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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部分 中 国 创 造
19. 习近平：中国式精准扶贫的发动者
习近平走遍了中国所有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中共十九大上，他是贵州团代表。贵州中国最贫困的省区之一，2016 年人均GDP 在全国倒数。当他在贵州团讨论会场坐下时，大家一开始并不知道谈话会朝哪个方向走。意外的是，他与代表谈起了食品、白酒和旅游。这些是当地人增收的手段。
这一场景罕见详细报道在互联网上获得很高的点击率和点赞量。
无疑，人民才是习近平强国战略蓝图中的主角。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013 年11 月，习近平来到湖南西部贫困的十八洞村。不识字也不会说“官话”的苗族妇女石爬专把习近平迎入家中，非常客气地问习近平：“怎么称呼您？”习近平自我介绍：“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那一次，他和乡亲们在空地上围坐一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建档立卡摸清每户致贫原因，不能“手榴弹炸跳蚤”，要下一番“绣花”功夫。对于石爬专来说，“精准扶贫”
就是她和邻居一起用政府发放的扶贫款项和个人存款，投资了一片猕猴桃种植园，以此增加了收入。
习近平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高兴地说：“3 年多时间（十八洞村）摘掉了贫穷帽子，实现了全部脱贫，当年的40 个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而且新娘都是外村人。”
习近平誓言使中国最后一批4000 万贫困人口在2020 年全部脱贫。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让13 亿多人吃饱穿暖—尽管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他还要让老百姓获得“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历史性变化”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指引。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他推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他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关于医改的重大文件，“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他推进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回应亿万人民“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期待；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人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习近平身上体现了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特别之处在于，这还与他15 岁就到农村插队的经历有关。他曾在陕北梁家河村当了7 年知青。“那时候什么活儿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打坝、挑粪……几乎没有歇过。”“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他说。
他有足够的资历和自信来了解这个大国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始于44 年前，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历练多年，都扎扎实实而政绩卓著。
习近平带领中共，完全围绕人民的利益作出决策—常常是长期的，超前几年到几十年，并且“一张蓝图绘到底”。俄罗斯专家奥莉加·米古诺娃说：“我尊敬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拥有新时代所需的素质。”
（孟娜 章利新 李志晖 吴晶）
20. 习近平访问过的那些村庄
骆驼湾的村民冬天忙着盖新房子、修新路，十分忙碌，在这个河北的小山村里，这样的场景以前从未见到过。
68 岁的顾润金是村里的一名党员干部，他说：“过去，到了冬天，老人们手缩在袖口里，蹲在自己家的大门前晒太阳。
年轻一些的人就爬到山上去捡柴火。”
他说：“传统‘冬闲’变成了‘冬忙’。”
坐落于太行深处的骆驼湾村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实施国家减贫计划。2013 年，整个阜平县登记在册的贫困人口数大约11 万，占总人口的48％。
2012 年12 月，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这里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在2012 年访问该村期间，习近平告诉官员们要努力帮助贫困村民，让他们尽快过上好日子。
新家新生活
来自骆驼湾的73 岁的唐荣斌和顾家台村的65 岁的顾成虎，都是习近平在2012 年走访过的。
“我现在的生活条件几乎和城里人一样。以前我住在土房子里，搬新家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顾成虎说。
他的新家有4 个卧室、1 个客厅和1 个厨房。
从2013 年开始，顾成虎和他的儿子干起了村里的建筑活儿，每天赚200 元，每年还能获得4000 元的农田流转费。
唐荣斌的房子是用政府的资金翻新的。
他说：“我以前从没想过我能住这样的房子。”他还把其中的三间屋子租给了旅游公司。
骆驼湾的农民如今不再种植传统的土豆和玉米，这些作物曾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通过两家公司的投资种植苹果和蘑菇，除了土地流转费，他们还多了薪水和奖金收入。
2012 年，该村人均收入不到1000 元，而2015 年提升到了3000 元。仅2015 年一年，就有48 个家庭摆脱了贫困。
徐向东是省住建厅的一名官员，作为扶贫工作组的一员被派到这里。他说：“减贫不能只依赖于‘输血’，我们要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产业。”
选派官员进驻村庄帮助扶贫在中国十分常见。
阜平县委书记郝国赤说，在过去的4 年里，阜平县农民人均收入从3262 元提升到2015 年的5815 元，贫困人口减少到6 万。
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 年消除贫困，使剩余的55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减少1000 万的贫困人口。中国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300 元。
农家乐和产业扶贫
自2012 年起，习近平访问了中国多个村庄，一再强调减贫和出台扶贫政策的重要性。
右玉
朔州市朔城区神头村的虹鳟鱼养殖场。（新华社记者曹阳摄·2018 年）
山西省右玉县小南山森林公园一角。（新华社发·2016 年）
山西省右玉县小五台风力发电场一架架风车正源源不断输出“绿色电能”。（新华社记者詹彦摄·2017 年）
朔州市平鲁区双万亩种苗基地。（新华社记者曹阳摄·2018 年）
上图为治理前，朔州市右玉县的荒凉沙地（资料照片）；下图为右玉县小南山森林公园。（新华社记者曹阳摄·2018 年）
朔州市右玉县小南山森林公园一角。（新华社记者曹阳摄·2018 年）
承包安太堡露天煤矿复垦区温室的李瑞平（前）、韩育珍夫妇在采摘西红柿。（新华社记者曹阳摄·2018 年）
上图为治理前，山西省右玉县随处可见半流动沙丘（资料照片）；下图为山西省右玉县威远镇治理后的荒沙地，如今已郁郁葱葱。（新华社记者詹彦摄·2017）
河南省兰考县一家乐器厂的工人在车间里制作古筝。（新华社记者李博摄·2016 年）
河南省兰考县大河乐器厂工人袁排朵在制作古筝。（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2017 年）
河南省兰考县一家乐器厂的工人在车间里制作古筝。（新华社记者李博摄·2016 年）
河南省兰考县一家乐器厂的工人在车间里制作古筝。（新华社记者李博摄·2016 年）
河南省兰考县大河乐器厂工人何素英正在检查即将销售的古筝。（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2017 年）
河南省兰考县徐场村的徐亚冲在自家小院弹琴。（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2017 年）
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茂盛的焦桐。（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2017年）
河南省兰考县一家乐器厂的工人在车间里制作琵琶。（新华社记者李安摄·2015 年）
在河南兰考黄河滩区易地搬迁扶贫社区谷营镇姚寨新村社区，居民黄玉英展示搬迁前的老房子照片。（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2018 年）
左图：2002 年10 月6 日，6 岁的李傲星在河南省兰考县桐乡街道盆窑村的老式砖房前打拳。他的身后是李傲星一家居住的80 多平方米老式砖房。右图：2018 年11月14 日，河南省兰考县桐乡街道盆窑村，22 岁的李傲星在新房子前打拳（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李傲星一家曾经做过一些小生意，后来在政府的扶持政策下，专心经营建材生意，收入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2010 年，村里集体建房，李傲星一家得到一套150 平方米的房子。
星期三，天刚亮，26 岁的梁强就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扫积雪。
他预计这天有十几名游客来他的农家乐用餐住宿。在中国兴起的农家乐，是将娱乐元素融入到农业和乡村旅游中去。
梁强是陕西省梁家河的一名村民。从1969 年到1975 年，习近平在这里度过了7 年务农岁月。2015 年5 月，总书记到访三个月后，梁强开始创业。
走访期间，习近平提到，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的力量。
“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他说。
梁强100 平方米的农家乐里，有18 张大桌子和3 张小桌子。
忙碌的时候，每天有近200 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就餐。
他请了6 名厨师，并调整了菜单，突出本地特色。顾客在等菜的时候还可以连接高速无线网络。
“今年的净收入将超过20 万元。”他说。而三年前他还是一名月入5000 元的矿工。
梁家河今年预计接待的旅客90 万人次，实现收入1300 万元，人均收入将达到1.8 万元。
2013 年11 月，习近平考察中国中部省份湖南时提出了“精准扶贫”。他说：“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因村内有18个天然溶洞组成的巨大溶洞群而得名。但更为有名的是这里的“穷”，因山高路远耕地少，当地村民世代难以摆脱贫困。
村支部书记龚海华说：“我们资源稀缺，但不缺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自然风光。”
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方略指引下，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特色种植、苗绣加工、特色乡村游、劳务输出等产业。
十八洞村第一书记施金通介绍，为解决十八洞村土地稀少制约发展的难题，我们探索出“飞地经济”，在村外流转1000亩土地，建成高标准猕猴桃基地，并引进龙头企业与村民共建合作社进一步扩大产量，帮助他们脱贫。
十八洞村的旅游业也在蓬勃发展。2015 年，村里的人均净收入为3580 元，相比2013 年增长了115％。
79 岁的施成富告诉记者，总书记来后不久，儿子施全友就结束多年在外打工的生活，回家开设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富家厨房”。2015 年，他家第一个成功脱贫。儿子也娶上了媳妇，结束了“大龄光棍”生活。
在这场扶贫战役中，中国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如电子商务、小额融资、易地搬迁以及基础设施提升等，来赢得胜利。
（李来房 曹槟 曹国厂）
21. 习近平给贫困户算账
张北县农民徐海成家，窗外冬风凛冽，窗内却温暖如春。
小小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特殊的客人，面前摆放着账本。
徐海成的客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习近平正在帮徐海成一笔一笔计算着一年的收支账。
习近平已连续5 年在春节之际看望基层群众。2017 年农历腊月二十七和腊月二十八，总书记来到河北省张北县德胜村。
习近平多次在新春考察中深入中国脱贫攻坚战最前线。
2013 年，习近平到甘肃和北京；2014 年，他到内蒙古自治区；2015 年和2016 年，习近平分别考察陕西和江西。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有大量贫困人口的青海、安徽、宁夏也都迎来了总书记的考察身影。
此次的考察地张北县位于北京以北200 多公里。这里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德胜村在2013 年被列为贫困村。在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一系列支持政策在这里落地，包括推广种植经济作物、引进光伏项目等。
徐海成告诉习近平，家里种了30 亩马铃薯、甜菜、莜麦。
习近平看起了徐海成家的收支清单。
“种植马铃薯原种3 亩，亩产2000 斤，一斤收入2 元；一般的商品薯种了15 亩，每斤是5 毛钱。这价格差得很多啊。”
习近平说。
县干部介绍说，张北全县马铃薯育种占到全国五分之一，当地农民都主动扩大了自家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习近平点点头说：“你们下一步的路子都有了，就是怎么把它市场化、规模化发展起来。”
接下来，习近平继续算起徐海成家的收支账。
他说：“粮食综合直补2500 多元，退耕还林补贴306 元，草原奖补1140 元……这些都算下来，一年收入43000 元。”
“我看你家里的支出账，一年下来生产性支出12700，家庭花销29000.两项加起来42000 ？”习近平问。
徐海成答道，家庭花销主要是老伴看病，再有就是二女儿上学学中医，一年学费18000 元。
徐海成的二女儿徐亚茹告诉习近平，她每学期能够领到1500 元助学金。
总书记有些不解，接着说，收入43000、支出42000，除了医疗和孩子上学，那日常生活的开销呢？这个账有点不合理啊？
“日常生活花不了多少钱。” 参加座谈的村民们解释道。
“粮食是自己种的，亚麻油也是自己榨的。”“也就一冬天烧600 块钱的煤。”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
这些回答令总书记沉思了片刻。
“在农村，主要是大病的医疗保险要兜得住，不至于因病返贫。” 习近平强调。
“再一个就是孩子上学，通过‘三免一补’来保证。”
他补充道。
考察期间，习近平还听取了县干部关于脱贫政策落实情况的汇报，包括引进光伏扶贫项目、打井修路、联系科研院校开展农技培训。
习近平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脱贫攻坚的火车头就是党支部。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是一个底线任务。
我们现在决心有、目标有、措施有，关键在落实。
中国政府立下了到2020 年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军令状，并已取得显著成绩。
4 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近6000 万。2016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创历史新高，第一次超过1000 亿元。
其中，中央投入资金667 亿元，同比增长43.4％；省级投入资金超过400 亿元，同比增长50％ 以上。
2016 年底，中国发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将目标瞄准5600 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在2017 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动情地说。他的每个字都说到了成百上千万像徐海成一样的贫困群众心坎儿里。
