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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部分 梦 想 成 真
51. 脱贫攻坚给中国农村“光棍儿”带来婚姻希望
在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七夕这天， 31 岁的罗勇终于第一次有爱人一起过节了。
罗勇住在中国西南山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东兰镇弄华村，这是一个位于中国云贵高原南麓的瑶族山村。
这些年来，因为贫困、封闭等原因，中国西部许多成年男子找不到老婆，成了“光棍儿”，成为西部农村较严峻的一个社会问题。
罗勇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被姑妈罗荣山养大。61 岁的罗荣山身形瘦小，一生未育。三个侄子的父母离世后，她来抚养侄子们。这些年，侄子们慢慢长大，却都找不到对象。
老大33 岁，老二31 岁，都没结婚，这成了罗荣山的心病。
事实上，整个弄华村就是典型的“光棍村”。
多年前，这个700 多人的小村庄，22 岁没结婚的成年男子达80 人，有年龄超过50 岁的汉子，也没能讨到媳妇。弄华村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光棍村”。
“在瑶寨里，男人大多年满22 岁就会成家，30 岁还没讨老婆就很可能成‘光棍儿’，如果超过40 岁没结婚，单身一辈子就几乎‘铁板钉钉’了。”弄华村党支部书记兰英说。
“这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光棍聚集’现象很常见。”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和他的团队，曾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
“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000 万人，这是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相关分析得出的数据，在人口学上已成不少专家的观点。”团队成员之一博士生刘成良说。
“传统社会流动性不强，人们有固定通婚圈。如今，人口发生巨大流动，突破了传统通婚圈，最后在最弱势的地区产生了聚集，最边缘的地区娶媳妇就很困难，出现了‘光棍’聚集效应，形成了一个个‘光棍村’。”贺雪峰说。
弄华村也是最弱势的地区，成了“光棍儿”聚集的地方。“现在女人们外出打工，都嫁在外地。”罗荣山说，这些年，台中屯只有一个姑娘嫁在本村，别的全嫁去外地，却没有一个姑娘嫁进村来。
村民们认为，贫困仍是村里“光棍聚集”的最主要原因。“你看，这里11 户农户大多住着木瓦房，逢雨就漏。平日村民们靠着石头缝里种玉米，才能基本维持温饱，谁愿意嫁过来呢？”5年前，记者探访弄华村，兰英对一贫如洗的村子也束手无策。
当时不少山坳路都不通，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近2 小时才能到公路边，再坐车到县城。这让村子里与外界接触甚少。
不久前，记者再访弄华村，台中屯只有1 间木瓦房，其他全变成了楼房。“村里变化大着哩，水泥路直接通到屯里，从县城开车进来只需半个多小时。”兰英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如何帮助中国7000 万贫困群众脱贫，成为各地最关心的事之一。中国贫困地区开始加速脱贫。
一些扶贫干部专门来到弄华村，住在村里，帮助村民脱贫。
他们联系相应部门，改善村里基础设施。村子里不仅通了水泥路，木瓦房也变成楼房。
“青壮年的村民都外出打工，年长的村民和留守在家的妇女养鸡、养猪，一年也能挣上不少钱。”弄华村驻村扶贫干部陈忠永说。
建起了楼房、发展了产业，脱贫攻坚让弄华村面貌焕然一新。
一些“光棍儿”竟开始谈起对象，有了媳妇，戴了多年的“光棍帽”开始“松动”了。
2016 年，罗勇30 岁时，县里扶贫干部鼓励他多与外界接触。
腼腆的罗勇认识了附近乡镇的一名“90 后”女孩。
“他比女孩大了12 岁，女孩妈妈反对，可女孩喜欢。女孩来我们家，这里既通了路又建起楼房。她很满意，2016 年两人结了婚。”说起侄子罗勇，罗荣山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扶贫干部们动员村民们外出务工，如今，村里已很难见到年轻人，人们不再窝在家里，主动到外面谋出路。
“这两年，起码10 个‘光棍儿’讨到了媳妇。”兰英掰手指数着说，路通了，生活条件好了不少，村民们思想也活络起来，出去打工的也多了。
41 岁的“光棍儿”兰胜勇又娶了媳妇。村民们说，兰胜勇的前任媳妇，生了两个儿子，可家里太穷，一家人长期住在危房里，媳妇受不了，跑了。“村里帮他争取了危房改造的指标，他建起砖瓦房，这些年打工也存了不少钱，经济条件大为改善。
2015 年在附近大化县娶回一个22 岁的女孩。”村民们说。
如今，弄华村30 岁以上的“剩男”只剩下34 人。“只要村里更快脱贫，不少‘光棍儿’还有机会脱单呢。”兰英说，要改变“光棍儿”扎堆的现象，关键还是要发展，要出去打工，村子里发展了，生活变好了，女人们就愿意来过日子了。
（夏军）
52. 石头寨除掉穷根
新房拔地而起，房前屋后都有菜园地，屋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公路直达村口……这是云南省屏边县玉屏镇平田村委会石头寨新村，自2016 年整村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以来，全村实现脱贫。
从山上到山下，旧貌换新颜，石头寨整村脱贫之路并不容易。
汽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缓慢地移动，不足3 米宽的土路在雨水冲刷后变得泥泞不堪，车窗外是陡峭的山坡……从屏边县城出发，颠簸了9 公里后，记者来到石头寨老村。这里是典型的山洪灾害危险区，平均海拔达到1700 米，周边植被覆盖面少，常年多发山体滑坡，山谷多乱石，故名“石头寨”。
站在村口，只见木棚房和土墙房破旧不堪，摇摇欲坠。村旁土地已被连片开发成猕猴桃种植基地，一些村民在地里忙着锄草。
初见村民王华英是在她家的老房子里，因搬迁后还留有土地，王华英时不时要回到老房子处从事生产活动。
“上山下山很不方便，一来一回需要大半天时间。”王华英打开话匣子。
“丈夫7 年前去世了，3 个女儿都嫁出去了，日子过得真苦。”
帕玉村
帕玉村玩智能手机的藏族牧女。（新华社记者觉果摄·2018 年）
放假期间在帕玉村里玩耍的孩子。（新华社记者觉果摄·2017 年）
帕玉村新貌。昔日的“乞丐村”开启了迈向小康之路。（新华社记者觉果摄·2017 年）
帕玉村集体所有的牦牛。（新华社记者觉果摄·2017 年）
帕玉村牧民措姆的小超市。（新华社记者觉果摄·2018 年）
帕米尔牧羊人
在“铁日孜窝孜”夏牧场，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民阿依古丽·博热瓦依拿着点燃的牛粪回家生火做饭。喀拉塔什其木干村的195 户牧民有132 户是贫困户，年收入不到2500 元，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的深山特困区域。（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在“铁日孜窝孜”夏牧场，喀拉塔什其木干村的村民们聚在一起分享美食。（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在“铁日孜窝孜”夏牧场，喀拉塔什其木干村的村民们清晨将羊群赶到牧场上吃草。（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主任艾沙买买提·居马牵马走过上山的牧道。（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民驮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前往夏牧场。（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喀拉塔什其木干村的村民古丽尼莎在家中用奶油分离机分离奶油。（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主任艾沙买买提·居马带领大伙儿涉水过河，前往“铁日孜窝孜”夏牧场。（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民在夏牧场。（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在“铁日孜窝孜”夏牧场，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民吐尔第·库里抱着孙女在门前小憩。（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开学就该上高三的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民图润塔依·艾沙买买提用木棍和简易的网子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划了一块排球场。（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2017 年7 月21 日，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民在夏牧场合影。南疆四地州是国家确定的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贫困程度深，而帕米尔高原则是南疆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易地扶贫搬迁，成了改变帕米尔高原牧民生活的可行路径。2016 年，搬迁方案传到距离新疆阿克陶县克孜勒陶乡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委会不到30 公里的“铁日孜窝孜”牧场后，得到了全体牧民的支持。这个夏季将是这里的牧羊人在“铁日孜窝孜”牧场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季。到2020 年，世代游牧于帕米尔高原深山牧场的数万柯尔克孜族贫困牧民，都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走出深山，定居平原，结束延续了千年的游牧生活。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2017 年）
王华英回顾这几年的苦日子，略显沉痛。
王华英家是典型的因病致贫户，70 岁的母亲多年瘫痪在床，每年的医药费至少花销3000 元，同时由于劳动力短缺，多年来收入很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屏边县玉屏镇平田村党总支书记陶保明介绍，石头寨共有42 户213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7 户108 人，人均年收入在3000 元以下。除了因病致贫外，自然条件恶劣是导致整个村贫穷的主要因素。
“因石头寨处于地质灾害多发地段，全村房屋均出现不同程度断裂，大部分房屋已变为危房，加之村民出行极不方便，镇党委政府2015 年启动整村搬迁工作，2016 年4 月正式竣工。”
屏边县玉屏镇镇长吴先洪说，现在石头寨全体村民均已搬迁至安置点，住房标准均达到A 级，符合国家脱贫标准。
“既要让村民搬得出，还要让村民稳得住。”玉屏镇平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马继东说，按照“五个一批”脱贫规划，村委会在中长期产业发展中，通过土地流转，在石头寨建成一个猕猴桃种植基地，农户每年收取地租，到猕猴桃种植基地打工增加收入。在短期产业发展中，大力支持农户开展养殖业，其中养鸡每羽补助20 元，养猪每头补助400 元，养牛每头补助3000 元。
通过生态补偿增加农户收入。玉屏镇通过实施退耕还林项目，按照每亩1500 元的标准对农户进行补助。扶持农户发展枇杷产业，在枇杷地中，农户可套种生姜、玉米、砂仁等作物，提高亩产收益。
所有石头寨村民均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能够确保大病有所保障。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均能按照不同档次，享受国家低保。
针对农户搬迁后居住地离农田较远的问题，当地政府对农户进行专业培训，其中包括农业种植知识、厨技、装修等多项内容，在提升农户技能的同时，鼓励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
“现在生活过得去。”王华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中有10 亩地，流转了7 亩，每年可收1 万元土地流转金，自己在猕猴桃种植园里打工，一年大概有1 万元的劳动收入，加上家里种植的1 亩八角和饲养的4 头猪，大概有1 万元的收益，所以总的年收入达到3 万元以上。
“石头寨不再是贫困村，对全县起到了很好的带动示范效应。”元阳县副县长李洪新说，到2018 年底，全县要通过易地搬迁脱贫10460 人。
石头寨村小组组长牛友华表示，整村搬迁之后，石头寨拔了穷根，摘了穷帽，家家户户鼓足了劲，一定要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字强）
53. 三峡“四无村”从无到有
沿着海拔1500 多米的山路开车前行，约半小时能抵达长江北岸的夔门之巅。这里风景秀丽，曾是第五套人民币10 元纸币的背景图。
然而，这里却有一个曾经异常贫穷的村庄—重庆奉节县大溪乡平槽村，一个总人口264 户869 人的村庄。
平槽村过去是“四无村”：没水、没电、没路、没产业。
村民们居住在泥巴砌成的土房里，每天都为吃水、吃饭犯愁。
如今，村里打碎了“贫穷碗”，即将实现整体脱贫。
在一块蔬菜田里，村民黄志祥正在摘黄瓜、四季豆。他听说记者来了解情况，就热情地介绍：1999 年以前，这里无水、无电、无路、无通信，全村人都居住在土坯房里。2014 年时，这里仍然不通公路，全村有一半人饮水困难，只有一户砖混平房，没有什么产业。
黄志祥的说法，在平槽村党支部书记杜立康那里得到印证：
“2014 年，我们村人均收入4380 元，在全县各行政村排名垫底。
村里44 户188 名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仅2800 元左右，全部居住在破旧的危房里。”
脱贫摘帽，一个都不能少。2015 年，全县脱贫攻坚启动，该村被列入2016 年脱贫的贫困村。当地党委政府多次实地调研走访，根据平槽村的实际情况，为村里定制了脱贫方案：修路、建水池、发展产业。
“一是修路。两年来，新修村级道路3 公里，整修17 公里，硬化2.3 公里，基本实现了社社通公路。二是修水池。新修水池18 口，安装饮水管网3 万米，解决了全村饮水难问题。三是搞产业。村里发展了板栗等干果1000 亩，反季蔬菜1000 亩，养殖牛羊等1000 头。”杜立康说，既有近期脱贫产业，又有长远脱贫产业。
村民黄志祥家种了3 亩反季节蔬菜。他算了一笔账：“现在，黄瓜能卖2 元一斤，四季豆2.5 元一斤，我家3 亩反季蔬菜，一年收入1.5 万元以上。再加上两个儿子在外务工，一年能挣四五万元。2016 年全家就脱贫了。”
然而，在村支书杜立康的心里，平槽村的目标绝不仅仅是脱贫。他悄悄地告诉记者：他们村是奔着小康而去。
杜立康指了指不远处。那里是距离平槽村不足8 公里的神女峰机场。“以前，村里经常有很多背包客来看夔门峡。机场修好后，会有更多游客前来。我们正抓住这个机会搞乡村旅游。”
杜立康说。
在县扶贫办、旅游局的帮助下，平槽村整合生态扶贫搬迁资金、乡村旅游发展帮扶资金等，已经集中建起了19 家农家乐。
36 岁的李金登常年在江苏打工，是村里见过世面的能人。
2015 年春节回家，他看到村里有乡村旅游发展前途后，就留下来和父亲、兄长一起开了金登、兴旺、金勇3 家农家乐，现在每逢假期都会接到大量客人预订。
“2016 年10 月，我们村全村脱贫。现在乡村旅游业发展得也越来越好了，不久还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杜立康说。
（韩振）
54. 西藏牧民的“云端”定居生活
藏北牧民布地的家在帕玉村，是西藏那曲地区聂荣县色庆乡的一个行政村，距离那曲镇约40 公里。这里海拔超过4800 米，接近大部分直升机的爬升极限。置身其中，犹入云端。
32 岁的布地自小跟随父辈游牧。他曾认为，牦牛驮着帐篷、一家老小背着锅碗瓢盆寻找更好的牧草，是牧民“命中注定”的生活。如今，这里24 户97 名牧民能够在“云端”安居乐业，用布地的话说，离不开安居房。
晨曦的忙碌
早上8 点，藏北的天刚刚微亮。珠吉穿上厚厚的棕色氆氇，裹上红色的头巾，提着黄色的塑料小桶，快步来到村里的母牦牛舍。
这座2016 年建成的牛舍投资140 多万元，是专为母牦牛和小牛修建的“暖棚”，面积千余平方米，可容纳200 头牛。
钢管隔开的栏柱间隔里，拴着70 头牦牛。珠吉走到自己管理的牦牛前，解开小牦牛的绳子，让小牛嘬一会儿母牛的奶头，然后把小牛撵到一旁，再用绳子捆住牦牛的两个前脚，开始挤奶。
挤牛奶，是藏北女人最拿手的劳动技能之一。每隔5 分钟，珠吉就换一头母牛。她是帕玉村挤奶组9 人中的一员，平时负责6 头牛的挤奶工作。
用了半个多小时，挤奶的女人们完成了所有工作。已经在此等候的拉加，在一片尘土飞扬中，驱赶着牛群奔向草场。
拉加身着米黄色的羽绒服，戴着厚厚的棉帽，紧随牛群。
他要把牛赶到附近的草场上。
草原上的味道
拉加赶着牛群前往牧场的同时，布地已经在牛奶加工坊里忙碌着。
