于农村妇女是机遇，还能帮助全世界的乡村将农产品卖到外界。”
她说。
记者在大会上获悉，联合国多个机构将牵手阿里巴巴集团“农村淘宝”项目进行多方位合作，包括加大农村投入、聚焦扶贫升级、共建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推动中国农产品卖到全球等。
据悉，在未来的一系列合作中，联合国提供的2 亿美元将用于农村淘宝在宁夏、四川、陕西等地区的电商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淘宝铺设在中国农村的线下站点，不少是从农村“小卖部”变身而来，每一位农村淘宝合伙人就像是小卖部店主。
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帮助农村村民网购海量的商品，也能帮助当地村民在网上卖农货，同时还承担着金融、健康、文化下乡的功能。
28 岁的王茜，就是“农村淘宝”站点的店主。2015 年以前，王茜像大多数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到大城市打工。当她接触并了解“农村淘宝”这一概念后，她觉得返乡创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辞去了在浙江义乌的外贸工作，回到了农村。
王茜所在的河南柘城县大仵乡马庄村是一个贫困村，以种植业为主，经济基础薄弱。但2016 年，王茜的村淘服务站成绩斐然：全年交易额200 万元，买单7000 多，卖单8000 多，帮助村民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达到了200 多万元。
据了解，“农村淘宝”已经在中国29 个省700 多个县建立了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其中包括178 个国家级贫困县和147 个省级贫困县，建立起了约3 万个村级服务站，招募了像王茜一样近6 万名农村淘宝店主。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总经理王建勋说，通过“网货下乡”和“土货进城”，“农村淘宝”已打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农村淘宝”就是要让中国农村生活更加美好。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农村淘宝”创业。数据显示，“农村淘宝”自2014 年启动以来，已经覆盖了近700 个县30000 个村点，在“农村淘宝”“村小二”合伙人中，45％以上是女性，其中75％左右的人在35 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达80％。
拉克什米·普里说，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的女性，很难买到城市里的优质商品，也无法将特色农产品卖出去。“互联网＋”不仅能够为女性赋权，而且这种方式通常能够带来指数级的变化。
2017 年4 月，世界银行联合团队发布了电商减贫阶段性的合作研究成果。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县电子商务持续、快速增长。从2013 年至2016 年，仅在阿里零售平台上，国家级贫困县网购消费额年复合增长率达45％，网络零售额年复合增长率达51％。
与会多位学者表示，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是领先的榜样，实践证明发展电子商务以减少贫困，是可复制、可持续的。
（张璇）
95. 肯尼亚扶贫事业中的“中国元素”
肯尼亚是东非第一大经济体，面临严峻的贫困问题。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中国公司来到肯尼亚投资兴业，将中国经验和技术带到当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注入动力。
带来“蔬菜温室”的中国专家
“这位中国教授为肯尼亚引入了‘蔬菜温室’。”肯尼亚埃格顿大学园艺系教授尼亚拉拉这样介绍他的中国同事刘高琼，“‘温室’使肯尼亚农民可以全年种植蔬菜，收入得到很大提高。”
肯尼亚旱季干燥炎热，雨季降水充沛，一年中有两次雨季，一到雨季蔬菜生长很受影响，这成为阻碍农民收入提高的一大障碍。1997 年，来到肯尼亚埃格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刘高琼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大学校园内搭建起一片塑料大棚，将肯尼亚的主要果蔬产品—西红柿首次引入大棚。
“使用塑料大棚，可以使西红柿的产量提高五倍以上。”
刘高琼说。1998 年，时任肯尼亚总统莫伊来到埃格顿大学参观刘高琼的塑料大棚，对此赞不绝口，鼓励推广。
自此，刘高琼每年都受到肯相关部门的邀请，前往该国不同的地区向农民传授、指导塑料大棚栽培技术，塑料大棚也在肯尼亚逐渐普及。
已经在肯尼亚工作了19 年的刘高琼依然在不断尝试，帮助肯尼亚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他说，肯尼亚农民多数从事着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缺乏经济效益好的种植项目。
甜叶菊是一种极具开发价值的甜味作物，肯尼亚的气候也非常适合甜叶菊生长，刘高琼正在与同事进行引种栽培试验，计划在3 年左右取得成果，并将其推广为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的经济作物。
创造数万岗位的中国公司
“中国路桥给了我一份能够施展我才能的好工作。”土木工程系毕业的肯尼亚女孩瓦妮库说，“这让我多年的努力都有了回报。”
瓦妮库出生于内罗毕一个低收入社区，那里许多年轻人都没有工作。十几岁的时候母亲过世，她与兄弟姐妹在亲戚的帮助下长大。2014 年中国路桥在肯尼亚承建的内罗毕至蒙巴萨铁路（蒙内铁路）项目在招聘技术人员，刚好大学毕业的瓦妮库被顺利录取。