新年将至，中国的贫困民众可以怀揣新的希望，期待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罗宇凡 孙铁翔 白林 曹佩弦）
22. 精准扶贫成为中国减贫新战略
2015 年酷暑时节，四川凉山彝族老乡阿作吉落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和牛羊同住一间破旧土房了，而是搬进了有独立厨房、卧室的彝家新寨。
在四川，数万户贫困村民与阿作吉落一样，得益于因户施策的精准扶贫开发，住进了新房。2014 年，四川省优先安排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建设彝家新寨2.39 万户，藏区新居2 万户，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农村危房改造3.9 万户。
在中国西部的另一个省份—甘肃，来自陇南市礼县新合村的“90 后”小伙康维起用了1 年时间，就实现了苹果网店销售额870 万元的不俗业绩。如今，他的网店带动当地一批贫困户通过电子商务致富。
康维起创业的成功，同样得益于精准扶贫政策—甘肃省的电商支持计划。甘肃将实现省内贫困村宽带网络全覆盖，七成以上的贫困乡能用电商销售当地土特产。
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多个省份也因地制宜地推出了各自的精准扶贫具体政策，“精确打击”已成为中国消灭绝对贫困的新战略。
2015 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厘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脱贫工作成绩斐然。从1978 年到2014 年，中国累计减贫逾7 亿人。但截至2015 年，中国仍有7000 余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目前条件稍好的地方基本已脱贫，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专家认为，减贫到一定规模后，其难度会边际递增，效应呈现边际递减，加之余下的地方往往底子薄、条件差、开发难，相同的投入很难再有之前的产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年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 万以上。不仅如此，中国明确要在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实现全面脱贫。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范小建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调结构、转方式、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扶贫工作面临一定的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减贫效应”递减现象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必须创新扶贫方式，从粗放“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以解决中国扶贫开发中长期存在的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2014 年，中国完成了规模浩大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为推进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
“以前没有建档立卡，扶贫政策大多像大水漫灌，一享受都享受，一不享受都没有。”刘永富认为，现在是让有限的扶贫资源更精准地指向真正需要的人，发挥出最大效益。
与此同时，2014 年，中国各级政府向贫困村派出了12.5 万个工作队、驻村干部达43 万人，他们成为精准扶贫的“传感器”和“带头人”。
龙六球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追高鲁村村民，这个村是典型的高寒山区贫困村，2012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900 元。
在当地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龙六球流转承包了50 亩菜地种辣椒，算下来每亩纯收入有两三千元，连在外打工的儿子也返家一起种菜。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种植高山富硒蔬菜，真是走对了路子！”龙六球说。近两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过精准扶贫脱贫的人数超过24 万人。
除了上述的居住扶贫、电商扶贫、驻村扶贫等手段，刘永富表示，2015 年开始推进的精准扶贫十大工程将是有力抓手。
“比如整村推进工程，整合各类涉农资金来完善村组道路等基础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和发展特色经济。再比如扶贫小额信贷，给他们启动资金，就能给生计带来很大变化。还有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等，都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2015 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补助地方部分460.9亿元，比上年增长8％。据了解，2015 年，中央财政将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扶贫攻坚。
此外，中国不少省份还调整了对扶贫工作的政绩考核，推动精准扶贫措施落到实处：甘肃取消了对绝大多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区）的GDP 考核，而完不成扶贫攻坚任务的县级领导干部，将面临一票否决；广西也对贫困县采取了取消或降低GDP 考核的举措，把考核结果与贫困县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挂钩……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各地陆续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基层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挥棒”“硬指标”，加之中央与地方的扶贫决心和力度不减，只要坚持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扎实推进扶贫攻坚，中国就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刘明洋 石莹）
23. 中国扶贫工作队长们的一天
2017 年6 月14 日是国务院正式将14 个连片特困地区列作中国新阶段扶贫攻坚主战场5 周年。
清晨6 点，湖南省湘西州腊尔山镇夯卡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长胡丕宇从村部小屋里醒来，泡了一碗方便面当早餐。今天他的日程依然紧凑：去贫困户家串门，查看村内基建项目完成情况，到产业基地转转，还要和村干部交流扶贫政策。
胡丕宇所在的夯卡村位于14 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武陵山片区境内，全村1107 人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26 人，贫困发生率达38.5％。
驻村前，胡丕宇是湖南湘西州接待处副主任。他说：“刚从州上下来的时候，老百姓对我们不信任，不愿意配合工作，好几次动员会都因为争吵而被迫中断。”
但他坚持每天走村串户，一家家上门宣讲政策，认真记录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帮助他们规划脱贫路径。同时，整合扶贫资金，对村内的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和建设，平均每个月有24 天在村里工作。
如今，夯卡村不仅建成了逾千亩集辣椒、猕猴桃、黄桃、烤烟、黑猪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还建成了光伏发电站，完成了灌溉水渠、自来水、路灯照明、上网宽带等项目。2017 年初，35 户147 人还搬入了新家。
临近中午，在武陵山片区腹地的让烈村，来自湖南省委组织部的扶贫工作队长宋敏已经走访完4 户贫困户。他随身携带的工作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了老百姓们的建议和他的感想。“这是我驻村后的第四本工作日记。”宋敏说。
为了迅速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一有时间就提着当地酿的“包谷烧”酒和下酒菜主动到老百姓家里“做客”。“这边少数民族老百姓爱喝酒，你进他们家门要是不喝一点，他们会觉得你摆官架子。”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老百姓才逐渐接纳了他。到2016 年修建光伏电站时，他只花了不到1 个月就完成了征地，村里人见到宋敏都会亲切地用苗语打招呼。“进村后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会和老百姓商量，听取他们的建议，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真心为他们做事，这样才会信任接纳我们！”宋敏说。
如今，宋敏脸庞晒得黝黑，穿着和村民一样的苗族土布衣1我的任务就是带好村委，给让烈村留下一支永不撤退的工作队。”
傍晚，罗霄山片区水源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长肖诗军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走村串户。一闲下来，他就拿起手机写工作简报和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在肖诗军的手机里存着上百条“待办事项”：贫困户黄秋生双目弱视独居，请每天过河探望；村民周晚华突发脑溢血送市中心医院抢救，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向帮扶领导求助……“老百姓因病因灾致贫返贫的特别多，我是在农村出生，驻村前又是省人大信访办的，常常和老百姓打交道，看在眼里十分痛心。”肖诗军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提出，中央和地方财政逐步增加扶贫开发投入，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2012 年6 月14 日，国务院扶贫办公布14 个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等14 个连片特困地区被列为新阶段扶贫攻坚主战场。
胡丕宇、宋敏、肖诗军是中国千千万万驻村扶贫干部中的一员。数据显示，中国共有超过200 万人参与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超过50 万名各级干部进驻贫困村。2013 年至2016 年，中国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过1000 万人。
湖南有6924 个贫困村，每个村都有一支3 到5 人的帮扶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一个帮扶责任人，且每个帮扶责任人帮扶最多不超过5 户。
每天饭后，肖诗军都会散步到村支书家聊聊工作。他笑谈：
“刚驻村时压力来源于老百姓的不信任，而现在的压力则是源自老百姓对我们的完全信任。”
（张玉洁 曹槟）
24. 东西部扶贫协作补“短板”
贫困户阿牛吉木原本生活在四川凉山州越西县申果乡达布村，房屋破旧。由于地处高寒地区，村民仅靠种植马铃薯和苦荞勉强度日。去趟82 公里外的县城，得走泥巴路、转两趟汽车，花六七个小时。
几个月前，阿牛吉木一家和村里其他62 户贫困户从山上搬了下来，住进了新房。这个集中安置点由广东佛山市投入695万元并配套国家扶贫资金建设，地处平坦的山间盆地，交通便利。
这是中西部扶贫协作的一个例子。
在对西南地区多个贫困村进行实地走访后，国务院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组专家成员乔陆印说，东西部扶贫协作正在补齐脱贫短板，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乔陆印所调研的广西百色市、云南昭通市、贵州毕节市和四川凉山州等地，或是革命老区、或是民族地区、或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
广东是上述地区的对口帮扶省。2016 年以来，广东已选派93 名挂职干部进驻当地扶贫一线，投入超过15 亿元资金用于易地搬迁、产业扶贫等项目，数千名贫困学生和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分别进入广东到技校学习、到工厂就业。
东西部扶贫协作启动于1996 年，中央确定9 个东部省市和4 个计划单列市与西部10 个省区开展扶贫协作。
2016 年，中央调整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扩大帮扶范围，加大帮扶力度，实现对30 个民族自治州结对帮扶的全覆盖。这让阿牛吉木这样的贫困农民直接受益。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是我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目标。如今，阿牛吉木的丈夫和儿子分别在成都和江西务工，一年能挣两三万元。她参加了村里组织的彝绣培训班，平常在家绣点手工艺品。“前几天到县里的集市上卖了3 个绣包，赚了300 多元。”阿牛吉木说。
与四川、贵州交界的云南昭通市地处乌蒙山区，全市11 个区县中有10 个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落后、市场化水平低，乌天麻、土蜂蜜、乌骨鸡等特色农产品“养在深山人未识”，“大资源、小产业”成为困扰当地的“穷根”。
广东东莞、中山两市对口帮扶昭通后，双方在农业、旅游等8 个领域开展协作。通过广东驻地工作组的牵线搭桥，中山健禾中药饮片公司在昭通建设了中药材种植基地，昭通祺祥食品为中山咀香园公司代工生产农副食品，投资12 亿元的东莞市润丰国际蔬菜交易中心也即将在昭通市昭阳区动工建设。
“昭通有资源优势，广东有市场和技术优势。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充分对接了两地的优势，促进了昭通的产业发展。”
昭通市农业局扶贫办主任谭付松说。
挂职昭通市副市长的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工作组组长邓浩全认为，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有效方式。他说，“有了产业，贫困群众才能让土地赚钱，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除了易地搬迁和发展产业脱贫，东西部扶贫协作还涵盖了教育、劳务、医疗和旅游等多种形式。“经过20 多年的发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已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格局。”广东省扶贫办主任梁健说。
专家表示，东西部扶贫协作已由最初的单向帮扶，拓展为东西部双向互动、共同发展；由最初的政府间对口帮扶，拓展为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这些都有助于补齐脱贫短板，以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田建川）
25. 扶贫支书吴树兰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60 岁的驻村第一书记吴树兰翻过几道山梁，上午十点钟到达距村支部5 公里外的碾盘沟时，空气中还带着寒意。一条大狗“汪汪”叫着冲过来，这里仅有的一户居民李相庭神色匆匆地从石头垒成的院落里迎出门。
“你的膝盖不好，咋又上山啦！”70 岁的李相庭嘴里嗔怪，脸上却掩饰不住欣喜。他是贫困户，住得又偏远，认识吴树兰之前，见过的最大干部是村民小组长。在中国的公务员职务体系中，级别最低的12 级办事员都是村民小组长的上级，而吴树兰是6 级厅官。
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2015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等发起动员，要求各地选派优秀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帮助当地摆脱贫困。