女人们提着鲜奶来到这里，等待布地登记重量。珠吉将过滤纱布盖在一个米黄色瓷盆上，同伴们提着塑料桶将牛奶缓缓倒入其中。
5.8 斤／6 头牛。布地将这一数字登记到记录本上。这些记录将关系到牧女的年终分红。
按照村里的规定，每个村民每天可享受1 斤鲜奶的福利。
珠吉接过同伴用玻璃酒瓶装满的1 瓶鲜奶，倒进自己的塑料桶里。
这时，加工坊的另一间小屋里，32 岁的次仁珠往炉子里添了一铲牛粪，让火烧得更旺。次仁珠是布地的妻子。灰色羽绒服下着蓝色氆氇，裹着紫色头巾，典型的藏北牧民装扮。
称重后的鲜奶全部倒进一个铝锅里，铝锅放到了炉子上。
约10 分钟后鲜奶煮开，次仁珠将鲜奶分别倒入七八个小的瓷盆里，放入发酵菌。这是西藏牧区制作酸奶的传统工艺。
“一般发酵12 个小时，就成为帕玉味道的酸奶了。”次仁珠说，牛奶和酸奶经常供不应求。
临近11 点，次仁珠忙完酸奶加工的活儿，回到自己的家里。
牧场上的男人
从帕玉村出发，沿着20 公里的牧道，就来到了帕玉草场。
这里海拔5000 多米，面积超过3000 亩。每年的藏历12 月中旬，他们就会来到这里。
21 岁的扎西贡布，是布地的弟弟。2017 年1 月，他和另外4 名男人轮到放牧组里，放牧200 多头牦牛。
草场上一间简易的土石房，是他们生活起居的地方。藏式长椅边，整齐地叠放着厚厚的被子。中间的火炉烧得正旺，房间一角堆着装满牛粪的袋子。墙边的石头上，放着糌粑、大米、风干牛肉、土豆等。
扎西贡布说，每天早上7 点半起床，从牛圈把牛赶到旁边的草场上，晚上7 点多再把牛赶回圈里。
“牛放到草场上，我们就可以干别的。”拿起火炉旁桌子摞起来的经书，扎西贡布默读起来。帕玉一带的牧民主要信奉苯教。
卡松今年53 岁，是5 名牧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有3 个孩子。
30 岁的大儿子是青藏铁路的护路员，二儿子在家帮助操持家务，最小的女儿在县里读初三。
2012 年，当地驻村工作队筹资修建了草场上的土石房；2015 年驻村工作队筹资50 万元修通了到帕玉草场的牧道。
卡松说，放牧组一年转场三次，6 至8 月，他们还要把牛群转场到加布龙草场，那是帕玉村的夏季牧场，离此处约10 公里；之后，转场至离村子不远的草场上。
布地的安居房
布地的藏式新房2012 年建成，面积有115 平方米，有客厅、卧室、佛堂、杂物间、阳光暖廊等，全框架结构，可以抗8 级地震。
房子造价33.9 万，他只承担了十分之一的费用。
32 岁的布地是帕玉村村委会副主任，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女儿格金措在县城读小学，儿子贡觉加在村里读幼儿园。
20 多年前，还不满8 岁的布地，跟随父亲迁居到了位于聂荣县的帕玉草原，开始了四处奔波为人放牧的童年。
一顶帐篷，一群牲畜，常常食不果腹，夜晚寒冷难耐。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布地18 岁。
“很庆幸，孩子们不会有我那样的童年了。”布地说，2016 年，他家里收入超过6 万元。
布地的客厅里，摆满了崭新的藏式家具。正前方的墙壁上，挂满了唐卡。桌子上摆放着当地群众信奉的活佛画像，还有家人的相框。
桌子的一角，摆放着超薄液晶电视。那是2016 年底布地专程到那曲镇购买的新电视，花了3000 元。
“这是我10 年内换的第五台电视了。”布地说。2016 年，他还花了4.5 万元购置了一辆皮卡车。
布地的妈妈泽宗，今年60 岁。“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老人小孩不用折腾了，不希望再回到过去的游牧生活了。”谈起过去游牧的生活，她说“太苦了”。
帕玉村的合作社
20 世纪90 年代，聂荣县政府将色庆乡最贫困的18 户73人统一搬迁到帕玉扶贫点集中定居，希望能够借助那里的区位优势脱贫致富。
然而，1997 年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让帕玉村损失惨重。“为了填饱肚子，几乎什么都干。”布地说，牧民去邻村人家放牧，15 天才能得到一头羊的内脏作为“酬劳”。
2009 年，帕玉村成立了专业合作组织，全村牧户以劳动力、草场和牲畜入股，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生活条件的改变从此开始。
合作组织理事会顾问伟托介绍，合作组织下设放牧、挤奶、劳务输出、销售等多个小组，采用劳动记分办法和分红机制，比如每天放牧7 头牛记1 分，给3 头牛挤奶记2 分。
“全村380 多头牛只要5 个人放牧就行了，剩下的牧民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自己的工种。”伟托说，合作组织成立后人均年收入从2008 年的不足800 元提升到了2016 年的15155 元。
此外，自治区科技厅、农科院在帕玉村开展科技扶贫，科学养畜、科学加工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了鼓励教育，村里还设立奖学金，高中生每年奖励500 元，大学生1000 元。社员去世后，家人可以获得4000 元的丧葬费和逝者生前所得牲畜股。
2012 年，帕玉村成为那曲地区首个小康示范村，“小康新居”工程建设同年展开。考虑到牧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全村被划分为生产区、生活区、公共服务区和未来发展用地，卫生室、小型超市、幼儿园、活动广场、兽防所等现代设施开始走进牧民的生活。
回忆起1997 年的那场雪灾，布地仍然印象深刻。“走了整整5 天将牲畜赶到周边的牧场躲避灾害，路上全是雪，每天都有牦牛被冻死饿死。现在我们有了畜圈暖棚，还有农科院研发的饲料，就算再大的雪灾也不怕了。”
（边巴次仁 张京品 曹槟）
55. 画在墙上的火车
2016 年12 月26 日上午，汽笛声鸣，兰渝铁路（岷广段）通车，“渝新欧”国际通道的重要部分就此建成。这宏大工程的背后，还承载着一位中国普通农妇延续20 年的火车梦。
梦想的起点藏在一张拍摄于1996 年的老照片里。家徒四壁的土坯房，煤油灯微微发亮，一名妇女怀抱婴孩，坐在泥巴糊起的土炕上眺望远方。身后墙壁上，一列长长的火车穿行而过。
照片中的农妇叫杨尕女，是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阿坞乡各竜村村民。
从地理版图上看，衔接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陇南恰在中国几何中心。但层层叠叠的山岭却如屏障，将这里与外界隔绝开来，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几十公里外的县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曾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石头山多、可耕地少，当地人常要背着背篓四处拾土造田。有的田地面积极小，只有一头牛的容身之地，而被人戏称为“卧牛田”。
那时，杨尕女家的几亩薄田根本喂不饱一家四口人。20 多岁的她常常要抱着女儿，去周边县城乞讨。“能讨到一点白面馍馍，就能高兴一天。”杨尕女回忆道。
1996 年冬天，常年报道中国贫困问题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武斌，前往陇南采访时走进了杨尕女家。让武斌意外的是，“一个这么封闭地方的农民家，墙上竟然画着一列火车。”
在与杨尕女的交谈中，武斌得知，这列从大山中穿行而出、驶向远方的火车，是她喜欢画画的丈夫用烧过的木炭画在土墙上的。
“什么时候我们能坐上火车去富足的地方？让日子过得好些，钱赚得多些。”杨尕女的话，让武斌深受触动。他按下快门，记录下昏暗土房中杨尕女一家的火车梦想。
20 年后，一句“老朋友，你还记得我吗”，开启了杨尕女和武斌的重逢。
26 日，中国西部铁路骨架、“渝新欧”国际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兰渝铁路（岷广段）正式通车。听闻家乡要通火车了，定居外地的杨尕女特地赶回来见证这一时刻。武斌也拿起相机，重走来时路，惊叹着山乡巨变。
“以前把火车画在墙上，现在火车竟然开到家附近。”
杨尕女走进离旧宅只有10 多公里的哈达铺火车站，这边瞅瞅，那边望望。
“等兰渝铁路全线通车，你回陇南就更方便了。”武斌对杨尕女说道。
这未曾相见的20 年，火车从墙上幻想变成了轨上飞驰。中国经济的列车，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开始了高速前行。
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扶贫开发工作。贫困人口从1978 年改革开放时的7.7 亿人，减少到2014 年底的7000 万人。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 年，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过去5 年，91 万陇南人告别贫困，贫困发生率从53％ 下降到16％。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更加速了陇南与外界互动。数千家当地网店，让陇南的特色农产品从大山深处走向全国各地，琳琅满目的商品也通过电商物流直接派送到远方的农家。
杨尕女家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夫妻俩有了居所，平时打点零工，医疗、养老等各项社会福利都能享受。她身上的花棉袄，是女儿前些日子从网上买来的。
老照片中还在母亲怀中的婴孩，如今已是20 岁的大姑娘。
看着老照片，杨尕女的女儿李有霞感叹连连。“从前家里穷，没有照片，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小时候长啥样，原来我眼睛又大又圆。”
“以前听父母说起家乡又穷又破，没想到回来一看，家家户户有新房，生态环境又好，等路通了，我还想再来。”李有霞说。
这条串联起杨尕女20 年火车梦的兰渝铁路，正线全长800余公里，穿越87 条地质大断层，所经地区灾害多发，地质条件极为复杂，被国际专家认定为“国内罕见、世界难题”。8 年的摸索实践，历经了一次次失败后，专业技术人员终于攻克这一难题。2017 年9 月，兰渝铁路全线通车。
如今，正奋力前行在脱贫路上的人们，大多像杨尕女一样，生活在自然环境较差的区域。日渐发达的交通网络，让他们走出家乡、走向富裕的愿望，变得可待可期。
（任卫东 张玉洁）
56. 拾荒妹和她的姐妹们
从拾荒妹到全国人大代表，从睡在街边的窝棚到建起崭新的厂房大厦，从留守儿童的母亲到带姐妹们返乡创业安居……苗族女性蔡群这样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逆袭。
此次蔡群又带着提案建议来到全国两会，她有个心愿：建议扶持更多的小微企业，让更多的妈妈回到孩子身边。
放下绣针：背起背篓的拾荒女孩儿
2017 年2 月下旬，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大寨村，连绵的群山里油菜花开始绽放。过去，春天的到来意味着又一次分离。
苗寨的姐妹们会在此时，告别老人和牙牙学语的孩子，外出打工，村庄再次变得沉寂。
这两年，寨子里的春天变热闹了，更多的男人开始农忙，更多的妈妈则背着孩子三五成群，相约去蔡群家做蜡染刺绣。
“现在她们每个月在家就能赚3000 多块钱啦！”蔡群笑着说。36 岁的她，在老家开了一家苗族蜡染刺绣工艺品公司。
蔡群的快乐哀愁都跟苗绣有关。“小时候家里穷，只能在山上的石缝之间种点玉米。白天阿妈总是为吃饭愁苦，可到晚上，阿妈就会对着蜡烛，边做刺绣边哼苗歌。我靠在阿妈腿边，觉得阿妈的手和那些绣片是那么美。”
12 岁那年，蔡群已经是远近有名的巧手小姑娘。但为了能吃饱饭，她跟着姐姐走了100 公里的山路，到了贵阳。那时，她们能想到的活儿就是捡垃圾。“我们在人家的屋檐下搭个棚子，棚子太破了还漏雨，衣服都要泡湿，根本做不了绣活。”蔡群说，那时偶尔会看看自己的手，心里隐隐地痛。
“一到晚上，我们就出去沿街翻垃圾箱，看看能捡到什么吃的和穿的。”说起那时候，蔡群有点心酸，“有一次，在贵阳火车站前的饭店门口，我捡了一块别人吃剩下的蛋糕，当时觉得怎么这么好吃。旁边有个穿着很体面的叔叔，看了一会儿就问我，‘小姑娘，你挺漂亮的，怎么不上学啊？’”蔡群说，“当时我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心里难受死了。”
“这位叔叔指点我，至少可以试试去浙江、广东的工厂打工，有饭吃还能有钱挣。”从此，蔡群成为了沿海城市打工大军中的一员。
拿起绣针：为孩子不再留守
2006 年的一天，和丈夫在深圳打工的蔡群接到姐姐的电话，女儿生病了，心律不齐，喘气都困难，怕是不好……姐姐用土方朱砂蒸猪心给孩子治病，太难吃了，孩子吃了吐，吐了吃，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由于常年在外打工，蔡群的女儿从小跟着在老家的姨妈长大。“女儿小时候跟我不太亲，妈妈对她来说，可能更像个一年见一次的亲戚吧。那时候工厂不让请假，可一想起女儿，心就像拿绣针扎了一样疼。”
有一天蔡群上夜班到早上4 点多，想女儿想得偷偷地哭，一不留神手指被机器轧到了。事后想省点钱，她就去小诊所止了一下血，没想到过了几天伤口化脓，右手小拇指再也伸不直了。
这些年外出打工，蔡群总是希望能弥补女儿。也是打工的那些日子里，蔡群终于有机会重新拾起绣针。每当想女儿了，她就拿出针线绣一会儿，想着这样慢慢做下去，等女儿出嫁那一天，一定能给她攒出一整套人人都羡慕的嫁妆。
2007 年春天，她回到寨子里，看着女儿难舍难分的眼神，蔡群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不走了。
也就在那一年，一个亲戚看见她给女儿绣的裙子，出了个主意：现在省里市里都有民族手工艺比赛，有奖金，还可能有多种扶持政策，不如去试试。
没想到，蔡群做的一幅“织金洞银雨树”蜡染一下就获得了毕节市二等奖，还拿了2000 元的奖金。“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是值钱的！”蔡群说，这次比赛让她大开眼界，“别人能把民族手工工艺品开发成旅游商品，我们为什么不能？”
2009 年，蔡群大胆决定，在家创业。她拿出全部积蓄，东拼西凑了5 万块钱，买了缝纫机和原材料，在自家门口挂了牌子，她的苗族蜡染刺绣工艺坊开业了。
众人拾针：我要把姐妹们都带回来
蔡群和几个姐妹们商量决定靠山吃山，做苗绣蜡染旅游纪念品。她们拿着绣片去附近的织金洞景区摆摊卖，许多外地的游客看了都赞不绝口。
蔡群的生意慢慢火起来了。当地政府得知她的情况，帮助提供了贷款，崭新的三层厂房也盖了起来。工艺坊越做越大，回来帮忙的姐妹越来越多，作品越来越美……
2013 年是蔡群人生里最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她当选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她不再是当年那个跟着姐姐们拾荒的“幺妹”，她有了更多的想法与使命感，她和丈夫一起试着在大山里“拥抱”互联网，开起网店，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这时候，在毕节发生的两件震惊全国的新闻，又勾起蔡群的心中隐痛：“出事的地方离我们真的不远，几个孩子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还有一家几个孩子没人管，大的带着小的喝了农药，孩子们就那么没有了……”
看着寨子里蹒跚的老人，看着那些留守的孩子，大的带着小的在山野里游走，又想起自己女儿的病，“我心里实在是受不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从那时候起，蔡群立下一个心愿：“我要把厂子做大，让村子里的姐妹们都能回来，回到孩子身边。守着孩子和家的日子，才是真的好日子！”
蔡群所做的，正是许多人共同在做的一件事。
2013 年，贵州省启动“锦绣计划”，促进民族手工艺者在家就业，改善老人空巢、儿童留守的乡村现状。计划实施以来，从事手工业的妇女达到50 万人，产值50 亿元人民币，带动百万余人回到家门口就业。
“现在寨子周围300 多个姐妹都回来跟我一起干了，2016年公司营业额有800 多万了。”蔡群眼睛亮闪闪的、兴奋地对记者说。
现在大寨村又变得生机勃勃，家家翻新房屋，建成了手工艺厂和农家乐结合的民族风情一条街，新的小学也盖了起来。
2017 年两会前，蔡群串寨子访乡亲，就提交什么样的议案建议，听听乡亲们的意见。
蔡群带上全国两会的，还是关于“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帮助留守儿童”的相关建议。但这次又有一些特殊：和新华社记者一起用最新的技术制作成AR 互动视频建议，她要把漂亮的苗绣和苗寨，带到全国两会上去。
带着这份还“未解密”的议案建议，带着寨子里300 多位苗族姐妹的期盼，为毕节市26 万留守儿童和全国的留守儿童，蔡群又一次开始了全国两会的行程。
（陈凯星 宋玉萌 李春惠 向定杰）
57. 告别溜索
江河之上，一根铁索横跨两岸，或以皮带系腰间，或以方框载货物，借倾斜之势滑越至彼岸，称为溜索。至今，这仍是我国部分偏远山区群众重要的渡河方式。
近几年，四川投入12 亿多元全面推进溜索改桥，规划的77 个项目除3 个工程量较大正在实施外，其他均已完工。当地老百姓从此彻底告别溜索，真正用双脚走出大山，踏上脱贫奔小康的新路。
“儿孙再也不用滑溜索了”
42 岁的王文翔，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热闹的春节：乡里出嫁多年的女子回来了，许久未见的亲人回来了，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还有不少小轿车、摩托车开进村里的院坝，家家户户都坐了好几桌。