目前，瓦妮库在蒙内铁路蒙巴萨终点站施工现场工作，主要负责肯方人员的管理工作及其中肯双方人员的沟通。她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一方面收入稳定，能够在经济上支持自己的兄弟姐妹，另外还能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在蒙内铁路的各个施工段，瓦妮库这样的肯尼亚年轻员工随处可见。截至2016 年8 月，蒙内铁路项目为肯尼亚创造了4万多个就业岗位，培训了2 万名技术人员。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经济学专家贝思韦尔·基努希亚说，随着中非关系不断提升，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与援助为当地创造了就业，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注入了强大动力。
启发扶贫事业的中国经验
“中国扶贫事业在过去四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扶贫经验值得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学习。”肯尼亚渔业和蓝色经济部副部长米切尼·恩提巴近日对记者说。
“20 世纪70 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很严重，但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恩提巴说，农业机械化使中国的粮食生产大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繁荣，使人民获益。
近年来，一些肯尼亚官员先后来中国“取经”。2016 年6 月，肯尼亚农业部副部长理查德·莱斯亚皮来到中国，前往多个城市，考察农村、企业，听取讲座，了解中国在消除贫困和饥饿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中国与肯尼亚已经在众多领域开展了密切的合作，肯尼亚应该在扶贫领域学习中国的成功范例。”恩提巴说。
（吴宝澍）
96. 中国技术来到非洲农村
65 岁的肯尼亚农民伯纳德·马通伊种了一辈子地，但最近几年才真正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他所在的马库埃尼郡位于肯尼亚南部，气候较为干旱，当地民众大多靠种植玉米等作物维持生计。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多数农民不仅没有收入，一家人挨饿也是常事。
4 年多前，来自中国湖北的李昌洪将辣木种植引入马库埃尼郡并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目前种植面积已有近1000 亩，其中850 亩由当地农户种植。辣木是当地一种热带经济作物，浑身都是宝，根茎、树叶和籽均可食用，是保健食品。
马通伊就是其中一位种植者。他说，他从李昌洪身上学会了播种、育苗、采摘等一系列种植技术。到了收获的季节，李昌洪的公司到农民家里挨家挨户收购辣木。“收到钱的那一刻，我和我的邻居都笑逐颜开。”马通伊说。
在肯尼亚西部的纳库鲁郡，来自中国的农业技术指导和帮助让60 岁的除虫菊种植者卡布·卡马乌受益颇多。9 月初正值除虫菊采摘季节，李昌洪的公司员工经常到卡马乌等农户家中收购采摘好的除虫菊。卡马乌种了20 多年除虫菊，之前销路一直不稳定，最近4 年开始接受李昌洪的种植指导并向其公司供货，每年的收入逐步稳定下来。“我喜欢与中国人合作，他们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卡马乌说。
农业是肯尼亚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该国西部人口稠密，是开展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基地。在维希加郡，27 岁的艾伦·琼巴已是知名的农业能人和温室技术专家。他不仅可以帮助附近的农民防治常见农作物病虫害，还经常指导他们搭建绿色大棚。
而在3 年前，一直习惯“靠天吃饭”的琼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潜叶虫、什么是枯萎病。碰上病虫害肆虐，他和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苗枯萎死去。
2014 年10 月的一次农业技术培训改变了琼巴的“命运”。
按他的话说：“我看到了农业种植的未来。”
培训班由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专家在埃格顿大学组织举办，授课内容包括温室原理、温室安装与维护、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等。
在埃格顿大学孔子学院的协助下，南京农业大学和埃格顿大学共举办了24 期农业技术培训班，培养学员近1000 名，琼巴就是其中一员。
除了民间和孔子学院的努力外，中国和非洲在农业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与合作也在深入。设在内罗毕的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数据显示，该中心自2013 年5 月立项至今年6 月，先后启动45 个合作研究项目，为非洲各国培养122 名研究生，培训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160 余名。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非方主任罗伯特·基图鲁教授说，该中心注重非洲国家实际需求，在水资源保护和利用、农作物栽培示范等方面与包括肯尼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开展了积极合作并已取得良好进展。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努力得到了肯尼亚政府的肯定。肯教育部长穆罕默德表示，中国与非洲共同建设的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在双方自然资源保护和现代农业技术领域的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小鹏 曹凯 李琰 谢晗）
97. “天涯海角”的中国种麻人
夜幕降临，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郊外的原野上亮起了灯光。
几只猴子从树上窜到屋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汪路生闭目躺在自制的摇椅上，没有理会。他早已适应了这些非洲夜色里独有的“喧闹”。