李相庭所在的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西王楼村就是这样一个贫困村。它地处山区，46 个自然村中有10 个都是独户村，山上几乎没有能通车的路，孩子们每天步行数公里上学，中午就着凉水吃从家里带的冷馒头。初来乍到的吴树兰，感觉心被揪紧了。
她并不是第一次驻村。早在高层统一部署前，各地就有干部驻村帮扶的探索。2010 年，53 岁的河南省扶贫办干部吴树兰主动申请到“国家级贫困村”—河南省新蔡县孙召镇大吴庄任第一书记。那一年，全省共派出19 名第一书记，她年龄最大，也是唯一一名女性。
“人家说我有福不享，非要回村遭罪，这我不同意，我心没离开过农村。”大吴庄是吴树兰的故乡，年轻时她在村里养牛喂马，后来走出去深造，从市农牧局副局长一直干到省扶贫办副厅级巡视员。父亲去世前总念叨，“农村培养出一个人不容易，一定得多为穷人办事”。
事实上，帮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就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让饱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翻身获得解放。现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仍被共产党当作使命。
吴树兰回村的时候，大吴庄人均收入只有2642 元。“村里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可以行车的路，村小学依然破旧，乡亲年复一年耕种。”吴树兰在驻村日记里写道。
三年里，她筹资创办了村里第一家企业，引资1300 万元建奶牛小区、针织公司，还争取各类专项资金，修了11 条共29 公里长的路，建起7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卫生室和1300 多平方米的敬老院。
大吴庄的1700 口人喜气洋洋，吴树兰却是另一番光景。她原本就患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驻村期间又查出了糖尿病，每天要自己动手打两针胰岛素，村里一桩桩大事都得她拍板定夺，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她不敢接家人电话。2011 年中秋节，女儿林博特地回家团聚。时值秋收，奶牛场也刚运行，吴树兰凌晨4 点就起床了，招呼奶户挤奶，又帮一户村民打了4 小时秸秆。“女儿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我不敢接，接了该咋说？”
家里人也怕接她的电话，因为话题离不开借钱。奶农没钱买草料了，蔬菜大棚差一点就搭好了……几年下来，吴树兰垫进去几十万元。
驻村结束时，大吴庄彻底终结了村无企业、无集体收入的历史，人均收入增至5600 多元。吴树兰走的那天，很多村民抱着她哭成了一团。
2014 年，吴树兰再次请缨驻村，来到了李相庭所在的西王楼。平原地区脱贫的路子已经在大吴庄蹚过了，她还想找找山区脱贫的办法。跟之前一样，挨家挨户走访是她必下的苦功夫。
“她来多少趟我记不住，但是画的有杠杠，来一趟我拉一道。”李相庭不识字，吴树兰每去一次，他就在纸上画一道线。
2014 年，他画了25 道，2015 年，画了42 道。这次间隔快2 个月没画，他才知道吴树兰病了。
短短两年多，吴树兰把2000 多口人的村庄摸得门儿清，成立了畜牧养殖协会和养老扶贫协会，养羊5 万多只，仅1000 只以上的养羊场就有7 个，一条28 公里的旅游公路也在紧锣密鼓施工。
“大姑，我最近也想养鸡，你得帮我操操心。”30 岁的村民夏翠萍亲热地挽住吴树兰。她只在刚认识时喊过几次“吴书记”，熟悉以后就改叫“大姑”了。她说：“就跟自己家姑姑一样，亲得很。”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这么喊，年龄大点的就叫“大姐”，吴树兰答应得很开心。
（双瑞）
26. 严查腐败：中共扶贫的重大任务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中国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内容。
针对扶贫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中国正多方面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一目标的达成。
中央纪委印发通知，决定从2018 年到2020 年持续3 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为脱贫目标的全面实现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随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扶贫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一些贪腐“黑手”伸向了贫困户的“救命钱”“活命钱”，严重影响了“精准扶贫”的有效进行。
在陕西省眉县汤峪镇，多位村民反映，一些“贫困户”其实并不是真的贫困，都多多少少和村委会干部沾亲带故，甚至有个别2017 年才退出的“贫困户”原来都有私家车。
眉县纪委成立8 个监督检查组深入全县8 个镇街122 个村暗访调查，截至2017 年11 月，共查处违纪问题线索413 件，立案58 件，60 人受到党政纪律处分。
眉县纪委审理室主任李伟说，从目前查办的案件来看，扶贫腐败很多都是因为农村的人情关系而滋生的，有的基层干部扶贫成了“扶亲”“扶权”。
眉县只是一个代表，2017 年以来，全国各地对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通报和查处力度不断加大。
2017 年12 月24 日，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通报对张家口市及蔚县、康保县扶贫领域突出问题责任追究情况及其教训，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在海南省，自2017 年7 月份开展扶贫领域违纪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扶贫领域问题线索637 件，立案审查扶贫领域违纪问题226 件267 人，目前已结案180 件，处分213 人。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田田说，脱贫攻坚违纪问题的背后是“四风”顽疾以及工作制度和操作环节中的重重漏洞。
中国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表示，对于2016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涉及扶贫资金的问题，已有970 人被追责问责。
2017 年以来，中央纪委已经3 次集中曝光25 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总计通报76 名党员及领导干部，其中，县直机关以上党员干部占比超过一半。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在全国的全面推开，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村干部，特别是两委干部，已经被纳入监督的范围。”王田田说。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教授王涛指出，必须坚决防止“四风”问题让惠民政策变形走样，防止“精准脱贫”
被扭曲成“数字脱贫”，扶贫工作的考核必须更加科学和公开，除了靠数字说话，还要把舆情调查作为重要依据。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7 年12 月27 日发出通知，明确在扶贫考核中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根据通知，除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督查巡查、考核评估外，不再组织开展其他考核。通知明确，要改进考核方式方法，要减少填表报数，要强化作风要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通知的出台是积极有益的，近年来，基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数字脱贫”“材料脱贫”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是变味的扶贫工程，百害无一利。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是中国南方一个深度贫困县，因其地处大石山区，贫困发生率极高。该县共和乡第一书记陈红升说，规定的出台很及时，很受基层干部欢迎。一方面，有利于减负减压，另一方面，如果能从大量的工作材料中抽出身，将这些时间花到帮助贫困脱贫上，将大大提高扶贫的工作效率。
“扶贫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实实在在的好生活，而不是完成任务和取得政绩。”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秀模认为，扶贫验收的工作程序可以减少，但验收标准不能变。
李国祥指出，资料填写少了，并不代表扶贫压力小了，扶贫标准也不会因为少填写表格而降低。扶贫干部要深入一线，精准施策，才能使“精准扶贫”落到实处。
“对贫困地区起码一村一策，制定详细、可行的方案，包括为什么会贫困、怎样脱贫、如何防止返贫等，多管齐下确保扶贫目标的达成。”王秀模说。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 年12 月27 日发布的《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显示，2013 年以来，贫困人口每年平均减少1309 万人。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确保到2020 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按照现行贫困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 元，中国已有超过6000 万人口实现稳定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
广西东兴市万尾村村民阮春华期待着，能有更多机会与扶贫干部真正交流，在干部的帮助下，争取能够早日脱贫。
（任沁沁 潘强 姚友明 程千懿）
27. 中国针对困难群众实施普惠金融服务
出身贫困家庭的“90 后”女孩赵雅丽没想到，自己从农村商业银行贷了3 万块钱，盘活了村里的传统竹制品加工业，成了当地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赵雅丽说，以前村里人个个有手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进料，进不了原材料，加工厂运转不起来。
赵雅丽申请到的银行贷款，是中国实施普惠金融服务惠及困难群众的扶贫小额信贷。手续简便，贫困户不需要向银行提供抵押或担保；成本低，银行按照基准利率放贷，享受财政贴息；期限长，贷款最长期限可达3 年。
安徽省灵璧县大庙乡沟崖村是赵雅丽的家乡。这里家家都有编制竹制品手艺的传统，然而许多村民曾经生活贫困。
针对当地有编制竹制品手艺，但不少困难群众缺乏发展资金的情况，村干部主动帮助贫困户办理扶贫小额信贷，现已有19 户贫困户利用贷款作为启动资金从事竹制品加工，成功挖掘了地方传统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潜在力量。
2016 年11 月，赵雅丽从灵璧当地的农村商业银行贷款3 万元，购买原料、添置设备、生产扫帚，当年获纯利5000 元。2018 年初，她牵头成立雅丽竹枝合作社，对接电商平台成功打开销路，并带动当地18 户贫困户就业，现在一年人均有近2 万元的收入。
据安徽省扶贫办主任江洪介绍，截至2018 年6 月末，安徽省扶贫小额信贷已累计发放270.51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有力支撑了产业扶贫。全省贫困人口由2012 年底的679.1 万人，下降到2017 年底的120.2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2.6％ 下降到2.2％。 不仅仅在安徽，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在江西、湖南、河南、湖北、四川、宁夏回族自治区等有扶贫开发工作的贫困地区均有序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已成为帮助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的重要手段。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通过运用普惠金融，创新开展“信用·产业·金融”的“三位一体”金融扶贫“盐池模式”，走出了一条“依托金融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依靠产业发展调动贫困群众增收”的富民之路。
为确保贫困户贷得到款，中国多地还设立了风险补偿金为贫困户增信。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对银行设立金融扶贫补偿资金池，县级风险补偿金按各主办银行放贷比例合理分配、存入放贷行，并随放贷规模扩大及时追加，目前，各县级财政已累计安排金融扶贫风险补偿资金1.51 亿元。
在四川省，160 个有扶贫任务的县100％ 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基金，截至2018 年6 月末，风险基金总规模已达34.1 亿元。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表示，截至2018 年8 月，扶贫小额信贷已累计发放4700 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近1900万户（次），有效激发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在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已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金融服务品牌。
（吴慧珺）
28. “扶贫银行”助农民脱贫
54 岁的郭有财是山西省大宁县昕水镇小冯村的村民，多年以种植蔬菜为生，经验丰富，但是苦于没有资金无法扩大规模。
“以前想弄个啥产业，准为缺钱而犯愁，没有抵押银行不给贷款，向亲戚朋友借上三五千元，咱保证一年半载就还了，问题是，谁借给咱？”他说。
缺资金一直是农民创业致富最难突破的瓶颈，对于贫困农民来说更是如此。从2006 年开始，山西在部分贫困乡村探索建立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探索解决农民发展生产资金短缺的问题。
位于吕梁山腹地的大宁县2007 年开始实施村级互助资金项目，政府给一些贫困村注入15 万元扶贫资金“铺底”，鼓励村民自主、自愿，以自有资金入股的形式，成立“扶贫银行”—资金互助社。资金互助社以低于银行利率的借贷方式供加入互助社的农民使用，从而解决农民发展生产资金短缺的问题。
小冯村资金互助社成立之后，郭有财投入300 元入股成为社员，随后向互助社借款5000 元，他用这笔钱承包了3 个蔬菜大棚，现在一年净赚近万元。“自从村里有了互助资金，就好像俺们农民自己办起了银行，算下来比向银行借钱还合算。”
郭有财说。
当被问及如果借的钱还不上怎么办，郭有财脸一红，说道：
“有乡亲们替我担保，都是熟人，就算砸锅卖铁我也得把互助社的钱还上，要不然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抬起头来？今天他们替我担保，明天我给他们担保，互帮互助脱贫致富才有希望。”
在运行上，互助资金试点村普遍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推选正派、有责任心的村民，依法成立村级资金互助社作为互助资金的村级管理机构，资金在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存放，互助社只管账不管钱，为资金安全提供保障。
山西已有57 个县155 个村开展了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试点工作，有9742 户农户加入互助社，互助资金总规模达到4660多万元，累计向贫困户发放借款近3000 万元，“滚动发展、长期受益”的扶贫资金良性循环机制逐步建立。
（王飞航）
29. 当互联网与贫困相遇：马化腾的“创世纪”
当马云率领阿里巴巴进军美国华尔街时，腾讯的马化腾却在做一件不同的事情。
“小马哥”的团队来到中国西南贵州省的铜关村，说服这里的贫困村民，让他们通过微信与外部世界交流，并在网上销售土特产，包括茶叶和有机稻米。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第一个移动互联网村。”腾讯负责“筑梦新乡村”公益项目的陈圆圆说。