此前，因为一条雅砻江，他所在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健美乡已经和外面分隔了太久。“我们小时候过河都是靠渡船，后来才有了一根溜索。”王文翔说，“没有桥，想出的出不去，想回的回不来！”
以前的健美乡，出门靠步行，运货靠马帮，到最近的集市也要走两天的山路。渡船危险，溜索也不够安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一辈子都没到过对岸。直到2016 年8 月，一座跨江大桥拔地而起，健美乡不再是“孤岛”。
新修的健美乡大桥宽7.5 米，跨度163.5 米，是一座标准的公路桥。“我们都滑了几十年，不想儿孙辈再滑了，现在真的实现了。”王文翔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刚通那几天，乡里的人都要到桥上走一走，像过彝族火把节一样高兴。
“走出大山生活更有奔头”
溜索改桥不仅改变了老百姓的出行方式，更打通了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成为边远山区群众脱贫奔小康的助推器。
健美乡党委书记高德彬介绍，以前物资流通全靠肩扛马驮，当地农民种的核桃和花椒必须先晒干了才能运出去，成本高还卖不上好价钱。由于山路太远，农民养了猪和羊，既不敢宰了去集市卖肉，怕在路上就坏了，也没法直接把活的猪和羊赶到集市。
如今桥有了，通村公路也修好了，种的养的都更容易变成钱。
“收购的商贩直接把车开到家门口。”王文翔说，以后再也不怕李子、桃子烂在路上，喂的猪也不用全部做成腊肉，还可以直接送到县城去卖个好价钱。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石灶镇红花村，也曾因为溜索无法运送大宗物资，失去产业发展良机。随着2016 年溜索拆除以及红花大桥的建成，情况有了转变。村支书张传义说，溜索改桥后，村里成为一家丹参加工厂的原料供应地，不仅规模化种植有了方向，还能增加农民收入。
“桥修通了，人心就通了”
年还没过完，凉山州布拖县冯家坪金沙江溜索改桥施工点已经陆续有人返回。“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等节后工人一集中就马上开工。”项目指挥长杨朝富说，这座桥涉及两岸近5 万群众出行安全，要争取在2018 年春节前修通。
溜索改桥是改善边远深山沿江沿河地区对外交通条件的重要举措，也是党和政府下决心推进的重大民生工程。有关部门及施工单位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督察协调，确保工期不误、质量过关。
凉山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林芳表示，当地针对溜索改桥专门成立领导小组，落实专人跟进，不定期对建设项目质量、安全及进度进行抽查，努力为老百姓修放心桥、筑放心路。
杨朝富说，工程都在山里，大型设备进不去，施工难度大，雨季断路塌方是常有的事，材料经常在路上一耽搁就是半个月，“但是工人们一年320 多天在工地，一天干10 多个小时，就是为了桥早点通，让老百姓早点走出大山，早日脱贫奔小康”。
（胡旭）
58. 羊小平砸缸
“山民”羊小平把家里的两辈人赖以生活的6 口大缸给砸了。春暖花开的日子里，站在山下移民新村的二层小楼上，望着村外开始增多的游客，羊小平还难以相信自己真的不再需要这些大缸了。
就在2015 年，羊小平一家还世代生活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的山上。冶力关是甘肃有名的自然景区，山下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但崎岖的山路将羊小平一家和山下的繁华一分为二。山上不止住着羊小平一家，但山太大了，出门走一天也难碰见谁。孤单久了，人就消沉，羊小平说山上的人经常一两个月不洗脸。
靠天吃饭、土里刨食，山上的贫困像日出日落一样恒定，过了今天就知道明天是什么样。“一定要搬下去。”在羊小平的回忆里，父亲每当喝点酒就会点上一袋烟，对着山下嘟囔。
甘肃高原、山丘、荒漠等地形交织，能供耕种、适合居住的土地寸土寸金。父亲明白，往山下搬哪有钱？哪有地？搬下去又靠什么生活？烟抽完了，父亲便起身拉着十几岁的羊小平去挑水。
家里有6 口大缸，是羊小平祖父和父亲两辈人置办的家里最重要的用具。山旱缺水，挑水要走很远的山路，女人干不了。
而且那里的山泉也不是天天有，因此要尽量保持家里6 口大缸满满的。羊小平记忆里，父亲最重要的活就是挑水、挑水、挑水。
直到有一天，父亲在挑水时摔进山沟，挣扎着回到家，两个月后人就没了。
羊小平成家后，除了伺候家里的6 口大缸，就是侍弄“挂”
在山坡上的十几亩山地。山地很“薄”，种下一粒种子不见得能产出一粒粮食。眼瞅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羊小平决定出去打工，给儿子攒娶媳妇的钱。大西北有一个定律，越穷、自然条件越恶劣的地方，娶媳妇越贵，因此要早下手。临走时，他把家里的6 口大缸装得满满的，到外地找了份建筑工地的活，干了两个月，媳妇托人捎话：家里没水了。
羊小平坐上火车，又坐汽车，爬上山，挑满6 口大缸，又坐汽车、坐火车，回到工地。过了一段时间，家里又没水了……临走时，老板告诉他，老请假不是个事，不用回来了。
羊小平又找了一个工作，当保安。但半年后，老板也嘱咐他：
先顾家吧。
默默地接过结算的工钱，羊小平考虑是不是给家里再添几口大缸。但打量着逼仄的土房，羊小平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不再外出打工。几口大缸，像是世代传下的魔咒，将羊小平牢牢地拴在了大山上，也击碎了他的致富梦。
贫困的时间久了，便成了淡漠，羊小平仿佛在父辈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宿命。2014 年，羊小平42 岁了。这一年，扶贫奔小康步伐开始加速，甘肃的干部群众都在为早日脱贫干得热火朝天。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天，羊小平送走来家里摸情况的干部，转身拿起了扁担—家里的水缸又快没水了。
但这次真的跟羊小平有关系。为了不让一个贫困户在奔小康的路上掉队，甘肃省及甘南州针对羊小平们实施的搬迁扶贫工程也在加快推进，并定下了周密的扶贫搬迁方案，让山上的贫困户离开大山，拔穷根。甘南州委、州政府和临潭县相关部门经过谋划，在山下靠近冶力关景区的地方规划了移民新村，并制定了种植—养殖—住宿—农家乐一条龙的脱贫方案，让搬下来的人待得住、能致富。
钱不够，政府补贴；还不够，政府帮助贷款。身靠景区，只要不懒，奔小康的路就在脚下。羊小平不想和祖辈一样，活在大山、埋在大山。他拿出了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所有积蓄，领到了政府的4 万元补贴，又在政府的帮助下从银行贷了20 万。
一年过后，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的二层徽式小楼在山下的移民新村盖起来了。
搬家的前一晚，吃过晚饭，看着太阳离地山头还有几米高，羊小平又习惯性地拿起扁担。直到走出家门，羊小平才愣怔过来，他在原地站了半袋烟的工夫，突然号了一嗓子，把扁担甩向山沟。
2016 年，中国迎来了“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在这个春天，羊小平的农家乐也安排停当，玻璃暖房映照着和煦的阳光。羊小平和妻子一遍遍收拾着家里的房间；在人社部门的培训下，儿子也厨艺学成回到家中。
虽然冶力关的冰雪还没融化，但就在前几天，羊小平迎来第一批客人。就连羊小平最挂心的儿子娶媳妇的事，春节也有了眉目。“拉着外债也有女娃跟，你说这事。”羊小平一边摸着后脑勺一边笑。
“对了，前几天回山上，想把那6 口大缸搬下来，但年头太久了都长到地上了，我就全砸了。”羊小平盯着记者说，“我早就想砸了。”
甘肃省作为自然条件薄弱的贫困大省，搬迁扶贫是主要的扶贫方式之一。甘肃省采取全省干部联村联户、配套资金补助等方式，仅2013 年到2015 年三年间，就让47.6 万名群众走出大山、荒滩、沙漠、戈壁。根据甘肃省的扶贫规划，2015 年到2017 年甘肃将完成62.4 万群众易地搬迁任务，2018 年到2020年对符合条件和有搬迁意愿的群众实现应搬尽搬。
（姜伟超）
59. 深度贫困县打造世界吉他“圣地”
指着一把正在装配的电吉他，郑传玖说：“这种吉他，国际市场上每卖出两把，就有一把是我们公司生产的。”那是日本的著名品牌依班娜。
这位曾经的贫困农民如今是中国最成功的吉他制造商之一。
他担任总经理的遵义神曲乐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2016 年生产了45 万多把吉他供出口，供应的有世界十大吉他品牌中的6 个，客户分布在30 多个国家。
郑传玖按照外商提供的图样生产。“圣诞节前订单太多，目前出现了零库存。”他说。
被大山环绕，他的公司占地5 万平方米，坐落在贵州正安县，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县政府为帮助当地百姓脱贫，建设了国际吉他园，现有29家像神曲这样的吉他生产厂家入驻。正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吉他生产基地之一，年产500 万把，产值50 亿元。
神曲公司有600 名工人，大都是附近村子的贫困农民。
“人们最早不相信像莫勒、马西纽这样的国际大师弹奏的吉他，是一群农民工制造的。”郑传玖说。
他不会弹吉他，却对生产一把吉他的186 道工序很熟悉。
他说，是寻求生存把种庄稼的手变成了造乐器的手。
吉他作为一种西洋乐器，40 年前才逐渐在中国变得流行。
1993 年，郑传玖的哥哥郑传祥离开正安，来到1000 多公里外的广州，在一家台湾人开的吉他厂打工。后来郑传玖也跟来了。
“我的村子很穷。我的家庭不能支持我和三个哥哥完成中学学业。”他说。
正安县1992 年遭遇大旱，村民需要整夜排长队，去接从喀斯特岩石中渗出的地下水。
在广州的厂里，郑氏兄弟学会了造吉他。老板欣赏他们的娴熟手艺和勤劳品质，把他们提升到管理岗位。2007 年他们开了自己的吉他厂。
在2008 年上海举行的一场国际乐器展上，他们获得了巴西第一吉他品牌塔吉玛30 万把的订单。此后许多国际客户慕名而至。
“他们选择神曲，是因为我们的质量一流。”郑传玖说，厂里规定，一把吉他如不符合国际标准，就把它烧了，绝不降价出售。他们去过日本、巴西和欧洲学习管理和制造经验。
正安县党委书记邓兆桃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为祖祖辈辈困在大山里的老百姓创造了机会。
2012 年，邓兆桃和正安的干部来到广州，劝说郑氏兄弟把生产线搬回家乡。“正安还没有工业，这是妨碍当地致富的主要因素。”邓兆桃说。
当时， 正安有12.5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占全县人口1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得7 亿人摆脱了贫困。剩下的4000万人将在2020 年前全部脱贫。
干部们承诺，为吉他生产者提供更好的贷款、厂房、服务等，帮助他们扩大生产。另外正安的温度和湿度也很适合生产吉他。
“我们决定回来，因为我们也想为家乡作贡献。”郑传玖说。
郑氏兄弟返乡后，更多外出打工的吉他从业者回来了。
“正安政府在我们资金紧张时提供了支持。”贵州贝加尔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山说。这家农民工办的企业现在每天通过线上卖出2000 把吉他，被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称作“互联网经济的生动案例”。
2015 年，高速公路修到正安。赵山说，公司产品能在3 天内到达北京客户手中。正安距北京直线距离约1500 公里。
“在正安，我能挣得像在温州的工厂一样多，更重要的是，我能每天回家照顾两个小孩。”27 岁的神曲吉他女工叶欢说。
正安政府正计划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吉他博物馆，还要在学校中开设吉他课。
“我们希望今后世界上喜欢吉他的人都来这里看一看。”
邓兆桃说。
县长吴起说，吉他工人的成功解放了当地人的思想，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保守观念。
“在中国，奇迹随时随地都能发生，只要我们发挥党的强大领导力，为勤劳而智慧的百姓做好服务。”他说。
（韩松 王丽 卫彦红 夏晓 李平）
60. “蜘蛛女”的新生活
国庆节，对刚从108 米的悬崖顶回到地面的罗登萍来说“忙得很”。如果不是发展旅游，她不会有这份攀岩表演的工作。
她来自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格凸河村。她的家乡地处中国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溶洞群分布广泛，其中数燕子洞最为典型。
以前，那里有大量的燕子繁殖，藏在洞中的燕子粪是很好的肥料，悬崖上生长的植物也可作为药材，由此衍生出一种专门爬悬崖的“蜘蛛人”。
作为苗族后裔的罗登萍15 岁时开始跟着父亲学攀岩，给土地寻找肥料来种好庄稼。“当时家穷得很，住的茅草房，我有个妹妹，也只上到小学三年级。”没上过一天学的罗登萍回忆。
“刚开始学，心里也有点怕，只能慢慢爬。”罗登萍说，在当地，有这种不佩戴绳索攀岩的传统，从安放棺材到掏粪采药，但男的学得多，自己家里没男娃，也要去学。况且，她认为，“男女应该平等，自己也能做到。”
技艺很快就学会了，但之后五年这技艺却没有用武之地，因为罗登萍跟随同乡去了广州建筑工地打工。2000 年，罗登萍重新回到大山，和本村的男青年结婚，生育了两个孩子。
“生活过得还是苦，家里没经济来源。”罗登萍叹着气说，自己在家务农，只能依靠丈夫一个人出门挣钱。转机出现在2015 年，让她没想到的是，村里那些让她受穷的石山悬崖，竟然正在被当地开发打造成景区。
“外面来的人多了，政府就想把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吸引游客的表演项目。”罗登萍说，听说有钱挣，于是她果断加入了这个“蜘蛛人”队伍，和5 个村民一起。其中，她是年纪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性。
燕子洞悬崖高达108 多米，平均每天她都会表演一两次，虽说不到20 分钟就是一个来回，但也十分费力，她的手上长满老茧。“景区提供中餐，我每天从家里走路十几分钟就到了，很方便，能够照顾孩子。”罗登萍说。
聊起待遇，她笑呵呵地说，每天上班从早上8 点到下午6 点，一个月休息4 天。但是在像国庆这样的假期是没有休息的，因为人越多他们也能挣更多钱。“月基本工资1000 元，一张门票提成3 角。算下来，平均每月工资有两三千元。”罗登萍觉得，虽然不高，但比以前好太多。
对于自己的职业，她表示，起初家里人很不支持，后来可能看到自己熟悉了，也就没说什么了。“这个身份对我来说，改变了很多。”靠这门传承千百年的绝活每年吸引百余万人次游客观赏这一绝技。
（向定杰）
61. 藏装裁缝针脚中的新未来
尽管已经是一个8 岁孩子的父亲，丁则曲脚还是更喜欢人们喊他的小名“地布”。
“地布，来给客人量衣服了。”地布20 岁随父学手艺，现已当了7 年的藏装裁缝。
丁则曲脚当裁缝的地方是海拔4200 米的马它马村的高原民族服装制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2016 年9 月开张。半年下来，丁则曲脚和马它马村的村民从合作社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曙光。
成长的意外
马它马村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红龙乡，全村91 户486人中有25 户贫困户，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 元。在高原牧区，牦牛是牧民最贵重的财产，寻常牧民家中都会有二三十头牦牛。但在马它马村，有5 户贫困户家中一头牦牛都没有，许多牧民家庭只能依靠挖虫草为生。
丁则曲脚的少年时代和这个贫困的村庄的其他小孩相比是幸运的。2001 年，他的父亲克确到理塘县开了一家小旅店。虽然不到1 年时间，旅店就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但精通藏装制作工艺的克确不久后便重整旗鼓，开了一家藏装服饰店，一家人过得红红火火。“爸爸是整个红龙乡第一个到理塘开服装店的裁缝。”丁则曲脚说。
丁则曲脚18 岁时，家里用3 万元给他买了一辆面包车，他做起了从红龙乡到理塘县的客运生意。高原地广人稀，许多村庄没有通村路和班车，能把村民送到家门口的面包车自然大受欢迎，丁则曲脚很快就有了近两万元的积蓄。19 岁，他迎娶了妻子甲央汉姆，又在同年生下了一个女儿。
然而幸福生活刚刚来敲门，一次车祸却给丁则曲脚的人生一记重击。
客运生意刚做两年，丁则曲脚在送乘客去邻乡时撞伤了一个骑摩托车的村民。赔偿医药费花光了丁则曲脚的积蓄。“自那以后，不管谁叫我开车拉他我都不敢去了。”车祸后，年轻的丁则曲脚再也没有开车载过乘客。
随父学艺
低价卖掉面包车，丁则曲脚带着妻子到了理塘，开始随父亲学习藏装制作。藏装要一针一线缝，藏装裁缝要一针一线教。
量体、裁布、修氅、缝皮、绣花，一件藏装需要一个老练的裁缝做上一个星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返工。
初学时，丁则曲脚连着剪坏了三匹布料。“爸爸是个好裁缝，也是好老师。”丁则曲脚回忆，当时克确并没有发脾气，而是亲自上手，把剪坏的布料改成了三件小孩子穿的藏装，衣服也顺利地卖了出去。在克确的指导下，丁则曲脚的手艺很快得到了顾客的认可，妻子甲央汉姆也掌握了藏装的制作技巧。
然而命运似乎总在向这个敦厚的藏族汉子开着恶意的玩笑，丁则曲脚学艺不到半年，克确病倒了。因为肺结核，克确先后在甘孜州和成都住院治疗了7 个月。