这方圆几公里内的唯一灯光，便是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坦桑公司剑麻农场的职工营地，65 岁的总工程师汪路生在这间砖房里一住就是17 年。
地处热带的坦桑尼亚是世界知名的剑麻产地。剑麻纤维韧性强，不怕海水侵蚀，是制造船缆、麻袋、地毡的上等原料。
2000 年，汪路生作为公司派到坦桑尼亚的第一批“拓荒者”来到这里。
据他回忆，初到之时，这里还是万顷荒野，光是开荒就用了半年多时间。
热带阳光的炙烤和野外作业的辛苦没有难倒汪路生，然而没有电、没有通讯和与世隔绝的寂寞，着实让他适应了好一阵子。
没有家具，就自己做；没有蔬菜，就自己种；没有肉吃，就自己养。17 年过去了，汪路生眼看着院里的猴面包树长高了一截，也把这片荒野渐渐熬成了家。
不到20 年的时间，千顷荒原变耕桑。在汪路生等数十名中国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剑麻农场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000 多公顷，年产纤维近2000 吨，累计为当地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
一望无际的剑麻田覆盖了周围的几个村庄，汪路生的小皮卡车驶过，村民们都会挥手跟他问好。他摇下车窗，用斯瓦西里语流利地与村民们交流。
他说，从剑麻的种植、采摘到加工，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附近的村民都在农场里上班。有了稳定收入，村民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
由于地处偏远，当地村民生了病，都要步行几十公里才能找到一家医院。2003 年，剑麻农场在附近村子建了诊所，专门聘请了医生，附近的村民都可以来这里看病了。
农场的位置偏僻，较远村子里的员工来上班比较困难。
2017 年年初，农场决定修建60 套职工住宅，如今已全部竣工。
十几年下来，当地村民早就不再对这几个头顶草帽、脚穿布鞋的中国人感到陌生，也渐渐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有一次，当地村民听闻有人要抢劫农场营地，就匆忙跑了几公里到警察局报信。警局马上提醒汪路生等注意安全，派人提前埋伏在农场周围，将几名劫匪一举抓获。提及这件事，汪路生仍心存感激。身处异国他乡，这份跨越了肤色和语言的情谊，在他看来有着特殊分量。
如今，退了休的汪路生没有立即回国与家人团聚，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农场做技术指导。
“这些‘小不点’是今年新种下的，这才刚露了头，长势很好！” 汪路生抚摸着剑麻绿油油的叶片，欣喜延伸到了嘴角。
看着越来越多剑麻田进入收获期，农场总经理管善远的眼里也尽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如今国际市场对剑麻的需求缺口还很大，他们的剑麻田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土壤适宜，纤维质量在坦桑尼亚名列前茅，经常供不应求。
管善远告诉记者，农场里不久前刚刚又添置一台剑麻加工设备。下一步，他们希望能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生产加工能力，让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生产的坦桑剑麻走向全世界。
（高竹 李斯博）
98. 老挝政党领袖探寻中国“精准扶贫”经验
五年前的深秋，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在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求，为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个初夏，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来到十八洞村，探寻“精准扶贫”的中国经验。
这是一次特殊的访问，一座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苗寨，第一次迎来一位外国元首的到访。
6 月2 日下午，本扬率老挝党政高层代表团赶赴十八洞村，重走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前走过的路线。
雨后的苗寨，漫山透绿、清新朗润。来到十八洞村，本扬径直走进村里的精准扶贫展览室参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的照片。本扬驻足凝望，看得认真。
当时的讲解员、十八洞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杨建军告诉记者，那天，展览室内陈列的湘西精准脱贫“十项工程”展板引起了本扬的强烈兴趣。
“我给本扬总书记详细介绍了教育发展、产业脱贫、乡村旅游和医疗救助四块工作，他听得非常认真仔细。”杨建军说。
一张张图片，一组组数据，展现出湘西近年来通过乡村旅游、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发展等“十项工程”解决当地深度贫困问题的努力和成效。2014 年至2017 年，全州实现50 余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33.79％ 下降到10.55％。
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挝也确定了到2020 年实现脱贫的目标，和中国的时间进程遥相呼应。
在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中老两国“志同而气和”。
7 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老挝时，中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番对话推心置腹——
本扬说，老挝农业自然禀赋较好，但受困于资金和技术。
习近平回答说，农业领域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不仅可以帮助老挝发挥自然优势，还可以帮助更多人摆脱贫困。