在铜关村背后的山上，矗立着一座由该项目的合作伙伴中移动捐建的基站塔。
在青草和猪粪的气味中，铜关村于2014 年11 月22 日举行了一场迎接网络入村的盛大典礼。腾讯宣布，中国第一个山村自此被WiFi 覆盖。
千百名村民—绝大多数是侗族，载歌载舞赶来庆祝，还放起鞭炮。他们背上驮着好奇的孩子。
典礼开始前举行了一场宗教活动，一名寨老把猪头和公鸡血献祭在剪纸做的小鬼前，目的是防止这些精灵破坏互联网的运行。
“你们谁有智能手机？”当陈圆圆向参加典礼的群众发问时，只有很少的村民举起手。
“你们大都没有吗？在中国的城市中，几乎每个市民都有一部手机……你想看到在城里打工的儿女吗？用微信吧。你想把手工刺绣卖给城里人吗？用微信吧。你想立即收到村委会的通知吗？用微信吧……”陈圆圆说。
她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公益慈善活动，它将给村子带来财富和名气。
“感谢党，感谢腾讯。”寨老代表吴邦灿说，“你们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山村。”
随后几天，智能手机由项目的另一个合作伙伴中兴公司发放给了村民。56 个村民被选来参加腾讯组织的首轮培训。当他们学到基础的网络知识后，就进行考试。考题包括，“手机带来的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美好的吗？”“和外出打工的亲人可以通过视频见面吗？”“可以在手机上参与村寨的选举吗？”等。
有一个村民退出了培训，因为他完全听不懂。7 名文盲妇女中，5 人没有完成考试，但有2 人在腾讯员工的帮助下，得到了高分。
中兴公司一位负责人说，460 户村民将免费获得手机。腾讯要求每名村民交200 元押金。假如他们到明年5 月31 日还在用这个手机，并且没有用它去赌博，或干别的“坏事”，钱就会返还。
中国移动为每位村民提供20 个月每月1G 的上网流量。
这都要追溯至2011 年，那时陈圆圆第一次有了用互联网帮助铜关村的想法。她听到了村里的侗族大歌，惊为天籁。2009 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铜关是人们仍在传唱侗族大歌的少数地方之一。
侗族是55 个少数民族之一，人口约300 万。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传统服饰和宗教观念，尤以能歌善舞著称。
陈圆圆悲伤地发现，侗族大歌的传承正受到威胁。越来越多的年轻侗族人离开村子去城里打工，不再唱歌。她于是建议腾讯在村中捐资兴建一个侗族大歌博物馆来保护这门艺术。
这个花费了1500 万元、仍在建设中的博物馆，不仅仅是村民练歌和学者做研究的平台，并且装备着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可以把铜关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把侗族大歌在网上传播，并帮助村民把土特产卖出去。
“这样穷人就能变富，年轻人就会回到村里，在这里愉快地工作和歌唱。”陈圆圆说。
但仍有不少人对项目表示疑虑。“我们是汉族，连自己的传统都丢弃了。我们穿西服，毛笔字都写不好，能保护好侗族文化吗？”腾讯的一位项目负责人贺捷说。
有人担心互联网会让侗族大歌更快丧失原生态，因为它注入了更多现代元素；有人害怕旅游业的兴起会破坏小山村的宁静；还有人认为，腾讯一旦撤走，村民们将无法自主经营博物馆；还有人觉得，“移动互联网村”会不可避免地像电影《侏罗纪公园》描述的一样进入混沌失控。
“互联网给这个村子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名垂青史，还是千古罪人？”北京来的建筑专家杜孝民说。
陈圆圆说，她已经考虑到了所有困难。在铜关村播下的种子，终会撒向中国其他农村。
“我们开创了用互联网管理一个村子的先例；我们鼓励年轻人回到村里；我们帮助贫困村民有尊严地挣钱；我们正在寻找一条利用高科技留住乡愁的途径。”她说。
在村民的宗教仪式上，一名寨老告诉她，互联网开通的地方，原来有村里的一座庙。“我希望有一天，能帮助他们恢复那座庙—不是在网上。”陈圆圆说。
（韩松 石新荣）
30. 一根草绳上的脱贫路
种了25 年水稻的广西农民何元志没有想到，多年来一直让他头疼的稻草，如今竟变成了脱贫致富的“宝草”。
广西农村以前大量养牛，稻草可以拿来当饲料、垫牛栏。
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推广，牛越来越少，稻草成了没用的“废物”。
“处理这些稻草很麻烦，拉回家里没地方放，只能在地里打碎了或者烧掉做肥料。”家住富川瑶族自治县城北镇矮岭村的何元志说，“烧稻草的时候烟很大，邻近的人会骂，过路的人也会埋怨。”
一次偶然的聊天，扶贫干部提到可以用稻草来编织草绳，这令何元志动了心。不过，这个长年在地里耕作的汉子连70 公里外的贺州市都没有去过，更没见过草绳编织机长啥样。
广西本地不生产这种编织机，所以政府帮何元志联系江苏的厂家网购了一台。
何元志过去在砖厂打工时有过摆弄机器的经验，草绳编织机这样的小型机器对他来说并不复杂。他按照说明书试了几次，很快就成功了，2017 年2 月就正式投入生产。
何元志在家里安装了2 台编织机，一天大约可以生产18 卷草绳。产品很快被订购一空，而且供不应求。看到销售如此火爆，尝到甜头的他打算另找场地，安装10 台机器扩大生产。
“贺州市是全国最大的人造岗石生产基地，像大理石、瓷砖的防震包装，园林绿化都用得到我们的草绳，不少厂商上门来订货。”何元志说。
看到何元志“小试牛刀”初获成功，城北镇政府决定把稻草编织作为2017 年脱贫攻坚的重点产业来扶持，让更多的农民，特别是贫困户都能抓住这个商机。
城北镇一共有1208 户贫困户，贫困发生率将近23％。在政府的帮扶下，2016 年有475 户脱贫，2017 年的目标是帮助500 户实现脱贫。
作为城北镇的扶贫后盾单位，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和县林业局对草绳编织项目也很支持，决定提供50 台编织机“送机上门”用于扶贫。这些机器将通过村委会以租赁的方式发放给石狮、泗源等贫困村的贫困户。
“这个项目最大的优点是把贫困户的投资风险和成本几乎降到了零。”分管扶贫工作的富川瑶族自治县城北镇人大副主席肖芳说，“一亩稻草的原料成本只有100 元，加工一亩稻草可以挣到400 元。由于机器操作简单、生产速度快，农民可以用空闲时间来做，不耽误下田。”
利用采购设备的这段时间，当地政府准备对农民进行培训，组织劳动技能竞赛，评选编织能手。没有租赁编织机的农民，可以去帮工，按每天80 元工资、全年100 天农闲计算，一年下来也可以赚到8000 元左右的劳务工资。
“厂商都是整车整车订货，量少了肯定不行。”何元志表示，愿把自己调试机器的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或者上门帮助安装设备，让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
眼下，最让何元志担心的是原料短缺。制作一卷14 斤重的草绳，需要消耗大约18 斤稻草，一台编织机一年需要30—40亩的稻草作为原料。
“下一步我们准备由镇里出面，跟外地来的‘稻客’团队及其他村镇的农户建立联系，请他们打稻子时把稻草留给我们，打稻子的部分费用则由我们来支付。这个工作量大面广，需要由政府出面协调。”肖芳说。
临离开时，肖芳再次叮嘱何元志，第二天又有一车草绳要发运，一定要按时把货备好。“这是个好项目，政府多扶持一下，农民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肖芳说。
（王作葵 钟泉盛）
31. 小小地瓜种出上亿产业
进入2017 年4 月，地瓜（红薯）迎来采收季节，海南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地瓜种植大户王文克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电话，忙得应接不暇。
“市场上普通地瓜两三元一斤，而我们的地瓜最高可以卖到26 元一斤，几乎是国内价格最高的地瓜了，有人称之为地瓜中的‘劳斯莱斯’。”他说。
地瓜能卖出“天价”，源于一场“供给侧改革”实验。
被联合国老龄所等机构联合授予“世界长寿之乡”的澄迈县，土壤富含硒元素。然而，数年前，当地老百姓并不知道富硒对于农产品意味着什么。沙土村，村如其名，大部分土地都是沙土，不适宜种植经济作物，村里大片大片的土地撂荒。
村党支部副书记杨英春回忆，1996 年，海南东洋水产有限公司引进日本种苗，在村里投资种植150 亩地瓜，开始推广优良品种。但因缺乏品牌效益和带头人，无法大规模推广。2007 年，村里走出的大学生王文克接触到该品种地瓜后，意识到其中的商机，决定回乡创业，种植地瓜。
创业伊始，王文克便将自己的地瓜定位于高端市场，打生态健康牌，从育苗开始就跟传统种植不一样。以前土法种地瓜，是直接用地瓜块或者地瓜藤种，而王文克采用的是脱毒苗，在网箱里需要经过剪苗、炼苗、繁苗等程序。其中，剪苗需要在显微镜下操作，剪出0.2 毫米的幼苗进行繁育。因为有效地去除了植株体内的病毒，亩产可以提高30％ 左右，而且果实的形状、口感、味道都要好很多。
优质良苗增加了地瓜抗病虫害的免疫力，而良田则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环境。王文克介绍，在土地选择上，他们严格要求水旱轮作的沙土地，一方面保障及时灌溉，另一方面增加土地的有机质含量。
“这只完成了前期种植，‘良法’同样重要。”王文克带着记者来到地瓜地，指着近处的一株地瓜藤说，我们种植方法有着严格的标准，必须实行单行种植，要求垄高40 公分、垄距90 公分、株距20 公分。
传统一亩地可以种植7000 株，而在这里，一亩地只能种3000 株到4000 株。
“这其中还有一个奥秘。”王文克蹲下身子将一株地瓜苗拔起，“我们种植的时候地瓜苗是水平放置的。两头裸露出来，中间用沙土轻轻盖上。这样的好处是保证一棵藤上长的地瓜营养均衡，个头相对均匀。”而传统的种植则是斜插或竖插，产出的地瓜中间个头较大，其他的较小。
王文克介绍，采收环节他们是人工采收，不使用锄头等工具，好处是不伤害到果皮，保证地瓜的外观。他们还在田间地头分选，按照大小、品质等分为七个级别。
经过近十年探索，地瓜从种到收，王文克形成一套严格的生产技术规程，包括产地环境、栽培季节、育苗管理、收割检验、包装运输等，大大小小几十条。
种出优质地瓜，销售怎么办？桥头镇党委书记沈新霞介绍，2009 年在县政府的指导下，沙土村委会将“桥沙地瓜”正式注册为商标，同时，组织成立了桥头地瓜产销协会，集中统筹桥头地瓜的产销渠道，统一印制地瓜鲜果包装。
澄迈县农业局副局长王泰吉说，当地还大力推广“地瓜文化”，连续举办5 届桥头地瓜推介活动，并建立了专门研究地瓜种植技术的地瓜研究所，为当地种植户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
从生产种植到终端销售，经过一场“供给侧改革”实验后，小小的桥头地瓜“种”出了大产业。2016 年桥头镇地瓜产量4.2万吨，产值达4.2 亿元，户均年收入8 万元。沈新霞介绍，地瓜产业也使得镇里的贫困户数量从2007 年的1390 户减至2016年的19 户。
“将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化、流程化，像生产一个工业零部件一样生产农产品，是澄迈县生态农业的一个特色。”澄迈县县委书记杨思涛说。
（李金红）
32. 女性在扶贫攻坚中不让须眉
看着村里养猪场活蹦乱跳的小猪仔，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大西沟村村民张改平显得格外激动。之前，她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从银行得到了3 万元低息贷款，并入股到养猪场，2016 后每年能得到近4000 元固定分红。
“我家里有4 个孩子上学，丈夫一条胳膊残疾，靠种地和打工一年只能挣1 万多元，这个养猪场搞起来对我帮助很大。”
她说。
像王改平这样的贫困户，在大西沟村还有69 户，平均收入只有2300 元。而在这个大型养猪场的带动下，他们有望在2017 年实现脱贫。
“这个项目是驻村第一书记李颖帮我们引进的，别看她是个女子，却干成了很多男人干不成的事。”大西沟村老党员侯春林说。
李颖是吕梁市政府接待办的一名干部。2015 年8 月驻村后，她就四处争取支持。仅在1 年多时间，她就帮助大西沟村建起了一个1.5 兆瓦的光伏发电站、一个万头养猪场，还建起了村幼儿园、红白理事厅等场所，带领全村走上脱贫致富路。
大西沟的脱贫依然在路上。与之相比，相隔400 多公里的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刘寨村，在女干部程玉珍的带领下，已经实现了整村脱贫。
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一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8 户、270 人。“我们村穷，主要是没有好的带头人，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村里始终是穷样子。”村民张雷平说。
2011 年，刘寨村村支两委换届，急于脱贫的村民们想起了在外做生意的程玉珍，先后10 次进城请她“出山”。最终，程玉珍几乎全票当选刘寨村村主任。
上任第一件事，程玉珍就调动社会资源，并发动村民开山炸石，将村里不足2 米宽的道路拓宽到4 米。“修路是扶贫的头等大事，没有路就拔不掉穷根。”程玉珍说。
尽管只有4 公里长，但这条新路却按下了刘寨村脱贫的“快进键”。不仅村里的农产品能及时卖出去，政府的扶贫政策也真正落了地。
5 年来，在程玉珍的带领下，刘寨村完成了易地搬迁，建起了100 多座蔬菜大棚，成立了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终于在2015 年底整村脱了贫。
站在刘寨村的展板前，旧刘寨村的样子清晰可见。窑洞破旧不堪，土路狭窄不平，到处荒草丛生，一派萧条景象，与现在欣欣向荣的刘寨村形成巨大反差。
在中国贫困地区，像李颖、程玉珍这样的女干部既普遍，又有作为。与男性相比，她们的刚与柔更有感染力，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巾帼不让须眉”“妇女撑起半边天”在这场扶贫攻坚战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吕梦琦）
33. 贫困山区“居家打工”助脱贫
布料和织线成堆摆放，等待加工成服装；缝纫机一旁，半成品的黄色药包等待外翻；已经加工好的药包和服装，即将打包走向市场。
这不是加工厂，这是胡相容的家。
胡相容一家4 口，如今住在县城。她的老家在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齐心村，山区条件较差，挣钱门路不多。2017 年，她和丈夫到县城谋生。2017 年6 月，她辞去服装店工作，开始在家中上班。
家，成了工厂的一部分，岗位就在家中。公司提供布料、缝纫机，山区妇女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以加工产品。
“在家里既可以照顾两个娃娃读书，一个月又有3000 块收入。”胡相容说。
地处中国西南的贵州，是目前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今，在贵州部分贫困山区，像这样的“居家打工”模式，既助贫困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又解决留守老人、留守孩子问题。
在贵州省安顺市，农村妇女在家中加工适用于车内、家居的茶枕，获取收入。年过六旬的苗族妇女叶明芬，一年大约可以加工160 个枕套，能挣1 万多元。
在安顺，像叶明芬这样的妇女，有1000 人左右。
近年来，贵州一些贫困山区引导企业“车间下沉”“技术下沉”，将原材料和设备送到农户家中，让没有能力发展产业的贫困户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在家中实现就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西部贫困山区群众为了改变生活面貌，要到几千里外的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像贵州这样贫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家两三口人出去打工，在过去较为普遍。
而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服务能力转型，群众在家也能实现“上班梦”。
对于习水县永安镇团结村贫困户邓泽珍来说，“打工”这个概念，在脑海中一直代表“出门到外地”。
2017 年6 月，一家制衣厂给她送来一台缝纫机，还教会了她缝纫加工技术，在家里搞简单的服装加工，第一个月就收入3000 多元。
邓泽珍一家6 口，孩子在上学，丈夫外出打工，母亲年逾八旬。“上有老下有小，只能守着家过日子。”她说。
在中国大多数山区，以纺线织布为代表的传统农耕文化，在妇女群体中基础深厚。只要经过短期培训，她们就能熟练上手。
邓泽珍有信心，成熟练工后，一个月挣4000 元，应该不会有问题。
习水企业家商会会长李彬介绍，初步统计习水县已有3 家企业采取“送货上门”的帮扶形式，带动200 多户贫困户脱贫。
（汪军 杨洪涛）
34. 侗乡“毕加索”用画笔“抹掉”贫穷
来自中国中部湖北省的熊庆华在朋友和邻居眼里曾是个怪人，但如今的他是一名靠艺术赚钱的农民。
“我不是毕加索。我是熊庆华，我有自己的风格。”41 岁的熊庆华说，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
有点沉默寡言的熊庆华如果不是因为坚持不懈，就不会有今天。他住在永昌河村，6 岁时就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