父亲的重病很快花光了家中积蓄，为了挣钱给父亲治病，丁则曲脚四处打工挣钱。到金矿开货车、到工地打小工、上山挖虫草，丁则曲脚把自己累倒了。在一场不明原因的重病中，丁则曲脚动了两次手术。
失去了劳动力，又要负担两个人的医药费，丁则曲脚一家很快欠下了18 万的外债。
病好后，家里在理塘的服装店已经倒闭，丁则曲脚只好继续在工地打工还债。6 年时间，丁则还清了债务，在红龙乡修起了房子，一家人也从理塘搬回了家乡。
藏乡曙光
2016 年4 月，马它马村突然热闹了起来。按照雅江县规划，马它马村要在2017 年实现脱贫摘帽，为了让贫困牧民尽快脱贫，在村合作社的产业选择上让驻村干部王勇顺费尽脑筋。
最初，王勇顺提出养殖牦牛，但信仰佛教的藏区牧民不杀生，尽管多次跟村民沟通，千百年的宗教文化传统却难以在朝夕间改变，经过几次村民大会的讨论，村民们依旧不认可牦牛养殖计划。
养殖不行，种植没有气候条件，拿着三家军工单位的16 万产业扶贫款的王勇顺没有想到落实产业成了最大的问题。
这时，有村民提出红龙乡有村民在理塘县开藏装店。红龙乡离雅江县城有近100 公里，离理塘县城有35 公里，平时村民购买服装都要去理塘县城，十分不便。王勇顺想，如果能在红龙乡开一家服装店，说不定能覆盖红龙乡和附近乡村的数千人规模的市场。
经过打听，王勇顺得知丁则曲脚的父亲克确精通藏装制作工艺，便找到克确，希望他能到合作社当裁缝。剪裁缝制藏装需要眼力、体力、耐力，年事已高的克确体弱多病，无法完成如此多的工作。但克确告诉王勇顺，儿子丁则曲脚和儿媳甲央汉姆在他的传授下，完全掌握了藏装的制作工艺。
王勇顺找到丁则曲脚和甲央汉姆，并请他们试做了藏装，两人纯熟的手艺让王勇顺吃下了定心丸。就这样，丁则曲脚和妻子成为了合作社的裁缝。2017 年4 月，王勇顺还带领两人到四川绵竹的一家服饰公司实习了一个星期，掌握缝纫设备的使用和汉装的制作工艺。
2016 年9 月12 日， 合作社在川藏公路边开业了。在有3000 多人口的红龙乡，服装店还是头一家，许多村民都到合作社购买各种服饰。头一个月，丁则曲脚一个人就制作了5 套藏装，而合作社的销售额也达到了8114 元。而一个季度下来，合作社每个月也都能有至少6000 元的营业额，高原上的马它马村，终于看到了脱贫的曙光。
不管是贫困户还是非贫困户，入股藏装合作社需要交500元，具体的分红方案还在讨论，分红会倾向贫困户。2017 年，马它马村的贫困户的人均收入将达到3100 元。
合作社开门红，贫困户们得到了实惠。2016 年入冬前，王勇顺和村干部商议后，从合作社拨款给村里的每户贫困户捐赠了两套冬装。
马它马村的驻村干部告诉记者，为了让村民增收，除了进行藏装制作技能培训外，2017 年还在藏装合作社旁修建一个观景平台，让川藏公路上过路的游客能够在这里休息，观赏川藏线上的高原美景，同时为藏装合作社招揽更多的生意。
而裁缝售货员一肩挑的丁则曲脚把未来市场瞄准了年轻人，“我准备向合作社建议再多进一些款式新颖的服装，让乡上的年轻人不用到理塘就能买到好看的衣服。”
（李力可）
62. 小竹子撑起大天地
武夷山九曲溪两岸，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竹筏工王建明划着竹筏漂流而下。方竹、紫竹、斑竹、罗汉竹……参差摇曳的竹子一路散落点缀在缓坡浅滩之间。
“九曲溪是游武夷山的精华，武夷竹是游九曲溪的必备品。”和游客们聊起武夷山的竹子，王建明头头是道，“各位坐的筏是毛竹拼的，我戴的斗笠是箬竹编的，连撑排的竿都是苦竹做的。”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武夷山属典型的中亚热带混合竹林区，全市目前有大大小小的竹子100 多种，全市竹林面积63万亩。长久以来，于武夷山区的民众而言，密布的竹海曾与连绵的大山一样，意味着贫穷。
“以前在家里种水稻，勉强能够填饱肚子，一年下来也没有什么积蓄。”王建明说，如今仅靠撑竹筏这一项，一个月可以挣到四五千元。
在九曲溪，像王建明这样的竹筏工有740 多人。小小的竹筏，在过去的一年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120 万人次的游客，为当地带来了近1.6 亿元的收入。
曾经不起眼的竹子近年来却为武夷山区的脱贫致富注入了新的活力。“毛竹全身都是宝，生长周期短，可以有效地替代木材，是不可多得的低碳产业。一年生的毛竹可以用来制作工艺品、造纸，四到五年生的毛竹则是不可多得的建筑材料。”武夷山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邵柏君介绍说。
在武夷山市一家竹木制品公司记者看到，1100 多种竹制品分类排开，让人惊叹于小小竹子的“无限可能”。除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竹筷、蒸笼、果盘之外，竹子还被制成桌椅、沙发等家具，给人带来一种质朴与淡雅清新的体验。
这些竹制品不仅以年出口4000 吨的规模远销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还借助当地政府搭建的武夷山竹业网这一电商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而竹产业中的大部分收入，将流入当地村民钱包。
“现在在岚谷乡，毛竹已经支撑起了村民们一半以上的收入，带动村民增收30％至40％。现在，我们乡的年人均收入已经突破了一万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岚谷乡书记陆光明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意象，然而，在武夷山市林业局产业发展股股长连东红看来，小小的竹子所连接的，不仅仅有传统，还有未来。
“中国人自古便与竹子有剪不断的情缘，在武夷山区，竹制品曾是祖祖辈辈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竹制品的制作却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通过竹产业的带动，不少年轻人开始学习这项技艺，推动传统遗产的回归。”连东红说。
作为中国国家林业局授牌的“中国竹子之乡”，武夷山市2015 年全市完成竹业总产值17.1 亿元，同比增长91.7％，其中竹（笋）加工产值13.75 亿元，同比增长123.6％。
“竹产业已经成为武夷山市经济最富生机、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繁荣了农村经济，成为农民受益面最广的产业之一。”
武夷山市林业局局长杨立忠说，“我们将通过科学管护毛竹、发展竹下经济、培育龙头企业等举措，力争实现2020 年全市竹产值45 亿元的产值目标。”
（孟昭丽 尚昊）
63. 乱石村搬家
时近隆冬，塞外太行山下朔风凛冽，桑干河里薄冰一片。
半个多月前，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鳌石乡乱石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不得不暂停施工。但63 岁的宋义还不时走到村口，往200 多米外的工地驻足远望。
“搬进去以后不用担惊受怕了。”宋义说。
宋义和老伴两人住在40 多年前建的土窑洞里。这三孔窑洞由黏土夯成，历经几十年风雨冲刷，已是顶部开裂，与邻居家相邻的山墙几近坍塌。“一到下雨天就得到处找地方住。”宋义说。
乱石村地处太行山下、桑干河边，在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内。全村户籍人口266 户58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23 户501 人。
长期以来，恶劣的居住条件，成为乱石村脱贫致富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村委员会主任曹立峰说，全村八成左右的村民都住在土窑洞里，有的土窑建成逾百年。雨季是村干部最忙的时候，得挨家挨户动员迁居，生怕土窑坍塌对村民造成伤害。
然而，虽然担惊受怕，但对于兜里没几个钱的村民来说，搬迁建新房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乱石村村民主要以种植玉米为生。“这两年玉米价格低，还减产，种地不挣钱，甚至贴钱。2016 年一亩地只能产1200斤左右，一斤卖6 毛钱，但投入就得600 多元。算下来每亩地只能挣个百十来块钱，能干个啥？”宋义说。
不过，这一切有了变化。2016 年9 月，中国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五年内对近100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山西省也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宋义说。乱石村被列入易地扶贫搬迁计划，并于2016 年10 月在村子外的210 亩荒地上动工新建移民小区。
新小区每户3 间房，每间房面积近23 平方米，按照贫困人口一人一间分配。根据山西省相关规定，贫困人口可获得人均2.5万元的建房补贴和1.8 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曹立峰说：“再加上村集体的部分补贴，贫困户只要在标准范围内，都可住上新房。”
自己和老伴都是贫困人口的宋义免费获得两间搬迁房，自己又掏了2.5 万元，分得一个三间房的宅院。“新小区规划的还有超市、文化广场、洗浴中心、幼儿园等设施，以后生活起来很方便。每户住宅还包含一个长20 米的小院子，也不用担心农具、玉米的堆放问题。”他说。
“搬出土窑洞，腰包还要鼓起来。”不想一直戴着“穷帽子”的乱石村村民，对未来的生活有着更多向往。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只有3000 来亩薄地、只会种玉米的村民来说，致富和搬迁一样艰难。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源。致富还是要从地上下功夫。”
鳌石乡乡长张铭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指导下，经过反复考察思量，乱石村决定发展寒富苹果产业。
通过流转、调换等方式，乱石村在村庄外集中了近1000 亩耕地，全村200 多贫困户户均四亩，全部改种寒富苹果，由村干部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技术管理和市场运营。少数有耕种能力的贫困户可以在合作社指导下耕种；剩余70％以上的贫困户没有劳力也没有技术，可以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三年挂果后与合作社五五分红。
“在日常管理中，合作社用工也要优先使用贫困户，保证部分贫困户有两份收入。”曹立峰说，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和预期产量计算，苹果进入盛果期后亩均纯收入能达到8000 元以上。加上苹果产业分红和务工收入，一个贫困人口每年能挣2万元左右。
虽已进入冬季，但地里今年栽种的耐寒抗冻的苹果树苗仍在茁壮生长。
“这些树可都是‘摇钱树’啊！将来摘掉‘穷帽子’就全靠它们了。”宋义满怀期望地说。
（晏国政）
64. 贫困苗村的“最美乡村梦”
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73 岁的苗家阿公施齐文在堂屋里笑眯眯地看着液晶大彩电，电视机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是他的老伴儿石爬专穿着苗服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留影。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位于武陵山腹地，是一个纯苗族村寨。这里山高林密，民风淳朴，风景独特，村里人引以为豪的十八个溶洞，洞洞相连。但近千人的村子，2013 年人均纯收入仅1668 元。以前不少人家中除了电灯，没有别的电器，用泥巴和竹篾、木板糊起来的墙壁，一到冬天四处漏风。
施齐文的家就位于十八洞村第六组的村口。以前他家堂屋地面是凹凸不平的泥巴地，灶台破破烂烂，雨天上露天茅坑还要披斗篷……
而如今记者在施齐文家采访时看到，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新添的液晶彩电挂在墙上，堂屋铺上了水泥，清澈甘甜的自来水流进家中，水冲式厕所取代了简陋的茅坑，两座铁皮粮仓里堆满了粮食。
几天前，施齐文家刚刚杀了年猪，猪头和带着尾巴的一只猪腿悬挂在窗前。在苗家风俗里，猪头用来祭祖，带有尾巴的猪腿用来孝敬岳父母。“以前一年养一头猪自己不舍得吃卖掉换钱，今年年猪杀了吃，不卖了。”施齐文乐呵呵地说。
2014 年5 月，党员施进兰在十八洞村的全民选举大会上当选为村主任。长期在沿海打工的施进兰被村民认为“有头脑”，能够将发达地区的经验做法带进来，帮助大家脱贫致富。就职演说中，施进兰信誓旦旦：“有钱没钱大干三年。”
“以前在外打工一个月至少挣7000，现在当村主任一年的收入都没有这么多。”施进兰说，“但是现在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我们了，我觉得应该将外面的技术、理念带来建设十八洞村。”
他一直在家带孩子的妻子现在出门打工补贴家用，79 岁的母亲天天上山打柴，一家人默默地支持他的工作。刚上任半年多，施进兰和村里其他负责人一起，陆续为十八洞村村民改造了厕所、厨房、房屋、浴室和猪圈。如今，进村公路拓宽了，具有乡村风情的石板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口，老旧的木屋外重新装修了竹篾墙，整个村落面貌焕然一新。
以前上报贫困户的时候由村支两委申报，难免存在片面性、主观性，甚至少数村有“优亲厚友”的现象。十八洞村通过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自己评选本村贫困户。
群众大会一召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定下本村的“九不评”：包括家里有拿工资的、家里在城里买了商品房的、在村里修了三层以上楼房的、家里有大型机械设备的不评等等，评出来的对象在村里上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为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激发建设家园的内生动力，施进兰同新一届村支两委班子还一道探索出“思想道德星级化”模式，从社会公德、个人品德等五个方面公开评选星级农户。
村民杨秀富家门口贴着“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对联和“四星级”标签。2014 年，62 岁的杨秀富放羊回家捡到1500 元钱，一路打听到寨口，还给了丢钱的游客。“我虽然穷，但不能昧了良心。”每当有人问起，杨秀富总是这样回答。
2014 年5 月，十八洞村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石爬专与村寨90 多名妇女一起参加了合作社。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公司提供绣品、负责收购，合作社农户负责加工，根据质量，每个绣品的加工费为20 至30 元。
除了是苗绣合作社的社员，石爬专还有一个新身份：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民，她和老伴各出资100 元入了股。
十八洞村土地面积较少，全村只有817 亩，人均不到一亩。
村民在有限的土地上首先考虑种水稻，没有多余土地种经济作物，这也是十八洞村多年没有脱贫的客观原因。
据花垣县委书记罗明介绍，按照跳出“十八洞”建设“十八洞”的扶贫思路，由十八洞村全体村民共同参股和苗汉子合作社合作，注册成立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有限公司，开发猕猴桃产业。
“按照专家提供的时间表，3 年挂果5 年进入盛果期。
十八洞村的每一个村民因为这个项目一年可以多收入5000 块钱。”罗明说。
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观光休闲游在十八洞村也开始起步。
43 岁的施全友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农家乐“成富家厨房”。
2015 年元旦，施全友迎娶了他的新娘。“虽然生意还没上正轨，但是比在外面打工好。”他说。
经过一年的精准扶贫探索，2014 年十八洞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2518 元，增长50％。
“鸟儿回来了、鱼儿回来了、虫儿回来了、打工的人回来了、外面的人来了，这是十八洞村‘5 个来了’目标，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就是十八洞以后的建设理念。”罗明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美乡村！”
（李丹）
65. 赵志雷“站”起来了
“赵志雷站起来了？”消息甫一传开，全村炸开了锅。
34 岁的赵志雷是河北省任县永三村人，几年前，因外伤脑出血他差点丢了命，此后也留下了后遗症，一直卧床不能动。“看着好端端的孩子一下子成这个样子，我心里不是滋味。”赵志雷的父亲赵平申告诉我们，一场大病把原本幸福的家庭拖成了贫困户。
转机发生在2017 年。