今年5 月底，本扬应习近平总书记邀请来华访问。结束在北京的行程，本扬总书记马不停蹄赶赴三湘大地，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十八洞村梨子寨，黑瓦木屋错落有致。沿着青灰色的石板路，本扬来到住在村头的苗族老乡石爬专家中，仔细把屋里屋外看了个遍。“您身体还好吧”“有几个孩子”“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吧”……本扬与石爬专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她家里的情况。
石爬专告诉本扬，自从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过村里后，村里的情况已经大变样，她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现在是吃穿不愁了。
在石爬专家堂屋正中央的墙上，挂着一幅习近平总书记和她坐在火塘边聊家常的照片。在这张照片前，本扬仔细端详。
回想起五年前的情景，十八洞村的村民们仍记忆犹新—黑黢黢的房子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5 瓦的节能灯，石爬专看到有客人进来就按照苗族礼节热情迎接。面对眼前陌生的客人，她问：“怎么称呼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握住石大妈的手，总书记询问她多大年纪，听说老人64 岁了，他说：“你是大姐。”
从“大姐”家出来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村民施成富、龙德成夫妇家探望，在他们家的院坝（ 前坪） 上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们在空地上围坐一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建档立卡摸清每户致贫原因，不能“手榴弹炸跳蚤”，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五年后，当本扬沿着与习近平总书记相同的路线绕村一圈考察时，看到的是一番火红的发展景象—
从前3 米5 宽的盘山小路变成了6 米宽的水泥马路，村内家家门口修了石板路，户户通了自来水。游步道有了、邮局有了、自助取款机有了、农家乐有了，还与文化公司合作建立了农家书屋和诗社。
“大姐”石爬专家新添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煲，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现在来村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在家光靠卖腊肉和摆摊，收入都有近1 万元了。”石爬专告诉记者。
青山环绕，鸟语花香。
同样在施成富、龙德成家的院坝，坐在和习近平总书记一样的位置，本扬也同十八洞村村民围坐在一起，聊起了家常。
曾经客人来了连小板凳都凑不齐的施成富家，如今也开起了农家乐，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们用“十八洞村”品牌的天然山泉水泡上湘西黄金茶，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客。
“中国和老挝是友好邻邦，我这次特地到十八洞村和你们交流学习精准扶贫的经验，希望能把你们好的经验带回老挝去，同时也请你们到老挝去看一看。”本扬对在场的村民们说。
坐在农家的木椅子上，本扬向大家一一了解当地政策、风俗、人口、家庭和经济状况。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谈话的气氛却十分热烈。
听老乡们讲述十八洞村的今昔对比， 本扬感触很深：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四好农村路’。这次来到十八洞村，我看到道路修得很好，与城市几乎没有差别，可以说是真正的‘四好’。这里村容村貌清洁美丽，老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大家收入大幅提高，生活状况大大改善，让我们深受启发。”
“老挝目前还有6％ 的贫困家庭，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中方‘精准扶贫’的做法和经验，争取到2020 年摆脱国家欠发达状态。”本扬说，老中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一直以来两党两国携手同行、守望相助。“我们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实现共同发展”。
“中老两党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必须得民心、顺民意、惠民生。”去年11月访问老挝时，习近平对本扬说。
同饮一江水，共取一瓢饮。同样的使命，共同的梦想，把中老两国的前途牢牢相系，将两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座谈结束后，陪同考察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向本扬赠送了以十八洞村脱贫故事为原型的电影《十八洞村》光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嘱咐我送给您的礼物。”
“非常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礼物，我非常喜欢。”本扬说。
“在十八洞村，我亲眼目睹了中国贫困偏远地区的扶贫成效，进一步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风范。”本扬说，“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胸怀天下、心系国家，而且关心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对偏远山村的基层民众嘘寒问暖，这都非常值得老挝人民革命党认真学习。”
一个地处大山深处的苗寨，五年里先后迎来中老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到访，见证了中老两党两国携手并进的一段佳话。
临走前，本扬与村民们握手道别，热情的苗族群众围绕在他身边，与他合影。一张张照片，定格一张张明媚的笑脸，也定格了中老两国友好交往的难忘瞬间。
车队缓缓离去，村民自发组成的送行队伍，沿山道蜿蜒。
苗寨的绿水青山，镌刻下历久弥坚的中老友谊。