“每个人都嘲笑我，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农村男孩，没有任何理由去画画。”但他坚持了下去。
他临摹漫画书中的图画，一开始用钢笔画，后来用毛笔。
他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位“很厉害”的艺术老师说他“非常有才华，会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练习得越来越多，甚至在其他科目的课堂上也是如此。”熊庆华说。 他的绘画技艺提高了，其他科目的成绩却下降了。
初三的时候，他决定辍学。“我发现课程很难，我也受不了写作业”，他说。“我对课程没有信心，只有绘画能让我有些自豪。”
不画画时，他也做一些农活。
“你为什么不学点技能呢？”其他村民问道。当然，他们说的“技能”不包括绘画。
媒人曾给熊庆华介绍过对象，但对方发现他总是画画，毫不客气地抛弃了他。
1999 年，23 岁的熊庆华爱上了傅爱娇。她是少数几个欣赏他的才华的人之一。
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傅爱娇让他出去挣点钱。熊因此跟着妻子到深圳找了份工作。
“我在装配线上工作，抛光金属片。”他说。“这项工作没有任何创造力，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台机器。我讨厌这样的生活，三天后就不做了。”
他告诉妻子，宁愿饿死也不愿做这样的工作。
“她对我大喊大叫，然后瘫倒在床上哭泣”，他说。“她越哭，我越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
他回到老家，再次拿起了画笔。“我开始描绘真实的风景和我看到的人。”熊庆华说。“如果你将自己看到的东西画下来，就会很棒。”
当他感到沮丧时，他会听流行歌曲来麻醉自己，把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开到最大音量。
2009 年是个转折点，熊庆华和以前的同学雷才兵在分隔18年后再次见面。
“我很惊讶看到他如此憔悴。”雷才兵说。
熊庆华带着雷到他的“工作室”。在那里，油漆和草图散落一地。
一幅画着黄色花田上飞过两个大风筝的画给雷才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一幅画展示了一名蓝天下鞭打着拉车牛的男子。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的场景。”雷惊叹道。
雷才兵在网上发布了这些画的照片，很快熊庆华就有了他的第一个顾客，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士。
可熊庆华不是商人，所以雷才兵出面跟对方谈价，最终以5000 元（约合750 美元）卖出了五幅画，这也改变了其他村民的态度。“他们惊讶地发现一幅画可以卖到1000 元。”他说。
2010 年，熊庆华有了10 个买家。他关于童年游戏的两幅画作以1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成都的一家画廊。
2015 年，他与北京的一家画廊签订了合同，在那里他卖掉了大约200 件作品。一些买家来自海外。他甚至还在北京著名的艺术社区798 举办了一次展览。
尽管成功了，但熊庆华还保留着以前的习惯。他每天都不间断地工作，午饭只吃几口馒头。
“有人建议我找家公司或学校（去上班），但我只想提升自己的画技。”他说。
熊庆华发现他16 岁的儿子在绘画方面也很有天赋，但并不怎么勤奋。 “他喜欢玩网络游戏。他说画画没用，是浪费时间。”
（白旭 罗鑫）
35. 送女人进城当护工：山西吕梁开出扶贫“新处方”
在北京燕达养护中心，来自山西吕梁市石楼县裴沟乡21 岁的崔杨利耐心地护理着老人。再过几天，她就将领到第一笔薪水。
2016 年11 月16 日，她与557 名姐妹一起乘坐大巴，分别到北京、青岛、呼和浩特等地从事护工工作，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这是吕梁市一年多来向外地输送的第六批护工。
如今，年轻的崔杨利对未来充满期待。“在这里，我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改变家里的贫穷。”她说。
与崔杨利相比，吕梁市第一批输送到北京的护工、42 岁的王林娥，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虽然工作繁忙，但每月6000 多元的收入，让她丝毫不觉得疲倦。
“我过去在家里只做家务，负担很重，却一分钱也帮衬不了，总觉得自己没用，但现在我两个月的收入就比过去我们家一年挣得都多。”王林娥说，外出打工让她开始重新看待自己，觉得更有尊严。
把农村妇女培训成护工，然后输送到外地打工，撑起脱贫“半边天”，这就是吕梁市开出的扶贫“新处方”。
吕梁山区十年九旱、土地贫瘠，很多地方亩产收入只有100 多元，是中国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吕梁市至今仍有48 万贫困人口，其中妇女占了近一半，而且都是深度贫困。
“要想让这些家庭顺利脱贫，必须要把家庭妇女的作用发挥出来，护工行业门槛低、收入高，是最适合她们的选择。”
吕梁市扶贫办主任陈林强说。
2015 年9 月，吕梁市启动了山西省首个家政护理扶贫培训项目，成立了专门的护工实训基地，确定了5 所合作院校，免费为贫困农民提供培训。为了保障就业，吕梁市还在北京、太原等城市设立了吕梁山护工联络部，并与多家家政公司、福利院签订了合同。
截至2016 年底，吕梁市已培训护工8112 人，实现就业3203 人，月收入从3000 多元到上万元不等。
“现在国内护工需求很大，一个贫困家庭有这样一个护工就能脱贫，她们在外面见识多了，观念也会发生改变，对贫困地区的未来发展也会产生促进作用。”吕梁市护理护工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尹桂前说。
“十三五”期间，吕梁市将力争培训6 万名护工，外输3 万名，本地就业3 万名，引导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加脱贫。而为了改变当地对护工的偏见，吕梁市还邀请已经脱贫的护工回村交流经验，用实实在在的效果引导人们改变观念。
“我一个月挣6000 多块钱，比很多体面工作的收入还高，有什么能比改变自己的贫穷更体面的呢？”王林娥说。
（吕梦琦）
36. “赤脚”教授用知识改变贫困农民的命运
灰白的头发、黝黑的皮肤、矮小的身材、粗糙的双手、浓重的方言……如果在中国西北农村的果园里遇到61 岁的李丙智，你一定不会想到他是一位发表过25 部专著的资深大学教授。
隆冬时节的午后，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在位于陕西西部的宝鸡市千阳县。李丙智喊上同事李高潮，冒着风雪从他工作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宝鸡千阳苹果试验示范站出发，去走访三合村44 岁的贫困户景彦荣。
“李老师，2016 年啥品种更适合市场？”
“行距3 米5，株距1 米。你家这6 亩地是老果园，2016年在枝长、密度和品种上再做一些调整才有好收益。”
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农民，因为“精准扶贫”的苹果话题，在风雪天的地头热切地聊个没完。
“我很乐意将科研成果这样零距离传授给农民，帮助农民脱贫是我们的职责。”从2012 年开始，李丙智担任千阳苹果试验示范站首席专家，重点进行苹果矮砧集约高效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他每年有近300 天的时间待在千阳，妻子这两年也来到千阳，支持李丙智全身心投入到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
苹果试验示范站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田间大学”。作为示范站的首席专家，李丙智带领团队组建的这所“田间大学”，2016 年组织了30 多场次的培训，给当地8000 多农民送去“新手艺”。
景彦荣的妻子乔秀英就从“田间大学”拿到了中级专业技术证书，李丙智笑称：“你这就算是大学毕业了。”而乔秀英则有些羞涩地说：“你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刚刚过去的2016 年，对这个千阳县的贫困家庭来说非同寻常：家里的苹果产量从过去的每亩1000 多斤提升到现在的4000 多斤，一年能带来近5 万元的收入；通过两个孩子的参与，夫妇俩第一次“触网”，将自家的苹果卖到了四川、湖南、山东等地。
“教授到田头，博士走乡间”成为中国西北农村新景象。
如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结合陕西及西北区域农业主导产业发展需要，建立了苹果、红枣、甜瓜、核桃等25 个试验示范站和40 个示范基地，在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陕西省清涧县双庙河乡枣农惠国海和白水县林皋镇可仙村果农曹谢虎是试验站指导的科技户，在试验站专家的帮助下其生产水平不断提高，收入连年稳步提升，成为当地有名的“土专家”。
在千阳县南寨镇南寨村，由镇村共同投资建设的80 亩矮砧苹果示范园已平整好土地，搭好了苗木架，村里70 多家贫困户每户出资2000 元就可以认领1 亩地。在示范站的指导下，来年果园就可以挂果创收。
“精准扶贫需要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李丙智说，“今年，我们要在苗木培育上下功夫，可以帮助农民把每亩投入成本减少一半。”
（沈虹冰 许祖华）
37. “水上讲习所”助农民脱贫
20 世纪20 年代，中共的革命先驱在广西边远山区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们宣传革命理论，进行军事训练，开展武装斗争，为此后的百色起义胜利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基础。
90 多年后，在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的一座水库上出现了“水上讲习所”—上百名渔民坐在自家渔船船头，听党员干部用当地话讲述新时代新思想。不仅如此，“水上讲习所”也是渔民们学习养殖技术实现脱贫致富的课堂。
位于隆林西北部的天生桥镇水库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以壮、苗、仡佬为主的少数民族占当地人口的大多数。
水库周围住着6000 多村民，以船为家，靠水生存。
从山上远望，水库中漂浮着渔民养鱼的大小网箱，把碧绿的水面装饰得犹如棋盘。
水库中央搭起的一座红顶小屋格外醒目，这便是“水上讲习所”。每有宣讲，渔民就驾渔船而来，停靠在讲习所旁。有的渔民胸前佩戴党徽，有的穿着民族服饰；有满头白发的阿婆抱着小孙女，也有农妇边听边织布，还有人一直拿着笔在记录。
在“水上讲习所”之前，每次进行宣讲时，乡镇党委都是通知百姓从水库赶到乡镇政府的会议室。因为路远，还耽误生产，来参加宣讲的人不多，效果也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
“百色是‘老、少、边、穷’地区，当地渔民吃住都在船上，流动性大，接触外界信息不灵通。”天生桥镇党委书记刘剑说。
2014 年，乡镇党委把讲习所搬到水库—渔民身边。此后，水上宣讲几乎每月都有，每次大约40 分钟，停靠的渔船一般有二十几条。
“我们过去坐在讲台上，现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宣讲党中央的政策和脱贫致富的技术，很受欢迎。”刘剑说。
离开讲台站上渔船的宣讲人，与渔民沟通的方式也接地气了：语言从普通话变成了桂柳话和壮语，外乡人听不懂，但当地老百姓却听得津津有味；厚厚的理论读物被“翻译”成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人不再照本宣科“做报告”，而是增加实例和互动，为百姓了解政策答疑解惑……
在最近的宣讲中，刘剑重点介绍了“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中国”“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等十九大报告中的“三农”政策。他还向渔民解释当地政府出台的脱贫指标，以及申请医疗保障的好处。“把抽象概念通俗地解释，让老百姓尽早了解政策。”他说。
在“水上讲习所”，宣讲人大多脱稿发言，声音洪亮，并多有手势配合，很会调动气氛。渔民也听得认真，“抬头率”
将近100％。由于内容生动，贴近生活，渔民们不时发出笑声。
讲习所也是普及养鱼知识的课堂。建水电站前，大部分村民是种植水稻、玉米的庄稼人。由于水库建设，农民没有了土地，转而成为渔民。但起初大家并不懂如何养鱼，导致鱼病频发，渔民损失巨大，还给库区造成了污染。
时忠语是隆林县畜牧局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他和同事每年要进行三四次水上讲习。“过去渔民养殖相对零散，规模小，且缺乏知识和培训。”他说。
在他看来，水上讲习所讲授知识更加直观，可以现场指导。
比如每到冬季气温低时，他就告诉渔民降低渔网密度，喂食不要太饱。他甚至可以在现场示范喂食量，这是过去在会议室里给渔民讲课时无法做到的。
水上讲习很见成效。天生桥镇的渔民从2012 年的15 户人家，发展到现在的200 多户。通过网箱养鱼，渔民年人均收入从1000 多元提高到1 万多元。
隆林各族自治县共有31 个讲习所，水产养殖成为当地支柱产业，2016 年已有两个贫困村脱贫。
毗邻越南的广西各地，“因地制宜”建立起各种特色讲习所，并采取诸如小品、快板、山歌等文艺表演形式宣讲中共的民生惠农政策，用当地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解释国家大政方针。
刘剑说，为提高讲习效果，当地还将从少数民族干部、致富能人中抽调人员，扩充讲师队伍，有针对性地设计讲习内容。
（袁全 曹祎铭）
38. 护鸟让贫困村走向繁荣
这是观鸟爱好者苏国民第一次到广西弄岗观鸟点拍摄。在为期3 天的行程里，他有十足把握拍出精彩的作品，这多亏了当地村民的帮助。
弄岗村村民为他提供了接机、住宿和餐饮等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村民们可以带他走到深藏于广西龙州县森林间不为人知的绝佳观鸟地点。
来自广东的王国庆刚刚退休不久，他说：“弄岗在我们观鸟爱好者圈子里很有名气，在这里不仅能拍到珍稀鸟类，而且村民提供的观鸟服务也帮了大忙。”
弄岗村地处中越边境，毗邻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栖息的鸟儿有几百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前来一饱眼福。
2008 年，广西大学鸟类学家周放和他的学生蒋爱伍在弄岗发现了一个新鸟种，并将其命名为弄岗穗鹛。从此之后，弄岗观鸟胜地的名声就渐渐传开了。
拳头大小的弄岗穗鹛全身大部分为深褐色，胸前有白色斑点。当地发现的弄岗穗鹛数量不超过2000 只，它是已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
当地村民以往都是靠种植甘蔗来维持微薄的收入，然而观鸟爱好者的到来为村民带来了商机，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自2014 年以来，村民农伟宏开设的客栈每年收入超过10万人民币。而在这之前，他家每年务农的收入只有2 万元左右。
每天清晨和下午，农伟宏和他的母亲都会把小虫放在他家旁边林子里的一块大岩石上。农伟宏也是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位护林员，他说：“这个地方每天都会有数十种鸟类前来觅食、洗澡。”
农伟宏家的房顶就是一个理想的观鸟点，在这里还可以看到黄黑相间的珍稀鸟类—冕雀，每天都有大批的摄影师来这拍照。
村民蒙振海做全职“鸟导”已有三年时间了。他发现了三个绝佳的观鸟点，能拍到白翅蓝鹊等珍稀品种。
像蒙振海这样的鸟导们还会用独特的口哨声把鸟儿吸引过来，这也为观鸟者节省了不少路途上的时间。
2017 年“五一”劳动节的那天，孟振海就靠当“鸟导”挣到了4000 多元。
目前，弄岗村发现了20 多个观鸟点，有全职专业“鸟导”18人，开设客栈10 多家。共有57 家贫困户参与提供观鸟服务。
2017 年到弄岗观鸟的人数有8000 多人，是2016 年的4 倍。
如今村民们把鸟儿视为珍贵的财富，而在几十年前，不少村民打鸟、吃鸟，甚至是贩卖珍稀鸟类。
村民黄远程说：“当时山里穷啊，有句话说‘靠山吃山’，打几只鸟来吃对我们来说和杀鸡宰羊是一样的。”
新兴的观鸟产业改变了村民对鸟类的认识。农伟宏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森林和鸟儿是我们的金山银山。我们要爱护每一棵树，呵护每一只鸟，这也是为我们的后代着想。”
（王若遥 张周来 曹祎铭 周华）
39. 救猴先救人
现年81 岁的中国传奇动物学家潘文石认为，他成功拯救濒危动物白头叶猴的秘诀不仅仅在于他热爱动物，也在于他热爱人类。
20 年来，他与北京大学的团队致力于从人类手中拿回白头叶猴的栖息地，使其曾经急剧下降的种群数量稳步恢复。不过，他的方案不是强制驱逐村民，而是提升他们的生存质量，让他们与白头叶猴变为朋友，而非争夺资源的敌人。
这种头顶标志性白色冠毛的叶猴是世界上最濒危的25 种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中国独有物种。
赤贫