7 月，任县针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台账，组建55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抽调231 名乡村医生，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送医上门、免费义诊，为贫困户提供“家庭医生”式帮扶，从心理、治疗、护理、生活等方面给予个性化的“私人订制”指导，努力让贫困群众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村医张兆军成了赵志雷的签约医生，他和乡卫生院医生会同河北省眼科医院帮扶专家组成了签约服务团队，免费为赵志雷实施针灸治疗，为赵志雷测血压、测血糖、做心电图，提供免费体检、疾病预防等服务。
经入户摸底调查，任县771 户贫困家庭中有431 户贫困家庭像赵志雷家一样，被疾病拖垮了生活。
为减少患者支出，任县对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建立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保险二次报销＋ 民政医疗救助”等保障衔接，今年又为贫困群众每人缴纳290 元的扶贫健康保险，实行“打包”救助，以提高保障水平。今年以来，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报销179 人次，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95％ 以上，为贫困户减免医疗费用74 万余元。
任县卫生计生局局长王治国说：“通过这些措施，贫困户在家中就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需要转诊的患者，第一时间能够转诊到上级医院得到及时救助，有效化解了因看不起病，找不到上级医院大夫，造成小病拖、大病扛的难题。”
对口帮扶赵志雷的永福庄中心卫生院院长赵五岭说：“在对赵志雷建立健康档案时，签约医生团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避免引起并发症，还指导赵志雷多吃青菜、做菜少放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如今，张兆军和赵平申搀着赵志雷练习站立、行走已成了每天的习惯。
看着儿子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赵平申喜上眉梢：“我们家也离‘站’起来的日子不远嘞！”
（李继伟）
66. 通向乡村公共厕所的漫漫长路
62 岁的关福元坐在沙发上，悠闲地抽着旱烟，对于自家刚刚改建的厕所，他非常满意。
“冬天上厕所再不用遭罪喽。”他说。
关福元是四川南充市蓬安县锦屏镇西拱桥村人。他说，过去用室外旱厕，夏天气味大、蚊蝇多，冬天雨后路滑，老人容易摔伤。旱厕还污染地下水，影响村容村貌。
“这是抽水马桶，这是洗脸盆，厕所里还安装了热水器。”
关福元新改建的卫生间面积不大，干净整洁，墙上贴着瓷砖，和城里的卫生间没有差别。
卫生革命
2015 年，蓬安县对全县55 个贫困村实施“五改三建”工程，改厕被列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中国的厕所革命于2004 年启动，到2013 年，82.7 亿元被用于在贫困县建设新厕所。然而，要实现厕所革命的胜利，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四川大凉山昭觉县龙思乡日普村，贫困户约则火史家还没有厕所。 当记者问约则火史在哪里上厕所时，约则指了指屋后那片杂草丛生的树林。是的，那片树林便是日普村人的厕所。
据了解，日普村和乡上其他村落一样，村上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厕所，所在、所及的大自然便是村民们唯一的如厕场所。
在大凉山深处的高半山、高山的绝大贫困村落，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厕所，许多村民甚至连厕所的概念也并不明晰。
昭觉县县委常委李爱军说，由于贫困程度较深，这些村落在脱贫攻坚时首先是发展产业增加农民收入，而厕所属于更高层次的问题范畴往往较为滞后。李爱军说，下一步正打算整合县财政资金，保证全县281 个自然村落都至少拥有一个或者几个公共厕所。
在四川大凉山条件相对稍好的地区，厕所的概念初步形成，但恶劣的厕所环境，依然令人堪忧。
在普格县东山乡河东村，42 岁的阿达莫尔作由于2014 年丈夫突然病逝，带着三个孩子的她一下成了贫困户。在阿达家不到5 平方米的猪圈里，养着三头肥猪，而在铁笼外侧，两块石板搭在地上，那便是厕所。
东山乡乡长阿惹日古说，在当地村民的厕所都和猪圈、牛圈合在一起，条件环境大致相似。“不过很快就会好转了。”
阿惹日古说。乡上大多贫困户享受了户均补助35000 元的危房改造项目，正在家旁重新修建新房，“新房便会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
跨越鸿沟的支点
东山乡中心小学，教学楼整洁亮堂。校长保机三尔介绍，学校在全县乡镇算条件较好的，满足了全乡所有适龄儿童的上学需求，且师资、教学条件都还不错。不过，保机三尔坦言，学校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厕所。全校只有一个厕所，男、女厕所分设6 个坑位，不到十平方米。“一到下课时间，这样一个厕所根本就进不去。”
在海拔3400 米的阿坝藏羌自治州壤塘县吾依乡卡龙村，72岁的贫困户嘎尔果和46 岁多病的外甥女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劳动力的他们主要依靠国家各项政策补贴维持生计。2016 年初，政府补贴15000 元，经附近乡亲帮忙花两个月修建，嘎尔果住上了梦寐以求的新房子。走进嘎尔果位于山坡上的二层小阁楼，虽然陈设简单，但也整洁卫生。二楼最里侧的拐角，是嘎尔果家的厕所。
厕所两面通透，没有异味，地面拆掉的两块木板便是厕所的坑位，粪便由悬空处直接进入屋外的草丛中。嘎尔果说，对于排到屋外的粪便，他们并不会处理。
目前高原藏区大多地区同四川大部农村旱厕情况相似，拥有独立的空间，环境卫生基本良好，但往往缺少对粪便的有效处理，对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破坏。
四川省移民扶贫局副局长刘维嘉表示，厕所形态和社会发育程度、经济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当村民还在挣扎于基本温饱、就医就学等问题时，他们既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关注或改善厕所环境，相反，他们会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进而有更多精神上的追求。
四川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光伟认为，当前全国大力推进扶贫攻坚，在基础建设、教育、医疗、产业等系列扶持的基础上，应当特别重视对贫困落后地区厕所条件的改善。“小小的厕所蕴藏巨大的能量，它或许是实现脱贫攻坚、跨越城乡鸿沟的一个重要支点。”胡光伟说。
“当有一天，我们看到农村家家户户都拥有独立、干净卫生又环保的厕所时，那我们关于脱贫攻坚这场轰轰烈烈的大仗，也就基本取得了胜利。”刘维嘉说。
（王健 陈地）
67. 返乡青年创造奇迹
当中国中东部城市正被持续高温笼罩的时候，位于黄土高原群山深处的龙王坝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
“今年夏天太火了，除了普通游客之外，还有不少夏令营、观摩团、培训班等，窑洞宾馆和民宿常常一房难求。”焦建鹏说。
而在前些年，只有等到春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了，村里人气才会旺些。
龙王坝村所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是宁夏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它和另外五个县区一起，因为干旱缺水、山大沟深、水土流失等原因，被外界合称为“西海固”，并在1972 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今年37 岁的焦建鹏是土生土长的龙王坝人。1997 年，他怀揣着走出穷山沟的梦想，成为村里同年龄段少有的大学生之一。出人意料的是，几年之后，他却带着几百万创业资金“逆行”归来。
焦建鹏说，2001 年大学毕业时，国家已经不再包分配，于是他回到县城做起了广告、网吧等生意。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2010 年至2011 年，公司年营业额已超过1000 万。
“大学毕业后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尽量多赚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但慢慢地，他感到这种方式并不能完全让自己满足，特别是看到家乡一年两年还是那么穷，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2011 年，焦建鹏在电视上看到了全国林下经济现场会召开，敏锐地将这一新的产业模式和自己家乡联系起来：退耕还林后，村里有上万亩林地，而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已推开，为何不能“靠山吃山”？
再三考虑之后，焦建鹏不顾亲朋的质疑和反对，当年就回到龙王坝村流转1200 亩土地，成立了林下产业专业合作社，养殖生态鸡。两年之后，他又拓宽思路，新承包2000 亩农业用地发展休闲农业，种植牡丹和草莓大棚。
经过一番“折腾”，龙王村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林业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2014 年还上榜了“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但这离焦建鹏的梦想还有很大差距：“村子没有名气，好产品也卖不上好价钱，而且单纯的种养殖对村民就业的带动性也很有限。”
于是，打造旱作梯田景观，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扩展餐饮和住宿业务，焦建鹏把龙王坝村作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村三产融合的试验田。
“发展乡村旅游，绝不仅仅是开个农家乐那么简单，而是要让农村、农业、农民都能受益，在这过程中还不能让乡村失去乡土气。”他说。
修建集住宿与观赏功能于一体的窑洞宾馆和梯田民宿，用地方特色蔬菜西芹替代名贵花卉作为盆栽，用大红灯笼和玉米作为房前屋后的装饰……如今的龙王坝，更像是一个西北乡村风土人情的微缩景观。
立秋之后的一场透雨，把山上的植被冲洗得更加翠绿，薄雾笼罩着的村庄也增添了几分江南的神韵。沿着硬化道路步入村中，白墙灰瓦的民房错落地分布在两旁，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幅幅生动的彩色墙画引得游人驻足拍照。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有了自来水和硬化路，路灯也亮起来了，以前村里人都想着逃出去，现在外面的人却挤着来旅游。”村民焦炳南领记者走入他家院子去参观民宿，“这是今年刚装修好的，还带独立卫浴设施呢。”
旅游扶贫的效应正在龙王坝村显现。民房变客房，村民变员工、老板，目前全村已有200 多名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其中有20 多户搞起了民宿接待，户均年收入两万元左右。
数据还显示，2017 年，龙王坝村共接待游客13 万人次，全村人均纯收入由2013 年的2300 元提高到9200 元，村集体收入突破100 万元。
不同于追求村落风格上的“土气”，焦建鹏在经营和管理理念上一直坚持创新。他不仅吸纳了一批大学生加入公司管理团队，还把龙王坝村打造成了一个共享的创业平台。在这里，只要创业者能提供一份切实可行的、与乡村旅游有关的项目计划书，就可以获得办公场地、专家培训、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乡村要振兴，农村要有活力，就必须留住年轻人，所以我一方面是给他们提供创业平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扎根农村的信心。”焦建鹏说，目前已引入十家大学生创业企业，培育了创客咖啡馆、乡村酒吧、创意密室逃脱等项目。
返乡创业，需要脚踏实地，也同样离不开情怀。如今，作为一名致富带头人，焦建鹏感到肩负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
“说实话，现在赚钱可比以前开公司难多了，也累多了，但依靠个人奋斗能为他人带来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家乡发展助力，这种满足感是无法替代的。”
（赵倩 艾福梅 谢建雯）
68. 不再打猎的火枪手
和父辈一样，贾生想的生计主要靠一把枪。不过父辈用枪打猎，而他在表演时才扣动扳机。
“带枪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成年后都会得到一把枪。”这位苗族人说。
42 岁的贾生想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岜沙村。岜沙并非这个千年村寨本名的发音，只是没有汉字与之对应。
在苗语中，岜沙意为草木茂盛繁多之地。住在这里的，是一群被称为“最后一个枪手部落”的苗族人。
现在的岜沙，依然掩映在林木之中，放眼望去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虽然距离县城仅7.5 公里，却如同世外桃源。
岜沙村由5 个自然寨子组成，占地18 平方公里，约合41个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有2500 多名村民。传统上，村里人不外嫁，同姓不通婚。直到今天，村民离开家不会锁门，“夜不闭户”也不是传说。
岜沙女子多盘发于顶，以梳固定。男子则挽着名为“户棍”的发髻，出门身背腰刀，肩扛火枪。
“在过去，枪用来打猎和防身。”贾生想说，“人们不会觉得它危险，因为这里都是亲戚没有矛盾，有矛盾也不需要用枪来解决。”
他说，正因为岜沙人即便有枪，也从未发生过枪战或械斗，所以政府特批他们可以持枪，全国就岜沙一个特例。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出台枪支管理办法，一般民众不可携带枪支。然而，岜沙人持枪的传统得以保留，每把枪都在当地公安部门登记备案。只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他们不能再打猎了。
除了枪，保留下来的还有岜沙人对树的崇拜。
“孩子出生，父母就会为他种一棵生命树。”贾生想说。每年，岜沙人都会去祭拜自己的生命树。他一般在自己的农历生日四月十四日那天去，带着酒、米饭和腌鱼。
有人去世，亲友会砍倒他的生命树，做成棺材埋葬他，并在下葬处再种一棵树，让逝者完全回归自然。
如同树一样，岜沙人认为，人也要经常“修剪枝丫”才能成长得好，因此保留着用镰刀剃头的习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暂别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到原生态的地方旅行，岜沙人的一些特别习俗也成为表演项目。
在村口，岜沙男子排成两队，放枪迎客。在村里的小广场，男女村民表演苗族芦笙舞蹈。在游客惊讶的目光中，一名男子提起农具镰刀，三四分钟就能帮同伴将户棍以外的头发剃干净而不伤头皮。
村里有两支这样的表演队轮流演出，贾生想所在的队有130 多人。为此，旅游公司每天支付4000 元作为演出费。此外，全村506 户人家2015 年每户还分得1000 元的门票分成。目前村民人均年收入为7600 元，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石庆祥是少数从中看到商机并付诸行动的当地人。
他经营的枪手人家饭庄是全村第一家乡村旅店，从1998 年开张的家庭饭馆发展而来。前几年，饭庄每年接待近3 万人，2016 年已经达到5 万人。
“1996 年岜沙开始有外面客人来，但当时交通不便游客不多，主要是摄影家和画家。”他说。
石庆祥是护林员，每年农历十月到次年三月工作较忙，其余时候可以打理店。他说，2013 年起，旺季时店的净利润一天可达五六千块钱。他做护林员的月工资是4600 元。
为了帮助村民尽快了解服务业，从江县给没有任何旅游从业经验的村民提供了培训。石庆祥认为这很有必要。
“不培训的话，我们不懂很多规矩。培训后知道怎么对客人尊重，要询问是哪里人、什么口味，再来做什么菜。”
“枪手人家”有10 间客房，常常供不应求。
像这样的民宿在岜沙有七八家，都是当地典型的二三层小木楼，有的门口还晒着扎成小把的稻子和小红辣椒。
和外界的接触也让一些村民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兴趣，选择出去打工。
“现在有一百多人出去打工，主要是年轻人。大部分在县城，白天去打工，晚上回来住。”52 岁的村委会主任滚想丢说。 外出的年轻人往往不再保留户棍，免得与他人不同。滚想丢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
“我开大会说过，这是祖宗的东西，必须要保留，但是没用。”
他叹了口气。现在村里有一半人还留着户棍。
“我告诉他们，户棍没有，苗衣不穿，房子建成砖房，岜沙就没法发展了。”他说。