（侯丽军 张玉洁）
99. 中国式扶贫激发中外科幻作家创作灵感
在扶贫项目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万达小镇建成一周年之际，15 名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幻作家来到这里搜集创作素材。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万达集团的魏薇说，中国正在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扶贫工程，这个过程本身就能产生很多科幻灵感。科幻作家参与文化扶贫，能让丹寨的名字被更多人知道。
丹寨是国家级贫困县，苗族人口占70％ 以上。万达集团首创“企业包县”扶贫模式，已在丹寨投资20 亿元，其中在2017 年7 月3 日建成的万达小镇，着眼振兴当地产业，保护苗族传统文化，一年来吸引了500 万海内外旅游者和投资者，带动了当地脱贫。
全世界苗族人口超过1000 万，在中国主要聚居在贵州、湖南、云南等省区。在国外他们分布在东南亚以及北美等地。
科幻作家在扶贫茶园参与了采茶活动，试图创作茶叶等题材的科幻小说，以帮助提高丹寨农产品的知名度。
但采茶工作并不容易。15 名科幻作家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工作了半个小时，采到的茶叶只有2 两，价值3 元。
“这活儿真不容易。我们可以发明一种机器来做。”银河奖得主江波说。
“人脸识别技术可以代替茶农采茶。”获阿西莫夫读者奖等奖的加拿大作家德里克·昆什肯说。
“听说采茶姑娘会把茶叶放到嘴里咀嚼以品试质量，这也可以用机器来办到。”青年科幻作家梁清散说。
万达的扶贫茶园首期帮扶了1000 名贫困茶农，他们人均年收入以前只有360 元，现在增长了10 倍。这些人仅仅是过去40 年中国脱贫的7 亿人中的一小部分。剩下的约3000 万将在2020 年全部脱贫。
作家们探讨创造一种“丹寨朋克”科幻类型，来探讨技术时代农民增加收入的途径。
但昆什肯对引入机器仍感到有些担忧，认为这可能夺去低技术人群的工作。“科幻作家设想未来能通过一套新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设立‘终生贷款’或‘普遍收入’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他说。
在访问一个仍在使用东汉时期手工造纸术作坊时，来自美国的劳伦斯·舍恩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像布的特殊纸张—人们可以用毛笔在杯子里沾上清水，然后在这纸上反复书写文字，便能呈现出跟墨水一样的效果。
“我认为这个技术对于那些想练习书写克林贡文的人来说，简直太棒了。”这位雨果奖获得者、美国科幻奇幻协会董事说。
他想订购一些这种“水写布”，作为礼物送给7 月的第二十五届克林贡语言大会。
克林贡语是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中外星人克林贡人的语言。
在现实世界，也有很多《星际迷航》的粉丝在使用它。
作坊的主人潘玉华说，发掘传统文化遗产资源是当地脱贫的一种新方式，但没有想到它还能对宇宙文明作贡献。
在访问一个由20 世纪50 年代由苏联援建的水银矿遗址的路上，江波和宝树探讨一个问题：假如苗族在神秘的深山中建立了自己的高技术社会，那会怎样呢？或许，便会改变历史吧，也许是苗族来帮别人扶贫。
第一次来到亚洲的加拿大科幻作家凯丽·罗布森说，贫困是一个值得科幻关注的全球问题，即便在加拿大和美国，也有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
昆什肯说：“我以前的创作重点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天文领域，这次我将更多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
加拿大作家阿蕾克斯·德拉莫妮卡说，她考虑写一个故事：
外星飞船在丹寨着陆。“外星人会选择在中国或印度着陆，这里是地球上发展最快的地方，而北美落伍了。”
作家们还向丹寨捐赠科幻图书并建立了一个“全球科幻作家工作坊”。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姬少亭说，希望有一天苗家孩子能读到这些科幻书，他们的未来将因此发生改变。
丹寨县作家协会主席刘玉龙说，希望作家们利用苗族的神话传说来创作全新的科幻。
当地苗族文化研究者潘广淑说：“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科幻作家。我确信他们的来访能给丹寨带来好处。我们不仅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也要进入未来。科学和想象对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样重要。”
（韩松）
100. 破解人类共同挑战的“金钥匙”：中国扶贫启迪世界
五年来，中国减少贫困人口6800 多万！这相当于每年脱贫1000 多万人，每月脱贫100 多万人，每天脱贫3 万多人。
一年前，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一年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 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全球140 多个国家庄严发出共同努力消除贫困的强大呼声。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如此评说中国的脱贫成绩。创新脱贫方式—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视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
向全球输送脱贫红利的发动机
在不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人每天收入不足1.25 美元，连饮用水等最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保障。绝对贫困就像锁喉的魔爪。
在发达的美国，0.1％ 最富裕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财富的总和。相对贫困犹如压顶的铅云。