潘文石以早年对大熊猫研究的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大熊猫之父”，随后他将学术重心转至白头叶猴，于1996 年来到广西崇左的喀斯特深山潜心研究。
“我想探索动物社会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他说，人猴共生的崇左无疑是绝佳选择。
起初，他在弄官山脚下寻得三间弃屋作为基地。在那里，他搭土灶煮水，睡在草垫上。
潘文石很快发现：猖獗的树木采伐、草地火灾和采石业摧毁了白头叶猴的栖息地，导致它们在20 世纪90 年代几乎绝迹。
问题根源明确：极端贫困迫使村民以当地环境为代价过活。
“除了小块贫瘠土地，他们一无所有。”他说。
潘文石曾雇用一位当地农民做助手。一天，潘文石把从北京带来的点心给他，作为送给他孩子们的礼物。第二天，潘文石问：“孩子们喜欢点心吗？”农民不好意思地回答：“实在太饿了，点心被我在路上吃了。”
潘文石十分震惊，一个成年人竟然抵挡不住一包点心的诱惑？来到这位农民的家后，潘文石才明白原因—一盆稀粥就是全家八口人一天的食物。村里的其他家庭也遭受着同样的饥饿威胁。
经过深入的入户拜访，他还了解到，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水源任由牲畜粪便污染，村里许多男性患有肝脏疾病，妇女则深受宫颈癌之害。
村民需要生存而别无他选，所以他们砍伐野生植物，从山上取石，残酷对待白头叶猴。一些村民杀死叶猴，炮制成药酒治病。甚至，一张电影票便可以换到两只猴。
潘文石意识到，如果村民生活没有改善，那么白头叶猴很快就会灭绝。“如果我们延迟100 或200 年研究叶猴，也不算太晚，但是如果不先拯救村民，猴子的栖息地就会彻底毁灭。”
他说。
救人
首先，他鼓励村民使用沼气替代柴火，恢复当地植被。
2000 年，他用美国福特基金会给他的10 万元环保奖金在邻近三个村庄建造了沼气池。随后，他从中央政府和其他捐助者处筹得214 万元，为弄官山周边14 个村庄1800 多户家庭全部设置沼气池。
之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当地政府积极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用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甘蔗取代原先的水稻、杂粮，并劝诫村民为保护环境和降低成本减少使用农药。当地村民平均人均收入从1996 年的不足400 元涨到2015 年的6000 多元。
此外，20 年来他从海内外友人、私营公司和政府等处筹集1370 万元，建立了一所小学、两个诊所、三个饮用水项目和一条两公里长的村道，并设立了一个生物博物馆、一个教育中心和一个以白头叶猴为特色的生态公园。
伴随村民生活越来越好，山林也渐渐葱郁，白头叶猴种群蓬勃发展。崇左的白头叶猴数量从1996 年的96 只上涨到现在的800 多只。
潘文石说，“世界上有很多濒危物种，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末日已经到来。只要我们给予它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就可以恢复。白头叶猴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王若遥 熊红明）
40. 从免费午餐到社会赋能：联合公益在行动
7 岁的强子（化名）每天走两个小时崎岖的山路，才能到达学校，但他依然喜欢上学，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吃到免费的午餐”。
强子说的是 “免费午餐”计划。该计划2011 年落地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前，很多贫困山区的孩子，中午常常以水充饥，这意味着从早上6 点到下午4 点，他们经常吃不到一口饭。
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6 岁以上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普遍吃不到营养午餐。
曾供职于媒体的邓飞对乡村儿童的午餐困境感到震惊。
2011 年，他联合500 位记者、中国数十家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6 年来，该计划已募款2.7 亿元，在26 个省区市的700 多所学校开餐，受惠人数超19 万人。
“一方面我们与县级政府联合，筹资补给那些不能完全开展热食午餐的学校；另一方面，我们还对缺少成熟帮扶政策的学龄前儿童开展‘免费午餐’项目。”邓飞20 日在“免费午餐”
六周年发布会上说。
2011 年5 月，为了让“免费午餐”计划更好地惠及新晃乡村的孩子们，邓飞团队和新晃县政府一起建立了“新晃模型”—一份3 元午餐中，政府出1 元，负责厨房建造和午餐执行；公益组织出2 元，负责传播、筹款和监督。
6 年来，免费午餐覆盖了这个省级贫困县所有山区腹地的教学点、村小、农村公办幼儿园。
新晃侗族自治县副县长姚海燕说，如今，学生们的营养好了，也爱学习了，我们的教学成绩已经位居怀化市的领先行列。
“免费午餐”只是中国贫困乡村儿童生活链条上的一环。
在开展“免费午餐”行动的数百所学校里，孩子还面临其他一些困难。
“因为家庭贫困，父母不在身边，很多孩子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农村家庭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邓飞说，发起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旨在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为孩子们找到救命钱，“让乡村儿童能有尊严地病有所医”。
大病医保基金让众多农村儿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国家大病医保基础上，又多了一份医疗保障。
据项目首个试点县湖北省鹤峰县副县长熊敏介绍，大病医保基金确定了政府、家庭、社会医疗在患儿医疗救助中合理的负担比例，为乡村患儿提供医疗保障，使政府、公益、公众等多种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2012 年7 月至今，仅在鹤峰县，就已挽救400 多个患儿家庭。
随着“免费午餐”、大病医保项目的成熟，邓飞一边忙着复制推广项目走进更多贫困地区，一边思考并实践了一系列新的公益项目，比如帮助贫困地区学童募集生活、学习所用物资的暖流计划，提升城乡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儿童防侵”
项目，为贫困地区上学路途遥远的中小学生提供可移动、智能和模块化宿舍的“会飞的盒子”，帮扶单亲失依孩子的“拾穗行动”，还有帮农产品出村、提高乡村家庭收入以便让留守儿童父母回家的“e 农计划”。
几年来，从免费午餐到“e 农计划”，邓飞团队逐渐开展的一系列公益项目，尝试联合政府、爱心企业等多方资源，针对乡村儿童的多种需求来解决实际困难。
“公益组织不会代替政府去治理社会，但政府、企业、公益联合起来，就创造了社会赋能的模型。”邓飞说，“我们在新晃县、鹤峰县的成功经验是最好的证明，相信这一模式也能在中国任何一个贫困县生根发芽。”
在地图上，把新晃、鹤峰连线在一起，会发现恰是一个武陵山片区，也就是中国14 个连片特别贫困地区之一，覆盖湖南湘西、张家界，湖北恩施州，贵州省贵阳市、铜仁市，重庆东南地区等71 个县的3600 万人口。
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 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 年）的目标之一，但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对每一个县级地方政府都是重大考验。
姚海燕认为，社会力量撬动政府资源，或者政府联动社会力量开展扶贫，都是为了提升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改善百姓生活。“政府与公益组织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关注民生需求，因此政府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孩子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的公益目标是希望赋能当地政府和社会，让本地人的问题由本地人解决，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和自我成长。”邓飞说。
强子是这场社会赋能行动的直接受益者。如今，他不仅有了营养午餐、覆盖大病的医保，而且他的父亲也因为参与“e 农计划”的农产品开发项目而回到了他身边。
（刘伟）
41. 消灭贫困“从娃娃抓起”
从北京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三台乡三台中学支教的余润涵，还记得学期之初，收到学生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老师，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听过普通话了，现在听到就头疼。”
她恍然大悟，放完暑假的孩子们为什么对新老师精心准备的教学兴味索然：三台中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彝族，平时交流都用彝语，对普通话的理解比较困难，自然也提不起学习兴趣。
在这样的民族贫困地区开展教育，23 岁的余润涵觉得是“一种挑战”。
三台中学学生面临的窘境，是中国贫困地区儿童发展遭遇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之一。在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中国政府渴望通过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来缓解和解决这些问题，让广大儿童享受更多福祉，让贫困不再代代延续。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 年）》，明确了以健康和教育为重点，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80 个县的农村困难家庭儿童给予从出生开始到义务教育结束的关怀和保障。
“这是促进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根据发展规划，其主要任务包括新生儿出生健康、儿童营养改善、儿童医疗卫生保健、儿童教育保障、特殊困难儿童教育和关爱等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但总体上看，儿童事业发展还不平衡，城乡儿童“成长鸿沟”客观存在。目前，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儿童约4000 万人，其健康、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党国英表示，当前中国不少贫困人群由于在成长阶段教育缺失，长大后难以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摆脱贫困。儿童健康和教育不仅是私人问题，也是公共领域问题。
根据规划，中国将推动各地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的时间表、路线图，解决农村义务教育中寄宿条件不足、上下学交通困难、基本教学仪器和图书不达标等突出问题。
余润涵选择阅读作为她激发学生兴趣的切入点。“工作一学期以来，我发现许多学生不喜欢上学，每年只有约40 名学生考上高中，其中还有不少人放弃继续就读，选择回家务农或外出打工。”余润涵说，学生的“厌学”情绪一度令她感到苦恼。
为了帮助孩子们“看见”外面的世界，余润涵尝试在班级成立图书角，这也让她收获意外的惊喜。
“这里的孩子虽然不爱上学，但喜欢看书。我募捐了一些旧书籍、旧杂志，每次一放上书架，很快就都被借走。初中生里不乏一些调皮好动的孩子，但在阅读课上，教室里比平时要安静得多。”余润涵说。
她认为，如果能及时培养儿童爱好阅读的习惯和兴趣，将来即使他们离开校园，也能具备基本的自学、思考能力，而国家层面的规划将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更多的保障。
教育专家指出，对贫困地区儿童健康的关心是这一规划的另一大亮点。毕竟，拥有健康的体魄，是成为身心健康公民的前提条件。
规划要求，改善贫困地区婴幼儿营养状况，倡导0 —6 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扩大贫困地区困难家庭婴幼儿营养改善试点范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资金使用和食品安全管理；提高儿童营养改善保障能力，建立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制度。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儿童营养状况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营养问题更为突出。农村地区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为城市地区的3 至4 倍，而贫困地区农村又为一般农村的2 倍。
按照规划，到2020 年，贫困地区5 岁以下儿童生产迟缓率降低到10％以下，低体重率降低到5％以下，贫血患病率降低到12％以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辛涛表示，这是扶贫工作的继续深化，对儿童成长的薄弱地区、薄弱环节进行具体规划，在国家层面通过政策调控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地区儿童成长的问题，这符合教育公平的本意。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规划落实的关键点是经费保障，建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在基础教育方面加强省级财政统筹。
（谭喆 张芽芽 刘奕湛）
42. “豆腐西施”扶贫记
42 岁的石清香是“坪朗豆腐”的第四代传承人，被当地人称为“豆腐西施”。西施是中国古代的一位美女，但石清香并不是因为美貌获得这个称号的。
石清香的家乡在坪朗村，这个距离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20 多分钟车程的苗寨依山傍水，民居仍保留青砖黑瓦、飞檐翘角的古朴造型，有“湘西苗族风情第一寨”的美誉。
坪朗村有的不仅是美景。清代，坪朗豆腐因其独特的口感为人称赞，成为“名品”。《湘西州志》记载，清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苗区实行“改土归流”，沟通苗汉交易，引进和推广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此时湘西开始有黄豆种植与豆腐制作工艺。
坪朗豆腐“后来居上”。石清香81 岁的父亲石光耀说，他祖父的时候，坪朗因峒河水利资源，曾是官道必经之地，很多人路过时都会点名要吃坪朗豆腐。
如今，坪朗还在做豆腐的家庭已屈指可数，仍坚持手工制作的作坊仅有石清香一家。
坪朗豆腐有名，在于制作技艺独特，讲究原料，手工传承限于坪朗村内，有限的传承范围确保了制作工艺的严谨。选料、脱豆皮、浸豆、磨浆、泡浆、洗浆、煮浆、点卤、包豆腐以及压豆腐，缺一不可。
“用料、磨浆力度、泡浆时间都有讲究。”石清香说。
坪朗豆腐之所以有“坪朗味道”，最重要的因素在水。本地青豆与村后大山中涌出的山泉水结合，让豆腐口感爽滑、嫩而不散。
“我们的豆腐有弹性，不蘸任何调料吃，都香甜。”她说。
20 世纪50 年代初，当地政府决定在矮寨设第二行政区，将过去因水路盛极一时的坪朗集市整体迁往矮寨。没了集市，沿河筑起的拦河大坝又终止了水运，坪朗村一下陷入沉寂。
村里还是有人在做豆腐，但更多只是自给自足。
20 世纪90 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务农不再是苗区百姓第一就业选择，越来越多农民外出务工。
“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石光耀说，磨豆腐收入低，年轻人不愿意做。
坪朗村一度几乎没人做豆腐了。石光耀的四个儿女也纷纷外出务工，最后一个离开家的是老幺石清香。但石光耀舍不得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的石磨，每当过年儿女回来时，还是会磨豆腐给他们吃。
2009 年，石清香用多年打工攒下来的积蓄和丈夫在吉首开了家餐馆。她知道父亲对豆腐的执着，同时也忘不了儿时的味道，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祖传工艺做的豆腐作为餐馆主打菜。
没想到反响出奇好。“有人排队几个小时就为了吃一口豆腐。”石清香笑着说，那时，她萌生了要把“坪朗豆腐”品牌做起来的想法。
她的这个想法直到2011 年省里联合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到来才得以真正落地。