打工赚了钱的村民想修建砖房，村里要求他们的房子不超过三层，而且外面要贴上木板，保持传统的样貌。
传统，想放弃和想留住，都让滚想丢头疼。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2016 年10 月13 日举行。作为会场之一的岜沙村，打算建一些房搞接待，以后做成酒店。一些村民表示反对，村干部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做通工作。
很多村民不愿办旅社，因为不希望外人打扰，并且无法接受“让外来的男女混住在自己家中”，滚想丢说。
从石庆祥的旅社步行5 分钟，就是滚更道的家。27 岁的她正在门口用一束硬羽蘸上蛋清，反复刷一卷棉布，以便让它更挺括和有光泽。这在她看来不算劳作，只是收稻谷后“没事情，随便做做”。这卷棉布将用来给她丈夫做外衫，为此她自己种棉花、纺线、织布、染色和裁缝。
滚更道家的收入除了种粮，还有就是主要靠丈夫表演每月赚取的三四百块钱。一家年收入一万多元，要养活包括公婆在内的六口人。
她的长子9 岁，进门的木板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3 岁的幼子一直围在她身边。
“我想多赚钱供孩子读书，但是不知道怎么赚。”她说。
她最远去过从江县城，丈夫曾到北京演出，参观过毛主席纪念堂。
“我也想去看看北京的县城。”她说，“可是没人带我去。
我不认识路，不上学太久了，字都不认识了。”
她的儿子都在为扎户棍留头发。看到父亲的枪，长子也想要一把。
“但是买不起啊。”滚更道说。
表演用的枪是多年前一直传下来的。村里有一个做枪的师傅名叫王冷厚，但这几年已经不做了。
拨通王冷厚的电话时，他不在家，上山干活去了。
（白旭 黄燕 李惊亚）
69. “毕摩”家族的后人
微风轻抚过波光粼粼的彝海，密密的树林发出阵阵低语。
52 岁的“毕摩”沙马里姑仰望着面前的彝海结盟纪念雕塑，入了神。
“这是我爷爷。”许久，沙马里姑说。他手指的方向，是雕塑右侧一位身披“查尔瓦”（彝语，即斗篷）的彝族汉子形象。
仔细辨认，眉眼间，他们有些相似。
1935 年5 月，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途经凉山冕宁。彝海畔的“歃血为盟”使得红军和平通过彝区，留下了一段千古美谈。
雕塑右方的男子、沙马里姑的爷爷，便是82 年前见证这一历史瞬间、主持结盟仪式的“毕摩”沙马尔各。
“毕摩”，在彝语里的意思是“有知识的长者”，在彝族民众眼里，其身份犹如祭司。
出生在冕宁农村的彝族青年李雪峰仍记得小时候那些活跃在村里的“毕摩”：“他们懂古彝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会观星象。”
削瘦、黝黑的沙马里姑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的汉语里带着浓浓的彝腔，常常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彝语。而在他27 年的“毕摩”生涯里，主持的祭祀仪式数以千计。
“家里有人生病，人们会找我占卜，看看应该去什么方位求医；家里有远方归来的亲人，会请我去祈福；有人远行，也会请我去祈祷平安顺利；婚丧嫁娶，会找我算日子……”沙马里姑说。
沙马里姑珍藏着一本经书，那是一部从爷爷手里传下的老古董。纸张已经泛黄，又薄又脆，稍不注意，一些书页就散落下来。
18 年前，沙马里姑重新誊抄了一遍经书。“老经书上有很多古彝文，这些文字只有‘毕摩’才能看懂。我誊抄的时候把古彝文改成了现代彝文，便于以后子孙读。”他说。
“这些经文内涵丰富，有许多是关于人、动物、植物的起源，饱含着彝族先民对世界最早的认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二级译审王昌富解释说。
沙马里姑的师傅沙马马海与他爷爷是堂兄弟。“最初，师傅教的不是经书里的内容，而是一些做人的道理。”柴火噼啪作响，沙马里姑看着火苗，陷入了回忆。
从语言文字、天文历法、药学医学、风俗伦理、社会历史，再到占卜打卦和各种咒语……跟着师傅，沙马里姑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
“‘毕摩’家族的人，必须有后代继承前人的事业。爷爷、父亲、师傅，当了一辈子‘毕摩’，传到我这里，我也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沙马里姑说。
在过去，作为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毕摩”收取“毕筹”，往往家庭富裕。但现在，找沙马里姑的人越来越少了，他的家境在村里只能算中下水准。彝海村历史上有5 个“毕摩”家族，如今还在从事这一职业的只有两名。
不光在彝海村，整个大凉山的“毕摩”都面临着冲击。“一些‘毕摩’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维持生计。”王昌富说。
沙马里姑还在坚持。他说，“毕摩”一定要守着自己的家园。
沙马里姑家有6 亩地，种着土豆和玉米。2016 年，地里的收入不到4000 元。他和妻子偶尔会在家附近打些零工，补贴家用。老实、厚道、热心是村民对他的印象。村里哪家起了纠纷，也会请他去调解。
除了嫁到外乡的大姐，沙马家的男丁现在都居住在彝海。
虽然是“毕摩”世家，但全家至今没有定下一位“接班人”。
“下一辈一定要懂文化，我们就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现在已经过气了。”沙马里姑说，“人要相信科学，但是传统也不该丢。”
一些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学者也指出，应该更多地看到“毕摩”的文化价值。
沙马里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毕摩”文化博大精深，应该传承下去；另一方面，面对现实，他越来越感觉到这一古老职业的式微。
作为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彝族青年，李雪峰觉得，“毕摩”文化的传承，不能单纯依靠民间，还需要引导和保护。
“‘毕摩’文化的老传统是口口相传，一旦失去传承人，‘毕摩’文化就会断代。”他还说，“如果要抢救它，一些老规矩也需要突破。”
（吴光于）
70. 从大棚到校园：农民的营养餐工程
种了一辈子田的刘和忠从没见过初秋长出来的小辣椒。
“像这个季节，我们哪能种出这么水灵的辣椒？”他指着大棚里挂在枝头的细长小尖椒说。
69 岁的刘和忠家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杰村乡。有“红军县”“烈士县”之称的兴国，八十多年前全县23 万人中有8 万多人参加了红军，5 万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的兴国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2015 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24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849 元。
刘和忠的儿子儿媳外出打工，留下3 个未成年的孩子由老人照顾。他们种了5 亩水稻，一年下来除了自家吃所剩不多。
刘和忠患有肺结核和支气管炎，每月药费两百多元。而老两口除了每月400 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就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了。
按照赣州市关于中心城区菜篮子工程的规划，杰村乡蔬菜基地2016 年年初落成，规划1060 亩，已有近700 亩投入使用，成为兴国县的蔬菜生产龙头企业。刘和忠闲时就到基地干活。
蔬菜大棚是智能化控制的，需要人工做的主要是除草、施肥和采摘，一天工作8 小时他也觉得不怎么累。
“来务工的都是‘老弱病残’。”兴国季季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福华说。“他们劳动技能低，身边又有留守儿童要照顾不能走远。这份工作不但为他们每天增加60 元收入，还改变了他们的观念。他们像城里人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有了事情做，邻里纠纷也少了。”
53 岁的吴福华和农民打交道三十多年，曾长期任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管理过五六千人的村子。
“我做一个小村官，常思考为什么我就解决不了‘三农’问题。”他在蔬菜基地的办公室里一边轰赶着苍蝇，一边为访客沏茶。
“和其他农场主相比，我的长处是懂得农民的心理，懂得管理农民，知道他们贫困的根源。”他说。
吴福华说，外地现代农业起步早，赣州蔬菜市场的货源70％ 来自外省，但菜品成本高，也不够新鲜。本地种植可以溯源，更加可靠。
刘和忠和其他村民在基地接受培训，学习科学种植，知道了原来六七月份也能种辣椒。
基地和30 户贫困户签了约。按照赣州市的扶贫政策，贫困户可申请5 万元贴息贷款，这笔资金可以带到基地作为投资，享受分红。
“我们确保他们每年得到20％ 的分红，让他们吃定心丸。
一户5 万元入股，一年可以获利1 万元，对农村家庭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也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吴福华说。
此外，贫困户还可以将自己承包的一两亩土地转租给蔬菜基地，由基地按成本价提供良种、农药、化肥、技术等，而贫困户则出劳务。收获后，蔬菜基地统一收购，保证农户每亩获利1.5 万元。
吴福华认为，这对政府、公司和农户来说是多赢的：政府给企业发展机会，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履行社会责任。蔬菜基地解决了土地和劳动力问题，而贫困农民则利用空闲时间赚到钱，仅此一项农民一年就能增收近2 万元。
“关键是改变了思想观念，”他说，“通过这种模式激励贫困户主动脱贫。”
吴福华的蔬菜大部分进了超市，还有近3 成作为学生营养餐的食材供给了成都金源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兴国分公司。
金源鸿目前面向兴国全县424 所校点的10 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提供营养餐。标准是两荤一素一汤，因此公司每天需要2.4 万公斤蔬菜和6000 公斤肉。除了杰村乡蔬菜基地等9 个合作基地，公司还有1 个自有基地，雇当地农民耕种，每天工资是60 元。
作为扶贫的一种方式，金源鸿也收购贫困户种植的合格蔬菜。“他们可以把菜送到最近的校点，我们给他们一个兜底价。”
分公司经理李文说。
刘和忠的孙子在村小学上一年级，正赶上享受免费营养午餐。刘和忠说，自己天天看着这些菜长起来，不打农药，孩子吃了安全健康。
金源鸿有30 条运输线路，每天凌晨三点送餐车就出发了，平均每辆车要跑一百多公里。对于一些非常偏远的学校，送餐车隔天送一次，比如梅窖镇中心小学在黄沙村的和目教学点。
从兴国县城开车到这里需两三个小时。
和目教学点只设一年级。曾清华是唯一的老师，2016 年有5 名学生，2015 年只有1 名。她每周两次去中心小学取营养餐食材，然后骑40 分钟摩托车到达山上的教学点。
学生到校之前，曾老师会把米淘好放进电饭煲，课间时间去切菜，中午11：50 下课开始做饭。12：30 之前，孩子们就能跟老师一起吃上午餐。
2014 年之前，兴国县农村中小学课间有牛奶面包的营养加餐，午餐则是孩子们自带。但不少孩子家庭条件差，吃的很简单。
很多营养餐中的菜他们从来都没见过。
“这些小孩没怎么见过土豆，所以菜里的土豆他们就不吃。”
曾清华说。
陈凤材喜欢吃圆白菜。“有一种软软的菜我不爱吃。”他说。
这个六岁的男孩还叫不上木耳的名字。
尽管不爱吃，他也尽量把自己的饭和菜都吃光。“因为吃下去身体就能长大了，长得像爸爸一样高。”他认真地说。
陈凤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他只有放假才能见到他们。
“爸爸妈妈好辛苦的。”他像大人一样叹了口气说。“我长大了可以‘赚票子’。”他说，那样他和爸爸妈妈就不用分开了。
（白旭 黄燕 吴锺昊）
71. “农民瑜伽”为贫困村庄注入活力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怎么也不会将瑜伽与这个贫困村联系在一起。
在北京西北200 多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的许多农民从零基础练起，学会了形似瑜伽的各种动作。
近百人的队伍中，最年轻的45 岁，最年长的92 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2016 年以前根本不知道瑜伽是什么。
村民们练习的初期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有趣的是，这个第一书记此前也没练过瑜伽。
村子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玉狗梁村，处在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的坝上地区。
村子干旱缺水，农民靠天吃饭。村里没有小卖铺，流动售货车一周到村里一两次卖蔬菜和日用品等。
跟中国许多贫困村一样，村里的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剩下中老年人留守村中。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卢文震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沉寂。
中国提出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张北县是河北省十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河北省自2016 年起计划连续用5 年时间，从省市县机关选派优秀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52 岁的卢文震成为玉狗梁村党支部的第一书记。
“很多第一书记由于所在单位的优势能够给帮扶村带来资金和项目。而我，既带不来资金，也带不来项目，如何开展帮扶工作成为一道难题。”卢文震说。
一番思索后，卢文震定下了努力的方向：健康扶贫。让村民们活动起来，身体硬朗起来，村庄气氛活跃起来。
学音乐出身的卢文震，教大家唱“WU”（音）、打嘟噜（吐唇），帮助村民们练习呼吸，提高肺活量。
“但是，总这么唱也不行。在唱的过程中，我就带领他们活动胳膊、活动腿，做源于华佗创编的传统养生功法五禽戏的四肢爬行动作。”卢文震说。他还带领大家做扫院子、洗衣服、摇辘轳等各种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的动作。
一次，卢文震走访入户时，发现村民们有在炕上盘腿的习惯。
“我突然想到瑜伽。于是，我就在网上找瑜伽的文字、图片和视频，自己慢慢学，然后带着大家慢慢做，并把瑜伽动作的文字和图片发给大家，大家照着练习。”他说。
在卢文震的号召下，十几个村民跟着他练了起来。每天上午七点练一个小时，下午五点再练一个小时。
“刚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浑身都疼啊。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几十年也没做过这些动作啊，一个个龇牙咧嘴的。”59 岁的靳秀英说。
意想不到的是，卢文震坚持下来了，村民们也坚持下来了。
而且，队伍从原来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人，占村里常住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练习两个月之后，我的身体不疼了，越练越暖和了。”
靳秀英说。
村民们逐步掌握了金鸡独立、马步、平板撑、仰卧起坐、俯卧撑、倒立等一系列动作。
“我们的动作不能说是严格标准的瑜伽，很多结合了乡村生产生活特色，还有一些自创动作。只要大家活动起来，身体舒服就好。”卢文震说。
卢文震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地方叫玉狗梁”，上传村民们练习的照片和视频，记录他们进步的点点滴滴。
“这引起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关注，联系我询问相关情况，并给予认可和支持。”卢文震说。
驻村前，一天瑜伽都没练过的卢文震，如今已经获得了健身瑜伽教练资格证和裁判资格证。
66 岁的郭美珍说：“我有高血压，现在倒立都不成问题，也不头疼，心情可好了。”
72 岁的郭明说：“我们这个地方穷，练这个活动活动，身体好了，地里的活儿能多干点，给儿女减轻负担。”
一辈子不曾走出山沟的村民，因为“乡村瑜伽”，有机会参加省市组织的健身瑜伽比赛和“百姓大舞台”“春晚”等文艺演出。
靳秀英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她说：“过去，村民们干完农活就是聚在一起说闲话、玩牌、打麻将。如今，老哥儿几个，老姐儿几个在一起切磋动作。我们的生活更健康。”
乡村的治理方式也发生着改变。“过去，我们开会都叫不来人，如今到了时间大家都来锻炼，锻炼完了村干部就把事说了。
过去，有空巢老人生病在家别人都不知道，如今他到时间不出来锻炼，有人就会去他家找他。”靳秀英说。
玉狗梁村沉寂不再，愈发热闹了。随着人气的不断集聚，卢文震对扶贫工作有了新愿景。