贫困，一个古老的字眼，在今天不仅依然发生在欠发达国家，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发达国家，阻碍着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之一。
30 多年来，按世行标准，中国减少贫困人口7 亿多，比美俄日德四国人口总和还多，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脱贫成就。”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印度专家库尔卡尼由衷赞叹，“这不仅使中国受益，也使全人类受益。”
“中国扶贫不仅是要让人民摆脱贫困，更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眼中，脱贫的中国民众是消费市场的新兴力量。
“脱贫后逐渐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国人，正成为其他国家产品的重要消费者，他们的需求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如此诠释中国脱贫给世界带来的重大利好。
托起世界脱贫事业的中国力
5 月的一个清晨，缅甸首都内比都一座淡黄色小楼前突然喧闹起来，中国扶贫专家与缅方人员热情拥抱、握手。这不知是第多少次双方约定同去考察中国援缅减贫示范合作项目了。
眼下项目组正在跟天气赛跑，争取在雨季来临前把水井打好。
“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在中国描画的反贫困斗争时代画卷中从未缺过国际合作这一页。
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伙伴关系，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中国广泛利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多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合作，帮助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更快消除贫困创造重要条件。“‘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将让数千万人甚至数亿人脱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说，这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力所能及地向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扶贫援助。60 多年来，中国共向16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 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7 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69 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为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破解人类共同难题的金钥匙
“没有窗，又黑又闷，住在里面，人也觉得悲观。”34 岁的坦桑尼亚农民库尔瓦·阿卜杜拉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样的茅草屋里。如今，他不仅第一次住进了砖房，还从村里的贫困户变成了示范户。“现在我有很多规划，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一切要靠把希望播撒到非洲田野上的中国农业专家。今年，中国农业大学继续保持与坦桑尼亚政府的密切合作，让中国精准扶贫、特色扶贫的经验更广泛地惠及当地民众。
中国的脱贫方案和脱贫行动在让自身发展更加平衡协调、持续健康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更多启迪和借鉴。“精准滴灌”“不能手榴弹炸跳蚤”的精准脱贫政策让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尼·林斯在内的中国问题专家赞赏不已。“中国减贫措施针对性强，找准了贫困的根源。”他说，“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教育等措施保证贫困不再复返，为不少国家提供了启示。”
从“输血”到“造血”，扶智更扶志。中国扶贫不是简单地发放福利，而是带领贫困人民一起拼搏、燃起雄心、追求梦想。
这令出身农家的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体会颇深。
“扶贫不仅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来自扶贫对象自身努力。”
杜进森说，“与缺少可持续性的‘输血’式扶贫相比，中国帮助扶贫对象自力更生的‘造血’式扶贫更值得提倡。”
中国多年的扶贫实践一再证明脱贫首先要摆脱“意识贫困”“思路贫困”。中国智慧和方案不仅适用于拓展南南合作，也对参与全球减贫的发达国家有很多启发，为南北合作提供新的模式。盖茨基金会已与中国展开合作多年，帮助贫困的非洲国家。基金会主席比尔·盖茨说：“中国政府很有想象力，其魄力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上线，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有机会从中觅得中国破解贫困这一人类共同挑战的“金钥匙”。作为这本书的忠实读者，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十分真诚地说：“这本书对如何减贫非常有启发性，我推荐各国扶贫官员都来看一看。”
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和许多将中国脱贫经验付诸实践的国家一样，缅甸热切期盼着减贫项目结出更多硕果。缅甸农业、畜牧业和水利部部长昂杜充满信心地说：“贫穷是不稳定的根源，也是国家发展的障碍。我们坚信，中国在减贫方面的良好实践和宝贵经验必将在缅甸成功复制。”
（康逸 谢鹏 许嘉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