时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长罗正茂说，工作队进村后看到村里的自然环境，又听说了石清香家的故事，决定打造“坪朗豆腐”品牌并结合乡村旅游，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在工作队的推荐下，石清香和父亲一起带着家中的百年大石磨参加了2012 年在长沙举行的年货博览会，现场展示“坪朗豆腐”的制作工艺，深受欢迎。“原本打算花一周时间卖的豆腐，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石清香回忆说。
不少客人留了石清香的电话和地址，她活泼爽朗的个性令人印象深刻，媒体和顾客纷纷称她为湘西“豆腐西施”。
有了这次在外地销售的成功经验，石清香对打造“坪朗豆腐”品牌更加有信心了。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村内饮水工程全面完成，山泉水顺着水管流入每家每户，做豆腐再也不用上山挑水了。
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更为“坪朗豆腐”品牌的打造添了一把火。湘西确立了以乡村旅游助推精准扶贫的发展思路，并加大对各个传统村落和非遗保护的力度。
乘着这股东风，2013 年，“坪朗豆腐”制作技艺被列为吉首市第四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名录，石光耀被评为项目传承人。村里也修好了供游客游玩的跳岩、步道等设施。
次年12 月，石清香带头成立专业合作社，为弥补鲜豆腐量小、保存时间不长的短板，又主打了可密封保存的豆腐干和熟食等产品，以“公司＋ 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带动村里30 多人参与，其中20 户为贫困户。
2017 年，石清香卖豆腐的纯收入达80 余万元，为村民分红8 万元。如今，石清香不仅有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称号，还成为湘西州和吉首市的人大代表。
“以前别人叫我‘豆腐西施’，我觉得不好意思。但现在我觉得这个称呼是大家对我的肯定，我要努力对得起这个称呼。”
石清香说。
（张玉洁 高文成）
43. 中国农村“借鸡生蛋”
你想要免费的鸡苗吗？这不是骗子的把戏，而是中国革命摇篮延安市的一种扶贫模式。现如今，该模式已经帮助数百贫困家庭脱贫。
对于53 岁的张春谱来说，今天的生意和15 年前大不相同。
他再也不用趁着夜色偷偷潜入农户的院子里，放下鸡苗，拔腿就跑。
通过他的“借鸡生蛋”项目，农户可以免费租到鸡苗，然后通过二海家禽散养专业合作社，将绿色鸡蛋卖到大城市。
过去十年，“借鸡生蛋”项目已经帮助了延长县生活在黄土沟壑中的800 多户贫困家庭。之前，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足2500 元。
2003 年，张春谱看好“土鸡蛋”的市场行情，想自己养鸡，就弄了6000 只鸡，放到山上养。但养鸡比他想得难，绝不是散养在山上那么简单。
“没想到这些鸡把半架山的草都吃光了。它们互相斗殴，最糟糕的是还不下蛋。眼看就要赔得一塌糊涂。”张春谱说：“我不能看着它们活活饿死。”
他只能找亲戚朋友、乡里乡亲，挨家挨户送鸡。其中，大部分人却不愿意接受，觉得这是居心叵测。有时，他不得不把鸡扔在人家院子里就走。
刘学金是十多年前为数不多的愿意接受张春谱鸡苗的人。
刘学金家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老伴患病，3 个儿女年幼，只靠他一人种地。
家里除了空荡荡的窑洞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但还离不了人照看，刘学金不能跟别人一样外出打工；想搞点养殖，却连几百块钱也拿不出来，日子眼看过不下去。
当时他接收了50 只小鸡。鸡生了蛋，每个蛋上门收购价1 元。
第一年这些鸡就为刘学金带来了几千元的收入。
“虽然都说借鸡生蛋，但我当时想世上还真有这样的好事？”刘学金说。现在，刘学金家的果园里已经“入住”了150 多只鸡。养鸡每年能给刘学金带来2 万至3 万元的收入，远远超过2500 元的脱贫标准。
每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上门来收鸡蛋，照标准拣选，包装后打上商标，运送到400 多公里外的省会城市西安。
张春谱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喜欢健康食品，散养鸡的肉和蛋在大城市是紧俏货。”农户的庭院、果园、荒山，都能作为“养鸡场”。这样散养的鸡，吃的是南瓜、白菜和昆虫。
扣除成本，每个鸡蛋合作社的纯利润仅为0.1 元，农户赚0.15元。在鸡蛋方面，合作社最大限度地让利于农民。
张春谱坦言，合作社要扶贫，但也要生存发展，这就需要赚钱。合作社最大的赢利点并不是鸡蛋，而是鸡。
他借给农户的，是两个月大的鸡苗。两年半后，鸡过了产蛋高峰期，合作社负责回收，免费给农户更换新鸡。合作社每50 只鸡回收35 只，剩下的鸡就是农民的。这期间，农民不仅能靠鸡蛋挣钱，养得好的人家，还能落下数目不等的鸡，这几乎是“无本的买卖”。扣除损耗和各环节成本，一只鸡合作社最少赚30 元。
“养鸡不需要很高的技能和很大的劳动量。对于没有受过教育或者身体残疾的农民来说，很容易挣钱。”他说。一只鸡每年的纯利润就是100 元，一个农户只要养50 只鸡每年就能有5000 元的收入，就能脱贫。
中国的贫困人口中，劳动能力弱、体力差、身体有残疾、因各种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等，这样的弱势群体并不在少数。据延安市老区扶贫开发局统计，延安的贫困人口中的60％都是此类情况。
如何让最难扶持的人口脱贫，是横亘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借鸡生蛋’模式恰好破解了这一问题。合作社需要产品的稳定供给，农户需要把自家的苹果、鸡蛋、小杂粮卖向市场，这样的结合互补短板，让产业链条完善起来，夯实了脱贫的基础。”延长县副县长张明说。
中国计划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地政府都在寻找或创造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共同目标。“借鸡生蛋”项目就是他们需要的。
为了鼓励和扶持合作社扶贫，延长县政府还设立专项资金，实施“以奖代补，双向激励”政策。合作社每带动1 户贫困户脱贫，县政府就以奖代补1000 元，并落实扶贫贴息贷款给予扶持；同时根据发展产业类型给贫困户补助1000 至3000 元，激励合作社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
延长县在册的贫困户20038 户，截至2016 年，已有19667户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过去的12％ 下降到0.26％。
“更多的人将通过我的这个项目脱贫。”张春谱承诺说。
他的目标是，在3 年内把社员养鸡的数量从7 万只扩大到30万只。
（程露 姜辰蓉 李勇）
44. 千年稻花鱼有了“新任务”
夏秋交替的八九月间，是地处湘西的怀化市辰溪县收获稻花鱼的时节，在这片青山秀水中，稻田养鱼的传统已延续千年。
过去，稻花鱼是满足当地人味蕾的一道时令美味，现在，稻花鱼有了自己的扶贫“新任务”。
每年水稻插秧时，农人会投下一批当地原生品种“健鲤”的鱼苗，由着它自然生长。等稻子黄了，鱼儿吃下飘落的稻花后，便可起鱼。健鲤一般长到三两，最多半斤，鲜鱼可煮汤、生煎或干烧。吃不完的，可加盐和料酒腌制两个钟头后再蒸半小时，最后用木炭和米糠烘烤，制成可存放一年的鱼干。
长田湾乡方家湾垸子60 岁的贫困户方万伍用这样的方法养了、吃了大半辈子稻花鱼，从没想到还能靠它挣钱。两年前的一天，村干部带来的“十几个开着车的城里人”，跟他商议后便跳入田里捉起鱼来。那天，城里人捉了200 斤鱼，老方得了5000 元现金。前几天，为了方便客人捉鱼，老方提前在田里开了沟，还做了栅栏，把馋鱼的鸭子拦在田边。这一次，捉走的400 多斤鱼给老方带来了8000 多元收入。
同乡的张忠愿在前年成立了合作社，吸纳一百多户贫困家庭参与。游客们捉不完的鱼可以按每斤18 元的保底价全部交给他，一部分供应给定点餐馆，一部分送往水产市场，剩下的按古法制成鱼干。“四斤鲜鱼出一斤鱼干，2017 年我们以每斤128 元的价格在网上卖了5000 斤鱼干。”张忠愿说。他们还通过电商以每斤15 元的价格卖出1.6 万斤稻鱼米。
今年2 月，辰溪稻花鱼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辰溪人知道，这鱼之所以能“担负”扶贫重任，在于保持了千年的原生态养殖方式和独特的养殖环境。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黄世聪介绍，为此，全县不仅划定了5 个高山瑶乡核心养殖区，还制定了专门的养殖技术规范。
“一亩田的鲜鱼产量不能超过80 斤。”田湾镇选场村贫困户张茂根说，村里禁止大家投饲料和其他鱼苗，更不许往田里打农药。“哪个要是违反了，不仅要被罚款，还会被取消卖鱼和接待游客的资格。”张茂根说。
辰溪县在全部8 万亩稻花鱼稻田中，创建了66 个百亩集中连片示范基地，其中有51 个位于贫困村，带动近3 万贫困人口受益。“稻花鱼的规模不会一味扩张，但产业链却可以延长。”
辰溪县委书记杨一中介绍，“除了扶持电商和加工，‘捉稻花鱼、吃农家饭、看田园景’的乡村旅游模式才是辰溪稻花鱼的核心价值。”
2017 年，第一届稻花鱼文化节吸引了15 万人来辰溪旅游，今年节日期间，光田湾镇就接待了6 万人。看到捉鱼的游客在田里玩得不亦乐乎，张茂根和乡亲们知道，这条鱼一定能带着大家“游向”脱贫致富的新生活。
（周勉）
45. “魔术村”脱贫记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军事基地，位于中国北方山西省太行山深处的李峪村，曾以自制地雷而闻名。
每个中国学生都熟知李峪村的故事：村民王来法因为制造并铺设了数百枚地雷，奋勇击退日本侵略者，被朱德授予“地雷大王”的光荣称号。
70 年过去了，李峪村正面临另一场“战斗”—要战胜贫困。
跟前一次相同，这次的“战斗”也充满了砰砰响声、闪光和惊喜元素，但这一次，它是魔术！
2009 年初，当村支书王竹红正挖空心思寻找能让村民增收的办法时，他看到了台湾魔术师刘谦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表演。
节目开始前，几乎没人知道刘谦是谁，但一夜之间，他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我过去真没想到，一个魔术师能‘火’到这种程度、挣这么多钱。”王竹红于是萌发了把李峪村打造为中国“魔术村”的念头。
面包与马戏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面包不会凭空变出来。在过去6 年里，王竹红带着村民一起走过一段“奇幻旅程”，同时填满了他们的钱包和肚皮。
在很小的年纪，王竹红就对街头魔术表演和马戏表演感兴趣。通过电视节目和互联网搜索，他学到了一些魔术技巧，但仅仅停留在爱好，从没考虑过可以用这来做其他事。
说服村民用魔术谋生并非易事，甚至还遭受了阻力，特别是村长的反对。她认为魔术表演“不体面、令人尴尬”。
“他们说表演魔术的收益还比不上种一小块地。”王竹红对记者回忆。
在挨家挨户做了工作后，村里只有两个8 岁小孩愿意跟王竹红学习魔术。不过，王竹红还是想办法上了当地的电视节目。
电视的传播效果让王竹红和他的两个小徒弟也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尽管只是在村里。一时间，来报名加入魔术表演队的村民踏破了门槛。
“更多孩子找我学习魔术，但我骗他们说，除非他们父母也加入，否则没用。”他笑着说。
到了当年年底，王竹红的队伍已经有了表演服和道具，开始接受婚礼和公司活动的预订。
“一开始我们表演不收钱。通过这些表演，我们在舞台上越来越自信。”王说。
变废为宝
起初郝兰英认为王竹红的魔术表演队就是一帮游手好闲的人在瞎玩，但后来她发现每个表演者每场演出能挣100 元到200 元。于是，70 岁高龄的她决定从头学习并加入王的魔术队。
“一开始我还担心因为演不好被笑话，但经过成千上万次练习后我自信多了。”郝兰英说。
现在李峪村900 名村民中，大约一半的人能够登台表演一些魔术。超过200 人定期在附近的城镇进行表演。通过魔术表演他们每年能增加收入3000 元，是种地收入的三倍，更何况种地是风霜雨雪、全年无休。
“即使是当初强烈反对的村长，也让她女儿来学了。”王竹红说。
村魔术队还上过几次电视节目，包括在2015 年登上了央视舞台。
不仅村民们的经济收入有了实质性增长，村里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观。
“以前人们农闲时就是打扑克、赌博，现在人们聚在一起就练习、排演魔术。”王竹红说。
“变出”游客
村民们现在可以表演很多魔术项目：他们能从火中掏出鲜花，能从绳索中逃脱出来，把人锯成一半，甚至把男人变成女人。
但最大的“魔术”还未到来。村民们是否可以摆脱贫困的枷锁，将家乡从一潭死水变成一个不容错过的旅游目的地呢？答案是肯定的。
除了一个“地雷之王”纪念馆之外，李峪是通往太行山革命根据地40 多个历史遗址的唯一门户，其中包括抗日战争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部遗址。
村里建起了一个600 平方米的演艺大厅，2016 年5 月已经开门迎客。每到周末和市集日，这里都会有表演。除了魔术外，村民们还自己创作了情景剧，讲述“地雷大王”王来法英勇抗敌的故事。
村民的眼中满是乐观，脚步也变得轻快。他们开始从事筏漂和水果采摘的生意。家庭旅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段时间是旅游旺季，王竹红和村民们就拒绝了其他地方的演出邀请。
“既然观众都上门来看演出了，我们何必还要出去呢？”
王竹红说。
（吕秋平 王菲菲）
46. “一体化医疗保险”让贫困户看病“有底气”
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滞后，是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当地将保险制度融入到脱贫扶贫中，建立“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 政府救助＋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兜底式的医疗保障。
“以前看病贵、花钱多，把家里拖垮了，这事儿我们村的人都知道，后来村主任打电话跟我说，县里给贫困户买了保险，以后我再报销医疗费就能便宜不少，没想到这次她（妻子）看病住院1 分钱都不用花。”望着大病初愈的妻子，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尕漏村村民王全福对记者说。
王全福是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据他初步计算，如果单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能报销看病花费的60％，有了“健康保”之后，保险公司又赔偿了10780 元，妻子这次看病没有花钱。
“我们从过去啥都没有，后来有了‘新农合’，再到大病保险和现在的‘健康保’，感觉这些年看病的负担减轻了不少，底气也足了。”王全福说。
据青海保监局统计，青海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44.1％。为进一步扩大全省贫困人口的医疗报销比例，青海省2016 年起将商业补充保险纳入医疗保险扶贫范围，在部分地区试点建立“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政府救助＋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一体化”保障模式。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不设起付线，剩余合规医疗费用，给予80％ 政府救助（其中特困供养对象给予100％ 救助），最后，再通过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再次对相关费用进行报付。”青海保监局人身保险监管处处长邱志江说。
“我的小儿子8 个月就查出患有血友病，现在每个月仅打针就需要一两万元。”西宁市湟源县和平乡董家脑村的董存基，尝尽了疾病带给生活的苦味。
董存基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残疾人。作为祖祖辈辈种田为生的庄稼人，巨额的医疗费用和微薄的收入曾一度让他感到绝望。
去年，董存基听亲戚说政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统一购买了“健康保”，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儿子出院后他来到县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 2015 年小儿子的医疗费总计28 万元，2016 年总计30 万元，按过去的政策，报销的费用只有总花费的一半，现在报销了差不多90％ 的费用，2017 年只花了2 万元左右。”董存基说。
提升大病报销比例，是扶贫工作中引入保险机制，实现统筹利用社会资源、放大财政扶贫资金效用的体现。
目前青海针对贫困人口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由政府或帮扶企业全额出资购买。根据保险运行机制，经济补偿仅限于被保险人发生特定风险事故造成的损失。
“扶贫保险锁定致贫风险，解决了以往大水漫灌式扶贫带来的问题，谁住院给谁报，扶贫资金运用更为精准。”中国人寿青海分公司副总经理胡志宁说，保险有效发挥了金融杠杆作用，“健康保”个人保费100 元，但保险金额为14 万元，花较少的钱为贫困群众带来了更为全面的医疗保障。