“玉狗梁村主打‘健康牌’。针对土壤特点，我们今年试种100 亩藜麦，它是全营养食品，预计一亩地的收入近三千元，是过去一亩地收入的十倍。同时，吸引外地人前来观摩体验我们的‘农民瑜伽’，开发乡村健身旅游项目。”卢文震说。
（张涛 白林 白明山）
72. 独龙江畔的新鲜事
“大麻花，天津大麻花……”2013 年6 月底的一天，在偏居我国西南一角中缅边境的独龙江乡，小贩悠长的叫卖声回响于高山峡谷间。独龙族群众过去习惯于以物易物，商品观念淡薄。
千百年来听惯了滔滔江声的独龙族群众，对出现在独龙江畔的叫卖声倍感稀奇。
实际上，近几年，随着云南省整乡帮扶工程的推进，独龙江畔的新鲜事每天都在上演，正在一天天改变着独龙江乡的面貌。
—不再害羞，独龙族妇女当起了菜贩子。“不要小看独龙江边的叫卖声，对独龙族群众来说，这是学习做买卖的好机会。”对于小贩的叫卖，独龙江乡副乡长余金成这样解读。这两年，进独龙江的路好走了，外面来做生意的人多起来了，给独龙江带来许多新鲜事物，也让独龙族群众的商品意识渐渐萌发。
如今，走在独龙江乡政府前的街上，小超市、小菜摊、小饭店接二连三。35 岁的丙当村独龙族妇女毕珍兰，卖的是村里大棚种植基地里试种的当地菜。“我是独龙族妇女第一个出来卖菜的，去年第一次卖菜时心跳得厉害。”说起自己的卖菜经历，毕珍兰现在还有些害羞。
从怒江州扶贫办派来的帮扶干部李发朕，在丙当村带动群众种起了大棚蔬菜。菜种出来了，卖菜犯了难，当地群众没有人卖过菜，不会卖。找来找去，毕珍兰勉强答应。李发朕说：
“第一次卖菜时，毕珍兰背了一背篓菜到街上，背篓放在街边，菜也不摆开，也不招呼人买，别人还以为她是买菜的。下午把一篓子菜又背回来了。”
为了让毕珍兰学习做买卖，扶贫干部特意把她带到州里的菜市场，让她看看人家是怎么招呼人、讲价钱的。现在，毕珍兰卖菜渐渐自在起来了，“一次可以卖七八十斤，能卖200 多元。”
—不种苞谷，独龙族家庭搞起了农家乐。毕珍兰的丈夫李明才在蔬菜基地打工两年了，一个月可以挣到近2000 元。2013 年，他自己搞了一个大棚，种上了萝卜、茄子。“以前只会种苞谷，学了两年种菜技术，种好了自己吃，吃不了可以到街上去卖。”
李明才说。
实际上，这几年随着产业扶贫、技能培训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独龙族群众不再满足于种植传统作物，开始搞起了草果种植、独龙牛养殖等。最近，孔当村普卡旺村小组的独龙族群众准备开办农家乐。
走进普卡旺村小组，犹如来到一个“世外桃源”：背靠青山，前临绿水，新盖的13 户安居房整齐排列在山脚，户户房顶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由于环境优美，实施安居工程时，扶贫单位为每户配建了两个标准客房。“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为我们修路、建房子，我们自己要努力，把旅游搞好。”村民普清华说。
比起种苞谷，搞旅游接待是第三产业，复杂多了。虽然还没有正式开业，但普清华已经从方方面面准备起来了。以前家庭卫生不太讲究，现在特意请来了边防官兵教叠被子；为了搞特色餐饮，他准备养几头猪；为了推介独龙族文化，他正在村里组织跳舞队。“最担心的是说普通话，有点害羞，还要好好学。”
普清华说。
看好旅游商机的不止普卡旺村小组，孔当村党支部书记鲁江利说：“独龙江的景色如此优美，现在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正筹划着搞一个农家乐协会，让村民都能吃上旅游饭。”
—不再封闭，独龙族文面女要到外面看一看。如今，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驻地90 多公里，一大半的山路铺了沥青，但还是要走四五个小时。每年12 月至次年六七月大雪封山，独龙江与世隔离。
自从2012 年接通了光缆，独龙江不再封闭，与世界的联系突然拉近了。过去，独龙江转借西藏察隅的手机信号，只能同时接通10 多部手机。人们有急事，往往打不出去。现在，连独龙江新开的宾馆都用上了Wi－Fi，上网很方便。
走出大山，不能仅仅心向往之，还要真正到外面看一看。
自从1999 年独龙江公路通了，独龙族群众走向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去年，独龙江公路铺了沥青，剩下一段将来要改走隧道，不再翻山越岭了。
正在施工的隧道何时打通，是独龙江乡目前的热门话题，独龙族群众人人渴望着。“政府帮我们干了那么多事，我们独龙江现在什么都好了，隧道打通了，我最大的愿望是到外面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目前在世的独龙族文面女之一的肯国芳说。
独龙族是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现有人口5800 多人，绝大多数居住在怒江大峡谷北部以西的独龙江乡，这是一个集边境、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封闭半封闭特殊贫困区域。
为了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2010 年云南省启动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综合发展3 年行动计划，目前已投资8.7亿元，推进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六大工程”建设，成效显著。
（秦交锋 吉哲鹏）
73. 无声世界里的脱贫乐章
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洪家专就已经喂好了鸡和猪，来到自家开的农家乐忙碌起来。他一边摘菜，一边向身旁的妻子打手势，为一天的生意做准备。
洪家专是一名聋哑人。
49 年前，洪家专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中营镇白鹿村。这是一个“壁挂”在武陵山脉大峡谷中的小山村。村民出门就是大山，串个门都要翻山越岭，时间以天计。
20 岁那年，同村姑娘冉春菊认定洪家专为人本分、吃苦耐劳，不顾家人反对，与洪家专走到了一起。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给了洪家专夫妇晴天霹雳：天生聋哑。这一贫如洗的小家庭担子更重了一份。仅靠家里3 亩山地，连吃饱肚子都难。
那时候，每天凌晨5 点，天还没亮，洪家专就带着妻子，扛起锹，来到河边帮人挖砂装砂。一锹浸满水的河砂足足有二十多斤重，再装进拖拉机，得用尽全身力气。这份活虽苦，但也算有了收入，日子也有了盼头。
然而，命运再一次和洪家专开了个不小的玩笑。1999 年的夏天，洪家专在装砂时，不小心松动了拖拉机制动装置，摔进了河沟，自己左手骨折，拖拉机也“栽了大跟头”，老板要求赔偿。
这个家庭重新回到一贫如洗。洪家专将挖砂的全部积蓄都拿去修拖拉机，手就没钱治了。
2002 年，冉春菊又怀孕了。“这一次，上天开眼了。”冉春菊说，儿子出生后不久，她用手拍蚊子，沉睡的儿子被惊醒大哭起来。那一刻，洪家专和冉春菊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儿子带来的美好期待还未到来，命运的捉弄却来了。2006年的一天，洪家专上山砍柴，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这一次，左肩胛骨骨折，断裂的骨头突出一手指长。
同一只手，两次骨折，洪家专从此无法再干重活。从那一年开始，他们来到附近一家餐馆打工，洪家专当厨师，冉春菊负责配菜。“过一天算一天吧。”
2015 年湖北省林业厅和鹤峰县扶贫办的扶贫工作队进驻白鹿村，为洪家专等56 户贫困户制定了一系列帮扶措施，还专门指派一名干部对口帮扶洪家专一家，量身打造“脱贫计划”，送来3 只猪仔、210 只鸡苗和150 株猕猴桃树苗。
在扶贫队的支持下，洪家专借来1 万多元，在村委会广场上搭建一层简易板房，开起了农家乐。湖北省林业厅和鹤峰县扶贫办送来消毒柜、烧烤机和桌椅。
村委会广场旁有个小瀑布，夏季不少人来这里冲凉游泳，戏水之后再吃个烧烤。这也是洪家专的主要生意。
农家乐生意起来后，洪家专赶紧让女儿女婿搬回娘家，帮忙打理。女儿洪亚琼远嫁到重庆，女婿同样是一名聋哑人。“其实是想帮帮他们，不让他们再受我们受过的苦。”冉春菊很清楚丈夫的用意。
洪家专的扶贫帮扶手册上记录着这样一组数据：2017 年，家庭总收入36872 元，其中，经营收入2 万元，红薯300 元，茶叶2000 元，养猪2400 元，低保金9600 元，残疾人两项补贴1800 元，耕地和公益林补贴各185 元和587 元。
洪家专夫妇在后山种植了3 亩猕猴桃，“明年就能结果，收成好可以卖到2 万元。”
冉春菊说，儿子读初三，学习成绩不错。夫妻俩早有约定，不论吃多少苦，都要供儿子读完大学，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017 年10 月，洪家专向村委会递交了《贫困户脱贫确认书》，并经过验收确认，正式脱贫了。
（徐海波 伍欣）
74. “像杀猪一样画画”
只要村里没有猪要杀，46 岁的屠夫陈爱惠都会沉浸在她的艺术世界里，绘画古老房屋和木制廊桥。
陈爱惠生活在中国东南福建省屏南县一个叫漈下的偏远村庄。2015 年，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打破了她日复一日的乡村生活，他声称要教会这里的农民画油画。
这个陌生人叫林正碌，他宣称“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动员村里每个人都去他的培训班。但大部分村民都对这个大胆的实验避之不及。
“我想他要么是在取笑我，要么是想骗钱。”陈爱惠说，“我们乡下人怎么可能像艺术家一样画画？”
但林正碌没有放弃。为了表现诚意，他承诺给村民免费的艺术教育，甚至连画布和颜料都免费。
为了不忤逆他的好意，暑假来临时，村民们把孩子送到他的艺术教室。让他们吃惊的是，没过几天，孩子们真的创作出简单的画。
让这些父母更为吃惊的是，几天后，来自大城市的画商和收藏家把孩子们的画买走了，每张200 元。
很快，大人们也开始学画画了。和其他即将成为艺术家的农民一样，陈爱惠发现学一门新手艺并非易事。
等她坐到画架前，手里握着画笔，她怎么也下不了笔。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画笔比杀猪刀还要重。”陈爱惠回忆道。
“我很紧张，额头上都是汗水。”
林正碌告诉她：“你平时怎么杀猪就怎么画。”她照办了。
迈出第一步以后，她很快爱上了这个新职业。现在她已经画了近100 幅。
林正碌的课上没有透视法、构图或配色，他唯一教的是“你想画什么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唯一的要求是“把画布涂满”。
虽然听上去有点怪异，但这个方法确实奏效。最高峰时，漈下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画画，一些农民还把他们的老宅或仓库改建成画室。
尽管这通常被认为是小资的消遣方式，在村庄也蔚然成风，一些人甚至从中获利甚丰。
陈爱惠的邻居黄余清靠卖画挣了两万多元，这比她开杂货铺和理发店赚的还要多。
她用卖画赚的钱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学会了在微信等社交软件上卖画。现在她的画最多可以卖到3000 元一幅。
村民们收获的不仅是金钱。通过画画，村民们培养了艺术品位，同时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
“村里打麻将的人少了很多，大家有空都忙着画画。”黄余清说。
很快，这座偏僻的小山村因其农民艺术家闻名遐迩。每到周末，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画商、教授和外国人成群结队来到漈下村。
他们中一些人留了下来，一住就是几个月，和村民们一起画画、一起生活，这里成为他们逃避城市喧嚣的宁静港湾。
黄余清说话时，不时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这是她跟来访的外国人学的。“我很高兴能和他们交朋友。”她说。“画画就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
一些外出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年轻人也纷纷回到了村里。
姚媛媛曾在沿海城市厦门的一家科技创业公司工作，回村里学画画之后就留下来了。现在她也是林正碌艺术培训班的助教。
为了满足外来客人的需求，一间咖啡屋在村里一大片老屋中间开张了。偶尔，一些农村妇女也会光顾这里，带着蹒跚学步的幼童品尝异域风味。
“对于村民来说，画画是帮助他们树立自信的一把钥匙。”
林正碌说。“所谓艺术，就是帮弱者变强，给村民以力量。”
高金美如今已是84 岁高龄。一年前，林正碌把她从病床上“拉”出来，加入了他的艺术项目。现在，她已经画了300 多幅画，卖出去一万多元。
“画画是治我高血压最好的药物。”她说。“我现在感觉自己不像80 多岁，而是像18 岁。”
林正碌认为他的艺术公益教育能给农村带来“人性的解放”。
他计划在五年之内，让屏南县所有村的农民都学会画画。
（张逸之 彭培根 王健）
75. 油茶梭子粑，古道兴农家
岔山村的一天是在炊烟中开始的。天还没亮，村党支部书记杨志魁一家就忙碌起来。铁皮大锅架在灶上，炉膛里的枯竹不时发出一两声爆响。把生粉煮成熟粉饼，是制作梭子粑粑的第一道工序。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岔山村位于广西与湖南交界处，早在秦汉时期就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入口要冲。潇贺古道穿村而过，是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通道。
得交通之便，岔山村一度是颇有名气的贸易村，古道两旁店铺林立，“长盛”“元吉”等老字号至今依稀可辨。
“以前，周围的人都到我们这里来‘赶闹子’（方言，意为赶集），热闹得很。”开米豆腐店的村民何兴有说。
时过境迁，随着古道的衰落，岔山村也渐渐被人遗忘。统计显示，全村224 户居民中有100 户是贫困户，贫困发生率将近40％。
“以前村里为了耕田养了很多牛。石板路上到处是牛粪。
碰到雨天几乎没地方下脚。所以人们都把这里叫作‘牛屎街’。”
曾在岔山村插队的知青陈鲁莎说。
朝东镇党委书记汪溪泉至今难忘第一次夜访岔山村的情景：
“几乎成了空心村，整条街上只住着两位老人。路旁都是黑乎乎的老房子，没有灯，很吓人。”
不过，当地政府看中的恰恰是这条老街和这些老房子。“朝东镇有一批坐落在潇贺古道沿线的古村落，这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优质资源。”汪溪泉说。
2016 年6 月13 日，杨志魁的爱人和村里六家贫困户一起创立的油茶店开张营业，主打美食是油茶和梭子粑粑，这是岔山村近几十年来第一家旅游餐饮设施。
“没想到，开业后却没有顾客上门。做好的粑粑卖不出去，又不能久存，只好拿去送给亲友。”杨志魁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心中的忐忑仍难以忘怀。
“贫困户都盼着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又害怕风险，如果这家油茶店倒下了，再搞别的项目大家就会更没有信心。”汪溪泉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汪溪泉决定把岔山打造成全县第一个商业级免费WiFi 覆盖的古村落，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
依托新媒体的传播和传统媒体的关注，岔山村迅速“火”
了起来。每逢节假日，村口都停满了悬挂广西、湖南、广东等地车牌的游客车辆，甚至沿着村路一直排放到邻村。
“这里的古道、古楼更有味道。”来自佛山的翁女士说。
“这里的梭子粑粑很好吃，想带一些回家给大家尝尝。”
一位来自湖南的游客一下打包了50 个粑粑。游客太多，岔山村的梭子粑粑经常供不应求，需要提前预定。
2016 年下半年，岔山村接待游客量突破7 万人次。昔日堆柴放草的老房子被整修打扫，变成了油茶馆、农家乐、凉粉店。
“现在再没人管这里叫‘牛屎街’了，我们这里是‘黄金街’、旅游街！”何兴有说。早上4 点，他就起来赶做米豆腐。
“最忙的时候四个人一起给客人盛米豆腐都忙不过来。”他说。
端午节，供游客免费休息的读书吧建成开放。在岔山村，游客还可以免费参观民俗体验馆、潇贺古道文化展示馆、知青馆、岔山博物馆等多个景点。
“汪书记，我想做一些荞麦烤饼，你觉得游客会不会爱吃？”“这是我家新做的钵仔糕，一块钱一个”“汪书记，我想把店名改成‘五朵金花油茶社’，你觉得好不好？”村民们对汪溪泉很信任，有了新设想都纷纷找他讨主意。
“一年前开第一家油茶馆的时候，动员了好几次都没人响应。你看，现在大家的创业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这就是扶贫先扶志，这就是产业扶贫。”汪溪泉说。
夜幕降临，游客渐渐散去，古道山村重归宁静。不过村民们还顾不上休息，他们还要打扫店面，准备第二天的食材及馅料。
不一会，花生和芝麻的香气便开始在光滑的石板路上弥漫开来。
（王作葵 钟泉盛）
76. 免费澡堂进村庄
2 月1 日，农历腊月十六，傍晚时分，在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风景名胜区杀虎口村，村民李四红收拾完自家院子，满心欢喜地走进村委会隔壁的公共澡堂。
贫困村建免费公共澡堂，杀虎口村在右玉县还是头一分。
乳白色的外墙、青瓦垒建而成的斜坡屋顶，配之富有古典气息的保温窗户，澡堂古色古香且略带江南风韵，屋顶两台硕大的太阳能热水器更是让人看着舒心。
今年55 岁的管理员刘月新正在澡堂更衣区打扫卫生，见李四红走进澡堂，他赶忙搭话：“老李，今个天这么冷，怎么想起来洗澡了？”
“这不腊月都过了一半，今天收拾了一下院子，落了一身灰，洗个澡也舒坦一下！”李四红笑着说道。