青海保监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青海省大病保险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40 万人，赔付约3000 人次，赔付金额近1600 万元。其中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开展“健康保”“扶贫保”等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扶贫试点工作，覆盖9 万余建档立卡贫困户，支付赔款超过800 万元。
（ 徐文婷 王金金）
47. 键盘上的脱贫路
24 岁的刘琪2016 年从乡镇调到县城，成为甘肃省成县扶贫办的一员，从事电商扶贫。
虽然刚上岗，他的实践经验却令人刮目：经营两家卖核桃、蜂蜜、木耳等土特产的网店，一年销售额近150 万元，帮扶了100 多家贫困户。
“因为他电商做得好，所以被调到了扶贫办。”他的新同事王向红说。
四年前，刘琪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县，在县辖的索池镇财政所工作。由于觉得一千多元的上网年费比较高，他把之前靠网络自学开张的淘宝店停了。
2013 年5 月，经常下乡的他注意到索池村农民樱桃丰收，却发愁销路。
刘琪想到了自己的网店，决心试试网上销售。
结果，他和40 多位村干部和农民卖掉了1 吨樱桃，销售额4 万元。
此后，一到樱桃成熟的五六月份，刘琪都忙到没有周末，一天只睡4 个小时。
“每年樱桃上市就那么几天，错过就坏了、卖不掉了。”他说。
2016 年，他带着索池村及周边的果农在网上卖出5 吨樱桃，进账20 万元。
“我们每斤收购价比市场高两块，农民一亩地就能多收入一两千块。”
在成县900 多家网店中，刘琪的销售业绩最优。不过，他更愿意谈的是自己因此带动了100 多户贫困家庭脱贫。
能够让他做到这一点的是路通、网通。
地处西北的甘肃省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288.5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省人口近14％。
成县隶属甘肃与四川交界处的陇南市，秦岭、岷山、大巴山在此交汇。被大山包围的成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所辖行政村四成是贫困村。
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7 年前从水利部下派到这里工作，头两年回趟北京的家，由山路车行至西安，再换飞机到北京，花的时间“比北京到洛杉矶还长”。
当地人用“好山好水好生态，山大沟深销路难”形容发展经济遇到的交通瓶颈。
随着中国的扶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孙雪涛回家的路正在变“短”：陇南不仅有了高速公路，近九成的行政村公路畅通，机场也在筹建中。
“现在移动网络是有的。2017 年宽带进了3000 多个村。”孙雪涛说。
这意味着宽带将覆盖陇南全市，刘琪在扶贫办的工作也会更忙了。
陇南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的首个“全国电商扶贫试点市”，依托陇南电子商务职业学院等机构培训电商人员12 万余人次。全市有网店9100 多家，2015 年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超过39 亿元，直接带动贫困群众人均增收420 元。
刘琪是陇南电商学院的兼职讲师，为大学生村官等学员讲授淘宝的宝贝发布，教他们如何在网店发布产品，吸引买家。
每天上班，他要跟踪全县17 个乡镇、245 个村的电子商务动态，梳理相关数据报送上级。
回到家，他要帮妻子看看自家网店，有时还要技术运维。
为此，他在家里、村里和仓库分别拉了网线，一年网费近4000 元，但他不觉得贵了。
刚毕业时，刘琪想“工作好好干，以后当个领导”。现在，他希望用自己的技术专长和电商经验帮助更多的人。
“农民感觉（电商）这个东西比较虚幻，要看到效益才会跟进。”他说。
刘琪帮扶贫困户的名声传开后，农民见到他下乡，都争着拉他到自家吃饭。
2015 年，陇南获得“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公路和网路的畅通，令这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秦王朝的发源地，与现代发展如此接近。
刘琪期待宽带早日全覆盖，让贫困户都有条件上网销售农产品，尽早脱贫。
“然后，我们就继续带领农户奔小康。”他说。
（黄燕）
48. 驯马致富
落日的余晖洒在呼伦贝尔草原，牧家升起袅袅炊烟。“嗒嗒嗒”，一个蒙古族小伙子策马而来，到牧群旁猛地一拉缰绳，马蹄高高抬起，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木巴音布日德嘎查，29 岁的巴德玛朝格图是远近闻名的驯马手。但他从来没有想过，驯马—这个从小玩到大的业余爱好能帮助他摆脱贫困。
13 年前父亲去世，巴德玛朝格图与母亲相依为命，住在破旧的蒙古包里，养着为数不多的牲畜。但生活再艰难，他家也没有缺过马。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草原发生了巨变，人们迈着奔向小康生活的坚实步伐，但巴德玛朝格图家因底子薄、缺劳力，生活一直没有得到很大改善，2014 年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扶贫工作助力贫困户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给这位迷茫的青年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在与扶贫干部的频繁交流中，他意识到，在马文化重新流行起来的当今草原，驯马成为新的生财之道。
在草原上，驯马是勇敢者的“游戏”。那些草原上最有胆量的年轻人将充满野性的烈马捕获、驯服，短时间内调教成可以骑乘的马。但熟练掌握这门古老技艺的青年牧民越来越少，在巴德玛朝格图所在的苏木会驯马的人不超过10 个。
在马蹄扬起的尘土中，巴德玛朝格图用套马杆套住一匹生马（未驯服的马），一跃而上，此马左冲右突，想摆脱束缚，巴德玛朝格图不断改变骑法来应对。他多次被甩下马背，但每次都迅速起身，又飞身上马。驯马是耐力的对抗，人与马连续几个小时的搏斗，马精疲力竭，最终被制服。但这只是他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还要用大量的心力和时间，将它训练成兼具耐力和速度的赛马。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草原上的交通工具愈加多样，马逐渐被摩托车和汽车所取代，草原上的马少了，驯马技艺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但近年来，以养马、骑马、赛马等为主要标志的马文化重现繁荣，驯马技艺也再现荣光。
巴德玛朝格图说，一匹训练好的两岁赛马售价可达1.7 万元，而未经训练的马只能卖几千元，他现在每年能卖二三匹赛马。
巴德玛朝格图还经常带着自己精心训练的赛马参加周边地区的那达慕大会，在大小赛事上总能名列前茅，各种奖牌挂满了卧室的一面墙，一年可得奖金累计2 万元左右，还有一些价值不菲的实物奖品。
凭借驯马生财，巴德玛朝格图家的生活很快有了起色，2015 年顺利脱贫。他用驯马挣来的钱逐步扩大畜牧业生产，目前他家养了50 只羊、40 多头牛和18 匹马，而2014 年，他家仅有30 只羊、10 头牛、4 匹马。
巴德玛朝格图在草原各处参加那达慕时发现，这个盛会不再是当地牧民的“独角戏”，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他家的7000 亩草场因靠近公路，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他和妻子决定开一个“牧家乐”，搭起了新蒙古包，用提供肉奶食、骑马服务、驯马表演等传统的蒙古族文化招揽游客。
2017 年，巴德玛朝格图家的毛收入达到近20 万元，一家人还搬离居住了30 年的蒙古包，住进了在扶贫政策支持下盖起的50 平方米砖瓦房。
远方来的游客听说巴德玛朝格图是草原上出色的驯马手，都去和他家的骏马合影，观赏他的驯马表演。得知他通过驯马脱了贫，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这位憨厚的蒙古族青年不好意思地说：“也没啥特别的，我就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脱贫道路。”
（柴海亮 勿日汗 魏婧宇）
49. 无人机、新农具、互联网：革命老区科技创新助力脱贫
告别眼前一亩三分地，红土地焕发新活力。作为“三湾改编”诞生地，革命老区江西省永新县在科技部近30 年定点帮扶下正式“脱贫摘帽”。
“太空36 号”白莲生态种植、虾稻共作养殖、蚕桑科技超市……老区人民有了脱贫致富的“新法宝”。
炎炎夏日，莲子飘香。接天莲叶之上，无人机正自由飞翔。
旋翼产生的气流将农药和肥料充分雾化，均匀洒在百亩莲田之上。在永新县“科技示范村”龙田乡荣天村，由科技部“星火计划”
支持的“太空36 号”白莲生态种植项目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放弃福建高薪工作回乡鼓捣农活创业的村民贺晓忠，是当地有名的无人机飞手。两年前他回到家乡，在科技部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郑迪的帮助下，开始用无人机为白莲施肥、洒药。
他告诉记者说：“一上午3 小时200 亩，用无人机代替人来操作，高效、赚钱又省心。”
郑迪介绍，除了无人机开得溜，贺晓忠还完成了多项农用机具的发明创造，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发明大王”，带着乡亲们用科技创新的手段大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
在距离龙田乡不远的永新县龙门镇，城市里的宵夜主角小龙虾，在这里完成了一次“跃龙门”式的逆袭。
段丹丹是村里出了名的“动手达人”，养鸟对话、鼓捣电子设备……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爆红”的小龙虾。
小龙虾虽好吃，养起来却不容易。水质、投饵、虾苗等都有讲究和学问，如何将养殖和脱贫结合，也绝非易事。从深圳归来的段丹丹，骨子里既有特区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也有革命老区坚韧不拔的拼劲。
在经历虾苗存活不了等诸多挫折后，通过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支持，段丹丹总结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养殖经验，并带着村里的贫困户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使其成为当地有名的小龙虾养殖扶贫示范基地。
山雨即来，旁人正欲避雨，段丹丹却披上雨衣便冲进地里。
他说，一场大雨之后，或许会有更多惊喜。
一根长长的丝瓜络，如何与面膜扯上关系？在科技创新的支撑与引领下，许多过去在永新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想法正逐渐变为现实。
在“三湾改编”诞生地永新县三湾乡三湾村，以种养专业合作社为依托，采用“党建＋ 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带动村内周边8 户贫困户加入丝瓜络种植，主要用于床上用品和面膜等化妆品的开发，亩均收益2000 至3000 元。同时，引入互联网实时监控的认种认购模式，让消费者预付费、参与生态丝瓜络产品生产全程，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业态引领农业产业发展。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科技部在永新县推进75 项国家科技扶贫项目，2016 年以来通过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提高种桑养蚕、蔬菜种植、水产养殖等传统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推广220 余项新技术、新品种。
同时，综合集成农业先进技术，推广机械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发掘立体生态效益。
（胡喆 郭强）
50. 重点高校接纳更多贫困农民子弟
距离2014 年高考不足百日，对于正在埋头苦学准备冲刺的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而言，此间举行的全国两会传来了好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 月5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
就在2013 年，这一比例比上年增长8.5％。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大一学生王绪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
“如果没有‘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我会与北大失之交臂。”来自湖南贫困的湘西大山深处的王绪告诉记者，就读北大一直是他的梦想。此前，在他贫瘠的家乡几乎没有人能考上北大这样的顶尖大学。
“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早就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据2011 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城乡大学生的就读比例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大学生占比已经不到20％。而在20 世纪80 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占30％以上。
2013 年5 月，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
随后，中国扩大了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将计划数量增加3 倍至3 万名，招生区域包括所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招生高校覆盖所有“211 工程”高校特别是名牌大学。
分析人士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中国大力推动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旨在打通底层上升通道，破解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勤奋好学加上国家政策，终于让从来没有走出过家乡的王绪圆了“北大梦”。他至今还清楚记得，2013 年9 月启程赴北京上学那天，家乡龙山县塔泥乡王家村的乡亲们全都特意聚集在一起为他送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直回响在山间。
“比过年还要热闹，”他说，“父老乡亲们把我看成改变生活命运的希望。”
怀揣着激动和喜悦，王绪带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了近两个小时到乡里坐车，接着再辗转张家界搭乘火车来到北京。约30 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竟一点也没让他觉得辛苦。
“未来的生活会变好，这点累算什么。”王绪有些腼腆地笑着。他特别想让常年外出务工供自己读书的父母将来能够过上踏实安稳的日子。
中国的众多知名高校也乐于向这些积极向上的寒门子弟敞开大门。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说，北航的贫困生数量超过3000 人，占本科生比例达24％，学校重视对这些学生的扶持帮助，承诺他们不因贫困而辍学、不因贫困失去发展机会。
王绪在进入北大伊始，就收到了学校免费发放的电脑，但当看到其他同学在键盘上灵动跳跃的指尖，王绪仍不免有些沮丧。
“我以前哪有机会接触电脑，现在基本从零开始。”上学期电脑课和英语课的成绩都不太理想，这让他有了不小的压力。
王绪是中国众多寒门子弟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基础教育的短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表示，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政府需要向贫困地区加大投入。
“给予贫困地区学生更多机会进入重点高校学习，是教育公平的体现，需要提升基础教育资源作为保障，而信息技术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之一。”怀进鹏说，应让更多贫困地区学生缩小信息鸿沟。
（谭喆 倪元锦 程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