澡堂更衣区，深红色的衣柜一字排开；再推开洗浴室的磨砂玻璃门，十来个淋浴喷头一个挨着一个；墙壁和地面上白黄两色瓷砖，显得浴室分外整洁。
“自打去年10 月份澡堂开业后，每天来洗澡的村里人是络绎不绝，大伙都说，澡堂是又暖和又干净，热水也足！关键还免费！”刘月新高兴地对记者说。
在免费澡堂建起来之前，杀虎口村并没有公共澡堂。村里人冬天想洗澡，最近也得跑到邻近的右卫镇，有时甚至得到30公里外的右玉县城。右玉的冬天天寒地冻，成年人去洗个澡回来都有可能感冒，更不用提老人和孩子了。
村里的群众冬天洗澡难，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驻杀虎口村的扶贫工作队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在扶贫队的大力支持下，仅用半年时间，一座崭新的澡堂就建好了。
“老刘管理澡堂认真负责，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澡堂开门之后，不光自己村里的人来，有时周围几个村的村民也来，挺受大伙欢迎。”杀虎口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再茂说起刘月新负责管理的澡堂，一直赞不绝口。
在杀虎口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书记王军芳记忆里，杀虎口村的公共澡堂正式启用当天，村民们欢欣鼓舞，自发为这座澡堂办了一个极具乡土气息的开门仪式。管理员刘月新更是从家里搬出了两盘准备春节放的2000 响红皮爆竹，现场燃放。
“就是图个喜庆嘛，大伙都觉得这是俺们村里的一件大喜事。一个澡堂解决了村里人多年来冬天洗澡难的大问题，俺们真是打心眼里感激中铁十二局驻俺们村的扶贫队。”说起驻村扶贫，刘月新难掩感激之情。
（袁兆辉 辛泰）
77. 高铁驶进秦巴山
种茶已有20 年的王有泉最近有个新习惯，每天清晨，总喜欢站在自家茶园最高点远眺。顺着目光望去，隐约可见一座全新的高铁站和不时疾驰而过的高铁列车。
“像条小白龙一样！”王有泉指着远处颇为期待地说，“现在我就盼着西安到成都的高铁早点开通，想体验飞驰的感觉！”
王有泉的家乡位于陕西西南部的汉中市宁强县，这里北依秦岭，南枕大巴山，是秦巴山核心地区。
秦巴山是秦岭和大巴山的简称，是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这里跨越六个省市，致贫因素复杂，也是中国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中涉及省份最多的片区。
为了支持这一深贫地区脱贫，2012 年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改委颁布了《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明确要“将秦巴山片区建设成为区域交通重要通道、循环经济创新发展区、科技扶贫示范区、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区和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2012 年，起于陕西西安、终至四川成都的西成高铁开工建设。经过五年高难度建设，这条铁路于2017 年底前开通运行。
西成高铁全长643 公里，设计时速为250 公里。开通之后，成都与西安两地的铁路旅程将由约16 小时缩短到3 小时左右。
沿线的诸多贫困地区将一步跃入高铁时代，其中包括王有泉的家乡宁强县。
“过去，宁强人到西安，汽车最少需要5 个小时，火车则需要八九个小时。”宁强县交通局副局长鲁长虹说，“高铁开通后，宁强到西安只要1 个多小时。”
意识到高铁将带来机遇和新生活，王有泉正在计划将自己的2800 亩茶园建为集观光、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点，同时将在宁强青木川古镇打造茶文化体验馆和博物馆。
“我们的茶园距离高铁站只有2 公里，高铁开通后游客肯定会增加。”王有泉说，“等到茶文化馆和博物馆建好，初步计算将带动500 个贫困户脱贫。”
随着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络的逐渐形成，许多过去不通火车的贫困山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距离宁强150 公里外的朱鹮之乡陕西洋县，也是西成高铁的停靠站点之一。
在洋县傥水河边随处可见悠闲嬉戏的朱鹮，北方少见的江南水乡风光让人倍感宁静和谐；而在离傥水河不远的草坝村的朱鹮湖果业专业合作社，48 岁的牟玲彦和工友们正忙得不可开交。
在机器轰鸣的厂房里，牟玲彦一边向榨油机里添加菜籽，一边叮嘱丈夫用油槽接油、用桶收集废渣，夫妻俩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在另一处厂房里，工人们手底下也一刻不停，紫米、黑米等农特产品已包装好，堆放成山。
“西成高铁离我们村只有3 公里，高铁一开，不知道要来多少游客呢，不抓紧准备咋行嘛！”草坝村支部书记刘煜华满是激动地说。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牟玲彦这样居住在秦巴山区深处的百姓来说，落后的出行条件曾困住了他们致富的脚步。
草坝村人对路的渴望一刻也未停歇。从小在草坝村长大的刘煜华说：“2005 年起，村里男女老少就都开始修路，先修了千亩梨园旁边的6.3 公里道路，用了近两年时间让香梨能运出去，然后修了6 年通村入户路，让村民能干净地走出家门。现在我们草坝村人就盼着高铁通车呢！”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游客，草坝村已经在村里选择了100户农户作为首期农家乐户进行培训，同时新建了民宿和游客服务中心，准备接待往来旅客。
洋县文物旅游局副局长卢树森说，高铁不但将让大山深处曾经“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农副产品远销各地，还将重构旅游业格局。
“我们正一边深度开发当地的旅游景点，形成集群效应，同时也在不断新建和完善民宿、农家乐，让游客能玩得好，让当地群众能加速脱贫。”卢树森说。
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沈虹冰 石志勇 张斌）
78. 贵州辣椒销全球
50 岁的中国山区农户游少平没想到，她种的辣椒能卖往平常只在电视里看得到的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
游少平生活的地方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虾子镇兰生村，距中国西南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中国辣椒城8 公里。作为远近闻名的辣椒村，当地一半以上的耕地种植了辣椒。
从清朝康熙年间，贵州山区农民种植辣椒“用以代盐”，到乾隆年间“种以为蔬”，厚重丰富的辣椒文化和持续稳定的辣椒种植面积，促成了遵义虾子镇辣椒交易市场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之一。
“我们村种出的辣椒个匀饱满、品味温醇、香辣协调，热销国内外市场，每斤干辣椒价格一直稳定在12 元左右，由于辣椒品质好、不愁卖，村民种辣椒的积极性一年强过一年。”兰生村党支书苟寿先说。
据他介绍，为保证辣椒品质，兰生村种植的辣椒全用牛羊粪施肥，不打农药，全村年产干辣椒1600 多吨。
为支持游少平这样的贫困户种植辣椒、脱贫增收，当地政府从2015 年开始，对全村20 多户种植辣椒的贫困户每年每亩给予300 元的农资补贴。
游少平通过辣椒种植，相继供起3 个孩子所需的大学费用，并将于今年脱贫，成为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励志典型。
“因种植辣椒带来生活改变的不仅游少平一人。作为中国七大辣椒主产地之一，遵义市常年种植辣椒200 万亩以上，12万户贫困农户通过辣椒种植人均增收2400 元，辣椒正成为贫困地区群众脱贫增收的‘希望椒’。”遵义市市长魏树旺说。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贩卖辣椒的农民经纪人王永方，从刚开始一年收购两三百斤辣椒贩卖到四川、重庆等地，到如今一年收购50 万斤辣椒，并将其中的10 万斤销往加拿大、美国、韩国等10 余个国家和地区。
“得益于互通有无的世界贸易，我们山里的小辣椒也做起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大生意啦。”王永方感慨地说。
据中国辣椒城销售部负责人汪建介绍，中国辣椒城年交易量达3.75 万吨，其中有6000 吨左右为印度、缅甸、韩国、墨西哥等地生产的辣椒，这些辣椒经加工生产之后，再售卖全球。
“在我们虾子镇，有近千名农民经纪人活跃在印度、墨西哥、缅甸的辣椒市场，他们将这些外国辣椒运到中国辣椒城交易。”
王永方说。
目前全世界有2／3 的国家种植和食用辣椒，食辣人群比重已超过20％，全球辣椒贸易额近300 亿美元。
这些中国农民因种植辣椒而生活日渐红火，而中国与世界各国同样火热的辣椒贸易，也吸引着世界产椒国和国际商界的高度关注。
墨西哥商务委员会负责亚太业务的对外贸易主任、墨西哥驻华商会CEO 萨尔瓦多最近在遵义参加辣椒博览会时表示，随着辣椒功能、用途的不断拓展，全球食辣地域、人群的不断扩大，全球辣椒市场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和墨西哥都是辣椒生产大国，两国美食文化深厚，尤其“辣粉”如云。近年来，墨西哥辣椒产品漂洋过海到中国越来越多，而中国产辣椒也开始回归美洲故里，受到当地食客的欢迎。
据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执行会长戴中久介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辣椒生产国和出口国，辣椒种植面积超过2000 万亩，占世界辣椒种植面积的35％，辣椒近3 年平均年产量约为2800 万吨，占世界辣椒总产量的46％。
2016 年，中国出口辣椒26 万吨，金额达到4.9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加42％和46.8％。
（李平 黄勇贤）
79. 以粮作画的农民富起来
对于寿东村的村民们来说，粮食不仅仅是食物，还是可以用来制作精美拼贴画的原材料。通过“粮画”，这个曾经贫穷的村子富裕了起来。
寿东村位于河北省，曾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没有任何自己的特色。村里很多男人都进城务工了，留下妻子、老人和孩子在家。如今，通过用谷物和干豆作画，家庭主妇也能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家赚钱。
村民石仙巧说：“我很自豪自己作画赚的钱足够养活家里，我不需要再找丈夫要钱了。”
粮画是将小麦、大米、豆子等各种各样的粮食作物粘在底板上制作而成的。这个“粮画小镇”共有180 户人家，目前已经有80 户加入了粮画制作队伍。除了家庭主妇，一些男村民也被这个新兴手工艺品所带来的效益吸引回来；每个“画家”的月收入大约是2000 元，而这仅仅是利用务农和照顾家庭之余的闲暇时间赚取的。
2014 年3 月，张海增从馆陶县来到寿东村，将这个工艺教给了当地的村民。从此，寿东村开启了它的粮画之旅。
张海增是一名艺术系毕业生，2008 年用树皮、棉花和绿豆粘出了他的第一幅粮画，在这之前，他做过广告设计、焊接工、保安和出租车司机。
“我想着就算我每幅画只赚一块钱，我也很快就能买房买车。”他回忆道。可不幸的是他的那些画很快就烂掉了，因为胶水和粮食并不相容。
他试过一百多种胶水，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办法。然后他意识到，尽管现在能作画了，但却没有地方卖掉那些画。张海增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只卖出去一幅画，还是以260 元的价格卖给我的一个朋友。”
2009 年9 月，一场县里的展览改变了张海增的想法和命运。
“那时候我已经跟家人说要放弃作画了，突然展览上出现了一个顾客，提出要买我八幅画”，他微笑着回忆道。
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张海增向当地县政府提出要一块地作为创作基地。最终，他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在县城的工厂，只有在寿东农村的三间小屋。
“这对农村扶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馆陶县县长谢继炯对张海增说，“把工厂建在村子里，不仅降低了土地租赁成本，也解决了当地的一些就业问题。”
张海增的工厂目前占地0.8 公顷，每年获利可达约5000 万人民币，吸引了其他省份的行业竞争者，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
粮画同样也吸引了游客。现在村里到处都是咖啡厅、旅馆和纪念品店。游客们还可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亲手制作粮画作为礼品来馈赠亲友，这个活动尤其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
据村委会主任张富仁所说，随着这项活动的成功开展，寿东村的人均收入现已达到15000 元，成功脱贫。
看到了拼贴画的商机，石仙巧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并打算继续扩大规模。
“我计划在一个全新的空间和办公室投资约50 万元，把目前的办公场所建成家庭旅馆。”她说。
（吕秋平 范世辉）
80. 帕米尔牧羊人的最后一个游牧之夏
“照相了！照相了！”
听到远处传来的喊声，库瓦提·萨热拉上儿子，快步向毡房旁的大石头走去。这是村民约定的第一次合影，也是他们在夏牧场上的最后一次合影。
库瓦提·萨热是新疆阿克陶县克孜勒陶乡喀拉塔什其木干村牧民，他夏季放牧的“铁日孜窝孜”牧场海拔4100 米，是古丝绸之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通道之一。
守着丝路古道，上千年来，这里的柯尔克孜牧民们却始终没能摆脱贫困。
每年牧民都要骑着马和毛驴，带着全部家当，赶着牛羊，沿着古丝路翻山越岭、蹚河过涧，四处转场。整个帕米尔高原，像这样生活在深山中的柯尔克孜族牧民共有两三万人。
这里，拥有牲畜的多寡决定财富的多寡，然而，瘠薄的草原却无法养活太多牲畜，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要揭不开锅。
20 岁结婚时，库瓦提·萨热从父亲手中分到30 只羊，21年过去，他的羊仍旧是30 只，虽然这里的羊是远近闻名的帕米尔有机羊，但由于远离市场，收购的人把价格压得很低。
“养羊不挣钱，可是不养羊又能干什么呢？”库瓦提·萨热无奈地说。
库瓦提·萨热只能把摆脱贫困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
2015 年，他把7 岁的小儿子加尔肯那勒·库瓦提送到乡里的小学寄宿读书。
妻子不愿意，又拗不过他。自那以后，夫妻俩每个周末都要下山给儿子打电话，来回需要两天。“我只能放一辈子羊了，可孩子得有新的生活。”库瓦提·萨热说。
南疆是新疆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平均海拔3000 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是南疆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重重山脉将柯尔克孜牧民的居住点切割成碎片，撒在沟壑深谷间，阻断了交通，也阻断了发展。因此，易地扶贫搬迁，成了牧民摆脱贫困最后的“救命稻草”。
几天前，县里的搬迁方案传到了“铁日孜窝孜”夏牧场，计划从2018 年开始，到2020 年分批把牧民们搬迁到平原地带，由政府为他们提供免费住所和蔬菜大棚，并通过劳务输出、就地就业等方式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最终只留少数人“固边守土”，为大伙“代牧”。这一方案得到了牧民的一致支持。
2017 年的夏天，对很多人来说是他们在夏牧场生活的最后一个夏天了，下山前，村里专门组织了叼羊比赛和草原聚会以作纪念。
叼羊比赛一开始，看到年轻人绝尘而去，71 岁的阿拜·阿布都拉就止不住心痒难耐，跳上马背—这可能是他在草原上最后一次叼羊，当年他外号“大手掌”，可是牧场上最厉害的叼羊选手。
虽然对高山草原恋恋不舍，但是老人知道，自己的心脏病已不适宜在高原生活。因高寒缺氧，很多牧民都患有心脏病、风湿、关节炎等疾病。近10 年来，有25 个人因为生病来不及送医死亡。
加尔肯那勒·库瓦提双眼死死盯在叼羊的骑手身上，库瓦提·萨热知道儿子身为一个牧民孩子对骏马的渴望，但这种遗憾只能埋在心底！
约隆会（柯尔克孜族歌舞聚会）上，库瓦提·萨热的妻子端来了传统美食卡特拉玛（酥油卷饼，柯尔克孜族传统食物），还有村民端来了抓饭和清炖羊肉。牧民们已经按户排好了宰羊的时间表，最古老的分食传统在这里依然延续着。
19 岁的草原歌手买买提阿克木·阿不都热扎克拉着手风琴、唱起《蓝天下的草原》，“我用彩笔绘就了你，我展翅翱翔的小鹰，我对你永生承诺，一辈子与你相随”……歌声里，喧闹声低沉了下来，一些女人悄悄抹起了眼泪。
夕阳西下，牧民们簇拥着遥望巍峨的慕士塔格，他们相约在下山前照一张合影，留下他们在夏牧场最后的记忆。群山环绕间，夕阳给雪山镀上了金边，通往山下的山谷牧道也更加明亮……
（阿依努尔 宿传义 江文耀 冯太阿）
